冯佳[1](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研究指明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赵涛[2](2019)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与慈善团体关系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说明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为巩固新生政权,国民党提出以社会建设代替民众运动,试图消解民众团体的革命性。慈善团体作为民众团体的一员,即在该政策指导下被纳入国家体制内予以监管。在训政体制下,国民党政府对慈善团体的监管坚持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党部优先于政府的原则。国民党政府监管慈善团体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注册立案、财产监督、募捐规范等方面。在善团立案注册上,北京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的发展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凭借其社会合法性得以长期存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求慈善团体进行注册立案,赋予其法律合法性,结果遭到各善团的消极抵制。训政体制确立后,国民党党部也开始插手善团立案,派党员指导慈善团体的组织工作,试图将其纳入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这更引起各善团的强烈不满。因此,尽管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多次要求慈善团体注册立案,并三番五次地进行申斥,全国善团注册情况仍不容乐观。就财产监督来看,慈善团体向来坚持财产管理自主、使用自主,而国民政府则要求定期进行财产呈报,并试图干预慈善团体的财产变更与使用,结果遭到各善团强烈反对。事实上,政府进行财产监督,甚至整理善团财产,并非完全出于控制善团的目的,而是以改革善团财产管理的弊病为出发点,让其实现财产管理的科学化,促进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在募捐方面,社会募捐是善团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多数善团的主要经济来源。然募捐因缺乏监管,假借慈善之名中饱私囊时有发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并有损善团名声。为此,国民政府从善团与社会两方面进行监督,善团募捐须呈报主管官署备案批准,同时对社会不法募捐分子进行严厉打击。此外,一些慈善团体也主动请求政府对募捐过程以及款物的使用进行监督,利用政府公信力换取社会大众的信任,进而募集更多的慈善资金,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与商会、农会、工会这些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民众团体不同,慈善团体属于非政治性服务社团。因此,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监督法规及其具体实践主要是对善团内部管理及外部活动加以规范与引导,其监管政策相当具有弹性。为鼓励慈善团体办理慈善事业,政府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并给予荣誉奖励。经济支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给予善团经常性的经费补助,一般数额相对较少,也未普遍实施,但作为一种激励政策,一定程度上维持并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二是税收减免,平时主要对土地税、房捐、所得税等财产税进行减免。在灾荒时期,则对慈善团体的赈品采办、运输及电报发送进行税费减免,有力地支援了慈善团体办赈救灾。对于办理慈善救济事业成绩突出的善团,政府往往授予不同等级的奖章、匾额,以示鼓励。为给慈善团体提供良好的救济环境与有利的发展条件,政府从各方面对其进行保护。比如打击善棍,维护其名誉;保护其财产不被党、政、军各部门征用;保护其人员人身安全;甚至对慈善团体的标识予以保护,承认其独占权。在大灾救济中,为实现救灾资源的整合与优化,政府往往与慈善团体分工合作,充分发挥慈善团体的力量与优势。然在合作过程中,双方有时难以做到各安其位,致使发生矛盾,甚至引发剧烈冲突。因此,两者之间如何建立与维护合作关系,一直是国民政府与慈善团体双方探讨的问题。
方振远[3](2018)在《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控制模式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托行业具有经济调整结构“缓冲垫”功能,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繁荣稳定,为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量,但金融行业的发展往往都伴随着风险问题,信托业更是如此,具有很高的风险。如今信托监管体系日渐完善,“一法两规”确立行业监管的基本框架,“一体三翼”则确立了监管组织体系,监管制度也在信托保障基金、信托登记等方面取得突破。但我国信托业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定位不明确、经营不规范、风险意识不强、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2017年以来,信托公司频“踩雷”,很多信托计划出现兑付风险,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被曝有上百亿信托计划存在风险。这间接说明了信托公司在开展业务时,部分项目的风险控制形同虚设,并不能很好的起到真正的风险把控作用。信托业本来就是一个利薄的行业,若是出现项目风险,则信托公司本身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2017年11月一行三会及外汇局共同颁布的“资管新规”,一万多字的新规,“风险”一词被反复提到,防控金融风险的决心之强毋庸置疑,并且规定要打破刚兑,禁止产品嵌套,降低杠杆比例等,这般如此,信托公司无疑只有通过更强的管理能力和品牌信誉度才能获取到投资者的青睐。本文共分为五大章节。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文献综述等。第二章介绍了信托公司风险控制模式的现状,分析了我国信托行业的发展情况,介绍了信托公司风险控制的三大经典模式。第三章阐述了我国信托风险控制模式的问题及成因,立足于我国信托业的实际情况,查阅文献资料,分析目前信托公司风控模式的问题,归纳相关形成原因。第四章对中江信托公司的风控现状和某个具体信托产品进行的案例剖析,对其项目进行基本要素介绍,回顾兑付风险出现原因、违约过程、处理结果等给出评价结论,再利用KPGM风险中性模型来对信托项目进行建模尝试,对项目甄选提供参考意见。第五章是对我国信托公司完善风险控制模式提出的建议,分别从信托公司和外部监管控制阐述了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控制模式的优化措施,主要建议有加强信托公司尽职调查、建立内部数据库、增强集团联动、加强信托业监管等。
赵柏田[4](2018)在《过河卒子》文中指出一、北巡1929年秋天从欧洲回来后,陈光甫的日记里就很少看到那些叱咤风云的军政要员们了。他是一个持身谨严的人,明白一个人的历史是由在世时的业绩写就,亦是由文字所塑就,因此不管有多忙碌,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对一日里所经、所遇、所思予以记录。这些日记有的写在装订成册的本子上,有的就随手涂抹在银行信笺纸上。意态从容时,用毛笔,事多心
郝佩林[5](2018)在《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文中研究指明苏州评弹,包括评话和弹词,俗称大书和小书,孕育于江南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南宋以降,民间说书逐渐萌发、成型,奏演于江南城乡社会。明代中期之后,江南乡镇勃兴,乡村工商业繁盛,商品经济活跃,文化和社会风气丕变,城乡娱乐需求骤增,为苏州评弹的成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时至晚清,苏州评弹演艺渐臻成熟。清前期出现的光裕公所在太平天国乱后得以恢复,它以组织的力量整顿评弹行业,规范江南城乡演出秩序。20世纪20、30年代前后,江南乡镇评弹说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乡镇书场炽盛,艺人咸集,演出络绎不绝,普通民众以欣赏评弹为乐,苏州评弹由此逐渐融入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日常生活。抗战爆发后,在沦陷区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末期的江南城乡,苏州评弹的演出或者畸形繁荣,或者乱象丛生,艰难存在。从近世以来江南乡镇评弹演出的演变脉络,不难看出,苏州评弹始终是江南乡村民众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评弹艺人主要在乡镇茶馆展示才艺,是为茶馆书场。乡镇书场是江南文化生态的伴生物,以其经营及承演性质的不同而分为专营书场、兼营书场、混场子和临时书场等不同类型,满足了不同情况下的民众需求。乡镇民众多把乡镇茶馆作为获取资讯的平台、休闲娱乐的空间和社区政治的园地。其间相对稳定的客源、小本经营之道和经济实惠的消费水平,促成了茶馆与书场的结缘。由此,密布的水乡茶馆不仅为评弹展演提供了物化空间,也因为这种展演蔚成江南乡镇社会崇文重艺、知音谙吕的评弹民间生态。从空间格局考察,乡镇书场具有不同层次,评弹风尚浓郁、名家响档荟集的乡镇“老码头”联络成网,侧面反映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发达程度,而在广阔的城乡,密布的水网、错落的乡镇和便捷的舟楫又十分有利于各层次书码头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城乡之间不断传递着社会文化信息。在乡镇书场运作中,作为经营者,场东负责打理书场日常运作的各项业务。场东常常远赴苏州、上海等都市茶会礼聘说书先生;同时,场东努力妥善处理各方人脉关系,营造安稳的运营环境,训练手下堂倌,着力提升书场服务质量。场东与远道而来的评弹艺人关系复杂,或愉快合作,或互相抵牾,不一而足。凡此种种,在江南乡镇社会呈现出城乡交流的生动面相。另一方面,场东对书场设施的安排以及空间的布置,尤其是“状元台”、“戤壁客”等书场安排体现了特定的社会价值与象征意义。场东的书场运作在江南乡镇社会营造了多种社会角色沟通的社会空间,演绎出江南城乡交流的多样化方式。艺人是乡镇评弹演艺的主体与核心要素。在江南乡镇码头上,既有往来于城乡的响档名家,也有初试啼声的新手,更有长期驻留乡镇的码头老虎和乡村漂档。他们在演艺、谋生的同时,不断汲取地方性知识,将共同体生活元素化入说唱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评弹民间技艺,亦底定了评弹艺术面向乡村的艺术旨趣。艺人在精进艺术的同时,也参与了地方生活。艺人们儒雅稳健的台风和感恩慕义的行谊在乡镇社会中型构出“先生”般的形象;书场内外,艺人与听客、地方威权等群体围绕艺术品鉴、演出秩序等方面展开互动、角逐;艺人同道之间结纳资助,敌档竞艺。活跃于乡码头上的诸种角色表演显现了江南城乡社会关系的鲜活态。最后,作为江南乡民日常休闲的听书,在娱乐乡民的同时,亦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苏州评弹的展演节律深度嵌入了乡村日常生活之中,衍为水乡民众慢板化的生活样式。听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乡村的社会纽带,艺人、听客之间交游唱和同时生成以听书为乐的听众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评弹说唱不仅模铸乡民生活样式,而且陶冶着乡民的观念情趣。评弹说唱使江南乡民们在艺术审美中体悟着忠、孝、节、义的精英思想,沟通了大小传统两个思想境域。鉴于乡镇社会生活的传统性,部分民国知识精英致力于缩短文明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距离;江南乡镇评弹的近代改良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本文重点关注的既非评弹的文学艺术特性,亦非单纯述说苏州评弹的近代演变过程,而是将其置于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中,确认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历史方位和社会功能。透过苏州评弹在江南乡镇社会中的实态运作,揭示其与江南乡民日常生活的关系;通过苏州评弹在江南城乡之间的流动,考察其在沟通江南城乡生活中的历史作用。惟其如此才能显示社会史的整体视野。
宋定国[6](2015)在《沧浪之道》文中认为第一章谜局初开耸立在江河市扬子江畔的龙山老出奇事。龙年夏天,山顶上那棵千年古树"问天柏"被雷电劈掉一半后大难不死,翌年春天,在满是岩石的树根处又长出了三株兰花。这些兰花在开始两年可能因为过于娇小羸弱,没有开花,因而也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到了今年春天,它们那剑一般的叶子肥大挺拔,青翠欲滴,还绽放出一串串美妙的花儿。花儿白里透红,疏密相间,其状或相顾而如笑,或相背而如嗔,或相掩而如羞,或
曹军庆[7](2015)在《影子大厦》文中指出一李贵书早晨起来眼一睁,头一桩事便是到神龛前燃一炷香。在袅袅香烟里,双手合十,虔心拜上一拜。拜过之后才做别的事情,吃早餐。李贵书的神龛上供奉着财神爷、关帝爷和蔡弟爷。财神爷和关帝爷都有现成的塑像,前者求财,后者求义,拜的人都明白。唯有这蔡弟爷是李贵书特有的称谓,蔡弟爷的牌位上供奉着蔡枭龙的一幅照片,黑白色,是蔡枭龙遗像。虽然蔡枭龙生前只是李贵书的一个小弟,但于他有救命之恩,是他的恩人,所以死后能享受
刘魁[8](2014)在《民国时期湖北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1932-1949)》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社会控制理论为核心,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全面考察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湖北实施的历史发展过程,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弄清国家权力扩张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鉴于内忧外患,为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国民政府乃重拾保甲制。1932年,湖北省政府正式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保甲制度。国民政府试图以保甲的编排方式,将社会各类人口强制纳入保甲组织之中。与此同时,政府借助保甲规约与保甲公约,约束民众的行为。“剿匪”时期与新县制时期,相继设置联保办公处与保办公处,以使国家权力直达基层。从“四位二人一体制”到“三位一体制”,再到“四位一体制”,国家一直在加强保甲制的功能,保甲人员的基层行政权力亦越来越扩大。湖北省政府对保甲长的人选极为重视。从制度层面看,保甲长应由民选产生,但这会使政府失去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故而,实际运行中,保甲长多由上层政权委任。由于民众视保甲为“贱役”,士绅不肯“纡尊降贵”,普通民众也“懒”得担任,致使保甲人员素质普遍低落,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年轻化趋势。政府虽加强保甲长训练,但收效甚微。维护地方治安是国民政府重建保甲制的重要目的。联保连坐系处理纷乱社会的一种权变办法,可在落实上颇有难度。为掌握地方流动人口和社会详情,国民政府推行了户口异动登记和国民身份证制度,户口管理由单纯的以户为单位的静态管理转为以人为单位的动态管理,从而提高了人口管理的效率。民国时期的保甲与清代不同,已超出一般“联保”的功能,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无论是地方基层行政开支,还是地方武装力量的维持,都必须有稳定而持续的大量经费支撑。然而,湖北省政府始终未能解决好保甲经费来源问题,摊派成为地方政府筹措经费的重要方式。政府为增加税收,着力推行土地陈报,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疏离与对立。为复兴农村,改善民众生活,国民政府倡导合作运动和实施减租政策。合作贷款在给农民带来有限救济的同时,也增加了贫民的负担。因保甲人员的贫富差异,不同阶层的保甲长在减租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实行“新县制”后,国民党力图融保甲于自治之中,建立保民大会。作为最基层的民意机关,既分行政之职权,又予行政以束缚。县乡政府从局部利益出发,对保民大会运作加以行政控制,自治机构蜕变成准政权组织。在借助保甲延伸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乡村宗教受到一定的冲击。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保甲长承担了乡村社会大多数纠纷的调处职能,但由于个人威望与地位的局限,处理民间纠纷事务时存在先天的缺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治理严重依赖基层政权。为使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得以延续,政府赋予保甲长越来越多的行政职能。由于国民党政权对民间资源的过度汲取,保甲人员的“半官方”身份,以及有的保甲长本身素质不高,导致官民矛盾激化,极大的损害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合法地位。自国民政府重建保甲制度以来,国家权力一直试图伸入社会基层。由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和农民的“实用理性”特征,保甲人员有时会抵制或阻止国家权力的下延,起了疏离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作用,给国家整合乡村社会造成困难。国家权力借助保甲制,介入乡村社会内部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政府无法达到对地方保甲的绝对控制。国民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带有明显的地区上的不平衡性和时间上的周期性。事实证明,保甲制度并未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乡村社会的有力工具,其中不仅有制度本身的问题,同时也折射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施伟[9](2014)在《大地上的花朵》文中研究指明上篇人海漂流瓶小的时候,我常常被家人幽禁起来。这是真事,那时我还是一名小姑娘。被幽禁的原因是我爱说话,而且说话不看场合。打个比方,我妈带着我去看一位阿姨和她新交的男友,我一到就凑上前赞曰:"阿姨,您的男朋友真帅!"阿姨和叔叔都夸我懂事,会说话。然而,我也确实太会说话了。接着又说了一句:"以前那几位更帅!"阿姨脸黑了一
施伟[10](2013)在《人海漂流瓶》文中研究说明上篇小的时候,我常常被家人幽禁起来。这是真事,那时我还是一名小姑娘。被幽禁的原因是我爱说话,而且说话不看场合。打个比方,我妈带着我去看一位阿姨和她新交的男友,我一到就凑上前赞曰:"阿姨,您的男朋友真帅!"阿姨和叔叔都夸我懂事,会说话。然而,我也确实太会说话了。接着又说了一句:"以前那几位更帅!"阿姨脸黑了一半,据说他俩就此分了手。阿姨埋怨我妈没有把我管教好。可是,我说的全是实话啊。我妈从来教育我:小朋友要讲真话!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慈善团体发展的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严峻的救济形势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体制的重建 |
| 第三节 慈善团体法制化进程的全面开启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善团管理体制 |
| 第一节 国民党指导慈善团体的机构及其办法 |
| 一、指导机构 |
| 二、指导办法 |
| 第二节 政府监督机构及法规 |
| 一、行政监督机关 |
| 二、行政监督法规 |
| 第三章 设立救济院——政府对慈善团体的整合 |
| 第一节 筹建救济院的动机与目的 |
| 第二节 筹建救济院的法规及措施 |
| 一、救济院法规 |
| 二、筹建措施 |
| 第三节 筹建救济院的实施情况 |
| 第四章 慈善团体的注册立案 |
| 第一节 政府单一许可制:1927-1930 年的善团注册登记 |
| 一、各地注册法规 |
| 二、各地注册情况 |
| 三、慈善团体注册中的问题 |
| 第二节 党政双重许可制:1930-1937 年的慈善团体立案 |
| 一、国民党对慈善团体成立的指导 |
| 二、政府立案备案 |
| 三、规范与防范:对慈善团体注册立案的认识 |
| 第五章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财产监督——以上海市为例 |
| 第一节 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整理 |
| 一、政府整理善团财产的原因 |
| 二、财产整理委员会的成立及上海慈善团体的反应 |
| 三、财产整理委员会整理善产的措施 |
| 第二节 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变更的监督 |
| 一、政府制定监督财产变更的办法 |
| 二、从监督到控制:政府干预在善团财产变更中的强化 |
| 第三节 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日常监督 |
| 一、监督善团财产的法律依据 |
| 二、财务监督办法及其实施情况 |
| 第六章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募捐监督 |
| 第一节 募捐监督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慈善团体募捐监督法规 |
| 第三节 慈善团体募捐监督的实施情况 |
| 一、政府对常设性慈善团体的募捐管理 |
| 二、政府对临时赈灾团体的募捐管理 |
| 三、慈善团体募捐与政府的互动 |
| 第七章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经济资助 |
| 第一节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经费补助 |
| 一、中央政府的经费补助 |
| 二、地方政府的经费补助 |
| 三、上海工部局的经费补助 |
| 第二节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税收减免 |
| 一、政府对慈善团体税收的法定减免 |
| 二、赈灾中的税费减免 |
| 第八章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奖励与保护 |
| 第一节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奖励 |
| 一、褒奖法规 |
| 二、实施情况 |
| 第二节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保护 |
| 一、名誉维护 |
| 二、财产保护 |
| 三、标识保护 |
| 四、办赈人员保护 |
| 第九章 政府与慈善团体在救济中的合作 |
| 第一节 日常救济中的合作——以冬令救济为中心 |
| 一、上海临时庇寒所 |
| 二、1930 年的首都冬赈 |
| 第二节 合作救灾——以1931 年水灾救济为例 |
| 一、人员合作 |
| 二、业务合作 |
| 三、合作救济中的矛盾与冲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分析比较法 |
| 1.4.2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
| 1.4.3 归纳分析法 |
| 1.4.4 文献检索法 |
| 1.5 创新及不足 |
| 第2章 信托公司风险控制现状分析 |
| 2.1 我国信托公司风控现状 |
| 2.1.1 信托公司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
| 2.1.2 信托公司风险控制模式重点情况分析 |
| 2.1.3 信托公司风险诉讼情况 |
| 2.2 信托公司风险控制典型模式 |
| 2.2.1 “中信式”标准化风控样本 |
| 2.2.2 中融“独立审批人”风险控制模式 |
| 2.2.3 平安信托“工厂式”审批流程 |
| 第3章 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控制模式问题及成因 |
| 3.1 项目立项前尽职调查不足 |
| 3.2 未系统地采用量化模型辅助 |
| 3.3 内部管理系统稍显过时 |
| 3.4 风险集中度和组合管理缺失 |
| 3.5 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无法制衡 |
| 3.6 信托业监管立法不完善 |
| 第4章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案例分析 |
| 4.1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
| 4.1.1 中江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
| 4.1.2 中江信托组织结构和人员情况 |
| 4.1.3 中江信托风控现状 |
| 4.1.4 信托资产管理情况分析 |
| 4.2 “金鹤189号”信托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
| 4.2.1 信托项目基本要素 |
| 4.2.2 交易对手方风险状况分析 |
| 4.3 “金鹤189号”项目违约事件分析 |
| 4.3.1 违约事件过程 |
| 4.3.2 回顾尽调问题 |
| 4.3.3 后续处理 |
| 4.4 中江信托风险控制模式问题分析 |
| 4.4.1 尽调出现问题 |
| 4.4.2 内部流程问题 |
| 4.4.3 未建立交易对手数据库 |
| 4.4.4 信息披露问题 |
| 4.5 利用KPMG风险中性模型进行事前甄别 |
| 4.5.1 KPMG风险中性模型简介 |
| 4.5.2 KPMG模型在信托公司的运用 |
| 4.5.3 利用KPMG模型对中江信托公司的试用分析 |
| 第5章 对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控制模式优化建议 |
| 5.1 加强信托项目尽职调查 |
| 5.2 建立内部数据库,采用量化模型 |
| 5.3 增强集团联动,共享管理系统 |
| 5.4 防范控制信托业集中度风险 |
| 5.5 制衡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 |
| 5.6 加强对信托业风控的监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一、北巡 |
| 二、风潮 |
| 三、暗流 |
| 四、“最远的一支军队”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江南乡镇评弹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明清评弹的乡村成长 |
| 一、苏州评弹的乡村起源 |
| 二、明清市镇勃兴与评弹成长 |
| 三、晚晴评弹行业规范的确立 |
| 四、明清时期评弹流播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乡镇评弹的繁盛 |
| 一、乡镇书场炽盛 |
| 二、艺人咸集乡镇 |
| 第三节 民国中后期乡镇评弹演艺衰像 |
| 一、沦陷时期乡镇评弹的畸形存在 |
| 二、民国末期乡镇评弹的艰难维持 |
| 第二章 书场:乡镇社会公众空间 |
| 第一节 江南文化生态中的茶馆书场 |
| 一、茶馆:公众空间之节点 |
| 二、茶馆与书场的结缘 |
| 三、评弹的民间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乡镇书场的类型 |
| 一、专营书场 |
| 二、兼营性书场 |
| 三、混场子和临时书场 |
| 第三节 乡镇书场的空间格局 |
| 一、乡镇“老码头” |
| 二、乡码头网络 |
| 第三章 乡镇场东的经营策略 |
| 第一节 场东的运作 |
| 一、书场环境的营造 |
| 二、艺人延聘与利益分配 |
| 三、“龙园”标准:梅李场东瞿老四的经营 |
| 第二节 场东经营的社会性表达 |
| 一、书场陈设的社会性 |
| 二、“状元台”的象征意义 |
| 三、“戤壁客”的社会价值 |
| 第三节 场东与艺人的关系 |
| 一、场东与艺人的合作 |
| 二、场东与艺人的抵牾 |
| 第四章 评弹艺人的乡镇演艺生涯 |
| 第一节 艺人的乡野生存 |
| 一、艺人群体的生活状态 |
| 二、乡镇艺人的身份表达 |
| 第二节 曲艺的乡村取向 |
| 一、地方性知识 |
| 二、共同体生活的参与 |
| 三、独特的民间技艺 |
| 第三节 同埠艺人的关系模式 |
| 一、同道之结纳 |
| 二、乡码头上的敌档 |
| 第四节 往来于江南城乡 |
| 一、新手试艺乡码头 |
| 二、名家响档出码头 |
| 三、“码头老虎”与乡镇漂档 |
| 四、会书与乡村书艺 |
| 第五节 艺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
| 一、书台上下的艺术品鉴 |
| 二、艺人与地方威权角力 |
| 第五章 乡镇评弹展演的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听书与乡民休闲 |
| 一、听书与休闲节律 |
| 二、作为休闲方式的听书 |
| 第二节 听书与乡民交往 |
| 一、乡村听众共同体 |
| 二、听书与日常交往方式 |
| 第三节 乡镇评弹与日常教化 |
| 一、别样的“非现代性”体悟 |
| 二、民间艺术的观念陶冶 |
| 三、融入共同体的艺术感知 |
| 四、说书改良与乡民教化 |
| 余论:民间艺术与近代江南城乡生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评弹专用术语集释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第一章谜局初开 |
| 第二章弃子谋势 |
| 第三章喜忧相伴 |
| 第四章各有妙招 |
| 第五章暗流涌动 |
| 第六章阴霾迷离 |
| 第七章风云突变 |
| 第八章大浪淘沙 |
| 第九章峰回路转 |
| 第十章情涌中秋 |
| 第十一章暗藏玄机 |
| 第十二章“事故”频发 |
| 第十三章魂牵巴黎 |
| 第十四章难挡硝烟 |
| 第十五章决战在即 |
| 第十六章辞旧迎新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 |
| 十 |
| 十一 |
| 十二 |
| 尾声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回顾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研究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思考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 章节安排与创新追求 |
| 第一章 保甲制度在湖北的重建 |
| 第一节 国民党重拾保甲制度的动因 |
| 第二节 “剿共”时期湖北保甲制的建立 |
| 第三节 新县制时期湖北保甲制的发展 |
| 第二章 保甲组织及其嬗变 |
| 第一节 编组保甲 |
| 一 挨户编组与十进制 |
| 二 特编保与特编甲 |
| 三 保甲的缩编与回归 |
| 第二节 保甲规约 |
| 一 保甲规约的出台 |
| 二 保甲公约的酝酿 |
| 第三节 保办公处 |
| 一 “剿匪”时期的联保办公处 |
| 二 新县制时期的保办公处 |
| 第三章 保甲人员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 |
| 第一节 保甲长的产生 |
| 第二节 年龄结构 |
| 第三节 文化程度与履历统计 |
| 第四节 地位与待遇 |
| 第五节 保甲长的素质与训练 |
| 第四章 保甲与地方治安 |
| 第一节 实施联保连坐切结 |
| 一 联保连坐的悄然恢复 |
| 二 抗战时期联保连坐的演变 |
| 三 战后连坐的加强 |
| 四 禁政 |
| 第二节 保甲与户口管理 |
| 一 户口异动登记 |
| 二 防谍肃奸 |
| 三 管理自新户 |
| 第三节 保甲与国民身份证制度 |
| 一 国民身份证的由来 |
| 二 身份证制发概况及其阻力 |
| 三 身份证实施效用及中共应对举措 |
| 第四节 保甲与地方武装 |
| 一 保甲与保安队 |
| 二 保甲壮丁队与铲共义勇队 |
| 三 保甲与自卫队 |
| 四 盘查哨、守望哨与递步哨 |
| 第五章 保甲经费与经济职能 |
| 第一节 保甲经费 |
| 一 按户摊派 |
| 二 统筹统支 |
| 三 回归摊派 |
| 第二节 保甲与农村合作社 |
| 一 早期合作社与保甲的关系 |
| 二 保合作社 |
| 第三节 参与土地陈报 |
| 一 土地陈报的背景与程序 |
| 二 保甲长与土地陈报 |
| 第四节 农业减租中的保甲角色 |
| 一 抗日战争时期的“二五减租” |
| 二 抗战胜利后的“二五减租” |
| 第六章 保甲组织与地方自治 |
| 第一节 保民大会 |
| 一 保民大会的发端 |
| 二 成立概况 |
| 第二节 保国民学校 |
| 一 国民教育沿革 |
| 二 政教合一或教育独立 |
| 三 庙产兴学与庙产纠纷 |
| 第三节 保甲与民事调解 |
| 一 “剿匪”时期的民事调解 |
| 二 新县制时期的民事调解 |
| 第七章 保甲长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 |
| 第一节 民众控告保甲长案的发生 |
| 第二节 从控告到越级上访 |
| 第三节 政府应对举措及其效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上篇人海漂流瓶 |
| 中篇黑衣巫师 |
| 下篇月亮婆婆 |
| 写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