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经济学问题 2001 年第 21 卷总目录

一、PROBLEMS OF FORESTRY ECONOMICS General Contents of the Volume 21 in 2001（论文文献综述）

赵晓迪^[1]（2020）在《废纸回收利用对中国造纸产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张申,信瑶瑶^[2]（2020）在《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近代探索——基于研究内容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始于近代,不仅表现为针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更有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学进行了体系构建层面的探索,然而当前学界尚未对后者予以充分关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一批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纷纷就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讨论。文章着眼于那些有理论自觉并符合彼时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解的探索成果,深入挖掘一手文献,将其中呈现的主要观点划分为四类:以若干理论与应用问题为主要构成、以"哲学-理论-政策"为主要构成、参照《资本论》体系结构为主要构成、参照古典经济学"四分法"为主要构成。研究发现:（1）该探索搭建起了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基本框架,覆盖了包括中国经济历史演进、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经济运行、中国生产关系、工业化与农村经济建设、财政与金融改革等一系列问题。（2）该过程体现出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逻辑是,在参照已有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关键要深入挖掘中国经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独特问题。问题越是独特,越为学者们普遍重视,也就越可能孕育理论创新。（3）近代探索在研究内容上未能构建起为学界所公认而又能被后人加以沿用的体例,其直接原因是学者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论抽象和提炼程度较低,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缺乏基本稳定的社会背景,以及落后的经济与科研水平无法孕育成熟系统的经济学说。因此,当前应进一步重视对中国经济典型化事实的发现,重视经济研究中对理论和规律的提炼,以此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构建。

郑瑶^[3]（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指出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朱鹏华^[4]（2018）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理论发展的局限,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研究至少可分为基础理论、理论的具体化和理论的应用三个层面。本文的主题是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以构建包括三种基本类型的社会资本四部类再生产模型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理论基础研究和理论拓展研究两大方面,共分为创作史研究和文献综述两个基础,以及商品概念的拓展、生产劳动范围的拓展、社会生产部类的拓展、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六个层次的拓展。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按照“一条主线,两重基础,三种类型,四个部类,五章结构,六层拓展”的思路展开。第一章阐述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简史,旨在突破《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局限,更全面的掌握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原貌。梳理MEGA2等相关文献中与《资本论》第二册相关的经济学手稿,从理论的萌芽,到理论的形成,再到理论的基本完成,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历经了三个阶段约30余年的创作时间。纵观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作历程,马克思为该理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创作了大量的手稿,构建了社会资本两部类再生产理论体系。但这是一个并未完成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不仅要继承,更需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轨迹继续探索创新。《资本论》第二卷出版以来,国内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进行了大量的解读、评述和研究,极大推动了这一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第二章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旨在掌握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状况。在国外,列宁、费里德曼、斯威齐等人的创新研究,推动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化发展;卢森堡和杜岗、鲍威尔、布哈林等人的争论,“破”开了这一理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苏联的官方和学术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推动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实践应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研究整体呈现“均衡化”和“增长论”的趋势,这两个方向虽然内生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但在缺乏基础理论创新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正在不断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同化”。在国内,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呈现鲜明的三个阶段:一是模仿性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二是探索性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是衰落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整体来看,国内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具体化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方面都有许多亮点,但是缺少系统化的基础理论创新研究成果。纵观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在基础理论的创新方面严重不足,这导致理论在具体化和应用过程中被“西方经济学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也正在萎缩。按照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统一的原则,第三章阐述服务商品理论,旨在拓展商品的概念和生产劳动的范围。马克思建立的虽然是物质商品理论,但根据研究层次的推进,对商品的概念至少又进行了四次拓展。按照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服务是一种过程性劳动产品,服务商品是用来交换的服务,也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服务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和物质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服务商品的劳动也同样具有二重性,服务商品的价值是“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ten）在服务商品使用价值中的人类抽象劳动。根据服务商品的价值构成,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因此,物质商品和服务商品构成社会总产品,服务劳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章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分析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将社会生产由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服务生产领域,相应地社会生产由两部类拓展至四部类,建立四部类再生产图式,并构建了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在此基础上,又分别建立了部类细分、包括公共阶级和开放经济中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拓展模型,并分析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中的货币回流规律,进而阐明固定资本的补偿问题。在第四章的基础上,第五章构建了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初步建立了包括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四部类再生产理论。扩大再生产必须打破简单再生产的“闭环”,将部分剩余价值积累到生产资本。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均由四个层次构成,通过数例验证了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并分析了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类型的扩大再生产的新特点。虽然扩大再生产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但是缩减再生产也是社会生产的一种现实的因素,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共同构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三种基本类型。与扩大再生产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相反,缩减再生产是将生产资本负积累至剩余价值,同时可分为“外敛”式和“内滞”式两种类型。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也由四个层次构成,并通过数例验证了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在此基础上,归纳并证明社会资本再生产平衡基本定理:若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平衡,则社会总产品规模矩阵必为对称矩阵,即Rt（28）RtT。社会资本再生产既是商品和资本的再生产也是资本关系和矛盾的再生产,最后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类型、特征和趋势。理论的创新永无止境,本文的拓展研究仅仅是在基础理论部分初步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未来需要继续创新研究的内容还很多。文章的最后,简要介绍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展望和应遵循的原则。

田孟^[5]（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刘智慧^[6]（2017）在《京津冀生态安全评价及相互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与消耗。如今的社会处于一个高速发展阶段,资源与环境也同样处于高速消耗阶段,其开发利用的强度不断加大使得整个生态系统受到较大的干扰与破坏,生态安全问题随之恶化。而京津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其生态安全问题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因此,对京津冀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PSR模型构建了京津冀13个市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为了合理判断各市目前所处生态安全状态,利用熵权物元模型对生态安全现状进行了分级评价;同时为了研究动态其发展趋势,利用投影寻踪模型求得2006年-2014年各市生态安全具体评价值;最后为了分析不同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利用引力模型测算了各市的生态安全影响力。研究结论如下:（1）京津冀地区目前生态安全现状较为严峻:13个地区中,仅张家口、承德两市处于Ⅰ级水平,北京、秦皇岛两市处于Ⅱ级水平;天津、沧州两市处于Ⅲ级水平;其余7个城市均处于Ⅲ级以下;（2）从长期来看,京津冀地区生态安全发展同样不容乐观。2006-2014九年间,13个地区中有超过半数基本处于下降趋势,分别为: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保定市、沧州市、廊坊市,且2011、2012年下降率相对较高;2012年之后京津冀地区有聚集倾向,安全与不安全地区两极化趋势较为明显。（3）从地区影响力来看,2006-2014年间,秦皇岛、张家口、承德3市对其他地区为持续正向影响,天津、唐山、石家庄3市为持续负向影响;从地区发展环境来看,唐山市处于生态安全发展有利地位,一直受到正向影响,廊坊市处于生态安全发展不利地位,一直受到负向影响。

匡鹏^[7]（2017）在《中国木材进口影响因素分析及趋势预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木材进口量亦迅速增长。由此带来的是对进口木材依赖度的大幅上升,不利于木材产业的稳定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基于国内1990-2015年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木材进口影响因素;随后采用了 7个木材主要进口国家1990-2015年的相关数据,建立国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模型,探究这些国家木材进口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并与中国进行横向比较。在木材进口预测方面,本文以2006-2015年木材贸易的季度数据为基础,建立多变量灰色模型MGM（1,2）,对原木、锯材进口量和进口价格进行分析预测。结果表明:在国内、国际两个模型中都显着的影响因素有:实际有效汇率、新建建筑物建设量、锯材产量;当中国分别作为主要锯材进口国、主要原木进口国参与模型分析时,显着的影响因素分别为:本币实际有效汇率、新建建筑建设、国内生产总值、人造板出口量和锯材产量;新建建筑建设、国内生产总值、木制品出口量、家具出口量、森林蓄积量变化量和进口关税水平。2017-2020年,我国木材进口量将实现年均10.73%的稳定增长,预计2020年进口数量将达1.46亿m3;预计2020年原木、锯材平均进口价格分别为213.59美元/m3和297.34美元/m3。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江晨超^[8]（2017）在《内蒙古阿拉善盟荒漠化防治效益研究》文中指出荒漠化是全球性问题,不仅受气候条件影响,更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方式相关。阿拉善盟荒漠化问题严重,是多次全国性沙尘暴的源头。当前我国开展荒漠化治理工作主要以荒漠化治理工程为核心,但必要的荒漠化防御措施在实际操作中也意义重大。科学评价荒漠化防治效益,判断防治工作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效果,不仅能减少政府推进荒漠化防治工作的难度,也可以提高居民在荒漠化防治工作中的积极性。本文在探究阿拉善荒漠化土地变化的同时,通过对阿拉善荒漠化防治的三大主要措施,即生态转移、造林治沙和沙产业开发进行梳理,界定阿拉善荒漠化防治评价范围。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阿拉善荒漠化防治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评价指标。通过统计资料和实验数据的收集,运用等效替代法、专家咨询法等,对三大效益货币计量。结果显示阿拉善盟荒漠化防治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占总效益的67.54%。生态效益中水源保护效益最大,其次为土壤保育效益。经济效益中,直接经济效益是间接经济效益的2倍,且直接经济效益中,沙漠旅游贡献最大。社会效益在整体效益占的比重少,社会文明进步效益有待提高。最后,运用能值分析法对荒漠化防治措施实施前后的能值投入产出进行计算,通过净能值产出率和环境资源比率两个指标,得出阿拉善荒漠化防治经济效益可观稳定,单位能值产出所耗环境资源减少。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阿拉善盟荒漠化防治措施改进方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重视沙漠旅游开发。

辛姝玉^[9]（2017）在《西双版纳农户林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林地是保障森林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是提高农村农民生计的主要来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是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有力保障。西双版纳是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但近年来由于林地利用的急剧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本研究利用西双版纳过去50多年的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以及417份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重点研究了以下五方面的内容:（1）分析西双版纳林地利用变化的历史和现状的特征,以及这种林地利用变化特征所带来的影响;（2）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西双版纳林地利用的管理成效及问题;（3）基于农户决策行为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采用描述统计、交叉分析的方法,对农户的林地利用行为、林地利用意愿、以及林地利用行为和意愿对保护的影响分别进行分析;（4）基于博弈论、土地市场政府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采用“评分法”、博弈论、结构方程模型、Logistic回归分析法、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个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分析农户林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驱动机制,及实现林地利用正外部性的相应对策;（5）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西双版纳林地保护利用的政策建议。根据以上研究内容,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西双版纳林地利用变化主要呈现两大特征:首先,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有林地面积的增加（有林地是西双版纳55年来增长最多的一个地类,增长率为99.96%）,而有林地面积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经济林的增长（全州五大林种结构中,经济林占比1/3）,经济林面积的增加又主要来自于橡胶林的增长（橡胶林在经济林中占比近90%）,但是,橡胶林被证实在为当地政府、农户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其次,林业用地面积整体呈现减少趋势,说明当前林地保护的迫切性。第二:西双版纳的林地发展模式已过渡到“生态优先”的发展阶段,林地管理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林地管理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仍然面临着可造林地面积越来越少、橡胶林的单一种植、林地流转水平较低、林地征占政策效果有待加强、林地占补平衡未能很好实现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第三:（1）农户林地利用行为方面:农户林地资源配置结构单一化、市场化导向严重;农户的造林、抚育和管护投入大幅下降,1/4以上的农户林地投入为零,农户林地经营的积极性显着下降;限额采伐管理制度的加强使得农户的采伐行为大幅减少;大部分农户（88%）的林地经营模式为单户经营;即使在林地经营积极性（78%）降低的情况下,林地流转行为也很少;（2）农户林地利用意愿方面:69.4%的农户表示他们仍然愿意继续经营林地,但近60%的农户对环境友好型胶园的种植表示出消极态度;80%的农户还是愿意未来继续选择单户经营的模式;25.71%的农户表示如果价格合适,会选择把林地流转出去;（3）农户的林地利用行为和意识对林地保护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第四:西双版纳林地利用变化驱动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其中,农户林地经营行为在林地利用变化中起着关键性的驱动作用。基于农户视角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林地经营行为驱动、林地经营态度驱动、林地经营意愿驱动、政策驱动和票赋驱动（户主禀赋驱动、农户家庭禀赋驱动、林地资源禀赋驱动）;同时农户的林地利用变化还受到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直接驱动作用,以及社会经济视角的驱动因素的间接影响;在驱动机制方面,主要包括内生驱动机制和外生驱动机制,为了保证在这两大驱动机制的作用下,发挥林地利用的正外部性,本文提出了两种路径:加快环境友好型胶园的推广和市场发展,以及构建以“区域碳配额为主导”的林业碳汇市场。第五:最后,基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从生态建设的角度出发,对《森林法》中森林的分类进行调整;建立林地保护利用协作管理机制,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加强二级林地流转市场管理,规范林地承包者的行为;加强林地利用激励政策,实现农户收入的多样化;加强林地用途管制政策,严格保护林地;扩大征地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加强对被征占地农户的后续保障。

揭昌亮^[10]（2016）在《木质林产品进出口贸易与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林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既承载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又要不断增加林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林业经济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各种问题开始凸显。积极主动把握国内外贸易新动态,了解我国木质林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发展阶段特征和当前面临的问题,深刻剖析西方国家先进的理念及其对我国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启示,积极探讨进出口贸易政策需求,全面谋划提升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总体思路和支撑体系,加快实现木质林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方式和商品结构转变,对于处于重要战略转型期的我国林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木质林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与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进出口贸易与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林业行业TFP增长率的测度及其组成的影响因素分析,评价TFP增长及其组成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分析进出口贸易与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及程度。本文将以大量参考文献和行业统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基础,应用经济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以及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各省市林业产业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测量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SFA方法和动态面板数据理论模型,运用STATA14.0计量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进出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结合林业经济实际发展情况,为我国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针对性的参考建议,使我国林业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本研究结论如下:第一,2004-2014年期间中国林业TFP平均每年增长了 4.65%,其中技术变化为TFP的年增长平均贡献了 3.94个百分点,是中国林业TFP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分省份来看,2004-2014年,平均林业TFP实现正增长的省份有21个,其中增长最快和最慢的两个省份分别为重庆和安徽,平均林业TFP呈现负增长的省份有9个,这个结果说明不同省份的林业TFP增长动力来源存在明显区别;第三,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的林业TFP增长最快,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技术“后发优势”,中部和东部地区次之,两者的增长率基本持平,东北地区则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负增长;第四,对外贸易水平对我国省际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着;第五,进口贸易对TFP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出口贸易对TFP的促进作用;第六,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间接地促进了我国TFP的增长;第七,对外贸易水平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交叉项的估计系数较低,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林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第八,资本强度、外资依存度以及国内研发存量对我国林业TFP的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本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为:第一,实施多元化贸易战略,主要应从贸易方向、贸易主体、贸易策略制定相应措施;第二,积极应对林产品进出口贸易壁垒,相关各方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第三,提高我国林业外资利用水平,实施我国林业“引进来”战略,将其建设成为展示我国林业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窗口和中外携手合作的精品工程;第四,促进海外林业投资与开发,实施我国林业“走出去”重大战略;第五,完善我国木质林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政策扶持机制,明晰相关政策导向作用,实现我国林业进出口贸易均衡协调发展。第六,加快林业进出口贸易服务平台的建设,加强行业协会的中坚力量,完善体制机制的监督保障作用,积极搭建林业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体系。

二、PROBLEMS OF FORESTRY ECONOMICS General Contents of the Volume 21 in 2001（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PROBLEMS OF FORESTRY ECONOMICS General Contents of the Volume 21 in 2001（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近代探索——基于研究内容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6）京津冀生态安全评价及相互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木材进口影响因素分析及趋势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8）内蒙古阿拉善盟荒漠化防治效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双版纳农户林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木质林产品进出口贸易与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PROBLEMS OF FORESTRY ECONOMICS General Contents of the Volume 21 in 2001（论文参考文献）

• [1]废纸回收利用对中国造纸产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D]. 赵晓迪. 北京林业大学, 2020
• [2]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近代探索——基于研究内容的视角[J]. 张申,信瑶瑶. 财经研究, 2020(09)
• [3]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4]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D]. 朱鹏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6]京津冀生态安全评价及相互影响研究[D]. 刘智慧.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
• [7]中国木材进口影响因素分析及趋势预测[D]. 匡鹏.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
• [8]内蒙古阿拉善盟荒漠化防治效益研究[D]. 江晨超.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
• [9]西双版纳农户林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D]. 辛姝玉.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
• [10]木质林产品进出口贸易与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 揭昌亮. 北京林业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