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不平等对你有利吗？

一、贫富不均是否对你有利?（论文文献综述）

张巩^[1]（2021）在《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如今危机虽已过去十余年,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难以摆脱不景气的困境。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多国采取“封国”政策,全球需求萎缩,投资规模锐减,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国际贸易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因素,贸易下降趋势不可避免。这表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生产资本拉动的最强劲的全球化已经落潮,西方发达经济体失去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与意愿,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退群、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事件都似乎印证了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伴随着逆全球化,各国保护主义呼声越来越强烈,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美国由全球化的倡导者转而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贸易摩擦的策源点。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贸易摩擦极易产生。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风险加大的国际局势,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缺乏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的学说,而贸易摩擦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也又有可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研究贸易摩擦的根源及生成机理,并结合我国实践经验提出应对贸易摩擦的中国智慧。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阐述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由于各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国别价值存在差异,因此在按照国际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生产率较高、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的国家会获得超额利润;生产率较低、国别价值高于国际价值的国家就会亏损。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超额利润,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际分工,由该分工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不稳定的,当这一关系发生变动或存在潜在变动因素时,极易产生贸易摩擦。同时,本文分析了贸易摩擦的根源,并对引起贸易摩擦的其它相关因素进行政治经济学解释。在此基础上,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几个方面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解释和说明能力。鉴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贸易摩擦成因具有特殊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生成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美国GDP增长率、中国技术进步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贸易摩擦数量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进一步印证了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其应对之策也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入手,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通过夯实国家基础,化解过剩产能,畅通经济内循环系统,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途径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郭炎华^[2]（2020）在《翻转课堂在我国乡村学校的本土化改进研究》文中指出近几年来,我国拟以教育信息化来推动教育的区域均衡化发展以及城乡教育资源的流动和共享。翻转课堂模式是将信息化教学与传统讲授法结合起来,形成线上与线下混合学习的“学本位”模式。这种教与学的翻转模式正好顺应了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发展需求。在现代化信息社会中,借助信息化教学手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已闻名全球。我国在以信息化为媒介的翻转课堂研究中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且翻转课堂在城市学校中也广泛开展起来,但我国的乡村学校在信息化教学中无容置疑处于劣势。与城市翻转课堂相比较,能在乡村学校有效实施翻转课堂的意义会更为鲜明:一是乡村（尤其是偏远山村）与城市相比,信息相对闭塞,因此优质的教育资源引进与信息共享,对乡村教学质量的改善与知识视野的开拓有着更鲜明的意义;二是从“先教后学”到“先学后教”中翻转出来的课堂中的“指导、合作讨论”环节,对于乡村留守儿童家庭中“家长缺位”、“辅导缺位”的学生学习成长更为迫切需要,其意义也更深远、重大。我国这些年的城乡义教均衡与乡村振兴战略给乡村教育的创新驱动与有效的教学转型发展创造了良机。然而,城乡学习环境与教学条件有别,国外与国内的乡村环境条件大不相同,因此我国乡村课堂“教”与“学”的转型需要本土化的翻转模式与实施路径。本研究拟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改进翻转课堂在我国乡村的本土化教学模式并使其得到有效的实施。主要利用分析法、调查法、比较法与准实验研究方法,在翻转课堂内涵解析的基础上,分析了翻转课堂在我国乡村学校的研究现状与争议,并对林地公园高中与聚奎中学这两所乡村学校的翻转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以前车之鉴进行取长补短,然后以SMCR（source传播者、message信息、channel信道、receiver受众）循环式交流模型为本研究的调研理论框架依据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维度设计,并在样本乡村实施了问卷调查与深入的访谈调研。根据本研究样本乡村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与结论,并结合前车之鉴进行取长补短,本研究构建了样本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依据研究的目的与拟解决的问题,建立了研究问题的假设,最后对所构建的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实施教学实验。经过教学实验的前测、中测与后测的终结性评估与形成性评估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再结合本研究的后期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得出了本文的实验结论:（1）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没有加剧学优生和学困生的差距;（2）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正向影响乡村学生的学习力;（3）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优先于信息化教学工具显着影响乡村教师水平的发挥;（4）认知前提特征显着影响乡村学生的翻转学习效果;（5）乡村教育信息化无法避免“知识沟”的羁绊。另外,本研究在翻转教学实施过程中还发现了:其一、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实施后学生的成绩是呈曲线式进程;其二、内外部学习环境的优劣显着影响翻转模式层级的高低;其三、翻转课堂乡村本土化亟待特需的专门化培训路径。本研究的结论解答了聚奎中学与林地公园高中翻转课堂遗留的两个疑问,也就是说翻转模式本身是促进学生学习成绩提升的主要原因,还是教学信息化起主要的作用?学生成绩的提升主要是因为使用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原因,还是不同教师任教的原因?并从实证角度为华南贫困乡村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探索本土化的改进路径,揭示了教育信息化在我国乡村与“知识沟”的艰难博弈,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教育扶贫提供“软实力”发展路径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研究贡献与实践参考。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改进了翻转课堂的乡村本土化模式,并在模式构建与实践运行中添加了乡村特色元素;二是建立了翻转课堂乡村本土化准实验研究的干预模型;三是构建了城乡有别的乡村专门化师资培训路径。最后,在分析本文的研究不足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后续研究策略与展望。时至今日,虽然翻转课堂在聚奎中学与本研究的实验样本学校的本土化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国乡村翻转课堂尚未形成规模,还在尝试与探索中。本文的实验也还只是本研究的一个探索阶段。在我国义教均衡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环境与机遇中,乡村翻转课堂的本土化创新模式有望得到更大范围与更深入的研究与发展。

张超^[3]（2020）在《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柏拉图是古代希腊着名的经济思想家,其经济思想受到亚里士多德、斯密、马克思、斯皮格尔等人的重视。学界重视研究柏拉图的理念论、政治、正义等哲学、政治及伦理思想,较少研究其经济思想。本文以《理想国》和《法律篇》为依托,以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经济伦理及制度秩序为研究线索,以经济思想内容为截面,考察柏拉图经济思想产生的现实原因和理论渊源,厘清柏拉图对古代雅典经济现状的认知,揭示其构建理想城邦经济思想的本质、规律和特征。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哲学、政治经济学范式对柏拉图的经济思想进行阐述,涵盖正义、分工、所有、流通、消费及城邦、政制,构建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体系。在经济哲学范式下,对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秩序的伦理依据、道德规范进行阐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下,构建柏氏分工生产、所有制、交换流通、消费福利的思想体系;在新政治经济学范式下,探讨城邦的经济起源,不同城邦政制下的经济秩序,哲学王政制的城邦经济社会治理。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古典中后期的人类理想启蒙对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影响;运用阐述和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把柏拉图的经济思想与其它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进行比较,以把握柏拉图的经济思想的理论实质、特点。本文除绪论之外,共有八章三十三节,第一章主要是介绍柏拉图生平、着作及其经济思想,柏拉图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之所以介绍柏拉图的生平和着作,有助于更加客观理解他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和和他整体思想的哲学偏向;为本文从伦理哲学角度阐释他的经济思想做实证材料铺垫。第二章阐释了柏拉图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厘清前柏拉图学者对柏拉图正义理论影响的基础上,论证了柏拉图批判当时流行的功利正义观点,阐释了他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秩序的伦理依据、正义规范及实现途径。在阐释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阐释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社会秩序,重点分析和总结分工思想、所有制思想、交换思想、消费思想及治理理念。第三章讨论了柏拉图分工思想,重点阐释理想城邦的分工形态。论述了柏拉图分工思想的内涵,排斥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分工和绝对商品交换的经济分工,倡导有限的自然分工和商品经济分工,就分工与社会结构关系予以阐释。第四章研究了柏拉图所有制思想,重点论述理想城邦所有制的设计。柏拉图批判了绝对的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分配制度,倡导财产共有制和实行共妻共子制,笔者通过“公民均分土地的”财产所有方案揭示其所有制思想的实质。第五章研究了柏拉图交换流通思想,探讨了理想城邦商品经济秩序的设计。阐明了柏拉图的商业起源理念,论述了他批判不公正的、绝对的商品交换理念及行为,探讨了理想城邦的货币安排、市场秩序和限制商业等商品经济秩序。第六章研究了柏拉图消费福利思想,探讨正义引导下生活理念与秩序。柏拉图提出纯粹正义生活理念,倡导过节制的生活;论述柏拉图对理想城邦民众物质文化生活及民生福利的看法和要求,有公餐、文体、宗教、尊老养孤等。第七章研究了柏拉图城邦起源及经济社会治理思想,重点探讨城邦、政制与经济关系,阐释柏拉图城邦的经济起源论及其形态显现,讨论了城邦政制演变下的经济秩序演变,阐明了理想城邦王政下的经济社会治理理念。第八章阐明柏拉图经济思想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说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民国学者传播柏拉图的经济思想和新中国学者研究柏拉图的经济思想,寻找对解决中国面临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启示进行阐述。本文研究结论,柏拉图是一位伦理经济学家,是以正义伦理为基础、以思辨理性为思维范式,构建他理想城邦的伦理秩序和经济秩序,进而形成了他的经济思想体系。正义伦理是柏拉图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批判传统经济观念及经济秩序的标准,亦是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秩序的目标。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关注人的灵魂和谐,通过灵魂中品行规范实现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是一种德性正义观。在正义理论引导下,柏拉图探讨了城邦分工、交换、分配、消费和治理议题。柏拉图的分工经济思想重视哲学王、护卫者和生产者之间分工,是一种社会分工理论;其所有制思想强调在劳动者阶层实现有限制的私有制度、统治阶层实现共有财产制度,是一种等级社会的混合所有制思想;其交换思想探讨了货币媒介安排、强制市场秩序和限制商业的商品经济秩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交换思想;其消费思想倡导过节制的生活和摒弃私人生活,是一种集体消费思想;福利理念主张城邦全面提供福利服务,是一种绝对的城邦福利理念;治理思想极力强调城邦立法与法治,是一种高度管控的经济社会治理理念。本文通过探索,在理论上揭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文化传统,挖掘柏拉图经济思想的有益成分,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参考;在实践上,通过分析柏拉图推进经济改革实践的失败,揭示违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潮流的经济改革方案是有局限的,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宋浠睿^[4]（2020）在《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了改变中国屈辱的命运,推翻了中国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带着如何使中华儿女真正吃饱穿暖的现实思考,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对策,并建立了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对民生问题的考察提升到为国家民族担当的高度,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这一思想涉及土地、经济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善民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问题的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素材。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做出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读,但是只有全面把握民生主义的内涵,深入理解民生主义所凸显的理论局限与内在矛盾,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更为切实地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价值。本文不仅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内涵,同时深入研究其详细的发展脉络,以求全面、客观地评价民生主义,梳理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把握其时代价值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当前的研究现状,简要做了相关概念的阐释,提出了研究途径与方法和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交代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溯源,通过对中国传统民生思想和西方社会的民生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回顾与考察系统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任何思想家的理论学说都是经过了大量的理论铺垫与现实实践形成的,思想理论溯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铺垫与支持。第三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涵,简要分析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根本、核心、基础与实现的途径。第二部分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历程,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阶段、发展过渡阶段和飞跃完善阶段。第四章通过历史文献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围绕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和进行了考察与分析。主要从政策和理论两个方面入手,通过纵向对比两党都是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民生方面的完善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在民生方面的缺失与不足。第五章是新时代视域下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加以评析。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三个方面。旨在对孙中山民生主义进行相对系统、公正的评析。第六章整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也就是当代价值。笔者在此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当代价值整理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仍然可以从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提取许多的启示与价值。

陈姝羽^[5]（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集释》文中研究说明论文共分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爲绪论,简要介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并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第二部分爲简文集释,尽量全面地收集2020年4月之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做集释的一般方法,对清华八各篇做详尽的集释,相关争议或取舍尽可能以按语形式进行总结说明;第三部分爲相关问题研究,以劄记的形式对《摄命》和《治邦之道》篇中几处文句的断读释义进行探讨。本文撰写主要偏重於资料收集整理,以期爲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便利。

张雅欣^[6]（2019）在《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是其他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和规范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前进推动力量和价值观念态度体现。同时,社会信任更是公共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等经济学科的重要研究范围。社会信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影响人们的经济交流和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团结度。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居民的社会信任问题却遭遇了极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社会信任问题层出不穷、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普遍不高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社会信任程度分化明显等。在当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引导下,社会信任的提升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信任低下正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而诱发的社会认知危机的一种重要体现。由于我国居民的整体社会信任状况持续低下,增加了交易成本,易引发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因此,社会信任的重要性与社会信任的缺失需要学术界更多的关注,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面临多方位的调整和变化: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不断增长,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均带来的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变大,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生育意愿突然释放带来的家庭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表现为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本文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稀缺和竞争而造成社会认知的“差异化”,导致不同社会地位和城乡身份、家庭背景和社会层次的居民的社会信任产生差异。鉴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人口流动性较大、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多子女家庭同胞之间应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竞争三大现状,围绕影响社会信任的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展开,主要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焦点现象带来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变化。具体地,本文的研究工作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聚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社会焦点现象,试图从人口流动经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家庭人口结构差异这三个不同层次辨析它们对居民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与演变机理,凝练出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信任问题研究。第二,考察个体的人口流动经历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方式和机理,使用微观调查数据检验个体的流动经历对于其社会信任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上述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从短期个人经历和社会融合度的角度讨论人口流动现象对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机制,并考虑个体回迁经历、受教育水平差异、户口登记地迁移变动的权变作用。第三,探究高等教育资源地区间分配不均对于居民个体的社会信任的认知传递效应。具体而言,本文一方面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和宏观数据,研究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是否会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该作用是否呈现出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城乡差异。另一方面,本文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结合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城乡居民高等教育受益不均等,探知高校扩招政策在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是否通过加剧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不均而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第四,解析家庭人口结构差异对于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本文采用兄弟姐妹的存在性和数量特征的差异诠释家庭人口结构差异的背景下的家庭资源在同胞之间的分配和竞争,可能会对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别造成影响,并研究这种差别是否受到家庭生育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居民所生活的城市规模的机制影响。全文共设置为七个章节,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首先对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介绍,随后介绍研究思路和框架以及各章节安排,最后阐述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经济学动因分析。本章主要介绍和阐释社会信任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阐释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三个维度变量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逻辑关系。第3章: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和述评。本章首先对社会信任的概念、分类及其测度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社会信任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回顾和梳理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地区发展水平、个体特征、博弈、收入不平等因素等宏微观因素。第二,梳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相关研究。第三,分别从人口流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家庭人口结构差异三个具体视角,引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可能影响因素。最后,对所有上述内容进行总结和述评。第4章:人口流动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 2014）,考察人口流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主要对比研究有过流动经历和未发生过流动的人群,其社会信任的程度高低。并研究有人口流动经历群体的社会信任状态是否呈现出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另外,本章进一步考虑了回迁、“人户分离”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差异,以及对流动人口的教育文化差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最后,本章从社会融合度、语言类型及二者叠加的角度讨论了人口流动现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第5章: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主要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并结合省际高等教育相关数据,研究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间的分配不均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章研究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是否会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该作用是否呈现出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城乡的差异。进一步地,本章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由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城乡教育资源及发展不均衡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探知高校扩招政策在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是否加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从而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第6章:家庭人口结构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以兄弟姐妹的存在性和数量特征的差异为例,从家庭资源竞争的角度诠释家庭人口结构差异的背景下,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别。并且研究兄弟姐妹的不同特征与社会信任程度的关系是否受到家庭生育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具有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检验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边际作用,以及城市规模在家庭内部兄弟姐妹数量特征与个体社会信任之间的机制作用。第7章: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本章针对上述章节所作的研究和阐述进行总结,针对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增进社会公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指出本文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相关后续研究的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有人口流动经历的人群与未流动过的人群相比,其社会信任程度更低,社区内外地人所占比例测量的社区居住隔离程度和社会融合度,以及下班后使用的语言类型是否为非本地方言测量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其中二者关系的重要机制变量。即人口流动经历对社会信任产生负向的影响,其中的解释机制与流动人口群体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以及流动人口群体能否突破语言障碍相关。流动人口对社会普遍信任和小区邻居信任产生了异质性的时间负面影响,短期内的人口流动行为对社会普遍信任程度没有显着影响,而随着流动时长的增加,移民对小区邻居的不信任程度降低。对人口流动的空间异质分析发现,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普遍信任程度和对小区邻居的信任程度均低于跨市流动和跨县流动。通过流动人口回迁经历的异质性检验,本文认为具有回迁经历的流动人口对邻居的不信任状况有所改观,没有回迁经历的流动人口对邻居更加不信任。通过高技能流动人口和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比较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状况更差。通过对流动人口是否有过户口登记地迁移变动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状况更差。第二,高等教育资源在各省的分配不均直接导致居民入学机会和求学质量的差异,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和集中,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反之,高等教育资源越匮乏,带来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另外,高校扩招政策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和教育制度变革中的“准自然实验”,其初衷是为了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升整体的国民素质,却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忽略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受益不均,使不同阶层的居民在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成本产生差异,客观上造成了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对农村出身的居民造成社会信任水平的降低。第三,原生家庭中有兄弟姐妹的个体社会信任水平明显低于独生子女个体。特别地是,兄弟姐妹的特征影响社会信任呈现出城乡和性别的显着异质性。城镇居民同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较大;男性居民同女性居民相比,男性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较大。通过检验城市规模机制,本文发现大城市代表的公共资源稀缺和激烈竞争对男性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选题视角的创新、研究内容的创新、变量指标的创新,具体概括如下:第一,选题视角的创新。本文构建了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居民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考虑到社会信任概念的复杂性、多变性特点,从微观个体情感认知研究和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研究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出发,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且富有中国特色的课题有机结合,整合了以往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碎片化研究。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这一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库和其他相关宏观经济数据集,分别从人口流动经历引发的社会认知差异、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教育资源感知差异、家庭人口结构差异引发的个体资源竞争意识差异这三个表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重大社会变革的指标,研究它们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考察个体社会信任水平的变化及其演变机理,探讨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机制,对整体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的具体举措实施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依据。第三,变量指标的创新。本文结合现有文献,根据所要研究的反映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三大社会焦点问题,分别构建了个体人口流动经历指标、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指标、兄弟姐妹数量特征指标等多个变量,对我国转型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刻画描述,在指标构建和变量运用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李敏^[7]（2019）在《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40年的稳定发展,我国逐步化解了人们物质文化需求增长和供应短缺之间的矛盾,人均财富大大增加,人民的获得感日益增强,但同时我们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的挑战。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如分配不公,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矛盾的主要方面展开,因此,我们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提出了包括共享发展理念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又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在新发展理念中,共享是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着眼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而且本身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非均衡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思。如何实现共享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共享发展离不开制度,共享发展在实践中所遭遇到的诸多难题和困境,实际上与制度缺失和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制度既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保障,还是共享发展的重要内容,共享发展问题是制度问题。当前,人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变,更凸显了制度的举足轻重与不可缺失。从共享发展的本质看,共享发展就是要实现重视人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而制度则是调整社会秩序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基本的形式和内生变量,制度在社会稳定和共享发展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因而,实现共享发展问题必须纳入制度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有效和科学的解决。也就是说,要将共享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构建促进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依靠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引导和保障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力求从制度的维度科学分析当前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矛盾,探讨如何通过制度的建构和完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促进共享发展的实现。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引领发展的核心理念,共享发展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正是由于历史上人们对于共享理念的追求、表达和制度的创设,才为我们今天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制度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在共享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有制度的功劳,这是由制度的特性及其功能决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许多方面的失误也有制度的原因,即制度也是阻碍共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共享发展的制度建构中存在着制度体系结构失调、功能失效和价值失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制度作用的发挥。现存的制度困境需要我们从制度的层面去研究和解决问题,从制度架构方面进行整体布局,依据科学的方法论和原则,衡量和调整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做好既有制度的清理和纠偏工作,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共享发展的制度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联动,必须通过整体部署推动共享发展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要从制度设计和运行层面进行科学规划,使制度的实施与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内容相符合,另一方面要根据共享发展的要求对各个领域的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其在内容上相互衔接和配合,最后还要注重制度伦理建设,重塑制度价值观念。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的总体逻辑结构如下:为什么要实现共享发展（共享发展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靠什么实现共享发展（制度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内在要求）——制度在保障共享发展实现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制度体系的结构失调、功能失效和价值失衡）——如何完善制度以实现共享发展（畅通制度运行机制、完善制度子系统和重塑价值观念）。

宫奕璐^[8]（2019）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转化与超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的核心,体现国家运行和民族精神的根本价值标准和价值理念,是一个国家发展进程中逐步孕育沉淀形成的与国家物质力量相适应的精神力量,它推动着、支撑着国家的前进和发展。不论是中国传统价值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都代表着其当时社会的根本价值共识,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因素。任何国家,其前后相继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同时并存的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补充。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蕴含着当代核心价值观因素,就是我们今天核心价值观构成“根”和“本”的因素。但传统文化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落后性和制度的特殊性,也有很多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内容,这需要我们结合当今时代新的实践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超越。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也是现实环境的必然选择。所以,为了更好地使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当代发挥作用,更好的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究竟传承了哪些内容,哪些内容可以转化,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超越。文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范畴富强观、民主观、文明观、和谐观、自由观、平等观、公正观、法治观、爱国观、敬业观、诚信观、友善观所对应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肿的富国思想、民本思想、传统理想社会建构思想、和合思想、自由思想、均平思想、正义思想、法治思想、爱国思想、乐业思想、诚信思想、仁爱思想进行了传承、转化与超越的分析与论证。以社会主义民主观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转化、超越为例,我们要传承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对人民的重视,把以人民为根本转化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等方面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转化、超越三个方面也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和分析。传承方面,要坚持用洞悉价值立场把握传承主体、运用辩证方法把握传承内容、立足社会需要把握传承目标的原则进行分析和概括;在转化方面,坚持识别转化对象的时代局限性和认识水平的制约和影响,从表达方式、传播方式、践行要求以及评判标准方面进行分析和转化;在超越方面,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在历史语境、价值立场、价值功用和践行路径方面进行分析和概括,实现超越。以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每个群众的心里,外化于每个群众的行动上,进一步推进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无缝对接,从而进一步强化文化自信,真正实现文化强国。

张超^[9]（2018）在《中国农村人口减贫经验研究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视角的解释》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的减贫成就无疑是史无前例的,被世界银行称之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也应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经验”。然而,截至目前为止,总结中国农村减贫经验并上升为一般理论的学术研究却极其缺乏。“中国减贫奇迹”何以发生,一般性的经验是什么,成为全球减贫事业的历史之问。本文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视角,结合制度经济学与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构建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来对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作出解释。首先是基于产权理论,构建“资源—产权—贫困”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进而从资源产权制度变迁、产权管制与管制放松的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减贫经验进行深入分析及计量实证;然后通过中印两国农村资源产权制度的比较,研究不同资源产权制度的具体减贫效应,提炼中国制度优势;再总结减贫的一般性理论经验,从资源产权与精准扶贫的视角提出中国农村人口进一步减贫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基本结论是:（1）资源是人们获得收入的源泉,而这个源泉并不决定于拥有的实物,而取决于依附在资源上面的权利,权利的价值决定了这个资源的价值。个体陷入绝对贫困实际上是其所拥有的资源权利价值不足导致获取收入不够,而资源权利价值不足则源于分配不均以及产权管制。一方面,越是被分配到数量少、质量差资源（包括拥有的土地等物质资源太少或质量太差,以及缺知识、技术、健康等人力资源匮乏）的个体,其所享有的权利价值就越低,能从资源中获得的收入也越低。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对人们赖以生存的某些重要资源实施产权管制,减少了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权利,容易导致普遍性贫困,并且它会引起贫困的恶性循环:产权管制——供给减少——收入降低——需求减少——供给再减少——收入再降低。（2）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中国农村“减贫奇迹”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对这两项资源所形成的产权管制放松及其后续带来的激励和扩散效应。在土地资源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及农产品统购统销制退出历史舞台,使得土地产权由受严重管制到大幅放松,这不仅增加了农民资源权利,为其积极利用土地提供了内在化激励,而且农业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消费需求又推动了乡镇商贸经济蓬勃发展,为更多农民带来商机和提供就业机会。在人力资源方面,城乡分割二元制度的逐步破除及对私营经济的全面管制放松,使得农民重新获得了自由迁移择业权、经商权、非农收入权等人力资源产权的重要内容,大规模农村人口因此流入城镇就业,出现了大量农民企业家及引发了外出打工的“民工潮”,并进而带来快速的人口城镇化,拉动城镇房地产业、零售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迅猛发展,为更多农民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制度改革形成了减贫的良性循环:产权管制放松——内在化激励——供给增加——收入提高——需求增加——供给再增加——收入再提高。（3）中印两国在农村土地和人力资源产权制度上存在重大差异,印度是实行民主与私有制的国家,但实际上腐败与管制是其产权制度的两个显着特征,其农村资源产权一直受到严重管制,土改法及复杂的土地审批制度造就了大量失地农民并形成对原有土地产权的诸多限制,严重的女性歧视、严苛的劳动法规、无处不在的行政管制则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恰恰相反,中国虽然是国有、集体所有占主体的制度,但主要资源产权却是已经明确界定,得到了较好保护。由于真正的市场经济并不以私有制为前提,而是以严格的产权界定和保护为前提,这种差异使得中国比印度能够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让农村各种资源带来最大的减贫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印度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大力对严苛复杂的劳动法规进行改革、清除造成管制的繁琐商业法规、反对女性歧视,这事实上导致人力资源产权管制放松,并带来了良好减贫效果。（4）精准扶贫的关键就在于实现资源权利的精准。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来源于资源,精准识别贫困,关键是精准识别个体农户所拥有的主要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权利价值（也即市场价格）,由此获得个体农户的客观收入;另一方面,精准帮扶脱贫,关键是要增加贫困者的资源权利价值,由此实现收入提升,而改善资源权利分配与放松资源产权管制是其中两个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农村的精准帮扶应主要从放松农民人力资源产权管制、提升农地资源权利价值、调整资源权利再分配制度等方面着手。

万圆^[10]（2017）在《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精英高校对生源的选拔,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唯有获得完整、深入地认识,才能取其精华。本研究以“录取决策机制”为切入点,基于对美国精英高校选拔生源时使用的考量因素、审阅方式以及质量控制手段的考察,分析其录取决策的目标及达成方式,进而构建驱动录取决策行为的多重逻辑作用模型。通过以美国三所精英公立大学、两所精英私立大学、两所精英文理学院为案例,运用质性取向下的多个案比较法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基于对39位招办人员、13位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和大量的相关文本,本文得出以下研究发现、结论和建议:首先,美国精英高校均遵循目标导向、服务自身利益和使命的原则来选拔生源。一方面,美国精英高校的共同招生目标为以公正、透明的方式,塑造一届卓越且多样化的新生。另一方面,录取决策的铁律为服务高校利益和使命:高校利益包括达到注册目标、满足财政需求、提高声望、增加选拔性、促进种族多样化、保持校园体育实力等等,但各校录取决策服务的利益诉求和优先项不尽相同;录取决策实践受到高校承担的培养公民和公民领导者以及服务社会三大办学使命的驱动。其次,为了达成各项招生目标,案例高校在录取决策中都采用了基于多个标准的综合评价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整体性审阅,并通过质量检查技术、组建专业审阅团队、投入大量资源、接受教师和董事会监督等手段进行质量控制。其中,在综合评价上,各校通过查看学业表现、个人成就和个人背景三个维度下的多个具体因素,基于三个标准——在大学取得成功的潜能、做出外在贡献的潜能以及从大学教育中获益的潜能,来判断申请者与高校的匹配程度。综合评价中的决策规则体现为:学业成就是几乎所有申请者参与录取竞争的必要条件,其中学业杰出者基本都会被录取;个人成就有助于区分属于中间群体的“不错的学生”;加号因素有助于学业表现和个人成就相似的中间群体和“合格的学生”赢得竞争,也可使得“不合格的学生”以降低学业标准的形式被录取。在整体性审阅上,各校均使用背景化审阅、个体化审阅和集体化审阅,保证录取决策的公平与效率:1)将每位申请者取得的成就置于高中教育背景和个人成长背景中审阅,考虑其拥有的资源和机会,同时被置于申请者库中审阅,即各校将每位申请者与来自同一高中的申请者、与申请者库的平均表现以及与录取标准之间进行比较,而非脱离背景进行横向比较。2)个体化审阅将每位申请者视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没有阈值、没有公式、没有单一的决胜因素,是最高法院批准的考虑种族的合法方式和州禁令下达成种族多样化的必要方式,也是保证决策自由度、区分申请者和达成各项招生目标的最佳方式。3)集体化审阅的模式分为委员会模式和团队审阅模式,但产出一届新生的路径均始于单名读者对每份申请材料进行基于量化评级的分项评价或基于质性评语的整体评价,并经历至少两名读者的评价以及委员会讨论或高级AO的审阅,止于确定一届新生名单的招生季末审核,是一种高度依赖人为经验的协作式决策路径。第三,在不同类型精英高校的录取决策实践中,学术逻辑、文化逻辑、市场逻辑、政治逻辑、伦理逻辑、成本逻辑的影响同时存在,但每项逻辑发挥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1)学术逻辑和文化逻辑是导致各校在使用考量因素时存在相似性的逻辑,市场逻辑、政治逻辑、伦理逻辑、成本逻辑则是导致差异性的逻辑。2)学术逻辑和伦理逻辑的作用强度均在公、私立维度存在细微差别,并均在公立大学体现更为明显。文化逻辑的作用强度在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文理学院之间存在细微差别,其中在文理学院体现最为明显。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的作用强度在公、私立维度存在显着差别,其中市场逻辑在私立高校体现尤为明显,政治逻辑则在公立大学体现尤为明显。成本逻辑的作用强度不存在办学类型的差异。最后,美国经验为完善我国高校招考制度提供的启思包括:拓宽卓越生源的定义,探索生源多样化的价值;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提升招生透明度;坚定推进综合评价改革,完善实践操作;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提供环境支持。

二、贫富不均是否对你有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贫富不均是否对你有利?（论文提纲范文）

（1）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翻转课堂在我国乡村学校的本土化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转化与超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农村人口减贫经验研究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视角的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四、贫富不均是否对你有利?（论文参考文献）

• [1]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张巩. 辽宁大学, 2021(02)
• [2]翻转课堂在我国乡村学校的本土化改进研究[D]. 郭炎华.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5)
• [3]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D]. 张超. 深圳大学, 2020(11)
• [4]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宋浠睿. 吉林大学, 2020(08)
•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集释[D]. 陈姝羽.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6]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D]. 张雅欣.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7]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D]. 李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转化与超越研究[D]. 宫奕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中国农村人口减贫经验研究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视角的解释[D]. 张超. 华南农业大学, 2018(08)
• [10]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D]. 万圆. 厦门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