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与文化互动——明清“道教与中国哲学”解读

一、儒道互补 文化互动——读《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论文文献综述）

姚珏^[1]（2020）在《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研究》文中提出明清时期是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的鼎盛期,它以独特的静态形制和动态活动而成为中国木雕艺术的经典之一,并体现出徽州先人的伦理观念、族群民俗、生态意识、信仰传统、艺术品格等文化形态,具有吉祥审美的象征符号意义和传承表达的基本特征。它以遮与露、高与敞、闭与通、隔与透的对照点画天井、厅堂、门窗、栏杆等处的木雕静态存在,以及民居木雕在制与用、造与赏、传与承等方面的动态活动。徽州民居木雕艺术就装饰母题而言,明代民居木雕以本土艺术为主,室内外木雕多为祥物,颇具汉唐之风,简洁大气;清代室外木雕多为镇宅之象,室内多为祥和之物,细密繁缛。就风格类型而言,徽州民居木雕艺术具有均衡开合、饱满律动、虚实相生、质朴本色等基本特征。徽州民居木雕图式内容分为意象表达为主,佐以符号隐喻。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的意象表现大多形成意境组合,或由一系列单个“心象”组合成多个迭加的审美想象意境。民居木雕艺术源自徽州人对“木”塑造立体“心”象,反映宅主们对“木”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思考结果的文化表达。民宅主人的主观情思寄托于具体的客观物象,观者与宅主意同象异,各见其趣。徽州民居木雕艺术具有深广的文化内涵和汇集着多路的文化信息,它包容着祖制家教、士族名门的礼制文化,阴阳相承、除凶纳吉的民俗文化,崇儒廉正、外朴内华的仕商文化,以及时空对应、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等,并以行善积德、孝仁祥和、近福远祸、光宗耀祖、繁衍兴旺、富贵有余等为表达的主题。历史上名门望族的隐逸造就了徽州地域的传奇,徽商经济的支撑促进了民居木雕艺术的繁盛,文人的纷纷介入使得善鉴书画的徽商在民居木雕设计中获得更多的灵感,文人体系融入庶民文化,俗雅相乘,自然、社会、历史和人伦文化被组织在民居木雕艺术的结构图式中,使现实世界和精神境界呈现在一个画面上,同时明清工匠艺人在“工”和“术”方面的手艺传承和不断精进,得以使徽州民居木雕艺术日益精湛,终成经典。近些年来,由于民居木雕艺术信仰的错位,传承密码的缺失,过度的开发性修复,以及异地重建之风的兴盛,使得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的传承困难重重。徽州人曾利用民居木雕艺术创造“桃花源”式的家园,舒缓精神压力,寄托热爱生命与生活的审美理想,以及借助艺术教化族人后代的做法等,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其浓郁的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已经深深融入国人的血脉之中,依然推动着当今的乡村美化和城市建设。

陈华^[2]（2014）在《关中传统民居石雕拴马桩审美研究》文中认为关中传统民居前的拴马桩石雕是民居建筑有机的组成部分,也是关中特有的民俗石雕艺术品类。民居前的拴马桩石雕不仅在现实平凡的生活中体现着其实用的价值,同时也在精神层面上承载着民居主人在特定的时空下对人生美好的诉求。关中拴马桩石雕被人关注只是近期的事情,然而,散落在关中民间的拴马桩石雕却以存在了何止上百年。关中是个独特的地方,看一看关中大地田野中那一冢冢隆起的黄土,踏一踏那伫立在护城河畔的古城墙,听一听那沧桑悠远的秦腔秦韵就会被关中这个地域独特的自然、人文历史所震撼。也许正是关中这一独特的历史厚重积淀,才使得民居中的拴马桩石雕的魅力直到今天才受人瞩目。关中历来被行政区划为三个地域,西安、东府和西府。拴马桩石雕艺术在关中三府地区都有遗存,以东府为最多。目前,散落在民间的拴马桩石雕主要是和被文化部门保护的古民居一起被保存了下来,大部分的石雕作品则被相关的组织部门收藏起来,其中有代表性的单位有澄城博物馆、关中民俗博物院、西安美术学院等。拴马桩以其独特的表现主题、丰富的表现元素、不拘一格的雕刻手法被人们越来越关注和追捧,在学术界也涌现出了相当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其审美视角下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发掘。任何一项艺术作品的审美研究都是对该艺术作品在欣赏者心理展现的生命本原状态的研究,审美研究是以作品的生命和人类生命为基点的研究。目前,由于拴马桩石雕在保护过程中对其“原境”的“消解”,拴马桩在现有的时空环境下并不能给观赏者展现其独特的生命意蕴,因此,文章把拴马桩石雕放置在传统民居的环境下,进而不断延展其生存的环境层次,最终希望对其表层符号体系表达的涵义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解读。论文从关中的地理环境、文化脉络、政权更迭、社会经济及社会风气等方面,首先梳理拴马桩石雕艺术产生的环境特点,在对其称谓、断代、分布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立足整体论的视角理出了关中民居石雕拴马桩产生的基本线索：柱础-门枕石-拴马桩。论文把拴马桩艺术产生的机理作为文章的基本逻辑延展,分别从黄土文化与石头文化、官雅文化与民俗文化、士文化与商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民居主人与石雕匠人五组辩证统一的矛盾入手,对目前被人们关注的拴马桩“人驭狮”造型、“胡人”造型等问题进行了审美视域下的解读。在对拴马桩石雕生命逻辑有了一个阐述之后,文章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释家文化三个文化符号系统,对拴马桩石雕承载的符号做了归类和整理,借此对其表达的审美文化内涵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把握。通过儒家文化的“山石情节”、“礼乐”文化及“桩眼”的视角,阐释了拴马桩石雕艺术的儒家文化内涵。关中地域和中国道教及道家文化关联源远流长,在关中地区沉淀出了厚重的道家文化基础。明、清道教在关中的“世俗化”倾向,造就了关中特有的民间中国“吉祥文化”符号成为拴马桩石雕最为丰富的表现元素。除此之外,马桩石雕作品无一雷同的特点,也许是道家的精神在石雕上的最好诠释。关中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为重要的地域,拴马桩石雕桩颈部几乎都使用了“须弥座”,这也是诠释佛教文化最集中的体现,此外,对佛形象的借鉴与经幢造型的比较上,都呈现出拴马桩石雕包涵的释家文化内涵。拴马桩石雕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让观者体味到其独特的生命意蕴,让人体验到美,这种审美的体验是以其特定的外在形式为媒介的,在艺术形式的层面上栓马桩依然体现着其特有的形式之美。来自北山之上的石材本身的特点,结合天圆地方的整体构架、对角线原则、多样统一原则,以及中国画写意风格的石雕技法等方面充分展现了栓马桩石雕作品的外在的形式之美。在关中历史的积淀下,拴马桩石雕作品承载着太多的文化元素,对文化元素体系的结构分析是真正把握其作品审美内涵的必要,也是进一步阐释作品审美风格的前提。拴马桩石雕的文化内容呈现出这样一个有机结构：儒家的历史沉淀、道家的现实追求、释家的逻辑借鉴。这三者有机统一在拴马桩石雕上,成为一个独特的地域民俗文化模型。在特定的文化内涵基础上,拴马桩石雕表现出多种审美风格：中和之美、实用的美、庄重的美、包容的美等。拴马桩石雕艺术在当今的文化环境及人们的心理需求层次下,其收藏现象折射出的是一种“羊大为美”审美追求。立足拴马桩石雕的视野,其蕴含着以“门-户观”及“天地人和”的内在审美生存内涵。借助这样的生命存在内涵,拴马桩石雕对“和而不同”的人生追求的诠释向人们诉说着关中民居里主人关于“人性”的理解。

朱晓鹏^[3]（2009）在《王阳明哲学与道家道教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哲学及整个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形成了儒道互补。但“儒道互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物或学派那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在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儒道融合互补、尤其是唐宋以来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传统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至明代社会中，一般士人和官宦大都已习惯于这种儒道互补、三教合一的状态，并自觉不自觉地使之成为了自己思想生活的重要背景，融入思考和行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这其中，王阳明是一个突出的典型。王阳明是明代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自称“出入佛老三十年”，其门人及史家也有不少关于王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出入佛老”、“五溺三变”之说，所以无论是就王学的出现和思想发展来说，还是就王学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而能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言，都与道家道教及其佛禅思想对其所起的巨大作用密不可分。可见三教合流、“儒道互补”正是他取得巨大思想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思想和性格的一个突出特质。王阳明思想性格中的这一特点，就与其家族文化背景及其对他的影响有着深刻的关系。因为在王阳明的先祖中，自有明以来数代祖先均儒道杂糅，富有道风，道家文化的影响一直时隐时显地呈现于王氏的家族文化之中，成为其重要的家族文化传统。受此影响，加上王阳明自身的思想、性格、个人际遇的因素，王阳明在少年时期就有种种“道缘”，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青年王阳明还经常有意识地去访求“道”、探讨“道”，如九华山访道、筑室阳明洞修炼养生术等。也就是说，青年王阳明这一时期与道家道教的关涉，已转变为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和明确的目的性的“求道”活动了。也正是王阳明所经历的这种“遍求百家”、“出入佛老”，经历了无数的苦闷和曲折的精神漫游，不但构成了阳明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而且对其以后成熟形态的思想格局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从王阳明的思想演变轨迹来看，出入佛老、迷恋道释似乎主要是其早年的思想经历，至“龙场悟道”前后，王阳明本人就已经颇有悔意，以为错用了三十年功夫，并对佛老有很多批评。但实际上，仅就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来说，王阳明不仅这前三十年的功夫不可能完全白用，就是在“龙场悟道”、宸濠之变乃至晚年讲学中，王阳明仍在各方面对道家道教思想多有摄取，这说明道家道教思想在王阳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如王阳明在龙场通过演绎易理，洞察天道自然之奥秘，并推天道以明人事，进而引向对人生的解悟，达到了“体常尽变”、“视险若夷”、“身遁道亨”的精神境界。阳明中晚期之隐所坚持的“以道进退”、“遁其身而亨其道”、“隐居讲学”、“隐居以求其志”等行为，正是融合儒道精神的表现。可以说王阳明一生始终有出世归隐之愿，它不仅已成为其一生的重要的生命实践，而且已被当作其一己生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已形成为一种可称之为其终生具有的“隐逸情结”。因此，我们通过研究作为儒学大家的王阳明与道家道家的相互关系，无论对于重新解读、研究王阳明思想学说，还是对研究历史上儒道关系的演化及实质、意义等，并据此寻绎出儒道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脉胳等，都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除了可以侧重于从纵向的时间流布中考察源流，揭示根抵，探寻在三教合流、儒道互补的历史思潮中阳明学形成发展的思想演变进程，揭示道家道教与王阳明思想及其后学的关系及其流变的各种事实和特点之外，本文还更侧重于从哲学层面上对阳明学与道家道教思想作横向的空间展开上的比较分析和义理、意蕴的阐发总结，以期对王阳明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的再认识和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丰富思想资源。阳明在哲学上最大的思想创设就是提出了其独特的“良知”学说，并进行了系统建构。因此，有关良知和致良知的思想自然成了贯穿王阳明成熟期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家道教的思想影响构成了王阳明的良知和致良知学说的一个重要维度。王阳明良知本体论学说的构建，除了吸取传统儒家的思想资源之外，他还积极地援引了道家的形上思辨来构筑良知学，使其良知学说在融摄三教的基础上达到了宋明理学的形上学高峰，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本体论转向，即向本体论的价值维度的转向，使形上学的关注焦点聚集在体悟内心的良知是否与天理同一、如何同一等问题上，由注重外在的天理流行的世界转向注重由内在的心灵体验所构筑的意义世界，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思想影响。在王阳明对良知本体的阐发中，还通过对道家有无之辨思想的吸收，不但深化了对良知本体的内涵的理解，而且展示了“有无之间”良知本体的多样性品格。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蕴含了不同的理论取向之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从而为王门后学的不同衍化甚至分裂埋下了理论的伏笔。王阳明通过有无之辨不但深化了其本体论的认知维度，而且塑造了良知本体的意义世界，实际上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价值之维，最终实现了本体论的认知之维与价值之维的统一，使阳明心学不仅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形而上的世界图景，而且展示了其所蕴含的昂扬的主体性精神和丰沛的意义世界，表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宋儒的本体论取向。阳明心学虽以“心”立说，但由于其以“良知”释“心”，故其心学实为良知学。王阳明将致良知作为其为学的主要宗旨。在认识论上，王阳明首先把“道”或“心体”看作是一个不可言说之域，这实际上王阳明是要求从“口耳之学”转进到“身心之学”，极力打破以往人们将说与所说不可避免地呈二元对待的结构，使心体与自我存在归于统一，并力图在这种统一中把握本体。进一步来看，王阳明的“身心之学”反对通过书册之知、见闻之知、口耳言语等一切外在性的途径去窥测本体，而是主张着实在自我的真切存在中以自我的体验、实际的践履达到对本体的把握。由此也展开了阳明对这种内外之别、己学与世儒之辨乃至儒释道之辨。可以说，从认识的对象和内涵上，阳明心学的内在化进路己由对外在的语义、文本和事物的对象性认识，转向为对主体自我的体认、内在本质的证悟，使认识与人的存在相统一、本体与境界融为一体。而对这种通过内在化进路实现的主体境界的追求，又构成了一条历史悠久、意域深广的内在超越之路。中国这种以内在化进路为特征、追求内在超越的哲学传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中国哲学传统中也存在过度内在化的倾向，而过度的内在化不仅使真正的对主体的自我认识乃至自我的内在超越难以实现，反而会扼杀了人的主体性存在，走向了纯内心的自省和完善，完全弃外绝事，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这一点，无论从道家的杨朱学派极度的自利主义，到王门后学中过度追求自我内修、自由适意而给肆意放纵、放弃社会、伦理责任提供了方便之门的倾向中，都不难以发现其弊端。古典儒学特别是宋明心学中包含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传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在精神上和气质上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如他一生中几个重要转折点上都有僧人、道士、方外异人出现，他始终对道教所怀有的特殊的关怀和情感，在阳明洞天长时期的静坐修炼及其神秘体验，“龙场悟道”时长时间的终日默坐澄心、求诸静一。所以《传习录》里还记载了很多王阳明与弟子等讨论静坐功夫与觉悟本体的关系和方法等的记录。对于王阳明来说，静定既是一种修养工夫，也是一种心性本体的境界，通过静定的修养工夫，可以证入形上的心性本体，洞见超越一切表象和有限的本体存在之域。所以陈来认为，从王阳明哲学与神秘主义的这种关系，可以进而确认以孟学标榜的宋明心学的发展确实容纳了一个神秘主义传统。神秘体验不但是这一派直觉体验、超凡入圣的基本进路或工夫之一，而且为这一派的哲学提供了一个心理经验的基础。而宋明儒学的神秘主义传统的真正起源不是在儒学系统之内，而应是儒学系统之外。具体地说，这种神秘主义应主要承续于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厚的神秘主义文化传统的道、佛两家的影响。因为仅就道家而言，其以静坐体认为主的神秘主义传统的确是十分深厚的，并构成了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思想特质，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王阳明早期对道家道教是抱着基本肯定和仰慕态度的，那么中后期的王阳明已对道家道教树立起了一种批判的审视态度，但这种批判主要是对道教的成仙、长生、个人解脱及道家的无为等的否定。王阳明后期明确主张“养生”与“养德”的统一，认为“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主张通过对作为德性自我的“真己”的养护达到养生，这就是“吾儒自有的神仙之道”，并进一步提出了道德与生命的统一问题，体现了其儒家道德主义的基本立场。此外，王阳明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阳明学中“良知”的自然展开，“知行合一”、“体用不二”、“万物一体”的理论特点又形成了其学说“立体达用”的逻辑架构，体现了其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淑世济民的实际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追求，并进一步使之成为其展开儒道之辨、儒佛之辨的重要判据。可以说，王学会通儒道释，在道德价值上归本儒学，在人生志趣上富有隐逸情结、深契道家人格，融合成了其思想史上独特的“这一个”。总之，对道家道教思想的吸取正是推动王阳明不断走出“遍求百家”、“出入佛老”的思想困境、走出朱子理学的局限，最终创建自己的心学体系以及不断超越自身的一种深层思想资源和重要动力，是支撑他中后期走出龙场远谪、宸濠之变等“百死千难”的生命困局的重要智慧，也为王学能够成为适应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需要，预示着新的文化思想变革的一代显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在吸收道家道教基础上形成的王阳明思想学说，具有和道家一样极其开阔的胸怀、兼容并包的多元视野、昂扬的主体性和自由独立的精神，这些精神气质极大地高扬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不但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重要思想源头和精神动力，而且也必将对中国哲学进行更好的自我理解、走出目前所谓“合法性危机”提供很多启思，成为形成现代思想文化的融合创新机制的有益资源。同时，道家道教的思想影响也有消极方面和局限性，阳明就对其有深入的揭示和批判，阳明后学中极端的自由放任、空疏不实之弊，也或多或少与其有关，阳明学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应该引以为戒的。

张雷远^[4]（2008）在《《红楼梦》家族文化探赜》文中研究指明《红楼梦》的文化研究,在清朝道光年间已见端倪。多年以来,众多的前辈时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纵观这些文化研究,多是从文化现象上介入,很少从文化构成上来剖析《红楼梦》的家族文化特质。针对这一问题,本论文立足于《红楼梦》文本,在文化学的视域上,对贾府家族文化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进行一番力所能及的剖析。主要运用文化学、哲学、文艺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当代文化语境下,拟从血缘宗法制、封建家长制、儒道互补、家国同构四个维度来探讨《红楼梦》的家族文化。《红楼梦》是一部描写封建家族盛衰史的文本典范。作者曹雪芹用春秋笔法如实地描写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盛衰史,尤其将笔触重点放在贾府兴衰荣辱的整体观照上,并对其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反思和批判,概括了贾府家族文化所呈现出的文化特质。贾府集官僚、庄园主、贵族、皇亲国戚于一体,是《红楼梦》所描写的最具代表性的封建家族典范。在它身上包蕴了封建家族文化的一系列表征。在贾府,父系血亲、男尊女卑、嫡庶有别、长幼有序、主奴分明的血统世系等,就呈现出了血缘宗法制文化的原初特征;在至高无上的贾母身上,我们看到了封建家长制的文化范式,这是封建家族文化的主旋律。同时女性专权,男家长隐退,是贾府家族文化的独特范式;宁府弥漫着浓烈的道教气氛,是道教在现世中的象征;荣府充满着强烈的儒家氛围,是儒家在人间的折射。贾府呈现出了儒道并举,玄礼双修的家国同构文化特质。最后,本论文通过对贾府家族文化的剖析,归纳出贾府家族文化衰败的成因及其与封建末世文化的内在关联。我认为贾府家族文化衰败的成因在于,一是血缘宗法制文化固有的自我封闭性,引发了家族文化上的内外交困;二是贾府子孙不肖,导致了道德的沦丧与文化失范;三是大观园文化的兴起,引起了文化碰撞。三者交互作用,共同导致了贾府家族文化的衰败。由此,我进一步地认为:贾府家族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凝缩;贾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由家文化到国文化,由贾府到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存在着映射机制。这也是《红楼梦》的家国同构思想。

方国根^[5]（2004）在《儒道互补 文化互动——读《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文中提出

高益荣^[6]（2004）在《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文中研究说明元杂剧是指在13世纪中叶，以宋、金杂剧为基础，融合说唱、音乐、舞蹈等艺术而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样式。它是我国戏曲成熟的标志，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谓“以歌舞演故事”的真正戏曲，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反映了13、14世纪中国广阔的社会内容，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征和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形象，全方位地展示了元代社会的多个方面，真可谓是元代文化的“活化石”。在艺术上，元杂剧也取得很大成就，它与唐诗、宋词一起，大大丰富了我国抒情文学的宝库。同时，它独具风貌的叙事艺术和叙事精神，又把我国古代叙事文学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峰。通过对它的文本解读，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社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反过来以审美文化的视角透视，更能发现它丰富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情趣。 论文由六章构成。第一章绪论，从“文化”定义入手，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及中国戏曲文化的构成和精神，元杂剧的文化阐释的审美意义，论述了这一选题的现实意义。第二章是本文用力较大的文字，突出从文化因素上探索元杂剧繁荣的原因。分别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与融合，“书会才人”与“勾栏艺人”的联手的社会背景和元代开放、宽松、多元的文化环境，以及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等方面揭示出为什么戏曲艺术在元代走向成熟的原因。第三章主要探讨以元杂剧为主的元曲所表现出的与传统文学观念不同的反传统精神，文章试图将元曲放在中国文学理念的悠久历史长河中以显示元曲背离传统文学观念的奇特的文化特质。第四章对占有元杂剧四分之一的爱情婚姻题材的戏曲进行文化透视，分别从才子佳人剧、士子妓女剧、人神之恋剧、负心婚变剧等不同类型戏曲的分析中以显现元杂剧与传统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的异同，尤其对名剧《西厢记》作了个案的详尽分析。第五章重点从元代书会才人“弃儒归道”的无奈心态的角度对神仙道化剧作了分析。传统文人的人格结构中都是儒道互补，儒家人格理想使他们积极入世，而道教则是他们在理想不能实现时的精神安慰剂。神仙道化剧恰恰是表现了元代书会才人这种人生无奈的抉择。第六章主要对历史剧作以文化阐释。元杂剧中历史题材的剧作很多，故先对现存162种元杂剧的故事来源作了一番分析，对历史剧进行界定。然后又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英雄之歌”、“文人心灵历程的艺术展示”等方面展示出元杂剧历史剧是“以史写心”——借历史表现现实作了阐释，进而又分析了元杂剧历史剧繁盛的原因。最后又特意从对比角度将史传文学的奠基之作《史记》与中国戏曲的奠基之作元杂剧进行了比较，以探寻史传文学与戏曲间的承继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文化”的探讨、以及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一直是一个热门。但文化的含义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使用“文化”概念主要是指狭义的，即在精神层面的，从审美的、道德的、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通过对元杂剧文本的解读，显现元杂剧的思想意蕴和作者的心态与人格特质。 2、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精神就是在儒道互补的文化土壤里派生出来的，在人与天的关系上重视人道，而轻视“天道”，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的社会现实关系，重视以血缘为纽带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群关系，用“礼仪”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戏曲，其躯体必然有其母体的胎记。中国文化是中国戏曲文化精神的灵魂，反过来中国戏曲又是中国文化通俗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儒、道、释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铸造了中国戏曲的基本精神。 3、元杂剧是在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互相冲突与融合中走向繁盛。蒙古人的草原文化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和传统观念，形成传统文化思想上的断裂，草原文化的异质又给汉族旧文化带来新的气息，从而为杂剧的繁盛创造了文化上的基础。 4、元初统治者废除科举制，使文人社会地位下降，他们迫不得已走向市井勾栏，成为了“书会才人”，从而提高了这种原本文化品位粗俗的勾栏艺术，使之在文化艺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书会才人又往往与勾栏中色艺双绝的艺人关系密切，相互欣赏，共同合作，这便是杂剧艺术走向繁荣的内在因素。 5、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突破“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毫无掩饰地表现爱情（包括情爱、情欲、性爱）。二是突破“主文而诱谏”等传统观念，毫无忌讳地揭露批判社会现实，深具“蒜酪”味。三是突破“治国平天下”等传统观念，表现看破功名利禄、陶醉隐逸生活的人生理想。 6、才子佳人爱情剧表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理想，也反映出他们在现实中不得志的辛酸，更多借爱情来慰藉受伤的心灵，故此类剧中更为闪光的形象往往是女性形象。大多作品对她们复杂细腻的心理特征以及独特的个性行为的展示，从爱情、家庭、婚姻等关系中描绘出一幅幅带有元代市民新观念的爱情婚姻风俗画，表现出新的爱情观，揭露和抨击了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封建伦理的腐朽性和虚伪性，肯定了追求爱情是天赋予人的

秦海滢^[7]（2004）在《明代山东教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将教化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历史现象根置于明代山东区域，来探讨教化所体现的区域特征及其文化精神。本文突出之处是不仅仅局限于明代教化政策的研究，而且还注重从民众生活的角度考察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从而更深刻揭示教化的真正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共分绪言、正文、结论三大部分，正文部分共四章，其中第三和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 绪言包括研究角度、探讨问题、研究现状和所用资料的分析。该部分需要对统领全文的魂—教化的定义，进行界定。第一章，明朝时期的山东社会与教化。在展开正题之前，需要对明以前山东社会基本状况有所交待，重点是论述明代山东教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从中体现明代山东教化的动态变化。 第二章，教化的执行主体。官员、里老、乡绅、宗族等作为明政府教化的主导力量，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决定了其对教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文中既注重对教化主体参与形式及其心理动机的论述，又注重分析他们之间的关联程度。还有一点我们不能混淆，乡绅、里老、族长作为地方上的教化主体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界限，有时一些官员致仕后既是乡绅，又是族长或里老，但无论他们扮演何种社会角色，从教化的层面上讲，他们均是明政府教化的代言人。第三章，教化的措施及其实施。明政府通过学校教育、旌表、基层社会控制等措施加强了人才的培养和促成了民众自发向善的心理动机的形成，但有关资料表明教化制度与地方社会仍然存在差异，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通过对明代山东各种教育形式列表进行统计和比较可以发现各种教育设施的建立时间与教育制度存在差异，城乡分布以及受教育人群比例上存在不均衡性。其二，明代旌表范围及形式的扩大使得明代山东也出现了民众自发行善的现象，但是社会地位决定了上述行为的出现还要受民众自身经济条件、心理动机等因素的支配，<WP=4>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夸大了旌表制度在民众实际生活中的可行性。其三，明中后期山东各地乡约、保甲等组织的出现以及民众信仰的多样化表明民众自治倾向及其与国家制度共存的现象。其四，士大夫在礼俗文化的融合中起到了一定的传播作用，但是由于民俗随意性等特点使得明代中后期山东社会风俗与国家教化存在某些差距，需要说明的是民俗的传承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社会控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民众实现自我教化和管理的一种行为方式。此外，山东人才的流动和民俗的传播又体现了上下层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互动与教化的影响。第四章，教化的冲突与认同。由于民众的价值评价与选择标准不一，决定了他们道德认同的意向结构与道德实践的行动结构与教化制度存在某些冲突。但是传统社会教化制度之下，冲突与认同又总是不断融合的过程。本部分主要在史料基础之上运用哲学中关于社会理想的理论对教化的冲突与认同的原因及各自表现形式分别加以论证。这是本文的升华部分。第五章，区域整合与教化精神，是全文的总结。在上述各章节具体考察的基础上，合理把握教化的整合作用及其文化精神对当时社会乃至今天的影响。关于教化精神及其评析是笔者针对传统研究往往强调教化的负面影响而提出的见解。传统社会教化制度之下，统治者对于民众的强制性灌输使得道德教化成为让人不得不接受的信条，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但是，通过对山东区域以及与全国其他区域的横向和纵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明代山东在教化方面既具有时代性特点，又有一定的区域特色，从中说明了教化的过程也是国家对区域社会不断整合的过程，是上层社会价值观念与下层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价值模式。其中教化所培养的宽容、诚信等优良的道德品质，仍对今天具有借鉴意义。

二、儒道互补 文化互动——读《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道互补 文化互动——读《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论文提纲范文）

（1）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关中传统民居石雕拴马桩审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王阳明哲学与道家道教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红楼梦》家族文化探赜（论文提纲范文）

（6）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山东教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儒道互补 文化互动——读《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论文参考文献）

• [1]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研究[D]. 姚珏. 东南大学, 2020(01)
• [2]关中传统民居石雕拴马桩审美研究[D]. 陈华. 西北大学, 2014(12)
• [3]王阳明哲学与道家道教关系研究[D]. 朱晓鹏. 华东师范大学, 2009(12)
• [4]《红楼梦》家族文化探赜[D]. 张雷远. 青海师范大学, 2008(06)
• [5]儒道互补 文化互动——读《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J]. 方国根.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 2004(06)
• [6]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D]. 高益荣. 陕西师范大学, 2004(04)
• [7]明代山东教化研究[D]. 秦海滢. 东北师范大学,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