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文学概论

一、百年中国文论述略（论文文献综述）

杨昭^[1]（2021）在《凌曙《春秋》公羊礼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春秋》公羊礼学盖专门之学,清代凌曙为治此学最典型代表。分析《春秋》主旨可见,《春秋》基础是事。事上有辞,辞限于事,故有限,有其对立面——非辞,辞与非辞对立统一于义。义上有道,义与道层次不同,道是本体,义是道显。道又外显降落为义,义降落为礼。礼也有限,有其对立面,即非礼之义——权。礼与权生出义事,则拨乱反正,《春秋》成。《春秋》学框架为:事→辞（非辞）→义→道→义→礼（权）→事,表现为道下义、辞、礼、事的展开,四者皆可通道。《春秋》学有四种治学路径,以事而进不在公羊学之列,公羊学分义、例、礼三系。公羊义学与公羊例学是《公羊》研究的重镇,公羊礼学受到忽视。本文关注凌曙,探究公羊礼学,以期推动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文章分四个方面论述:一为凌曙的学术世界,探讨学术背景;第二和第三部分讨论凌曙公羊礼学的主要内容,其中第二部分为百王之法,第三部分为新王之制;第四部分讨论凌曙公羊礼学影响。凌曙生活年代,乾嘉考据仍是学界主要风气,同时出现了两个新趋势:一是会通趋势增强;二是治三礼之风兴盛。在此影响下,凌曙成长分为两段:早期,受到洪梧、包世臣、张惠言、李兆洛等影响,奠定了其治学品质,即谨守汉学方法基础上的通学之风;成熟期,受到阮元及常州学派影响,治学转向公羊学,发展了庄存与到刘逢禄对公羊礼学重视的方向。公羊以为《春秋》是孔子假借鲁史论述王道的着作,旨在论述微言大义。大义面向《春秋》中事,是百世不变的王道原则;微言面向未来,旨在说明王道原则的具体实践情形。《公羊》之礼也应该有两个指向,一指向《春秋》所记乱事,详述百王不变的礼制,旨在拨乱反正;一指向未来,论述新王之制,详解改制之意。百王之法分五礼论述,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为事神之礼;凶礼为事丧之礼;军礼为出师之礼;宾礼为交往之礼,公羊更多指朝聘之礼;嘉礼为其他礼义,包括昏、冠及即位之礼等。五礼基本涉及行为处事的各方面,能够保证王道的百世不易,也就保证可凭恃此五礼达到拨乱反正,正万民的目的。新王之制是公羊学创造性的发现,关涉到了百王之法在具体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历史境遇的不同。不同的具体环境需要不同的政治纲领,因此新王必改制,以适应新的历史环境。凌曙公羊礼学对于清代后学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一、推动了清代《公羊传》新疏的完成;二、促进了清代公羊学研究对“礼”的关注,推动了晚清大讲“改制”的兴起。

阎玥蓉^[2]（2020）在《1977-2000年陕西文学批评的审美取向》文中研究表明陕西是中国当代文学重镇,其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陕西本土的文学批评。而硕果累累的陕西文学批评在全国的影响远不如文学创作,通过对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审美取向的研究,或许能对个中原因探讨一二。陕西当代文学批评（1977-2000年）具有显着的地域特征,其审美取向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陕西人做学问历来主张躬行践履,陕西文学批评也讲究重实据,具体表现在知人论作的评论起点上,批评家们关注作家的成长历程、考量作品的创作背景,同时还将陕西的地域特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其次,陕西文学批评重实据也表现在推崇现实主义的评论风格上,评论家们更关注小说的社会价值,极为推崇小说的社会功用,多专注于评论典型人物,又极度褒奖文学作品的史诗情结;复次,陕西本土作家和评论家大多身份是“城籍乡裔”,所以在进行文学评论时偏好评论具有乡土特色的作品及作品的乡土特色;最后,陕西文学批评又是动态发展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陕西文学批评呈现出开放包容的态度,评论者积极借鉴西方文艺理论,运用多样的评论方法,以全国文坛为评论坐标,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不断自审自省,以期冲破思想禁锢。1977-2000年陕西文学批评的地域化的审美取向使其取得了丰厚实绩,但这种取向的固化也容易成为它走向全国的掣肘。进入2000年后,新世纪的陕西文学批评开始呈现出更加多样的审美取向,这将是我们后期的工作和研究的内容。

肖明华^[3]（2019）在《作为学科反思的当代文学理论史书写个案》文中研究指明在晚近二十余年的文艺学学科反思中,出现了一种以书写学科历史的形式来展开学科反思的做法。综观之,历史书写的学科反思往往有时段差异,但重要的往往是百年、六十年和三十年等几种时段的书写。选取其中个案予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养成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历史感和自觉性有重要意义,并有助于文学理论学科听取到建设性的有价值意见。因此,这种文艺学学科反思是值得学界予以关注的。同时,文艺学学科历史的书写也有必要在学科反思的框架下来实践和认知,否则其意义恐怕得不到彰显。

孙德政^[4]（2019）在《清代文字狱中的文献控制手段研究》文中认为文字狱是因文字的缘故所构成的罪案,也是统治者为了实施政治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文化手段。而文献控制则是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一种方法,文献控制论也是社会控制论中的重要内容。清朝文字狱的产生有着独特的社会背景,其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打击面之广都是超越前代的。清代文字狱的文献控制手段依据施控时间可以分为事前控制和事后控制;依据施控方式可以分为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依据施控强度可以分为硬控制和软控制;依据施控程度可以分为适度控制和失度控制。清代文字狱还蕴含着一系列的文献控制特征,具体表现为控制手段的多样性;控制影响的广泛性;实施控制中的诱导性;控制时间的阶段性以及控制结果的两面性。清代对文字狱进行文献控制是清朝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系列显着反映,控制过程中尽显清代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本文的研究意义是为了从更深层次角度探寻清代文献控制的原因,从而展现清统治者进行文献控制的根本目的,从而为当今社会的文献活动提供以古为鉴的作用。

张哲玮^[5]（2018）在《我国高校丝绸之路文化传播教学的可行性探索》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家战略中"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实践,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命题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时代光芒。高校中对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教学愈加需要媒介传播的专业背景和文学与历史的文化使命相结合,开启重述媒介发展与丝绸之路历史的相关教学成为亟待提出的学术与社会议题。媒介发展与丝绸之路文化传播教学作为一种与现实紧密相关的文化体系建设,需要依靠学术文字成果与影像资料成为其有效积累,这种积累需要长期提供相关学术成果,进行产、学、研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教学,需要建设稳固的学术着述与文化影像教学体系。

张东艳^[6]（2018）在《清代杜诗评论研究》文中指出清代是杜诗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学界对清代杜诗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杜诗注本,而对以诗歌选本、诗话、笔记、书信、诗集序跋、专题着作、诗歌创作中的集杜、和杜、题咏杜祠、杜像等多种形式存在的清代杜诗评论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以清代的杜诗评论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整理其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王夫之、清代四大诗学代表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袁枚等人的杜诗学进行研究,探讨清人如何解释杜诗的丰富内涵和发掘杜诗的审美价值,阐明这些解释和它们的历史条件的关联,以求重新认识杜诗的价值,探求杜诗与清代诗学建构的内在联系。同时,对明末清初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和卢震《杜诗说略》两部稀见的论杜专着进行整理和研究,以求窥得明末清初杜诗学新变之一斑。本文除绪论、结语之外,共分七章,七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探究王夫之论杜的表现及其贬杜的原因和意义。在简要介绍王夫之诗学主张的基础上梳理其褒贬互陈的论杜表现,从诗学主张、政治背景、诗学背景三方面分析其贬杜的原因。王夫之贬杜的本质是其坚守的汉魏六朝审美传统与杜诗所代表的对传统的新变之间的矛盾冲突。王夫之对杜诗褒贬互陈的态度,更清晰地展现了杜甫在诗歌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审美传统,又开创了新的审美风尚。第二章探究王士禛以审美为中心的杜诗学,并探讨“渔洋不喜少陵”、《唐贤三昧集》不选杜诗等有争议的诗学问题。在探析王士禛“神韵说”的形成原因、美学内涵的基础上,从诗歌体裁、艺术、考证、评选、传播接受和杜甫人格等六方面梳理王士禛的论杜表现。王士禛颠覆了杜诗的集大成地位,从侧面揭示了杜诗的新变和丰富多样性;厘清了杜诗与“盛唐”的关系,揭示了杜诗在批评史上的价值;力图重构以王维为中心的诗学价值系统,从反面证明杜诗在古典诗歌传统中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第三章探究沈德潜以政教为中心的杜诗学。在探析沈德潜“格调说”的渊源、内涵和诗学主张的基础上,从诗歌宗旨、诗歌体裁、集大成、诗法等四方面梳理沈德潜的论杜表现,并探析其在诗歌创作中对杜诗的借鉴和以政教论杜的不足之处。沈德潜推尊杜甫的主张一方面顺应了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借助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大助推力,再次确立杜诗的独尊地位。第四章探究翁方纲以诗法为中心的杜诗学。探析了翁方纲对杜诗的总体看法,着重研究翁方纲《杜诗附记》的主要内容和批杜特色。翁方纲将杜诗作为“肌理说”的典范,深入探讨了杜诗之“法”,借助杜诗建构“肌理说”,又用此说阐释杜诗,证明“肌理说”的正确性。杜诗成为翁方纲阐明诗学主张以及与前贤后学交流的媒介和平台。作为金石学家、书法家,翁方纲采用感悟式批评和分析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批杜,首次大量借用书法术语批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乾嘉年间杜诗学与金石学、书学交融的新特色。第五章探讨袁枚、赵翼、蒋士铨以性情为中心的杜诗学。三人论杜都以性情为中心,揭示了杜诗的抒情本质。但袁枚强调杜诗长于言情、“苦”和“多创”的特点,学杜并不独尊杜。赵翼肯定杜甫的创新,提出杜甫“天才论”,具有鲜明的尊杜倾向;并发挥史学家之长考证杜诗。蒋士铨没有摆脱“忠孝义烈”和“温柔敦厚”的窠臼,论杜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杜诗对诗歌创作的指导、借鉴意义。第六章探究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的主要内容及论杜特色。从《秋兴八首》的题目渊源、章法结构、语言艺术、对儒家诗教传统的体现等四方面论述《秋兴八首偶论》的主要内容。贾开宗论《秋兴八首》的突出特点是以史证诗和借杜言志,体现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对杜诗学的影响。《秋兴八首偶论》作为杜诗学史上第一部《秋兴八首》专论,又体现了清代杜诗学深入化、专题化的新特点。第七章探讨卢震《杜诗说略》的主要内容及论杜特色,将《杜诗说略》的二十四则分为正变论、创作论、诗法论、鉴赏论等四部分进行论述。卢震论杜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道家、道教、佛教、书画艺术的术语譬喻诗学;突破了以往局限于杜诗的研究范式,在诗学理论的高度上论杜。《杜诗说略》的性质类似于一本较为系统的《杜诗概论》,这在清代杜诗学史上尚属首例,体现了清初杜诗学的新变。

杨上元^[7]（2017）在《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崛起于晚清光绪朝的临桂词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古典词派,也是一个在时代中求新求变的词派。这一词派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其成员的社会身份,他们均由科举正途出身,互为举人同年或进士同年,彼此之间似友情,近亲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交流。频繁的文酒之会一方面促进了他们同年关系的加强,另一方面也为临桂词派词人的聚合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们多同朝为官,身居言路,在文网松动的晚清,大施拳脚,弹劾官吏,监察行政,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之中,或各抒忠荩,或联衔公呈,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一切都促进了他们聚集,在思想上形成大致相同的理念和主张,相应的,频繁的聚集又使得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学创作繁荣。临桂词派所处的时代,经世致用与西风东渐相互激荡,在面对西学问题时,他们秉持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与边疆舆地等各个方面积极进行维新探索与实践,在很多领域敢为时代之先,如王鹏运是官僚系统第一个提出建立商务局的官员;文廷式、沈曾植是治边疆舆地的大家,他们极具世界眼光,始终将中国置于世界版图中进行考量,拉开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序幕;缪荃孙赴日考察,回国后筹办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花甲之年投身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潮流之中,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开创者;成昌参与《清史稿·邦交志》的撰写,这是中外关系史首次进入官修正史之中;恽毓鼎主持编纂《各国政艺通考》,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国历史无法纳入官修史籍的状况;曾习经赴日考察,回国后参与筹办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化设备的官办印钞厂——度支部印刷局,揭开了我国印钞史上的新篇章。在这过程中,他们积极与西方学者进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戊戌维新中,临桂词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积极实践,他们参与创办强学会,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翻译西学书籍;他们议办京师大学堂与通艺学堂,探索近代教育的道路;他们筹办《时务报》、《渝报》,开风气,启民智,投身于思想解放的洪流。此时期咫村词社的社集活动受维新变法这一政治事件影响颇深,词社成员众多,词事活动频繁。晚清的吏治改革时,他们弹劾腐败,主张废弃捐输,清理仕途,上下通情。探索出一条京官联名弹劾与报业连续报道的反腐新模式,对社会舆论具有巨大导向作用,促进了传统报业的转型,开拓了近代报业的政治功能,对社会的转型影响深远。身为传统士子的临桂派词人,其忧国忧民之心,干预现实的夙愿,都融入了他们的词作之中,体现出济世、焦灼、悲愤、执着的多重复杂的创作心理。在晚清系列对外战争中,他们坚决主战,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加强海防,打持久战的建言,战争期间,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作丰富多样,或表达词人忧患、愤懑的感情,或批判卖国的朝廷高层,或为战争英雄谱写赞歌,临桂词派寄托重大,发言深微的词风即形成于此时。庚子国变之时,他们上折指斥最高统治者不思振作,贪图享乐;密切关注德占胶州湾事件,不断发出将遭瓜分的警告;积极建言献策,主张持平对待教案冲突;认为民气不可用,提出坚决弹压义和团;在庚子年这场滔天巨变之中,他们或历经艰辛,百般查访,万里随扈西行,或困守孤城,无衣无粮,参与救济,维持京城稳定,或跟随救济会船,返乡回南,奔走于东南各省,隐微匡救,力促东南互保之约的达成。国变期间,困守围城的临桂派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再度集结唱和,词集《庚子秋词》与《春蛰吟》展现了他们悲愤、惊悸与忧愁等情感,京城之外的词人亦有词作,表现了记录当时心境与立言不朽的创作心态。临桂词派是一个在近代化进程中求新求变的古典词派,该词派所处之时代赋予他们求实、开放、革新、平等等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但因他们均为深受家国及儒学教育影响的士子,忠君爱国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才华出众,科举顺利,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们亲历了战争及国变,目睹了清王朝上层的腐败无能,这使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感发生了动摇,因此临桂词派的政治立场、词学创作、词学思想的复杂性也不应被忽略,我们将临桂词派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把握他们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立场这两个核心因素,力图更全面地展示临桂词派的风貌。

丁大刚^[8]（2017）在《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以巴赫金和福柯的话语概念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译者话语系统,把理雅各的话语分为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以“忠实”、“对等”、“释译”和“重译”等翻译话语为主线,贯穿考察理雅各的翻译,目的是揭示理雅各如何以话语为策略,从事翻译的话语实践。具体而言就是,理雅各在其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以及他的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三者如何“共谋”,促进中西文化的互释与会通,进而阐释理雅各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变化及其自身思想的转变。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依据理雅各的一般话语考察其翻译人生。在19世纪英国在华传教史、英国汉学史和翻译史的观照下,主要从“人”和“书”两个方面建构影响理雅各典籍翻译的社会文化网络。第二,综合考察理雅各的翻译和翻译话语。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把理雅各的翻译分为中文译述、《中国经典》、《中国圣书》和纯文学翻译。他的中文译述主要是为传教服务,但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反映了理雅各的“适应主义”传教策略和“比较护教论”。《中国经典》至今仍可视作中国典籍翻译的标杆,从其翻译过程、翻译特点和影响可资佐证,但也存在一些诸如经书的排序和版本的问题,其中渗透着理雅各的主体意识。《中国圣书》的翻译使中国古代经典在比较宗教的视域下得以神圣化,也使儒教和道教的观念借着“圣书”的名誉在西方得以传播。翻译纯文学作品是理雅各与中国古代经书的一种互文式阅读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生活的心境和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在此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总结理雅各的翻译思想。第三,在梳理忠实、对等、确当翻译、释译等译论的基础上,把理雅各的翻译话语放在整个翻译史的框架内,视其翻译论述为一种话语策略,并以他对“性善”、“上帝”、“道”等概念的翻译为例,探讨他在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理雅各以“人性趋向善”来译注孟子的“性善”,一方面表现出调和儒耶人性论的意图,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借助孟子的性善论阐发自己非国教信仰的宗教立场和后千禧年主义的神学思想与世界观。这一翻译实践反映了其“忠实”翻译话语背后的不忠、不信。“God”与“上帝”看似对等的翻译,实则是一种话语实践,是理雅各人为建构的结果。借助这一建构,理雅各不仅在学术的领域解决了译名之争,也在客观上促使儒教在西方得以发明。理雅各翻译儒家之“道”的多样化选词和翻译道家之“道”采取音译转写的方式,一方面想表达儒家之“道”丰富的道德、政治和形而上的内涵,另一方面意欲传递道家之“道”语义的模糊性和思想的神秘性。这一翻译实践是对其所理解和论述的确当翻译的违背,恰恰是一种释译。第四,在“重译”话语的观照下,重点论述理雅各对《论语》的修订和《中庸》的重译,尤其是修订《论语》译本时对孔子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重译《中庸》时对“中庸”和“诚”两个概念的重新解读和翻译,其中反映出理雅各思想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雅各浸润中国文化已久以及与中国人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同化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上论述说明理雅各的中国典籍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意味着意义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现。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阅读理雅各的翻译,我们要看到它的思想史价值,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从而寻找中国思想进入西方的更有效途径。

张彤彤^[9]（2017）在《明代嘉兴词人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明词研究不断深入,而研究的重中之重则是环太湖地区的词学研究。嘉兴亦是环太湖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明代词坛和其他地域性词坛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至晚明其词创作达到巅峰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然相对于吴中、松江等地,对其研究一直处于亟待深入的状态。因此我们以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第一章,明代嘉兴词人及其创作概貌。对明代嘉兴词人的生存环境进行概述,通过梳理嘉兴地域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从而探知明代嘉兴词人生活环境的地域性特色;同时在江南文人文化个性中挖掘出嘉兴词人淳秀、达观等文化个性;对明代嘉兴词人的创作阶段进行划分,梳理各阶段的词人群构成情况,从而对明代嘉兴词的整体发展轨迹和词人的具体形态有一定的把握。第二章,明代嘉兴词人笔下的嘉兴及其清丽的词风。嘉兴词人笔下的嘉兴山水清爽秀丽,其笔下的历史名胜和园林等人文景观则呈现出清幽隐趣之风。总体而言,嘉兴词人笔下的嘉兴带有清丽之风。第三章,佛道思想与明代嘉兴词人超尘旷逸的词风。嘉兴一府有众多佛寺道观,嘉兴词人与方外人士有着密切的交往,此间佛道思想浸润着嘉兴词人并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具体而言表现为词中佛道意象的运用及其带来的调节情感抒发之功效。这使得词作带有尘外之想和旷逸之趣,情感的表达也更加深隐化。这些都促成了嘉兴词超尘旷逸的词风。第四章,明代嘉兴词人艺术素养与其词的创作追求。明代嘉兴有着浓厚的艺术氛围,词人亦具较高的艺术素养。这些艺术素养在词人创作中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水墨山水般词境的追求方面,运用冷色调手法和重视遗貌取神的审美特点,这对词作情感的表达和清丽潇散、含蓄蕴藉词风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明代嘉兴词人创作中的题画词、词中有画的技法和书画语汇的运用也是书画元素在词作中的体现。第五章,明代嘉兴词派研究:嘉兴望族与王屋对柳洲词派形成的重要作用。明清之际的四大词派中,嘉兴独占其二:嘉善县的柳洲词派和嘉兴县的梅里词派,二者构建了明代嘉兴词的地位和辉煌。本章针对“明代”这一时间范畴内嘉兴词派的发展状况,以及研究界已有诸多相关成果之现状,着重于补充论述柳洲词派形成初期的创作情况。认为柳洲词派的形成离不开嘉善诸多望族对嘉兴词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影响和物质上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王屋对于嘉善词人的纽带之功。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晚明嘉善词人有频繁的交往和唱和活动,且推动了王屋等四子《词笺》系列词集的刊刻;同时,以望族人士为主所作的《词笺》序跋也完成了嘉兴词人词学理论的建构,由此,柳洲词派正式形成。第六章,明代嘉兴词学观念及对创作的影响。在柳洲词派宣告成立的同时,嘉兴词坛在词学理论方面也完成了一番进化。此前词学理论仅仅是偶有流露,然至晚明,大量的词论以序跋的方式出现,成为嘉兴词人词学理论正式而集体性的宣言。这些词论主要可以归结为尊体意识、骚情论和多元化风格论三个方面。词学理论与词创作二者密不可分,在形成鲜明而系统的词学理论以后,晚明嘉兴词的创作对前期有所反拨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前辈词人某些轻率态度加以纠正,在词风上对苏辛词风的接受和时代性口语化的表现,艺术手法上比兴寄托手法的复归以及深隐化表达情感的新方式——悲喜结合手法的出现。第七章,晚明嘉兴词对清初浙西词派的影响。谈及晚明嘉兴词的影响,就不得不将视野延伸至清初。晚明嘉兴词与清初的浙西词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章以清初王翃、曹溶、曹尔堪三人对朱彝尊的影响来探究二者间的关系。曹王三人分别在不同时间、不同层面对朱彝尊产生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朱彝尊对晚明嘉兴词学思想既有传承,同时在创作上对晚明嘉兴词又有着古雅醇正式的改造。这种继承和改造在其具体创作中有迹可察,同时也源于当时特定时代的影响。

梁帅^[10]（2017）在《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戏曲活动研究,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戏曲活动的梳理与讨论。得益于旗人在北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戏曲活动介于北京市井梨园戏曲活动与宫廷戏曲活动之间。旗人对戏曲的喜爱由来已久,早在入关之时,他们便表现出对戏曲的酷爱。顺康雍三朝是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孕育期,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诸形态,皆在此时形成。道咸时期,受到宫廷戏剧变革的深刻影响,旗人戏曲活动重心集中到北京的王公贵族府邸及市井梨园。在旗人捧角之风的影响下,清末伶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旗人沉迷戏曲的行为,引起了当朝者的诸多不满。为了阻拦旗人观剧,政府遂颁布了许多禁戏条例。这些举措虽对旗人的观剧活动带来了许多不便,但是它最终还是淹没在旗人高涨的嗜戏热潮中。晚清民国北京旗人对近现代戏曲发展的贡献集中在三点:演剧、研究、创作。演剧方面,乾隆朝的《燕兰小谱》所记白二、八达子,是第一代技艺卓群的旗籍伶人。晚清旗人登台唱曲者更多,并在清末民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票房”与“票友”是旗人对中国戏曲文化的特殊贡献,亦真实反映出旗人演剧水准的上乘。戏曲研究作为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重要方面,展现了旗人对戏曲的深层认知。昭梿的《啸亭杂录》、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笔记,描绘了许多京师戏曲活动场景,反映出此期旗人戏曲关注视角的变化。旗人真正意义上的戏曲研究,肇始于清末民国的庄清逸、溥侗等人。穆儒丐、景孤血、华粹深、傅惜华、郑骞、吴晓铃等人在民国时期的戏曲研究,更是近代戏曲研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此外,北京旗籍戏曲研究者的曲艺研究也颇具特色。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戏曲创作收获颇丰。绵恺、顾太清等旗人的戏曲创作,标志着旗人古典戏曲创作的终结。而以载阔亭、庄清逸为代表的皮黄戏剧作家,又助力了清末民国皮黄艺术的发展。在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中,王公贵族是尤为特殊的一个群体。长期居住北京的八旗王公贵族有机会参与紫禁城内的戏曲活动,并对宫廷演剧产生实质性影响。各王公贵族府邸内的戏曲活动也十分精彩,往往家族内几代成员都表现出对戏曲的极大热情。昆弋戏在晚清北京八旗王公贵族府邸的戏曲观演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与皮黄戏早已风靡北京市井梨园全然不同。清代的“王府戏班”是戏班史上一个响亮名字,自乾隆朝允禄府上的大成班始,王府戏班延续数百年。清末奕诉、奕譞和善耆府内的戏班,不仅繁荣了当时京师剧坛,更是对近代北方昆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深远影响。为了真实呈现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演进过程,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大量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案》、《内务府来文》等档案,以及晚清民国的报刊杂志、日记等。又为了使研究成果更加可信,笔者还进行了诸多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工作。同时,笔者也十分注重对戏曲文物、戏曲图像的探讨。

二、百年中国文论述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百年中国文论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1）凌曙《春秋》公羊礼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1977-2000年陕西文学批评的审美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3）作为学科反思的当代文学理论史书写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文字狱中的文献控制手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高校丝绸之路文化传播教学的可行性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杜诗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8）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嘉兴词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百年中国文论述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凌曙《春秋》公羊礼学研究[D]. 杨昭. 西北大学, 2021(12)
• [2]1977-2000年陕西文学批评的审美取向[D]. 阎玥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3]作为学科反思的当代文学理论史书写个案[J]. 肖明华.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9(01)
• [4]清代文字狱中的文献控制手段研究[D]. 孙德政.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5]我国高校丝绸之路文化传播教学的可行性探索[J]. 张哲玮. 中国包装, 2018(10)
• [6]清代杜诗评论研究[D]. 张东艳. 苏州大学, 2018(12)
• [7]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D]. 杨上元.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5)
• [8]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D]. 丁大刚.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9]明代嘉兴词人研究[D]. 张彤彤. 黑龙江大学, 2017(09)
• [10]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D]. 梁帅.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