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逻辑统一

一、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逻辑统一（论文文献综述）

马纯红^[1]（2020）在《新时代“美好生活”研究》文中认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广大人民群众亘古不变的愿景。在一定历史时期美好生活的内容虽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变动不居,与时俱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将永不止步。本文基于理论与现实之间本无截然之分,抽象而形而上的学术研究与具象而形而下的现实问题是一种复杂多维的关系这一思维模式,立足中国方案的本土经验所提炼出一般性的理论阐释和实践阐析,试图探索关于“美好生活”之“实践-理论-实践”的研究进路。习近平关于“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新时代追求与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美好生活”范畴与全面小康、富裕富强、共享发展等其他相关概念既有区别与又有联系,并随时代发展日益发展和丰富。“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富强与社会稳定,基本标志是需求满足与活力充足,基本特征是价值实现、前景可期,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与责任担当。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劳动幸福理论及相关的基本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西方文化有关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为解决人民温饱的艰辛探索,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继往开来和守正创新的发展,为新时代“美好生活”建设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美好生活”追求做了谋篇布局,其中,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开启“美好生活”新追求,“两个一百年”擘画“美好生活”新目标,“五位一体”总布局勾勒“美好生活”的总体格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美好生活”的战略保障。建设新时代“美好生活”,我们需要处理好的“理想追求与脚踏实地”“实现目标与实现手段”“跨越发展与均衡发展”“追求效率与追求公平”“个体美好与集体美好”等辩证关系,始终坚持理想追求与脚踏实地的有机统一、目标设定和手段创新的动态统一、跨越发展与均衡发展的有效平衡、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个体美好和集体美好的互促互进。在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内生动力问题、“历史周期律”问题、发展失衡问题、信念信心问题、“修昔底德陷阱”等现实挑战,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努力奋斗,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坚定“四个自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实现我们的“美好生活”。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未来实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有关“美好生活”的研究也仅仅是一个开端,远未结束。

李小波^[2]（2020）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文中认为自从美国着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以来,软实力理论的影响却早已“溢出”美国国境,在世界各国“发酵”和“本土化”,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国策、促进发展的重要参考性理论。他将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作为软实力最重要的三种资源加以阐述。而文化首当其冲,成为软实力构成要素中的基础成分与核心内容,直接决定国家软实力的强度和深度,因此文化软实力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源于西方理论界的权力概念,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和西方价值观。在全球化时代,要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反映时代特性和人类发展趋势,更要体现本国的特色和价值取向。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不应该照搬约瑟夫·奈的思想,而是必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中国化,才能彰显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由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是在西方学者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才开始的,因此当前的有些研究过于依赖西方的软实力研究成果,导致了研究成果与中国实际的脱节。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和社会主义的大国,发展完善软实力学说,构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不仅是实践发展的要求,更是学界的责任。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以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作为重要借鉴,力图把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和内涵从西方语境中转移到中国语境之下,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文化软实力概念进行分析与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并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策略和措施。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组成,其中正文包括五部分。第一章文化软实力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本章从分析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涵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全面梳理,厘清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与软实力思想相关或相近理论的开端、发展和走向,这是界定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软实力的前提条件,也是本研究逻辑基点的理论前提。本章分为三节,分别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梳理总结,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软实力的分析和界定寻找理论源头与支撑。第二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规定。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阐释在中国语境之下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着力阐述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它与西方话语下的文化软实力到底有何不同。本章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诠释、主要特征以及发展目标三个方面对文化软实力加以界定。第三章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软实力的探索历程。本章分为五节,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论述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共历代领导集体的文化软实力相关思想,清晰地展现和总结我们党对文化软实力思想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也是对文化软实力在中国语境下进一步地诠释和升华。第四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境况。本章分为三节,首先分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此背景下总结得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成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大力弘扬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步形成;中国文化日益影响整个世界。并总结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难题,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整合难题以及中国的国际舆论引导力不足的难题等。第五章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策略和措施。本章分为三节,结合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主要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三个方面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给出建议。

赵开开^[3]（2020）在《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篇章,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习近平在不同时期,尤其是党的十八以来,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发展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看法,深化了对其本质内涵、价值功能、主体建设、方法路径的认识,把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成为当下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指导和理论遵循。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凭借着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及经验,依据相关科学理论而作出的。首先,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结合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依据本国历史环境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列宁关于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反对俄国经验神圣化的观点,毛泽东关于使马列主义在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特性、坚持调查研究掌握中国国情、推动中国革命经验理论化的观点,邓小平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江泽民关于坚持和扞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的观点,胡锦涛关于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党的理论武装紧跟理论创新的观点等,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其次,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实践是其重要的实践基础。在近百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不同时期先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赢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立和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坚持和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历史实践,习近平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经验总结,成为了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最后,习近平自身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突出的改革创新精神等,则构成了其主体条件。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目标指向、理论动因、发展主体、成果形态、价值意义和主体建设以及原则方法等,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基本内涵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总结中国的独特经验,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目标指向上,习近平以宏观、大历史观的视角,阐述了指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新局面,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目标。在理论动因上,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从根本上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在成果形态上,既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道路成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制度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重大,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并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救国、建国、兴国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主体建设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主体的实践活动,相关主体的能动性实践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走向,因而要不断加强主体建设。其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要着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力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支撑和保障;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保持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进性;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守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其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要培育提升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推动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以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研究、教学、宣传全过程。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以丰富和不断发展,要调动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推动力量: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人民群众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国梦”奋斗目标,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总结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在原则方法上,习近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科学阐述了新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要求和方法路径。在原则要求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坚持改革开放。在方法路径上,第一,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学习马列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理解和掌握贯穿其中的基本原理,做到真学、常学、真懂、真用。第二,分析和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既要客观分析和准确掌握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还要科学把握国际形势、世界局势的演变。第三,在实践中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实践是理论之源,要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关注和回答时代重大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第四,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总结和提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第五,坚持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环节之中,要重视、坚持和运用好这一方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特点鲜明,具有政治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奏演、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与深刻隽永的理论内容等特点。在理论创新上,既是对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深化和创新,同时其本身还是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实践价值上,有利于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和新的实践成果。不仅如此,还能够为社会主义国家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提供有益借鉴,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中国经验,彰显出世界意义。

苏胜毅^[4]（2019）在《马克思立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及其当代建构》文中指出哲学是思想所把握到的时代。现时中国人所生活的年代,正在发生空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高歌猛进。全球化浪潮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信息革命和媒介技术使文化传播日趋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输出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文化的扩张和霸权建构。文化的强势输出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认同,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全球化与民族性矛盾凸显。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民族认同的实质就是文化认同,而哲学无疑是文化认同的核心。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己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一方面不仅大大突破了现有西方现代化理论解释框架,同时也对我们原有的解释范式提出挑战,迫切要求我们依据中国道路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因为其经济上的地位而在文化上得到相应体现,中国并未体现出文化上的竞争力,相反还受到发达国家的文化压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着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依据和提升文化自信力的双重历史使命,而后一方面的使命无疑是最根本的,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愈发需要精神方面的指引。因此,把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一章概括出来,进行富有成效的探讨,不断发展和建构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得迫切而重要。哲学是以民族性为其根本存在方式的,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早在它诞生之初就以改变世界为其哲学主旨。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民族性的哲学,它在参与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日益与各民族国家的解放与建设结合起来,受民族思维方式、语言、历史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性。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深刻变化的时代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提炼民族精神,深化民族认同,追求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内容。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使之符合这个时代的伟大实践,成为当前中华民族发展的深层呼唤。中国人引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有百年左右的历史,近百年的中国社会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学术积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已经取得长足进展,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有了大量资源。进入21世纪以来,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研究热点,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有何哲学意蕴,需要在学术上去参与建构。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也经过多种形式的解读,有从马克思的原始文本入手的,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入手的,也有从时代这个内容入手的。而无论何种解读都离不开中华民族这个主体,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求得民族振兴的价值目标,无不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有着独特的民族性特点。因此,建构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求多种形式的结合,而最基本的一个无疑是能否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出民族的价值理想。本课题的研究,立足于从哲学是有民族性的这一理论视域作一番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及其当代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从哲学民族性的概念及其规定性、哲学史的民族性问题探讨、哲学民族性表现的世界三大哲学传统、哲学民族性的基本属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从而得出民族性是哲学的本质属性,由此推出作为一种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具有民族性的;其次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的概念、生成及特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得以通过民族性而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展现的过程也就是其世界性传播的重要载体,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性过程中具有与民族思维相结合、探寻民族解放与建设道路的实践属性、彰显民族发展道路和模式的主体性特色、构筑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意蕴的特征,以期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的一个基本理论视域;然后以民族性的理论视域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在中国的早期进程及后来的发展表现,为后面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建构提供一个总的思路;最后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背景出发,探究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从而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内容,就是建构中华民族求得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具有时代性内容的哲学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建构。

赵聪聪^[5]（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文中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发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建构中国理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站在新时代历史起点,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发展的经验,既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既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发展逻辑”一词蕴意丰富,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要义所在。“逻辑”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是一个论证推理的系统过程;体现为一定的原则或规律;具有过程性与特殊性等特征。由此,我们确定“发展逻辑”研究即为注重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揭示发展进程中的内在必然性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涵盖各要素、各结构、各领域的纷繁复杂的过程,为了更清晰地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本文选取现实、理论、价值与世界四个主要维度,分别从各自视角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与必然性规律。这是本文主要的分析框架与方法。正文共分五章,采用比较典型的总—分结构,研究思路比较清晰。第一章是基础理论的前提性阐释,是总论部分。本文研究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主要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发展逻辑”主要体现在发展的历程性分析与规律性阐释。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与世界逻辑的选择不是随意设置,而是有其各自提出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四个逻辑之间也不是各自孤立分离,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系列前提性理论阐释,为本文接下来分述四个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依据。第二章重点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面向现实”、“回应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哲学视阈下的“现实”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性存在,而是“人的感性活动”,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首先是面向中国问题、中国实践的现实表达。伴随改革开放实践逐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经了结构转型——整体转型——整体转型升级的现实演变进程。现实进程的演变内在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即对马克思生产力发展规律、总体性辩证规律、历史性生成规律的遵循。立足“中国现实”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独特性与民族性。第三章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理论源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的理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式表达。从邓小平理论实现“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化“富起来”理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致力于建构强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与时俱进、焕发出生机活力。之所以如此,根源于它始终坚持基本原则与历史生成的统一,坚持符合规律性与发挥主体性的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第四章着重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逻辑。社会发展不仅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物质生产过程,更是一个塑造人精神世界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始终围绕“人”这一价值主体,不断践行着以人民富裕为本——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价值追求演进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其精神的关系。第五章详细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逻辑。马克思提出“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思想,特别是在晚年时期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世界视野与多样选择。世界历史视阈下,中国走向世界的发展逻辑表现为“跟跑”、“追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进程。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历程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魅力与世界价值。本文尝试提出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与世界逻辑出发,分别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与必然性规律,本身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不仅如此,四个逻辑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形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独特性、整体性所在。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实质上是我们积极主动建构中国理论的有益尝试。这不仅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更有利于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刘雷德^[6]（2019）在《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文中研究指明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所谓“中国奇迹”。对此,国内外众多学者展开了讨论。纵观之,不外乎有三大向度:一是围绕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间接“解释”中国奇迹;二是藉由“中国模式”的探讨,反思中国奇迹的产生;三是通过对中国道路真谛的揭示,破译中国奇迹的密码。这些探讨意义匪浅,但也存在不足,如它们的分析框架大都限于一般的经验科学,而缺少更深一层的哲学阐释。本文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中国道路”（这里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基于此,本着追根求本的哲学精神和带着反思中国成功之道的问题意识,在吸收与借鉴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总体分析框架,借助文献解读法、比较分析法等必要认识工具,按照中国道路的“概念→生成→结构→优势→价值→自信”的逻辑进路,尝试探讨中国道路及其成功的原因和本源意义。具体而言,除导论和结语外,本文用五章的篇幅探讨了中国道路（及其成功）问题,现将其核心内容与观点概述如下。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学界关于中国成功之原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了本文的观点与思路框架。第一章,中国道路的概念。首先,本章考察了自古而今“道路”的基本含义,并指出中国道路特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体内容的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总体实践路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此外,本章通过对中国道路的广义与狭义、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等概念关系的辨析,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道路的内涵。第二章,中国道路的生成。本章从历史背景、现实进程和理论根据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道路的生成逻辑。指出:中国道路的形成以世界历史为背景,以革命为中介,以改革开放为必然选择;中国道路的实践经历了开创、坚持与发展以及在新时代的继续推进三大阶段;中国道路以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想为内在基因,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指引,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理论表达。第三章,中国道路的结构。本章从中国道路的领导主体、价值主体和发展手段三个维度阐释中国道路的结构性内涵。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主体的合法性,在于其先进的领导理念、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其执政地位是人民、历史和现实的选择;以人为本是现代化的核心,“以人民为中心”是“以人为本”的进一步发展,正确处理以人民为中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是中国道路成功的重要原因;发现和依靠市场,将其力量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并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道路成功的重大保证。第四章,中国道路的优势。本章从比较优势、领导优势、方法优势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道路的成功原因。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断实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注重加强制度建设,丰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中国道路成功的比较优势;以战略意识、科学路线、自身建设等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特质,是中国道路成功的领导优势;坚持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独立自主与开放合作、资本拉动与劳动创造相统一的辩证智慧,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方法优势。第五章,中国道路的价值。本章从普遍与特殊的角度揭示了中国道路的价值。从普遍性角度而言,中国道路之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追求,中国道路的现代性方案,都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普遍性借鉴。从特殊性角度而言,文化大国的后发优势,全球化下的和平崛起,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乃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独特标识。结语,中国道路的自信,主要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从“自信是主体必备的素质”与“自信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或经验”两方面探讨了坚定道路自信的必然性。二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竞争两方面揭示了中国道路面临的挑战。三是就坚定道路自信做出了两点探索,即“走自己的路”和注重“人心”的力量。

赵祥云^[7]（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提出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王培洲^[8]（2017）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因党而来,由党而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和“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有着鲜明的意志和方向,始终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追求,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立场,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目标。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既坚守“主义”,又面向“问题”,既有理论形态,又具实践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面临的难题。当我们把中国社会转型视为一个“经济事实”时,必须看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中,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同样也作为一个“价值世界”而存在。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建设、理想与现实在转型社会中不断冲撞,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面临着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的考验。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背景和论域,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原因和动力。本文的主线是“建设”。一个好的价值观建设方案应该使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既能“说出来”、又能“做出来”;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崇高信念和纪律要求的政党,在社会转型期进行价值观建设不能言所欲言、为所欲为。于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建设成为本文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因此本文按照“建设的逻辑”进行理论的展开,沿着“建设的理论基础”、“为何要建设”、“建设的挑战”和“如何建设”将全文分为一个导论和四个章节:导论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准备。作为理论上的“预热”,导论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做出了说明,以此证明此选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照。在这一部分,还通过论述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特点,以发现目前此论题存在的问题,进而判断本文在研究中可拓展的空间。此外,为了强调问题导向,导论还给出了拟解决的“问题域”以及可能创新点。第一章要解决的是价值观“建设之前”的理论基础问题,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必要的一步。原因是,价值观作为一个概念应当有着明确的边界,价值观既可能是形而上学的也有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虽然目前学界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价值观以及执政党意识形态时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当成一种“默认”,但问题是,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为基底时,展现出了哪些内涵和特性?只有把这个问题厘清,才能理所应当地依据价值观的实践性、历史性、超越性、批判性等特点来解释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在深入到价值观建设之前,本章试图通过描述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普遍性（即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政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时的结构和基本功能）来突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概念,因“中国”的独特语境而被赋予独特的意义,必须通过普遍性把握住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特质。第二章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建设”,本章给出的答案有二:一是中国社会转型是结构性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等“量”的方面必然内含精神、价值观等“质”的发展与变化;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变革中始终释放着特殊的功效:价值牵引、价值分辨和价值回应。社会转型的未完成状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需要,二者都需要进行价值观的建设。而社会转型既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论题的问题意识,又构成价值观建设的论域。需要指出的是,本章在论述共产党人价值观在社会转型中作用之前,特别交代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社会转型因为有党的领导而成为一种有主体性的自觉的转型,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建设逻辑”更加完整与合理。另外,本章最后一部分从历史的视角概括了转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转变。第三章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转型到底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构成了哪些挑战。在本章的写作中试图分别从社会转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中各挑选一个对价值观建设的最大挑战。因此,本章主要论述和分析了资本逻辑、腐败问题、全球化语境中的“西方三论”以及社会利益分化与价值观分化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构成的挑战。第四章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设”,本章试图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给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建设方案。从宏观上来讲,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需要有基本的价值遵循,即共产主义价值路向、马克思主义价值信仰、为人民服务价值立场,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在中观层面上试图回应第三章的四个挑战,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了理论、实践、国外、国内四个视角的路径建设方式。在微观层面上主要依据价值观的传播机制即“价值主体建设——价值传播——价值认同——价值理解”四个环节,各取一个关键点。具体说来就是在价值主体建设上重视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价值传播过程中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在价值认同上扣好青少年的“第一颗扣子”,在价值理解中结合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基因”。

谭晓玲^[9]（201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工程”）是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实施的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实施工程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力量的坚持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普遍的认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繁荣发展了哲学社会科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可靠的保障。本论文以工程实施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过程,详细阐述工程实施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整体客观评价工程实施状况,从中总结经验与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实施有所启示。论文共分10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本选题的研究述评,论文的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思路、方法及基本框架,并对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做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分析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分析工程实施的社会历史背景基础上,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巩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章主要是整体介绍实施工程建立的组织机构和形成的运行机制情况。具体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课题组等四个层面阐述组织机构的建立,并从项目、基地、团队这三方面的建设揭示工程所形成的运行机制。第三章主要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进程。根据工程实施过程中党中央召开的具有标志性的相关会议,着重从实施工程的提出部署、全面展开、全面推进及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对其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第四章至第八章全面系统具体阐述实施工程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第四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两方面,阐述了实施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五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学科建设依托机构、学科建设情况调研、学科高端学术平台、学科领航与支撑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第六章从总体部署、编写成果、出版及使用、编写特点四个方面阐述工程立体化教材体系的形成;第七章从举办高层次报告会、开展学术研讨会、开展国情调研、进行国外考察、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等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第八章从理论读物和主流媒体平台两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宣传。第九章论述了十多年来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本章主要通过调查问卷中所体现出来的信息,在总结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工程实施中存在的转化运用、宣传普及不够等不足及原因,为下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工作提供借鉴。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进一步推进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索性思考,即从保持工程的常态化、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引领“四大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设性思考。

李心记^[10]（201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研究》文中提出唯物辩证法强调,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这无疑是“特色”一词产生的理论根源。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诞生以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开始焕然一新,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进程都呈现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中国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走出了一条富有理论意蕴和民族风格的中国道路。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的这种独特发展模式,凝练其体现出的“民族特色”,不仅对于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的发展也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根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深度融合,有其理论的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16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跨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能够顺利实现民族化,并展现出鲜明民族特色的思想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理论逻辑要求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不断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赋予其新的民族化特点,使其产生出新的个性或特殊性,从而生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历史逻辑要求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理,又要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立足中国生动的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先后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起源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形成阶段和完善、推进阶段以及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丰富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总称,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它既属于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又属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有机结合的实践形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形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与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密不可分。从宏观层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基本内涵也就是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所具有的民族特点和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被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其“民族特色”具体表现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拘泥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根据国情、党情和世情的变化来发展社会主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基本遵循,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特色”集中体现在它具有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和大众性等基本特点,其中人民性是根本宗旨,科学性是理论品质,实践性是主要功能,时代性和大众性是其丰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一种“以人为本、崇实黜虚”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它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社会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五位一体的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以宪法为统领的法治体系,是一种以“政之得失、系于民心”为精神实质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是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在艰苦的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成果和理论结晶。新中国的历代领导人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丰富发展了独具中国风格的民族特色。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有其独有的含义和领域,是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丰富发展民族特色,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力量之源,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需要。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弘扬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中国模式,增强中国道路的吸引力;需要追溯思想本原,凝练理论特色,展现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服力;需要认真比较鉴别,完善体制机制,彰显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还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具有中国意蕴的话语体系。

二、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逻辑统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逻辑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美好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立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及其当代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7）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逻辑统一（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美好生活”研究[D]. 马纯红.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2]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D]. 李小波. 湖北大学, 2020(01)
• [3]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论述研究[D]. 赵开开.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4]马克思立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及其当代建构[D]. 苏胜毅. 中央民族大学, 2019(04)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D]. 赵聪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D]. 刘雷德.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D]. 王培洲.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9]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D]. 谭晓玲. 武汉大学, 2017(06)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研究[D]. 李心记. 郑州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