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级公务员访问内地

一、澳门特区政府高级公务员访问内地（论文文献综述）

娄胜华^[1]（2020）在《回顾与前瞻:澳门特区公共行政改革》文中研究表明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推出形式多样的公共行政改革措施,在重组政府架构,简化行政程序,规范行政行为,提升服务素质,完善公职制度,制定施政规划,提高施政透明度,强化政策制定能力、危机处理能力以及区域合作能力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然而,澳门特区公共行政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没有得到系统梳理、行政组织设置过度专业化、问责制度缺乏执行机制、治理人才缺乏相应选拔培养机制、葡式行政制度缺陷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等方面。因此,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在既有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新的改革。

沈敏路^[2]（2020）在《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澳门在历史发展中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而形成独特的社团社会,社团社会首先发育出与众不同的―拟政府化‖功能,与澳门政府形成独特的二元社会治理体系,对澳门社会的公共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常情况下,特定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区域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但在澳门却并非如此,澳门二元合作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与中葡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变化密不可分,澳门独特的中葡社群结构与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传统,导致澳门社团与政府的关系主要以合作主义为导向,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强弱消长模式。澳门回归后,随着开放博彩业专营权政策的实施,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各类矛盾的冲突也日趋激烈,不少新型社团相继涌现、兴起,很多社团在结构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继续发挥社会服务、管理等―拟政府化‖功能外,社团参与咨询和代议制选举的―拟政党化‖功能得到发展和强化。截止于2018年3月,在澳门特区合法注册的社团共有8,576个。随着利益的不断分化,社团参与公共治理的边际效益也越来越少,而社团碎片化、服务功能弱化和代表功能变异等问题日趋显现,近几年来更出现了一系列具规模的社会运动,而参与其中的社团数量和个人与日俱增。这说明原有的社团体制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如何解决?而《澳门基本法》确定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则,为澳门政治发展与治理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那么,为更好地发掘澳门民间社团资源的治理价值与利用社会法团主义体制的协调功能来推动澳门步入善治,急需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本研究以社团组织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第三部门理论、法团主义、公民社会理论、博弈理论等理论为支撑,学习梳理了国内外理论文献和案例,从本澳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多中心理论为分析框架、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探讨澳门社团社会在社会环境出现重大变更下发生的变化,同时,通过历史分析、文献研究及访谈等研究方法,更以特别编制的问卷调查,创新、详实地了解澳门这个熟人社会社团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真实状况,深入挖掘澳门社会公共治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剖析澳门社团社会参与澳门社会治理的机理。本研究发现,澳门回归后,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已发展深化至具―拟政府化‖+―拟政党化‖特性,对澳门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进而,为未来优化澳门社团社会与澳门政府形成的二元合作治理体系、实现澳门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观点和研究结论如下:（1）澳门社会的发展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社团社会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政府和社团社会共同治理的二元社会治理体系。而且,社团社会的功能已经从回归前单一的―拟政府化‖格局发展到回归后的―拟政府化‖和―拟政党化‖并重的格局。（2）随着利益的不断分化,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边际效益也越来越少,澳门社团碎片化、服务功能弱化和代表功能变异等问题日趋显现,澳门社团社会的发展处于交叉口,亟需选择发展方位。（3）以社会合作主义为基质的澳门公民社会正处于变革与转型之中。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结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不同利益团体出于各自的立场和私利而进行游说或公开施加压力,企图影响政府实行某些会带给他们利益、但并非有利于公众利益的错误政策。（4）推动澳门的公民社会建设非常重要,政府应积极作为,加强社团内部民主的建设,提升民间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力求以合作主义为导向,达至民间社团与政府的管治之间的平衡,力求构建“强政府、强社会”的现代社会善治模式。

孙翠萍^[3]（2019）在《“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澳门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内容丰富、成果显着、发展向好。"一国"与"两制"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澳门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体现为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良性互动。"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澳门稳健发展的政治体制为澳门经济、社会民生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澳门经济发展尤其博彩业的利好为支撑澳门特区推行阳光政府、"以民为本"、"科学施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澳门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共十八大之后,"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更为强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澳门与内地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区少铨（Au Siu chuan）^[4]（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刘盾^[5]（2018）在《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文中提出独特的历史变迁与社会沿革使得香港地区既受东方文明的影响,也受西方文明的作用,两种文明互不相同却又彼此渗透,铸就了香港地区十分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教育制度。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衔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桥梁与关键,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发展水平。关于香港高校招考制度的研究意义重大但却十分匮乏,本研究以此为切入,设绪论及七章主要内容。第一章为香港地区教育概况,简述了香港教育的发展及教育机构的形成,探讨了新世纪香港的中等教育改革及高等教育特征。第二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演进与招考制度变迁,梳理了各高校由仅为英文中学毕业生设立升学考试到中英文中学兼顾、由单独招生走向联合招生的历程。第三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考核模式:中学文凭考试。以部分科目为例,对中学文凭考试的甲类核心科目、甲类选修科目、乙类应用学习科目、丙类其他语言科目等进行详细分析。第四章为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色机制:校本评核。对校本评核的设计理念、实践操作、分数调整、各方职责等进行深入探索,并作理论反思。第五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招生方式。对香港地区的大学、专上学院的招生方式进行分类总结。第六章是英台澳港高校招考制度之比较。分别研究英国、台湾、澳门的高校招考制度,并与港作比较。第七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征总结与启思借鉴。整体而言,研究发现的核心要点如下所示:第一,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为考生提供甲乙丙三类可供选择的科目,类型十分多元、范围十分宽泛,有利于考生的自主选择、兴趣发展、特长发挥。考题注重考查学生的复杂、多向思维,以及综合、比较、批判、反思等能力。其中,通识教育科目引导学生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概念、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角度、综合性地探究当代的、跨学科的重要议题。乙类应用学习科目则联系六大学习范畴,引导学生认识与职场相关的情境,让学生在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掌握概念知识、运用基本技能。第二,为确保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公正、准确、与国际接轨,各科成绩评定依据“等级描述”、采用“水平参照”。在操作过程中,依据临界分数划分由1至5的五个等级,第1级最低、第5级最高,第5级又分5、5*、5**,以区别高低水平。评级程序与等级设定办法十分周密,过程中程序步骤环环相扣,并综合运用专家小组判断与统计模型计算的处理办法。第三,中学文凭考试除统一考试之外,还设校本评核。校本评核由各校任课教师负责,有利于全面评核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结果。为确保评核成绩在各校之间的可比性、维持校本评核的公平与公正,香港考评局还实行分数调整方案,对各校给出成绩进行调整。香港的教育局、考评局以及由其委任的监督员、统筹员等也会尽心尽力地参与到校本评核中来,以此保障校本评核的质量水准、促进校本评核的顺利实施。第四,香港考评局设有严密的拟题、审题、阅卷、复核机制,并实行海外审查试卷与答卷、试卷质量审核、试后检讨、内部审核及风险监察等,以确保考试的信效度及公平性。同时,积极推进本地中学文凭考试与美、英、德、澳、加、法等其他国家高校入学考试的互认衔接,并与英国A-Level考试、雅思英语考试等构建了成绩换算机制。此外,与内地及台湾地区形成了考试互认方案。第五,在高校招生方面,一般要求考生参加中学文凭考试的4门核心科目（语文、英文、数学、通识教育）以及2到3门选修科目的考试并提交相应成绩。各校不同专业会对考生的选修科目及成绩等级等提出不同的要求,有些专业还会在此基础上增设其他一些条件。香港地区的“大学联招办法”会综合考虑每位考生的“活动经验与比赛成绩”证明。此外,设立了“校长推荐计划”、“残障人士招生”等其他升学渠道。基于此,为内地未来深化高考改革提出系列建议,包括:丰富科目类型、优化命题设计;完善综合素质评价、试行分数调整方案;科学汲取域外经验、优化等级赋分模式;密切结合专业所需、合理设置招生科目;促进高考域外衔接、扩大一流大学国际招生;凸显公平正义理念、完善残疾考生招考办法等。

胡春婵^[6]（2019）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提升香港国家认同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二十余年,取得的成绩是骄人的。然而香港回归后的发展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众所周知,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如反二十三条立法、反国民教育、“非法占中”、香港议员“梁游”在就职仪式上的“辱国”事件等等都说明部分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依然薄弱。香港只有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依据《基本法》办事,不断提升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才能更加积极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中来,找准香港未来的发展定位,持续繁荣与稳定,共圆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本文首先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香港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状况,并通过梳理香港的近代史,探寻香港国家认同产生分歧的历史时间点和香港国家认同的历史变迁。其次,笔者通过实地访问香港受访者的方式,对香港国家认同的状况进行调查。其结果发现香港民众对国家认同度逐渐提升,其国家意识有所增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严格遵循“一国两制”的政策方针,恪守《基本法》,兑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承诺,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制度、经济、法律和生活方式不变,同时中央努力持续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这极大提升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度。但同时也存在香港民众提升国家认同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表现为对《基本法》不了解或是误解而产生的政改意见分歧,香港经济发展的瓶颈所引发的民生问题,香港殖民教育的影响和回归后国民教育的缺位,以及“自由行”以来的陆港两地社会矛盾的冲突等问题都不利于增强香港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如何提升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度,是未来香港发展的关键因素。未来,首先基于香港良好的法治土壤和社会环境,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坚持依法治港,加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加快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确定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宪制责任;其次,保持香港传统优势,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助推香港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经济圈,改善民生问题;最后加强对香港年轻人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教育,加强两地人文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来凝聚两地共识,最终携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赵明辉^[7]（2018）在《澳门廉政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贪污腐败是今日各国政府共同高度关注的问题,为此各国普遍从打击及预防两方面来制定对策,通过设置相应的专职部门,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推广相应的廉政文化,构筑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机制。本文以澳门特区廉政建设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专职机构的建设、法律制度的制订、部门关系的处置、廉政文化的倡导等方面入手,阐述澳门从回归前设置反贪公署到回归后改组廉政公署的廉政建设发展历程,并依据实证调查所得的资料来检视其得失成败。本文立足于学界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着重依据廉政公署组织法和澳门特区其他相关法律制度,将其放置在区域政治发展框架之下进行规范分析,并择取在澳门特区相关媒体披露的新闻报道来佐证这套制度的运行状况。基于上述整体考虑,本文主要展开以下三方面研究:第一部分研究澳门廉政机构的建设历程,分别探讨澳葡政府时代的廉政机构建设,特区政府时代的廉政公署机构,廉政公署主要职能的拓展。第二部分研究澳门廉政制度在打击犯罪与保障民主方面的规范,具体包括廉政制度所涉犯罪主体,廉政制度所涉职务犯罪类别,廉政制度所涉民主保障问题。第三部分研究澳门廉政制度中针对公职人员的若干规范要求,一是公职人员必须遵循的廉洁纪律要求,二是廉政制度所涉公职人员的基本义务,三是廉政制度所涉利害关系回避问题,四是廉政制度所涉财产申报要求。本文最后指出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一方面是理论价值,由于澳门廉政建设问题在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经验教训也常常被廉政研究领域主流学者所忽视或无视,目前仅有个别学者撰有相关着作,仅有少数学者发表零散论文,所进行的初步探讨也未尽人意,因此仍有理论探讨的余地。另一方面是实践价值,回顾与检讨澳门廉政建设发展历程,旨趣并非简单介绍澳门地区在此方面的所作所为,而是试图通过分析与总结其得失成败,归纳出具有比较政治学价值的若干规律,从而为中国内地的廉政建设工作提供有益的区域性参照。

黄发来^[8]（2017）在《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现状研究 ——基于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的调查》文中认为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符合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融合的要求。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回应者。目前,大部分学者在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时主要围绕发达国家,甚少有人会研究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基地,也是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研究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有着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不仅可以拓展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关研究,而且能促进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更好发展。本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首先对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接着通过学生问卷和教师访谈对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进行微观层面的调查,从而了解它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从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历程来看,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追溯到传教士创办的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它是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包括有传教士办学、港人办学和本土办学,其中圣保禄学院是移植了中世纪大学的教育模式,东亚大学是移植英式大学的教育模式。然而,它们都是以办学者意愿的地理传移,并没有真正地为澳门人才培养作出贡献。从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来看,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数量的增长较快,但质量的提升较慢,所以澳门高等教育主要是外延式发展,而非内涵式发展。本文分析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分别从四个维度开展研究,即学生流动国际化、师资队伍国际化、课程国际化、科研国际化,并且借用态势分析法（SWOT）分析模型分别对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分析。本文发现澳门高等教育学生国际化和师资国际化水平较高,但学生国际化的双边流动相对失衡,院校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其次,澳门高等教国际化较为单一,对外依赖性较强;其三,课程国际化在国家层面和院校层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外,澳门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相对落后,不利于其与国际接轨;最后,科研国际化整体水平不高,有待进一步提升;从微观层面,本研究选取了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作为案例研究,结合设计访谈和问卷调查。首先,从学生视角方面,调查发现澳门大学的授课语言以英语和粤语为主,而澳门科技大学的授课语言以英语和普通话为主。其次,澳门大学国际化水平较高,而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化水平较低。其三,内地学生对院校国际化水平的满意度高于澳门学生。从教师视角方面,调查发现澳门大学国际化是先天优势和后天培养相结合,而澳门科技大学是先天不足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其次,两所院校都很重视教师的科研成果;其三,两所院校的国际化规划都是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最后,在上述结果分析的基础上,笔者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总结,从而提出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

颜海娜,于静^[9]（2016）在《香港政务主任制度的特点及对完善澳门公务员晋升制度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关于澳门公务员士气不高、公共服务动机不足,绩效文化氛围缺失等方面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现象,进一步推动澳门公务员晋升制度的改革,完善公务员的激励机制,是特区政府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香港的政务主任制度可以为澳门特区政府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香港政务主任属于掌握多个专业技能、熟悉多个专业领域的管理通才,其具有较高的人才准入标准、通才的培养模式、独特的晋升机制以及较强的流动性和较低的流失率等四个特点,可以在完善人才储备机制、打破僵化的晋升模式、开辟跨职程流动渠道以及基于权责利一致的原则修订薪俸方案等四个方面为完善澳门公务员的晋升制度提供经验借鉴与启示。

许昌^[10]（2015）在《澳门特区官员财产和利益申报公开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系统回顾了澳门特区公务人员财产和利益申报和公开制度的形成及嬗变过程,具体分析了2013年《财产及利益申报法律制度》的修订背景、审议焦点和主要内容,并对其制度设计和实施效果展开初步研究,尝试找出阻碍其有效推行的体制原因和社会问题。所论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国家推行有关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澳门特区政府高级公务员访问内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澳门特区政府高级公务员访问内地（论文提纲范文）

（2）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4）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一国两制”框架下提升香港国家认同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澳门廉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现状研究 ——基于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9）香港政务主任制度的特点及对完善澳门公务员晋升制度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四、澳门特区政府高级公务员访问内地（论文参考文献）

• [1]回顾与前瞻:澳门特区公共行政改革[J]. 娄胜华. 港澳研究, 2020(01)
• [2]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研究[D]. 沈敏路.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3]“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与发展[J]. 孙翠萍.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9(05)
• [4]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D]. 刘盾. 厦门大学, 2018(07)
• [6]“一国两制”框架下提升香港国家认同的路径研究[D]. 胡春婵.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7]澳门廉政建设研究[D]. 赵明辉.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8]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现状研究 ——基于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的调查[D]. 黄发来. 厦门大学, 2017(07)
• [9]香港政务主任制度的特点及对完善澳门公务员晋升制度的启示[J]. 颜海娜,于静. 港澳研究, 2016(02)
• [10]澳门特区官员财产和利益申报公开制度研究[J]. 许昌. 当代港澳研究,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