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代儒家文化的分期——兼论“修儒重道”的基本国策

一、试论金朝儒家文化分期——兼议“崇儒重道”基本国策（论文文献综述）

高世伟^[1]（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王娟娟^[2]（2020）在《《庭训格言》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庭训格言》作为我国古代帝王家训的代表作,内容广泛而具体生动,汇集了康熙皇帝教育皇子皇孙的训言思想,共计二百四十六则。此书贯穿着康熙皇帝尊儒崇礼、经文纬武、统一寰宇、开启盛世的生平政绩。《庭训格言》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修身治学方面,康熙提出以“仁”、“礼”为核心的为人处世思想和以“尚学”、“知行结合”为核心的治学思想;在循医养生方面,康熙主张顺应自然之道和医学的养生思想;在孝道齐家方面,康熙倡导“孝治天下”的孝道思想,将常识礼法传授皇子皇孙;在治国理政方面,康熙谕教皇子们敬天祭祀应亲力亲为,同时以任贤纳谏、施行仁政、关注民生的治国思想和自己的行军经验训导皇子们。《庭训格言》承继满清先祖之智慧,融汇儒道思想之光华,集合康熙个人经历之精粹。因此,其思想具有内圣外王统一、满汉文化融汇、中西文化兼顾和严督亲教结合等特色。在康熙的训言思想指导下,成长起一批集学问品行、文治武功于一身的优秀皇子和两位杰出的帝王:“以勤先天下”的雍正皇帝和“以才、寿名史册”的乾隆皇帝。此部训言还深深影响到清朝后世几代皇帝的为君处政,并主导了清朝后世的皇室教育思想,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庭训格言》所体现的治国理政思想格局,实现了保留民族旧制与适应中国政治传统的统一,对清朝入关后两百多年的王朝统治具有思想奠基意义。

刘小玉^[3]（2020）在《金代帝后上谥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女真传统中并无谥法,金朝学习唐宋建立了本朝的谥法制度,并融入了本朝的理解。帝后的谥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号,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帝后谥号的追加或褫夺反应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金朝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态度。通过谥号的用字还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于帝后行为品德的期许。金朝对于中原典章制度的学习并加以利用,成为维护本朝统治、彰显皇权的工具。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金代帝后得谥的程序。金代帝后得谥程序基本一致,先由皇帝下诏、百官议谥,由相关官员撰写谥议、谥册文、书谥册宝,然后行奏告仪,最后奉上谥册谥宝。第二部分论述金代帝后得谥的礼仪。主要包括奏告仪和奉上尊谥册宝仪,其中奉上尊谥礼仪在大定年间发生了变化。第三部分以葬谥,追、加谥号,夺、改谥号为线索分析了金代帝后的得谥情况。金朝帝后谥号制度始于太宗,发展完善于熙宗,到世宗时已经相当成熟。金朝追加谥号和增谥的高峰期在熙宗朝。到海陵、世宗时还通过谥号的追加与褫夺来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可见对帝后谥号的利用已经比较成熟,成为了一种政治手段。第四部分是金朝帝后谥号的用字分析。皇帝谥号字数经历了从少到多的过程,谥号的用字也都是褒奖之词。皇后的谥号字数基本稳定在二字,谥号的用字也都是赞美皇后品德之词。

宋以丰^[4]（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张昊^[5]（2019）在《金朝大定年间女真进士科研究》文中指出金朝大定年间,金世宗创立了独具女真民族特色的科举制度,即女真进士科。金世宗继位前金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与汉族王朝科举制度无异,再加上统治者推崇学习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原汉族文化,使得女真族人在自上而下的文化改革中逐渐失去的原本女真民族文化传统,新生女真人不识女真民族文字和语言,反而对汉族文化十分精通。再加上金世宗前的科举制度选拔出的文官多是汉族官员,使得金朝文官和武将、女真官员和汉族官员的整体比列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出于对金朝女真统治稳定和挽救逐渐衰退的女真民族传统文化的诉求,金世宗颁行了女真进士科这一项专门为女真族人开科取士的科举选官制度。在正式颁行女真进士科这一政策之前,金世宗设立了专门教授女真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官方办学机构作为女真进士科颁行的奠基,即女真官学,在诸府路和中央分别设立了女真府学和女真国子学。在前期条件铺垫充足和金世宗与群臣反复讨论的情况下,女真进士科于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年）颁布,于金世宗大定十三（1173年）年首次开科取士。金朝大定年间女真进士科共开科取士4次。在开科取士这十几年间女真进士科的应试教材、应是对象、开科程序和考试内容也逐步修改,趋于完善,同时女真进士科作为服务于女真族人的科举选官制度,也必然存在方便女真贵族入仕的一些特点,做到将女真族的文化和政治统治相结合。金朝大定年间作为女真进士科颁行的初始年份,在政治统治和思想文化方面所起到的影响是金朝后世所不可比拟的,后人对女真进士科这一选官制度的评价总体上也是肯定多于否定。但归根结底,女真进士科是金世宗带着复兴女真民族传统文化和维护女真民族政治统治的期望设立的,其在大定年间政治和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可谓是利弊相结合,尤其是在文化方面,并未达到金世宗所期许的让女真人做到通晓女真民族传统文化,遏制学习汉族文化的风气。

马林莹^[6]（2018）在《勃极烈制度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比较研究——从制度改革的相似性出发》文中指出通过比较分析金太宗时期勃极烈制度改革和清太宗时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改革,发现这两个贵族大会议事制度均在王朝第一代继承者统治时期,发生了相似的关键性转折:议事成员权力缩小、皇权渐趋加强。首先从社会现实、年龄因素、心理变化、汉儒熏陶四个方面探讨这种相似转折背后的原因,进而从王朝军事斗争的不同走向分析相似性改革历程为何却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比勃极烈制度存续时间长100多年的不同结局。

杨琳^[7]（2017）在《“崇儒重道”之策下金朝婚姻习惯法的演进与调适》文中研究表明金朝婚姻习惯法萌芽于生女真中完颜部落的氏族习惯,通过对金朝婚姻习惯法发展轨迹的考察,在金朝婚姻习惯法与制定法的互动中,一方面习惯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律渊源,在金朝法律制度发展中并不是完全游离于制定法之外,金朝有遵循"旧俗"的传统,部分习惯法得到了承继和默许并进入到制定法中;另一方面伴随"崇儒重道"之策的逐步建立,金朝统治者裁夺改变了与儒家法律思想不吻合的部分婚姻习惯法,既体现了"法自君出"的时代烙印,也体现了金朝政权对于儒家思想的法律运用和认同。

李杨^[8]（2014）在《八旗诗歌史》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八旗诗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三个大的时间分期,对“八旗诗歌”的兴起、发展、繁荣、演化尽可能做出宏观而系统的审视,力图展现出“八旗诗歌”发展的整体风貌以及每一分期内所各具的典型特征。全文共分三编,上编大致对应清前期顺康二朝约一百年的时间,是为八旗诗歌的兴起学习期；中编大致对应清中期雍乾嘉三朝约一百年的时间,是为八旗诗歌的繁荣演变期；下编大致对应清后期道咸同光宣五朝（延伸至民国）的一百余年时间,是为八旗诗歌的异化尾声期。下面,就分别对各编的主要内容略作介绍。上编：清朝前期约百年的时间,八旗诗歌在学习汉族诗歌并沿袭汉族诗坛创作主流的道路上不断摸索前进。八旗诗人们通过与汉族诗坛的密切互动,促成了清前期八旗诗坛的快速发展和进步。鄂貌图以其先锋军的地位导扬风雅,成为八旗满洲诗歌第一人。而后,纳兰性德与曹寅一北一南,先后与汉族诗坛建立了深刻而紧密的交游圈,在将八旗诗歌带入到主流诗坛并促进八旗诗歌繁荣的同时,客观上也对汉族诗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创作活动及文艺交游,为民族间异质文化的融合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清初的八旗诗歌总体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民族气质和极具活力的八旗精神。虽然在艺术手法和创作技巧上,仍旧对汉族诗坛亦步亦趋,但从气质风神方面而言,却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主流诗坛裨益颇多。“八旗诗派”的崛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为整个清代诗坛带入了清刚劲举、雄豪健美的北地风神及年轻勇武的创作活力,也为中国诗歌史增添了一抹豪迈瑰丽的色彩。中编：为叙述紧密起见,本处将清前期康熙皇帝的文化政策及诗歌创作与清中期的乾隆皇帝合为一章进行论述。康熙皇帝雅爱文学,重视以“文统”驭“治统”,加之他酷爱诗歌,对“诗教”理论极为服膺,所以主张诗歌应“与世递变”。在这一文化纲领的指引下,象征“熙朝盛世”的唐诗风在康熙诗坛成为主流,而导扬唐诗三昧之说、创建“神韵派”的王士禛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康熙皇帝一手扶植的汉族诗坛盟主。乾隆皇帝即位之后,在“治统”和“道统”上承祖父之余绪,仍以“宽仁”为本,所以乾隆朝前期的诗坛呈现出较为宽松并且异彩纷呈的局面,“格调派”和“性灵派”一朝一野、一北一南,前后并起,主导诗坛主流。但至乾隆朝中后期,统治政策发生了变化,皇权意志对思想领域的干预和控制日趋严酷,反映在诗歌上就是“诗案”迭发,文字狱横行,故略无创作主体精神而专主饾饤考证为能事的“肌理派”及“考据诗”出现并开始风行。但乾隆朝毕竟是诗学昌明、硕果丰盈的时代,虽有帝王意志的钳制,诗人们仍旧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抒发性情,不辍创作。此期的八旗诗坛内部,也随之产生着变化。帝王意志的极端性和严酷性,首先导致了创作主体的分流,一些高门贵胄如李锴、长海等人纷纷远避朝堂,走向郊园田野,开创娴雅悠容的八旗田园诗派。而另外一部分如英廉、朱孝纯、铁保、百龄等人则坚守祖宗基业,立足庙堂,继续高倡清刚的八旗诗风。此间,八旗蒙古诗人法式善秉承王孟诗派精神,成为北方诗坛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与袁枚时有“南袁北法”之目。清中期的八旗诗坛,经过清前期约百年的摸索演练之后,渐具个性。除了在创作实践上探索出适合自己的风格取舍之外,在表现领域的拓展上也颇有创获。如边塞诗在清朝的再度繁荣,八旗诗人便功不可没。下编：清后期的时局风云万变、九州震荡,集权统治者及一些以剥削为能事的封建官僚与西方侵略者们,对中国人民造成多重压迫。在满汉民族矛盾和中外国家矛盾的联合作用力下,不仅是整个清代诗坛发生着质的变化,八旗诗坛也随之开始了急剧的转型。他们中如宝廷、延清、成多禄等以血泪之笔如实记载清末政局中的腥风血雨；如斌椿、盛昱、三多等则开始探索富民强邦之路；如唐晏、杨钟羲等则以一己之力,于国祚倾覆之后贯全部之精神于文献的整理和着述,为故国存史。清后期的八旗诗坛,歌功颂德的雅颂之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主义诗歌精神的复活。辛亥革命之后,历史虽进入新的纪元,但被迫步入民国的八旗遗老遗少则多怀故国之思,他们的创作既是八旗诗歌的尾声也是八旗诗歌的遗响。总之,清朝末期充满了“郁愤”之思的八旗诗歌,不仅全面、客观、深刻地展现了清后期八旗这一族群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为激荡了近三百年的八旗诗歌以及八旗制度画上了一个沉痛而又充满反思的句号。

杜改俊^[9]（2014）在《跨文化视角下忽必烈幕僚群体形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朝并列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发展中重要的一段历史。这个王朝的建立者是蒙古帝国的第五位大汗,成吉思汗之嫡孙忽必烈大帝。忽必烈一反自己祖先的行为,由野蛮战争中的纯粹掠夺到重视文明,既而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引“唐宋之故典”、“杂就金制”同时吸收“国朝之成法”多民族一体化的国家。促使忽必烈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最早在思想上启蒙他,并且在行动上能够协助他的是在“潜邸”时期形成的“幕僚群体”。忽必烈幕僚群体的核心人物是一批汉族的硕儒贤士及汉族世侯中的精英。当时蒙汉的社会性质不同、文化水平颇有轩轾,蒙古国当时近乎纯游牧的“行国”社会,而汉族社会的历史文化渊源久长、农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在巨大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忽必烈幕僚群体能够形成是双方的多种文化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本论文试图从综合的蒙汉文化融合的视角,考察其形成的媒介、途径、及形成过程中双方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上的思想观念所起的作用。全文分三方面论述忽必烈幕僚群体的形成。分别是宗教、伦理、及观念。宗教在忽必烈幕僚群体形成过程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其媒介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佛家、道家借助于讲佛理和道术机会宣讲儒家的仁政理论。其二、由于忽必烈确立了佛教信仰因此在忽必烈王府中出现了三位信仰佛教的高级幕僚,他们在忽必烈夺取和建立政权过程中起着“非常”的作用。其三、由僧人刘秉忠为中介向忽必烈幕府推荐了众多的人才。“伦理关系圈”是忽必烈幕僚群体形成的主要途径：通过“血缘关系”的途径形成了多民族幕僚成员。具体而言有汉族血缘关系圈,维吾尔族血缘关系圈,回族血缘关系圈,蒙族血缘关系圈,他们构成了忽必烈幕府中基础成员。通过刘秉忠推荐以刘秉忠为中心形成的“伦理波纹圈”,这个圈中的人物是忽必烈幕府中的核心人物和决策者。此外刘秉忠或他人举荐在忽必烈身边的幕僚成员,他们再推荐自己熟悉的人进入忽必烈王府中,一个人物连接着另一个人物,在他们之间总存在着某种伦理关系由此形成另一个“连环扩展波纹圈”,他们构成了幕府中的中坚人物。“伦理关系圈”之外,“征召与依附”是忽必烈幕僚群体形成的又一途径。“征召”是指忽必烈慕名主动征召的一些英才,而依附是一些人闻忽必烈之名而主动依附于王府。忽必烈幕僚群体能够形成的根本在于“时势造英雄”。在蒙汉民族文化冲撞融合的大背景下,在当时急剧社会的变化中,这个群体中的人应时而起,成为了“文化英雄”。他们之间形成了与时代相适应的相同或相似的世界观、价值观；双方某些方面观念的契合是忽必烈幕僚群体形成的关键原因。具体而言：汉族士人的“天下观念”与忽必烈明君特质在特定时代中互相契合,忽必烈蒙汉杂糅的君臣观与汉族士人双向忠君观的相互契合,忽必烈的用人标准与汉幕僚“期于有用”的人生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契合。这一群汉族士人能够跋涉千里走到漠北王府在忽必烈身边形成一个群体,他们的观念与人生态度起着决定因素。本文从跨文化角度对忽必烈幕僚群体所做的研究,丰富了研究对象的内容,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特点的研究充实了具体内容,对当下的跨文化交流与研究,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裴恒涛^[10]（2013）在《形夷而心华：墓志资料中唐代非汉人的王朝认同》文中认为本文结合若千方入居内地非汉人的墓志资料的个案考察,以及统计的近四百方非汉人墓志资料的综合分析,主要探讨了唐代入居内地非汉人对唐王朝国家的认同问题。非汉人墓志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文化现象,如族源叙事模式、家族仕宦经历、族际通婚、宗教信仰、习儒科举及归葬合葬等,这些现象中表现了汉化的趋势,但不能用汉化来涵盖。本文试图揭示出这些文化现象中非汉人的王朝国家认同意识。入居内地的非汉人的王朝国家认同不同于当下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内涵,其体现的是王朝国家层面的认同,表现为政治上对朝廷和皇帝的忠诚,包括积极参与唐王朝国家的军事活动,担任宫廷侍卫武官,接受唐廷的赐姓,死后陪葬帝陵等,这种类型以西域胡人及北方突厥、契丹等入居内地相对较晚的非汉人精英为主,如研究中重点分析的西域疏勒人裴沙（644-724）、北方突厥人阿葛罗（688-726）等。或者通过科举入仕的方式积极融入唐王朝国家的官僚体系,担任王朝国家中央及地方的各级官吏,这在入居内地较早数量可观的鲜卑人及月氏后裔等群体中表现明显,如元邈（808-844）及归葬洛阳的支竦家族。另外,由于传统儒家文化及礼仪在唐王朝国家中的重要性,入居内地的非汉人群体对唐王朝国家的认同,亦体现在对这种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皈依与认同上,比如通过丧葬活动中一些礼仪观念如家族观念、风水观念的习得与实践,婚姻方面对传统中原士族门第观念的效仿,而倾向与传统高门大姓缔结婚姻等,籍贯保留自身的地域特色,族源上对华夏始祖黄帝及炎帝的攀附等,这些现象表达了入居内地非汉人对王朝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接受与认同。此外,入居内地的非汉人王朝国家认同方面亦表现出多层次性,他们在对王朝国家政治忠诚和文化认同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自身族群的历史记忆和认同,他们在墓志中对自身族属或族望的追述仍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婚姻方面某些非汉群体如粟特、突厥人中存在着较高比例的内部婚姻现象,说明在当时多族群交往互动的环境中,尽管具有一定的汉化趋向,族群间的界限还是相对清晰的。在本文的分析中,亦可发现入居内地非汉人对儒家文化及中国化佛教文化的吸收,逐渐改变乃至重组自身的集体记忆,这显示出认同是多层次的,具有可选择性和变化性。非汉人群体复杂多样,入居内地时间先后不等,既有汉代、魏晋时期进入内地的月氏、鲜卑等族后裔,也有主要在唐时期进入中原的突厥、粟特等非汉人群体,不同的经历和文化,亦影响到他们入唐后在内地的认同模式的差异。基于政治忠诚和文化归属的认同会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由于非汉人王朝国家认同主要体现在非汉人精英分子身上,他们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其对唐王朝国家政治及文化的认同是彼此双方力量互动与博弈的结果,双方力量的失衡及利益的变化都可能引发认同的改变。文中对突厥人、契丹人的认同变化的分析即可说明这种现象,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的汉与非汉关系的微妙变化亦可说明。非汉人的王朝国家认同作为一种主观意识,不排除结合历史文献的合理想象与建构,它与王朝国家的相关制度政策及政治形势的演变存在一定关联,本文亦试图揭示这种关系并简要分析王朝国家层面对非汉人认同的影响。为了说明和揭示清楚上面内容,本文的篇章结构如下:绪论,主要说明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及学科研究现状,本研究涉及的认同、唐代非汉人及唐代王朝国家等相关核心概念的内涵。个案考察部分,共分三章,分别选取西域疏勒人裴沙墓志、突厥人阿葛罗墓志、粟特人安思温夫妇墓志及鲜卑拓跋后裔元邈墓志等,通过其相关问题的考释,如族属、仕宦、婚姻、丧葬等,指出其认同于唐王朝国家的具体方式,并厘清唐代非汉人汉化与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与王朝国家认同的辩证关系。综合分析部分共分三章,结合搜集整理到的400余方非汉人墓志及上面的个案分析,进行综合性的考察,重点就非汉人丧葬中的归葬现象、族源上华夷共祖与族际通婚现象、科举入仕等现象进行分析,指明这些现象与族群认同及王朝国家认同之家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探讨影响非汉人王朝国家认同的因素及其历史演变情况。最后是结语及余论,对本文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并探讨特殊时期唐代非汉人王朝观念及认同的情况,以及唐末、五代及北宋非汉人王朝国家观念及其认同的演变。

二、试论金朝儒家文化分期——兼议“崇儒重道”基本国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金朝儒家文化分期——兼议“崇儒重道”基本国策（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庭训格言》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金代帝后上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金朝大定年间女真进士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勃极烈制度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比较研究——从制度改革的相似性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7）“崇儒重道”之策下金朝婚姻习惯法的演进与调适（论文提纲范文）

（8）八旗诗歌史（论文提纲范文）

（9）跨文化视角下忽必烈幕僚群体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形夷而心华：墓志资料中唐代非汉人的王朝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金朝儒家文化分期——兼议“崇儒重道”基本国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2]《庭训格言》思想研究[D]. 王娟娟. 青岛大学, 2020(02)
• [3]金代帝后上谥制度研究[D]. 刘小玉.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4]“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金朝大定年间女真进士科研究[D]. 张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7)
• [6]勃极烈制度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比较研究——从制度改革的相似性出发[J]. 马林莹.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8(04)
• [7]“崇儒重道”之策下金朝婚姻习惯法的演进与调适[J]. 杨琳. 北方文物, 2017(02)
• [8]八旗诗歌史[D]. 李杨. 浙江大学, 2014(12)
• [9]跨文化视角下忽必烈幕僚群体形成研究[D]. 杜改俊.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09)
• [10]形夷而心华：墓志资料中唐代非汉人的王朝认同[D]. 裴恒涛. 中央民族大学,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