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繁荣带来我们的理性思考

一、文献纪录片的繁荣带给我们的理性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康雪嫣^[1]（2021）在《转借与并置：西方“新纪录电影”理念在中国》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西方纪录电影开始重新对待“虚构”这一表现手法,称之为西方新纪录电影。21世纪初,中国电影研究者开始了对西方新纪录电影的关注,进行了相关的译介与思考,在此之前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并引发了纪录片变革之路。本文以核心文献为基础,尝试重新勾勒西方新纪录电影的提出原因、演化过程及其中之学术论争,回答“西方新纪录电影是什么”;探讨“西方新纪录电影”这一理念进入中国的过程,研究新纪录运动时期的底层影像表达,理清西方新纪录电影与中国新纪录运动之关系;最后,将西方新纪录电影放置在中国当代纪录片史研究的历史脉络中,寻找西方新纪录电影在中国的发展与流变。文章首先分析了西方新纪录电影,即“new documentary”本身并不作为一种理论流派,只是纪录片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的类型的纪录片,向上可追溯至对直接电影的反叛,向下可衔接旅程式纪录片与电视真人秀的发展。其次探讨了中国新纪录运动时期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纪录片虽完成了虚构—非虚构—虚构的循环,但整体上存在滞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针对纪录片批评性话语造成的短暂混乱,深入探讨西方“新纪录”在中国的本土化,其中艺术手段的本土化是易于操作的,意识形态的表达却难以等同。对照“新纪录”在中西语境中的内涵,中国纪录片中的“新纪录”的“新”更多表现为纪录片的独立精神,但西方“新纪录”更注重“新虚构”,中国“新纪录”在创作理念上明显表现出“拿来主义”的倾向,在创作中,以直接电影为指导,却被冠以“新纪录”的头衔。此时怀斯曼神话在中国还未散场,这种大力推行长镜头、同期声、不干涉原则的创作手法被认为是中国的“新纪录”,造成误读。尽管如此,新纪录运动解决了中国纪录片“现代性落地”的问题,使中国纪录片创作很好地与市场接轨,纪录片创作从旧有的体系中解放了出来。2005年后,真实不再是纠缠不清的中心话题,多元化、市场化、国际化成为了发展的主题。

宋雪雁,贾沣琦^[2]（2020）在《视频类档案文献编纂研究述评》文中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环境下档案文献编纂的形式更加多样、成果类型更加丰富,其中视频类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逐渐增多。本文对国内视频类档案文献编纂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从视频类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概念、价值属性、与档案资源的相互关系、视频类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新媒体传播以及叙事策略与创作方式六个主题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明确了目前视频类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现状和概况,可以为未来视频类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刘怡辰^[3]（2020）在《近五年来我国院线纪录片研究》文中指出纪录片在我国长期担任着政治宣传的角色,但相对狭窄的拍摄视角使得纪录片发展相对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纪录片政策管控的松绑、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及国内观众视角的开阔,纪录片的创作与发展迎来了自己的春天。2012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爆全国,赢得了观众无数好评。这使得纪录片的创作者,看到了国内大量潜在的纪录片受众群体。伴随着电影行业的发展,纪实美学风格的院线纪录片应当有着自己的立足之地。近五年来我国的院线纪录片飞速发展,期间不断有优秀的院线纪录片作品涌现出来。伴随着我国院线纪录片的深入研究,院线纪录片既有政府政策扶持的优势,又有电影与电视纪录片双重夹击的劣势,院线纪录片的发展始终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本文以我国院线纪录片的生存现状为切入点,以近五年的院线纪录片作为样本范围来进行文献梳理、比较研究、案例分析。同时与院线纪录片的历史相对比,探讨我国院线纪录片的生存现状及桎梏所在,为我国院线纪录片的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从中国纪录电影诞生之初、到步履蹒跚的全面改革时期、直至二十世纪迈入拐点迎来发展机遇等不同时期,来梳理我国院线纪录片的历史发展流变。以史为镜,结合我国院线纪录片的历史,运用案例分析法从题材类型、创作主体、国际化探索等角度,来分析院线纪录片的生存现状。运用比较研究法,从叙事主体片面、融资渠道有限、观众选择被动与精品影片欠缺等方面,分析院线纪录片在发展中的不足之处。面对院线纪录片未来的发展与希冀,通过文本创作、传播媒介、受众心理等三个角度,来探讨符合我国院线纪录片发展的策略,以此来全面把握我国院线纪录片发展的完整风貌。

刘春晓^[4]（2020）在《人文历史纪录片多元价值及表现手法》文中认为人文历史纪录片在传播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自信、向世界展现国家形象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创新,更离不开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人文历史纪录片不仅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传播和弘扬,而且本身具有丰富的艺术性,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系统的梳理了中国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及人文历史纪录片展现的多元价值,同时选用从1958年至今的优秀人文历史纪录片为案例,结合影视艺术理论和影视叙事学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本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是行文的准备,主要介绍了人文历史纪录片多元价值及表现手法的选题理由、选题意义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阐释了本人对人文历史纪录片价值的理解,对后文的写作起到一个引导作用;第二部分主要对人文历史纪录片的相关概念做了界定、阐释了本文所用到的理论基础,并对人文历史纪录片1958年至今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总结;第三部分主要阐释了人文历史纪录片的本体价值为什么为史料价值,从时间、空间、人物三个角度描写了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史料价值;第四部分主要阐释了人文历史纪录片的核心价值为什么为文化价值,从表现传统中式生活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给人启迪指导生活四个方面描写了人文历史纪录片的文化价值;第五部分主要阐释了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关键价值为什么是审美价值,从意境美和真实美两个方面描写了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审美价值;论文的第六部分为人文历史纪录片多元价值的具体表现手法,从画面、声音和叙事三个角度对人文历史纪录片进行详细的分析,展现了人文历史纪录片从丰富多彩的画面和镜头语言到解说词、同期声、音乐音响的氛围浓厚的声音表达,再到多元化个性化的叙事视角、叙事时空和叙事结构的叙事策略。本文认为,人文历史纪录片作为中国纪录片市场数量多且质量好的纪录片类型,跟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日益成熟,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在展现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独树一帜的审美情趣方面有着其他类型纪录片无可比拟的优势。通过总结发现,人文历史纪录片对于我国历史的记录、文化的传播、审美的展现有着重要的作用,能深刻的体现出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有助于纪录片制作专业人士相互间的交流与了解,使他们更准确地把握人文历史纪录片创作的主流,丰富思想,对于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而创作出更具有价值的优秀人文历史纪录片。通过对人文历史纪录片价值的研究,人们对于人文历史纪录片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刻,进而对创作的人文历史纪录片作品带来一定的积极意义,使作品的价值在观众中更好地传播,从而使中国人更好的了解自己,使外国人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借助人文历史纪录片的艺术表达,更好的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王晨光^[5]（2019）在《新世纪以来山西文献纪录片研究》文中提出文献纪录片是山西纪录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其主要通过对历史的再现,来实现历史情怀与人文精神的表达,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新世纪以来,山西文献纪录片在制作上更趋精良,无论是对主题的把握还是创作手法的使用都日益多元化。对这一类型纪录片的整体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其在业界的影响力,也有利于充分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从而能使之更好地完成传播山西历史与文化的使命,达到照鉴历史、观照现实的目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新世纪山西文献纪录片的具体情况: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对象;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思路;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第一章主要对山西文献纪录片做出界定,简要概述了山西文献纪录片整体的发展状况,以及新世纪以来在创作上更加多样化的发展特点,并阐述所选的13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第二章探讨了新世纪以来山西文献纪录片的关注焦点,即创作者对题材的选取与主题的把握。纪录片最精华处莫过于其传达出的人文性与思想性,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同时也是作品表现的核心内容。第三章主要探讨山西文献纪录片,在新世纪以来创作方式上的转型特点,并举以个例具体分析。从早期单一化的叙事方式,到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趋向,文献纪录片创作手段的转型具体体现在:借鉴电影叙事方式、引入口述历史元素、运用“情景再现”三方面。第四章结合研究结果,梳理了目前发展中创作模式、传播渠道等方面存在的拘囿,也为山西未来文献纪录片的创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整合文化特色开拓更多题材、创办一档纪实栏目等等。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本文的探讨重点,对新世纪以来山西文献纪录片中文化的呈现与创作手法转型的研究,是本论文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季静^[6]（2019）在《国家记忆与南京大屠杀叙事 ——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叙事研究》文中认为2014年2月,中国将每年的12月13日确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自此,中国开始以国家的名义祭奠30万死难同胞。作为承载这段国家记忆的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影像载体,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在主题表现、话语方式、视听手法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拍摄制作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民族记忆与世界记忆的平衡,从而呈现出明显的言说转向。因此,对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建构方式及动力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此类题材的纪录片创作本身,还能通过对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过去”与“当下”之间延续与断裂的研究,勾画出集体记忆与媒介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绪论部分分析了作为集体记忆载体的纪录片在建构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方面的重要作用,阐释了“集体记忆”和“南京大屠杀叙事”两个核心概念,并阐明了选题相关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概述了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的流变,分别以1949年、1982年和2014年作为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三个时间节点。1949年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直接主导着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的建构。1949-1981年的三十余年间,在东西方冷战的世界大背景下,中国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不仅受到国家层面对外战略方针的制约,更在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国内政治格局下被湮没和扭曲。1982年,新中国第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诞生,这是南京大屠杀记忆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沉寂后重返公众视野。此后,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经历了“控诉罪行”、“寻证历史”和“召唤和平”为主要特征的三个阶段。2014年,中国设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国家公祭日”,并开始推动中国抗战记忆的国际化。自此,在“重建中国的二战叙事”的媒介叙事框架下,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在主体诉求、叙事方式和视听表达上均发生了转变,体现了南京大屠杀从民族记忆到国家记忆,再到世界记忆的明显的言说转向。按照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集体记忆的内容可以划分为具有工具性质的记忆的集体框架和作为具体内容的“过去”与“当下经历”。记忆的集体框架决定着集体记忆的内容和样貌。按此框架,第二、三章分别从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框架、纪录影像中的“过去”和“当下经历”考察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如何建构国家记忆。第二章结合亚历山大“文化创伤”理论,通过对纪录影像文本的分析来考察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创伤”框架的形成、维持与调整。集体记忆的框架是动态建构中的,使得纪录片在内容选择、主题表达、创作生产层面也随之发生改变。本章还专门论述了纪录片审美形态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影响。尽管纪录片的审美形态不会影响记忆的集体框架,但纪录片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会影响记忆的呈现方式和记忆的面貌,影响观众对记忆的记忆与接受。第三章从“过去”和“当下经历”两个方面论述纪录片文本如何形塑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通过解析纪录影像文本所采用的叙事模式、叙事视角以及意义生成,指出纪录片以“受难”主导话语,在对“过去”的呈现中捕捉和召唤创伤记忆,通过创伤投射和情感共鸣来建构关于“当下”的集体记忆。指出南京大屠杀记忆所面临的记忆困境,尤其是中日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当下之伤。纪录影像通过对情感记忆与历史事实的复调表征,借助“移情”作用,使南京大屠杀不仅在认知记忆,更在情感记忆层面被建构为“创伤”,促使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这份创伤并肩负起创伤带来的责任。从美学理念上看,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经历了从单一的“表述”到“表述/纪实/演绎”多元共存的嬗变过程。时至今日,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所显现出的“真实”,既不同于虚构类影像的“艺术真实”,也不同于历史史实,是一种被“被建构的真实”;既是涵括记忆与历史建构的呈现内容,也是实现其美学诉求的呈现方式。透过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人们看到的不是历史的镜像,而是“非镜像的记忆”。在结语中,提出中国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拓展方向,认为中国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应当跳脱出“控诉”和“驳斥”的思维定势,以更为多元的主体诉求,以超越国界的平等对话的姿态,在人类化叙事视角之下,进入到更为深刻的对人性、人类自身以及人类文明的关注与反思,方才是对南京大屠杀的深度书写与严肃叙事,才能在全人类意义上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肖楠^[7]（2019）在《政论专题片的文本与受众研究 ——以十九大献礼片为例》文中提出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新媒体已经对社会大众形成了难以避免的包围性力量,它以交互、即时、延展和融合的特性使信息的整合成为了可能,改变了以往单向的传播模式。公众参与互联网讨论的积极性不断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让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覆盖面和影响力大大提升。在此背景下,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联合中宣部,自2017年7月起推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法治中国》《大国外交》等七部十九大献礼政论专题片,讲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部署的决策过程,一改政论专题片“传者热受者冷”的尴尬局面,引发了收视热潮。本研究以政论专题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结合案例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和扎根理论,对近期央视播出的十九大献礼政论专题片展开深入研究。首先,笔者对电视专题片、政论专题片、献礼片、受众和受众行为、大学生群体进行了关键词界定,对叙事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进行了详细阐释,这能够帮助笔者建立起对于政论专题片的基础性、科学性认知。通过文献综述和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发现对于政论专题片这一类型影片的研究仍然处于描述性研究的阶段,带有浓厚的“成功学”研究色彩,也缺少针对性的受众研究,存在较大的研究发展和创新空间。其次,笔者采用文本分析法,从主题与叙事、影像与声音两大角度对十九大献礼片的开篇之作《将改革进行到底》展开分析,探究影片的特色之处。作为典型的思辨性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一改以往政论专题片的叙事模式,以多维度的叙事视角,内外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将宏观主题与微观主题相结合,讲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13亿中国人民攻坚克难进行改革的伟大实践进程。而在影像与声音层面,《将改革进行到底》灵活地运用了镜头、构图、光效和色彩等多种影像语言,借助解说词、同期声和音乐等声音元素,将影片中的观点与见解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观众眼前,为影片增添了感染力,打破了传统政论专题片说教性强、刻板保守的固有模式,从视觉和听觉两个维度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改革画卷。再次,笔者也采用了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选取了年龄在20-29岁的收看十九大献礼片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深度访谈,通过三轮资料编码和持续不断的备忘录撰写,笔者发现社会经验因素、符合习惯的期望、满足需求的期望、感知可靠性、感知易用性、期望满足程度、感知价值性、忠诚度和可替代性九个影响因素会对受众的收看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于收看前、收看中和收看后的全过程,并且各影响因素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笔者最终建构了收看十九大献礼片行为的动因模型,并进行了可靠性和推广度检验,这一模型阐明了受众在收看十九大献礼片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及其背后的动因,具有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特点,过去收看政论专题片的经历会影响我们的下一次收看行为,之前的思维也会间接或直接地反映在后续的行为中,该模型对于以十九大献礼片为代表的政论专题片的创作与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笔者将文本分析与受众分析的结论综合对比,在内容层面为我国政论专题片的创作提出了平衡叙述、符号化叙事等建议,政论专题片如果想要获取青年群体的更广泛关注,应该在呈现重大社会事件和现实问题的同时,更多地采用故事传播的手法,赋予传播符号特定的内涵,将故事、情感和价值融于一体,扩大与受众的认同空间,从而引发强烈共鸣。在传播层面,笔者则给出了仪式化传播、节庆化传播的策略建议,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已逐渐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政论专题片应当主动接纳信息技术的变迁,秉持着内容为王的原则,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播手段相融合,以创新思维打造媒体矩阵,发挥传播的叠加效应,激发受众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刻认同,让政论专题片走向世界,成为塑造国家形象、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晁晓峰^[8]（2018）在《新时期以来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修辞研究》文中指出作为纪录片家族中意识形态性最强、与政治关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文献纪录片具有弘扬主旋律、进行国族建构和社会整合的功能。修辞是语言发出者利用语言的选用和调整,以产生说服或认同效果为目标。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修辞是创作者通过选择题材内容、采用一定的创作策略、风格,组合使用影像视听语言,创作出文献纪录片文本,目的是使观众认同作品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本文认为,中国文献纪录片的主导风格是格里尔逊式和形象化政论。在中国文献纪录片多个发展阶段中,这两种风格以强烈的观点倾向性和兼容性较强的修辞策略,成为构建国家民族、塑造集体记忆、反映当代意识形态的有力形态。根据政治经济、媒体政策、文艺思潮等外部因素进行权力支点选择是进行政治修辞的必要前提和措施。本文将新时期以来文献纪录片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2年是意识形态的人文化呈现时期,这一时期创作者用“纪录”突破“汇编”美学,主要选用文化作为支点,利用纪录山川河岳进行国家民族精神的建构。1993-2002年受到纪实观念影响,以伟人题材作品为代表的这一时期文献纪录片利用平视的视角和故事化的讲述方式进行主旋律的弘扬。2003-2010年的创作思潮受到新纪录电影的影响,在重大历史题材和人文历史题材作品中充分利用情景再现等新虚构纪录手段,对历史进行当代的编织,完成符合当下意识形态的诠释。在政策的主导下,2010年开始,纪录片进入产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在对时代主题的反映中,非逻辑的论证这一政治修辞手段被广泛运用到“中国梦”、“反腐”等现实题材作品中,完成了当下国家主题展现的政治修辞。在纪录、诠释和论证三种政治修辞手段的选择中,每个阶段都体现出了不同的使用特征。它们的组合使用形成了文献纪录片不同的形态风格。它们内在的关联互动生发了文献纪录片的艺术性质。

侯曦^[9]（2016）在《文献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纪录片众多种类中的一个分支——文献纪录片担任了“历史名片”的角色,从衍生发展一直绽放着独特的魅力。在新纪录电影的影响下,中国文献记录片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特别是近年来文献纪录片的大量涌现。创作者想要在纪录片多产的当下“突出重围”除了要有新颖的选题视角,还必须努力挖掘叙事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国崛起》作为研究的对象,以叙事学为主要理论依据,将符号学、传播学、美学等其他理论作为支撑,并把《大明宫》、《新丝绸之路》、《故宫》等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文献纪录片作为参照,主要运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举例阐述了该片在叙事内容、叙事策略、叙事语言、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等方面的亮点,总结出其对今后文献纪录片创作的启示。首先,文章对文献纪录片的概念、发展概况、纪录片的叙事特征和叙事方式及我国文献纪录片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梳理、总结和研究。其次,在对其进行叙事风格的分析上从多维度的叙事角度、故事化讲述历史、主题性叙事以及哲理化叙事入手,又通过分析片中的运动镜头、动画特技、画面构图、音乐音效等完成了对该片叙事语言艺术性表达的研究。再次,从该片线性化叙事结构、“虚构”化表现方式、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对其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进行讨论,分析研究其在叙事过程中如何合理设置悬念,如何做到纪实与艺术的统一等问题。最后,文章经过对《大国崛起》的叙事研究,总结其对当下文献纪录片的启示。本文认为,传统的影像美学在新纪录电影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文献纪录片不再是历史的简单还原。《大国崛起》以大量的真实素材为基础,在尊重历史的原则上,采用数字动画,真实再现等丰富的叙事方式,并谨慎处理作品的细节,做到了纪实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为今后文献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王光艳^[10]（2016）在《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形式,纪录片担负着诸多重要功能：第一,它真实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用直观的影像为社会的变迁留存一份珍贵的档案；第二,它通过影像传递某种思想,进而影响受众；第三,它通过文化传播,促进不同地域人们的相互了解；第四,它属于文化产业,可以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第五,纪录历史与现实,最终目的是启迪未来。作为地方纪录片的代表,湖北纪录片创作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标本”价值。一、起步较早。早在1905年,湖北人谭鑫培就参与了中国第一部舞台纪录片《定军山》的拍摄。1911年,朱连奎在武汉拍摄了辛亥革命。二、水平较高。湖北创作的纪录片屡屡斩获国内、国际大奖。三、思想活跃。湖北纪录片导演的创作思想十分活跃,既有坚持传统的一面,也有部分思想引起诸多的争议。四、产业待兴。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部分,湖北纪录片的振兴尚待时日。因此,研究湖北当代纪录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认识湖北地区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成就,也有利于我们“解剖麻雀”,充分认识地方纪录片创作中的巨大能量。本文着力研究的是湖北当代纪录片,力图通过纵、横两条脉络来揭示湖北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和创作特点。整篇论文分为“绪论”、“上篇”、“下篇”、“结语”等四个部分,主干是“上篇”和“下篇”。绪论部分是全文的总体说明,也是全文逻辑思路的集中表述,说明了选题的由来、研究现状、研究方案与学术创新、有关概念的界定等问题。论文的“上篇”是湖北纪录片发展史研究,分为五章。第一章是湖北当代纪录片创作的“前史”,介绍从纪录电影的传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湖北纪录片创作的情况。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是“十七年”、“文革”期间、新时期、多元化时期的湖北纪录片创作。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纪录片的“谁拍摄／放映”、“放映／拍摄什么”、“通过什么渠道”、“谁观看”、“产生什么效果”的考察和研究,结合世界及中国影视的发展状况横向比较,构建基于传播学视野下的湖北纪录片发展史。这是历史纵向的湖北纪录片梳理。论文的“下篇”是湖北纪录片创作研究,也分为五章。依据纪录片的主题、内容倾向等把纪录片分成五大类,即：新闻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文献纪录片、自然科学纪录片、人文社会纪录片等,从第六章到第十章按照纪录片的类型分别论述。在具体每章论述中,分成本类型纪录片创作概貌、创作特点、个案研究、本章小结等几个方面,力图建构一个从历史到现实、从面到点的研究模式。从整体来看,“下篇”是横向的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结语部分是对湖北纪录片的若干思考,包括纪录片影像介入历史的意义、地域影像纪录与社会发展、湖北纪录片创作的启迪、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关于后续研究的思考等。需要说明的是,本人竭尽所能地将有代表性的、主流的湖北纪录片基本上都搜集在文中。但是,由于湖北纪录片在不同的年代,由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拍摄,数量很大,不计其数,很难收全。因此,难免有遗漏,后续的研究可弥补其不足。此外,在文末,还附录了《湖北纪录片发展大事记》和《湖北纪录片获奖作品名录（部分）》。通过这种的形式,期望读者可以很便捷地了解各个不同时期湖北纪录片的发展状况。

二、文献纪录片的繁荣带给我们的理性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献纪录片的繁荣带给我们的理性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转借与并置：西方“新纪录电影”理念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2）视频类档案文献编纂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3）近五年来我国院线纪录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人文历史纪录片多元价值及表现手法（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世纪以来山西文献纪录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家记忆与南京大屠杀叙事 ——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政论专题片的文本与受众研究 ——以十九大献礼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以来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修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献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献纪录片的繁荣带给我们的理性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借与并置：西方“新纪录电影”理念在中国[D]. 康雪嫣. 兰州大学, 2021(02)
• [2]视频类档案文献编纂研究述评[J]. 宋雪雁,贾沣琦. 兰台世界, 2020(10)
• [3]近五年来我国院线纪录片研究[D]. 刘怡辰. 河北大学, 2020(08)
• [4]人文历史纪录片多元价值及表现手法[D]. 刘春晓.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新世纪以来山西文献纪录片研究[D]. 王晨光. 山西大学, 2019(02)
• [6]国家记忆与南京大屠杀叙事 ——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叙事研究[D]. 季静.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7]政论专题片的文本与受众研究 ——以十九大献礼片为例[D]. 肖楠. 厦门大学, 2019(08)
• [8]新时期以来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修辞研究[D]. 晁晓峰.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5)
• [9]文献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叙事研究[D]. 侯曦. 重庆工商大学, 2016(01)
• [10]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D]. 王光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