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育专家称牛津大学的标准正在下降

一、英国教育专家称牛津大学水准日降（论文文献综述）

郑欣^[1]（2020）在《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文中研究表明晚清以降,西方各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亦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播至中华各地。由于来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及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中国各地教案与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张之洞在晚清长期担任地方督抚,与近代来华基督教的接触可谓非常频繁,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涉教思想与实践。通过分析张之洞地方督抚任上与基督教的交涉实践,本文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变之策总结为:第一,协调保护各国官商民教。镇压会匪与反洋教运动;严禁匿名揭帖,打击谣言,捉拿造谣生事匪徒;保护商民教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第二,审慎、持平地办理教案。查核案情,破除民教畛域之见,讯明严办民教交涉案件;秉公妥结教案,合理赔偿,理据兼备地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教民的无理索求;惩办保教不力的官员,严惩滋事民众;查阅教堂,筹办育婴,防止发生教案。第三,加强对基督教势力的合作与管理。一方面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禁止传教士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买地置业和设堂传教;拒绝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和举办新政。总而言之,张之洞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认识以及应变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与时俱进、讲求实际的特点,发展趋势是由批判走向建设,忠君卫道的思想贯彻始终。透过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张之洞在不同时期应对基督教这一外来事物的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与特点,而且可以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人形象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代表的晚清上层人士、近代官绅面对外洋事物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心路历程,也可更好地认知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外交的关系。

刘尹^[2]（2020）在《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海顿所处时代究竟对其音乐创作产生何种影响?海顿的音乐在不同身份下产生了何种变化?作为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海顿的社会身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同时代作曲家中是否具有代表性?造成这种社会身份转变的最根本最深层次原因为何?本论文旨在研究海顿社会身份,全文围绕海顿两个身份:规定性社会身份及自致性社会身份展开,分别论述海顿双重社会身份在其音乐、职业中的体现。需要明确的是,身份仅仅作为影响作曲家风格创作的一个因素存在,对整体风格产生一定修饰作用。质言之,本文试图阐明海顿两种身份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其次阐明海顿身份转变的社会缘由。本论文绪论部分对所选择论题从研究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就此论题展开的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作出评价。随后的章节基于分总的逻辑展开,第一章对文内出现的三个主要概念进行阐述;第二章为海顿的规定性社会身份扮演,聚焦于海顿作为乐正的职业身份,从雇主的要求与迎合雇主两个方面展现海顿这一身份下的音乐创作;第三章为海顿的自致性社会身份的扮演,此段将抽象的自致性社会身份分为三个角色:作为乐正时的自致表现及商人、贵族身份,笔者分别选取了与之对应的三个阶段音乐创作进行论述:代表自主创作的《告别》、迎合公众创作的“伦敦风格”及象征个人意识表达的《创世纪》;第四章从宏观整体对海顿所处的古典时代进行审思,剖析海顿身份转变所反映的较为典型的时代缘由以及通过与莫扎特、贝多芬的对比阐述其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非典型缘由。

赵若岚^[3]（2018）在《英国牛津大学PGCE课程研究》文中认为英国教师教育的发展起步较早,质量也处在国际前列,其原因除了从国家层面有着系统规范的教师教育制度和严格的教师资格标准之外,还有着与时俱进高质量的教师职前教育,尤其以当前的教师教育主流PGCE课程为特色,本研究聚焦于牛津大学的PGCE课程,作为英国教师教育排头兵的英国牛津大学教育学院,其教育研究生实习课程即PGCE课程不仅非常注重实际教学能力的培养,高校与地方中小学的密切合作也贯穿课程实施的始终,且课程设置灵活,具有很强的办学特色。其成功经验,如与牛津郡当地中学共建的“牛津郡教区”成为了全英教师教育改革的典范。本研究的正文共分为五个大的部分,首先介绍本研究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进行相关概念的界定,然后对当前研究现状进行整理和评述,进而说明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创新和不足。接下来对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阐明了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和PGCE课程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当前的发展现状,着重介绍了一些重点法案。之后着重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结构、课程评价和价值取向几个方面介绍了英国牛津大学PGCE课程的课程设置并总结了其特色。随后又着重整理和评析了英国牛津大学PGCE课程实施中所体现出来的特色。作为本研究的最后一步,反观了我国当前的高校中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专业化发展并总结经验和提出问题并结合上述研究,从两国职前教师教育发展的现实中论述了英国牛津大学PGCE课程对我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一是在课程设置上,要根据学科特点和现实教学情境灵活进行设置。二是高等学校和中小学的合作应更加紧密,双导师应切实建立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使其不流于表面形式。三是教育实习在职前教师教育中的比重应该加大,形式应更加灵活和多样化,评价也应增加更多的维度。

司俊峰^[4]（2017）在《英国大学自治样态的流变研究 ——基于“府学关系”变迁的视角》文中认为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之日起,大学自治就与学术自由一起被奉为大学发展的圭臬,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不过由于时代境遇、文化传统和管理体制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形式、程度及其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别。其中,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曾经出现的那种对外高度自治、对内高度自由的古典大学自治样态被认为最接近于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模式,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敬慕与推崇。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范围内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市场机制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中,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领域呈现出一种趋同现象,那就是各国大学的实质性自治都在不断收缩,英国古典大学的自治样态发生了重大改变。此外,自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的大学体系得到了明显的扩张,城市大学的兴起,"平板玻璃大学"（Plate-Glass University）的创办以及"1992后"大学的涌现进一步增加了英国大学体系的多样性,"大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英国"府学关系"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的自治样态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本研究源自于此,笔者对以下问题产生了兴趣,即在当今世界范围大学实质性自治普遍收缩的情况下,曾经最具中世纪大学自治精髓、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英式古典大学自治,到底还留存有多少"遗产"?它们如今演变成了怎样的自治样态?矗立于过往大学自治氛围最为浓郁的英国土地之上的其它大学,如"红砖大学"、"平板玻璃大学"等,其大学自治如今又呈现出何种样态?从整体上看,英国大学自治样态的演变遵循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轨迹?这些现象背后所蕴藏的动因和规律又是什么?本文试图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遵循历史发展的维度对英国不同类型大学自治样态的流变进行研究。本文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对论文的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主要概念界定、主要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进行详细阐释。第二部分为正文部分,涵盖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英国大学"府学关系"的自治样态与权力分布。具体而言,第二章介绍了英国古典大学自治传统的由来及其自治样态,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就不断与基督教、国王进行着权力博弈,大学自治的限度也随着与教权、王权之间的博弈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虽然"光荣革命"的爆发导致了英国现代意义上中央政府的诞生,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央政府始终没有对大学的内部事务予以干涉。第三章至第五章详细阐述了在"府学关系"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类型大学的自治到底呈现出了怎样的样态?它们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们内部的治理结构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具体而言,第三章阐述的是政府和大学高度互信时期大学自治样态的流变,其时间节点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涵盖了古典大学、城市大学和"平板玻璃大学"。第四章阐述的是政府强力干预大学时期大学自治样态的变化,在这段时期没有新类型大学的出现,但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政府出于节约开支和进一步提高大学办学效益的考虑,不得不强力削减大学的资助经费,由此导致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发生变动以及大学自治样态的变化。第五章首先论述了在政府推行"新公共管理主义"、构建高等教育市场调控机制的时代背景下,大学外部维度的自治样态已转变成了一种"条件性自治",大学只能在由政府和高等教育经费资助机构管理控制的框架之内行使自己的自治权,并详细阐述了古典大学、城市大学、"平板玻璃大学"和由多科技术学院升格而成"1992后"大学内部维度的自治样态。第三部分为结论与启示部分,通过研究发现英国当前不同类型大学呈现出了不同的自治样态:古典大学采用的仍然是以教授行会和行政人员适度结合的内部自治结构,城市大学沿袭了外界董事与内部成员共同治理的"两院制"自治结构,"平板玻璃大学"内部则呈现出了网络状的"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结构,"1992后"大学采用的则是以董事会为中心的"一院制"治理结构。此外,英国大学的自治样态还呈现出了学术群体的地位和权力由"不断上升"到"逐渐下降"的发展路径、中央集权化程度不断地提高以及以副校长为首的管理部门的力量呈逐渐增长的流变轨迹。对此,笔者分析了大学自治样态流变背后所蕴藏的动因与规律,并尝试性提出了这种自治样态流变所带来的相关启示。

莫静^[5]（2017）在《宪法上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财产所有权”作为一种法律拟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会将它定为一项基本法律制度而在其宪法文本中得以体现。其中,我国《宪法》总纲近一半的条款也都与该概念相关,内容大致涉及到了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所有、国家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征收和国家企事业组织等。那么,该术语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通过语源学和中外法制史上有关这一概念的脉络梳理,基本上能得到较为明晰的解答。但是,出于对宪法效力的理解差异、“国家”这一主体的特殊性、国有财产实际行使主体的不定性等相关理论难题和现实悖论,有关宪法文本上“国家所有”的真实属性、宪法上的国家财产所有权在规范适用上到底从公还是从私抑或公私兼有等问题却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学说纷争。概括说来,对宪法上“国家所有”的理解主要分为国家所有制说、制度性保障说和国家权利（力）说和综合说;在规范适用上,国家财产所有权或公或私的争议声潮大致可归纳为名义所有权说、公法法人说、物权说、公权力说、剩余所有权说、以及折衷说这几大流派。其实,通过宪法总纲的效力、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分析可知,宪法文本中“国家所有”的归宿应是一种国家财产所有权,且这种所有权是一种公私法通涉性的权利（力）。其公私通涉性主要表现在主体的双重委托性、法益的总有性、权能的可分割性、客体用途的固定性和功能的双面性。也就是说,宪法上的国家财产所有权,是指国家基于宪法文本的规定而能对特定形态的财产享有绝对支配地位的权利或权力。其外延包括国有自然资源（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国有土地、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企业国有资产和国有文物档案五大类。其他法律文件对这一外延的创设性规定的合宪性与否也因其公私属性而异。与法、日、台等国家地区不同,我国（大陆）并未制定统一的法典而是采用分类立法模式来规范不同财产形态的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问题。通过对与国有财产相关的现有法律文件及其施法实践的归纳整理可知,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范围大致可从目的、取得源头和利用用途这三个方面的限制条件来界定,而其他具体的行使机制（如主体、客体、方式与手段、责任机制等）则可以悉数归纳到分头管理、分类行使和特殊保护等几个部分中去论述。大体而言,建国至今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之下宪法上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取得了不菲的成效,不过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负效应。究其原因,则主要在于宪法上国家财产所有权行使规则的散乱、交错、冲突乃至欠缺,以致生活实践中国家财产所有权与国家行政权混同、经济效益优于一切。不可否认,从整体环境、主体安排、行为方式选择上来说如何将国家财产所有权同国家其他权力尤其是国家行政权相分离,至今依旧是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所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难题。但是,除了主体变通或改革的手段外,至少从行为规则上对两权的适用场合加以区分仍然还是具备可行性的。因此为了防治国有财产浪费流失、实现权责分明和两权分离、化解权利冲突等等负面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制度实践中都亟需一套具备全局性、统一性而又自带层次性的规则体系来引导宪法上国家财产所有权的依法和有效行使。由于宪法上国家财产所有权不可转让,因此其行使只能是创设各种非所有权类型的其他权利（力）,即宪法上国家财产所有权行使的主要内容是国有财产的具体利用问题,尤其是当中的占有或保管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的分配。所以,在抉择“物与人”之间最佳的配置组合时,传统基于物质本身形态分类的五类法定的国有财产并无优势,反而以宪法上国有财产所能发挥的功效差异,即所保障的权利位阶及成本收益率差额为主要考量依据则是一种“更好”的谨慎权衡;且当这两个功效出现根本性冲突时,应以权利位阶为准。其中,在众多权利位阶的排序方式中,无论是从理性还是感性来说个人或组织对国有财产的“依赖度”应是最为妥切的尺标。由此,宪法上的国有财产就可区分为生活生存所需的国有财产、生产经营所需的国有财产、生态环境保护所需的国有财产和文化传统保存所需的国有财产四大类。同时,通过对延展后的“卡-梅框架”的改良运用,不仅具备可适性而且还能化解制度缺陷并实现两权分离的四类行使规则体系,即禁易规则、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管制规则也得以建构。余下工作就是在区分国家财产所有权两重关系三方当事人的基础上,将上述四类行使规则对国家财产所有权行使过程中首次新设的权利按照国有财产的不同功效分别加以规范。具体而言,四类规则的“分类适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活生存所需的国有财产主要适用禁易规则; （2）生产经营所需的和生态环境保护所需的国有财产的利用都在规则适用上比较近似,在对应的两重关系主体间都分别适用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3）文化传统保存所需的国有财产主要适用责任规则;（4）管制规则贯穿于四类国有财产利用的始终,它直接为各类国有财产的利用主体预设了诸多交易条件。从国家财产所有权行使的后果来看,财产规则是达成了国有财产所有权外的财产权交易的合意;责任规则是在侵权者付出“代价”的前提下承认其对国有财产的不法占有、使用、处置或收益;管制规则是以“条件模式”的方式对国有财产的配置及其交易行为加以干预,不合条件的都被剔除或无效;禁易规则则是旨在保障个人对国有财产的生活生存利用,任何人（含自身,也包括组织乃至国家）都禁止干预或侵害,而直接用于生活生存的国有财产的配给对象、方式和份量则是按照“目的模式”的做法由国家进行裁量。因此,对于非国家主体的违反行为,以上四类规则从民事、行政到刑事责任的监管主体、利害关系人、惩罚补救方式和程序等来说都比较明确。只是对于代表国家来行使国家财产所有权的主管机关的违反行为,利害关系人以及作为国有财产真正主人的“全民”的维权方式则存在如下不同的情形。第一,在财产规则中,国有财产的主管机关与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与上述非国家主体间关系类似。第二,对于主管机关在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管制规则中所采取的附带行政权力性的侵害行为,则适用典型的行政争议处理方式。此外还需补充公物致害、挪用一般公物的处理手段。第三,对主管机关实施的具备行政立法权性质的国家财产所有权行使行为（主要是在管制规则和禁易规则中）,在行政复议纠错、裁决之外民主程序的引入则是最好的监督手段。

高红梅^[6]（2017）在《西方文学中圣杯意象的流变及其价值》文中研究指明圣杯是西方文学最重要的意象之一,也是西方价值体系的核心意象。它反复出现于中世纪文学及艺术作品中,尤其是以亚瑟王为题材的骑士文学作品,仅西欧各国就多达几十本。其中克雷蒂安的《帕西法尔》是第一部以圣杯意象为核心的骑士传奇,他所开创的圣杯追寻的母题被后世很多作家所继承,并对欧洲文学与文化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圣杯意象仍持续被影视、戏剧、网络游戏等大众传媒重新演绎,其家喻户晓的程度,也表明它在西方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圣杯意象是古代民间文化的基督教化,它凝结着西方文学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的追求,本论文分别以此为起点和中心线索,选取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对圣杯意象内涵的不断变化进行梳理与论述,以揭示西方文学与文化追求向上飞升的超越精神。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论和第一章。导论包括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文献综述。第一章主要探讨圣杯意象的特征,首先介绍关于圣杯意象文学创作的基本概况,从而探讨圣杯意象的特征。圣杯追寻是西方文学追寻母题的一种类型,为西方文学提供了圣杯原型,圣杯原型在后世文学中不断被置换,它具有符号性。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梳理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圣杯意象的起源、发展、繁荣、衰落乃至沉潜的过程。第二章首先考证圣杯意象的原始神话渊源、凯尔特渊源和基督教渊源,三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但它们都过分强调其中某种文化要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章还以中世纪的圣杯传奇为对象,探讨圣杯意象的基督教化。具体分析从克雷蒂安的《帕西法尔》、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罗贝尔的《亚利马太的约瑟》到希伯来版本《亚瑟王》,说明圣杯意象的基督教化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解析《亚瑟王之死》中圣杯追寻与亚瑟王朝的衰落,论证15世纪时世俗价值已逐步流行。综合圣杯意象渊源的考证与圣杯意象基督教化过程的考察,揭示中世纪圣杯意象是基督教统合东方两河流域文明、西方蛮族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成果,是民间文化的基督教化。第三章探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圣杯意象从衰落到沉寂的过程及其原因。从文化上,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理性文明,是圣杯意象衰落、沉寂的原因。而亚利欧斯多的《疯狂的奥兰多》、斯宾塞的《仙后》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则见证了从嘲讽骑士精神到瓦解骑士文学的历程。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论证从19世纪到20世纪圣杯意象的复兴与质疑、变异与解构,从而揭示圣杯意象的现代化过程。第四章主要研究19世纪的圣杯意象,圣杯传奇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推动下复兴,华兹华斯的《埃及少女或水仙的传奇》、丁尼生的《国王叙事诗》和瓦格纳的《帕西法尔》是其中的代表。深入分析这三部作品,我们会发现有的作家对圣杯幻象是持质疑态度的,有的作家则坚持信仰,从而形成了世俗与宗教的交锋,这也是19世纪欧洲最典型的思想论争。第五章介绍20世纪圣杯意象的变异与解构。具体分析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艾略特的《荒原》、怀特的《残缺骑士》和洛奇的《小世界》中圣杯意象的置换变形,揭示圣杯意象不断被世俗化的过程与意义。另一方面,个人主体意识的强化,使得圣杯意象在走向世俗化的同时,也走向了个性化,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圣杯。由此,圣杯意象的现代化也逐渐完成。第四部分是第六章,探讨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前十年圣杯意象的重塑与兴盛。这一时期圣杯意象的重塑是从颠覆圣杯的基督教传统开始,《圣血与圣杯》将耶稣由神还原成人间国王,认为圣杯象征耶稣王室的血脉和抹大拉的子宫。丹·布朗从《圣血与圣杯》中得到启示,以圣杯、玫瑰和Ⅴ型符号等组成圣杯意象符号体系,重新挖掘女性崇拜的思想,以建构不同性别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虽然《圣杯奇谋》以传统的契约结构安排情节,却表达了对生命、尊严、和平等人类普世价值的祈愿与追寻。在现代传媒的推动下,圣杯意象也被塑造成多种表现形式,传播并推广到世界各地,这体现了圣杯意象的后现代化与全球化。第五部分是结语,探讨圣杯意象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价值意义。圣杯意象凝结着西方文学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圣杯意象的流变,不仅体现了西方文学与文化追求向上飞升的超越精神,而且体现了西方文学象征手法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圣杯意象体现了道德理性的规约、超越精神的外化以及生命意识的焦虑,其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力。而圣杯意象的传播性、故事性和不断被世俗化是圣杯意象产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孙红军^[7]（2016）在《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并且要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来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战略、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本文重点研究了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与路径问题。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地方政府法治化概述,主要阐述本文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法治与法治化;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角色;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等,主要是本文在后面的写作和分析要涉及到的一些概念。第二章为中西政府法治化历程与检视,主要是简要回顾和总结中国清末以前、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府法制（治）化历程;简要回顾和总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政府法治化历程,并从中汲取值得我们今天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进程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三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状、成就、实践困境和原因分析,主要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法治化取得的成就（这成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剖析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建成法治政府,并将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具体化为建成依法行政的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廉价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第五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主要是从执政党与中央政府“下压”、社会大众“上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上下左右联动、协同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动力机制,从地方政府主体自律、社会主体参与、政社互动等三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程序机制,从观念更新（法律至上、以人为本、权利本位和公平正义）、制度创新（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吏治法治化）、和市民社会建设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具体实现路径。最后是简短的结论,本文认为,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最终目标是建成法治政府,而这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汪厚冬^[8]（2016）在《公法之债论 ——一种体系化的研究思路》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以行政私法为代表的现代公法学理论与实务被广泛关注,同时,这也是公法之债浮现的真实图景之一。通过对公法与债的源流进行考察,一部公法与私法关系的变迁史酷似“天下大势”,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债作为“整个文明的产物”,其本质特性始终为给付（行为）。所谓公法之债,是指在公法范围内,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请求特定给付的权利义务关系。公法之债的构成要件可为公法关系、本质特性为给付（行为）与发生原因为法定或意定以及公法之债的相对性原则。公法之债是“权力关系”与“债务关系”的复合体。公法之债与传统行政法学、私法之债与公法上请求权以及公法物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微妙关系。对实证宪法、民主和法治以及社会国原则的解读显示,公法之债并不违反我国宪法文本规范和基本的宪法原理。通过对注重政府、社会和私人互动的现代行政法律规范以及依法行政原则、合作行政原理与行政法律关系的阐释表明,公法之债同样具备正当性基础。财产法的时代流变,彰显了公法之债可以借鉴、吸收其成熟的规范与原理,其中,税收债法为公法之债提供了样本,而契约自由、权益保护和衡平原则均可成为公法之债的价值原理,从而让公法之债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从当下社会怪状、公共治理以及风险规制上看,公法之债在我国完全具有了社会现实基础,甚至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公法学前沿课题。通过对大陆法系的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国与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普通法系的英美等国的公法之债学说实务的系统考察,基本上可作如下判断:债可以在公法中成长、公法之债的体系具有开放性与差异共识性的公法之债。私法思维的束缚、公法制度的个性与既有制度的羁绊等都是影响公法之债体系化建构的因素。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以及结合域外的学说实务,公法之债的基本体系可以被确定为,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前者主要为公法契约,而后者则大致可以分为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公法上无因管理之债与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债以及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等,其中,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是作为“兜底性类型”的法定之债而存在的。在现代社会中,契约治理作为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为各国行政实践所推崇。所谓公法契约,是以公共主体为一方当事人的发生、变更或消灭公法上法律关系的合意。合意性、公共性与法定性是公法契约的法律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契约自由与依法行政是可以调和的。若以公法契约所涉双方当事人对公法契约作类型化叙述,可将其区分为私人与公共主体间或公共主体间的公法契约。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在现代公法中得以普遍确立。所谓公法上侵权行为,就是指在公法秩序中,一种侵害他人权利或利益的违法行为,且依据法律规定,符合构成要件的当责行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和责任是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的成立要件。矫正正义与预防损害是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的两项基本机能。若以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所涉双方当事人对公法上侵权行为作类型化注解,可将其划分为公共主体与私人之间相互实施侵权行为,以及公共主体间相互实施侵权行为,其中,前者又可被细分为公共主体对私人实施公法上侵权行为与私人对公共主体实施公法上侵权行为。在无法律义务的情况下,对他人事务实施有利管理之后,如何平衡管理方与被管理方的利益是个世界性的课题。其中,公法上无因管理制度的创设,可为该世界性课题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所谓公法上无因管理,就是指未受委任,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公法的事务。管理他人的公法事务与无管理的义务以及为他人管理事务是公法上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正当化功能与衡平功能是公法上无因管理的主要功能。公法上无因管理与职权法定和法律保留是可以调和的。从一个主体为另一个主体消灭或者履行公法义务的可能性来看,它有三种表现形态:私人为公共主体、公共主体为私人与公共主体间的管理公法事务。为了化解财货转移的合法性危机,公法学理论与实务不断革新,其中,一项具有引领行政合法与恢复正义属性的公法上不当得利的制度日显重要。所谓公法上不当得利,是指在公法范围内,欠缺法律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使一方得利,他方受损,而受损一方有权请求得利他方返还其所受利益,其判别标准为公法关系、财产变动与欠缺法律原因。在我国,公法上不当得利完全具有正当性的法理基础。虽然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两者名称与内容有所区别,但两者间始终隐喻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密切关系。公法上不当得利据不同地标准可分为不同种类,但依请求权规范基础,可将其分为公共主体的不当得利、私人的不当得利与公共主体之间发生的不当得利。作为一种“兜底性类型”的法定之债而存在的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行政给付与公法上一般给付之间属于种属关系。所谓公法上一般给付,是指在公法法律关系中,请求公共主体或私人作成行政行为以外的公法行为,包括请求作为、不作为或忍受。在形式上,在公法上一般给付法律关系中,必有一方当事人是公共主体;在公法上一般给付的启动程序上,通常均以申请为原则,依职权主动实施为例外;公法上一般给付法律关系的运作具有法定性;公法上一般给付的形式上,表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实质上,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属于公法之债的法律关系之一种,从行为过程角度说,它是权力作用的结果;从权利义务属性来说,公法上一般给付是集国家、政府义务（或权利）与私人权利（或义务）于一体的公法活动。在我国,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完全具有正当性的法理基础。若以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所涉双方当事人对公法上给付作类型化表述,可将其区分为公共主体对私人的给付、私人对公共主体的给付与公共主体间的给付。

黄思记^[9]（2015）在《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综观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国,素以礼仪之邦着称。源远而无断流的五千年灿烂文化独居世界,古代中国也长时期领先世界诸国的发展。而君子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典范,是礼仪之邦的中国人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永不衰败的奇葩。使君子人格历久弥新、走向世界的君子教育理论和实践更是教育史中不可多得的瑰宝;英国,一个“蕞尔岛国”,奇迹般地历经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引领了世界近代文明的发展。而英国的绅士和绅士教育与中国的“君子”和“君子教育”一样,也是同样的奇葩和瑰宝。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以人格教育为核心,以培养时代需要的精英人才为目的,对维持本国的长治久安和持久发展,以及在形成本国特色文化、塑造本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堪称世界教育的经典,是教育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论文《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比较研究》旨在对中国君子教育与英国绅士教育进行系统比较,分析二者之本质特点、异同长短与时代价值。这既是弥补当前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更是推动当代中国“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实践健康发展的需求。除导论和结语之外,论文主要内容分为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的概念阐释、形成背景比较、教育目的比较、教育内容比较、教育方法比较、实施路径比较,以及历史影响与时代价值六部分。君子教育是指孔子以儒学为理论基础,在私学教学实践中开创的以培养“内圣外王”之君子为教育目的,从汉代直至清代加以延续和发展的中国主流的教育模式;绅士教育是指受文艺复兴的影响逐渐发展起来的、以洛克绅士教育思想为核心、以培养事业家型绅士为主要教育目的、17—19世纪英国主流的教育模式。三代文化与教育是君子教育形成的历史背景,邹鲁地区的风俗、文化是君子教育形成的特殊文化背景,春秋时期之社会巨变是君子教育形成的时代背景、大一统中央集权之文治体制是君子教育上升为国家教育的政治背景;古希腊罗马之博雅教育理念、英国特色的贵族传统和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是英国绅士教育形成的本土文化与宗教背景,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以及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英国绅士教育形成的主要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形成机制的相同点主要有:均根植于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形成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不同之处主要有:君子教育自成体系而绅士教育受他国影响、君子教育的非宗教性与绅士教育的浓厚宗教性,以及君子教育奉行“有教无类”而绅士教育尤重身份门第等方面。教育目的方面,本文主要从教育家对教育目的经典论述、君子与绅士的素养要求两个方面分析了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的目的。君子教育培养的君子是儒家倡导的治国化俗之人才,更是儒家致力塑造的人格典范。君子以“至道”为最高理想、以“仁”为内在精神、以“义”为基本原则、以“礼”为外在规范、以“知”形成服务社会的能力,以“信”为基本操守等,形成了理想的人格内涵和人才标准;基督教绅士、行政官绅士、事业家型绅士、学术型绅士等是英国绅士教育不同时期的具体培养目标。培养事业家型绅士与绅士风度的养成是绅士教育的主要目的。在绅士的素养要求中德行是第一位的,学问是的二位的。强健的体魄是事业家的身体需要和个人幸福的基础,优美的表达和充盈的智慧是学问与实践的结晶。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之目的的相同之处表现为:二者均追求完美人格的塑造、重视社会精英的培养和均是指向男子的教育等;不同之处表现为:君子以学优入仕而绅士多以出身参政,君子教育注重内在超越而绅士教育注重外显行为,君子教育注重培养学者型人才而绅士教育注重培养事业家型人才等。教育内容方面,本文主要分析了“六艺”与“六书”、《孝经》、《五经》、《四书》等与君子教育相关的经典课程;有关绅士教育的内容主要从体育、德育、智育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之内容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均重视德育课程的设置,课程内容凸显了人文性、古典性等特征;相异之处主要是:唯一与多样之不同语言科目的设置,以及单一、封闭与全面、开放之不同课程体系等。教育方法方面,本文主要论述了君子教育的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诱导、指导自学、居敬持志、慎独自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学思并重、学以致用、及早管教、蒙以养正、鲜明对比、量化警人等教育方法;阐释了绅士教育的保健与锻炼相结合,及早管教、反对溺爱、培养习惯、恰当使用奖励与惩罚、注重说理、关注儿童个性等心理特征、树立榜样等教育方法。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之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有:注重因材施教与循序渐进、强调知行结合、重视教师的作用和注重早教、保留体罚等;不同之处主要有:君子教育侧重内在修养而绅士教育侧重习惯养成、教育方法的综合与分化之不同,以及教育方法指向的教育阶段和组织形式有所不同等。实施路径方面,本文主要分析了君子教育的儒家私学、太学与国子学、书院与士大夫家庭教育等;主要分析了绅士教育的家庭教育、公学教育、牛津与剑桥之高等教育、大陆游学等。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的相同之处主要是:二者均形成了各自完整的教育体系、社会中上阶层成为推动实施的主导力量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儿童教育阶段君子教育侧重学校教育而绅士教育侧重家庭教育,君子教育系统的开放与绅士教育系统的封闭之不同,以及最高学府在费用和修业年限方面之不同等。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不但对本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同时,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通过人才培养,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长期实践中,二者推动了本国君子文化与绅士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然而,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以国家官员为主的培养目标、以人文与古典课程为主的教学内容决定了二者是培养“劳心者”的小众化教育。另外,绅士教育在教育对象上的等级性、君子教育内容的相对单一性等均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局限性。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对于当代教育理论的创新、精英教育的健康发展、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实现、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开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绅士教育的传承与更化对君子教育的继承与发展也有重要借鉴意义,而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更是人类教育的永恒主题。

夏文华^[10]（2013）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文化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异质文化,是伴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逐渐形成的。在民国时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得以建立,开始进入学术化、专业化的发展阶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科学文化也随之开始步入理性发展轨道,以现代科学的专业知识为载体,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1912-1949这几十年间,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单元,科学作为一个社会建制独立出来,科学家的社会角色逐渐明确,中国科学文化开创了新的局面。对这一新局面进行的无论何种方法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典型示范意义。再者,这一时期,中国的局面纷繁复杂,又遭受外族入侵,当时的社会文化多所变迁,种种的时代特征均给予科学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这一时期科学文化倍受学者重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截取民国时期这一时间断面,提出新的科学文化研究模式,对该历史时期的科学史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民国时期科学文化的认识更加客观与深入,这也是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的意义所在。鉴于科学文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近年来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科学文化进行了探讨。笔者在综合考量了各种研究之后,发现一个显着的问题,即不同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研究的对象有所局限,如科学史研究者关注点在于科学家,人文思想史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家,无形中形成了对研究对象的分解,不利于全面完整地把握科学文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事实上,在科学文化的兴起过程中,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一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试图将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纳入共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做出全面完整的理解。本文共十四章,从结构上可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与第二章）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并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性质、特征、结构、维系、研究内容进行阐述。第二部分（第三章至第六章）对科学文化共同体进行社会学分析。第三章主要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进行分析,探讨他们对科学事业的领导作用以及对科学文化塑造的推动作用；第四章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1131名成员的整体社会学特征进行分析,寻找共同体成员在地缘、亲缘、学缘、业缘等方面的社会联系与特征,并分析原因,进而探讨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对共同体的维系作用；第五章将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与同一时期另一重要的科研机构北平研究院的核心成员——会员——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二者在各个方面的异同；第六章以案例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网络的形成,以及共同体成员的科学文化实践活动对科学事业与科学文化的贡献。第三部分（第七章至第十章）全面阐述科学文化共同体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贡献。第七章探讨了以中央研究院成员为主的科学文化共同体对其他科研机构的贡献；第八章考察了科学文化共同体成员参与科学学会的建设,并探讨中国现代科学学会在促进学科发展,团结科学家群体,增进国际交流,传播科学文化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九章考察科学文化共同体成员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所起的特殊贡献；第十章以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科学图书馆为例,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对承载着传播科学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功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讨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学术示范作用与科学考察实践。第十一章主要以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精英成员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学术示范作用,并以中央研究院的一份科学刊物为案例进行分析；第十二章主要以两次典型的科学调查活动来说明科学实践与科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五部分（第十三章与第十四章）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在科学文化上的独特贡献。第十三章着重讨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科学文化价值观；第十四章通过科学文化共同体对科学文化的传播、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精神的塑造以及后人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奖项的设立,来阐明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影响力。结束语：通过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所做的全面的考察,可以得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生、发展主要通过共同体成员的实践完成,共同体成员通过在不同领域的科学文化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他们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注入了别样的内容,对中国现代科学与科学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通过全文的研究,说明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纳入同一科学文化共同体更加有利于探寻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塑型,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建设也可以提供借鉴。

二、英国教育专家称牛津大学水准日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国教育专家称牛津大学水准日降（论文提纲范文）

（1）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论文提纲范文）

（2）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英国牛津大学PGCE课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英国大学自治样态的流变研究 ——基于“府学关系”变迁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宪法上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西方文学中圣杯意象的流变及其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公法之债论 ——一种体系化的研究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9）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英国教育专家称牛津大学水准日降（论文参考文献）

• [1]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D]. 郑欣. 暨南大学, 2020(04)
• [2]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D]. 刘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3]英国牛津大学PGCE课程研究[D]. 赵若岚.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11)
• [4]英国大学自治样态的流变研究 ——基于“府学关系”变迁的视角[D]. 司俊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5]宪法上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机制研究[D]. 莫静. 东南大学, 2017(02)
• [6]西方文学中圣杯意象的流变及其价值[D]. 高红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3)
• [7]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D]. 孙红军. 苏州大学, 2016(08)
• [8]公法之债论 ——一种体系化的研究思路[D]. 汪厚冬. 苏州大学, 2016(08)
• [9]君子教育与绅士教育比较研究[D]. 黄思记. 河南大学, 2015(11)
• [10]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D]. 夏文华. 山西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