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跃林的教育思想

一、金岳霖的教育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苏日娜^[1]（2020）在《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理论逻辑或逻辑斯蒂,数学的一个分支,用数学方法研究的逻辑或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诞生于17世纪末,迄今为止,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数理逻辑最初是作为“运用数学方法的逻辑”而兴起的。随后,数学的发展提出并要求解决数学的逻辑和哲学基础问题,于是数理逻辑又进一步发展成主要是“关于数学的逻辑”,并且与数学基础理论相结合,成了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应用的数学科学。1920年,随着英国着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数理逻辑的集大成者罗素（1872-1970）来华,数理逻辑正式传入中国。本文以1920-1966年间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地挖掘、收集和整理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力图从整体上厘清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呈现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和中外数理逻辑交流等情况,较为客观地反映其发展水平和特点。本文主要包括以下4部分内容:1.分前史时期、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梳理数理逻辑的诞生及其各分支的发展历史。2.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数理逻辑的引介工作。分析了罗素来华之前,中国学者关于数理逻辑的探讨以及罗素《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内容与影响。围绕中国第一部数理逻辑译着《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探讨了数理逻辑被最初引进时中国学者的态度、学术水平与传播范围等问题。搜集了早期中国学者的数理逻辑论文,介绍了他们对集合论、数学基础、数理逻辑基础理论3个方面的引介工作。3.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中国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以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现代逻辑》和金岳霖的《逻辑》3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为切入点,探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数理逻辑研究的方向、水平与贡献。特别探讨了各层次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情况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第一批数理逻辑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4.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的发展历史与特点。重点讨论了这一时期数理逻辑界为消除科学界和大众对数理逻辑的歪曲和误解所做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分析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与“12年远景规划”对数理逻辑的助推作用,总结了中国学者在数理逻辑理论与应用领域取得的主要成绩。以1952年“院系大调整”为背景,讨论了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情况。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民国时期,以傅种孙、张申府、金岳霖、汪奠基为代表的先行者们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引介工作是谨慎的、负责的,也是先进的。他们的工作使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较高的起点和良好的基础,迈出了历史性的、坚实的一步。2.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国内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的人屈指可数,并没有广泛和稳固的发展基础。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和具有前瞻性的成果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数理逻辑只是中学、大学课堂里讲授的内容,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3.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为使数理逻辑具备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中国数理逻辑学家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宣传与普及工作。20世纪五十年代,数理逻辑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数理逻辑发展已经从教学研究相结合的阶段进入专门研究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数理逻辑在逻辑演算、递归论及数理逻辑的应用等领域有比较集中的研究,尤其在逻辑演算、递归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4.大学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转折。1927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开设数理逻辑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接受数理逻辑教育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出国深造,师从世界知名大师学习。他们回国后,投身教育与科学研究第一线,开创了我国数理逻辑崭新的局面。5.国家政策是助推数理逻辑发展的重要动力。1956年,《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颁布后,数学界及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相应地开展了远景规划的实施工作。数理逻辑界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科学研究,构建了中国数理逻辑发展的新格局。

任荣娟^[2]（2020）在《民国社会场域中“太太的客厅”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太太的客厅”属于1930年代北平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沙龙。作为物理空间,其形成于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后因时局迁到长沙、昆明、宜宾等地;作为文化空间,其通过《大公报·文艺副刊》进行文学实践活动,把握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影响舆论;作为社会空间,其助力文人迈进文坛获得相应地位,却以其自身的精英属性带给文人压力。在沙龙蓬勃时期,它推动北平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其学人圈具有的民族情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城内的定居和北平城外的迁移过程中,其学人圈体悟社会现实疾苦,逐渐走出象牙塔,流亡过程中,用文字鞭挞社会当局,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梳理沙龙的历史过程,既可以窥探社会时局的变化,又使得内部成员精神世界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呈现出民国文学场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理性趋向。此沙龙在北平辉煌时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发表阵地,参与“《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等事件,把握了文化话语权,利用报刊营造北平文学氛围,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沙龙学人圈于创作中反映现实生活并寄托对民族国家的担忧。国难时期,更多人从事文艺实践活动,为社会公共议题积极发声,这些文学实践表现出他们对文艺与政治的调适,“太太的客厅”学人圈发出的民族话语是重新审视民国历史的一个侧影。依照“占位”“惯习”等相关理论的启发,“太太的客厅”显示出它的双面性: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场域外部的人获得青睐并进入场内,进而取得文坛位置,这使得沙龙作为文人成长的阶梯,具有提携文坛新人、助力作家改变身份的作用;同时,这种“占位”过程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秩序,使得更多人向往沙龙。非精英出身或非国外留学背景的人在此沙龙中倍感压力,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带来的沉默成为他们与沙龙中其他人交流的阻碍。总体而言,1930年代的北平文坛热闹而璀璨,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夹杂着社会民众的诉求。“太太的客厅”作为其中一处文学场域,讨论它的意义在于重新认识沙龙具有的文化和社会作用,以及其学人圈对民族国家的真正态度。在民国文学历史的研究视野下,沙龙不应总是文人类聚的表现,作为文化现象,它在历史长河中值得获取新的阐释。

余贵奇^[3]（2020）在《金岳霖归纳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从休谟对归纳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以后,“休谟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哲学家。金岳霖是中国首位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位对“休谟问题”提出详细而又完备的解决方案的哲学家。金岳霖解决“休谟问题”的思想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对休谟哲学的批评、证明归纳原则是先验的永真的原则以及对于“秩序问题”的解决。对休谟哲学的批评是金岳霖解决“休谟问题”的前提与基础。金岳霖重点批评了休谟的“Idea”理论,指出休谟的“Idea”的含义太少,这一方面使他的哲学“出发点太窄,工具太不够用”而无法解决他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休谟对于“Idea”的规定,使得他的哲学只有具体的意象而没有抽象的意念。不仅如此,休谟的“Idea”理论还使得在他的哲学中不存在真正的普遍的秩序,因为印象总是过去与已往的,根据已往的印象得到的秩序也是过去与已往的,而不能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性。最后,金岳霖指出,休谟的“Idea”理论自身就存在着矛盾。在金岳霖看来,正是休谟哲学中的这些问题导致他对于归纳推理的合理性的质疑。证明归纳原则是先验的永真的原则是金岳霖解决“休谟问题”的重要一步。“休谟问题”在逻辑上主要涉及的是归纳推论如何有效的问题,金岳霖认为只要归纳原则为真,归纳推论就是形式或逻辑上有效的。因此,金岳霖力图证明归纳原则是永真的。他将时间因素引入归纳原则,证明归纳原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永远是真,不会为将来所推翻。最后,金岳霖揭示出“休谟问题”的本质是“秩序问题”,并认为它真正追问的是“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如何可能”。金岳霖运用逻辑分析法指出“秩序问题”中的秩序就是事实的秩序,而事实的秩序就是由所与的秩序与意念的秩序结合成的,因为事实就是以意念接受所与的结果。由于意念的秩序与所与的秩序都不会为将来所推翻,因此事实的秩序也不会为将来所推翻,从而休谟的秩序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杨绍军^[4]（2020）在《时空之流的个人记忆——冯友兰、金岳霖、钱穆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回忆录》文中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钱穆《师友杂忆》等回忆录相继出版。这些回忆录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集中回忆,也对西南联大的人际交往和学术研究进行了重现,用文学表达的方式建构了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回忆录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表达空间,也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西南联大热",彰显了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文化史、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杨绍军^[5]（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王雨恬^[6]（2019）在《许国璋语言思想和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文中提出同为第二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具有极为相似之处。本文立足于许国璋的语言思想和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研究,并试图将其运用到我国当今对外汉语教学当中。许国璋的语言思想和第二语言教学理论非常丰富,它们不是简单的语言教学经验的总结,而是建立在哲学、语言学、逻辑学等基础理论之上的思考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了《易经》、许慎的《说文解字》、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金岳霖的《知识论》以及索绪尔、布龙菲尔德等国外着名语言学家的语言思想。在这一宽广的理论视域而下,许国璋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交通的工具;语言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力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语言是一个多重要素组成的符号系统,是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的结合;第二语言教学应该从具体的懂到抽象的懂、从语言的任意性到非任意性的提升过程;语言教学要重视基础知识教学,并且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教师应具有哲学文化视域。许国璋还对汉字和中华文化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汉字包含着中国古人对事物的分类方式和对世界的认识方式,而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我们应重视汉字的独特性在语言教学中的研究和应用。许国璋的语言观和第二教学理论及其汉字和汉语言文化方面的研究对于当今快速发展的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仅要注重语言的交际性,更要注重语言的交通性;要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基础的研究;重视对外汉语教师教师理论素养的培养,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这对于消除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中过分注重语言交际工具理论以及语言技能教学所带来的弊端,使对外汉语教学更上一个新台阶来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张健旺^[7]（2019）在《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文中研究表明“读书种子”就是士之典范,志于道,据于仁,依于德,立于礼。要在行己有耻、立身见道、通经致用,是真男子,大丈夫,是没有文王也兴的豪杰之士。简约说“读书种子”就是相续圣贤血脉的思想家。我取样的我国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有:宋濂、方孝孺、王阳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宋濂是从“文章种子”转到有道君子的典型。他守道之笃,独立不迁;不“枉道以徇人”,不“诎道以徇物”;用“敬”立心;安于道;尊崇气节,激扬豪杰。他的《龙门凝道记》是见志入道的着作。方孝孺是“雄才劲节”的典范。他善学六艺、自立其志、尊圣亲贤、勇于自治、自性庄严、刚健中正,是礼乐君子,是经典的意志人。王阳明是“狂圣”的典范。其人遭遇患难而刊落习气,道明德立,创立“良知”学说,自由担当,成为“刚狷振砺”、“独行违俗”的圣贤豪杰。可谓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精神哲学的大师。方以智是“宏览博物”的典范。他是经典的世家子弟,有豪华的才性,遭遇世变而心性大明,随缘放旷,至诚至性,外和内刚,是博通深邃的大思想家,特立独行,自创体系,成一家之言。可谓“穷理而博学,闻道而为善”的博学君子。顾炎武是有明一代标举“行己有耻”最惹人注目的大思想家。他贬斥“无耻之士”,激扬“有耻之士”。无“耻心”即不“进德修业”,亦不“尊圣亲贤”。他遭遇世变,恪守“行己有耻”的圣训,不改形换骨,独来独往地治学,可谓磊落奇伟君子。王夫之是“醇儒”的典范。他是晚明遗老中最惹人注目的贬斥“狂流”的思想家。他“不随众狂”而标举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立誓为“六经开生面”。他可谓经典的圣贤豪杰儒。他遭遇世变隐居着书,为往圣继绝学。我国文化是我国人民立人立国的“元气”,而“读书种子”是文化的“元气”和立国的“元气”。我国传统社会的“读书种子”的性情与人格、谈吐与风致、精神与风骨,具有绝对性的重要性。他们皆是我们民族出类拔萃的楷模,是我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师”。他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我们为人为学的典范。

孙冰冰^[8]（2019）在《概念的诗：金岳霖形上体系中的逻辑与审美之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从逻辑与审美互渗相生的维度切入金岳霖的道形而上学,在惑起→建基→思致→遇合的论述结构中探究道形而上学作为“概念的诗”的理知之美与超越之美。第一章旨在绍述金岳霖建构道形上体系的学思背景。笔者通过对休谟问题以及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应之得失的考察,先行揭示出金岳霖重建形而上学的导因;继而剖析金岳霖所论的存在于休谟哲学中的意念搁浅、秩序悬置及理势之间不调和的问题。第二章注重道形而上学的逻辑之维,从式能学说、共相理论与理势有别三方面进行描摹。第三章则特重指出道形而上学的审美之维系主要以其“天人合一”观为解释中心,“天人合一”观内含着的种种超越意识亦是此审美之维的特性所在。第四章是谓情与理的遇合,在前此章节内容的基础之上分析金岳霖形上思想的结构逻辑和审美价值。结语部分集中阐明金岳霖形上体系的丰富的现代意义。

陈鑫^[9]（2019）在《金岳霖、冯友兰“无极而太极”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岳霖、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地位举足轻重。他们在抗战时期相互交流、探讨,在哲学思想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无极而太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重要概念之一,在金岳霖、冯友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金岳霖、冯友兰“无极而太极”思想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多维度透视,试图从理智分析的角度出发,论述金岳霖、冯友兰“无极而太极”思想并比较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异性。在现实层面上,探讨他们二人思想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首先,概述“无极而太极”概念的思想发展和时代背景。其次,通过金岳霖、冯友兰“无极而太极”的阐述对他们思想的差异性作出剖析。最后,对金岳霖、冯友兰形上学现代化转型合理性与可行性作出反思和总结。

谢雅芳^[10]（2018）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汪曾祺作品的选编与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股清流,他在文学创作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勾连,他的作品如田园牧歌般清新隽永。2000年以后,汪曾祺的作品首次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一纲多本”制实行之后也先后被选入其他版本的教科书。本文以“汪曾祺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的选编与教学”为研究对象,首先从汪曾祺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阐释其作品在语文教材选编中的重要意义;其次,对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汪曾祺作品选编情况展开梳理与分析,并以人教版、沪教版、苏教版、语文版为例,力图探寻不同教材对汪氏作品的选编特色,指出选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选编建议;最后以苏教版选入的篇目《金岳霖先生》为个例进行教学研究,对其进行文本解读,并结合教学案例进行教学现状分析,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二、金岳霖的教育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岳霖的教育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社会场域中“太太的客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金岳霖归纳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时空之流的个人记忆——冯友兰、金岳霖、钱穆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回忆录（论文提纲范文）

（5）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许国璋语言思想和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7）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论文提纲范文）

（8）概念的诗：金岳霖形上体系中的逻辑与审美之维（论文提纲范文）

（9）金岳霖、冯友兰“无极而太极”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学语文教材中汪曾祺作品的选编与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金岳霖的教育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D]. 苏日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2]民国社会场域中“太太的客厅”研究[D]. 任荣娟. 西北大学, 2020(07)
• [3]金岳霖归纳思想研究[D]. 余贵奇. 郑州大学, 2020(02)
• [4]时空之流的个人记忆——冯友兰、金岳霖、钱穆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回忆录[J]. 杨绍军. 思想战线, 2020(01)
• [5]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6]许国璋语言思想和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D]. 王雨恬. 浙江大学, 2019(01)
• [7]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D]. 张健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8]概念的诗：金岳霖形上体系中的逻辑与审美之维[D]. 孙冰冰.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2)
• [9]金岳霖、冯友兰“无极而太极”思想比较研究[D]. 陈鑫.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10]中学语文教材中汪曾祺作品的选编与教学研究[D]. 谢雅芳.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