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潘恩常识中的公民社会思想解读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潘恩《常识》中的市民社会思想解读（论文文献综述）

徐沁蒙^[1]（2021）在《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双重视域转向》文中研究表明市民社会是葛兰西政治哲学中起到起承转合作用的关键概念,它在承接知识分子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同时,为构成实践哲学在世界观领域的升华奠定了世俗基础。葛兰西分别通过实现市民社会从公共视域向“私人”视域、经济视域向文化视域的双重视域转向完成了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建构,并以此作为回应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主义悖论的现实武器。从理论溯源而言,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双重视域转向缘起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认同危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在该阶段呈现出生产集中化的总体趋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资产阶级剥削程度的日益加深也使全社会范围内爆发了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与不信任。此时,第二国际理论家却试图通过南辕北辙的方式即依靠生产力的提升代替社会革命,对此,葛兰西廓清了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本质,并提出通过掌握“私人”视域和文化视域下的市民社会,从而利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下的认同危机获取“文化领导权”（hegemony）并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从公共视域向“私人”视域的转向是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视域的第一重转向。在这一过程中,葛兰西一改以往思想家从公众意志或普遍性范畴切入探讨市民社会理论层级的哲学传统,从现实职能发挥形式的非强制性入手,把市民社会纳入“私人”领域,并将教会与工会视为构成“私人”视域下市民社会的“私人组织”。从经济视域向文化视域的转向是该理论的第二重转向。文化视域基于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具体内容的归纳总结,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别对应现实生活中的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因此市民社会可视为包含全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而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就必然交由市民社会中的学校、党校等文化组织。统而言之,尽管私人视域与公共视域分别从外在与内在、形式与内容不同维度对市民社会加以框定,然而两者实则具有内在一致性——私人视域与文化视域皆完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关系的重构,且实现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与时俱进,因此针对马克思主义自身脉络而言,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双重视域转向也可视为葛兰西反对经济决定论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从一国理论向多国实践迈进的又一例证。

邹诗鹏^[2]（2021）在《马克思论市民社会的经济性质——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讨论》文中认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与黑格尔有很大区别。通过对市民社会及其演进历史的分析,通过破解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那种同一于政治国家的伪政治性质,通过确立"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通过揭示市民社会的非政治性与非伦理性,通过区分"资产者"与"公民"或"市民"、并将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与公民社会区分开来,将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以及人自身的解放区分开来,马克思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经济性质,并确证了经济性质的现代市民社会之实存。经济性质的市民社会之实存在马克思随后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及其理论创造中开展为多个路向:一是实现对市民社会的历史结构分析及其内在批判,特别表达为以《资本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二是展开为对包含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拜物教在内的多重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的批判;三是通过将物质生活这一广义的市民社会概念看成历史的存在论基础,创建了唯物史观,实现从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向人类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熊亮^[3]（2020）在《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文中研究指明现代社会,人们既处于资本逻辑的强制下,也处在机器体系的程式里,更处于现代性的流变中。何谓现代性的流变?现代性如何流变?现代性流向何方?众说纷纭、各家不一。从人类四次工业革命的角度来探究现代性逻辑预设、反思与批判以及未来去向,可以深刻地阐释现代性的诸多元素嬗变的来龙去脉,而四次工业革命的“机器”为探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向度。18世纪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这是对神的挑战;今天有人又说“机器是人”,这是对人的挑战,现代性就是在人与机器的关系里孕育了历史进步观念、历史整体性、自然范畴、工具理性以及主体性等特征,也正是诸多的特征特质让人们感受到今天仍然生活在现代性的流变框架里。因此,一部现代性的流变史,就是一部人与机器的关系史,探究人与机器的关系,既可以追溯现代性的发育生成,也可以反思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更可以探索现代性的未来旨趣。从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一部名着谈起,拉美特利的重要着作《人是机器》掀起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直觉:西方人从神学转向人学,从中世纪的圣经故事转向近代工业革命的人—机器—自然的故事,在工业革命驱动背后的机器革命,告示了一种世界观转化“人是上帝儿子”转化为“人是机器”。“人是机器”现代性起源的解读:一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论本体论。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和建构的图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要素,涵盖了“物”的开发和激活、资本的嬗变和转型、土地要素的改变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范式的显现。二是自然是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倡导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历史性作用,一种新观念已经进入现代意识,动力这个概念不具有政治意义,它不是控制人们的能力,而是征服自然的能力,“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是改变并利用自然创造新事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新事物的能力。三是分工与交换是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关键的要素就是科学技术能否普遍应用到社会,英国早期兴盛的成功奥秘就在于此。“人是机器”机器崇拜在这一时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它不仅展现了人类通过对象化劳动创造的工具征服和改造自然,给人类带来丰裕的物品,也揭开了被神学所遮蔽的自然界和人,更是人类从附魅的神性自然转向了祛魅的机械自然观,人类逐渐追求理性、崇尚秩序以及构建制度,追求一种确定性、精准性以及因果关系的进步。近代工业革命,在机器崇拜的视域下孕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一是物性,激活人的欲望。二是人的主体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分离。三是理性主义,追求确定性的方案。四是历史进步观念,历史发展的趋势。五是历史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于理工工具的过度膨胀以及人类主体性的无穷欲望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患,现代性的忧患也就引发人类对现代性的诊断,开启了一种机器异化的历史哲学沉思。卢梭基于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的角度来诊断现代性,提出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是一种历史化进程。人的秉性是自然的、是趋善的,科学技术、理性机器泯灭了人天然的善与爱,给人类带上“伪善的面具”,遮蔽了人类相互之间的猜疑、斗争和奴役,腐化了人的心灵与斗志,给人类带来了惩戒,消解了人类美德的民族性、独特性和魅力性,助长人的闲适与骄逸,给人类带来了惰性,造就了人类时间的多余、多事和多败,科学进步每前进一步,人类道德就堕落一步。科学技术发明的“机器”所打造的社会状态都是人类带着“伪善的面具”去追求带着“枷锁的自由”,人类的行为和道德被对象化的工具所异化,人类失去了道德至善的禀赋,理性工具是产生异化的根源之所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两大重要范畴,就是处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市民精神与国家精神以及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现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市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在市民社会里产生的,而扬弃这种背离主要是靠思辨的精神来进行调和。在微观的市民社会领域中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人性、欲望、财富、机器、劳动以及分工等范畴,在宏观的国家领域中也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普遍精神、普遍利益、自由、必然等范畴,对于现代性的发生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又要扬弃其不合理的成分。马克思通过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论的分析,深刻地分析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为深刻的则是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对现代性产生的作用。资本就是现代性的本质以及内在的规定,通过对资本这一范畴的深刻剖析,认识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从而揭示现代性深刻的一对又一对二律背反范畴。从现代性本质的批判来看,《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中的五种对立关系: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等。从货币史、交换史、工业史以及世界交往史来视角来考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规律,同时也澄明了在现代性过程中资本的内在紧张与外在竞争必然要回答人与劳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没有间断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作为对象化工具—机器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机器的便利同时,机器也在“酸蚀”着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对“机器”的现代性批判旨趣:一是工具理性的批判,工具理性把“机器”作为工具肆意破坏自然,将自然“被宰制”的对象,带来了深刻的自然危机;工具理性把一切都加以量化、价值化,使得人的需求唯一性,导致“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将一切事实纯粹化,导致目的的“无意义”,侵蚀着人的心智。二是“机器”世界观的异化:人生活在流水线上,每天都要从事同一单调的工序,但是又不能造成工序任何一环节的错误,使得人失去了创造性,造成人的心理紧张压抑的状态。三是消费的异化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转向景观拜物教,景观打造的幻象催生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得人们偏离消费本身。“机器”本身是可以创造物质财富的,但是过于追求“机器”,“机器”权力逐渐主导并限制着人的生活,使得人失去生活的意义目的。“机器”形态、性质在发生着变化,人与“机器”之间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性发生着流变,然而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并没有停止。智能化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认识论的转换发生了转换,由“人是机器”转向“机器是人”。进入“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的物性、主体性、理性主义、历史整体主义以及历史进步观念在经历着思维方式的转化,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化构建了智能化时代的价值观。由于现代性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现代性场域里的唯物史范畴也在面临着质疑:生命、意识以及伦理道德是否只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分工、交换、无人车间是否在改变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继续在被人征服,还是在与人日趋和谐?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在造福人类?工具理性是导致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异化理论是继续深化,还是走向终结?“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被筑堤愈加巩固,还是被掘墓走向终结?这有待于人类在智能化时代不断地验证,有待于人类在现代性的流变里反思着人类未来的三种抉择: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以及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不可否认的是“机器是人”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一连串的机遇,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挑战。“机器是人”时代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一连串的机遇:一是生产过程的多样性、多元化以及闲暇性。二是交换形式的便捷性、跨时空性以及颠覆性。三是消费方式的瞬时性、多样性以及快捷性。四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五是人类自身的改造。高科技可以把自身作为技术手段,使人类能用技术手段来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成为自我进化的新手段。“机器是人”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一是人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与机器鸿沟在缩小。二是机器越来越智能化,自我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人的依赖性越来愈小。三是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未来将会取代人的脑力劳动,如果人类一旦将全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交给机器,人类将一无是处,并且人的器官都将退化。四是人类对机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失去了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自然和外部世界成为机器主宰的对象,人类失去了对客体的反思。五是人类在智能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时间将智能手机、电脑作为“身体的部件”,越来越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生活,人类失去交往的意义。六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无视道德规则的底线,践踏人类生命,如基因编辑婴儿,是对人类行为规范底线的践踏,在深层次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权力。现代性场域里人、机器、社会以及国家的理论观念在发生着嬗变,也引发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面对现代性的流变,人类未来何处何从?德日进在《人类的未来》里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基督教方案,唯有在统一世界内在深处的顶峰上最终出现的一个自主集合中心,才能从结构上和功能上在仍然分崩离析的人类群体内部充分激起,维持并释放出期待的促进共识力量,也就是真正的超级爱,要有真正的大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方案,使人类个体在人类起源与发展终结的地方隐约地看到集体思考和同情提升到某种状态,使每个个体从参与中得益,就足以激励人类个体并使其确定前进的方向。”在德日进的马克思主义方案里,可以看出个人进入到集体的思考和同情就是为了获得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今天人类社会处于马克思第二大形态“人对物的依赖”前提下,人类无法摆脱资本的逻辑和机器的体系,但是追求人类的历史进步、历史整体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自由精神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之所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对“机器是人”所引发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悲观者担忧人类会遭受对象化智能化机器的灭绝,人类会走向终结局面,乐观者认为智能化机器为人类减轻了劳动的负担,人类会实现全面解放。尽管如此,人类生产力还在发展,人类社会还在前进,人类探索自然、外部世界乃至发明创造智能化机器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方案,不仅为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指引了行动的方向,而且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贡献了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人类在现代性前进路上的“明灯”。

纪超凡^[4]（2020）在《马克思人学思想及其对青年生命价值教育的启迪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一生的思想活动,都紧紧围绕着人的解放展开,马克思所关注的人,是世界历史中的人,是自然关系中的人,是具体的现实社会关系的人,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的人,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社会底层的人,是代表着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的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人的解放学说,马克思的理论是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的视野里,有在性质上相同的三大双重任务:第一大双重任务是全人类的解放,即通过受剥削压迫工人阶级把受资本关系掌控的整个人类从私有制下解放出来而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第二大双重任务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即使人从自然界和社会获得双重解放;第三大双重任务是使人真正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需要,即人的感性解放和人的物质生活保障方式的解放。马克思人学思想经历了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马克思思想的转型过程,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过程。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最显着特征是历史性、实践性、现实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经典文本中关于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与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与人的自由,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等构成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其具体内容如下:人的存在是有着自然、社会和精神三维属性的整体的生命存在,人的存在有“自在自发”、“自主自为”和“自由自觉”三种存在样态;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发展的角度看,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满足需要的创造性劳动;人的需要依据人的存在属性有着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三个维度;人的价值是人是否满足人的需要的关系表达,人的价值有“质”性的内在价值和“量”化的外在价值之分;人的权利是社会承认并保障个体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和行为能力,人的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对等的;人的自由是有界限的,人的自由状态有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依赖人的不自由、依赖物的不自由和独立的自由;人的发展有个人发展和共同体发展两个维度,个人发展的目标是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共同体的发展目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解放是有历史步骤的,任何解放都是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无产者的解放需要用哲学武装头脑,在实践中追求自身的解放。马克思人学意义上的生命观是对人的生命及其生命活动的最根本、最一般的认识,是关于人的生命本质、生命过程、生命意义、生命归宿及其关系的具象表达。根据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可以抽绎出马克思的生命观的基本内容:生命的本质是有意识的生命存在,生命的特点是能动受动统一,生命存在的基础是物质保障,生命存在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生命存在的条件是权利,生命的规定是尊重。马克思人学下的生命观彰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人的社会就是人本身,重视实践与生命的运动关系,诉求于人的生命质量的保障。青年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如何运用这些力量需要生命教育尤其是生命价值教育的引导。我国当代青年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梦追逐的伟大事业,显示了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蓬勃生机,在各种工作岗位和各类学校都可以看到青年一代开拓奋斗、勤奋学习的身影。但不可否认,当下我国部分青年生命存在样态问题较多,个别青年对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的敬畏和呵护意识较弱。由于经济大潮和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一些青年人不可避免地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工具理性等思想的影响,针对性的青年生命理论教育式微、实践教育势弱。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人学中的生命观可以为青年生命价值教育提供重要的理论启迪和实践启示。生命教育是生命本质教育、生命原理教育、生命健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生命观念教育、生命价值教育等的总和。对青年大学生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关涉生命价值的教育,目的是使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在珍爱生命的前提下自觉投身于中国梦的实现以成就生命。生命价值教育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耿凡^[5]（2019）在《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人们通常从广义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它体现了从整体上考察社会的宏观视野,毫无疑问是须要继承和坚持的。但是,当我们继承这一理论,并利用其内在逻辑来考察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发现马克思还在狭义上使用“社会”概念。换言之,在他那里还存在与广义解读不同的狭义社会思想。具体而言,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人类社会”、“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都可以从狭义上得到理解,由此构成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存在可以从狭义方面进行理解的“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被马克思规定为“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上“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从横向结构上说,它是从经济交往或生产关系角度被理解的,因此仅仅包含经济关系的涵义而不包含上层建筑的内容。从纵向序列来看,它涵盖了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及在它之前出现的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而并不包含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因此,市民社会在横向结构上只涉及社会的经济关系,而在纵向序列上又只包含整个历史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是一种狭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概念可以从狭义上去理解。在早期文本中,马克思用人类社会概念表达未来理想社会的涵义,它可以看做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早期表达。此时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理解为通往理想人类社会的现实运动,而非理想的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在成熟时期开始使用共产主义社会概念代替狭义人类社会概念表达未来理想社会的涵义,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狭义人类社会概念的使用。这是因为二者都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论依据,同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实运动尚未完成,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涵义也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也可以从他的“社会关系”概念得到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等同于生产关系概念的社会关系概念,有时他甚至直接将二者等同于“社会”。从横向结构看,这个构成特定含义的“社会”、等同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并不包括国家和意识形态。从纵向序列看,这个社会关系由于存在于整个历史之中,因而是广义的。但是,不能由此认为社会关系是一种通常理解的广义社会,因为它在横向结构中具有狭义社会性质。因此,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狭义社会。在马克思的着作中,还存在一种等同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概念。也就是说,他所说的“社会形态”可以从“经济的社会形态”角度进行理解。因此,在横向结构中,社会形态具备狭义社会的性质,它是从生产方式和交往方面被界定的;在纵向序列中,社会形态等同于整个历史过程,因此具备广义社会的特点。由于社会形态在横向结构中的狭义社会性质,它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社会而言仍然是狭义的。因此,社会形态是一种狭义社会。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是对人类历史的具体描述。马克思在前期着作中将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集合看做历史。而在后期着作中,马克思从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角度理解历史,将历史理解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因此,马克思对历史的描述方式经历了一次转换,换言之,他将前期的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思想整合进后期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思想之中。从横向结构来说,社会形态表现为社会关系,它展示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之间的形成的复杂结构,也就将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中生产关系的简单结构纳入自身之中。从纵向序列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可以看做在保留未来理想的人类社会的同时,进一步将市民社会划分为亚细亚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四种形式的结果。但此时马克思并未完全放弃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人类解放史的价值论维度,而是将它内化到社会形态思想之中。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社会思想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第一,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与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理解之间具有相互统一的关系。当人们把视角瞄准国家和意识形态时,就会偏向于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但是,如果侧重于从社会经济的结构及其历史来阅读马克思的着作,就会容易发现马克思社会思想的狭义方面。更进一步来说,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与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理解都承认经济社会的基础地位,因此可以将前者理解为对马克思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一种指认,将后者看做生长在狭义社会基地上的丰富结构。第二,对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狭义和广义理解之间具有内在一致的关系。如果从实现了解放的“社会的人类”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概念,它会呈现出狭义社会的特点。如果从与动物相区别的现实的“人类”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概念,它会呈现出广义社会的特点。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基本精神,是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解读的有力补充;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狭义社会角度形成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狭义社会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面理解。对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思想,缓解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狭义与广义理解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它对我们推进理论宣传大众化,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具有积极的意义。

王敏^[6]（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文中提出苏东剧变后,海外很多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很快也会步苏东后尘,“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制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局大体稳定的双重奇迹。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些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核心,是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因此,在沉寂了近20年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学界发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对党的研究逐渐升温。毛泽东同志将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四个伟大”互相嵌套,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亦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涌现。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旨在系统总结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学界的研究议题、基本观点、研究范式和方法,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提升国内党建研究质量提供借鉴。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本文的框架、内容主要建立在阅读海外学者的论文和专着的基础之上。海外学者在中共党建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本文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某一研究议题,尽量搜罗各家观点,特别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是现实经验与理论视角双向交流的产物。海外学者擅长使用理论框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娴熟,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具备较强的学理色彩。他们在研究议题的设置上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他们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些举措进行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但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建,有可能掉入理论陷阱,得出有悖于经验事实的结论。地域、语言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增加了他们获取资料的难度,因此在资料的使用上存在欠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学者群体还比较狭小,研究成果也呈现不均衡性。本文对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提炼,提出了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五大范式,即市民社会范式、法团主义范式、权威主义范式、合法性范式以及政党适应性范式。在这五大范式中,既有解释力比较强大的范式,也有解释力较弱甚至起误导作用的范式。政党适应性范式、法团主义范式的解释力较强,权威主义和合法性范式居中,市民社会范式的解释力最弱。一个范式的解释力取决于其与中国经验的距离,距离越近,则解释力越强,距离愈远,则解释力愈弱。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加强党的建设有如下启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改善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改善干部任命、选拔和培训机制;在对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保持充分信心的同时,不断完善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探索有别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民主政治中国模式,从而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国内党建研究的启示有: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提高党建研究的科学性;构建党建研究的中国范式,确立国内党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自主性与话语权。

杨四海^[7]（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陈锐^[8]（2019）在《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20世纪初期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大利的忠实信仰者、传播者和践行者,葛兰西在参与和领导意大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意大利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宝库。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党学说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发展成果,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有机的构成部分,不仅从理论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体系,而且在实践上也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重要的参考。本文在深入研读葛兰西经典着述、认真分析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整体性视域出发,以葛兰西对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深度思考为主线,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条件、发展脉络、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及历史局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以期努力探索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关于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理论体系和框架。本文由导论、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是文章整体架构的概括性呈现,该部分涉及研究缘起、国内外研究状况、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等问题。正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历史条件进行了分析。该部分在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的基础上,考察了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的主客观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壮大及工人运动的兴起为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党思想的继承、对意大利本土思想家政治思想及其他有关理论家思想的批判性借鉴和吸收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葛兰西个人的品性修养是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的内在主体因素。第二部分对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历史分期进行了考察。研究人物的思想,首先就要结合人物的生平经历弄清楚该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基于此,该部分首先分析了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进行历史分期的必要性、标准、原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将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发展的演进脉络划分为了孕育、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五个历史时期。第三部分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基本内容。该部分立足于整体性视角,主要从党的基本性质是“现代君主”、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实践哲学”、党的基本任务应当是争夺“领导权”、党的组织原则是“‘有机的’民主集中制”、党的革命战略应当采取“阵地战”、党的斗争策略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党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及国内外其他党派的关系应当遵从独立自主的原则等七个方面,概括和归纳了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主要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说是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目的就是为了在全面、系统、深入地挖掘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力图探析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本质内核,从而呈现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丰富内涵。第四部分从总体上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进行了客观评析。该部分认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属性、坚持“绝对的历史主义”原则、研究重心转向上层建筑和呈现出“总体性”的逻辑主线等;在历史贡献方面,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不仅创新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还为意共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借鉴;同时,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命题的理解稍显偏颇、对经济基础作用稍显重视不足、对相关问题的探索构想多于实践等不足之处。最后是结语部分,从整体上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并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高乐^[9]（2019）在《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文中提出针对居委会的行政化,实务界（在理论界的建议下）推行了以民主选举、政社关系厘清及社区组织体系优化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能让居委会充分履行其自治职能,反而是让居委会陷入了“要么继续行政化,要么被边缘化”的“两难困境”。这对于基层群众自治的实现以及社区治理乃至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居委会摆脱去行政化改革中所遭遇的“两难困境”?为能对这个问题予以有效的剖析,本文选择了“权力”作为分析视角。第一章首先基于对权力动态运作过程的考察赋予了“权力”一个操作性定义,并由此析出权力的三个核心要素:权力资源、权力意图与权力指向,进而用它们构建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一分析工具,本文第二章对居委会当前的权力运作格局进行了剖析。本章指出,现有去行政化改革试图通过事务分割及组织分设的方式来恢复居委会的自主管理权力,并让之在独立的领域得到充分的运作。然而,由于居委会的权力运作在资源基础、运作指向与主体意图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自主管理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运作,进而陷入“两难困境”。第三章试图跳出现有改革所带来的自主管理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元对立格局,从居委会的参与权力以及协调监督权力的运作维度寻求突破“两难困境”的新思路。这一章主要围绕着居委会这两种权力与行政权力所形成的非二元对立式的双向制衡关系,以及在这种新权力格局之下居委会的这两种权力为何能得到有效运作展开论证。第四章则通过对其资源基础、主体意图以及运作指向在现实中的可行性之考察,对居委会的参与权力以及协调监督权力在当下我国的可实现性予以了证实。第五章具体分析了两个典型案例:北京朝阳区麦子店的“问政”实践以及深圳南山区所推行的居委会“枢纽化”相关实践,由此设计出了一套推动和保障居委会权力有效运作的制度体系。结语和展望部分对本文的基本结论从两个维度进行了概括,并就本文所研究问题在宏观层面所涉及的两个问题作了简单的引申。

李颖^[10]（2016）在《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可以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容,更好地指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研究立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文献研究。我们沿着“来自哪——如何发展——是什么——如何看待”的思路力图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历史轨迹、主要内容、特色、理论贡献以及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行深刻反思,以期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考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既有对以往法治理论的批判和发展,也有对现实社会状况的思考。就理论来源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批判和借鉴了分权法治学说、人民主权的法治学说、资产阶级“法治国”构想、资产阶级宪政学说等资产阶级法治理论;批判和吸收了人民主权体现民主、人人平等、法律条文形式、法治运行要素等空想社会主义法治构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资产阶级法治理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法治构想。就现实依据而言,实现无产阶级公民权的需要、指导工人运动的需要以及巴黎公社法治实践的经验,是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现实依据。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比较详细的考证,提出了以具体的历史事实以及相关着作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1835-1844年）、形成期（1845-1848年）以及发展期（1848-1895年）。萌芽期是指1835年到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主义——新理性批判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过程中对于法治的摸索和尝试。形成期是指1845年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对于法治的思考,这一时期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发展期是指1848年年到1895年马克思恩格斯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四个阶段:即1848年欧洲革命及革命失败后的探索、第一国际时期同改良主义等的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以及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进一步提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阶段围绕着社会现实和革命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比较深入的阐述,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资产阶级法治的深刻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初步构想。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露资产阶级立法、司法、选举制度的实质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治的虚伪性;通过揭露公民权与人权的分离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治中人权与公民权二元分立;通过揭露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治的狭隘性。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构建以宪法为核心,刑法和诉讼法、国际法和环境法、民商法、经济法、婚姻家庭法组成的法治体系和以立法、司法、执法、监督和守法“五位一体”的法治机制来阐述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初步构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特色进行比较有针对性的剖析,探讨了从科学的世界观和人民主权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特色,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关于法治与自由的辩证统一、法治与民主的相向发展、法治与平等的相互关照、法治与人权的相互依存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法治是自由的保障,体现了法治与自由的辩证统一;民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法治是民主的规则与手段,体现了法治与民主的相向发展;平等是法治的内在要求,法治是实现平等的重要手段,体现了法治与平等的相互关照;人权是法治构建的重要因素,法治是人权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必要保障,体现了法治与人权的相互依存。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贡献进行比较客观的阐述,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治思想,它对法治的批判和建构都是以社会发展状况为基础的,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论证出法制、法治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思想来源,它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活的灵魂和批判性指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特性,列宁法治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具体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价值进行比较有层次的论证,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推进立法治理的启示在于立法治理要缓解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应当公众参与、特色创新,明确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对加强政府治理的指导在于政府治理要推进治理体系法治化和促进治理能力法治化。对重视党的治理的启导在于依法从严治党是党的治理的必由之路,依法执政是保障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必要举措。对增强社会组织治理的指引在于社会组织治理是实现平等的重要手段,社会组织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不断体现。对培育法治公民的引领在于培育法治公民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培育法治公民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本研究的特色在于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特色。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是文献研究法,具体有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现存资料分析等方法。历史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也是本研究所使用的。

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潘恩《常识》中的市民社会思想解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潘恩《常识》中的市民社会思想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双重视域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论市民社会的经济性质——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人学思想及其对青年生命价值教育的启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潘恩《常识》中的市民社会思想解读（论文参考文献）

• [1]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双重视域转向[D]. 徐沁蒙.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马克思论市民社会的经济性质——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讨论[J]. 邹诗鹏.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1(05)
• [3]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D]. 熊亮.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4]马克思人学思想及其对青年生命价值教育的启迪研究[D]. 纪超凡. 兰州大学, 2020(01)
• [5]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研究[D]. 耿凡. 湖南大学, 2019(01)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D]. 王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8]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D]. 陈锐. 湖南大学, 2019(07)
• [9]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D]. 高乐.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1)
• [10]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李颖.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