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市城镇居民消费趋势变化调查分析

一、淮北市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调查与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孙语圣,李淇^[1]（2020）在《现当代淮河流域居民生活之变迁研究（1949～2009）》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淮河流域人民生活条件虽有改善,但总体仍相当困难,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相较而言,城市职工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受重大政治运动和经济困难干扰相对有限。改革开放以来,淮河流域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特别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较大改观,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不断增长,消费方式出现结构式变化和提质式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近30年,淮河流域人民生活状况受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多种因素影响,情况曲折复杂,改革开放后逐步稳定、有序、增量、提质,总体呈现从单调、贫乏到多元的发展趋势。

胡俊^[2]（2020）在《安徽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国自2009年开始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2011年建立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于2014年将两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式进行了统筹。作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运行10年来,取得了一些成就,补上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短板,有助于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使得基本养老保障的权利可以被全体人民平等共享。然而,在制度不断运营的过程中,很多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居民缴费水平较低和保障水平不高这两个方面。缴费水平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不完善、激励效应不明显,是其中原因之一。如果城乡居民缴费水平不能提高,即使不断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难以承担起养老的重任,因此如何激励城乡居民提高缴费档次和长期缴费非常必要。本文以安徽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居民参保缴费现状及其缴费激励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4-2018这五年间安徽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安徽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平均缴费水平位于缴费档次的最低两档之间,缴费水平确实偏低。紧接着通过对安徽省各地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的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安徽省各地市实施的缴费激励政策存在差异性较大,各缴费档次补贴政策和基础养老金增发补贴方式欠科学以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息水平偏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现行的长期缴费激励政策吸引力不强,多缴多补政策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且由于个人缴费账户较低的计息水平导致个人账户面临着隐形损失,同样影响了多缴多补的激励效应。在选取安徽省三个典型地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的政策以及个人缴费效果进行横向以及纵向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挖掘了目前安徽省缴费激励效应低下原因主要有居民对激励政策的了解度偏低、自愿性的参保缴费制度影响了缴费激励机制发挥效用、制度的公信力的缺乏以及居民的有限理性限制了对高档次缴费的偏好等,这些原因导致了安徽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难以起到促进居民多缴长缴的作用。由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影响着居民们的参保行为,为了更好的发挥缴费激励机制的作用,必须优化基础养老金确定和调整中的缴费激励政策,基础养老金的确定与调整应当与全部缴费年限挂钩;在提高最低缴费档次的基础上优化居民缴费补贴激励;建立金融激励机制,确保个人缴费积累保值增值;加强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缴费激励效应;加大居民养老保险财政投入,为实施缴费财政激励提供保障;拓宽养老基金投资渠道,为实施缴费金融激励打牢基础。

王沁^[3]（2020）在《耕地生态补偿测度和分区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文中提出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性资源,中国以“占补平衡”为核心的耕地保护制度,实际操作中存在“总量动态平衡”的本质目标未实现而导致耕地质量、生态失衡的现象,亟待调整。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理念为新时代耕地保护指明了方向,而健全耕地补偿机制是其重要途径。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开展耕地生态补偿和分区研究,是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性工作,从而促进区际公平、协调发展。本文从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价值出发,先后回顾梳理了国内外对于生态足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理论的概念变迁与研究进展,构建了跨区域耕地生态补偿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靶区,选取41个地级市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采用改进的三维生态足迹范式评价研究区耕地生态状况,运用生态盈余/赤字指标来判断区域耕地资源生态状况,并引入足迹深度概念表征人类对耕地存量的占用。基于耕地自然属性,核算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选取恩格尔系数、人均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进行系数调整,从而测度各地级市的耕地生态补偿总量与补偿优先级,从时空维度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长三角为例,开展了生态补偿分区研究,研究发现:（1）生态足迹研究可反映区域自然资源的供需差异,为缓解地区间生态利用与发展权利不平衡现象而进行的生态补偿提供理论依据,改进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反映了各地实际消耗的耕地生态生产力,足迹深度概念将视野由流量拓展到了存量维度;（2）长三角耕地生态整体呈小幅盈余,苏皖优于沪浙,各地级市承载状态分布不均衡,但耕地生态差异趋于缩小,承载状况有一定改善;（3）苏皖为耕地主要“生态受偿区”,沪浙则为“生态补偿区”,安徽省内部异质性显着,区域内受偿与补偿总额均呈增长态势,整体存在生态消费转为生态服务之趋势。最后,根据耕地生态补偿分区提出相应启示:一是要内部调剂,对口合作,缩小地区差距;二是鼓励多主体参与,探索市场化补偿运作机制;三是补偿方式的多元化,促进区域内要素流动;四是以一体化区域为推手,多点带动,拼图式形成覆盖全国的市场化、多元化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胡美娟^[4]（2020）在《综合福利视角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演化过程、机制与路径优化》文中提出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统一体,如何协调二者关系,减轻生态压力与环境污染,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和生活品质一直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面临的热门话题。由于长期依靠自然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系统已经从“空的世界”进入到“满的世界”,自然资本开始变得绝对稀缺,阻碍了人类福利的有效提升。当前,经济发展不能依靠更多的资源环境消耗来提升福利水平,只能依靠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维持或优化人类发展现状,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以长三角41座城市为研究单元,借鉴福利经济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效率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等为理论基础,着眼于福利评价体系的改进,从综合福利视角出发,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网络NSBM-DEA模型、空间自相关、结构分解模型、LMDI模型、面板灰色关联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脱钩效应、空间变差函数、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门槛面板回归模型等多种地学统计和数理方法,分析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化格局、过程、机制及路径优化。研究突破了以往基于生态效率的二维发展模式,向自然消耗、经济增长、人类福利组成的三维模式过渡,同时也实现了从弱可持续发展范式向强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弥补了生态效率在社会维度上关注的不足,彰显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符合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美丽城市建设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诉求。论文以资源环境压力、综合福利的测度与分析为基础,以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增长、综合福利的时空关系与效应为前提,遵循“要素测度与评估——要素时空关系——格局特征——演化过程——模式总结——机制提炼——路径优化”为主线,探究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过程、驱动机制、模式及路径优化。全文研究内容共包含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为基础理论部分,介绍全文研究背景、目标与意义、主要内容与方法、技术路线、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相关理论基础、研究框架构建、区域概况等。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部分,包含第四、五、六章,综合评判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要素时空特征及其演变机理、要素时空关系、演化格局及过程、发展模式、投入产出要素冗余分析及改进方向。第三部分为第七章,分析生态福利绩效驱动机制、综合效应及优化路径。第四部分为第八章,阐述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创新之处、不足与展望。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呈现逐渐上升态势,其增长速度大体可划分为快速增长期、中速增长期、缓慢增长期三大阶段,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分异格局;经济欠发达的边缘地区压力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发达地区,存在“追赶效应”,经济增长是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增加的直接效应。（2）长三角地区城市综合福利、经济福利、社会福利水平均呈现不断上升态势,受到环境质量影响环境福利出现了显着下降,制约了综合福利的优化提升。空间上呈现自东南向西北地区持续降低格局,空间差异逐渐缩小,趋于均衡化发展。（3）经济增长充当了资源环境压力与综合福利的中间变量和工具,架构起资源环境压力和综合福利水平关系的桥梁,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反馈。（4）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值总体不高,受福利水平和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强度的相互影响出现时升时降现象,波动频繁;大多数城市实现从中低绩效水平向较高级绩效水平转化,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低生态福利绩效爬升,总体呈现由“中间低、四周高”的盆地特征向“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演化,空间极化效应减弱。少数城市进入到可持续发展模式,然而大部分城市仍然陷入资源投入过度、绿色福利产出不足的漩涡。（5）长三角区域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变化受到经济增长方式、城镇化发展模式、城市规模、消费、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环境治理成效、区域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与抑制、促进与抵消、调节与响应等多维效应的综合影响与相互作用,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溢出效应和时间上的门槛效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共同驱动着区域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格局演变。最后根据一系列实证分析,针对如何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陈莹^[5]（2020）在《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增长速度已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7%的中高度增长,依靠规模扩张、要素驱动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由此,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资源驱动”的规模速度型转向“创新驱动”的质量效率型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淮河生态经济带是我国第四个新经济增长极,由于长期缺乏淮河流域统筹规划导致经济发展滞后、产业层次不高,2018年10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指出“改善淮河流域生态环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产业转移和升级的重要引擎。以创新驱动有效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要将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战略发展状况的指标纳入为创新驱动发展测度体系的重要构件,并以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测度体系,使其成为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航向标”和“紧箍咒”,从而精准地找到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发力点,有助于淮河生态经济带更好发挥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对引导政府相关部门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创新发展理论和测度理论基础上,引入DPSIR模型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然后选择包含序关系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变异系数法的单一测度方法集,利用基于Gini准则的组合测度方法对2012-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省辖市的创新驱动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根据测度结果分析其动态演变过程,这为促进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进一步从宏观视角把握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空间布局,为统筹推进区域间创新驱动协同发展、解决区域失衡问题提供有力参考,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探究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区域相对差异、演变态势以及差异形成的来源;为缩小创新驱动发展的区域差异,探究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选择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空间特征以及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识别出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对促进淮河生态经济带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通过对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可以为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本研究主要研究结论有:（1）在样本考察期内,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省辖市及总体的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现象,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分布格局,区域差异显着;（3）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不均衡程度不高,但区域差异有缓慢增大趋势,此外,区域间差异是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总体区域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4）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中,解释力强度最高的影响因素为对外开放程度,其余依次为非市场化程度、劳动力资本、政府创新支持力度、城市化水平。

王军萍^[6]（2019）在《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现状与对策研究——以淮北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安徽省淮北市城镇居民的体育消费现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对该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与体育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周敬文^[7]（2019）在《安徽省住房价格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住房具有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具有高价值、高成本的特点,是居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中,居民通过出租和投资住房等市场手段影响自身的收入水平。在宏观消费理论中,居民财富水平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因此,住房价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个值得关注的课题。鉴于消费受消费文化、消费环境等区域影响,笔者把研究区域定位于安徽省。当前,安徽省平均住房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上涨趋势,但安徽省居民消费率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些现象引起了安徽省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正确认识住房价格和居民消费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促进住房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又有利于解决当前安徽省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问题。在以前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学者们把财富效应定义为住房价格变化引起居民消费同向变化的现象,把挤出效应定义为住房价格变化引起居民消费反向变化的现象。根据研究对象、实证样本以及实证方法等不同,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背景下得出住房价格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的结论。然而,在先前的研究中,学者基本都是通过宏观消费理论为研究基础,没有利用微观消费理论进行探讨,因此缺乏相应的微观分析;其次,学者很少考虑住房价格的绝对水平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决策的意义并不相同。为补足上述先前研究的薄弱之处,笔者以微观消费理论为研究起点,分析住房价格在双重效应下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并且通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住房价格进行修正,以修正的住房价格表示居民面临的具有消费决策意义的住房价格。在微观视角中,以住房价格上涨为例,笔者考虑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下住房价格上涨对居民预算约束线的影响,分析不同状态下各个居民效用均衡点上居民对其他非住房商品组合消费数量的变化,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住房价格上涨可以通过替代效应促进居民消费;第二,住房的财富效应通过产生正的收入效应促进居民消费,挤出效应通过产生负的收入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在宏观视角中,笔者以住房价格为冲击源,通过绝对收入消费理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研究如何影响居民消费。随后,笔者利用安徽省住房市场和居民消费的历年数据,对安徽省住房市场的建设投资和居民消费现状进行了现实分析,并结合居民可支配收入,对二者进行初步比较分析。在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把居民划分为拥有住房的居民和没有住房的居民,用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修正住房价格,通过理论推导得出居民消费和修正住房价格呈现U型关系,并且构建了以不同的市为截面、时间跨度为2011-2017年的安徽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现了消费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统一,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仅考虑住房价格因素,居民消费与住房价格二者呈二次函数关系。按照历史数据,住房价格一直保持上涨趋势,对居民消费先表现出挤出效应,后表现出财富效应。这种社会波动趋势将先使居民消费减少,之后虽然在总体上促进居民消费,但此时对收入水平低的居民而言,未必会增加该类居民的居民消费。如果出现促进此类居民的居民消费的情况,也是在该类居民逐渐放弃住房消费需要的基础上,这会引起社会上居民对贫富差距的不满,不利于社会和谐。第二,当考虑居民收入的影响时,居民消费与修正住房价格二者同样呈现二次函数关系。按照历史数据,虽然大多数的居民面临的修正住房价格呈现减少趋势,但仍有时候出现增加的趋势。当居民面临的修正住房价格从大到小时,其对居民消费先表现出挤出效应后表现出财富效应,而当居民面临的修正住房价格从小到大时,其对居民消费也是先表现出挤出效应后表现出财富效应。根据笔者分析,前者社会变动趋势较后者是更优的选择。第三,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两方面,一方面自身单独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与住房价格转化为修正住房价格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最后,笔者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黄莉^[8]（2019）在《安徽省居民农产品消费系统氮磷流动环境影响分析》文中指出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污水、固废以及生活粪便等,造成了环境一系列问题,氮磷在人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其过量排放引起的湖泊富营养化、酸化和全球变暖,其中居民农产品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氮磷流动所造成的环境影响问题较为突出。本研究基于元素的物质流分析方法和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相结合,以居民农产品消费系统包括畜禽屠宰初加工、作物初加工、城镇居民农产品消费和农村居民农产品消费为研究系统边界,构建了居民农产品消费系统氮磷环境影响分析模型,并以安徽省为例,从时间和空间方面分别刻画了安徽省居民农产品消费系统氮磷流动造成的资源消耗、富营养化、酸化和全球变暖等环境影响,同时比较了不同子过程中氮磷物质流动对各类环境影响的贡献,并且基于磷资源总量削减和减少氮磷排放的优化调控方案,为减轻环境影响,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和决策依据。从时间方面来说,分析了1990年至2015年安徽省居民农产品消费系统氮磷流动环境影响。结果表明:（1）1990年至2015年,居民农产品初加工磷资源消耗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猪的磷资源消耗比例总体上大于牛和羊,2005年比例最高为10.23%,1990年比例最低为4.19%。（2）1990年至2015年,农产品初加工废水中产生的富营养化潜力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其中畜禽屠宰对环境的富营养化贡献远高于农作物初加工,2000年所占比例最高为91.05%,2015年所占比例最低为83.41%。（3）1990年至2015年,农村居民农产品磷资源消耗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农产品磷资源消耗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城镇居民对谷物的磷资源消耗比例较高,1990年比例最高为60.93%,2005年比例最低为41.69%。（4）城镇居民农产品消费引起的环境影响主要是城镇固废引起的全球变暖,所占比例基本上保持不变,为97.01%;而农村居民农产品消费过程中,生活固废、生活污水和生活粪便都有影响,且富营养化、酸化和全球变暖影响突出。从空间方面来说,分析了2016年安徽省各市居民农产品消费系统氮磷流动环境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阜阳市农产品初加工所消耗的磷资源消耗量最多,各市畜禽初加工磷资源消耗量远小于作物初加工磷资源消耗量,其中黄山市畜禽初加工磷资源消耗量所占比例最高为30.34%,马鞍山所占比例最低为5.10%。（2）阜阳市和宿州市居民农产品初加工所引起的富营养化程度最严重,分别为5.0×105kg PO43--eq和4.0×105kg PO43--eq,各市畜禽初加工富营养化贡献率远大于作物初加工,其中黄山市比例最高为98.47%,淮北市比例最低为65.69%。（3）阜阳市居民农产品消费过程中的磷资源消耗量最大,达到2.8×103吨,各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农产品消费中磷资源消耗主要以谷物为主,城镇所占比例都为49.45%,农村所占比例都为64.62%。（4）各市城镇居民农产品消费过程中引起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生活固废引起的全球变暖,主要是合肥市和阜阳市,为2.74×108kg CO2-eq和1.55×108kg CO2-eq;农村居民农产品消费过程中,主要是各市的生活粪便引起的富营养化、酸化以及生活固废引起的全球变暖。根据以上分析,从磷资源消耗量削减和减少环境影响的的角度出发,制定出优化调控方案。如调整对畜禽的屠宰种类以及对植物性食物的加工;倡导居民以谷物和蔬菜为主导的农产品消费方式向多元化的食物消费方式转变;加强居民对粪便、固废以及生活污水的管理,开发对居民粪便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图29;表4;参104

芮勇^[9]（2019）在《消费升级背景下我国新兴中等城市商业综合体发展与规划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对消费质量、精神享受的追求日益增强,一场全面而深入的消费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而商业综合体由于具有功能复合、业态多元等特征,能够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城市商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新兴中等城市是指在城市群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多方面逐步崛起的城市。这类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发展快,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探索新兴中等城市如何顺应消费升级趋势,高质量规划与发展商业综合体,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研究首先辨析商业综合体的发展历程、现状特征及主要类型。其次,针对新兴中等城市的现状特征,分析其商业综合体的发展现状及其在规模、布局、业态、形象等方面的问题,并以嘉兴、株洲等样本城市作为实证案例。最后,结合消费升级的背景和新兴中等城市的需要,提出其商业综合体的发展目标及原则,继而提出合理测算规模、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功能业态及塑造形象特色四个方面的具体策略。本文通过探析消费升级背景下我国新兴中等城市商业综合体的发展思路与规划策略,以期完善新兴中等城市的商业体系,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和助力城市建设。

陈忠明^[10]（2019）在《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数量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满足数量需求后,农村居民对食物的质量需求逐渐增加。而当前农村食物市场安全问题严重,引起了农村居民的广泛关注,农村居民的食物安全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安全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中的安全行为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果的安全性,因此,研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重点是研究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的安全行为。通过研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现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能够梳理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找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利于改进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中国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既有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又有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通过对这两种行为的研究,能够丰富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研究。论文首先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演进入手,总结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演进的规律和特征,并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效用理论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进行分析,阐述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产生的机理,并分析两种行为选择的食物品种的差异。再次,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的演变以及不同个体特征、不同家庭类型和不同地域类型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的变动趋势;从购前、购中和购后等几个阶段来分析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然后,基于前人的研究,并结合实地深度访谈,找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界定并设计量表,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传导路径进行分析。最后,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演进来看,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安全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一个主要特征。通过微观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处于关注的状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居住地点、家庭婴幼儿情况和收入等因素影响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关注程度。农村居民对自身健康与食物安全认知情况会影响其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当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与自身健康认知充分时,就会积极主动地获取食物安全方面的信息;当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与自身健康的认知不足时,平时就不会太关注食物安全方面的信息。另外,农村居民对安全性食物和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认知存在不足。（2）农村食物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商品性食物市场不安全问题的出现,商品性食物市场不安全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会增强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意识,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农村居民出现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这样,农村居民就出现了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行为的选择需要考虑预期总效用最大化,总预期效用等于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的乘积。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都高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才高;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有一个较低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就会低;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都处于中等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处于中等。在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时,个人风险偏好不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决策不同。风险规避型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均表现出较高的安全性,风险中性的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表现的安全性一般,喜欢冒风险的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表现的安全性较弱。对于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生产周期较长、本地气候不适宜、耗费大量劳动等类型的食物需要靠市场予以满足,对于生产技术简单、周期较短、本地气候适宜和耗费劳动较少等类型的食物往往靠自给性生产予以满足。（3）当前农村居民对自给性食物的消费一共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种层次的需要,安全需求是现阶段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中表现最广泛、最迫切的需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劳动力兼业程度、家庭婴幼儿情况、家庭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从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要受到城镇化进程的负向影响。进一步从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比重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未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因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需要重点关注。（4）对于不同类型商品性食物,农村居民在决策过程中介入的程度不同,进而行为的安全性程度也不同,高介入购买决策、一般介入购买决策和低介入购买决策这三种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购买决策类型受到食物的价值、消费习惯和食用食物人群对家庭的重要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同一类的食物在不同情境,不同时间的购买决策类型又有所差异。在商品性食物购买前,农村居民意识到商品性食物存在安全问题后,会主动从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媒体、政府、商业宣传等渠道搜集食物安全信息,也会通过个人过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来获取食物安全消费信息,农村居民还通过比较辨别来获取食物安全信息。在商品性食物购买中,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主要体现在渠道的选择、品牌的关注和标识的关注等方面,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消费渠道的选择行为、品牌关注行为和标识关注行为主要受到商品性食物价值、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的变化、临时情况、商家促销活动、商家导购宣传以及消费某一食物人群对家庭的重要程度的影响。农村居民对于价值较高、食用者对家庭较为重要的商品性食物的食用与保存能够按照食用说明及保存要求来做,对于价值较低的商品性食物食用与保存很少或者不能按照要求来做。在商品性食物购买后,农村居民如果发现有质量安全问题,不同情况采取的行为不同。对于一次购买数量较多并且单价低的食物来讲,由于数量较大,一般不会选择丢掉,而是要求赔偿或者换货。而对于单价低并且购买数量少的食物来讲,如果发现有质量问题,大部分农村居民选择丢掉,其次选择换货或者赔偿。对于价值较高的商品性食物来讲,购后发现质量问题,大部分会要求赔偿,有些会选择投诉,有些会要求换货。（5）通过文献综述法和深度访谈法确定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行为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态度、主观规范、习惯和知觉行为控制都显着影响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意向。其中,主观规范的路径系数最大。行为意向、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有显着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和习惯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行为,部分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过去行为和知觉行为控制都显着影响了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意向。其中,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最大。行为意向、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对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有显着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行为,部分直接影响行为。（6）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是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的主要方面,而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是在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一种被迫选择。因此,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改进的重点是对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首先应该改进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其次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再次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结构,最后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公共服务。与己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新探索和尝试:第一,本文主要研究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安全行为,给出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概念,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分为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分析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形成机理,为学术界研究中国特色的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提供一个思路。第二,基于恰亚诺夫农民模型构建了农村居民家庭商品型农业生产—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模型和农村居民家庭获取收入型劳动投入—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模型,进一步丰富恰亚诺夫农民模型。将激励理论运用到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效用分析中,丰富和扩展了预期效用理论和风险偏好理论。第三,将习惯这一变量引入到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强了计划行为理论用于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能力,将过去行为这一变量引入到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强了计划行为理论用于分析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能力。分析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与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丰富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理论。

二、淮北市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调查与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淮北市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调查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安徽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耕地生态补偿测度和分区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综合福利视角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演化过程、机制与路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5）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现状与对策研究——以淮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安徽省住房价格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安徽省居民农产品消费系统氮磷流动环境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消费升级背景下我国新兴中等城市商业综合体发展与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淮北市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调查与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现当代淮河流域居民生活之变迁研究（1949～2009）[J]. 孙语圣,李淇.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4)
• [2]安徽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研究[D]. 胡俊. 安徽财经大学, 2020(08)
• [3]耕地生态补偿测度和分区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D]. 王沁. 浙江大学, 2020(01)
• [4]综合福利视角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演化过程、机制与路径优化[D]. 胡美娟.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淮河生态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陈莹. 安徽财经大学, 2020(12)
• [6]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现状与对策研究——以淮北市为例[J]. 王军萍.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06)
• [7]安徽省住房价格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D]. 周敬文. 安徽大学, 2019(02)
• [8]安徽省居民农产品消费系统氮磷流动环境影响分析[D]. 黄莉. 安徽理工大学, 2019(01)
• [9]消费升级背景下我国新兴中等城市商业综合体发展与规划研究[D]. 芮勇.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 [10]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D]. 陈忠明.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