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犯罪主体认定的三个难点问题

一、聚众斗殴犯罪主体认定中的三个疑难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垚^[1]（2020）在《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正当防卫是社会中时常出现的一类现象。既有研究中,对正当防卫作为违法阻却事由的讨论林林总总,将其视为一种权利,按照权利研究的基本框架进行讨论的却付之阙如。正当防卫既是一种自然权利,亦是一种法定权利;既是一种侵害人与防卫人之间的权利,亦是一种个人与国家间的权利;既是一种基于客观侵害事实的权利,亦是一种经防卫权拥有者判断后加以具体使用的权利。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通过权利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文献分析方法等诸方法的使用,围绕正当防卫权利展开研究,能够统辖性地理解作为制止权和私力救济制度安排的正当防卫,亦能够对当下司法实践中围绕正当防卫权利出现的若干未决问题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解释框架。一是正当防卫权利的概述。部门法评价的防卫行为仅属于正当防卫权利现象当中较为关键的一部分,而并非权利行为的全集。换言之,正当防卫权利的设置,并非仅服务于阻却违法评价,应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从权利的核心宗旨看是一种制止权,从私力救济的属性看是一种致损权,从紧急状态的行为模式看是一种误判权,从权利的基本结构看,躲避权亦属其概念项下。由此,正当防卫的研究视域得到了较大的拓宽,并产生了诸多辐射效应:首先,在诸项对正当防卫的概括要素中,究竟何者是其本质?如果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偏狭性的看法,就容易影响对其发展趋势的判定,因而不仅要警惕辉格史观式的赋予历史史实以其无以承载的评价,还要对与正当防卫权利行为近似的复仇、私刑、正当防卫权力行为等作出较为明晰的区分。其次,正当防卫权利的作用对象是侵害人,体现为个体间基于义务违反而导致的权利边界侵犯。但正当防卫还是一种个人与国家间基于侵害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委托与授权执行,因而完整的正当防卫架构不应忽视权利运用背后的“权利-权力”因素。最后,正当防卫权利概念,经由不同的切入角度,能够对其产生迥异的理解:语言角度揭示了正当防卫在“俗民范畴”与“体系语义”间的认识冲突。伦理角度通过对“正当”概念的层次性思考,展示了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之中的内涵差异。而制度角度则展现了部门法化的正当防卫权利诠释以评价触法行为为主轴的基本逻辑,这为统辖性与体系化地自上而下凝练正当防卫权利概念带来了困难。揭示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指向差异,对我们深入讨论正当防卫权利极为必要。二是正当防卫权利的证成。霍菲尔德权利分析框架为我们展示了正当防卫权利在不同权利语境下的具体指向,作为权利的正当防卫,既是一种要求权,又是一种自由权,同时还是一种法律权力与豁免权。正当防卫的本质属性是制止权,其具体展开形态既包含制止权,也包含致损权、误判权与躲避权。正当防卫正当性的阐释,经由话语塑造的辩护形象,由表及里地展开分析:惩罚者”、“被动成为致死致伤工具”与“退无可退”者等辩护形象,有的仅能用以对部分正当防卫权利行为加以证成,有的仅服务于与正当防卫目的全然不同之行为的正当化论证,无法承担起合法性本质的解释任务。因而一种权利进路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具言之,正当防卫权利在具体语境中的正当意味着:首先,在不限于该语境的个体交往中,一种以及时私力救济为旨趣的防卫权制度设计是必须的,经由义务违反而导致的法益悬置,使防卫人的行为具有不同于侵害行为的正当性,此即“权利-权利”意义上的正当,权利享有意义上的正当,或称正当防卫的可为性。其次,在某一具体语境中,特定据有防卫权的个体依据规范标准能够行使上述权利,进而产生实然化的制止、致损或躲避行为,并与对应主体生成相应的法律关系,此即“权利-权力”意义上的正当,权利行使意义上的正当,也即正当防卫的应为性。最后,在涉及防卫权内涵“开放边界”的部分,即个体与整体视角判断结论发生冲突的特定语境中,提倡一种风险分担的经济学思维方法:此时的防卫权利,服务于对不法侵害人行为的规制,并非因正当而确权,而是因确权而正当。一言以蔽之,研究倡导一种改造版本二元论的思考方式,以可为性与应为性为考量角度,以一般权利架构为基础,以风险分担为补强,从而为正当防卫的权利运作提供一种相对自洽的解释方案。三是正当防卫权利的运用。正当防卫认定难是司法实践中不争的事实,推进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秉持“司法-立法-法理”的逻辑轨迹,对构成要件展开法理反思,进而窥见防卫权利内涵中与“语词中心”相对应的“开放边界”部分。对此,应当从质性要件,即对象要件、前提要件、时间要件与主观要件,以及量性要件即限度要件两个维度加以思考。在质性要件的把握中,对象要件是最为首要的,其关注重点并非是“防卫权应当作用于何者之上”,而是“防卫权可以施加于侵害人何种利益之上”。前提要件是确定何为不法侵害的要件,可视为衡量防卫权延伸逻辑范围的要件。时间要件的认定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和防卫权利本位的理念,而不能仅仅以侵害客观实际为转移。主观要件识别的关键在于合理圈定构成相应判定标准的元素,并以底线思维重构对行为主观方面的判断。在量性要件的把握中,以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作为理解限度问题的基本框架,以相适应理论与需要理论的主要分歧与完善走向考察两者龃龉之处与融合趋势。正当防卫的本质属性是制止权,因而正当防卫权利逻辑的基调应当是需要说,相适应的要求只能具体服务于前者,构成一种二阶标准。由此反观防卫过当条款与特别防卫条款,亦将对其制度功用产生全新的理解。

周明钱^[2]（2019）在《聚众斗殴罪转化犯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聚众斗殴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的甚至造成无辜者重伤、死亡的情况。《刑法》第292条第2款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直接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例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有重伤的,就判故意伤害罪,有死亡的,就判故意杀人罪。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法律直接这么规定的;二是裁判者省心省力,不用分析复杂的案情;三是符合受害一方的心理要求。这样处理案件是不符合刑法精神的,值得商榷。本文旨在针对聚众斗殴罪转化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通过对聚众斗殴罪的成立条件、相关疑难问题进行分析,结合主客体相统一、罪责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提出聚众斗殴罪转化犯的司法解释和立法规范的完善建言。

谭慧娟^[3]（2020）在《聚众斗殴转化定罪的司法认定及其规范 ——以江西86份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文中研究表明聚众斗殴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所占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属常见、高发、多频类犯罪,该类犯罪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社会危害性极大,还可能成为黑恶势力滋生和蔓延的温床。因此,依法打击聚众斗殴违法犯罪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对聚众斗殴致人伤亡的转化问题的配套法律规定较少,原则性法律规定只有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而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理论学界对聚众斗殴转化条款的性质,转化主体范围和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等问题都存在较大争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诸多争议。对于理论和实务中的争议问题,上海、江苏、天津、浙江相继出台了指导意见,但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进而导致包括江西在内的其他省市对聚众斗殴转化定罪问题如何处理存在较大争议。通过对江西司法实务的考察,发现其在聚众斗殴转化定罪中也呈现出地域性的规律和特点,即一致坚持加害方单方转化说,主要倾向于部分转化说、主客观一致原则和罪责自负原则。但在个案中,由于办案人员援引理论学界的观点冲突、对其他省市的相关规定盲从,导致法检两家存在较多分歧、不同法院存在较大争议、被转化定罪的被告人持有较大异议。其中,法院和检察机关分歧有: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是否转化定罪还是直接定罪、查不清加害人时双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如何转化定罪、查清不属于直接加害人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是否转化定罪、出现死亡结果时应转化为何种罪名。各地法院的争议有:聚众斗殴转化定罪是否以结果论、首要分子不是直接加害人时是否转化、积极参加者是直接加害人时应转化为何罪。被转化定罪的被告人的异议有:不构成犯罪、不应当转化定罪、不应当转化为此罪或彼罪。从被告人辩护意见和上诉理由来看,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人对判决认定的事实的异议不大,但由于当前没有统一的执法标准,有的判决书中对转化定罪的论证说理不够充分,给被告人留有较大的辩护和上诉空间,最然大多数上诉案件维持原判,改判率极低,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提升司法效率。以江西司法实务为例,为了依法高效惩治聚众斗殴犯罪,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范聚众斗殴转化定罪的司法认定。第一,坚持主客观一致原则,不宜以结果论。第二,坚持罪刑均衡原则,实现“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聚众斗殴转化定罪时,应当逆向考虑如果将某个参与聚众斗殴的人员进行转化定罪以及其具体转化为何罪,能否实现罪责自负,达到报应之目的,从而实现公平正义。第三,统一转化定罪争议的执法标准。明确转化定罪的前提基础和原则性的基本要求;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的转化定罪情形进行合理区分;对一些特殊情形下,对聚众斗殴各行为人的转化定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制,统一执法思想,避免分歧扩大。最后,要健全完善办案机制,针对聚众斗殴转化定罪中主观故意内容认定难的问题,在穷尽案件事实、证据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办案机制,从程序上进一步保障主观故意内容认定的准确性,最大限度地减少客观归责风险。同时,对于这类需要结合具体案件犯罪事实和证据来转化认定的案件,应加大司法案例的指导力度,通过典型案例来明示案件处理的法律思维、逻辑和司法原则立场,为一线司法人员提供办案参考,有效解决转化定罪难题。

齐一村^[4]（2020）在《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长期将“唯实体”的刑法观作为开展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的实体性与研究产出的实体性构成了“唯实体”刑法观的两大前提。然而,由于刑法规定中程序性事项等非实体部分的存在与研究过程中刑事证明标准等“副产品”的产出,“唯实体”刑法观的前提并不完全恰当。刑法教义学的学科任务决定了,仅仅实体规范尚不足以完成刑法解释的任务,一套与实体规范相配套的证明标准对于司法实践的意义同样重要。而我国当前存在的立法刑事证明标准抽象化、司法刑事证明标准碎片化与学理刑事证明标准抽象化、非体系化现象无不体现了刑事证明标准研究呈现出的“供求失衡”总体局面。“轻证明”研究现状的成因在于学科层面实体与程序分而治之的学科现状、方法论层面“认定”研究路径之下的混同理解与理念层面教义学评价体系的标准单一。“轻证明”的研究现状之下,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的二元交互结构无法发挥积极作用,进而造成了规范表达失真、评价标准错位与证明标准异化的三大理论顽疾。在民事法学领域,民法学者对于民事证明责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具体表现为: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地位讨论十分深入,民事实体规范是确定民事证明责任的基础,民事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对民事实体规范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基于逻辑构造的同一性、作用机理的相似性与讨论意义的相当性,我们可以将民事证明责任与刑事证明标准进行类比,从中得出如下的关于完善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二元交互结构的启示:实体法学同样应当研究证明问题;实体规范应决定对证明规则的解读;证明规则应当作为评价实体规范是否适正的判断标准;证明规则的确定应当为实体规范的目的服务。实现刑事证明行为的规范化是刑事诉讼的重要诉求,然而囿于证明标准对证明行为的制约作用,这一诉求的实现过程常会陷入困境。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存在着三对正相关的函变关系:构成要件的规范化程度同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的距离,构成要件的抽象化程度同刑事实体规范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要求,构成要件中不确定因素的数量同刑事证明标准的确定难度。以此对我国刑法教义学体系进行检视便可得出:主观的案件主要事实、模糊的案件主要事实、未决的案件主要事实与消极的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难度较高,是发生证明标准异化的主要场域。文义的模糊性、时代的流变性与调整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刑事实体规范的解释方案具有多种可能,因此在刑事实体规范解释方案的选取过程中,在合理界限内对客观路径、具有明确性的解释结论的选取,对未决的案件主要事实作出必要的转化以及对消极的案件主要事实的设计作出必要的限制可以借由刑事证明标准的优化实现证明行为规范化的诉求。另一方面,基于刑事证明标准具有的“晴雨表”、“指南针”与“粘合剂”的实践价值,在合理限度内,刑事证明标准对于刑事实体规范又具有生成、调整与剔除的重要作用。由此,理想状态下,在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可以建构起相互促进、彼此优化的良性交互模式。良性交互模式的成立需要建立在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品格获得理论确认的基础之上。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品格具有概念体系的建构功能,是展开深入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实现系统优化的理论前提。对于确认刑事证明标准独立品格的思路而言,“并入”思路在诸多方面显着优于“排除”思路,应受提倡。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品格也因此应被理解为刑事证明标准在刑法教义学体系内的相对独立性。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理论地位的确立、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研究方法的提倡与刑事证明标准独立评价标准的建构是确认刑事证明标准独立品格的应然进路。为确立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理论地位,刑法教义学应当在定义、理论框架与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作出努力:在全面考量刑事证明标准定义的目的、特征、属性的基础上确定恰当的定义方式;从描述逻辑与创制逻辑两方面入手,为刑事证明标准研究搭建一套严格细密的理论体系;在刑事实体规范的价值理念之外奉行一套适用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价值理念。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有具体的研究领域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与该研究领域的契合性是决定该领域研究是否可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的过程中,被遵循和运用最为普遍的研究方法是法学研究中的规范分析方法。虽然规范分析方法与刑事实体规范研究之间具有相当的契合性,但是考虑到刑事证明标准的事实性与实践性特征,规范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研究。鉴于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不同于刑法教义学中刑事实体规范的诸多方面,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成为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重点,逻辑学理论、实证研究方法与诉讼法学理论在确立独立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应受重视。一个合格的评价标准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与评价对象论阈上的一致性、符合特定论阈的价值理念、具备基本的选取功能。现有的刑事证明标准评价标准存在着论阈选取不当、评价对象不周延与价值理念偏差的三层不适应性。从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特征、价值理念与研究方法出发,一套以“符合逻辑规律、经验总结过程规范与符合证明规则”为内容的评价标准应受提倡。构建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良性交互模式对于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良性交互模式意味着对刑法教义学问题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刑事实体规范的范畴,而应当将具体的刑法教义学问题置于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交互的视域下加以审视。良性交互模式提供的证明视角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刑法解释目的,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目的赋予机能。其二,刑事证明标准对不当实体规范具有剔除作用,良性交互模式也便具有了理论清理机能,背后蕴含的是刑事证明标准对于刑事实体规范的改良和作用机制。其三,良性交互模式的提倡带来了刑法教义学理论评价标准的扩充,因此良性交互模式便具有了对既有的刑法解释路径的改良机能,表现为在合理限度内依据刑事证明标准的评价体系对刑事实体规范进行改良以及在某刑事证明标准无法与相关刑事实体规范相契合时依据刑事证明标准的生成机理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修正。其四,良性交互模式的理念来源于实践需求,它的方案也以服务于刑事司法实践为最终归宿,即良性交互模式应具有实践指引机能。因此,良性交互模式不仅局限于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优化作用,也应包括刑事实体规范对刑事证明标准的促进功能;它不应仅是理论建构意义上的宏观构想,更要足以与具体的案件处理紧密结合。实践不应是被嘲笑的对象。相反,实践是开展刑法教义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本文站在司法实践的视角,力图将司法实践迫切关注的刑事证明标准引入刑法解释视角,期待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也能给予该领域以更多关注,并以此为契机早日实现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的良性交互。

李思进^[5]（2020）在《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定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于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的定性理解的差异,发端于理论和实务中有关于刑法第292条第2款之法律属性以及聚众斗殴转化犯成立条件的争议。在学理上,由于对刑法第292条第2款法律属性的不同理解,形成了“法律拟制说”和“注意规定说”两派观点不一的学说,而根据不同的学说进行推导,针对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的定性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依照“法律拟制说”的观点,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而如果依照“注意规定说”的观点,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行为则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按照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或聚众斗殴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从一重罪定性。在实务中,对于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的定性差异则具体表现为:不同地区的司法机关发布的地方性司法文件中对于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行为采取了以结果定罪和以行为人主观罪过内容定罪两种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法院对于案情相同或相似的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案件作出的判决结果不统一,“同案异判”的现象突出。由于目前尚没有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第292条第2款的法律属性以及聚众斗殴转化犯成立的具体条件进行明确,地方司法机关在制定相关规定以及法院在对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案件进行裁判时,往往会参考、借鉴学理上的定性结论,也即理论争议实际上是导致实务中对于聚众斗殴致人死亡的定性出现差异的直接原因。笔者通过对“法律拟制说”和“注意规定说”进行比较分析后会发现,“法律拟制说”对于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的定性结论存在着“对转化犯的实质把握不准”、“违背罪刑均衡原则”、“违背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和“过分扩张转化犯的成立范围”等问题,而“注意规定说”的定性结论则因遵循了刑事实体法以及刑法解释的原则显得更加合理,值得提倡。而在采纳“注意规定说”定性结论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通过司法解释将聚众斗殴转化犯成立的主观条件明确为故意;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指导性案例帮助统一定性标准以及完善立法明确聚众犯罪首要分子的概念及其责任范围等具体路径,来达到消解定性差异的目的。

钦思源^[6]（2020）在《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文中提出寻衅滋事罪被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因为寻衅滋事罪在刑法中规定的不明确性,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上有泛化的倾向,导致寻衅滋事罪一直被冠上“口袋罪”的标签。特别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对“随意殴打”“情节恶劣”的主观评价词语的使用,使刑法学界对寻衅滋事罪的认定产生了争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3年出台了《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司法实践中对寻衅滋事罪的滥用问题,但是对于“随意殴打”“情节恶劣”的理解适用还需要从司法实践的应用角度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比如随意殴打的考察因素和认定原则,情节恶劣考察因素和认定方法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正因为以上问题研究的不明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者对该罪的认定。研究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司法认定就要从典型案例中分析出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争议问题,对其中“随意殴打”的含义、司法认定中的考察因素和原则进行确定,对“情节恶劣”的理解适用要结合该罪的司法解释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确定其考察因素和司法认定的方法,同时结合该罪的入罪标准和相类似罪名的分析对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进行司法认定方面的研究。对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应当以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犯罪构成为基础,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对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随意殴打”在司法认定中需要考察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在认定上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以“双重置换原则”和“流氓动机”认定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以殴打的行为、殴打方式等客观方面对“随意殴打”综合分析作出准确认定。明确“情节恶劣”的性质和作用的关键在于确定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出入罪标准,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应当根据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不同犯罪情节运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对“情节恶劣”进行司法认定,以此来辨析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最后运用论文的观点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辨析寻衅滋事罪与相似罪名的犯罪构成的不同,解决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认罪的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的争议。

肖弘毅^[7]（2020）在《聚众斗殴罪转化犯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聚众斗殴作为一种案发率较高的犯罪形式,严重侵害了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由于该犯罪行为具有群体性、暴力性的特征,因此在打斗过程中也通常伴随着致人重伤、死亡的实害结果。我国刑法第292条第2款对聚众斗殴罪转化犯作出了规定,但由于条款过于简化而导致实务中存在着若干分歧,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总结归纳理论及实务界的观点,厘清行为界限及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证以得出结论,对正确认识和处理聚众斗殴罪转化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聚众斗殴的行为现场,不能单纯以造成重伤、死亡的实害结果而依照法律拟制的观点转化定罪,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减轻控诉方举证的责任,但从法益侵害的角度讲,将缺乏相同性且社会危害程度相去甚远的两类犯罪同等视之,明显有违于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依据立法本义,并参照江苏、上海等地的有关办案指导意见,将该条款视为注意性规定,能更好的发挥法条提请注意的功能,使审判者依据犯罪构成对案件完整评价以保证治罪的适当性。在依据犯罪构成对加重结果进行判断时,是否需要对客观行为及主观心理进行必要限制?由于聚众斗殴罪转化犯具有异质性的特征,在行为的认定上,要求以先前行为构成基本罪为前提。对于参与打斗的加害者而言,需要同时存在聚众斗殴以及伤害或杀害的主观故意,只有具备了当场性的犯意转化行为,才有适用转化犯规定进行论处的必要。通过对转化之罪犯意的审查,使得在相对混乱的斗殴现场各行为人的责任界限变得明晰起来,这也是区分实行过限行为以及实害结果承担的重要依据。聚众斗殴罪转化犯司法适用的若干问题,均应建立在对行为性质的判断、犯罪事实的认定以及犯罪构成的分析的基础之上。鉴于此,文章以案例为切入点,对聚众斗殴罪及其转化犯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张瀚文^[8]（2020）在《恶势力犯罪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从2018年年初开始,到2020年年末接近尾声,这次专项打击耗费了三年的时间。在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之后,此次专项扫黑除恶的斗争便正式开始了。2018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从2018年年初开始,到2020年年底结束,预期三年时间。从目前公开的报道和数据来看,据不完全统计,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至2019年三月份,全国已经有1292个涉黑组织和5593个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公安机关铲除。截至2019年4月30日,河南省相对于2018年9月底的统计,铲除涉黑团伙数量增加了47个,一共铲除了117个涉黑团伙;铲除的恶势力团伙和恶势力团伙相对来说增加了280个,一共67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3042人,新增12422人;所查获的涉案资产高达64.96亿元,相对于2018年来说增加了34.92亿元。恶势力犯罪的发展日益增加,这就意味着今后扫黑除恶是一项复杂并艰巨的斗争。但是在专项斗争开展的司法实践中,法学界关于恶势力犯罪认定所进行的研究不是很多,很多的理论分析都是有关于如何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但从根本上来说,恶势力犯罪是有着独立性的犯罪,应该针对其实施独立评价和裁定。但是目前针对相关案件的处理上还只是处于“以案论案”的时期,并未构成正式的法律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判决不一的情况。所以说,本篇论文在针对相关案例进行分析的同时与司法机关工作者进行相关的探讨,并获得一定的启示。在研究的过程中找出司法实践当中关于恶势力犯罪的诸多问题,同时制定出相对应的处理方案,从而帮助司法机关在针对此类的案件进行处理时能够更好的解决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内容）;第二部分通过了解从恶势力犯罪的概念、特征以及相关的司法运用三个方面做出相关概述;第三部分通过对典型案例分析,列举了最常见的恶势力犯罪涉及的罪名和违法行为;第四部分通过案例分析,将恶势力犯罪与类似的有组织犯罪行为进行对比,从犯罪构成、社会影响、危害程度、犯罪主体、犯罪性质等方面对恶势力犯罪组织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了比较。对比恶势力犯罪集团与普通犯罪集团之间的区别,从而明确恶势力犯罪认定的标准。第五部分是从刑法角度浅析当前存在的问题,从罪刑法定原则角度,通过相关概念、认定主体、认定标准三个方面研究。第六部分是完善恶势力犯罪认定的建议,本文的观点是,要想对当前恶势力犯罪怎样判定的现实情况进行优化,一方面应该从社会管理入手,针对相关的制度进行完善,另一方面应该从立法以及司法入手,如此采取预防加控制的管理模式,才可以针对此类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并维护长治久安。

史雨欣^[9]（2020）在《聚众斗殴转化犯认定问题研究 ——基于257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聚众斗殴转化犯的处理一直以来是司法实务的疑难问题。聚众斗殴罪的成立条件、聚众斗殴转化认定的罪名以及转化的主体范围,实务中都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各地的裁判规则也并不相同,一些地方虽然出台了司法文件,比如江苏省和上海市分别出台了关于办理聚众斗殴犯罪的意见,但仍未形成统一的司法适用。理论上已经形成许多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没有解决实务中处理标准不一、结果大相径庭的现象。主要原因归结于目前的研究仅是从理论层面上对聚众斗殴转化犯的认定问题进行剖析,未考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实证研究的文章也仅是站在个案的角度上进行分析,不够深入、全面,因此笔者选取近三年的257份聚众斗殴转化犯的生效裁判进行研读,从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符合实际的解决方案,以供实务参考。基于实务研究的角度,本文仅对257份裁判中体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对于判决中未涉及的问题,比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在聚众斗殴中致人死亡的是否应当转化等问题在此不做探讨。首先,笔者从司法裁判中选取了257份生效判决,并对257份判决进行分析统计,归纳出257份判决综合体现的存在于聚众斗殴转化犯中的认定难题。笔者将257份判决进行分类,根据聚众斗殴中出现的结果不同,分为聚众斗殴致人重伤和致人死亡两类,对两类转化的罪名和范围进行分析,基于分析数据,提炼出之所以出现不同处理结果的焦点问题,即聚众斗殴转化犯的罪名确定问题、转化范围问题和前提条件问题;其次,对焦点问题的理论观点进行阐述并评析。关于转化罪名的确定问题主要涉及对我国刑法第292条第2款性质的理解,笔者将当前学者对该问题的三种观点进行列举,并加以评析。关于转化范围的问题主要涉及直接致害人以外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是否与直接致害人成立转化罪名的共犯问题,笔者对全案转化说、致害方全体转化说,以及部分转化说三种学说进行列举,并加以评析。关于聚众斗殴罪的成立条件问题,笔者分别对聚众斗殴双方人数要求、聚众斗殴罪的行为结构,以及斗殴故意与伤害、杀人故意的界限三个小问题的理论观点进行列举、评析;最后,笔者对本文选取观点的合理性进行论证,认定我国刑法第292条第2款属于注意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时须依据所符合的转化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定罪处罚、未直接实施致害行为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须与直接致害人成立转化罪的共犯方能转化定罪,以及聚众斗殴罪的成立条件仅须一方三人以上,聚众行为不是聚众斗殴罪的实行行为。并提出关于三个问题的具体处理方案,阐述聚众斗殴转化犯认定问题的具体要件,为实务提供合理参考。

陈思含^[10]（2020）在《聚众斗殴罪疑难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聚众斗殴罪是刑法第六章规定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一个重要罪名,自刑法修订以来,聚众斗殴罪成为最有争议的罪名之一。这个罪名侵害的法益既包括社会公共秩序,也包括公民人身权利及和公私财产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对如何确定该行为能够认定聚众斗殴罪的情形,以及如何确定行为人的具体刑事责任等方面存在较多的分歧和困惑,这些问题给刑事审判工作带来了难题,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办案中的实际案例为切入点,详细分析聚众斗殴罪中常见的问题,以便为以后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刘某聚众斗殴案是由一个案件事实拆分出来的两个案件之一,另一个以故意伤害案处理。这两个案件的处理涉及了聚众斗殴罪的认定及转化问题,在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及审判机关引起了争议。本文通过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入手,疏理了学界的争议焦点,并有针对性的进行论述分析,提出笔者观点,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本文针对聚众斗殴中的“众”进行分析,重点针对一方三人以上,一方不足三人,对不足三人方本人认为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对共同犯罪中持械的认定进行深入分析,本人认为凡参与预谋的,在实际斗殴中有人持械了,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即便其本人并没有持械,但其所召集的人持械将对方致伤,首要分子应承担集团内所有罪责。本文分析了聚众斗殴超出首要分子预期的认定问题,本人认为,过限实行犯自己承担刑事责任,不能将其他同犯认定为共同犯罪,但首要分子应承担对过限行为承担责任.如果在聚众斗殴犯罪中出现了致人伤亡的情况时,应当区分斗殴双方实施的具体行为,对实施致人伤亡行为的行为人进行转化定性,没有实施伤亡行为的行为人不宜转化认定.本文还分析了限制责任能力人作为聚众斗殴转化犯的依据问题。

二、聚众斗殴犯罪主体认定中的三个疑难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聚众斗殴犯罪主体认定中的三个疑难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聚众斗殴转化定罪的司法认定及其规范 ——以江西86份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4）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5）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定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论文提纲范文）

（7）聚众斗殴罪转化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恶势力犯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聚众斗殴转化犯认定问题研究 ——基于257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聚众斗殴罪疑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聚众斗殴犯罪主体认定中的三个疑难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D]. 王垚. 吉林大学, 2020(01)
• [2]聚众斗殴罪转化犯问题研究[J]. 周明钱. 刑法论丛, 2019(04)
• [3]聚众斗殴转化定罪的司法认定及其规范 ——以江西86份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D]. 谭慧娟.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4]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D]. 齐一村. 吉林大学, 2020(08)
• [5]聚众斗殴过失致人死亡定性研究[D]. 李思进.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0)
• [6]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D]. 钦思源. 郑州大学, 2020(02)
• [7]聚众斗殴罪转化犯问题研究[D]. 肖弘毅. 郑州大学, 2020(02)
• [8]恶势力犯罪问题研究[D]. 张瀚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聚众斗殴转化犯认定问题研究 ——基于257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D]. 史雨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10]聚众斗殴罪疑难问题研究[D]. 陈思含.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