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倩[1](2021)在《中国近代新闻高等教育实习刊物的实践性贯彻与社会化彰显 ——基于《中外月刊》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程河清[2](2021)在《清末新式官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重要一环,官方媒介是改革时期涌现的新兴事物。新政前后创办的新式官报,构筑了清廷官方信息传播系统,起到舆论宣传、开通风气的作用。新式官报创办始末、内容取舍、权力博弈以及传播网络搭建等实际运作情况,既反映出媒介与政治相互影响、彼此纠缠的过程,又体现了新政改革面临的新旧兼容、半新半旧的制度性困境。晚清官报思想形成深受内外、新旧多重理念影响。古代中国传播制度为新式官报思想形成提供内在基础。西方新闻纸传入后打破了官方信息垄断,形塑着新的舆论环境。受此影响,统治者同意开设官报,将信息公之于众。官方的办报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成型,并借鉴了日本官报经验。以《官书局报》为代表的第一批官报办于戊戌前后,受政治斗争影响,这些官报效果甚微。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改革上谕后,以《北洋官报》《南洋官报》为代表的地方官报成为样板,在全国各地推广。1906年“预备立宪”前后,各地新式官报从数量到种类增多,迎来地方官报“高峰期”。1907年中央官报《政治官报》创办后,成为中央政府第一份面向大众发行的官方报纸。1910年内阁成立后,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新式官报成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开始具备行政属性。新式官报内容、人事与传播各方面交织着新旧势力、思想以及管理方式的种种博弈。官报舆论传播的最大特征是在新旧观念中摇摆。报纸对当时热议的教育改革、改良风气以及“预备立宪”等议题多有涉及,宣传了先进思想、理念,试图深入推动改革。但,标榜灌输新思想、新智识的官报在本质上贯彻了“中学为体”的思想理念,多用“比附”的方式将西学约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意在以新思想服务旧体制。官报局人事结构受到报局内部机构、督抚——中央权力以及民间团体三股力量约束。报局内部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主笔总纂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主导内容取向。地方官报凭借督抚行政资源创办,督抚本人可以决定报局人事变动、内容题材等事项,报纸即为督抚喉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试图掌控官方媒介,并将官报性质由媒介改为行政机关,减少督抚对报纸的干预与控制。然而,当官报局开始涉足印刷业后,逐渐抢占了民营印刷业的生产空间,引发民间工商业主反对。各派新旧势力对媒介的利用与争夺贯穿新式官报发展始末,体现出政治改革复杂性与多面性。直到1911年,中国各省皆建立起完备的官报宣传体系,实现了从空间到内容上全方位覆盖。这一成果与派销制度大有关系,订购官报成为各地、各级官员政治任务。辅之以邮政系统助力,新式官报在短短十年间实现了“在地化”。地方政府通过宣讲、阅报以及创办白话官报等新型宣传方式不断拓宽官报的传播范围,将其引入民间。但是,这些推广措施忽视了基层财政、人力物力奇缺等现实情况,导致官报局面临报费拉锯、经费不足的困难。官报派销发行过程中,官报局既与基层政府、官员摩擦不断,又与新式邮局屡有冲突,时有出现互相推诿现象,导致报纸推广过程中存在诸多积弊。新式官报发展始末彰显了新政改革中“新”“旧”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政策支持下,新式官报能够以崭新的媒介形态迅速、大量发行与传播,但是官僚体制本身的惰性拖累了报纸后续发展,引发一系列财政、发行危机。夹在新旧之间的矛盾不仅出现于新式官报的生命历程,更体现在新政改革各个面相,反映出新旧交接时代下官方政府渴望改革又难以破釜沉舟的复杂处境。
陈婷[3](2020)在《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人论政”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热情高度迸发的一段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作为他们的救国与报国之道,积极参与,勇于担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展示了舆论的锋芒,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萧一山等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经世》系列刊物于1937年1月15日在南京创刊。该刊在动荡的时局中受战火影响六易报馆,因人员迁播数易主编,勉励支撑八年,到1945年5月15日停刊,共计出版6卷74期,发表文章600余篇。《经世》的作者群体集中了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他们积极向政府与社会建言献策,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发表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言论,是抗战时期一份富有代表性却长期被忽视的知识分子政论刊物。《经世》系列刊物从创办到停刊八年间虽然经历了报馆地址、主编和发刊形式数次变更,每个阶段刊物的内容侧重都有所不同,但始终秉持“提倡经世学说,发扬民族文化,提倡科学运动,建设近代国家”的宗旨,经世济民的情怀一以贯之。这反映在《经世》面向中国民众驳斥日本侵华的谬论,宣传持久与彻底抗战,树立国民抗战必胜信心的抗战宣传;面向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包括经济上对诸如统制经济、战费筹集和后方建设等问题的讨论,政治上对抗战时期宪政问题的评论与推动;在外交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日本及美英等国政策和动向的观察。本文主要以国家图书馆藏的《经世》系列报刊缩微文献为主体材料,结合《大公报》、《独立评论》、《益世报》等数种同时代报刊,围绕全面抗战高潮到来前的时代背景,详细论述了日本持续侵华的深入和中国蓄力与抗战中各种力量的救国方略,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创办报刊舆论救国的传统,同时梳理出《经世》的创办和沿革过程,立足《经世》作者群体的抗战宣传、《经世》对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宪政运动的建言献策,《经世》与抗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挖掘以萧一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揭示其在抗日战争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和历史贡献。
贾凤鸣[4](2020)在《德国美占区新闻业管制机构研究(1944-194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被美英法苏四个国家分区占领,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同时对德国进行民主化改造,实行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再教育政策。美国在其占领区内也根据这些政策对德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重建工作,其中在新闻业方面,军事管制政府专门成立了信息管制局来负责对美占区内的所有大众媒体进行军事管制,同时在报纸、广播、图书等新闻传媒领域开始了旨在消灭纳粹思想和培养民主观念的非纳粹化及再教育活动。信息管制局在新闻工作者的从业背景资格审查和培训、新闻宣传内容的选择、新闻机构的建立并引进美国的文化作品等方面,对美占区的新闻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基本的新闻体系。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美国对德政策也开始出现变化。美国对德政策开始趋于缓和,转为以重建扶植为主,旨在将德国变为与苏联进行冷战的前沿阵地。通过马歇尔计划,德国获得了美国的经济援助,开始走上了复苏的道路。信息管制局作为美国军事管制政府的下设机构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被更名为信息服务局,其主要职能也相应做出调整,以协助德国发展新闻业为主,取消了之前的军事管制。通过建立图书室、邀请德方新闻工作者赴美学习并开启美德新闻人员交流等活动,美国不断向德国渗透美国文化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新闻业的管制与重建虽然只是战后美国对德政策的一方面,但是它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完成了新闻业的非纳粹化和资本主义式新闻体系的建构,为西德新闻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做到了拉拢西德,消除德国人民的反美情绪,为美国在西欧的整体战略提供助力。本文通过信息管制局和信息服务局,两个全面负责美占区信息管制与重建的官方机构的分析研究,探讨美国在战后德国新闻业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冷战对新闻业政策的影响。
胡德志[5](2020)在《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纸商业的产生、发展与上海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尤其是西方近代机器印刷术的引进以及上海工商、文教事业的快速发展,无不为纸张的行销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作为上海日用商品行业中的一员,纸商业亦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日常生活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民国后,纸商业迎来勃兴发展时期。纸商业的经营涵盖了土纸经营和机纸经营两个经营层面。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土纸与机纸在纸张产品种类的经营上和销售空间的分布上形成了层次化的市场形态。为适应市场多元化的纸张需求,上海纸商业在产品经营上采取了不同的购销形式,并对纸商业的经营群体做出了行业分工。此外,针对不同业务的运作,纸商业还专门制定了多种经营策略。纸商业的贸易范围不仅辐射国内诸多地区,也兼及海外。纸商业群体有资方群体与劳方群体之分。资方群体中的经营者和劳方群体中的职工,虽属不同的群体阵营,有着相异的身份属性,在薪酬与福利待遇上也不尽相同,甚至在劳资关系上也曾针锋相对过,但二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在人事分工上体现出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特征。不过,纸商业的从业群体,在籍贯来源上、人事管理上有着明显的地缘因素与业缘因素相结合的传统特色。在自身发展的历程中,纸商业也于不同时期里不断建立健全本行业的同业组织。其内部组织体制,相继历经了委员制、董事制、理事制三个发展阶段,纸商业的内部组织机构,虽在设置运作上大同小异,但也体现出了现代特征。纸商业同业组织的建立健全,不仅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通过自身功能的发挥,有效地维护了会员的利益,方便了政府对纸业市场的管理。在纸商业发展过程中,以围绕着纸张问题的治理以及治理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的互动与博弈,亦构成了民国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尤以纸张的统制及其统制下的现实影响和“物”纸背后的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最为显着。可以说,民国时期,纸张的统制,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政治问题。
陈龙[6](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研究说明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蔡敏[7](2019)在《空间转移:抗战时期的“报纸下乡”运动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规模入侵中华大地,沿海沿江城市的沦陷,使得不少报馆遭到毁灭性打击。然而远离硝烟战火的后方地区民众却对战事甚感漠然,有些甚至被汉奸谣言所蛊惑蒙蔽。为保存报业实力,更为团结广大内陆地区民众,一批报纸从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进入到内陆的县市乡镇,以期发挥鼓舞爱国救亡热情,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宣传作用。从工商业较发达地区进入乡村,面对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乡”报纸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为应对在地理环境、物质条件、读者群体等方面所遭受的困窘,“下乡”报纸在物资选取、消息来源、版面编排、内容呈现、写作风格、发行机制以及办报理念等方面发生了诸多调整,最终形成一种带有独特乡村特征的全新媒介。它不仅是城市报纸进入乡村后的生命延续,更是一种面对空间转换后,灵活变通而重获的新生。本文通过描述抗战时期“报纸下乡”这一独特媒介运动的历史图景,进一步审视报纸媒介与社会之间交互、交融的生动而复杂的景观。
何璇[8](2017)在《近代报界公会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1902-1937)》文中认为新闻业是从事信息生产、加工与传播的文化行业,因而近代报业既需要盈利以维持生存又要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作为报业行业组织的报界公会自然兼具商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既是进行行业自治的行业公会又是引领社会活动的文化团体。报界公会不仅作为联系报人的行业组织而存在,还与政界、商界、学界、工界保持联系,蕴含着新闻界与政治国家,新闻界与市民社会,新闻界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复杂关系与变量。本研究意图从报界公会作为社会传播枢纽的定位出发,将报界公会的活动与清末民初的政治环境、社会转型相结合,试图运用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治理理论、博弈理论从不同角度梳理报界公会形成的原因及发展的历程,并根据报界公会的行业治理与同业互助,公共交往与政治参与,来分析其与近代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及公共文化领域的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近代报界公会是在报业蓬勃发展,报人群体意识觉醒,近代商会组织兴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办的。政府意图通过报界公会加强对新闻业的行业管理,提高报人的职业道德素养,同时希望通过报界公会争取新闻界对执政当局的舆论支持。报馆出于声援同业、信息共享、联络互助等角度,积极参与到报界公会的创办中。报人出于寻求精神归宿和社会认同的需求,积极推动近代报界公会的组建。在政府、报馆、报人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报界公会在清末创办并在民国初年迅速发展。报界公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数量增加规模增大,社会影响也日益增强,其功能由行业内部向行业外部延伸。报界公会在行业内部遵循契约原则、民主原则、自治原则进行行业管理,协调行业关系,维护行业利益;并与政府沟通和交涉抵制新闻法规、反对新闻检查,争取新闻业的言论自由权,还将民众培养为具有国民意识的近代公众。报界公会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进程中,传播了启蒙思想,构建了公共舆论,扩大了社会影响,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为社会各界所公认,各界将报纸看作“社会公器”,将报人看作“公人”,将报界公会作为搜集与传播社会信息的枢纽。商业团体、教育团体、政治团体、社会团体均与报界公会保持联络与交往,意图通过报界公会为本团体的主张和吁求摇旗鼓吹,以实现其团体目标。报界公会也在与各界的交往中搜集信息、聚合意见,使得公众所关注的社会议题得以在报纸这一公共平台上交流和讨论,形成公共舆论,反馈至政治国家、传播至市民社会。报界公会在构建公共舆论的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使得社会讨论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并在公共领域实现了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汇流。报界公会在公共领域中,作为文化团体,推动了文化论战,参与了政治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构建了近代公共文化领域,促成了近代文化认同。
周在峰[9](2016)在《动向:产业转移重建全球纸业新秩序》文中认为一.纸浆国际贸易路线悄然改变1.中国购买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商品浆目前全球纸浆产量为17850万吨,其中商品浆的数量大约为6500万吨,也就是说,除了本国造纸企业自用外,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纸浆用于出口。纸浆国际贸易也成为造纸行业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造纸生产国,对纸浆的需求非常巨大,限于本国纸浆生产条件的制约,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进口纸浆。2015年,中国进口纸浆1984万吨,占全球商品浆的30%,近三分
张鋆[10](2016)在《继受、中断、延伸:光复初期的台湾报业(194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台湾全岛被纳入日本殖民体系。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中国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台湾光复。光复初期,台湾社会处于新旧交接、博弈革新阶段,此阶段台湾报业也走过了曲折起伏的发展历程。此时台湾民众刚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报业初步打开自由发展局面,一方面新闻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另一方面却杂乱无章,在摸索中前进,为日后报业发展打下基础。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对光复前后台湾报业发展整体状况进行系统性简要梳理,对统治集团对新闻事业的态度、新闻政策的变迁进行回顾,以历史变迁的时间点作为划分节点,重点概况各阶段作为报业发展特点,并通过各阶段典型报业的发展状况的分析,探究报业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浅观在报业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各角色的博弈。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
| 四、内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内生与外力:新式官报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传播制度提供内在基础 |
| 第二节 新式报刊的传入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19 世纪末“官设报馆”观念之出现 |
| 第四节 “以报为牍”:办报理念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督抚办报到中央办报:新式官报实践脉络 |
| 第一节 甲午之后创办官报的最初尝试 |
| 第二节 地方先行:督抚与省级官报的普及 |
| 第三节 创办中央官报与官报实践的制度化 |
| 第四节 空间与内容:新式官报的信息覆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开明与保守:新式官报的内容取向 |
| 第一节 倡导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改良社会风气 |
| 第三节 鼓吹“预备立宪” |
| 第四节 “新瓶旧酒”:官报的守旧本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存与冲突:新式官报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
| 第一节 新旧并立:官报局内部组织与人事 |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持续角力 |
| 第三节 民间群体对政府官营事业的批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创新与束缚:官报传播网络的搭建及其困境 |
| 第一节 派销、邮政与信息传递渠道的快速形成 |
| 第二节 白话官报、阅报社与演说:传播路径的拓展 |
| 第三节 财政危机与官报发行障碍 |
| 第四节 官方驿递、邮政怠惰延误官报传输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承上启下:新式官报的历史坐标 |
| 二、嵌入政治:新式官报开创制度化传播模式 |
| 三、在趋新和保守之间:新式官报的运作状态 |
| 附录 清末新式官报重要事件编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经世》创办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持续深化 |
| 一、日军进侵华北与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
| 二、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华北危局 |
| 第二节 中国的蓄力与抗战 |
| 一、中国军民局部的自发抗战 |
| 二、一二九爱国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 三、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
| 四、西安事变与国共和解 |
| 第三节 经世思想与近代文人论政 |
| 一、经世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
| 二、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 |
| 第二章 《经世》概览 |
| 第一节 《经世》的创办和沿革 |
| 一、萧一山其人 |
| 二、《经世》的创办 |
| 三、《经世》的沿革 |
| 第二节 《经世》的选题与稿件情况 |
| 一、《经世》的选题 |
| 二、稿件与栏目 |
| 第三节 《经世》作者群 |
| 一、从“文化重镇”河南大学说起 |
| 二、《经世》的主要编者和作者 |
| 第三章 《经世》对中国民众的抗战宣传 |
| 第一节 驳斥日本侵华谬论 |
| 一、日本侵华谬论 |
| 二、用事实揭穿日本侵略战争本质 |
| 三、从国际法角度揭露日军暴行 |
| 第二节 树立抗战必胜信心 |
| 一、由民族精神谈抗战必胜 |
| 二、树立蒋介石权威,强化抗战领导 |
| 三、颂扬前线战果与抗日英雄 |
| 第三节 宣传抗战到底与持久抗战 |
| 一、呼吁全民团结抗战到底 |
| 二、宣传持久抗战 |
| 第四章 《经世》对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 |
| 第一节 《经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 |
| 一、力主实施统制经济政策 |
| 二、战费筹集需增税和举债 |
| 三、后方开发与经济建设 |
| 第二节 《经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讨论 |
| 一、对宪政基本概念的理解 |
| 二、围绕国民参政会的讨论 |
| 第五章 《经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应对 |
| 第一节 争取中立国支持抗战 |
| 一、日本是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共同的敌人 |
| 二、呼吁美英等国由中立转向援华作战 |
| 第二节 激起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 |
| 一、日本经济难以支撑旷日战争 |
| 二、侵华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无穷灾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 |
| 附录Ⅱ.《经世》系列报刊目录 |
| 《经世》半月刊 |
| 《经世》战时特刊 |
| 《经世》季刊 |
| 《经世》月刊 |
| 附录 Ⅲ.《经世》系列报刊影印件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信息管制机构成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二战前的德国新闻业 |
| 第二节 心理作战局 |
| 第二章 信息管制局的成立 |
| 第一节 信息管制局的部门职能 |
| 一、报纸管制处 |
| 二、出版物管制处 |
| 三、广播电台管制处 |
| 四、电影、剧院、音乐管制处 |
| 五、情报处 |
| 第二节 信息管制局的影响 |
| 第三节 信息管制局的改组 |
| 一、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 |
| 二、信息服务局 |
| 第三章 美占区信息管制和新闻业重建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战后德国重建全局的影响 |
| 一、清除纳粹思想及再教育工作 |
| 二、推动重建工作 |
| 第二节 对西德新闻业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纸商业的发展进程 |
| 第一节 纸商业的缘起 |
| 一、客商经营土纸贸易的传统 |
| 二、旺盛的纸张需求与商业机会 |
| 三、交通优势与纸张集散中心地位的形成 |
| 第二节 纸商业发展的三个时期 |
| 一、1912-1925:土纸独盛、洋纸初兴发展时期 |
| 二、1925-1937:土纸与机纸全盛发展时期 |
| 三、1937-1949:土纸与机纸曲折发展时期 |
| 第三节 纸商业的分布、资本等级与组织 |
| 一、分布格局的演变 |
| 二、资本等级与组织 |
| 第二章 纸商业的市场经营 |
| 第一节 纸张经营的种类与用途 |
| 一、土纸种类与用途 |
| 二、机纸名称与应用 |
| 第二节 纸张的购销形式 |
| 一、采购 |
| 二、销售 |
| 第三节 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建设 |
| 二、商业广告宣传 |
| 三、良好的服务态度 |
| 第四节 纸商业市场经营的动态分析 |
| 一、纸商业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 |
| 二、洋纸销售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纸商业从业群体与同业组织 |
| 第一节 纸商业从业群体分析 |
| 一、经营者与职工的概况 |
| 二、职员薪酬与福利待遇 |
| 三、劳资关系 |
| 第二节 纸商业同业组织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内部组织机构设置 |
| 三、组织运营管理 |
| 第三节 职责与社会功能 |
| 一、维护同业利益、增进共同福利 |
| 二、协助政府进行行业治理 |
| 三、参与社会救济 |
| 第四章 纸张统制与纸商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纸张统制的举措及影响 |
| 一、日伪战时纸张统制及其政策 |
| 二、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用纸管理 |
| 第二节 对纸张统制的评价 |
| 第三节 资源与权力:“物”纸背后的政治象征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与路线 |
| 2 “报纸下乡”运动的开展 |
| 2.1 “尊崇本党主义”的国民党地方党报系统 |
| 2.2 “纸弹亦可歼敌”的抗战精神动员 |
| 2.3 战时城市沦陷,报纸辗转内迁 |
| 3 下乡报纸的生存窘境 |
| 3.1 物资匮乏,艰难竭蹶 |
| 3.2 交通闭塞,信息受阻 |
| 3.3 文盲众多,精神麻木 |
| 3.4 战况严峻,颠沛流离 |
| 4 下乡报纸的媒介变化 |
| 4.1 抗战动员,重本土战役 |
| 4.2 以国产土纸代替舶来纸 |
| 4.3 印刷轻便,代印盛行 |
| 4.4 压缩版面,去伪存菁 |
| 4.5 语言风格通俗易懂 |
| 4.6 增设分销处和读报会 |
| 5 “报纸下乡”运动的意义 |
| 5.1 一种基于空间转移而诞生的新媒介 |
| 5.2 一场团结民众动员抗战的舆论宣传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与研究对象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 |
| (二) 关于近代中间团体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于近代新闻团体的研究 |
| (四)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近代报界公会的成立与发展 |
| 一、报人群体意识的觉醒 |
| (一) 早期的报人群体 |
| (二) 报人的群体意识 |
| 二、近代报界公会成立的条件 |
| (一) 报业迅速发展 |
| (二) 报馆及报人产生维护同业利益的诉求 |
| (三) 报人产生群体归属的诉求 |
| (四) 新式商业社团的诞生 |
| 三、1902-1911年报界公会的成立 |
| 四、1912-1937年报界公会的发展 |
| (一) 1911-1916年报界公会的创办及发展 |
| (二) 1917-1927年报界公会的创办及发展 |
| (三) 1928-1937年报界公会的创办 |
| 第二章 近代报界公会的行业治理 |
| 一、近代报界公会的行业自治 |
| (一) 制订行业规约 |
| (二) 协调行业纠纷 |
| (三) 行业资源共享 |
| 二、近代报界公会维护行业利益 |
| 三、近代报界公会的同业互助 |
| (一) 清末报界公会的同业互助 |
| (二) 民国初年报界公会的同业互助 |
|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报界公会的同业互助 |
| 第三章 近代报界公会与新闻自由 |
| 一、北京报界公会参与修订《大清报律》 |
| 二、北京政府时期报界公会抵制新闻法规 |
| (一) 民国初年新闻法规的颁布 |
| (二) 中国报界俱进会抵制新闻法规 |
| (三) 全国报界联合会反对新闻立法 |
| (四) 地方性报界公会抵制新闻法规 |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报界公会抵制新闻检查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新闻法规的颁布 |
| (二) 苏州报界协会参与反对新闻检查 |
| (三) 上海日报公会发表抗议新闻检查宣言 |
| 四、近代报界公会争取新闻自由的价值评价 |
| (一) 唤醒了报界同人的公民意识 |
| (二) 推动团体和个人参与公共活动 |
| (三) 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奠定基础 |
| 第四章 近代报界公会的公共交往——以上海日报公会为例 |
| 一、上海日报公会与各界的交往 |
| (一) 上海日报公会与新闻界的交往 |
| (二) 上海日报公会与商团的交往 |
| (三) 上海日报公会与政治团体的交往 |
| (四) 上海日报公会与教育团体的交往 |
| (五) 与各界交往构建公共文化空间 |
| (六) 与各界交往构建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 |
| 二、上海日报公会对外交往 |
| (一) 上海日报公会接待国外来访 |
| (二) 上海日报公会前往国外交流 |
| (三) 上海日报公会对外交往的意义 |
| 第五章 近代报界公会的政治参与 |
| 一、参与清末立宪 |
| (一) 运用报刊宣传立宪 |
| (二) 参与立宪活动 |
| 二、参与辛亥革命 |
| (一) 辛亥革命前新闻界的态度 |
| (二) 辛亥革命爆发后新闻界的态度 |
| 三、反对善后大借款 |
| 四、长沙报界联合会参与湖南省宪自治 |
| 五、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
| (一) 抗日宣传活动 |
| (二) 联络各界组织抗日 |
| (三) 倡导抗日捐赠活动 |
| 六、报界公会政治参与的社会影响 |
| (一) 唤醒各类团体投入政治活动 |
| (二) 唤醒普通民众投入政治活动 |
| 第六章 近代报界公会与公共文化领域的构建 |
| 一、近代报界公会在市民社会中的角色 |
| (一) 报界公会的活动特征 |
| (二) 西方新闻团体与近代报界公会的比较 |
| (三) 近代报界公会市民社会角色界定 |
| 二、报界公会推动公共文化领域的构建 |
| (一) 为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提供空间 |
| (二) 培养“官民两分”的意识形态 |
| (三) 构建组织化的公共文化领域 |
| 三、报界公会在推进文化认同建构中的功能与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统制与反抗:日治时期报业发展简述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继受与改造:行政长官公署前期的短暂繁荣 |
|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对台湾的报业接收 |
| 一、匆忙中开始:民国南京政府对台湾的接收准备 |
| (一) 台胞与民国南京政府对台湾接收设想的矛盾 |
| (二) 民国南京政府对台湾媒体的接收准备 |
| 二、争夺与牵制:党政系统对报业资源的接收 |
| (一) 国民党中宣部在报业接收中的角色扮演 |
| (二) 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对报业资源的接收管理 |
| 三、台湾报业资源接收结果 |
| 第二节 公营报纸与私营报纸共起舞的报业格局 |
| 一、繁荣的报业格局 |
| (一) 公营报业主体的形成 |
| (二) 民营报业的发展 |
| 二、报业环境分析 |
| (一) 宽松的政策导向 |
| (二) 活跃的报人群体 |
| (三) 满足民众信息需求 |
| 三、公营报刊代表《台湾新生报》 |
| (一) 《台湾新生报》的创办 |
| (二) 官媒的矛盾:《台湾新生报》态度 |
| (三) 光复初期《台湾新生报》的特点 |
| 四、民营报刊代表《民报》 |
| (一) 《民报》的创办 |
| (二) 民族正气原动力:《民报》态度 |
| 第三节 一腔热血为台湾:两报的社会议题 |
| 一、对粮食短缺的看法 |
| 二、对贪污腐败问题的评论 |
| 三、对台人任用情况的关注 |
| 四、对国民教育认识 |
| 第二章 中断与陨落:“二二八”事件中的牵连受灾 |
| 第一节 “二二八”事件及报业政策转变 |
| 一、“二二八”事件及与新闻有关诉求 |
| 二、“二二八”事件中转变的媒体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遭受灾难的台湾报业 |
| 一、政府对报业的清算 |
| (一) “二二八”事件期间报纸关停查封 |
| (二) “二二八”事件期间报业人员遭受迫害 |
| 二、民众对报业的冲击 |
| 第三节 为民立命终难续——消失的《人民导报》 |
| 一、《人民导报》的创办与消失 |
| (一) 《人民导报》的社会责任选择 |
| (二) 《人民导报》的抗争 |
| 二、《人民导报》对社会命题的关注 |
| (一) 对公务人员不当行为的关注 |
| (二) 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关注 |
| (三) 对文化隔阂的关注 |
| 第三章 调整与延伸:台湾省政府初期的平稳发展 |
| 第一节 省政府初期的新闻环境 |
| 一、新闻主管单位的更迭 |
| 二、消解“二二八”事件不当影响 |
| 三、大陆新闻法规的进一步移植 |
| 第二节 回暖的报业发展 |
| 一、大陆来台报人办报增多 |
| 二、地方报纸兴起 |
| 三、报人拥有党政背景 |
| 四、报纸逐渐放弃言论传统 |
| 第三节 民营报业新景象——《自立晚报》(1947——1949) |
| 一、自立以立人:《自立晚报》的自我定位 |
| 二、《自立晚报》舆论关注点 |
| (一) 期待政治清明 |
| (二) 关注社会建设与变革 |
| (三) 关注经济发展 |
| (四) 关注民生 |
| (五) 关注国民教育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