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导论

一、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导论（论文文献综述）

江勇^[1]（202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长达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历史中,伦理道德在稳定社会生活、建构社会秩序和引导人们善的求索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作为传统伦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伦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经济伦理遭到严重危机和挑战,传统的经济伦理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社会经济生活中伦理失范现象突出。1919年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并将之与中国近现代经济实际相结合,对传统经济伦理予以现代改造,实现创造性超越,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就此逐步生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即存在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与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价值目标、伦理关系和伦理规范的综合体系,以其独特的视角引导并规范党的经济政策、法规决策、执政手段等。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是涉及诸多学科、诸多领域、诸多层次的理论体系。从不同学科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涉及的不仅是经济学和伦理学,还涉及诸如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从不同阶段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三个大时期,期间又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存在数个小阶段。从经济活动环节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包括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的伦理思想:生产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生产目的确立,合乎道德的生产手段选择;交换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交换形式选择,公平的交换尺度确立;分配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分配原则确立,公正的分配方式探寻;消费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消费目的确立,合乎道德的消费形式选择。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体系庞大的理论体系,确立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对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无疑至关重要。这个切入点应是在整体把握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演进时期脉络基础上,通过对经济运行不同环节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以此才能探寻到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经济活动就是经济伦理最直接的研究对象,它主要体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最基本的经济环节,因此对经济伦理的研究应该围绕这四个环节展开,对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亦是如此。尽管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是包含不同视野、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庞大思想体系,但是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伦理思想为基本研究对象时,就已经包括诸如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多层次、多领域的经济伦理研究。因此,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生产伦理思想、交换伦理思想、分配伦理思想、消费伦理思想的生成与演进开展研究,明确不同环节伦理思想之理论渊源,划分不同环节伦理思想之阶段时期,探究中国共产党各环节伦理思想之内涵,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生成与演进阶段的最优选择和最全面的考量。在结合具体时代背景与建设需要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汲取各思想流派之合理要素,产生了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伦理思想、交换伦理思想、分配伦理思想和消费伦理思想。中国共产党生产伦理思想经历对旧生产制度道德批判、单一追求物质需要、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重和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四个阶段,明确发展生产力是根本的善、以人为本的生产主体思想和生产与生态相协调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交换伦理思想经历局部商品交换、社会主义计划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市场商品交换三个阶段,孕育出尊重与运用价值规律、竞争合作并存、等价交换和诚实守信原则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分配伦理思想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的发展,形成包括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分配主体、兼顾公平效率的分配标准和实现共同富裕分配目的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消费伦理思想经历量的节约、质的合理增长和质量并重三个阶段,形成适度消费、均衡消费、绿色消费的基本内涵。围绕经济运行的不同环节进行伦理探寻,有利于更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核心理念包括坚持根本原则是人民利益至上、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经济公正、目标旨向体现为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在具体实践中坚持义利兼顾的手段,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陆朝森^[2]（2020）在《《老子》的财富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所谓财富伦理,即是指财富主体在创造、分配和消费财富的过程中所蕴含的伦理内涵和道德意蕴。财富伦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客观性和调节性两个方面,客观性是指财富伦理是一种客观之理,而调节性是指财富伦理具有对主体自身行为的一种理性调节。财富伦理与经济伦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与伦理相结合以及都从创造、分配和消费三个经济活动来把握其中的伦理内涵,其相异之处主要在于研究范围、主体和客体上的不同。《老子》一书虽未对“财富”或“财富伦理”一词进行过直接的论述,但却包涵了对财富的创造、分配和消费的思想内容。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之间相互攻伐,兼并战争不断,人们的侵占意欲四起,再加上私有经济的萌芽和私学的兴起,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动,为《老子》财富伦理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历史背景。《老子》通过对当时社会的反思,并总结三代以来的“俭”德思想,指出以“朴”作为人类获取财富的内在要求,从而成为了其财富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朴”的涵义主要包括对实存之道的指称、少私寡欲和反巧归真等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内涵又贯穿着“无为”和“损有余而补不足”以及“俭”等三个基本伦理原则。首先,在反巧归真之“朴”的基础上,“无为”原则所要求人们在创造财富时,不应强作妄为,而应遵行财富自身的情状去发展。其次,在少私寡欲之“朴”的基础之上,“损有余而补不足”原则作为一种“天道”规律,是少私寡欲的典范,它无私无亲,纯任自然的规律以辅万物的平衡,是《老子》制定的一种调和人与人之间财富分配相对公平的伦理原则。最后,在以质朴之道为德性基础上,“俭”的观念则主张财富的消费应以实用而质朴之财富为质的规定,以“为腹不为目”为量的规定,不主张人们消费奢靡而虚华的财富。由于《老子》财富伦理思想的独创性,造就其以内心虚静为实现民利的基础、以不争为财富创造的合理性前提和以“天道”为财富分配之公平性依据的特征。在对《老子》财富伦理思想的评价上,首先结合其产生的特殊历史环境来考量,然后再从当代的视角进行批判与继承。因而,从这个视角而言,《老子》的财富伦理思想是既存在着积极的一面,又存在着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老子》主张在财富的创造上应减少人为干预、分配上提倡公平和消费上崇尚节俭等三个方面,这些财富伦理主张对当今社会而言都是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老子》财富伦理所存在的不利于充分发挥人之主观能动性、忽视人们多彩文化需求和容易误入极端平均主义等消极的因素都是不利于社会向前发展,我们须加舍去。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老子》的财富伦理思想对我们的财富伦理观念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第一,以“朴”为本的财富伦理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老子》认为社会上的一切纷争和动乱,皆在于人心的贪欲所致,如人人都能做到以守朴为本,则能从根本上避免许多的祸乱。第二,“无为”原则有助于我们合理有序地创造财富。“无为”原则要求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应充分顺任财富自身的潜在性和可能性去发展,充分尊重财富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对其潜在性和可能性施以人为强制和伪诈的手段去干扰和破坏,从而维护财富创造的合理性与有序性。第三,“损有余而补不足”原则有助于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损有余而补不足”原则旨在减少人们因贪欲而获得的多余财富,恢复财富分配上的合理与公平,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四,“俭”之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树立适度的消费观。“俭”之原则,主要教人始终保持内心的素朴,财富的消费应以满足人类基本生存为合理的限度。

董剡筠^[3]（2020）在《先秦法家义利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法家学派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员,其思想中包含着哲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等众多内容,其中义利思想是法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义利之辨中,法家也彰显出了自己的特色。但在几千年来的观念中,法家因为重利的特点而备受争议,这是因为概括化的总结导致了对法家义利思想的片面认识。本文旨在从法家处于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中去进行法家义利思想的论证;从人性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角度去分析法家义利思想存在的理论依据;从义利关系、公私关系和法与义利关系的视角中去正确认识法家义利思想的框架和内容;从与先秦儒、墨、道三家义利思想的对比中进一步突显法家义利思想的特性和差异。以上均为法家义利思想在新时代语境中的转化提供充分的研究材料,为解决新时代下的义利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论文以义、利、法三者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从辩证关系的角度,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影响。要对法家义利思想进行的准确性的了解,首先就是需要研究义、利、法三者在法家文献中体现出的内涵。法家关于义、利、法的具体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于普遍意义上的解释,因此内涵的准确界定是研究法家义利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在义利思想的体系中,法家构建了以法为中心的义利框架;在思想内容中,法家不光有重利的内容,更有符合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部分;在义利关系中,法家鼓励尊重人的本能性情,满足人的基本物欲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公私关系中,法家看到了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辩证关系,二者互为前提;在法与义利关系中,法家看到了义和法有对立的一面,法是制约利的有力保障,着重强调法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要对法家义利思想的研究进行准确的评析,首先要建立在以哲学思辨为基础的研究上,进行多学科视角的审视。这种多重维度的解析和整体观、辩证观的分析方法也让本文研究更具创新性。在研究法家义利思想时,我们要考虑到法家所代表的阶级和最终希望实现的目标,法家义利思想本身就是为变革而做出的理论基础和变法依据。因此法家义利思想不光是哲理上的辨析,更是实践路径的探索。由此可见法家义利思想中的实践价值对于新时代义利问题的解决有深入的研究意义。在今天研究法家义利思想,不仅仅需要继承思想中的精华,更要为民族复兴而进行使命担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传统文化来弘扬民族精神,同时也需要展现圣贤思想的新时代内涵和价值。

朱丽媛^[4]（2020）在《儒家经济伦理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与沉淀,依旧经久不衰,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义利观作为儒家经济伦理的价值主线,贯穿在儒家经济伦理的各个组成部分中,融合在生产伦理——劳动观、交换伦理——诚信观、分配伦理——公平观、消费伦理——节俭观以及管理伦理——和谐观里。质言之,儒家经济伦理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观五环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民大众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如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开始显现,这对处在时代前端的大学生的影响尤为显着。通过对南京地区大学生义利观现状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当前我国大学生义利观培养日趋系统化、科学化,但是仍有部分大学生坚持趋利避害、以利至上的错误义利观,非勤、非诚、非公、非俭、非谐等行为逐渐浮出水面,不良义利倾向日益显露。作为当代大学生义利观历史之源的儒家经济伦理理应成为对抗异化义利观的“有力武器”,因此,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整合儒家经济伦理,对深化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文章的开始,首先对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及当今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接着对儒家经济伦理这一概念的成因及发展进行了论述,总结提炼了儒家经济伦理的主要内容,其中义利观是儒家经济伦理的价值主线,处于核心地位,而“义以生利、生财有道、勤劳敬业”的劳动观,“言以守信、行以守诚、心以守忠”的诚信观,“民富大同、均遍不偏、取予有度”的公平观,“欲而不贪、黜奢崇俭、开源节流”的消费观以及“群居和一、修己安人、礼法相济”的和谐观皆是义利观在儒家经济伦理各环节中的具体表现,即“一观五环节”。在此基础上辩证分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历史影响。通过上一章对儒家经济伦理的分析,可以发现儒家经济伦理与大学生义利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研究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大学生义利观要获得发展必然需返身从“历史之源”即儒家经济伦理中寻找力量,而儒家经济伦理所具有的聚合功能、调和功能以及修复功能可以为大学生义利观助力,同时,当前的国际环境与国内背景也对发展大学生义利观提出了新的课题。三者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与当代大学生义利观之间的密切逻辑关联。进而,结合调查数据,对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现状的描述以及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当代大学生义利观虽然主流倾向积极向上,但是在劳动、诚信、公平、节俭还有和谐层面依然存在着诟病。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危机这一宏观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高校义利观教育在意识、目标、内容、手段以及制度方面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同时大学生自身缺乏一定的经济伦理素养,这是影响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主体因素。在本文的最后,通过社会、高校及个人三个维度充分挖掘了儒家经济伦理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培育途径。不仅需要营造有利于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宏观社会环境,还需要完善高校大学生义利观教育,同时,大学生主体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伦理素养,三管齐下,以保障好大学生义利观建设这一伟大工程。

蔡梦雪^[5]（2019）在《《新约》价值观研究》文中指出不论是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在面对巴比伦国的入侵时所经历的亡国和流离失所之苦痛,还是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人在面对生命的苦痛时所经历的打击和绝望之痛苦,二者都共同面临如何面对生存的苦难,如何走出这些苦难的问题。如果说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将从苦难中解脱指向了“弥赛亚的盼望”,那么现代人在面对苦难问题时,同样选择了与之相似的“永生的盼望”。而不论是犹太人的“弥赛亚的盼望”,还是现代人的“永生的盼望”,其背后展现的是宗教信仰对人处境、生存和超越的关注。对人而言,苦难问题是人不可避免和难以完全消除的一种“边缘处境”。人如何面对苦难,如何走出苦难,是人在生存和超越问题上面临的最大难题。在这一问题上,宗教信仰给人提供了在面对苦难和走出苦难的过程中从信仰而来的超越方式,并在这之中给人以安慰和力量去战胜苦难和超越苦难。同时,对人的处境、生存和超越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苦难问题的关怀展现的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在人的苦难问题上,基督教所提供的超越方式展现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望”和“爱”,而基督教最重要的圣典之一——《新约》则是这一核心信仰最重要的来源,其超越背后有着《新约》的内在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新约》的内在价值观影响了基督教整体信仰和价值观的建构。可以说,基督教所提供的对人苦难问题的回答,其背后正是《新约》价值观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一方面,《新约》价值观对人的苦难问题的解答展现了对苦难超越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对苦难超越的努力展现了《新约》价值观的思想脉络,包括其基石、价值指向、价值核心和价值原则等等。首先,在对苦难问题的解答上,上帝是《新约》价值观的基石。《新约》价值观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和看顾者,在最初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彼此和谐、美好地共处。但人却在蛇的引诱之下滥用自由意志犯了罪,这是人类第一次对上帝所赐予的自由意志的滥用。在人滥用了上帝所赐予的这一自由意志以后,人类被自身的“恶性”和“罪性”所辖制,人不仅不再能行出善,而且不受控制地堕落和作恶;同时,苦难也开始进入人的生命。并且人类的生命也由“不死的”而变成“必死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新约·罗马书》6章23节）。对人而言,死亡对人存在性的消解是人所面对的最大的苦难。人如何才能摆脱滥用自由意志之后的“恶性”和“罪性”,如何才能战胜和超越苦难,《新约》价值观将其指向了上帝的独生子——耶稣的拯救。在人类犯罪以后,圣父不忍心人的罪所带来的苦难,特别是死亡,让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一个没有罪的完全的人——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亲自用自己的血,作了所有人的“赎罪祭”。从此人不再被滥用自由意志之后的“恶性”和“罪性”所辖制,而重新获得了向善和行出善的能力,人的生命也因此得到了更新和拯救。耶稣不但将人从罪和苦难中拯救出来,而且带给人“永生”和“新天新地”的盼望,在此基础上,不仅对人的最大权势的死亡不再有了,而且人拥有了战胜和超越苦难的安慰和力量。对于上帝对人的苦难的拯救,在人战胜和超越苦难的过程中,《新约》价值观的核心是“信”、“望”和“爱”。首先是“信”,包括信仰和上帝相关的一切内容。如:信仰上帝的实存性,信仰上帝在一个本体之下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信仰“圣子”身上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信仰上帝对世间万物的创造,信仰上帝对万事万物背后和谐搭配和契合的设计,信仰上帝对人的爱——特别是通过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人的拯救,信仰上帝在“新天新地”中对人类给予的新的应许和赐福,等等。其次是“望”,包括盼望以“永生”为前提的“天国”,盼望不再为死后的肉体而不安,盼望灵魂得到安息,盼望永久地与上帝同在,盼望“新天新地”的到来,等等。再次是“爱”,包括对上帝的爱产生回应,并以上帝的爱为榜样和标杆,去爱其他的人,分享和传播上帝对人的爱,等等。而人如何才能做到“信”、“望”和“爱”,《新约》价值观强调要“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新约·马可福音》12章28-31节）“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意味着人不仅要把上帝作为自身生命的中心,而且要以整个人,用全部的心思、灵魂、思想和力量来事奉和敬拜他,一切的心思、意念都要从上帝出发。“爱人如己”意味着人要“爱他人如同爱自己”,它来自上帝之爱对个人之爱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激励;意味着上帝在世上所行的事,他怎样行事为人,都是人自身行事为人的参照和目标。至此,人在践行“信”、“望”和“爱”的过程中,收获生命的更新,并以此作为战胜苦难和超越苦难的安慰和力量。《新约》价值观作为基督教信仰生命力的源头和核心,是基督教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基督教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集中体现为《新约》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的不同。《新约》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的不同之处进一步影响了《新约》价值观在受众、应用和实践三个方面的外在的局限性。因为其中宗教信仰因素的影响,《新约》价值观的受众主要集中在信徒群体,而非信徒群体较少了解或者几乎不了解《新约》价值观。同时,《新约》价值观的应用背后不仅需要信仰群体的实践,还需要有个体内在信仰的支撑。《新约》价值观在实践过程中也是有限的,与世俗社会所代表的世俗伦理相比,《新约》价值观所代表的神圣伦理对个人提出的标准更高、要求更严格,是一种完全的善。与此同时,围绕上帝存在的证明、“三位一体”的上帝观、“基督神-人同性论”和“一神论”信仰等问题,《新约》价值观本身存在着种种难以自明的难题,受到了来自西方哲学家、无神论者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反驳。尽管如此,《新约》价值观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新约》价值观不仅影响了“基督论”、“人性论”、“拯救论”、“信望爱”和“爱人如己”等基督教教义的形成和基督教神学的建构,而且对基督教伦理学中的自由思想、仁爱思想和公正思想等道德伦理思想的发展也是影响深远的。在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上,西方社会代表性社会思潮的产生、重要法律文件的形成、民主制度的构建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所特有的经济理性主义文明的形成,都不开《新约》价值观在其中的影响。《新约》更是研究西方文学、西方历史、西方哲学和西方艺术等的重要参考书。同时,在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里,也都能看到《新约》价值观在其中的身影,其不断地在客观上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王小锡^[6]（2019）在《新中国伦理学70年发展述要》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70年的伦理学始终伴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而发展,期间有辉煌,也有坎坷。跟随着"雄狮"醒来的步伐,我国伦理学学科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学科体系的快速成熟和学科实践价值的凸显,使得伦理学雄踞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殿堂,并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苏蓓蓓^[7]（2019）在《孔子与耶稣的财富观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西方的互动交流使比较研究逐渐成为学术探讨的重点,而孔子和耶稣分别作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在经济观、政治观、教育观、自然观、生死观等各方面都具备对话的可能。其中,对两者财富观的分析研究既可在价值观层面为人们树立正确、理性看待财富的态度提供借鉴,又能在社会现实层面规范和引导物质财富的运作。在此背景下,孔子与耶稣财富观的比较研究在其各自的现实环境中找到塑成根源的基础上,致力于以下四个问题的解释与处理:财富观的丰富意蕴、财富观的实践方式、财富观的精神面相以及财富观的人学指向,这四个问题分别对应着“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财富与人”的问题,使其在清晰的文本结构中有能力展现更全面的内容,释放更丰富的意义。首先,孔子与耶稣财富观得以产生的现实根基集中于两者生活的时代背景、个人生存经历及其思想渊源三方面。诸侯争战、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周游列国、开办私学的人生阅历,西周推崇礼制、以德配天的思想传统都对孔子财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政治上的罗马化、文化上的希腊化、信仰上的犹太化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塑造了耶稣对待财富的整体态度。其次,阐明孔子与耶稣财富观的丰富意蕴,即意欲解决最本质的“是什么”的问题。孔子与耶稣或儒家与基督教如何界定财富的概念以及财富具有何种特性,是财富观之所以可能的最大实体性前提。财富代表人类所欲求的、对人类有价值的一切东西,所以财富的广义概念使得财富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既可以作为物质实体在现实中具体实践,又有其指向终极关怀的精神面相。这同时直接对应着孔子和耶稣对待财富的具体态度:首先,就财富单纯的物质性来说,静态上的量化不可避免地产生贫穷与富裕的两极定位;但贫穷不是德性的条件,富裕也不是该诅咒的罪恶,贫富选择背后的道德支撑是孔子和耶稣财富观的价值倾向,道德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正是孔子和耶稣对义与利关系的辩证。再次,比较研究孔子与耶稣财富观的实践方式,即财富作为物质实体如何在现实中彰显、如何发挥其基础性地位、如何在一个生存性世界中运作、如何展现其行动力,即“如何”或“怎么样”的问题。孔子基于阶层划分明显的社会现实,并以其为前提,在“士农工商”四阶层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阶层的实际操作中落实其财富观;耶稣的财富观却在“圣俗分野”的信仰立场中,从财富的来源和去向（或生产与分配）上保证其成为现世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在此实践过程中,孔子和耶稣的财富观既展现出了立足前提和基本精神上的差异,同时也蕴含着外在行动和内在情感的共通倾向。然后,从财富的精神面相这一角度继续比较孔子与耶稣的财富观。财富的精神面相是指,广义财富概念中最深刻的内涵指向何方,在现实中对物质财富进行运作的信念支撑扎于哪里,这一问题即是“为什么”的问题,是孔子和耶稣财富观的终极关怀问题。孔子财富观以儒家社会的最终理想——“内圣外王”,作为其终极目的,而耶稣把“实现永生与进入上帝之国”作为自己财富观的最终指向,这两种终极关怀作为精神财富完善着财富的广义概念,也作为指路明灯引领着财富在现实世界的物质实践。另外,“内圣外王”与“永生天国”尽管在根本性质和实现方式上不同,但在视财富为工具和致力于各种关系的处理上是相通的智慧。最后,将孔子和耶稣财富观的比较升华至人学,把财富与人联系起来,所以“孔子与耶稣财富观的人学指向”解决的便是何为人、如何为人的问题。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合和矛盾,与财富具有物质属性和精神面相取得一致。然而正如财富的物质属性成为财富的全部内涵一样,人也日益成为只知获取物质财富的机器。但幸运地,人与财富的双重异化状态可在孔子和耶稣的财富观那里找到改善的出路,让财富成为财富,让人成为人,成为自由的人。

刘大榕^[8]（2019）在《王阳明“心性实学”及教育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阳明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中国思想史上基本将其划归“心学”领域。然而,王阳明的思想中虽然有“心即理”等心学内容,但其思想中至始至终都存在经世致用、实体达用等事功实学。为此,关于阳明心学一直以来都有诸多争议。王阳明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的真圣人,立德是他注重内在道德修养的心学思想的突出表现,立功是对王阳明追求外在功业的肯定,其事功精神具有浓厚的实学成分。王阳明明显地融合了心学和实学,是一种“心性实学”思想。其别具一格的“心性实学”,将偏向事功的“实学”与偏向内在的“心学”两大思想学说进行综合,使二者相辅相成。然而王阳明思想中实学成分往往都被忽略,笔者结合阳明立言的教学活动,以实学的视角,探究王阳明兼具心学和实学的“心性实学”思想,为阳明思想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王阳明为研究对象,结合其教育实践和事功意识,研究王阳明的“心性实学”思想。文章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对王阳明“心性实学”思想产生的背景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围绕实心、实政的两大核心要义展开,实心以学为圣人、明伦教育和良知之学为切入,探究王阳明正心诚意、明德立心的实心教育,肯定其实心在社会现实需要的基础上,挽救世弊的教育目的。实政以王阳明德治仁政为逻辑起点,以经世致用和救世济民为落脚点,突出其学以致用和实体达用的思想特征;第三部分以王阳明教育教学活动为主要内容,研究王阳明的“心性实学”,提炼出其力行实学和尊重客观实际教育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结论和影响,对本文进行总结,对阳明思想做客观评价,并就该思想在国内外传播与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梳理。王阳明一方面注重个人内在道德涵养的修炼,另一方面也从未放弃对外在事功的追求,强调政治功业的建立,需要有良好的内在修养为根基,良好的道德修养有利于外在政治功业的建立。很明显,王阳明具有心学思想的同时也含有浓厚地实学成分,其囊括心学与实学的“心性实学”,是他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内圣外王精神的价值体现。但总体而言,王阳明的内在修养是为其外在事功服务的。王阳明在“心性实学”思想主导下的教育实践,打破了不符合明代社会需要的教育方式,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培养务实创新的实用型人才,同时也促进了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型。他在教育教学上的革新是对古代教育的改革与尝试,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价值,突出其教育实体达用和实用实学的特点。阳明思想有独特的精神价值,虽有受到时代阶级的束缚,但也有明显的思想启蒙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为突破封建桎梏产生积极作用。

曹雨^[9]（2019）在《《太平广记》疾病叙事研究》文中提出在浩瀚的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太平广记》这部官修大型小说类书作为一个转折点见证并推动了古代小说的发展,其文学地位与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学术界对《太平广记》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但《太平广记》仍有许多研究空间有待挖掘和研究,疾病叙事正是其中之一。在《太平广记》的文本中有大量的疾病,这些疾病事件以及相关叙事内容犹如沧海遗珠,等待我们发现它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本文以《太平广记》疾病叙事为研究对象,整理分析其疾病叙事相关内容、功能以及其隐喻内涵,价值影响。通过这些研究分析,力求可以更好地把握《太平广记》疾病叙事,并且挖掘出疾病叙事存在于《太平广记》中的实质。全文共有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了本课题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创新点,并具体界定了研究对象“疾病叙事”的定义。正文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对《太平广记》整体情况和疾病叙事情况进行了概述。第二章,主要是研究了疾病叙事的内容,详细论述了生病方式分类、疾病叙事主题两方面。第三章,研究了《太平广记》疾病叙事功能,主要从人物形象、叙事情节以及叙事空间三方面展开论述。第四章,具体分析了《太平广记》疾病叙事的隐喻内涵,结合前文研究并通过分析,发现疾病叙事分别蕴涵了道德价值、社会伦理、宗教思想隐喻。第五章,对《太平广记》疾病叙事的价值和影响作出了探讨,主要是对疾病叙事的文学价值和政治价值,以及从疾病隐喻方面讲述它对明清小说的影响。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内容和意义总结。疾病叙事使得《太平广记》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采,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朱宝清^[10]（2019）在《“经济人”假设演变的三阶段论 ——以“类心理因素”的退却与复归为主线》文中指出学界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一直是热门话题,此概念历来被当做经济理论的起点融入各自的范式研究,但对这一假设背后的“类心理学”传统的内核考究并未拓展开来。当前对“经济人”假设的滥用不仅是对早期和古典学者们所作探索工作的一种片面解读,也是对这一概念所引发的对经济主体所具备的行为前提和秉持的方法选择的一种视野局限。本文以人性、心理以及道德伦理等“类心理因素”在经济学视域的退却与复归为主线,对“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史进行详细梳理,辩证分析了经济学与心理学、伦理学支撑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种分析视角和思维方式对构建行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重要意义。按照“提出—应用”、“应用—发展”和“发展—批判”的逻辑进路,本文将“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理论中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人”假设“提出—应用”的古典时期。该时期事实上包括了两个分支,即经济现象分析与心理因素考量高度融合的“定性”研究和用抽象法将人类内因简化的“定量”研究,通过比较边际革命之前学者们的思想,发现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主体的道德伦理与其经济追求是高度融合的,而在李嘉图的方法论影响下,“经济人”本质是“社会人”的一种蜕化。第二阶段,“经济人”假设“应用—发展”的新古典时期。经过边际革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假设及方法论的重塑,“经济人”被作为核心假设嵌入主观主义心理分析与一般均衡下的数理分析,“经济人”在新古典框架中的资源稀缺性假设约束下蜕变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纯经济人”。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不仅严格继承了新古典主义的核心假设和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学的“颠覆者”。第三阶段,“经济人”假设“发展—批判”的现代时期。具备完全理性的经济主体的行为非理性引发对经济学理论假设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对完全理性假设的批判导致非主流经济理论出现,其指出主流理论不能解释处在真实社会中经济主体的心理活动与社会性行为等缺陷,并以“有限理性”等思想试图重构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但目前在体系建构的完整性和方法论选择方面仍存在局限性。在这种阶段性的演进中,亦伴随着诸如人性、心理、道德伦理等一系列不能加以准确分析的人类活动内因——“类心理因素”的缺失与复归,这也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内容及方法论选择上的多元化。本文试图为经济学的“再心理化”提供一个思想史的支撑,使经济学重新回到“思考问题”的阶段,实现经济理论的“批判—再发展”,这其中便需要“类心理因素”在经济学视域内的复归。此外,从经济学研究内容、假设及方法论层面展望了“行为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合理性。

二、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导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导论（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老子》的财富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先秦法家义利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儒家经济伦理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约》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中国伦理学70年发展述要（论文提纲范文）

（7）孔子与耶稣的财富观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王阳明“心性实学”及教育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太平广记》疾病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经济人”假设演变的三阶段论 ——以“类心理因素”的退却与复归为主线（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导论（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江勇.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老子》的财富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陆朝森.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3]先秦法家义利思想研究[D]. 董剡筠.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4]儒家经济伦理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研究[D]. 朱丽媛.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新约》价值观研究[D]. 蔡梦雪. 湖北大学, 2019(05)
• [6]新中国伦理学70年发展述要[J]. 王小锡. 伦理学研究, 2019(04)
• [7]孔子与耶稣的财富观比较研究[D]. 苏蓓蓓.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王阳明“心性实学”及教育实践研究[D]. 刘大榕.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太平广记》疾病叙事研究[D]. 曹雨. 华东交通大学, 2019(03)
• [10]“经济人”假设演变的三阶段论 ——以“类心理因素”的退却与复归为主线[D]. 朱宝清.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