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芳[1](2019)在《从苏区到延安:简论沙可夫大众文艺思想及其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沙可夫,从苏区到延安,长期领导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为我党培养出大量优秀的文艺干部,是我党优秀的革命艺术教育家。先后创作和改编出大量革命话剧、戏剧、活报剧,是我国革命戏剧的拓荒者。翻译莎士比亚、普式庚(普希金)、杜勃洛柳蒲夫、高尔基等外国名人着作,亦是国外理论翻译的先行者之一。其文艺创作利用大众熟悉的艺术形式,巧妙融入了革命的内容,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与动员的实际效果。然而,迄今为止对沙可夫研究还比较薄弱,已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其创作历程介绍及部分戏剧作品的探析,鲜少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系统梳理从苏区到延安这一时期沙可夫的大众文艺思想与实践。本文通过探索沙可夫大众文艺思想的真实内涵,剖析出其独特的大众文艺创作实践,系统总结沙可夫的文艺贡献,以小见大透视中国共产党大众文艺的复杂历史进程。全文共绪论和正文五个部分。绪论对论题的起源、研究现状、相关概念进行概述说明。第一章历史与现实:沙可夫大众文艺思想考源。沙可夫大众文艺思想来源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冲击、青年时期留法留苏的红色体验以及革命根据地宣传与动员的革命实践。从苏区到延安,他始终把文艺作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积极践行文艺服从于政治,服务于工农兵。第二章革命与大众:沙可夫大众文艺思想内涵。本章从大众文艺对象、大众文艺本质、大众文艺主体等方面对沙可夫大众文艺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出沙可夫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从事大众文艺创作,其实质是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阶级革命。第三章文艺与乡村:沙可夫大众文艺的实践。一方面作为革命大众文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沙可夫在乡村探索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革命教育体系,领导组建了大批革命文艺团体,规范和扶植了报刊的编辑和发行体系,为提高乡村革命大众的知识分化水平,建设革命大众文艺做出了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文艺创作者的沙可夫从苏区到延安创作出大量的戏剧、歌曲、撰写了大批政论、文艺批评等,从个人创作上具体实践了其大众文艺的构想,促进了革命大众文艺的发展。余论概述沙可夫大众文艺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反思了其大众文艺创作的矛盾与困境,以此为大众文艺探索新的研究空间。
邹琪[2](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陈宗俊[3](2014)在《“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的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文学”的“一体化”是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的主要特征,同样也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特征。但是这种特征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就有多种考察的可能。“新诗选本”和“人民诗歌”这二者的关系就是其中较合理的解释方式之一。本论文“人民诗歌”做两个层面上的理解:形式上的“工农兵诗歌”和实际上的“党的诗歌”。前者是表,后者是里,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它是此时期官方诗歌的主要形态。实现“政治—文学”的“一体化”是这种“人民诗歌”的最终目的。“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间存在复杂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十七年”新诗选本是“人民诗歌”有力地体现。“十七年”新诗选本的“出笼”,集中、深刻地反映着“人民诗歌”的内涵,包括新诗选本的生产、诗人身份的确认、经典选本的打造、选本批评的方式等方面;另一方面,是否是“人民诗歌”,也是评价“十七年”新诗选本价值的核心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新诗选本就会受到褒扬和鼓励,反之就会受到批评与诋毁。在“一体化”的政治和文学语境下,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二者间又存在多种声音纠缠的可能,折射出“一体化”背景下“十七年”诗歌面貌的复杂性。总之,在“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十七年”新诗以“选本”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对新诗“一体化”的某种“想象”:“人民诗歌”是“新的”而非“旧的”、“人民的”而非“资产阶级”的诗歌。需指出的是,“十七年”新诗选本只是推动这种“人民诗歌”形成的重要载体之一,不能无限夸大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人民诗歌”也存在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陈洁[4](2012)在《苏州弹词艺术发展史研究:原样保护与能动传承的有机统一》文中指出本文剖析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弹词”的原样保护与能动传承。苏州弹词,是目前我国从业人员最多、专业演职团体最多、拥有专门表演场所最多、保存传统书目最多、原创的新编书目最多、电台电视台播放节目总时最长的曲艺类非遗项目。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江、浙、沪甚至海外,都有热衷于此的票友团体;众多曲艺品种中,唯有它是拥有专门的传承学校、专设的领导机构并有专业理论刊物出版。从苏州弹词生存和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文化自觉过程中,通过自我保护、能动传承而实现其艺术复兴。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以该遗产富有代表性的弹词流派为切入点,观察分析这些流派在“非遗”保护视野下,如何实现原样保护和能动传承的相关具体做法;首次将听客和学者层面与“非遗”保护的互动,纳入曲艺传承体系之中考察;尝试从音乐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剖析苏州弹词在传统艺术式微的今天依然相对繁荣的原因。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做到妥善地保护和发扬苏州弹词文化遗产,必须调动一切因素的能动性,即演员主体的创演能动性、学者文人的研究主动性和书迷票友的传承自觉性。这一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的成功经验,或许可以作为曲艺、戏剧、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参考的范本。苏州弹词保护传承的成功经验说明,对音乐、曲艺、戏曲等艺术类非遗项目来说,外力支持固然不可或缺,但首要保护的应是该艺术形式的自身内在活力,激发其新陈代谢的自我创造能力,变被动的外在保护为能动的自我发展,聚集外力以推进内功修炼,从而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的多样性并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
胡兆川[5](2002)在《难忘的岁月——为纪念陈毅元帅亲题“西华扫盲”44周年而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50年代,我基本上是在从事扫除文盲工作中度过的,它是我人生征途中难忘的一段岁月,至今常常萦绕脑际。2002年2月1日,是敬爱的陈毅元帅为我主编过的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起源 |
| 二、研究概况 |
| 三、相关概念 |
| (一)大众文艺 |
| (二)苏区到延安 |
| 第一章 历史与现实:沙可夫大众文艺思想考源 |
| 一、走向民间:五四新文化革命与大众启蒙 |
| 二、阶级大众:留苏留法的文化体验 |
| 三、乡村大众:宣传与动员的革命实践 |
| 第二章 革命与大众:沙可夫大众文艺思想内涵 |
| 一、革命下乡:“大众”观念的转型 |
| 二、革命与文艺:大众文艺的思想内涵 |
| 三、大众文艺主体的建构 |
| (一)知识分子:从“化大众”到“大众化” |
| (二)教育大众:从知识到思想 |
| 第三章 文艺与乡村:沙可夫大众文艺实践 |
| 一、领导组织:培育革命之花 |
| (一)领导管理教育体系 |
| (二)组织建设文艺团体 |
| (三)拓宽延展党的“喉舌” |
| 二、创作实践:高擎革命旗帜 |
| (一)从“国际范”到“乡土风”:文艺形式的探索 |
| (二)文艺体式实验的多样性 |
| (三)从“五四白话”到“工农兵”语言:文学语言的民间化 |
| 余论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提出 |
| 二、相关概念与关系的理解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新诗选本与“十七年”出版机制 |
| 第一节 “十七年”出版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出版社的整合与文学书籍的出版 |
| 第三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十七年”新诗选本的生产 |
| 第二章 新诗选本与诗人的“身份认同” |
| 第一节 “十七年”诗人队伍的分化 |
| 第二节 “革命认同”的激情书写 |
| 第三章 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经典的打造 |
| 第一节 “经典”与“十七年”诗歌思潮 |
| 第二节 “人民诗歌”经典的遴选与确立 |
| 第三节 “人民经典”打造的诗歌范本:《毛主席诗词》与《红旗歌谣》 |
| 第四章 新诗选本与“十七年”诗歌批评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规约下的“十七年”新诗选本批评 |
| 第二节 选本删改:选本批评里的“同声”与“异调” |
| 第三节 臧克家的新诗选本批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十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丛书书目(新诗部分) |
| 附录二: 检讨书:“十七年”知识分子“启蒙认同”的历史悲运——以郭小川为例 |
| 读博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文献回顾 |
| 四、称谓界定 |
| 第一章 水乡文化孕育的苏州弹词 |
| 第一节 循序酝酿的播种期 |
| 第二节 风格迸发的黄金期 |
| 第三节 稳中求变的盘整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艺术价值的延续和主体多元 |
| 第一节 苏州弹词艺术价值的体现 |
| 第二节 对传统遗产的固守 |
| 第三节 对变革创新的追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弹词艺术的色彩疏密与流派特征 |
| 第一节 流派的形成与嬗变递延 |
| 第二节 以《情探》为例的早期风格基点 |
| 第三节 开篇《新木兰辞》的气质浓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弹词艺人的创演自觉和经验反思 |
| 第一节 艺术风格的成型与成熟 |
| 第二节 音乐语言的戏剧性开拓 |
| 第三节 艺人的自发性经验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评弹学者的文化自觉和理论操守 |
| 第一节 苏州评弹研究机构 |
| 第二节 理论研究和书谱出版 |
| 第三节 评弹研究的期刊阵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息传媒对文化遗产的弘扬 |
| 第一节 广播电台与苏州弹词的联姻 |
| 第二节 近年来广播书场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广播书场对保护和传播苏州弹词的促进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受众群体与弹词传承的全方位互动 |
| 第一节 大众听客的接受与反馈 |
| 第二节 文人墨客的雕饰与修书 |
| 第三节 国家政要的偏爱与扶持 |
| 第四节 票房雅集的实践与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 原样保护:艺术价值的凝结和递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核心体现 |
| 二、 能动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以发挥“人”的能动性为关键手段 |
| 附录 苏州评弹演变历史及名家流派形成大事年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