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初期文化开放的特点

一、早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开放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赵诗羽^[1]（2021）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民铎》杂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陈兰馨^[2]（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谢文韬^[3]（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提出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蒋飞燕^[4]（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霍虹^[5]（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赵泽阳^[6]（2021）在《北京民国时期报馆的建筑形态及价值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不断加强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国家愈发重视革命红色遗产的保护工作,而北京地区民国时期的很多报馆建筑都属于这类遗产,因此研究该类建筑的形态和价值是亟待进行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北京作为我国革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城市,民国时期共产党带领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广泛的民主革命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报刊作为重要的宣传与笔伐之斗争武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核心作用。而作为报刊刊发地的报馆建筑,则成为了我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见证。在北京地区,文献记载的民国时期的报馆有近600处,其中已知尚存的有70多处,这些报馆建筑遗产作为革命的见证物从整体上看来具有很高的保护和利用价值,但是相关的研究还非常少。因此,本文拟按照建筑遗产研究思路,对北京地区民国时期的报馆建筑从历史沿革、建筑形态及遗产价值三个方面展开系统研究,目的是为报馆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理论基础,为落实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的定位建设提供支撑。论文首先对国内外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分类梳理,总结了在报馆建筑、建筑形态学及建筑遗产价值、红色革命遗产四个方面的相关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又对民国时期报馆建筑在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及报刊行业等方面的沿革背景进行了分析总结,探寻报馆建筑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之影响因素。再通过查询文献资料和充分的实地调研,统计梳理了北京民国报馆的整体设立情况及现存建筑状况。然后,在清晰掌握了民国时期北京报馆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现状情况的基础上,从城市空间分布、报馆平面布局、建筑功能布置、建筑结构类型、建筑装饰样式五个方面对报馆建筑的形态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梳理出北京民国报馆建筑从借用到自建、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特征。然后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对报馆建筑形态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对报馆建筑形态达成静态表象和动态变化两个层次的认知。最后,论文通过建立民国报馆建筑遗产价值评价体系对北京民国报馆建筑的遗产价值进行评价认定和价值分析,发掘报馆建筑遗产在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文化五个方面的综合价值,明确其在推动革命历史进步、融合中西方建筑思想、传承革命精神与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的显着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探讨提出了对北京民国报馆建筑遗产的保护策略和再利用建议。最终,通过本研究形成了对北京民国报馆建筑遗产的基本认识,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北京地区民国时期的报馆建筑遗产提供了现实依据和资料基础。

孔晓菲^[7]（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认为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寇文亮^[8]（2021）在《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幼儿教师教育始于清末,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科是清末留给幼儿教师教育的一份特别遗产。民初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在培养幼儿教师方面的职能并存,在“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逐渐发展为以女子中学为主。从学习日本到学习欧美,甚至达到移植照搬程度,是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的突出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理念激荡了幼儿教师教育独立举办热情;幼儿教育中国化、平民化及科学化追求,直接导致了幼儿教师教育改革方向的确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思潮流入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化、本土化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活教育、儿童中心论、行为主义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指导理论,为幼儿教师教育独立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和单相性教育实验为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提供了借鉴与方法助力;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初期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发展困境,需要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其指明路径与方法。这就是幼儿教师教育实验肇始之成因和依凭。“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幼儿教师教育在学制系统中获得了独立的合法地位,但是其办学体制、招生起点、修业年限、课程教学等内容并未配套公布,这就强化了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迫切性,也给专家学者们留下了较大的实验探索空间。于是,一场旨在摆脱传统女学影响和外国幼儿教师教育影响,探索中国化、科学化、平民化独立的现代幼儿教师教育之路的教育实验就此展开。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及张宗麟等相互启发,各自独立地主持了不同的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包括综合性实验和单项实验,探索发现了幼儿教师教育全领域全方位规律,几乎覆盖了幼儿教师教育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对于促进民国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构,起到了根本性、关键性及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并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图景和内在规律;梳理了这些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丰富了民国时期教师教育和教育实验研究视域和内容;分析了提升幼儿教师现代化、专业化水平实现路径;探索挖掘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于新时代我国幼儿教师教育的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本研究以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研究对象,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界定了相关概念,综述了国内外研究及史料,介绍归纳了研究理论及方法、研究思路及结构设计、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正文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发生学方法为理论指导,以耗散结构理论作为论文设计支持,以实验教育学作为论文分析学科依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梳理与阐释。第一部分含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促发因素的梳理,分析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尤其是民主科学理念对于教育实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促进作用;分析了清末民初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转型发展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呼唤与促进;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主体对于外国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吸收和批判以促进实验理性形成的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综合性和单项性教育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激荡促进过程,以及在目标内容和方法技术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二部分含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主体内容。本研究根据史实、典型性及其重要程度,筛选了偏于综合的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以及偏于单项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法实验,并进行了研究与阐释。体制和学制实验包括“中心幼稚园”体制实验、平民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高级中等教育层次的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学制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问题的发现、梳理及确立过程;分析了中国化、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建构的实验过程及其理论成果;分析了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中国化、科学化的乡村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设以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创新性推动作用;深描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的双轨之路体制实验过程。课程实验筛选了“生活教育”课程实验、“行为课程”组织实验、“活教育”课程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起因和确立过程,梳理了民国时期生活教育、行为主义和活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目标确立、内容选择、分类和结构化、组织实施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典型课程理论建构、课程体系建立与完善的促进过程,以及对于幼儿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筛选了“艺友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问题发现的出发点、坐标和聚焦过程;梳理了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理论依据;分别梳理归纳了各个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目标、内容、实施过程,分析了其对中国化、平民化、科学化及规范化的幼儿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幼儿教师教育理论独立性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促进作用。由于教学方法实验与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在民国时期区分困难,且内容较少,实验特征不明显,因此,以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实验为例,分析和梳理了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的缘起、表现形式以及实习教学实验问题的确立过程;梳理了张雪门幼儿教师教育实习教学方法实验的理论依据、实验的目标、实验的内容及结果与影响。第三部分主要是第七章,阐释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评价以及时代启示,总结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推动中国现代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体系构建、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推动幼儿教师教育中国化、规范化制度建立、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体系科学化、专业化提升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调查分析了当前乡村幼儿园园长教师队伍专业化、保教过程科学化建设缺陷和提升需求,阐释了目前幼儿教师教育对幼儿教育发展的回应不足之处;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新时代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幼儿教师教育升格中的内核独特性坚守及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精神方法技术弘扬借鉴的启示作用。

LEE W00NG^[9]（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查芳灵^[10]（2020）在《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初是中国思想史上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不已的时代。陈独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代表人物与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两种真正发生重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思潮——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同样对其思想演变产生显要作用,使其主体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重要转变。进化论在欧洲具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形态多样。由于近代中国客观实际的现实需要,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更为关注在社会历史发展领域具有充分解释力和适用性的社会进化论。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肇始于严复意译的《天演论》,历经维新派、革命派等不同主体的理解、传播和发展,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满足了希冀和主张“变革”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全新意识形态的需要。进化论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其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世界观、历史观的冲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以及激发自由、科学、民主、理性等启蒙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作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力最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化论同样对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具有浓厚的进化论色彩,彰显出强烈的革命性。青年陈独秀带着真挚的爱国热忱踏上救国征程,将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时局作为其思考的核心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极力推崇进化论,认为进化论是“宇宙之根本大法”,是“人心划然一新者”,进化论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围绕历史观、伦理观、人生观等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运用进化论探究中国出路,抨击旧思想、旧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进化论的唯物性和能动性原则。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演进与转变。这是环境、社会、实践等外部原因和个人阅读、研究、经历等内部原因合力之作用。根据对陈独秀文集、书稿等史料的梳理与研究,力求刻画清楚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的轨迹。在《劳动者底觉悟》中,陈独秀高度评价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彰显出群众史观的萌芽。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中,陈独秀初释剩余价值思想并运用剩余价值思想研究中国工人问题。《谈政治》则表明陈独秀已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中,陈独秀论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选择怎样的社会主义。在1922年4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中,陈独秀系统阐释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着重论述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说的内在统一性,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把握马克思的两大真精神。思想转变有其复杂的原因,离不开特定的外部历史环境,同时,追求个体解放和社会民主的前后贯通性、新文化运动对进化论的反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是陈独秀实现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陈独秀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理论要义,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要旨有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变化的规律、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国家论、政党学说等形成较为深刻的认识,总体上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原意,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最初认识与理解,促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与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共同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通过解析陈独秀对于唯物史观的阐释,以点带面,试图勾勒出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传播的图景。与此同时,陈独秀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分析和探索。一是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国情,剖析中国社会问题,正确定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二是关于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认为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三是运用唯物史观剖析当时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各派别,在道路之争中,明确指出中国应选择与实行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四是关于推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主导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和唤醒无产阶级的觉悟,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以及联络革命的资产阶级展开民主革命等。作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不仅影响了个人的人生轨迹,更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这一思想转变作历史评价,可以看到,不论是价值理想层面上赋予启蒙新的精神内容,促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或是学理层面上阐释和宣传唯物史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还是实践层面上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拉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帷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受到个人、时代、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其思想转变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知还存在简单化、机械化之处等等。但从整体上看,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经百年有余。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早已不同往日,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回望历史,如果没有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积极选择和阐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客观实际的结合,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在新时代的今天,重新理性审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转变的这段历史,厘清其思想转变的脉络和轨迹,努力展现出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面貌和内在规律,从一个维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丰富思想资源。

二、早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开放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早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开放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北京民国时期报馆的建筑形态及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早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开放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文化运动时期《民铎》杂志研究[D]. 赵诗羽. 辽宁大学, 2021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4]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 [6]北京民国时期报馆的建筑形态及价值研究[D]. 赵泽阳. 北京建筑大学, 2021(01)
• [7]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D]. 寇文亮. 河北大学, 2021(09)
• [9]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10]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D]. 查芳灵.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