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斯亮[1]（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认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徐长生[2]（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王晓雪[3]（2020）在《张文虎年谱》文中研究指明张文虎,字孟彪、啸山,笔名天目山樵,华谷里民,江苏南汇周浦镇（今属上海市）人。精於版本校勘、名物训诂、音韵乐律、中西算术,一生不求闻达,轻贱科举。坐馆金山钱氏前後达三十年,专事校勘。同治二年（1863）应曾国藩之聘,助曾国荃校刊《王船山遗书》。同治三年（1864）至金陵,留金陵书局校刻十三经、正史,而於《史记》三家注考索尤深,撰《札记》五卷。同治十二年（1873）,以老请辞,归居复园。晚年纂修光绪《南汇县志》、光绪《重修华亭县志》以及光绪《重修奉贤县志》三部县志,并对《儒林外史》详加评点。光绪十一年（1885）,张文虎卒於松江府城东门外钱氏复园,年七十八。论文旨在通过对张文虎生平着作的蒐集、研读、考订,并参考大量传记、地方志及清人别集、日记手稿、书信手札、报刊等文献,以文献学、谱牒学、传记学等爲指导,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现代化检索平台,对谱主生平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最终形成一部内容翔实有据的年谱。论文由年谱和附録两部分组成,年谱部分分爲年少求学、坐馆金山、入幕校书、归居复园四部分;附録包括张文虎着述知见録、张文虎交游人物小传、张文虎评传资料辑録。
黄婧文[4]（2019）在《（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文中提出阮元纂《广东通志》是清代以来广东地方总志中卷帙最多,内容最爲丰富的一种,其艺文略集部收录了上起汉代,下迄清道光以前的广东集部文献,从数量及内容上看,着录文献较爲丰富,爲研究广东历史文献所不可或缺。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未曾点校与订补,存在不少的错)阙漏;囿於当时文献收集之力以及多次禁毁,其收录的文献未能完全反映阮志成书前广东集部文献情况等。此外,目前学界对广东集部文献的研究多关注现存文献,亡佚和未见文献的研究尚待开发。基於上述,本文对阮志集部进行标点、校勘和整理,订补其着述书目,整理亡佚和未见文献,并形成对广东集部文献的述略,力图爲广东文学研究提供较爲完备的基础性文献资料。本文分爲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广东通志及其艺文略集部研究,对道光以前广东集部文献进行分类梳理、总结分析。第二部分点校订补集部,阮志集部原书目830种,存285种,佚95种,未见447种,阙3种;订补後书目4286种,存1859种,佚98种,未见2326种,阙3种;合计增补书目3456种,订补610条,出按语464条。
李枫[5]（2019）在《《辽海书徵》校注补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毓黻先生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与文献学家,其所作《辽海书徵》,脱胎於《奉天通志·艺文志》的书徵部分,本论文是对《辽海书徵》一书进行的校注、补正工作。本论文共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现状、研究价值、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即对《辽海书徵》的校注、补正。首先,完成《辽海书徵》的校勘工作,以国家图书馆藏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石印本为底本,以《东北文史丛书》编1委员会点校、渖阳古旧书店1983年出版的《奉天通志·艺文志》的书徵部分作为对校本,进而得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版本,校对力求全面、细致。其次,由於金氏在着录各书时,对版本、作者以及内容等的介绍相对简略,且很多资讯随时间流逝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会导致不熟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有无从下手之弊,因此本文另外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完成对《辽海书徵》的注释、补正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对《辽海书徵》着录、徵引书目的版本存续、作者生平、以及金氏未录之其他书目的记载情况,进行注释、补正。第三部分为结语,主要探讨了《辽海书徵》对《奉天通志·艺文志》书徵部分的增补、订正与因袭进而讨论了《辽海书徵》在文献学领域的价值。
林青荻[6]（2018）在《两宋山志辑佚与研究》文中指出两宋时期是地方志的定型时期,而作为地方志专志的山志,在两宋时期的情况至今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因此,本论文拟通过辑佚、考证、研究,来展现两宋山志撰写以及其发展状况,以填补两宋山志研究之空白。本论文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研究篇,共有三章。第一章是介绍两宋山志的定义与书目着录等概况,分为四节:第一节,论述本论文所研究的山志的范畴;第二节,介绍书目所着录的两宋山志的情况;第三节,就两宋山志的编撰背景进行探讨;第四节,分析两宋山志编撰者的情况。第二章是对两宋山志编撰特点进行分析,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两宋山志的类型;第二节,分析两宋山志的体例;第三节,分析两宋山志的叙述方式。第三章是对两宋山志书目与编撰者的具体论述,从书目记载、成书经过、撰者生平等角度,对考证所得的四十三部山志进行详尽的论述,此部分是本论文研究的基础,亦是补充两宋山志研究空白的重要部分。下篇为辑佚篇。将广蒐而得的佚文按照书目进行罗列,并对佚文进行基础的辨伪与异文校。佚文内容与所展现的体例可帮助对两宋山志的进一步研究。
张晶晶[7]（2017）在《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是继先秦以後两湖之地文学发展的又一高峰,主要表现为大家、流派林立,作家作品繁富。从明初的易代老臣刘三吾、“台阁体”代表杨溥,到以宰相主持文柄的李东阳和“茶陵派”、再到“後七子”的吴国伦以及复古派後期殿军李维桢,以至公安三袁、竟陵锺、谭,还有明末的陶汝鼐、杜濬等等,均是明代文学史中举足轻重甚至引领一时文学潮流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明代湖广作家传世作品丰富,是浙江、南直以外又一作家作品高产地之一。论文首次对湖广明代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罗与研究,并揭示出其鲜明的地域特徵和时代风貌。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搜罗,包括通志、地方志、诗文集等,共收集到有诗文集或文学作品存世的明代湖广作家768人,并访查其存世着述与文集290余种。并以地域为区划,作家为单位,对768位作家的生平、着述和文学创作情况一一提要叙录。进而,在这些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有完整文学着述传世的153位作家中,遴选出近约80位既具有典型时代共性又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为主要叙述依据和研究对象,对明代湖广文坛的历时与地域发展面貌进行综合论述,追求尽可能客观展现明代湖广作家文学创作实践原貌。纵观明代湖广文坛,历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阶梯势的递增繁荣,且每阶段均有在其时声望、影响较大的作家。正统以前的湖广文坛是其发展中最薄弱的阶段,相较於江浙、闽粤的繁盛,此时湖广作家作品数量均较少,文坛发展的主导力多以政治因素为主。正统至正德是湖广文坛的发展期,也是有明一代唯一一个湖南文学成就高於湖北的阶段,此时湖广籍的作家与文坛发展多以李东阳为轴心。正德以後直至明末,是湖广作家作品质与量、文坛地位均迅速提升的繁荣期,尤其是万、启祯期间,家族作家繁盛,且有吴国伦、李维桢、“三袁”、锺、谭诸位具有主柄文坛实力的文学大家相继崛起,一时形成“诗教以楚人为政”的盛势;与此同时,湖广地域内作家间的相交交游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典型如启祯间盛极一时的“竟陵”思潮,单与谭元春相交相善的湖广名士就几遍两湖之地。进入崇祯年间,两湖之地较早就被卷入明末的战乱硝烟中,这样的历史背景基本决定了明末湖广文坛的发展面貌——作家组成多为抗节义士,文学作品多为爱国悲歌;另一方面,与明末仍持续发展的作家人数不相协的是,此时期存世作品文集数量急速回落,此点亦与明末湖广之地长达约40年的战乱有直接关系。明代湖广作家及文学的地域特徵也尤为显着:一是大家林立、流派与群体作家异常繁盛,且引领时代文学潮流。二是明代湖广作家为官者居多,达530余位,且多武将名臣,为官四品以上达250余人,约占作家总数1/3。三是明代湖广作家传世文集中多以诗文为主,鲜少有小说、戏曲;讲学传道、公文疏牍的数量倒尤为可观,此点与湖广作家的政治身份有直接关系。四是亢直义士、狂狷志士颇多,气节尤盛,楚人风采彰着。五是文化家族繁盛,尤其是正德以後,成为明代湖广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一切从作家传世作品入手,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全面考查和研究,综合展现有明一代三百年湖广文坛的文学面貌和地域特色,是本文追求的目标。
张玄[8]（2017）在《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理论方法的影响,笔记体小说被长期忽略,大量作品被排除在小说研究之外。而在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又缺乏对笔记体小说文体、理论方面的探索。在笔记体小说的发展中,学界普遍认为,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成就,前不及唐、宋,后不如清代,是一个“成就不高”、“地位尴尬”的发展阶段。事实上,明代笔记体小说不但总结了唐、宋笔记体小说发展成果,还对清代笔记体小说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而在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中,中前期显得较为沉寂,随着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转变,晚明时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作品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观念、文体、内容等方面也发生了改变,而发达的出版业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代笔记体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是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发展阶段,也为我们了解明代笔记体小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本论文分为上、下两编,文体与文献研究并行。下编为《晚明笔记体小说知见传本叙录》,对现存的晚明笔记体小说作品进行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发掘新作品、新材料。《叙录》分为作家、着录、版本、内容四个部分。考证作家生平事迹,介绍作品着录情况。标注版本,尽可能的搜罗每部作品的所有版本,详细着录版本信息,并加以研究。内容方面,辑录作品序跋,前人题识。在较为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展开上编文体理论的研究。首先,明确笔记体小说的概念和研究范围,梳理并思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客观、合理的研究方法。其次,考索晚明笔记体小说观念,解决什么是笔记体小说以及笔记体小说有何文体特点,进而对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分类、成书、编撰者等基本问题进行归纳研究,揭示其内在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对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传播中出现的禁毁、评点、插图、增补与摘录等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凸显其独特价值。晚明笔记体小说在文体方面,既有继承,也存在一定新变,对于这些新的文体特点,本文将采取宏观分析结合个案研究的方式,力图完整的呈现出其在叙事、语言、体制等方面的特点。最后,总结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价值及其在笔记体小说史中的过渡意义,并客观的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足和缺陷。本论文在避免“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使研究贴近文献,从晚明笔记体小说文献中来探索其发展的内在理路,对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深入探讨。既有从小说史的宏观角度对晚明笔记体小说进行观照,也有从具体作品出发,来做“以小见大”式的研究。籍此,来管窥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演变及其独特价值。
朱鲜峰[9]（2016）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教育主张独树一帜。与此同时,“学衡派”主要成员多执教于国内着名学府,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上亦卓有建树。本文以“学衡派”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对这一学派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着重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指出学界目前对于“学衡派”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对“学衡派”成员及相关高校的研究不平衡、对“学衡派”的教育实践重视不够等,继而讨论并界定了论文的核心概念,同时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及重要史料文献。第二章着重讨论近代留美学生与“学衡派”的发轫。“学衡派”主要成员早年深受传统人文教育熏陶,此后大多赴美留学,受到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影响,倡导“人文之学”,反对“唯科学主义”,为此后“学衡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三章重点考察“学衡派”的教育主张及其在东南大学的教学活动。1922年《学衡》的创刊标志着“学衡派”正式登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大舞台,“学衡派”一方面极力弘扬中国人文教育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引介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其立场迥别于时流。在高等教育格局方面,20世纪20年代前期呈现出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双峰并峙的局面,前者以“激进”着称,后者以“保守”自持。作为“东南学风”的代表,“学衡派”在教学实践中同样展现出独特的风采。第四章着重论述“学衡派”的分流与重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衡派”成员在1924年前后逐渐星散,辗转于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这一状况持续至抗战前夕。这一阶段可谓“学衡派”的低谷期,但其间亦不乏亮点,如吴宓主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即享有极高的声望,“学衡派”在中央大学创办的《国风》杂志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第五章主要探讨浙江大学与“学衡派”的重新崛起。1936年4月,着名科学家、原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后大量起用“学衡派”成员。抗战期间,“学衡派”在浙江大学积极开展人文教育,如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强调培育通才,国文系主任郭斌龢重视文言文教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倡导史地合一,可谓各呈异彩,“学衡派”创办的刊物《思想与时代》更是成为抗战后方的学术重镇,影响极大。第六章单独探讨胡先骕主持下的中正大学。1940年8月,胡先骕受命出任新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成为“学衡派”中唯一担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学人。在中正大学校长任上,胡先骕多有革新,并试图将民族文化与政治作更紧密的联结,但最终仍难逃被政治力量左右的命运,在1944年被迫辞职,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反思。第七章着重叙述“学衡派”的谢幕。抗战期间,“学衡派”内部因性格不合、政见不同等分歧而产生矛盾,梅光迪在1945年底因病逝世,更是令“学衡派”再度分裂。此后郭斌龢转赴中央大学,吴宓改就武汉大学,“学衡派”最终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中风流云散。第八章“结语”对“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教育成就与局限等问题展开探讨,指出“人格完善”与“文化传承”为“学衡派”人文教育理念的核心。“学衡派”在继承中国人文教育传统的同时,亦对传统教育有所反思,并通过吸取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而与西方人文教育传统建立起有机的联系。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衡派”所倡导的人格教育、文言文教学等主张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效。相较之下,“学衡派”更大的贡献在于对人文教育的形态有所开拓,通过在院校、科系及教师个人层面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的尝试,“学衡派”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及培养专家的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张帆[10]（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指出《<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福建官刻的源流 |
|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官刻 |
| 一、宋代福建官刻的勃兴 |
| 二、元代福建官刻的沉寂 |
| 三、明代福建官刻的繁荣 |
| 第二节 清代福建官刻的兴盛与式微 |
| 一、清初福建官刻的停滞 |
| 二、清中期福建官刻的恢复与兴盛 |
| 三、清末福建官刻的式微 |
| 第二章 清代福建道以上各级官刻 |
| 第一节 总督、巡抚、学政等刻书 |
| 一、镇闽将军 |
| 二、闽浙总督 |
| 三、福建巡抚 |
| 四、福建督学道、提督学院 |
| 五、福建布政使司 |
| 六、提督东营副总兵 |
| 七、福建按察使司 |
| 第二节 各道刻书 |
| 一、福建盐法道 |
| 二、分巡巡海兴泉永道 |
| 三、分巡巡海汀漳龙道 |
| 四、分巡延建邵道 |
| 五、分巡台厦(湾)道 |
| 第三节 晚清新设衙门刻书 |
| 一、福建官书局 |
| 二、福建通商总局 |
| 三、总理船政事务衙门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州)、县官刻 |
| 第一节 闽东地区 |
| 一、福州府 |
| 二、兴化府 |
| 三、福宁府 |
| 第二节 闽南地区 |
| 一、泉州府 |
| 二、漳州府 |
| 三、永春州 |
| 第三节 闽北地区 |
| 一、延平府 |
| 二、建宁府 |
| 三、邵武府 |
| 第四节 闽西地区 |
| 一、汀州府 |
| 二、龙岩州 |
| 第五节 台湾地区 |
| 一、南明郑氏时期(1661-1683) |
| 二、台湾府时期(1683-1888) |
| 三、附台湾行省时期(1888-1894) |
| 第四章 清代福建官办书院与新式学校刻书 |
| 第一节 书院的性质、功能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一、书院的性质和功能 |
| 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第二节 福州四大书院刻书 |
| 一、鳌峰书院 |
| 二、凤池书院 |
| 三、正谊书院 |
| 四、致用书院 |
| 第三节 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 |
| 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情况 |
| 二、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举例 |
| 第四节 新式学校的出现及其刻书 |
| 一、新式学校的出现 |
| 二、新式学校的刻书 |
| 第五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 |
| 第一节 版本和内容特征 |
| 一、版本特征 |
| 二、内容特征 |
| 第二节 编纂、校对和刊刻 |
| 一、官刻本的编纂 |
| 二、官刻本的校勘 |
| 三、官刻本的刊刻 |
| 第三节 刻书者的类别 |
| 一、各级官员 |
| 二、各级衙署 |
| 三、专门的刻书机构 |
| 四、书院山长等 |
| 第四节 资金的来源与使用 |
| 一、官员刻书的资金来源 |
| 二、方志刻的资金来源 |
| 三、书院刻的资金来源 |
| 四、官刻资金的使用 |
| 第五节 刻工及其特点 |
| 一、福建的刻工 |
| 二、福建刻工的特点 |
| 三、刻字费 |
| 第六节 书板的贮藏与管理 |
| 一、关于藏板的争议 |
| 二、书板的贮藏 |
| 三、藏板所有权的变更 |
| 四、不许买卖 |
| 五、官刻书板的命运 |
| 第七节 活字及其优缺点 |
| 一、福建的活字 |
| 二、活字的优缺点 |
| 第八节 官刻与家刻、坊刻之间的关系 |
| 一、官刻与家刻的关系 |
| 二、官刻与坊刻的关系 |
| 第六章 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统治者对刻书业的管理 |
| 一、管制之书 |
| 二、违碍之书 |
| 三、党禁之书 |
| 第二节 官刻本的传播渠道 |
| 一、官方渠道 |
| 二、非官方渠道 |
| 第三节 官刻本的传播对象 |
| 一、上层精英 |
| 二、科举士子 |
| 三、下层群众 |
| 第七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巩固统治 |
| 第二节 弘扬正学 |
| 第三节 促进教育 |
| 第四节 保存文献 |
| 第五节 工艺传承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1 知见清代福建官刻名录 |
| 附表2 清代福建建置沿革表 |
| 附表3 知见清代福建各级官员与衙署刻书统计表 |
| 附表4 知见清代福建刻工名讳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图书 |
| 二、学位论文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在线数据 |
| 索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关於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
| 谱前 |
| 卷一 年少求学 |
| 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1岁 |
| 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2岁 |
| 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3岁 |
| 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4岁 |
| 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5岁 |
|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6岁 |
|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7岁 |
|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8岁 |
|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9岁 |
|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10岁 |
|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11岁 |
| 嘉庆二十四年乙卯(1819)12岁 |
|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13岁 |
| 道光元年辛巳(1821)14岁 |
| 道光二年壬午(1822)15岁 |
| 道光三年癸未(1823)16岁 |
| 道光四年甲申(1824)17岁 |
| 道光五年乙酉(1825)18岁 |
| 道光六年丙戌(1826)19岁 |
| 道光七年丁亥(1827)20岁 |
| 道光八年戊子(1828)21岁 |
| 道光九年己丑(1829)22岁 |
| 道光十年庚寅(1830)23岁 |
|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24岁 |
|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25岁 |
| 卷二 坐馆钱氏 |
|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26岁 |
|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27岁 |
|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28岁 |
|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29岁 |
|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30岁 |
|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31岁 |
|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32岁 |
|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33岁 |
|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34岁 |
|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35岁 |
|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36岁 |
|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37岁 |
|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38岁 |
|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39岁 |
|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40岁 |
|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41岁 |
|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42岁 |
|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43岁 |
| 咸丰元年辛亥(1851)44岁 |
| 咸丰二年壬子(1852)45岁 |
| 咸丰三年癸丑(1853)46岁 |
| 咸丰四年甲寅(1854)47岁 |
| 咸丰五年乙卯(1855)48岁 |
| 咸丰六年丙辰(1856)49岁 |
| 咸丰七年丁巳(1857)50岁 |
| 咸丰八年戊午(1858)51岁 |
| 咸丰九年己未(1859)52岁 |
| 咸丰十年庚申(1860)53岁 |
|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54岁 |
| 同治元年壬戌(1862)55岁 |
| 卷三 入幕校书 |
| 同治二年癸亥(1863)56岁 |
| 同治三年甲子(1864)57岁 |
| 同治四年乙丑(1865)58岁 |
| 同治五年丙寅(1866)59岁 |
| 同治六年丁卯(1867)60岁 |
| 同治七年戊辰(1868)61岁 |
| 同治八年己巳(1869)62岁 |
| 同治九年庚午(1870)63岁 |
| 同治十年辛未(1871)64岁 |
|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65岁 |
|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66岁 |
| 卷四 归居复园 |
|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67岁 |
| 光绪元年乙亥(1875)68岁 |
| 光绪二年丙子(1876)69岁 |
| 光绪三年丁丑(1877)70岁 |
| 光绪四年戊寅(1878)71岁 |
| 光绪五年己卯(1879)72岁 |
| 光绪六年庚辰(1880)73岁 |
| 光绪七年辛巳(1881)74岁 |
| 光绪八年壬午(1882)75岁 |
| 光绪九年癸未(1883)76岁 |
| 光绪十年甲申(1884)77岁 |
|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78岁 |
| 谱後 |
| 结语:张文虎小传 |
| 参考文献 |
| (一)张文虎着述 |
| (二)其他人物着述及谱传 |
| (三)地方文献及档案史料 |
| (四)现代研究论着 |
| (五)论文 |
| (六)目録及工具书 |
| 附録一:张文虎交游人物小传 |
| 附録二:张文虎着述知见録 |
| 附録三:张文虎评传资料辑録 |
| 後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清以前对广东历史文献的整理 |
| (二)近现代广东历史文献整理情况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部分 广东通志及其艺文略集部研究概要 |
| 一、历次《广东通志》纂修情况 |
| 二、《(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基本情况 |
| (一)收书情况 |
| (二)各朝代书目着录情况 |
| (三)编纂体例 |
| 三、《(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基本情况 |
| (一)以朝代划分的情况 |
| (二)以地域划分的情况 |
| (三)基於着录书目对广东文学的梳理 |
| 四、《(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中的文献订补研究 |
| (一)订补的有关数据统计 |
| (二)订补的内容 |
| 第二部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 |
| 凡例 |
| 正编 |
| 集部一 订补 |
| 集部二 订补 |
| 集部三 订补 |
| 集部四 订补 |
| 参考文献 |
| 引用书目录 |
| 藏书单位简称表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後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内容与价值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学方法 |
| 二、历史学方法 |
| 【凡例】 |
| 《辽海书徵》小引 |
| 《辽海书徵》卷第一 先正遗着之一 |
| 《辽海书徵》卷第二 先正遗着之二 |
| 《辽海书徵》卷第三 先正遗着之三 |
| 《辽海书徵》卷第四 先正遗着之四 |
| 《辽海书徵》卷第五 地方志乘 |
| 《辽海书徵》卷第六 掌故杂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篇·研究篇 |
| 第一章 两宋山志的概况 |
| 第一节 两宋山志的定义 |
| 第二节 两宋山志的书目着录情况 |
| 第三节 两宋山志编撰的时代背景 |
| 第四节 两宋山志编撰者分析 |
| 第二章 两宋山志的编撰特点 |
| 第一节 两宋山志的类型 |
| 第二节 两宋山志的体例 |
| 第三节 两宋山志的叙述方式 |
| 第三章 两宋山志书目与编撰者的论述 |
| 两浙路 |
| 江南东路 |
| 江南西路 |
| 荆湖南路 |
| 福建路 |
| 成都府路 |
| 广南东路 |
| 附 |
| 下篇·辑佚篇 |
| 凡例 |
| 李照《径山山门事状》 |
| 李照《径山集》 |
| 章望之《雁荡山记》 |
| 陈倩《茅山记》 |
| 《茅山记》 |
| 《句曲山记》 |
| 《茅山记》 |
| 《三茅山记》 |
| 滕宗谅《九华山新录》 |
| 刘放《九华拾遗》 |
| 行明《黄山图经》 |
| 胡彦国《黄山图经》 |
| 焦源《黄山图经》 |
| 马玕《续庐山记》 |
| 钱景衎《南岳胜概集》 |
| 吴致尧《九疑考古》 |
| 林须《霍山记》 |
| 郭之美《罗浮山记》 |
| 谭粹《罗浮集》 |
| 王胄《罗浮图志》 |
| 邹师正《罗浮指掌图》 |
| 附：陈谦《雁山行记》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明代湖广作家作品述论 |
| 绪论 |
| 一、前贤研究概况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步骤 |
| 三、湖广文学历史简说 |
| 第一章 洪武至正统朝湖广文坛与颂圣台阁之声 |
| 第一节 易代文臣——魏观、刘三吾 |
| 一、魏观 |
| 二、刘三吾 |
| 第二节 台阁治世之音 |
| 一、杨溥与“台阁体” |
| 二、台阁禆将与台阁余响 |
| 第二章 李东阳与景泰至正德间湖广文坛 |
| 第一节 李东阳与“茶陵派” |
| 一、李东阳生平与着述 |
| 二、“茶陵派”之称 |
| 三、李东阳文学宗尚与诗文创作 |
| 第二节 李东阳周边湖广籍作家 |
| 一、东阳师友——黎淳、彭泽、刘大夏 |
| 二、东阳门生——鲁铎、何孟春 |
| 第三节 倾心白沙的嘉鱼李氏兄弟——李承芳、李承箕、李承勋 |
| 一、“嘉鱼二李”文集中的“台阁”与“山林” |
| 二、兵部尚书李承勋 |
| 第三章 复古风尚下的湖广文坛（一）—正德进士作家群与湖广家族作家云起 |
| 第一节 正德六年进士与崇阳汪氏、华容孙氏 |
| 一、汪文盛与崇阳汪氏 |
| 二、孙继芳与华容孙氏 |
| 第二节 正德十二年进士与黄冈王氏 |
| 一、王廷陈 |
| 二、王同轨与王一鸣 |
| 第四章 复古风尚下的湖广文坛（二）—吴国伦与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作家群 |
| 第一节“後七子”之吴国伦 |
| 一、吴国伦生平与着述 |
| 二、“後七子”与吴国伦“抗志还大雅”的复古主张 |
| 三、“闳襟宇”以发“风雅之微旨” |
| 第二节 湖广文坛中其他复古一脉作家 |
| 一、“後五子”之魏裳与“末五子”之李维桢 |
| 二、京山高氏与沔阳陈氏 |
| 三、其他文名显着的湖广籍作家 |
| 第五章“楚风”进主文坛与“性灵”风炽—“公安”、“竟陵”继起 |
| 第一节 公安“三袁” |
| 一、袁宗道与“本分诗”到“信意信手”的过渡 |
| 二、袁宏道与“性灵”思潮的高峰 |
| 三、袁中道与“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的反省 |
| 第二节“三袁”周边的湖广籍作家 |
| 一、“不能一瞬息忘民”之公安派主将江盈科 |
| 二、公安派羽翼李腾芳、雷思霈、苏惟霖、曾可前、丘坦 |
| 三、多与“公安”社事之武陵龙氏兄弟、释如愚 |
| 四、其他与“三袁”交好的湖广名士——武将重臣梅国桢、郭正域 |
| 第三节 锺惺、谭元春与“性灵”说的变调 |
| 一、锺、谭生平与着述 |
| 二、“於古不背今不袭，升沉其外中而立” |
| 三、“阴晴俱从路中变，教人何处学古风” |
| 第六章 明末湖广文坛之“竟陵风染”与“忧时托志” |
| 第一节 明末“竟陵之风”的广布流传 |
| 一、“天下盖知宗景陵” |
| 二、“楚诗多为竟陵所染” |
| 第二节“忧时托志”之士的末世悲歌 |
| 一、“漫道崖山波已竭，试看浩气作狂澜”——张同敞 |
| 二、守节不仕之士——郭都贤 |
| 三、布衣遗民——郭金台、杜濬 |
| 第七章 明代湖广作家作品总论 |
| 第一节 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的历时分布 |
| 一、元末明初至正统朝——湖广文坛的薄弱期 |
| 二、景泰至正德朝——湖广文坛的发展期 |
| 三、正德、嘉靖至万历中期——湖广文坛的繁盛期 |
| 四、万历中後期至明末——湖广文坛的鼎盛期 |
| 第二节 明代湖广作家作品地域分布特色 |
| 一、湖广作家地域排布特色 |
| 二、异军突起的黄州府 |
| 三、家族作家的地域分布 |
| 四、明代湖广宗藩的密集分布 |
| 结语 |
| 下编：明代湖广作家作品叙录 |
| 撰写凡例 |
| 武昌府 |
| 汉阳府 |
| 黄州府 |
| 承天府 |
| 德安府 |
| 岳州府 |
| 荆州府 |
| 襄阳府 |
| 郧阳府 |
| 长沙府 |
| 常德府 |
| 衡州府 |
| 永州府 |
| 宝庆府 |
| 辰州府 |
| 直隶郴州 |
| 直隶靖州 |
| 宗藩（依各王分封顺序列） |
| 施州卫 |
| 附录一：明代湖广作家历时分布一览表 |
| 附录二：访查明代湖广作家存世着述表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范围的界定 |
| 二、已有研究成果之梳理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上编 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 |
| 第一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文体观念考索 |
| 第一节 创作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为研究对象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概观及其整理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的分类及其特点 |
| 三、创作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 第二节、接受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为研究对象 |
| 一、官修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文渊阁书目》和《内阁藏书目录》为中心 |
| 二、史志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国史经籍志》为中心 |
| 三、私家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晁氏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澹生堂藏书目》、《脉望馆书目》为中心 |
| 四、接受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 第三节、传播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出版为研究对象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出版概况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出版特点 |
| 三、传播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 第二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分类 |
| 第一节 晚明笔记体小说分类及其特点 |
| 一、传承与创新的交融 |
| 二、中国笔记体小说史中的昙花一现 |
| 第二节 从分类来看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发展 |
| 第三节 晚明笔记体小说分类的意义 |
| 第三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成书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方式: 自撰和杂抄 |
| 一、自撰类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概况及其特点 |
| 二、杂抄类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概况及其特点 |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成书方式: 集腋为裘和集中写作 |
| 一、集腋为裘式成书的概况及其特点 |
| 二、集中写作式成书的概况及其特点 |
| 第三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方式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命名的特点 |
| 三、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与文体意识 |
| 四、晚明笔记体小说命名与成书方式 |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材料的来源 |
| 一、读书 |
| 二、见闻 |
| 三、藏书 |
| 四、稗贩 |
| 第四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研究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的来源及其特点 |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的编撰动因 |
| 一、广见闻、资考证、益教化、供谈助 |
| 二、居家无聊时的消遣 |
| 三、补史之不足 |
| 四、文献的保存和流传 |
| 第三节、影响编撰者创作的因素 |
| 一、环境 |
| 二、个人经历 |
| 三、学问、出身 |
| 四、职业 |
| 第四节、藏书家与晚明笔记体小说 |
| 一、藏书家与笔记体小说关系之概述 |
| 二、晚明藏书家的编撰活动 |
| 三、藏书家对笔记体小说发展的贡献 |
| 余论 |
| 第五节、“博学之风”与晚明笔记体小说 |
| 一、明代“博学之风”源流论 |
| 二、“博学之风”影响下的晚明笔记体小说 |
| 三、“博学之风”与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时代特征 |
| 第五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传播研究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禁毁研究 |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评点研究 |
| 第三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研究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类型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形式和内容 |
| 三、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特点 |
| 余论 |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增补与摘录 |
| 第六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体特性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文体的自觉与多元化 |
| 一、文体认知的自觉 |
| 二、理论的自觉 |
| 三、文体的多元化 |
| 第二节、清真隽永: 独树一帜的小品体语言风格 |
| 第三节、叙事的张力: 传承创新的《续耳谈》 |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体制的新变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丛编与类编 |
| 二、辑稗为史: 《名山藏广记》的纪传体体例 |
| 第七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价值和地位 |
| 第一节、钩沉历史: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献价值 |
| 第二节、考镜源流: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理论价值 |
| 第三节、传承开拓: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体价值 |
| 第四节、承前启后: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过渡意义 |
| 结语 |
| 下编晚明笔记体小说知见传本叙录 |
| 凡例 |
| 志怪 |
| 杂事 |
| 杂录 |
| 谐谑 |
| 小品 |
| 说丛 |
| 说汇 |
| 存目 |
| 附录: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晚明笔记体小说订补 |
| 参考文献 |
| 樱桃河忆往(代后记) |
| 读博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先期研究综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初露头角：留美学生与“学衡派”的发轫 |
| 2.1 “学衡派”成员与传统人文教育 |
| 2.1.1 晚清教育改革与文教之存续 |
| 2.1.2 “学衡派”主要成员早期教育经历概述 |
| 2.1.3 梅光迪早期教育经历 |
| 2.1.4 吴宓早期教育经历 |
| 2.2 留美学生与“两种文化” |
| 2.2.1 中国学生留美情形概述 |
| 2.2.2 科学之学 |
| 2.2.3 人文之学 |
| 2.3 梅光迪、吴宓等人在哈佛大学 |
| 2.3.1 文学积淀与文化情怀：梅光迪在哈佛大学 |
| 2.3.2 融会中西,贯通文史：吴宓与哈佛大学 |
| 2.3.3 “学衡派”其他成员及盟友在哈佛大学 |
| 3 风云际会：“学衡派”与东南大学 |
| 3.1 东南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高等教育格局 |
| 3.1.1 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格局 |
| 3.1.2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改革 |
| 3.1.3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的崛起 |
| 3.2 《学衡》的创刊与“学衡派”的教育主张 |
| 3.2.1 《学衡》的创刊及其背景 |
| 3.2.2 “学衡派”的教育主张 |
| 3.2.3 《学衡》在教育界的影响 |
| 3.3 “学衡派”与东南大学的人文教育 |
| 3.3.1 力秉中枢——刘伯明 |
| 3.3.2 旧学领袖——柳诒徵 |
| 3.3.3 援西入中——梅光迪、吴宓 |
| 3.4 东南大学风潮与“学衡派”的困境 |
| 3.4.1 “学衡派”的内忧外患 |
| 3.4.2 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
| 4 群英散落：“学衡派”的分流与重组 |
| 4.1 “学衡派”与东北大学 |
| 4.1.1 “学衡派”重聚东北大学 |
| 4.1.2 “学衡派”与东北大学的人文教育 |
| 4.1.3 东北大学困局与“学衡派”的离去 |
| 4.2 吴宓与清华大学 |
| 4.2.1 吴宓转赴清华始末 |
| 4.2.2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
| 4.2.3 吴宓与清华大学外文系 |
| 4.2.4 个案分析：“文学与人生” |
| 4.3 中央大学与“学衡派”的重组 |
| 4.3.1 中央大学变局与罗家伦的上任 |
| 4.3.2 南北学风分合与“学衡派”的重组 |
| 4.3.3 《国风》及其文化、教育主张 |
| 5 东山再起：“学衡派”与浙江大学 |
| 5.1 “学衡派”的阵地转移及其动因 |
| 5.1.1 浙江大学沿革 |
| 5.1.2 “学衡派”的阵地转移 |
| 5.1.3 从东大到浙大：人文精神的传承 |
| 5.2 “学衡派”与浙江大学的人文教育 |
| 5.2.1 培育通才：梅光迪与浙江大学文学院 |
| 5.2.2 力倡文言：郭斌龢与浙江大学国文系 |
| 5.2.3 史地合一：张其昀与浙江大学史地系 |
| 5.3 “学衡派”与抗战后方学术圈 |
| 5.3.1 从《国命旬刊》到《思想与时代》 |
| 5.3.2 同声相应：着名学者的讲学活动 |
| 5.3.3 浙大文学院与新派人物 |
| 6 别求新声：胡先骕与中正大学 |
| 6.1 中正大学的创办与胡先骕的上任 |
| 6.1.1 “政教合一”理念与中正大学的创办 |
| 6.1.2 胡先骕执掌中正大学始末 |
| 6.2 文化与政治之间：胡先骕的办学理念与实践 |
| 6.2.1 胡先骕的办学理想与现实处境 |
| 6.2.2 胡先骕的办学实践 |
| 6.2.3 个案分析：文史系的办学活动 |
| 6.3 “《民国日报》事件”与胡先骕的办学困境 |
| 6.3.1 冲突初起：话剧义演风波 |
| 6.3.2 捣毁民国日报社及其影响 |
| 6.3.3 胡先骕的两难处境 |
| 7 曲终人散：“学衡派”的谢幕 |
| 7.1 萧墙之内：“学衡派”的隐忧 |
| 7.2 梅光迪病逝与“学衡派”的再度分裂 |
| 7.3 “学衡派”与武汉大学 |
| 8 结语 |
| 8.1 “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剖析 |
| 8.2 “学衡派”与中西人文教育传统 |
| 8.3 “学衡派”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政治、文化语境 |
| 8.4 “学衡派”的教育成就与局限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前言 |
| 01 方濬颐《梦园丛说内篇》《外篇》 |
| 02 王初桐《奁史》《拾遗》 |
| 03 王韬《瓮牖馀谈》 |
| 04 王韬《遁窟谰言》 |
| 05 王韬《淞滨琐话》 |
| 06 毛祥麟《对山书屋墨馀录》 |
| 07 孔毓埏《拾箨馀闲》 |
| 08 史震林《重订西青散记》 |
| 09 竹勿山石道人《(?)蛣杂记》 |
| 10 沈起凤《谐铎》 |
| 11 沈瓒《近事丛残》 |
| 12 李元复《常谈丛录》 |
| 13 李庆辰《醉茶志怪》 |
| 14 宋咸熙《耐冷谈》 |
| 15 金捧阊《客窗偶笔》 |
| 16 俞蛟《梦厂杂着》 |
| 17 俞梦蕉《蕉轩摭录》 |
| 18 俞樾《隐书》 |
| 19 杜纲《娱目醒心编》 |
| 20 陆寿名《续太平广记》 |
| 21 孙橒《馀墨偶谈》 |
| 22 徐一麟《牧庵杂记》 |
| 23 徐兆丰《风月谈馀录》 |
| 24 徐昆《柳崖外编》 |
| 25 徐崑《遁斋偶笔》 |
| 26 徐震《女才子集》 |
| 27 许叔平《兰苕馆外史》 |
| 28 许桂林《春梦十三痕》 |
| 29 黄承增《广虞初新志》 |
| 30 黄凯钧《遣睡杂言》 |
| 31 黄鸿藻《逸农笔记》 |
| 32 张培仁《静娱亭笔记》 |
| 33 张贞《渠邱耳梦录》 |
| 34 张纯照《遗珠贯索》 |
| 35 张贵胜《遣愁集》 |
| 36 屠绅《六合内外琐言》 |
| 37 彭孙贻《客舍偶闻》 |
| 38 彭昌祚《恐自逸轩琐录》 |
| 39 雷琳《渔矶漫钞》 |
| 40 杨望秦《巽绎编》 |
| 41 杨懋建《京尘杂录》 |
| 42 叶承宗《耳谈》 |
| 43 叶腾骧《证谛山人杂志》 |
| 44 蒲松龄《聊斋志异》 |
| 45 蒲松龄撰,刘瀛珍编《聊斋志异遗稿》《附录》 |
| 46 刘世馨《粤屑》 |
| 47 刘寿眉《春泉闻见录》 |
| 48 乐钧《耳食录》《二编》 |
| 49 谢香开《瓜架夕谈》 |
| 50 缪艮《涂说》 |
| 51 缪荃孙《秦淮广记》 |
| 52 双保《铁若笔谈》 |
| 馀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