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玉[1]（2021）在《玉林市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的特征分析及病原耐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沙门菌感染、耐药等问题已成为一项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过去沙门菌越来越多的在腹泻病人、家禽、肉类中检出,现在健康人群的粪便中也被检出沙门菌。健康服务从业人员作为国家重点监测人群,其携带沙门菌具有流行病学意义。而目前的研究对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的研究较少,且缺少相关的耐药及耐药基因信息。本研究旨在揭示玉林市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的流行病学特征及病原耐药研究,为防控沙门菌感染提出意见。方法:选取玉林市2013-2019连续7年健康服务从业人员体检粪便样本,对检出的3993株沙门菌进行血清学分析及耐药研究。首先将沙门菌进行血清学分析确定血清型,然后进行29种抗菌药物的药敏实验全面了解沙门菌的耐药情况,对多重耐药的沙门菌进行核酸提取实验,通过全基因组测序重点分析喹诺酮、ESBL以及mcr基因的携带情况。结果:（1）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沙门菌携带率特征:2013-2019年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共携带3993株沙门菌。其中,2013年检出率为1.38%（275/19959）;2014年检出率为2.13%（444/20845）;2015年检出率为2.32%（536/23103）;2016年检出率为1.93%（443/22937）;2017年检出率为2.15%（697/32482）;2018年检出率为1.59%（649/40941）;2019年检出率为1.90%（949/50010）;七年平均检出率为1.90%（3993/210277）。不同性别沙门菌检出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而不同年龄组的沙门菌检出率存在统计学差别（P<0.05）。其中30～、40～、50～69年龄段之间沙门菌检出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与18～年龄段相比,40～年龄段沙门菌检出率高（P<0.05）,50～69年龄段沙门菌检出率高（P<0.05）。比较两类职业沙门菌检出率,食品从业人员检出率为2.02%（3471/171990）,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检出率为1.36%（522/38287）,两类职业检出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食品从业人员沙门菌检出率高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沙门菌检出率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因变量为是否检出沙门菌,以性别、年龄、职业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沙门菌检出率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中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在两类职业之间存在差异（P<0.05）,食品从业人员的沙门菌携带风险是公共场所从业人员的1.492倍。（2）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血清型特征: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血清型种类复杂多样,2013-2019年食品从业人员共分离出106类沙门菌血清型,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共分离出51种沙门菌血清型,食品从业人员与公共场所工作人员共有血清型47种,有57种血清型只出现在食品从业人员中,其中5株以上包含圣保罗沙门菌14株、巴雷利沙门菌9株、旺兹沃思沙门菌9株、利物浦沙门菌6株、哈瓦那沙门菌6株、克雷米尤沙门菌5株,其他均在5株以下。2013-2019年占比总和大于10%的前20种血清型分别为:罗森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阿贡纳沙门菌、德尔卑沙门菌、科瓦利斯沙门菌、哈达尔沙门菌、山夫登堡沙门菌、科特布斯沙门菌、阿尔巴尼沙门菌、斯坦利沙门菌、肯塔基沙门菌、火鸡沙门菌、韦太夫雷登沙门菌、伦敦沙门菌、波茨坦沙门菌、鸭沙门菌、肠炎沙门菌、姆班达卡沙门菌、汤卜逊沙门菌、塞罗沙门菌。食品从业人员优势血清型占比大,且各年份间血清型波动较大;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每年各血清型构成比分布均匀。前20种血清型两类职业携带率c2检验显示,鼠伤寒沙门菌、阿贡纳沙门菌、德尔卑沙门菌、罗森沙门菌、肯塔基沙门菌、伦敦沙门菌、韦太夫雷登沙门菌、山夫登堡沙门菌携带率在两职业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且食品从业人员携带率高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3）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耐药表型特征: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耐药实验结果显示,沙门菌对氨基糖苷类、青霉素类、碳青霉烯类、喹诺酮类、三代头孢类耐药率在30%以下,对阿米卡星在2018年之前均为敏感,2019年出现耐药性,对莫西沙星耐药率随年份呈逐渐上升趋势,对头孢曲松耐药率在2016年接近30%。对四环素以及头孢西丁与头孢呋辛耐药情况严重,对氯霉素耐药率超过30%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临床应谨慎用药。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的耐药谱复杂,耐抗生素个数一般集中在3-7种。随年份增加出现更复杂的耐药谱,出现一株菌对20个抗生素耐药情况。食品从业人员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携带的沙门菌对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青霉素类、碳青霉烯类、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不存在统计学差异,但对头孢西丁、头孢唑林、头孢曲松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食品从业人员对头孢唑林、头孢西丁的耐药率高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其他类抗生素,例如:氨曲南,氯霉素、磷霉素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食品从业人员的耐药率高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对2013-2019年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抗菌药物多重耐药率进行统计,总多重耐药率在37.3%-56.8%之间波动,多重耐药情况严重。食品从业人员的多重耐药率为46.24%（1605/3471）,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多重耐药率为41.57%（217/522）,食品从业人员多重耐药情况更严重（P<0.05）。不同血清型多重耐药情况不同,前20位血清型中,鼠伤寒沙门菌、德尔卑沙门菌、阿贡纳沙门菌等13种沙门菌血清型多重耐药率超过30%、斯坦利沙门菌、韦太弗雷登沙门菌等7种平均多重耐药不超过30%。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的耐药谱组合共652种,沙门菌株数大于10株的优势多重耐药谱共20种,组合频率最高的为氯霉素—四环素—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的耐药。食品从业人员的耐药谱组合共610种,沙门菌株数大于10株的优势多重耐药谱共19种,组合频率最高的为氯霉素—四环素—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的耐药。公共场所从业人员的耐药谱组合共121种,沙门菌株数大于10株的优势多重耐药谱共3种,组合频率最高的为氯霉素—四环素—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的耐药。（4）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多重耐药沙门菌基因型特征: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2013-2019年玉林健康人群服务从业人员携带多重耐药沙门菌含有17种喹诺酮耐药基因。aac（6’）-Ib-cr,、qnr S1、oqx A、oqx B、qnr B6、qnr S2每年均出现,qep A、qnr B60、qnr B19、qnr S10、qnr S3基因则不常见,且占比较低。两类从业人员携带的沙门菌中喹诺酮基因的携带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的多重耐药沙门菌含ESBL以及mcr基因。共检出51种ESBL基因,其中bla TEM-1B、bla OXA-1、bla TEM-1A、bla CARB-2连续7年均出现,其他基因型占比较低。其中bla TEM-1A基因检出率在两职业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且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检出率高于食品从业人员。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的多耐药沙门菌mcr-like基因携带率总体小于5%,且从2016-2019年呈下降趋势。基因型为mcr-1.1,mcr-1.6和mcr-9三种,主要携带mcr-1.1基因。3种mcr基因检出率在两职业之间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13株沙门菌同时存在喹诺酮、ESBL与mcr基因,主要为bla OXA-1、mcr-1.1、oqx A和oqx B基因的共存,且均来自食品从业人员。结论:经过7年对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的监测,玉林地区的沙门菌检出率较高,食品从业人员具有较大携带沙门菌的风险。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相比,食品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的血清型种类更复杂,耐药情况更严重。粘菌素禁令在沙门菌的粘菌素耐药问题上起到良好效果。因此,要加强对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的监测尤其是对食品从业人员的监测,严控食品卫生,防止沙门菌感染。
黄心如[2]（2020）在《我国尘肺病问题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与运行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尘肺病是我国目前最严重的职业病,占职业病发病总人数的90%左右,中国尘肺病患者人数在2019年已超过97.5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87.3万例。近年来,尘肺病整体发病仍呈高发趋势,每年以2.6万例速度增长。尘肺病患者的高发行业范围正在逐步扩大,不仅包括金属矿山及非金属矿山开采,还覆盖到了机械制造、冶炼、建筑、筑路、水电等众多行业。尘肺病作为一种严重的职业病存在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这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生理机能和心理健康,还危及患者婚姻、家庭及社会功能,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随着我国尘肺病问题的日益严峻,如何在实现安全生产、健康劳动的管理目标进程中,解决职业健康损害问题、克服当前政府单一治理成效不显着难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协同治理在管理行为科学研究领域的模式创新、网络结构升级及治理成效提升方面均呈现出极大优势,因此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是突破目前治理困境的必然要求与可选路径。本研究在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概念界定基础上,从认知性、耦合性和演化性的“协同”视角探析中国尘肺病协同治理系统的构成要素、耦合边界及结构特征,系统刻画了基于主体-关系-结构的五类异质性行动治理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明晰了协同治理多主体互动机理,结合质性研究,构建不同网络群体关系的协同共治情境下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数据和质化分析结果,运用统计学方法对尘肺病治理系统中多主体互动要素及其对整体治理成效的影响作用机制进行分析。进一步地,基于多层神经网络和社会网络建模等方法构建了多主体协同交互要素和网络要素混合干预下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系统,并运用系统仿真方法对多主体进行非线性行为建模,实现在不同情境要素作用下的行为选择。最后,基于实证和仿真结果针对性地设计了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协同共赢政策体系。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一是多元协同视域下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建构。（1）确定了政府、用人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尘肺病患者主体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而厘清了以引导层-执行层-收益层为主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结构。（2）在此基础上,依据社会偏好理论,从自利性、惠他性对尘肺病多主体治理行为进行剖析。（3）依据多元耦合秩序表达提出了“强厌恶互斥-弱厌恶互斥-弱互惠协作-强互惠协作-互惠共赢”演化路径。二是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交互模型构建及量化研究。（1）通过质性研究厘清了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间互动机理,从任务层面（信息、业务、职能、渠道、发展交互）和情感层面（认知、认同、信任、依赖水平）这两个层面对主体间的互动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同一主体在对不同主体交互感知中存在一定的双向冲突性,即尘肺病患者对用人单位交互感知最低,用人单位对尘肺病患者交互感知也最低。（2）交互主体之间整体关系感知质量呈现趋近态势,其中不同主体的情感交互感知均呈现出排序一致性,即依赖水平<信任水平<认同水平<认知水平,交互主体之间关系质量处于表层情感认知状态。（3）整体来看,不同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感知水平偏低,其中尘肺病患者与用人单位的“困顿型”占比最大,而医疗卫生机构的“活力型”占比相对较大且在多主体互动中起到良性助推作用。三是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基于质性分析构建了囊括主因素、关系因素以及结构因素的尘肺病系统治理结构框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不同主体尘肺病协同治理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具体地,年龄小于30岁、未婚、家庭月收入在1000-2000元区间内、学历水平在小学及以下、家庭成员数在6人及以上、工作年限小于3年、基层管理人员身份特征为治理主体的尘肺病协同治理意愿较低。（2）系统内源因素中的主体因素（价值性感知、利益性感知、参与性感知）,关系因素（任务和情感交互）以及结构因素（嵌入性感知、中心性感知、系统性感知）均对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3）系统外源因素中的资源异质性、能力异质性、生态位异质性、政策制度风险、协同成本风险、技术渠道风险对主体、关系、结构因素与部分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行为倾向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路径显着。四是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共治演化仿真分析。构建以真实多主体互动下尘肺病患者、政府、用人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联动网群结构,结合Matlab、Python以及Visual Studio等平台联合开发了尘肺病多主体协同共治演化仿真系统,运用系统仿真方法,复现在不同要素混合干预强度下多主体随着时间变化对尘肺病协同治理演化趋势。仿真结果显示:（1）在尘肺病多元治理系统的初始状态下,交互主体间呈现了强厌恶互斥关系最高,弱厌恶互斥次之的不良关系涌现特征,整体治理系统落入到“拮抗态”。通过进一步增强网络影响强度发现,卓越份子具有较强的扭转作用,尘肺病协同治理水平迅速增高,整个系统不断向更优级的共治秩序演化,最终达到“共存态”。（2）基于主体差异性,五类异质性主体在不同程度的互动要素干预影响下尘肺病协同治理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尘肺病患者和用人单位行动主体间的匹配效果对共治秩序演进的影响最为显着。具体地,在两两主体匹配的任务和情感交互干预的同等增幅标准下,尘肺病患者与用人单位、尘肺病患者与医疗卫生机构、尘肺病患者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医疗卫生机构、政府与社会组织、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组织在改变多元共治关系和秩序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调节能力,而尘肺病患者与政府、政府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用人单位与社会组织则在干预效果上具有有限效用提升,同时发现过度强化的情感交互反而会造成整个系统共治效能的退化。（3）在不同程度的各方行动主体之间互动要素干预下,发现了主体因素感知、结构因素感知、异质性特征、风险特征在改变多元共治关系和秩序方面均具有相对较强的调节能力,当不同主体间所有互动要素和网络影响强度全面提升时,会促进整个网络以相对最快的速度由“拮抗态”跃升到“共赢态”的演化进程,相对于单独提升单一主体或要素能更快在始发时刻就进入到共赢态,因此,全面提升所有网络群体或所有互动要素则产生的共赢助推力最强,并能快速促进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最后依据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结果,构建了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PSBEN共赢互惠政策体系设计。以心理P-结构S-行为B–效能E-网络N为提升对象,分别进行了主体心理干预设计、网络结构重塑设计、主体行为防控设计、多主体协同网络效能提升设计和社会网络扩散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尘肺病协同治理助推策略,为有效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提供借鉴。该论文有图61幅,表90个,参考文献475篇。
刘浏[3]（2020）在《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社会资本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发达国家长时期、分阶段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在我国短期内同步呈现、集中爆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趋势对传统的养老模式已构成挑战,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由之路。社会组织（SOs）作为主要服务主体之一,在参与养老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养老服务资源处于分散化状态,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整合。内外部的不足和威胁导致了SOs在我国养老服务领域所具有的巨大参与优势还远未被激活。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有信任、合作、网络支持和制度规范,社会资本的功能有帮助组织获取资源、提高组织能力和促进组织绩效等,上述核心要素和功能恰恰是发展中的养老服务领域SOs生存和发展所迫切需要的。社会资本这一国际学术热点与SOs的发展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SOs参与养老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目的本研究首先界定我国养老服务领域SOs相关社会资本及其绩效的内涵、核心要素或维度,并开发不同层面的测量工具,再分别从社会资本的微观、中观层面对养老服务领域SOs进行探讨。通过定量方法分析SOs各层面社会资本存量与组织核心个人绩效、SOs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育积极社会资本以促进以SOs绩效,激发SOs在养老服务中的巨大参与优势和作用。方法（1）采用文献分析法、政策文件分析法、专家咨询、研讨和论证,构建养老服务领域SOs核心成员个人水平社会资本、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组织外部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SOs绩效评价理论框架和指标条目池,以及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理论模型。通过德尔菲法和预试验实证研究筛选绩效评价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体系的单层权重和组合权重。（2）问卷现场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第一阶段抽样:从安徽省16个城市中分别从皖北、皖中、皖南各抽取两个城市。第二阶段抽样:与抽样市民政局分管养老服务工作的负责人访谈,确定该市所有的市辖区为调查区,共15个区。第三阶段抽样:与抽样区民政局分管养老服务工作的负责人访谈,在该区民政局参与养老服务的SOs台账系统里,按照50%比例抽取,每一个城市A类SOs不少于20个。正常开展养老服务的B类SOs全部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于2019年9-12月对219家养老服务领域SOs（A类SOs即老年公寓、老年护理院、敬老院167家,B类SOs即城市社区/农村乡镇养老服务中心52家）采用问卷星电子调查表进行调查。采用自行研究设计的问卷,调查养老服务领域核心个人基本情况及组织社会资本、组织基本情况及组织绩效、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对象满意度、养老服务机构员工满意度等。采取现场一对一方式调查核心个人、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对象、养老服务机构员工。采取实地查看和查阅文字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调查组织绩效。（3）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指标体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效度。（4）数据分析方法数据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3.0软件。统计方法包括:χ2检验、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Pearson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多元二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最后,对组织内部社会资本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组织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的假设模型,采用拟合优度指数（GFI）、规范拟合指数（NFI）、相对拟合指数（RFI）、比较拟合指数（CFI）,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卡方自由度比（CMIN/DF）,AGFI值,PGFI值,IFI值,TLI值等模型整体拟合度评估指标评价模型优劣;对结构型外部社会资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结果（1）本研究遵循德尔菲法专家选择的要求,选择养老服务领域从事行政管理、学术研究和业务实践,且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家共25名。其中,来自安徽省民政厅和包河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专家5人,高等院校从事社会工作、卫生管理研究的教师14人,安徽省内知名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负责人6人。两轮均发出25份问卷,回收25份有效问卷,积极系数均为100%。二轮咨询专家权威系数均大于0.7。最终确定了养老服务领域A类SOs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6个,三级指标55个）和B类SOs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6个,三级指标38个）。（2）本研究研制的核心个人社会资本量表Cronbach’s alpha为0.86,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在0.81-0.90之间;组织内部社会资本量表Cronbach’s alpha为0.92,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在0.87-0.92之间;组织外部社会资本量表Cronbach’s alpha为0.93,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在0.77-0.88之间。以上量表均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组织内部社会资本量表提取的6个因子累积可解释78.035%的总变异;SOs核心个人社会资本量表提取的4个因子累积可解释67.054%的总变异;SOs组织外部社会资本量表提取的5个因子累积可解释63.859%的总变异。（3）影响养老服务领域组织核心个人绩效水平因素的多元二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以个人获得养老表彰（即个人绩效1）（0=未获得,1=获得,下同）为应变量,未接受管理类培训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接受管理类培训者的0.344（95%CI=0.1510.788）;未接受技能类培训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接受管理类培训者的0.38（95%CI=0.1740.831）;参加养老工作年限>5年、2-5年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分别是≤1年者的6.474（2.47716.923）倍和3.927（1.46310.542）倍;专职人员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兼职人员的8.911（1.03876.464）倍;Cm SC社会网络每增加一分,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增大1.36（1.1861.559）倍;已婚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未婚/丧偶/离异的5.621（1.1692.703）倍。以带领的团队获得养老表彰（即个人绩效2）为应变量,女性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男性的0.483（95%CI=0.2860.817）;未接受管理类培训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接受管理类培训者的0.332（95%CI=0.1840.598）;专职人员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是兼职人员的3.728（95%CI=1.09112.739）倍;Cm SC社会网络每增加一分,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增大1.254（95%CI=1.1061.421）倍。以个人或带领的团队因从事的养老服务被媒体报道（即个人绩效3）为应变量,参加养老工作年限>5年、25年者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分别是≤1年者的3.127（95%CI=1.6256.017）倍和2.903（95%CI=1.5275.521）倍;Cm SC社会网络每增加一分,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增大1.179（95%CI=1.1861.559）倍;Intra SC支持每增加一分,获得养老表彰的可能性增大2.102（95%CI=1.3693.227）倍。以被聘为养老服务领域协会成员（即个人绩效4）为应变量,以前面单因素分析结果筛选出来的可疑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建立多元二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未接受管理类培训者被聘为养老服务领域协会成员的可能性是接受管理类培训者的0.283（95%CI=0.1320.611）;未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被聘为养老服务领域协会成员的可能性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的0.425（95%CI=0.2110.854）。以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即个人绩效5）为应变量,未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的可能性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的0.393（95%CI=0.190.814）;Cm SC社会网络每增加一分,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的可能性增大1.05（1.0151.087）倍;Intra SC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每增加一分,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的可能性增大4.227（1.25914.186）倍。（4）影响养老服务领域组织绩效水平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A类:组织运作模式为公建民营,总绩效增加4.352分,组织运作模式为民建民营,总绩效增加5.86分;收住老年人数增加1人,总绩效增加0.035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总绩效增加6.344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环境绩效增加0.537分;Inter SC规范增加1分,环境绩效增加1.037分。专职工作人员数增加1人,设施设备绩效增加0.036分;Inter SC信任增加1分,设施设备绩效增加0.531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设施设备绩效增加1.667分。组织运作模式为民建民营,运营管理绩效增加1.58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运营管理绩效增加1.143分;Intra SC规范增加1分,运营管理绩效增加1.306分。Cm SC凝聚力和归属感增加1分,服务质量绩效增加1.738分;组织运作模式为民建民营,服务质量绩效增加1.726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服务质量绩效增加2.079分。备案/注册情况为多种形式时,服务效果绩效增加1.176分。B类:核准床位数增加1张总绩效增加7.388分,未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服务,总绩效减少15.924分;Inter SC参与增加1分运营管理绩效增加1.242分;核准床位数增加1张服务质量绩效增加2.148分,未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服务,服务质量绩效减少6.414分;组织成立时间增加1年,服务结果绩效增加3.499分;专职工作人员数增加1人,服务结果绩效增加2.543分;专职工作人员增加1人服务效果绩效增加1.889分,未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服务效果绩效减少2.85分,Intra SC非正式网络得分增加1分,服务效果绩效增加3.091分。（5）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内部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关系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A类SOs:拟合优度指数的卡方检验（χ2/df）=7.269,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83、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62、相对拟合指数（RFI）为0.905、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82,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为0.07,卡方自由度比（CMIN/DF）为1.817,AGFI值为0.937,PGFI值为0.262,IFI值为0.983,TLI值为0.955。A类SOs组织内结构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认知型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22;组织内结构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关系型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40;认知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关系型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47;认知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服务效果绩效,路径系数为0.2;关系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服务效果绩效,路径系数为0.18;服务效果绩效正向影响总绩效,路径系数为0.58。B类SOs:拟合优度指数的卡方检验（χ2/df）=4.412,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96、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57、相对拟合指数（RFI）为0.892、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96,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为0.07,卡方自由度比（CMIN/DF）为1.103,AGFI值为0.882,PGFI值为0.258,IFI值为0.996,TLI值为0.989。B类SOs组织内结构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认知型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44;组织内结构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服务效果绩效,路径系数为0.21;认知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关系型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78;认知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服务效果绩效,路径系数为0.22;关系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服务效果绩效,路径系数为0.17;服务效果绩效正向影响总绩效,路径系数为0.7。（6）养老服务领域SOs结构型外部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分析发现,民政部门是养老服务领域A类SOs联系最紧密的机构,点度值151,其次是其他养老组织、街道/社区居委会,点度值分别为133,127;街道/社区居委会是养老服务领域B类SOs联系最紧密的机构,点度值47,其次是民政部门、其他养老组织,点度值分别为42,40。结论本研究构建了养老服务领域个人基本情况及组织核心成员个人水平、组织内部、组织外部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及其量表、组织基本情况及组织绩效评估量表、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对象量表、养老服务机构员工满意度量表,实证研究表明,上述系列调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较理想的结构效度。本研究发现核心个人社会网络水平越高,个人获得养老表彰、带领的团队获得养老表彰、个人或带领的团队因从事的养老服务被媒体报道、个人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的可能性也越高;组织内部的支持水平越高,个人或带领的团队因从事的养老服务被媒体报道的可能性也越高;组织内部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水平越高,个人参加地方养老服务标准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的可能性也越高。组织运作模式、收住老年人数、备案/注册情况与A类SOs总绩效有正向关联。核心个人凝聚力和归属感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服务质量绩效;组织内部规范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运营管理绩效;组织外部的信任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设施设备绩效;组织外部的规范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环境绩效。核准床位数、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服务与B类SOs总绩效有正向关联。组织内部的非正式网络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服务效果绩效;组织外部的参与水平高,能增加组织的运营管理绩效。本研究将既往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等相关研究上升到社会资本理论高度,丰富了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绩效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从核心成员个人水平、组织内部水平、组织外部水平探索了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绩效的关系,不仅为发挥养老服务服务领域社会资本开拓新的思路、注入新的活力,而且为国家和地方制定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应对老龄化提供新视角和理论依据。
冯华[4]（2019）在《驻京部队大型餐饮单位风险因素分析及管理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研究背景部队大型餐饮单位一般指就餐人数不少于300人的就餐场所,具有就餐人群聚集固定、就餐时间集中的特点。近年来,部队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部队餐饮单位各环节的风险水平、从业人员的管理直接关系到官兵的健康和部队战斗力的生成,也是军队关注的重大安全问题。随着部队伙食保障方式集约化、社会化的发展,卫生设施、卫生条件、就餐环境显着改善,部队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逐步完善,食品安全事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大型集中式供餐方式带来的新的卫生风险和社会化管理模式下从业人员管理引起的新问题,需要进行评估、分析。同时,部队大型餐饮单位的室内温度控制设施逐步由独立空调升级为集中空调。据报道,军团菌在空调水中的检出率较高,含军团菌的气溶胶有随空气进入室内的风险,人体吸入后可感染患病。集中空调的使用,给餐饮单位带来舒适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风险。二、研究目的部队作为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群体,食品安全管理与餐厅环境卫生事关部队战斗力的大事,部队餐饮单位一旦出现卫生问题,会直接危害到广大官兵的身体健康,甚至影响到我军的整体战斗力。本研究通过对部队大型餐饮单位加工管理、从业人员风险现况调查以及集中空调系统水中嗜肺军团菌风险检测分析,对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整体评估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部队大型餐饮单位卫生监督与管理提供决策参考,为部队餐饮单位监督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部分依据。三、研究方法1、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抽样检测对53家部队大型餐饮单位的加工管理进行了风险分析。2、通过问卷调查对餐饮单位的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认知错误、食品安全态度与行为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研究。3、采用荧光定量PCR的方法对餐饮单位集中空调系统水中嗜肺军团菌污染状况进行了检测研究。所获得的数据经核对后通过Microsoft Excel 2007,IBM SPSS 19.0和LightCycler?96 SW 1.1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四、研究结果1、部队大型餐饮单位加工管理风险分析（1）在建筑布局方面,53家大型餐饮单位的人均用餐面积为1.57 m2,合格率为77.36%。其中,部队自管餐饮单位的合格率大于社会化管理餐饮单位;机关食堂合格率最高,院校食堂最低。餐饮单位的餐厨比的合格率为100%。（2）在卫生设施方面,53家单位中已有22家（41.51%）单位使用集中空调系统,但仍有12家（22.64%）单位后厨的控温措施依旧在使用电扇和排风扇,夏季难以达到良好的控温效果。部队大型餐饮单位防蝇、防鼠、留样设施的合格率均超过90%,但冷荤间空气消毒设施的有效率仅有71.70%。（3）在抽样检测方面,“餐用具消毒合格”的50%百分位数的风险水平概率值为1.01×10-1(8.0×10-21.26×10-1),风险发生率为10.00%。不同类型餐用具中,筷子、刀和墩的风险发生率分别为16.98%、18.87%和20.75%。不同消毒方式中,洗碗机、化学消毒和酒精点燃消毒的风险发生率分别为14.29%、17.50%和28.26%。食品检测抽样要素的50%百分位数的风险水平概率值为1.3×10-2(8×10-32.0×10-2),风险发生率为1.21%,熟肉制品、蔬菜和水果存在不合格样品,风险发生率分别为3.33%、2.64%和1.89%。（4）53家大型餐饮单位的冷荤加工环节和初加工环节的风险发生率分别为16.67%、10.19%,列为风险控制环节。“食品加工条件要求与实际一致”、“不存在隐患的食品原料”、“分类存放、不混放”、“禽肉、水产、蔬菜加工容器分开标识清楚”、“加工设施洁净无变味”、“成品、半成品容器分开”、“加工条件符合‘五专’”、“有预进间,做到‘一门一窗’”、“加工手清洁”、“紫外线消毒灯有效且记录完全”、“留样时间不少于48小时”、“餐用具消毒合格”和“留样记录清楚、齐全”13项内容为风险因素。（5）53家大型餐饮单位九个加工环节整体的50%百分位数的风险水平概率值为8.6×10-2(7.6×10-29.7×10-2),风险发生率为8.57%。冷荤加工环节中加工条件和冷荤间人员手卫生的风险发生概率最高;初加工环节存在交叉污染的风险。（6）53家大型餐饮单位五个相关要素整体的50%百分位数的风险水平概率值为4.7×10-2(4.0×10-25.5×10-2),风险发生率为4.72%。社会化管理的餐饮单位的“食品留样”要素和部队食堂的“餐用具消毒”要素的风险发生率分别为10.71%和13.00%,列为风险控制因素。2、部队大型餐饮单位从业人员风险分析本研究调查的53家大型餐饮单位的474名从业人员以聘用人员为主,年龄主要分布在2030岁之间;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主要是初中及以下学历,只有18.35%的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年限主要集中在410年;年培训学时达不到军队从业人员培训每年不少于20学时的要求。（1）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总体的正确率和及格率分别为仅为58.96%和56.33%;餐用具消毒（17.41%）、交叉污染（43.99%）和时间、温度控制（52.06%）三部分知识掌握的不好,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整体不高。（2）本研究调查的从业人员存在15项内容的认知错误,其中“时间紧张”（16.88%,95%CI:13.5120.25%）、“饮食保障人员不足”（14.98%,95%CI:11.7718.19%）、“培训、知识不够”（13.29%,95%CI:10.2316.35%）、“缺少工作用温度计”（11.39%,95%CI:78.5314.25%）和“缺少必要的洗手用品”（10.13%,95%CI:7.1412.84%）5项内容为从业人员的主要认知错误,需要进行纠正和干预。（3）从业人员10道态度题目的平均积极率为96.58%,食品安全态度整体情况积极;从业人员20道行为题目的平均积极率为85.90%。3、部队大型餐饮单位集中空调系统空调水中嗜肺军团菌风险分析22家餐饮单位空调水样品中的嗜肺军团菌进行荧光定量PCR检测,88份空调水中,阳性样本16份,阳性率为18.18%;冷却水的检出率（27.27%）高于冷凝水（9.09%）。冷却水是否消毒和集中空调系统消毒频率是影响嗜肺军团菌检出率的相关因素。4、管理对策（1）在餐饮单位的加工管理方面,要提升餐饮单位硬件设施建设水平,细化餐饮单位加工环节与相关要素的管理。（2）在从业人员管理方面,相关部门应组织好从业人员培训工作的开展,通过个性化培训提升卫生知识水平、纠正从业人员认知错误。统一标准,规范从业人员管理,可通过培训教材的制定,统一培训内容和方法,划分培训层次来进行规范;针对从业人员的不正确加工行为,卫生管理部门应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化技术指导。（3）在集中空调系统卫生管理方面,集中空调维护清洗时,相关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冷却塔应避开人员聚集场所和远离集中空调新风口。建立集中空调系统设备的管理制度,做好定期检查、清洁与维护工作。五、研究结论1、系统分析了部队大型餐饮单位加工环节的风险因素。依据餐饮单位食品加工环节和相关要素,系统研究了部队大型餐饮单位加工管理全流程,对影响餐饮安全的9个加工环节、5个相关要素和67项风险指标进行了风险分析。归纳总结了部队大型餐饮单位的风险特点,确定了部队大型餐饮单位应重点控制冷荤加工和初加工2个风险控制环节和“紫外线消毒灯有效且记录完全”、“加工设施洁净无变味”等13个风险因素,这是部队大型餐饮单位卫生管理的重点。2、分析了不同管理模式和不同性质的部队大型餐饮单位的风险特点并形成风险列表。部队大型餐饮单位的风险远低于文献报道的中小型餐饮单位,部队自管餐饮单位的管理重点是冷荤加工环节,社会化管理餐饮单位的管理重点为冷荤加工、初加工、主食加工环节和食品留样要素。机关食堂的管理重点是冷荤加工和初加工环节。部队食堂的管理重点是冷荤加工、初加工、主食加工环节和餐用具消毒要素。院校食堂的管理重点是冷荤加工、主食加工和食谱审查环节。3、系统分析了从业人员知识、认知错误、态度和行为的风险特点。从业人员培训实践中应重点加强餐用具消毒、交叉污染和时间/温度控制三方面知识的培训和5项主要认知错误的纠正,帮助从业人员正确操作行为的养成。4、调查了部队大型餐饮单位集中空调系统水中嗜肺军团菌的污染情况。集中空调系统水中嗜肺军团菌的检出率为18.18%,冷却水中检出率明显高于冷凝水。冷却水是否消毒、集中空调系统消毒频率是检出率的影响因素。
瞿述根[5]（2019）在《北方某单位60年放射工作人员辐射流行病学调查初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辐射流行病学调查标准,对我国北方某核工业单位自建立以来至2017年12月31日所有的职工进行辐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其全死因、恶性肿瘤、实体肿瘤及其他疾病死亡情况,以客观评价该单位人员60年的健康状况,重点观察辐射暴露对职业健康的影响;同时将该人群纳入前瞻性研究队列,收集基线资料,介绍辐射暴露与队列基线的现状;再对国际核工业从业人群实体肿瘤死亡状况进行荟萃分析,以期进一步佐证辐射暴露与职业健康的关系,为制定核工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管理政策提供依据。方法:建立标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国内外辐射流行病学研究现状,参考辐射流行病学理论和研究进展,借鉴相关标准模板,编制“辐射流行病学调查标准”框架。结合到核工业北方某单位辐射流行病学调查现场,根据调查现场出现的问题与建议进行客观修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辐射流行病学调查标准。死因分析:获得该单位职工基本信息、辐射暴露职工放射工龄,并对该单位自组建以来到2017年12月31 日的所有死亡职工进行死亡信息核查,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死亡时间、根本死因及职业岗位等,再根据随访终点时间与刚开始工作时间计算研究人群的累积随访人年。分性别和年龄别计算全死因、恶性肿瘤、实体肿瘤及其他疾病的死亡率,以2010年全国死亡率分别计算标化死亡比（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SMR）,并对暴露组与非暴露组人群相应死亡率进行比较。基线调查:将该单位所有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纳入前瞻性研究对象,于2017年10月10日到2018年7月23日,进行健康体检及血样采集,检查的内容包括内、外、眼、心电图、胸片、B超、血常规、生化,肿瘤标注物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和癌抗原（Cancer antigen）125。同时根据自愿原则,进行流行病学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吸烟饮酒生活史、家族遗传史、职业变动史、体育活动、睡眠及疾病医疗情况,并采用标准的方法测量血压、身高、体重和腰围。所有血样现场离心,分离血清和血浆,超低温保存备用,并对两组人群的基线资料进行比较、介绍。荟萃分析:通过检索Pubmed和Embase两大数据库中2001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所有发表的英文文献,经过标题、摘要、全文和内容的四层筛选,确定本研究纳入的文献数量和质量,并对所纳入的文献进行数据摘录,使用STATA软件对国际核工业职工的实体肿瘤死亡率的SMR进行荟萃分析。结果:团体标准:建立《辐射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综合集成创新,既有经典流行病学特征,又适合辐射暴露人群。该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调查设计、调查实施、资料整理与分析、调查报告和质量控制等9部分内容和5个资料性附录。其中调查设计就建议辐射流行病学应明确调查对象范围、调查内容及结局的判定,并要求调查辐射剂量学资料及相应分子生物学信息。资料整理与分析要求既包括传统分析性流行病学相关指标,同时应具有辐射特性的超额相对危险度（Excess risk ratio,ERR）和相对危险系数等,并列出质量控制措施。死因分析:该单位累积有7260位职工,共随访259593人年。其中1049人死亡,标化后死亡率为404.09/105,SMR（95%CI）为0.61（0.58-0.64）。恶性肿瘤死亡 442 人,标化后死亡率为 177.56/105,相应 SMR（95%CI）为 0.96（0.94～0.98）。暴露组的全死因、恶性肿瘤、实体肿瘤、Top-10肿瘤及其他疾病与非暴露组的死亡密度比（mortality density ratio,MDR）均小于1,除淋巴瘤外,非暴露组人群Top-10肿瘤的死亡率均高于暴露组,随着年龄的增加,MDR下降并趋于稳定。基线情况:该队列研究共收集了 3301份基线调查问卷,其中男女分别占56.3%、43.7%,男性的身体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心率、血压均显着高于女性。暴露组男性人数显着多于女性,非暴露组则相反。暴露组的平均年龄、身高、体重、腰围、BMI均高于非暴露组,P<0.05。同样暴露组人群吸烟率、饮酒率、喝茶率、体育运动率、夜班工作率及心血管疾病和脑卒中的患病率均高于非暴露组,P<0.05。该队列男性放射工作暴露平均286个月,女性269个月,P<0.05,随着放射工龄的增加,放射人群数量呈双峰分布,不同年龄段性别间平均放射工龄差异不大。荟萃分析:对纳入的27篇国际核工业回顾性队列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发现,合并后恶性肿瘤和实体肿瘤的SMR（95%CI）分别为0.88（0.83-0.94）、0.80（0.71-0.90）。进一步对每个实体肿瘤进行分析发现,除脑瘤、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和前列腺癌外,其余恶性肿瘤的SMR均小于1。敏感性分析显示实体肿瘤、肺癌的SMR不存在异质性且Q值显示无发表偏倚。结论:1、《辐射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经过核工业北方某单位的应用,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可以作为我国各相关行业开展辐射流行病学调查的指导性文件。2、该单位自组建以来,职工整体死亡率低于2010年全国水平,但部分实体肿瘤死亡率高于全国水平,与国际核工业队列研究结果相似。3、该单位放射工作人员的全死因、恶性肿瘤、实体肿瘤及其他疾病死亡率均低于同期非暴露组,LDIR不会增加死亡风险,存在健康工人效应。除脑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外,荟萃分析佐证了辐射暴露不会增加其他肿瘤死亡风险。4、本研究在国内放射工作人群中建立了首个前瞻性研究队列,基线数据丰富、资料真实、可靠,为全面分析放射性职业暴露与心血管疾病、脑卒中、恶性肿瘤等慢性病的发病与死亡提供了详细的基础资料,并为今后从事相关辐射流行病学研究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李江平[6]（2019）在《蔬菜大棚从业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背景:职业环境暴露对健康的影响已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证实,而一定数量的农业从业者在农业行为过程中长期处于高危险因素的暴露,其对从业者的健康影响已受到卫生行政部门和学者们的关注。相比于其他农业从业人员,大棚从业者的生产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长期高温高湿的密闭环境以及无季节限制的作业时间和高频率的农药使用等容易导致有毒有害物质的累积暴露,同时结合高强度的体力劳作,作业环境对健康状况存在一定的影响,而蔬菜大棚从业者作为城市每日新鲜蔬菜供应链的基础,其健康状态和影响因素应当得到关注和重视。目的:根据研究对象的问卷调查信息和健康体检信息以及大棚蔬菜及棚内土壤农药残留检测信息,研究棚内作业环境暴露对蔬菜大棚从业者的健康影响,进而拟合环境暴露和健康的因果关系。方法:采用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等方法收集研究对象的作业环境暴露和健康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第一:问卷调查部分研究对象来源于银川市郊的四个大棚蔬菜种植村,采用结构化的调查问卷于2015年到2017年进行连续三年的问卷调查,每年不重复的随机抽取对应村子的居民小组一个,将所有大棚从业者作为潜在的受访对象,在获得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法获取个人基本信息和从业情况以及健康状况等相关资料。问卷数据初步核查后录入Epidata数据库进行对比检查,然后采用多重填补方法对缺失值进行填补,依据棚内工作特征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将从业者聚类,并根据类别采用遗传倾向匹配得分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匹配为高低两暴露组,对匹配后自我报告系统性疾病进行差异性检验,将检验具有统计学显着性的疾病采用有向无环图法进行疾病致病因素的通路分析。第二:客观测量部分研究对象来源于问卷调查中的部分样本,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若从业者同意接受健康体检和棚内样本的采集则将其作为此部分的研究对象,健康体检工作由银川市国泰医院健康体检车和医生统一进行;棚内蔬菜和土壤的样品采集采用梅花布点法,其中蔬菜主要采集其食用部分,同时兼顾空间的上、中、下位置及蔬菜成熟情况,五个点共采集蔬菜约为0.5千克,土壤样本在采集前先将5cm的表皮土壤清除,采集5到15cm深度的土壤作为样本,每个点采样约0.2Kg,每棚采样总计约1Kg,采集后的样本于6小时之内送回实验室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农药残留和生理生化指标按照人棚一对一匹配后进行缺失数据的多重填补,填补后的数据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确定农药残留对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从而判定影响的因果效应。结果:研究结果分两部分展示,分别为问卷调查和客观测量指标,如下:第一:问卷调查部分共1368名大棚从业者完成问卷调查,根据棚内从业特点将其划分为两组,高暴露组和低暴露组,匹配后的数据显示高暴露组的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患病率为7.91%,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的患病率为15.56%,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为21.43%,三种系统疾病的患病率显着高于低暴露组。棚内工作年限在心血管疾病的致病网络上具有统计学显着性,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性提高7.6‰;混合农药使用频率高、喷洒过程中不检查器械是否漏药和低个人防护措施得分对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的发生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分别可以提高13.56%,20.11%和42.62%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的发生;亲自喷洒农药比例是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原因,高比例亲自喷洒农药的从业者可提高14.90%的发生机率,较长的农药喷洒间隔可以降低消化系统疾病发生率,每延长一天喷洒农药即可降低消化系统疾病发生的1.21%。第二:客观测量部分影响机体生理生化指标的蔬菜农药残留数量较土壤农药残留多,同时一部分农药残留对指标的影响跳跃点较国家农药残留量的限值低;蔬菜农药残留中的氨基甲酸酯类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的影响中克百威和甲萘威可有效降低LDL-C的含量,而仲丁威则可增加其含量;拟除虫菊酯类（氟氯氰和氯氰菊酯）可升高LDL-C在机体内的含量;而有机磷类农药残留（灭线磷）对LDL-C的影响则是抑制的。蔬菜农药残留的氨基甲酸酯类中的仲丁威对IgG（免疫球蛋白G,Immunoglobulin G）的影响具有促进作用,而甲萘威对其则是抑制的;同样,灭线磷对IgG的影响是抑制的。蔬菜和土壤农药残留对MCH（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量,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显着性,其中蔬菜中的氟氯氰可升高MCH的含量,而甲萘威、氰戊菊酯、灭线磷、马拉硫磷和毒死蜱则对MCH的影响是负向的;土壤中的速灭威对MCH的影响是抑制的,甲基对硫磷和杀螟硫磷对MCH的影响是积极的。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几点研究结论:⑴蔬菜大棚从业环境高暴露组的心血管系统疾病、骨骼肌肉系统疾病以及消化系统疾病的患病率高于低暴露组;⑵棚内工作环境对健康存在一定的影响,其中以心血管系统疾病、骨骼肌肉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为主,主要环境致病因素包括大棚从业年限、农药混配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得分以及防护意识等;⑶蔬菜农药残留可影响从业者的生理生化指标;⑷蔬菜和土壤农药残留均会影响MCH,可能会造成从业者贫血的发生;⑸部分农药残留对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点较国家农药残留限值低,可能由于长期低剂量的农药暴露导致集体对农药残留的敏感性增加。
岳伟玲,岳慧芳[7]（2019）在《胸部X线检查在从业人员健康体检中的现状及正确应用》文中指出食品和公共场所服务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一方面能够有效保护从业人员的健康,另一方面能有效维护公众的健康利益。胸部X线检查是发现胸部病变的主要方法之一。合理应用X线检查,提高肺结核的检出率、做好X线的辐射防护是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工作的重点。国内相关学者针对胸部X线检查在从业人员健康体检中的现状及正确应用开展了相关研究。
冯艳[8]（2018）在《老年健康行为特征、演变及其健康效应》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中国老年人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60岁以后的余寿中60%～80%的时间处于“带病生存”状态,“长寿不健康”意味着对医疗和养老资源的巨大需求。老年是慢性病高发人群。慢性病发病原因不仅限于生物因素,是遗传、生活方式、环境、既往病史、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WHO）曾指出不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长期作用会引起疾病发生。健康的预防投入成本远低于疾病发生后的治疗成本。部分老年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通过行为方式来进行辅助的自我健康预防、管理、甚至康复治疗。老年健康行为具有什么特征?老年健康行为的演变规律如何?哪些因素会促进老年健康行为的演变?老年健康行为的演变机制是怎样?老年健康行为与健康状况间存在什么关联?这些问题的解答,关系着老年健康行为的优化,制约着老年健康状况的改进,关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解决老年人健康行为优化问题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本文的重点是老年健康行为的特征和演变。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模型从健康行为指标的外显变量中挖掘出老年健康行为潜变量,对老年健康行为进行了类别划分和特征描述,探讨了不同健康行为类别老年人的差异化表现,刻画了十年间老年健康行为的演变规律,揭示了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影响机制,阐明了健康行为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健康效应和约束作用。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在健康中国和人口老龄化的多重时代背景下,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CLHLS（2005～2014）数据和访谈资料做好研究准备,在此基础上界定核心概念、确定研究目标、拟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选定研究方法、规划研究内容等。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部分,在阐述健康行为改变和健康相关理论内容的同时,结合研究内容安排简要交代了相关理论的应用。第三部分为本文的实证部分,第2～5章。第2章交代实证分析相关准备,说明了数据预处理策略、显变量选取和其他变量设置依据,进行了样本描述统计。第3章揭示老年健康行为特征及差异,将包含风险健康行为和健康促进行为在内的11个具体行为指标作为外显变量,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模型确定老年健康行为潜变量,并进行精准的分类,探讨不同健康行为类别老年人在社会保障与服务、家庭特征、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异。第4章呈现了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规律和机制,先用增长混合模型勾勒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规律,再结合质性资料梳理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第5章使用交叉滞后自回归模型在给出健康行为的健康效应同时,揭示了健康状况对老年健康行为的约束作用。第四部分全面总结了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对后续研究进行了规划和设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有五点研究发现:第一,基于具体健康行为指标显变量组合可以确定老年健康行为潜变量。老年健康行为可以相对精准地划分为消极型、相对消极型、一般型、相对积极型、积极型五个类别。十年间不同健康行为类别老年人的比例不断变化,老年健康行为优化的趋势日渐明朗。第二,老年健康行为在社会保障与服务、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上呈现不同程度的显着差异。享受社区提供保健服务的老年健康行为更健康;童年患病能够及时治疗的老年人健康行为更良好;养老保障通常会促使老年人倾向较良好的健康行为;享有医疗保障会使老年健康行为呈现“两极分化”（消极型和积极型并存）特征;家庭年收入较高的老年人会倾向更良好的健康行为;受教育年限较长的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职业层次较高的老年人健康行为更为良好;老年健康行为具有显着的性别、城乡和地区差异。第三,老年健康行为演变在循环往复中呈现健康化倾向。十年间77.2%的老年健康行为朝着积极方向调整,即矫正型;22.8%的老年健康行为朝着消极方向转变或维持不变,即非矫正型。不同健康行为类别老年人行为矫正的难度和参与热情存在明显差别。第四,老年健康行为演变受到社会保障与服务、家庭特征和个体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过去患病得到及时治疗、享有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老年人健康行为矫正的概率较低。社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与老年健康行为矫正存在正向关联。家庭年收入越低、年龄较大、受教育年限较短、60岁前职业层次相对较低、非城市老年人健康行为矫正的可能性较大。健康状况变差是老年健康行为矫正的主要诱因,自觉调整意识觉醒才是促成老年健康行为矫正的真正动力,家庭成员影响是促成老年健康行为矫正的重要因素,工作或经济等其他因素对老年健康行为矫正具有辅助作用。第五,老年健康与健康状况间存在显着关联。老年健康行为对自评健康、自理能力、器具性日常生活功能间存在正向促进效应,与心理健康、认知能力间存在逐期强化的正向关联性。自评健康、认知能力、心理健康对老年健康行为倾向具有正向约束作用。自理能力和器具性日常生活功能对老年健康行为倾向的约束力度较弱、约束方向模糊。老年健康行为与慢性病呈负向关联,慢性病对老年健康行为具有负向约束作用,慢性病患病种数越多的老年人越倾向风险性较小健康行为。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开展多种形式健康教育,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增强老年人健康行为的自我约束力。第二,优化当前医疗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增强医疗保险制度的预防功能,为老年健康行为优化提供制度支撑。第三,增加财政投入,鼓励卫生服务机构、居民委员会和老年人家庭间的通力协作,切实保障老年健康行为优化。同时,从探讨老年健康行为城乡差异、老年健康行为演变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不同健康行为类别老年人的群体异质性以及深化老年健康行为优化社会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后续研究规划和设想。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新意。本文将健康行为作为促进老年医疗和养老问题同步解决的切入点,是落实“医养结合”理念的新探索。大多数老年人处于“带病生存”或“长寿不健康”的现实困境,“医养结合”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之一。现有研究关于“医养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养老资源的统筹优化配置,忽略了老年人自身在减少疾病发生、降低养老风险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本文聚焦老年健康行为,呈现十年间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特征和规律,挖掘老年健康行为矫正的源动力,寻求通过老年健康行为优化缓解老年医疗和养老压力的新路径,既是对“医养结合”相关研究的有益拓展,也是缓解老年健康与养老困境的积极探索。第二,分析方法上的新尝试。本文基于“外显变量→潜变量”的思路,借助潜在类别分析模型,跳出了老年健康行为评价的困境,给出了老年健康行为相对精准的分类,有助于老年群体的细分研究。应用四期健康行为潜变量数据,借助类别变量的增长混合模型,兼顾群体异质性和组内个体间发展轨迹的变异,得出了十年间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量化结果。在揭示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同时,应用交叉滞后自回归模型的理念,通过“前测健康行为→后测健康状况”和“前测健康状况→后测健康行为”的三阶段双路径组合策略,对老年健康行为和健康状况间的关联进行了初步推断,是探究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的积极尝试。
王敏[9]（2018）在《某疾控体检中心对体检人员健康体检结果分析及预防管理》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分析疾控体检中心对体检人员健康体检结果 ,为制定相应防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该文旨在通过对疾控体检中心对体检人员健康体检结果进行分析,分析检查从业人员是否患有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活动性肺结核、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情况,制定预防管理办法,为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开展提供依据。结果在19 400例标本中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检出1例,检出率0.005%,肺部有钙化点疑似活动性肺结核检出29例,检出率0.15%;沙门、志贺氏菌检出32例,检出率0.16%;谷丙转氨酶增高139例,检出率0.72%,甲肝、戊肝检出0例。结论通过对疾控体检中心对体检人员健康体检结果进行分析,一些慢性病的人员所占的比重较大。可见,加强对体检人员的监督管理,不定期进行预防健康教育,加强健康检查是预防疾病的关键。
王冬妮[10]（2017）在《不对称信息下的健康保险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健康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不分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条件。建立和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提供保障,成为了近年来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目前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但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特殊属性使其仍然无法避免地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除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采取强制投保之外,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中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均采取了自愿投保原则,即在给定的缴费要求和政府补贴政策条件下,个人或者家庭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保。在自愿参保模式下,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对称信息的影响,从而可能产生逆向（或正向）选择的现象,对居民福利产生影响,而这一选择效应的识别构成了新农合绩效评估研究的基础。已有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由健康风险引起的选择行为并且由于实证设计的局限性未能提供选择行为存在与否的直接证据,本文基于经典的不对称信息实证分析框架从多维不对称信息的视角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拓展。运用高质量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在区分新农合引发的道德风险影响的基础上系统地检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行为的选择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基本医疗保险的绩效评估。同时,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近年来保费收入不断增长,覆盖人群不断扩大,但是市场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在阻碍商业医疗保险的进一步发展。费用控制迄今为止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道德风险造成的额外医疗服务费用需要如何控制,健康保险不但要根据被保险人的医疗单据进行理赔,而且要与医院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系纽带,介入医疗服务全过程,但是我国目前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保险公司很难与医疗机构建立起可以影响医疗行为和医药费用的合作机制。另外,目前医疗机构、社保部门和商业保险之间,没有建立信息发布和数据共享机制,缺乏医疗基础数据,加大了商业保险的经营风险,同时也不利于形成社会合力,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因此,如何克服商业健康保险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采用试点调查的微观数据,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对称信息进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福利后果,提出可供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参考的可行建议。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沙门菌感染 |
| 1.1.2 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 |
| 1.1.3 沙门菌血清型 |
| 1.1.4 沙门菌耐药 |
| 1.1.5 沙门菌携带耐药基因 |
| 1.1.6 小结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第2章 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体检沙门菌检出率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样本来源 |
| 2.1.2 纳入排除标准 |
| 2.1.3 主要试剂耗材 |
| 2.1.4 实验方法 |
| 2.1.5 统计学分析 |
| 2.2 结果 |
| 2.2.1 玉林市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沙门菌检出结果 |
| 2.2.2 玉林市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沙门菌检出率单因素分析 |
| 2.2.3 玉林市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沙门菌检出率logistic回归分析 |
| 2.3 讨论 |
| 第3章 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沙门菌血清型鉴定 |
| 3.1 材料及方法 |
| 3.1.1 主要试剂耗材 |
| 3.1.2 实验方法 |
| 3.2 结果 |
| 3.2.1 2013-2019 年玉林市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沙门菌血清型种类 |
| 3.2.2 2013-2019 年玉林各年份之间血清型构成比 |
| 3.2.3 2013-2019 年玉林前20 位血清型两类职业携带率差异 |
| 3.3 讨论 |
| 第4章 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沙门菌耐药表型鉴定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主要仪器试剂耗材 |
| 4.1.2 实验方法 |
| 4.2 结果 |
| 4.2.1 2013-2019 年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抗菌药物耐药率 |
| 4.2.2 2013-2019 年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抗菌药物MDR率 |
| 4.2.3 2013-2019 年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MDR沙门菌血清型 |
| 4.2.4 2013-2019 年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携带MDR沙门菌耐药谱 |
| 4.3 讨论 |
| 第5章 玉林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沙门菌基因型鉴定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样本来源 |
| 5.1.2 主要仪器试剂 |
| 5.1.3 实验方法 |
| 5.1.4 样品测序 |
| 5.2 结果 |
| 5.2.1 喹诺酮基因检出情况 |
| 5.2.2 ESBL基因与mcr基因检出情况 |
| 5.3 讨论 |
| 第6章 总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人携带沙门菌流行趋势与耐药情况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治理理论及相关研究 |
| 2.2 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2.3 尘肺病治理政策体系及相关研究 |
| 2.4 文献系统性评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尘肺病治理多主体协同理论解析、构成及框架构建 |
| 3.1 我国尘肺病治理严峻形势及患者生存困境 |
| 3.2 尘肺病协同治理的多元概念、构成及互动层面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模型构建 |
| 4.1 基于质性分析的心理和行为层面的交互要素的选择和界定 |
| 4.2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 |
| 4.3 基于主体-关系-结构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互动核心变量的量表开发与数据收集 |
| 5.1 研究量表的设计与开发 |
| 5.2 正式调研与样本情况研究 |
| 5.3 正式量表的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外源-内源-交互行为倾向变量的实证分析 |
| 6.1 系统内源与外源变量的描述性和对比性分析 |
| 6.2 行为倾向变量的描述性和差异性分析 |
| 6.3 系统内源变量和多主体互动行为倾向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6.4 系统内源变量和多主体互动行为倾向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 |
| 6.5 基于异质性特征和风险特征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6 基于外源-内源-交互行为倾向变量间关系的假设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的共治演化仿真 |
| 7.1 多主体行为建模及共治演化的逻辑设计 |
| 7.2 多主体、多要素互动目标下的可视化界面设计 |
| 7.3 多主体互动要素混合干预下的共治仿真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8 尘肺病协同治理网络PSBEN多元互惠共治政策体系设计 |
| 8.1 尘肺病协同治理网络PSBEN多元互惠共治体系的总体思路 |
| 8.2 尘肺病协同治理网络PSBEN分维度体系设计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人口老龄化的严峻趋势对传统的养老模式构成挑战 |
| 1.1.2 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由之路 |
| 1.1.3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要性 |
| 1.1.4 我国养老服务领域SOs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困境 |
| 1.1.5 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SOs参与养老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
| 1.1.6 社会组织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概况 |
| 1.2.2 国内研究概况 |
| 1.3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思路 |
| 1.3.1 问题的提出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问卷研制研究方法 |
| 2.1.1 文献分析法和政策文件分析 |
| 2.1.2 专家咨询、研讨和论证 |
| 2.1.3 德尔菲法 |
| 2.1.4 层次分析法 |
| 2.1.5 预实验研究 |
| 2.2 问卷研制结果 |
| 2.2.1 组织绩效测量指标 |
| 2.2.2 组织核心个人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 |
| 2.2.3 组织内、外部社会资本测量指标 |
| 2.3 现况调查方法 |
| 2.3.1 调研对象、所需样本量 |
| 2.3.2 抽样方法和程序 |
| 2.3.3 调查方式 |
| 2.3.4 调查工具(见附件 3-7) |
| 2.4 资料整理与分析 |
| 2.4.1 数据分析方法 |
| 2.4.2 数据处理与基本情况的描述性分析 |
| 2.5 质量控制 |
| 2.6 技术路线 |
| 3 结果 |
| 3.1 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3.1.1 专家基本情况 |
| 3.1.2 评分设计和筛选标准 |
| 3.1.3 专家的积极程度、权威程度和协调程度 |
| 3.1.4 第一轮评分结果 |
| 3.1.5 第二轮评分结果 |
| 3.1.6 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绩效指标权重 |
| 3.2 养老服务领域SOs社会资本与个人绩效的关系研究 |
| 3.2.1 养老服务领域SOs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信度分析 |
| 3.2.2 养老服务领域SOs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效度分析 |
| 3.2.3 养老服务领域SOs核心成员社会人口学因素、社会资本与个人绩效的单因素研究 |
| 3.2.4 养老服务领域个人绩效的多因素研究 |
| 3.3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 |
| 3.3.1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信度分析 |
| 3.3.2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效度分析 |
| 3.3.3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基本特征、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单因素研究 |
| 3.3.4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绩效的多因素研究 |
| 3.4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内部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研究 |
| 3.5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外部结构型社会资本分析 |
| 4 讨论 |
| 4.1 指标体系全面系统地表达了养老服务领域SOs绩效评价内涵 |
| 4.2 养老服务领域SOs社会资本与个人绩效 |
| 4.2.1 养老服务领域SOs核心个人基本情况与个人绩效 |
| 4.2.2 养老服务领域SOs社会资本与个人绩效 |
| 4.3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 |
| 4.3.1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基本情况与组织绩效 |
| 4.3.2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 |
| 4.4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内部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 |
| 4.5 养老服务领域SOs组织外部结构型社会资本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构建结构型社会资本,拓宽关系网 |
| 5.2.2 培育关系型社会资本,提高公信力 |
| 5.2.3 发展认知型社会资本,增强凝聚力 |
| 5.3 创新点和研究展望 |
| 5.3.1 创新点 |
| 5.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综述 社会资本视角下国内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的途径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1 |
| 附件 2 |
| 附件 3 |
| 附件 4 |
| 附件 5 |
| 附件 6 |
| 附件 7 |
| 缩略语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餐饮单位加工管理研究进展 |
| 1.2.2 餐饮单位从业人员风险研究进展 |
| 1.2.3 餐饮单位集中空调军团菌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部队大型餐饮单位加工管理风险分析 |
| 1.1 材料与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调查方法 |
| 1.1.3 抽样检测 |
| 1.1.4 统计方法 |
| 1.1.5 质量控制 |
| 1.2 结果 |
| 1.2.1 餐饮单位设施 |
| 1.2.2 加工环节情况 |
| 1.2.3 加工环节风险分析 |
| 1.2.4 相关要素情况 |
| 1.2.5 相关要素风险分析 |
| 1.2.6 餐饮单位风险列表 |
| 1.3 讨论与分析 |
| 1.3.1 餐饮单位设施风险分析 |
| 1.3.2 餐饮单位加工管理风险分析 |
| 1.3.3 不同类型餐饮单位风险对比分析 |
| 第二章 部队大型餐饮单位从业人员风险分析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调查方法 |
| 2.1.3 统计方法 |
| 2.1.4 质量控制 |
| 2.2 结果 |
| 2.2.1 从业人员一般情况 |
| 2.2.2 从业人员体检情况 |
| 2.2.3 从业人员培训情况 |
| 2.2.4 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风险分析 |
| 2.2.5 从业人员认知错误风险分析 |
| 2.2.6 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态度风险分析 |
| 2.2.7 从业人员食品安全行为风险分析 |
| 2.3 讨论与分析 |
| 第三章 部队大型餐饮单位集中空调水中嗜肺军团菌风险分析 |
| 3.1 实验材料 |
| 3.1.1 实验试剂与菌株 |
| 3.1.2 实验仪器 |
| 3.1.3 环境样品采集 |
| 3.2 实验方法 |
| 3.2.1 菌株的培养 |
| 3.2.2 菌株基因组DNA的制备 |
| 3.2.3 引物与探针的设计 |
| 3.2.4 荧光定量PCR反应体系和反应条件 |
| 3.2.5 荧光定量PCR检测方法的评价 |
| 3.2.6 模拟空调冷却水样品检测 |
| 3.2.7 环境样品检测 |
| 3.2.8 统计方法 |
| 3.3 实验结果 |
| 3.3.1 检测方法建立 |
| 3.3.2 环境样品检测 |
| 3.4 讨论与分析 |
| 第四章 对策与建议 |
| 4.1 针对部队大型餐饮单位餐饮加工管理风险的对策 |
| 4.2 针对部队大型餐饮单位从业人员风险的对策 |
| 4.3 针对部队大型餐饮单位集中空调系统风险的对策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创新点 |
| 5.3 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部队大型餐饮单位加工管理风险调查表 |
| 附录二 部队大型餐饮单位从业人员调查问卷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主要简历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本研究技术路线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辐射流行病学调查标准的建立 |
| 1.1 建立调查标准的依据 |
| 1.1.1 国际辐射流行病学发展现况 |
| 1.1.2 国内辐射流行病学发展情况 |
| 1.1.3 建立调查标准的目的与意义 |
| 1.2 资料与方法 |
| 1.2.1 建立标准技术路线 |
| 1.2.2 文献综述 |
| 1.2.3 方法 |
| 1.2.4 过程 |
| 1.2.5 质量控制 |
| 1.3 结果 |
| 1.4 理论与创新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北方某单位60年职工辐射暴露与死因分析 |
| 2.1 前言 |
| 2.2 对象与方法 |
| 2.2.1 研究对象 |
| 2.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2.2.3 数据收集 |
| 2.2.4 相关定义 |
| 2.2.5 诊断标准 |
| 2.2.6 质量控制 |
| 2.2.7 技术路线 |
| 2.2.8 资料管理与统计分析 |
| 2.3 结果 |
| 2.3.1 研究对象整体人口学情况 |
| 2.3.2 死亡人群基本情况 |
| 2.3.3 死亡人群三间分布 |
| 2.3.4 研究对象全死因分析 |
| 2.3.5 暴露组与非暴露组全死因比较 |
| 2.3.6 与中国死亡人口登记数据比较 |
| 2.3.7 恶性肿瘤总体死亡情况 |
| 2.3.8 暴露组与非暴露组恶性肿瘤死因比较 |
| 2.3.9 与中国肿瘤登记数据比较 |
| 2.3.10 实体肿瘤死亡情况 |
| 2.3.11 暴露组与非暴露组实体肿瘤死因比较 |
| 2.3.12 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情况 |
| 2.3.13 暴露组与非暴露组前十位恶性肿瘤死因比较 |
| 2.3.14 其他疾病死亡情况 |
| 2.3.15 暴露组与非暴露组其他疾病死亡比较 |
| 2.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北方某单位前瞻性队列基线介绍 |
| 3.1 前言 |
| 3.2 对象与方法 |
| 3.2.1 研究对象 |
| 3.2.2 研究方法 |
| 3.2.3 测量指标及方法 |
| 3.2.4 有关定义与诊断标准 |
| 3.2.5 质量控制 |
| 3.2.6 流程图 |
| 3.2.7 统计学方法 |
| 3.3 结果 |
| 3.3.1 基线特征分析 |
| 3.3.2 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
| 3.3.3 临床检查结果分析 |
| 3.3.4 现患疾病分析 |
| 3.3.5 辐射暴露情况分析 |
| 3.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低剂量电离辐射对实体肿瘤死亡风险的荟萃分析 |
| 4.1 前言 |
| 4.2 资料与方法 |
| 4.2.1 文献检索 |
| 4.2.2 相关定义 |
| 4.2.3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4.2.4 数据选择 |
| 4.2.5 质量控制 |
| 4.2.6 统计分析 |
| 4.3 结果 |
| 4.3.1 文献选择 |
| 4.3.2 研究对象描述 |
| 4.3.3 全肿瘤死亡分析 |
| 4.3.4 实体肿瘤分析 |
| 4.3.5 其他实体肿瘤分析 |
| 4.3.6 敏感性分析 |
| 4.3.7 发表偏倚 |
| 4.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本课题创新点 |
| 综述一 |
| REFERENCES |
| 综述二 |
| References |
| 附件 |
| 附件1 调查对象知情同意书 |
| 附件2 医学伦理审查报告 |
| 附件3 辐射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
| 缩略词表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问题提出 |
| 3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3.1 研究目标 |
| 3.2 研究内容 |
| 3.3 技术路线 |
| 4 研究意义 |
| 第一部分 问卷调查 |
| 第1章 材料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测量工具及方法 |
| 3 抽样 |
| 4 伦理审批和知情同意 |
| 5 统计分析流程 |
| 第2章 数据预处理 |
| 2.1 问卷调查数据 |
| 2.1.1 问卷数据特征描述 |
| 2.1.2 缺失及其机制检测 |
| 2.1.3 新变量计算及依据 |
| 第3章 暴露程度的分组 |
| 3.1 简介 |
| 3.1.1 潜在类别分析的基本原理 |
| 3.1.2 潜在类别分析软件 |
| 3.2 潜变量指标选择 |
| 3.3 潜在类别分析 |
| 3.4 基本信息比较 |
| 第4章 倾向匹配及分析结果 |
| 4.1 Rubin因果模型[28] |
| 4.2 倾向匹配简介 |
| 4.3 倾向匹配分析 |
| 第5章 健康影响的通路分析 |
| 5.1 有向无环图(DAGs) |
| 5.2 有向无环图分析软件 |
| 5.3 有向无环图初步绘制 |
| 5.3.1 心血管系统疾病DAG |
| 5.3.2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DAG |
| 5.3.3 消化系统疾病DAG |
| 5.4 分析结果及最终图形 |
| 5.4.1 心血管疾病 |
| 5.4.2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 |
| 5.4.3 消化系统疾病 |
| 第6章 本部分讨论 |
| 6.1 心血管系统疾病 |
| 6.2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 |
| 6.3 消化系统疾病 |
| 6.4 其他系统疾病 |
| 6.5 研究局限性 |
| 第二部分 客观测量部分 |
| 第1章 材料与方法 |
| 1 农药残留样本采集 |
| 1.1 样本采集 |
| 1.2 农残检测 |
| 1.2.1 样本处理 |
| 1.2.2 检测条件 |
| 1.2.3 农药标准品离子流图 |
| 1.2.4 定性、定量分析 |
| 1.3 样本检测 |
| 1.3.1 土壤样本 |
| 1.3.2 蔬菜样本 |
| 1.4 实验所有仪器和试剂 |
| 1.5 健康体检 |
| 1.6 统计分析 |
| 第2章 数据预处理 |
| 2.1 数据基本描述 |
| 2.2 缺失描述及机制检测 |
| 第3章 农药残留超标分析 |
| 第4章 相关性分析 |
| 4.1 生化指标 |
| 4.2 生理指标 |
| 第5章 断点回归 |
| 5.1 简介 |
| 5.2 分析软件 |
| 5.3 分析结果 |
| 5.3.1 生化指标 |
| 5.3.1.1 蔬菜农药残留 |
| 5.3.1.2 土壤农药残留 |
| 5.3.2 生理指标 |
| 5.3.2.1 蔬菜农药残留 |
| 5.3.2.2 土壤农药残留 |
| 第6章 本部分讨论 |
| 6.1 蔬菜农药残留 |
| 6.1.1 生化指标 |
| 6.1.1.1 LDL-C |
| 6.1.1.2 CK-MB |
| 6.1.1.3 IgG |
| 6.1.2 生理指标 |
| 6.2 土壤农药残留 |
| 6.2.1 生化指标 |
| 6.2.2 生理指标 |
| 6.3 研究局限 |
| 主要结论 |
| 创新点及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开题、中期及学位论文答辩委员组成 |
| 附录 |
| 1 胸部X线检查是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的一项主要工作 |
| 2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中X线检查活动性肺结核阳性检出率偏低 |
| 3 对X线辐射所产生的危害认识不足, 检查过程中缺乏有效的防护。 |
| 4 切实做好胸透检查的安全防护工作, 减少其可能带来的危害 |
| 5 胸部X线检查在从业人员健康体检中的合理应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标与思路 |
| 三、研究内容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老年人 |
| 二、健康与老年健康 |
| 三、健康行为 |
| 四、生活方式 |
| 第二节 研究述评 |
| 一、健康行为相关研究 |
| 二、老年健康评价相关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 一、健康行为改变相关理论 |
| 二、健康相关理论 |
| 第二章 研究数据、变量选取与样本描述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 |
| 一、老年健康研究主要数据 |
| 二、CLHLS数据与预处理思路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定义 |
| 一、健康行为显变量指标 |
| 二、老年健康变量 |
| 三、其他主要变量 |
| 第三节 样本描述 |
| 第三章 老年健康行为特征及潜在类别分析 |
| 第一节 老年健康行为的一般特征 |
| 一、老年饮食行为特征 |
| 二、老年锻炼行为特征 |
| 三、老年社会活动参与行为特征 |
| 四、老年饮酒行为特征 |
| 五、老年吸烟行为特征 |
| 第二节 老年健康行为潜在类别分析原理解析 |
| 一、潜在类别分析原理 |
| 二、潜在类别分析模型评价指标 |
| 第三节 潜在类别分析结果及差异化 |
| 一、基于2005年数据的潜在类别及差异 |
| 二、基于2008年数据的潜在类别及差异 |
| 三、基于2011年数据的潜在类别及差异 |
| 四、基于2014年数据的潜在类别及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老年健康行为的演变及影响机制 |
| 第一节 老年健康行为演变一般描述 |
| 一、老年健康行为变化描述分析 |
| 二、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个案分析 |
| 第二节 老年健康行为演变原理解析 |
| 一、增长混合模型原理 |
| 二、增长混合模型评价指标 |
| 第三节 老年健康行为演变模型结果 |
| 一、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结果 |
| 二、老年健康行为分类型演变趋势 |
| 第四节 老年健康行为演变影响因素 |
| 一、数据处理与变量设置 |
| 二、老年健康行为演变影响因素模型结果 |
| 第五节 老年健康行为演变过程与机制 |
| 一、老年健康行为矫正的动力 |
| 二、老年健康行为演变过程简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老年健康行为的健康效应 |
| 第一节 不同行为类别老年人的健康差异 |
| 一、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描述分析 |
| 二、老年健康行为与健康状况的交互分析 |
| 第二节 老年健康行为与健康状况自回归交叉滞后分析 |
| 一、自回归交叉滞后模型设定 |
| 二、老年健康行为与健康的交叉滞后模型结果 |
| 第三节 老年健康行为与健康状况的关联解析 |
| 一、老年健康行为的健康效应 |
| 二、健康状况对健康行为的约束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方法 |
| 2 结果 |
| 2.1 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检出率 |
| 2.2 肺部有钙化点疑似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 |
| 2.3 沙门、志贺菌检出率 |
| 2.4 研究发现 |
| 3 检测结果分析 |
| 3.1 设施差导致检查率低 |
| 3.2 检验机构监督不利 |
| 4 预防管理 |
| 4.1 加强从业人员的卫生培训 |
| 4.2 完善技术人员培训机制 |
| 4.3 强化管理, 提高对饮食服务食品安全技术监督能力 |
| 5 讨论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分析法 |
| 1.4.2 实证研究法 |
| 1.5 数据来源与可行性 |
| 1.6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健康保险市场选择效应的检验 |
| 2.2 控制选择效应的健康保险绩效评估研究 |
| 第3章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1 引言 |
| 3.2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现状 |
| 3.2.1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发展现状 |
| 3.2.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现状 |
| 3.2.3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
| 3.3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选择效应检验 |
| 4.1 引言 |
| 4.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实证设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新农合选择效应的检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检验 |
| 5.1 引言 |
| 5.2 实证方法与数据 |
| 5.2.1 实证方法——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s Model） |
| 5.2.2 数据与变量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新农合的直接效应 |
| 5.3.2 新农合的间接效应 |
| 5.3.3 分样本回归结果 |
| 5.4 小结 |
| 第6章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效应研究 |
| 6.1 引言 |
| 6.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选择效应 |
| 6.3.2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健康和健康行为的影响 |
| 6.3.3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医疗保健支出和非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 |
| 6.4 小结 |
| 第7章 商业健康保险的效应研究 |
| 7.1 引言 |
| 7.2 实证方法和数据 |
| 7.3 回归结果分析 |
| 7.3.1 商业健康保险的选择效应 |
| 7.3.2 商业健康保险对健康和健康行为的影响 |
| 7.3.3 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健支出和非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 |
| 7.3.4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挤出效应 |
| 7.3.5 商业健康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加总效应 |
| 7.4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完善门诊统筹，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协调发展 |
| 8.2.2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增强医疗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 |
| 8.2.3 促进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协调发展，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