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人欣赏它 - 梅兰芳

一、西方人为何欣赏——梅兰芳（论文文献综述）

高洋^[1]（2021）在《“提纯”与“杂交”——20世纪早期梅兰芳剧团与日本剧团欧美公演中文化身份的呈现与接受》文中认为梅兰芳剧团和3个日本剧团于20世纪早期在欧美的公演,将近代中日两国文化身份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显""隐"位置关系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呈现与接受机制清晰地表露了出来。无论是梅兰芳剧团用隐晦的现代化手段来衬托一种经过精心纯化的戏曲传统,还是日本剧团刻意引入西方写实主义戏剧舞台元素来彰显日本戏剧的现代性品质,两者共同揭示了民族文化身份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流动性与复杂性,质疑与挑战了西方对文化"他者"进行均质化处理的本质主义文化认同观。

陈倩^[2]（2021）在《华美协进社与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再论梅兰芳访美之始末》文中研究说明由中美双方文化精英合力创办的纽约华美协进社是现代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机构之一。它曾主办或参与了很多重要的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盛事。遗憾的是,当前关于中国文化跨语境传播的研究,几乎已经将它遗忘。比如梅兰芳访美,学界尽颂齐如山、张彭春之功,但极少论及华美协进社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众人皆知当年中国艺术在西方引起的轰动,却忽略了其中很多偶然性和复杂性。文章再以梅兰芳美国之行为核心,细述华美协进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或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在西方传播与接受的历史契机、文化调适以及文化媒介所具有的价值。

皇甫梦欣^[3]（2021）在《百老汇戏剧对中国戏曲元素的误读研究 ——以华裔黄哲伦的剧作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随着跨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美国百老汇越来越多地从中国传统戏曲中吸收优秀的戏剧元素,丰富他们的创作。这其中以华裔剧作家对中国传统戏曲元素的使用最为广泛和娴熟。黄哲伦作为在美国百老汇炙手可热的华裔剧作家,其剧作中的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已然成为了一种代表他个人的符号,但作为在美国成长起来的二代华裔,为了寻求自身的身份认同、迎合美国观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他或有意,或无意对这些戏曲元素产生了“误读”。美籍华裔作为有着一定程度中国文化背景的剧作人,尚且不能完全准确理解并传播中国戏曲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传播和交流中必定会出现一定的阻碍。在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误读”是一把双刃剑,当“误读”达到一定程度时会造成文化冲突,损害国家形象,严重的更会妨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但“误读”有时也能促进戏剧创新和进步。剧作家在解读文本时,会根据自身的理解构建出新的形象和意境,这是由其个体的文化发展与内在需求所造成的。结合当代国际传播及跨文化传播的现象,分析现有的戏剧创作中“误读”的案例,也进一步佐证了布鲁姆的“误读”理论。“误读”一方面能够满足剧作家自身的文化需求,同时也能极大地丰富剧作受众的文化内涵。因此,这对于促进中国戏曲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有着积极意义。本文以百老汇戏剧中华裔作家黄哲伦对中国戏曲元素的“误读”这一现象为主要线索,通过研究黄哲伦的《新移民》（FOB）《蝴蝶君》（M.Butterfly）《花鼓歌》（The Drum Song）三部剧作,分析华裔剧作家在创作中对中国传统戏曲元素的使用。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分属于两种高低语境文化,剧作家囿于不同的语境文化对中国戏曲元素产生了无意识的“误读”;在“影响的焦虑下”对前辈作家的作品实现超越,进行创造性“误读”;以及考虑到西方观众的主流价值观和百老汇的商业性所进行的有意识“误读”。本文从“误读”的传播学视角分析中国戏曲在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国戏曲的对外传播效果和对外传播策略研究进行了补充,希望以此研究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新的参考视角。

徐堃^[4]（2021）在《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12年封建王朝结束,士绅为躲避战争,携带其财富脱离乡土,向城市集中;士绅与商人的界限模糊,形成新的绅商阶层;农业和手工业趋于衰落,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瓦解;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垄断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发展。同时,城市的近代化、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为娱乐业的繁荣提供了温床。京剧艺术不再受皇家偏好的影响,更加纯粹的走向市场,依靠市场运作持续生存。京剧突破消费者阶层限制,成为最为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通过对民国初年北京和上海两大商业圈京剧市场的研究,剖析京剧市场逐渐发展至高潮期时段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赞助人背景,分析市场主体构成及特征、市场化运营的特征和结果以及政府的监管等方面的情况。分析京剧市场繁荣的历史必然性、偶然性以及不可复制性,寻找繁荣背后暗藏着的式微的线索、原因及规律。除绪论外,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京剧伶人在北京和上海两个不同的“区域空间”中流动,形塑了京剧艺术表演程式的融合与创新,也成为京剧艺术与其赞助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的基础。第二章从戏班、戏园、消费者三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主体的构成及特征。第三章从梨园自治组织、梨园经纪组织和媒体平台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市场中起到联结各市场主体作用的社会中介组织。第四章从堂会演出与戏园商业演出的关系、戏价与包银的关系、戏园和戏班的合作关系、伶人薪酬和支出水平四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运行的特征。第五章论述了京剧市场化运作的影响。第六章论述了官方机构对京剧市场的监管。总之,民国初年（1912-1927年）的京剧市场,在经历了政治格局的变动之后,延续清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并走向繁荣。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暗藏了式微的线索,对于今天戏曲市场甚至是整个音乐表演艺术市场的发展都有其借鉴意义。

陈璐^[5]（2021）在《梅兰芳访美运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30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远渡重洋,为大洋彼岸的美国带去了他精彩的京剧表演艺术,收获巨大成功,在此后的九十余年时间里,“梅兰芳访美”始终是戏曲海外传播史上最经典的案例。此前学界对于“梅兰芳访美”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对其文化意义和艺术水准上的探究,本文将从实践出发,在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下,分析和探寻梅兰芳访美对当下戏曲海外传播实践的意义。本文首先将分析梅兰芳访美的传播效果,传播效果最直观表现为事件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众和社会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和。对美国大众媒体的报道,以及以斯达克·扬为代表的对梅兰芳艺术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的文章等一手资料进行传播效果分析,可以最直观地反映梅兰芳访美的在美国受众的接受程度和反馈。从传播效果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不同传播圈层的受众对梅兰芳个人舞台魅力、京剧程式化表演、京剧演出视听效果的观感,看到美国剧作家、评论家对中国戏曲艺术特点的触及与初探。梅兰芳访美引发了美国各层面受众对梅兰芳个人、京剧艺术本身,以及这两个文化符号背后的中国文化的关注与兴趣,达到了梅兰芳访美整个事件在筹备阶段所预设的目标。为更系统地得出梅兰芳访美运营的经验,本文以现代演出运营的一般规范流程作为参考,重新梳理了梅兰芳访美的全部过程:目标明晰并多管齐下的“演前造势”为梅兰芳的到访营造了良好的舆论基础;兼顾本体与客体需求的“内容规划”为梅兰芳的艺术编创了合理的输出方式;安排周密且协力团结的“落地执行”为梅兰芳的演出确保了优质的呈现效果。复盘过程后,从现代艺术管理角度解析梅兰芳访美的运营思路,侧重梅兰芳团队的运营策划与执行方式进行阐释与分析,分析提炼团队核心成员齐如山、张彭春在梅兰芳访美中的运营思路与实操方式。本文试总结了当下趋于僵化、简化的“梅兰芳式”戏曲海外宣演模式,总结了当下海外戏曲传播收效并不理想的原因症结。结合梅兰芳访美运营实践经验,引入现代传播学理论中“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探究整合营销传播学中消费者为导向、强调协同作业、重视长期利益对戏曲海外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最后,本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为戏曲海外传播在当下的实践提出建议,在更全面的角度、更系统的思路上厘清运营主体、受众、目标的关系,从而提高戏曲海外传播运营的效率与效果,对戏曲走向世界做出展望与思考,展望这个时代的“梅之团队”。

庞庆^[6]（2021）在《旧金山华埠的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1848-1906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随着国际交往的程度加深、范围拓展,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形象甚至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因素,在涉及国家文化战略以及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引起普遍的关注。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已经成为我国开展跨文化交际的一张靓丽名片。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戏曲已经在美国旧金山华埠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演出,并且英美期刊的多篇报道都对这一跨文化传播现象进行了评述。而以往的中国戏曲对美传播研究多集中在关于1930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访美演出以及改革开放后以或民间或官方的形式开展戏曲海外传播活动的探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这段戏曲跨文化传播史则往往被人忽视。本论文以中国戏曲在旧金山华埠的早期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对American Periodicals美国期刊数据库和British Periodicals英国期刊数据库（17-20世纪）的大量相关报道进行搜集、翻译、整理、归纳、总结,并以统计图表的形式直观呈现出分析结果。针对这一时期最富于跨文化交际意义的典型事件与传播细节展开个案分析,并根据传播状况的变化分为初兴期、繁荣期、衰落期三个历史阶段。运用文化图式理论和文化语境理论分析西方人对旧金山华埠戏曲传播活动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旨在获得角度更新、内容更全的研究视野,并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的实践提供经验和借鉴。本文基于对文献的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东西方文化差异决定了中国人与西方人所具有的文化图式不尽相同,而西方人对旧金山华埠戏曲传播活动采取的态度及应对措施往往是基于自身的文化图式,这是造成跨文化交际产生困难甚至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为了保证传播与接受信息的等值性,跨文化交际中的个体必须对双方民族的文化具有一定的了解,最好能获得多种文化图式,这样将有助于减少跨文化交际的阻力。文化语境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规范并且决定人的言语、行为、情感倾向,因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中美国际地位与国际关系、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戏剧传统、审美品位等深刻影响着西方人对旧金山华埠演出的中国戏曲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只有把文化现象置于特定的语境下既做宏观的把控又做微观的剖析,才能保证准确无误的相互理解和顺畅持久的跨文化交流。当今促进中国传统戏剧走出去的有效策略是要对戏曲加以合理的解释和必要的说明,并在不伤害文本内容及表现形式的前提下做一定限度内的适应性改造,以期帮助不甚熟知中国文化的外国观众欣赏戏曲的艺术魅力、理解戏曲的文化内涵。

薛婧^[7]（2020）在《《西厢记》英译研究》文中提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毫无疑问,《西厢记》是中国戏曲经典中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之一,自诞生以来它不仅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研究者的目光,同样也引起了各国翻译家和汉学研究者的注意;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它被陆续翻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其中,《西厢记》在英语世界取得的成绩尤为瞩目。从19世纪末起,它就先后被十几位译者以全译本、改译本、英文剧本等形式翻译出版;在学术界也有许多学者撰写硕博论文、学术论文,对它进行专题研究,呈现出《西厢记》在海外广泛的接受和强劲的传播态势。本论文主要运用译介学、描述性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等理论和方法,对《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研究对象涵盖《西厢记》英语译介的全过程及其他相关因素,如《西厢记》英译的社会文化语境、英译者的身份、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不同《西厢记》英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等细节上的处理、《西厢记》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经典化历程等。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西厢记》的英译这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具体来说,首先从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土壤、元代城市发展和商业繁荣以及文人的被动选择这三方面对元杂剧兴盛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对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细致地分析;并对《西厢记》故事的流传和版本问题进行了简单阐述,指出《西厢记》的英译本底本选择以《金批西厢》和弘治本《西厢记》两种为主。继而在广泛搜集大量关于《西厢记》译者、译本和评价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历时性传播进行了梳理,阐明《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以时间和译者活动为线索对其进行阶段划分;提出《西厢记》在英语世界已经完成经典化的结论,并且从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两方面对其经典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西厢记》在译者、研究者、出版社和高等教育机构这些角色的共同推动下完成了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宏观角度上,论文全面分析了《西厢记》七个主要英译本的文本和副文本。重点结合译者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对译者的主要翻译思想或目的进行探讨;并对各个译本在语言和风格上所体现的特色进行了具体分析;某些译本由于副文本内容较多,信息量大,论文也进行了额外的探讨和分析。微观角度上,笔者指出《西厢记》的外译过程其本质乃是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文化负载词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单位。因此,本论文对《西厢记》译介过程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做了比较细致的微观研究;将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分成语言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生态文化五类,每一类各选取大量的例证进行微观分析;总结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往往呈现出较大差异的结论。最后论文对中国戏曲典籍外译和传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展望。《西厢记》是英语世界被重译次数最多的中国戏曲作品,研究其英语译介活动对于中国戏曲典籍外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繁荣的今天,研究和探讨《西厢记》英译活动的过程及其规律,揭示译介传播的本质特征和内因,对于中国戏曲典籍今后的外译工作无疑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蔡烁^[8]（2020）在《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研究 ——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例》文中提出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建设历程几乎与新中国的诞生同步,自发生,中国古典舞就没有停止过对外传播,在实践中,它不断证明了其独特的价值意义。本文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涉及相关的中国古典舞的创作现象,以探讨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这一重要命题。文章首先通过对新中国舞蹈事业奠基者们基于国际性思考的梳理与分析,提出中国古典舞的发生并非个人意愿所致,其需求不仅来自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更来自于中国需要在舞台舞蹈艺术领域的国际语境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话语。其次,文章对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历史进行了脉络性的梳理,对各时期时代背景、古典舞发展所处阶段、对外传播内容,以及对外传播接受等方面逐一进行了分析。基于此,提出在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国家形象塑造”和“文化软实力”等相关研究成果的视野下,中国古典舞是对外传播的有效载体。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对外传播也反曾哺于中国古典舞的建设,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可见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因此前对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的记录和研究多从“供给侧”角度出发,缺乏“需求侧”,即受众角度的分析,故而,本研究对2019年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赴美巡演期间七场演出的观众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和掌握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中的受众反馈与现存问题。最后,本研究结合问卷调查以及历史上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的反馈,提出现阶段中国古典舞在对外传播中尚有巨大未被开发的潜力,中国古典舞日后应在传播方式、内涵建设,以及跨文化适应度等方面加强研究与建设。

黄建华^[9]（2019）在《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文中研究表明台湾京剧从1948年至2018年间的发展,历经多次转变,充满不同发展时期的时代印记。这相关发展现象及其动力机制,既有内在的需求,也有外在影响。总体而言,这七十年间台湾京剧的发展,尝试并经历了古今合流和中西合流,还有京崑合流,由此建构了台湾现代京剧发展的基本脉络。1948年前台湾的京剧,混杂了不少地方戏元素,发展并不显着。随着台湾政府意识形态的需求,以及很多来台军人需要休闲娱乐,军中京剧剧团一时便如雨後春笋,扩枝散叶,对台湾京剧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至1980年代中後期,这些军中京剧团发展逐渐脱离现代社会思潮,於是,台湾京剧究竟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被强烈地提出来了,不久便孕育了台湾京剧的改革:传统京剧逐渐被现代京剧所取代。从1990年代中後期开始,台湾京剧不仅尝试古今合流、中西合流,还注意京崑合流。这些带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发展,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多年,构成了当代台湾京剧的基本格局及未来发展基础。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共有六章,分别梳理并研究探讨了如下基本内容:1948年後的台湾政社艺文环境;来台艺人与京剧团的发展,不仅有三大民间京剧团,更有以历史悠久四大军剧团为主体的公办专业京剧团;1980年代後,京剧在台湾传承发展与时代思潮、市场需要的互动,尤其是京剧广电传播反映市场机制对京剧曲艺变化的影响;台湾三军京剧教育、民间京剧教育和高等教育学院三大方面对京剧教育及人才培养的深刻影响;台湾京剧在艺术美学方面努力於古今合流、中西合流和京崑合流所带来的传承与发展效果。感於现代京剧在台湾普遍受到观众喜爱,全文在回顾其发展历史各阶段特色基础上,着眼於研究新京剧美学的传承与创新,并对未来展望提出了期盼与省思。

耿钧^[10]（2018）在《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行为自2000年前已经出现,后由于双方的战乱以及中亚国家势力的崛起而受到阻隔并日渐衰颓。双方的交往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始恢复,并在17至18世纪达到高峰。19世纪由于中国的羸弱,西方对中国艺术持否定的态度,中国艺术在西方几乎不受重视。20世纪初开始,西方对中国艺术再一次予以重视,并将其纳入到艺术史学科之中。在此之后虽然受到二战或两极格局的影响,但双方的交流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与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大幅复兴。作为终端的艺术接受是艺术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艺术接受的方式以及最终的接受效果不仅可以检验艺术传播的质量,也可以体现在传播过程中作为终端部分的主体对待外来异质文化的态度,以及探索这种异质文化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并最终形成接受行为的机制。研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不仅能够拓展、扩充跨文化的艺术接受理论,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针对西方的接受行为、接受习惯以及接受品位制定符合西方需求的、行之有效的艺术对外传播策略,促进双方文化艺术的深层交流。文章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出发,以艺术品与艺术现象为关注的对象,主要运用艺术理论、结合社会学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来研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文章以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为研究内容,以中国艺术为媒介与中心,以中国艺术在西方的接受的历史与案例为素材支持,构建西方对中国艺术接受机制。文章认为,在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主要由西方受众、社会语境、传播媒介、中国艺术四个大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合作互动,共同完成了西方对中国艺术三方面接受机制: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接受、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意义的接受以及中国艺术深度融入西方文化艺术的进程与范式。文章以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元素与机制类型为宏观章节划分逻辑,第一章通过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史引出接受机制的要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主要讨论作为接受机制要素的社会语境、西方受众、接受媒介的类型及其对接受机制过程的影响;文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分别讨论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接受机制、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意义的接受机制以及中国艺术融入西方文化艺术之中的类型与机制。其中最后一章既是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的类型之一,也是接受的结果。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是在宏观视角下考察的结论,因接受史时间悠长、接受国家广泛、接受内容多样、接受事件的细节格局等特征,故针对以上多样化的现象,该模型还有可改善与修正的空间,而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也仍然具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二、西方人为何欣赏——梅兰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方人为何欣赏——梅兰芳（论文提纲范文）

（1）“提纯”与“杂交”——20世纪早期梅兰芳剧团与日本剧团欧美公演中文化身份的呈现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3）百老汇戏剧对中国戏曲元素的误读研究 ——以华裔黄哲伦的剧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梅兰芳访美运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旧金山华埠的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1848-1906年）（论文提纲范文）

（7）《西厢记》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研究 ——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论文提纲范文）

（10）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方人为何欣赏——梅兰芳（论文参考文献）

• [1]“提纯”与“杂交”——20世纪早期梅兰芳剧团与日本剧团欧美公演中文化身份的呈现与接受[J]. 高洋. 中国比较文学, 2021(03)
• [2]华美协进社与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再论梅兰芳访美之始末[J]. 陈倩. 中国文化研究, 2021(02)
• [3]百老汇戏剧对中国戏曲元素的误读研究 ——以华裔黄哲伦的剧作为例[D]. 皇甫梦欣.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4]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D]. 徐堃.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5]梅兰芳访美运营研究[D]. 陈璐.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6]旧金山华埠的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1848-1906年）[D]. 庞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7]《西厢记》英译研究[D]. 薛婧.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研究 ——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例[D]. 蔡烁. 北京舞蹈学院, 2020(12)
• [9]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D]. 黄建华. 苏州大学, 2019(08)
• [10]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D]. 耿钧. 东南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