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真[1](2021)在《红岩精神及其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提出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红岩精神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社会环境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红色精神。因受小说《红岩》的影响,很多人将红岩精神仅仅等同于红岩中的烈士精神,但红岩精神除了《红岩》中展现出的烈士精神,还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因此为了科学理解红岩精神,我们要正确把握红岩精神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在深刻理解和领会红岩精神的基础上,新时代更要传承红岩精神,使红岩精神成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时代新人的精神动力。本文在梳理和继承当前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对红岩精神形成的条件、主要内容及其价值进行了论述,并着重探讨研究了新时代如何传承红岩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部分主要系统论述了红岩精神及其传承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旨在为论文的进一步写作奠定坚实基础。第二部分首先通过对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的论述,简要介绍了红岩精神的形成;其次通过对红岩精神所蕴含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浩然的革命正气的论述从而深入探讨了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为后文红岩精神的价值研究奠定基础。第三部分分别从红岩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两个方面对红岩精神的价值方面进行了论述,从而阐释了红岩精神的巨大魅力,旨在阐明新时代为何要传承红岩精神。第四部分系统阐述了红岩精神的新时代传承路径,即通过加强红岩精神理论研究、拓宽红岩精神传播渠道、营造传承红岩精神的良好氛围、加强传承红岩精神的践行实效、构建传承红岩精神的长效机制等方面推进红岩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扬。文章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对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进行了总结,并对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进行了论述,以充分挖掘红岩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为研究新时代传承红岩精神的路径奠定坚实基础。
王新建[2](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于瑶[3](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周容[4](2020)在《红岩精神研究》文中提出红岩精神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奋斗在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文化结晶,充分体现了南方局同志灵活谨慎的政治智慧,涅而不缁的政治品格,真诚团结的宽广胸怀,坚贞不苟的英雄气概。因此红岩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展现,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凝结,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延伸。红岩精神是一种红色文化,它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不管是推进“四个伟大”进程,增强文化自信,还是对学生三观的塑造,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红岩精神虽然是与延安精神、雷锋精神、长征精神一样的中国精神,但是当下弘扬红岩精神却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就理论方面来说,红岩精神的内涵、特点尚有争议,系统性研究不足;实际应用方面,红岩精神的实际应用价值挖掘力度小,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无法充分发挥精神对人民群众的激励作用;宣传方面,宣传内容有失偏颇,宣传范围狭小,宣传手段单一等问题亟待解决。科学的理论才能正确指导实践活动。因此,从理论方面来说,政府应该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做好顶层设计,把各项增强红岩精神理论研究的措施及时发布并执行。在实际应用方面,应加大力度挖掘红岩精神的实际应用价值。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而言,红岩精神可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素材,增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的思想觉悟,不忘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就社会而言,红岩精神可以作为重大突发事故的精神指导,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和谐为目标,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个人而言,红岩精神可以作为学习奋进的行动指南,塑造目标远大、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在宣传方面,要突出宣传重点,讲清红岩精神的来龙去脉;作为培育祖国花朵的重要阵地,学校红岩精神宣传教育还有欠缺,必须要填补学校教育漏洞,使红岩精神进学校、进课堂、进课本;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和公共交通工具的流动宣传,加深人民群众对红岩精神的印象,强化红岩精神教育。三个方面,并驾齐驱,为弘扬红岩精神提供行之有效的办法,促进红岩精神发展。
叶三俊[5](2020)在《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既不是政党文化的别称,也不是政治文化的子概念,而是政党尤其是政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集体意识,是政党内部普遍信奉及共同遵循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行为理念。在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史上,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但他们在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诸多论述中均强调要强化思想理论建设以维护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这些思想和观点无疑为当前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回顾党的历史也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均注重通过思想建党的方式落实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注重发挥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引领、改造作用,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秀党内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其党内政治文化中的主流无疑是先进的、健康的,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负面影响,当前党内政治文化中依然存在圈子文化、特权文化、厚黑文化、潜规则文化等不良倾向。为解决好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深层次、源头性问题,进而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这一主题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一方面明确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地位作用、基本内涵和建设目标;另一方面则通过强化全党理想信念教育扭紧了“总开关”,面向不同群体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改进了不同层次党员的作用,坚持重拳惩治腐败并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有效纯洁了党内政治生态,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了制度笼子。总体而言,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无论是在理论创新还是实践探索方面均取得了突出进展。于此同时,我们还应清醒的认识到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处于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之中,依然面临着来自封建文化残余、市场经济环境以及西方异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克服以上负面因素在党内的消极影响,净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环境;同时还必须培育壮大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主体,确保领导干部引领示范作用及广大普通党员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此外,必须拓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载体,着重利用好活动载体、传播载体、制度载体,确保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陈南南[6](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决定着我们党的肌体是否健康、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国家政治局面是否稳定。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重拳出击、常抓不懈,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然而,我们党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风险挑战,“四种危险”“四大考验”以及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完成新时代的奋斗目标,需要建设好党内政治生态。沿着理论解析—历史探源—现实问题分析—原因解剖—提出推进策略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旨在通过完善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实现各要素间的生态联动,促进党内政治生态的协调运行。通过解析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理论,阐述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梳理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基础,总结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剖析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索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策略,为建设好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提供借鉴。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的发展时期。深刻把握新时代的内涵以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更加重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开始走向引领世界的舞台中央等显着特征,系统解析党内政治生态理论,明确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结构要素、功能特征及评价标准,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奠定基础。创新性地把党的环境系统作为党内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子系统进行考察分析,将党内政治生态看作由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系统、党内行为系统、党内制度系统、党的环境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四维体系;归纳出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性、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平衡性等特征及服务保障、协调联动、自我修复等功能;把党内政治文化是否健康、人民性是否得到坚持、党内政治生活是否严肃、党内行为是否合乎党员标准、党内政治运行机制是否良好、党内法规制度是否得到执行、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是否良性运行等作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优良与否的评价标准。科学阐释新时代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在逻辑关联,清晰把握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是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的基本前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党内政治生态面临风险挑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前提,是实现新时代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是加强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的现实呼唤。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为思想基础,尤其以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取得了诸如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选人用人风气明显好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群关系更加和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常态化发展等主要成就;积累了诸如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坚强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注重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统一等基本经验。然而,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还存在着党内政治文化系统运行不够通畅、党内行为系统运行存在隐患、党内制度系统运行效能不高、党的环境系统运行存在风险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良文化的侵蚀、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不够协调、监督评价机制不够完善、党内协同性原则及治理机制衔接性不足、国家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问题的影响等。坚持问题导向,在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党内政治文化系统、党内行为系统、党内制度系统、党的环境系统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规范党内行为、推进制度治党、注重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等推进策略。创新性地把国家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生态作为党的环境系统的外生态进行了重点解析,对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生态的逻辑关联进行了系统阐释,尝试构建了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生态协调运行的理论分析框架。
钟国云[7](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文中指出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为有效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创举,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党内矛盾与问题的重要手段。回顾历史,纵观党创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方面发挥了特殊而重大的关键作用。根据不同时代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的要求,党内集中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逐渐实现了由“运动模式”向“活动模式”的过渡与转变,有力地推进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关键之举。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对党建传统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实践。因此,在当前党要管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活动开展相关问题的学理性探讨,有利于深化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的内容,拓展党内教育实践的研究视野,不断丰富新时代管党治党理论研究的成果。论文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与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为主线,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依据、活动的发起组织与实施、活动开展的实效性等方面的考察、梳理与分析,在总结活动取得的成绩和有效做法的同时,查找活动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进而针对这些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个层面,从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主观与客观等多个维度,提出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的一些思考,从而为搞好新时代的党内教育提供参考。首先,论文围绕活动开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全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这是研究的前提基础。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梳理,总结分析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不足之处,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在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论文主要从理论依据、历史传统、现实要求等层面对活动开展的依据进行探究。其中,重点从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特性、党的独特政治信仰与价值追求、无产阶级政党相关教育理论等维度,集中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理论依据;同时,对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并且,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出教育诉求、时代主题转换与社会转型、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发展、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现实要求。其次,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内容任务、组织实施及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从宏观与中观层面进行横向梳理与探讨,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综合性手段,论文按照侧重于党的全面彻底整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强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党的党性党风教育等维度,从而集中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侧重,并对相应的代表性活动个体进行典型剖析。同时,基于活动动员与发起方式、组织与领导策略、活动开展的原则及方法步骤,以及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模式”的新探索、特点与演进等方面的整体考察,集中探讨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动员组织与实施。再次,论文针对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进行研究,这是论文研究的关键部分。基于活动实效性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论文主要从活动发起时机的把握、党内主要矛盾的研判、活动的设计组织与实施、党组织的领导与执行力、外在因素对活动的冲击、“活动”本身存在的弊端等方面,对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同时,论文全面总结分析了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主要成效、活动开展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其表现、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等,从而对活动的实效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论文对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提出了几点思考,这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论文主要从五个层面提出了改进与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对策建议:一是提出通过创新活动主题设置、拓展与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活动载体设计等途径增强活动的实效性。二是紧紧围绕党内主要问题的解决,从增进活动开展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活动中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创造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等层面,提出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的对策。三是从活动实效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层面,尝试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活动实效性评价体系。四是针对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两张皮”、“一阵风”、形式主义、走过场、“活动倦怠”、开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从“常态化”机制、组织领导机制、激励保障机制、责任落实机制、舆论宣传机制、责任落实机制等方面构建活动开展长效机制。五是活动开展应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三化”要求,以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健康有效开展。
周桐羽[8](2019)在《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领导干部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担当重要领导的和管理职责,领导干部的家风是党风、政风甚至民风的风向标,是发挥干部模范作用、实现以德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与作风建设珠联璧合,摆在重要位置。修德立身、睦亲齐家、执政为民三个维度构成了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饱含了习近平深厚的家国情怀,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精华,倡导了良好的家庭道德和社会风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首先概述了家风的起源及发展,其次从帝王官宦家风、中国共产党红色家风、新时代领导干部三个方面追溯了领导干部家风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第二章从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三个角度阐述了习近平干部家风形成的现实条件。第三章围绕以德修身、睦亲齐家,执政为民三个维度阐发了习近平干部家风的主要内容。首先以德修身主要是指传承立德为本、修身正己、好学向上、志存高远、勤勉务实、无私奉献的优良家风。其次家庭领域,好家风的涵养主要包括夫妻恩爱、互敬平等、父慈子孝、尊老爱幼、躬行节俭、低调朴实、重情有义、乐于助人。最后好家风涵养了廉洁政风,领导干部要执政为民就要坚定信仰、对党忠诚、清正廉洁、励精图治、人民至上、亲民爱民。第四章归纳了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思想具有鲜明时代性、深刻的政治性、尖锐的批判性、丰富的实践性和独特的创新性特征。第五章总结了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思想的当代价值。习近平干部家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实践意义,从理论上来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家庭伦理思想、发展了共产党人家庭伦理思想理论体系、繁荣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实践上倡导当代中国家庭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并促进党风、政风和民风。
王卫兵[9](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党组织内部形成的且应该具备的关于廉洁的理论、作风、制度以及党员关于廉洁的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总和,归属于党内优秀政治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廉洁风尚。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社会价值文化,更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它是对全体党员的道德要求、价值规范和政治约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引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廉洁价值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廉洁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一直以来是古今中外所探讨的社会命题。古希腊哲学家将廉洁看作是一种“善德”或者“正义”的价值理念,赋予其理性意义。古罗马思想家们从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确保掌权者的廉洁品行,并从“性恶论”“自私论”的人性假设出发,逐渐开辟出一条依靠法律、制度、分权制衡来约束人们腐败行为的文化路径。中国传统廉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中蕴含着“以德养廉”、“以法促廉”、“勤政为民”、“崇俭戒贪”等丰富的廉洁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基因”。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主要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廉洁思想当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又一思想渊源。实现“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就是要以这两个源头为依据,不断挖掘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廉洁观念,以彰显传统廉洁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当代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两个理论源头和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不断开拓出新的理论和实践境界,形成了一些新的廉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思想理论内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取得了显着效果,勾画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框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取得了显着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种种诱惑,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背弃了党的宗旨,逐渐沉浸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中不能自拔,一步一步滑向贪污腐化的深渊,沦为党和国家的“蛀虫”和人民的公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因此,本文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以铲除腐败为导向,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为目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一、导论;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五、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七、结语。本文的导论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和国外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探讨了廉洁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社会文化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其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第三,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即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第四,阐释了中国共产廉洁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包括人民性、民族性和先进性。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本章首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根据政党文化结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分为“三层次”“两类型”。“三层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次、规范层次和精神层次,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经”。“两类型”指的是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文化,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纬”。经纬结合,构成了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基本轮廓。其次,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在党和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教育引导、优化创新、批判矫正和调控维护。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状况。按照“经验总结-问题归纳-原因分析”的研究路径,本章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包括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重视制度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其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第三,按照思想观念、反腐制度、权力运行和经济利益的分析视角,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所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选取世界上具有典型特征的政党、国家和地区,从正反两反面总结了这些地方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首先总结了中国国民党(反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及教训。其次阐释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同属儒家文化圈)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分析了世界上最清廉国家丹麦、芬兰、瑞典(正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围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目标,从教育、制度、监督、利益四个维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方略。本章第一部分提出要加强党员廉洁教育。包括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丰富廉洁教育内容;创新廉洁教育方式;优化廉洁教育环境;实现廉洁教育的制度化。本章第二部分提出要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本章第三部分提出要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包括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本章第四部分提出要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包括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况总结,归纳了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相关展望。
冯志峰[10](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红岩精神概述 |
| 2.1 红岩精神的形成 |
| 2.1.1 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1.2 红岩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1.3 红岩精神形成的文化根基 |
| 2.1.4 红岩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
| 2.2 红岩精神的主要内容 |
| 2.2.1 崇高的思想境界 |
| 2.2.2 坚定的理想信念 |
| 2.2.3 巨大的人格力量 |
| 2.2.4 浩然的革命正气 |
| 3 红岩精神的价值 |
| 3.1 红岩精神的历史价值 |
| 3.1.1 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
| 3.1.2 为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有益经验 |
| 3.1.3 为建立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学习借鉴 |
| 3.2 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 |
| 3.2.1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精神动力 |
| 3.2.2 为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
| 3.2.3 为实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涵养了政治生态 |
| 3.2.4 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提供了精神食粮 |
| 4 红岩精神的传承 |
| 4.1 加强红岩精神理论研究 |
| 4.1.1 建立红岩精神研究队伍 |
| 4.1.2 挖掘红岩精神文化资源 |
| 4.1.3 加强红岩精神时代内涵研究 |
| 4.2 拓宽红岩精神传播渠道 |
| 4.2.1 利用网络新媒体推动红岩精神创新性传播 |
| 4.2.2 研发红岩文化产品促进红岩精神内涵式传播 |
| 4.2.3 实施“三进”工程推进红岩精神普及性传播 |
| 4.3 营造传承红岩精神的良好氛围 |
| 4.3.1 坚持舆论宣传导向,营造传承红岩精神的社会氛围 |
| 4.3.2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传承红岩精神的学校氛围 |
| 4.3.3 依托家庭榜样示范,营造传承红岩精神的家庭氛围 |
| 4.4 强化传承红岩精神的践行实效 |
| 4.4.1 充分利用重大节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
| 4.4.2 利用红岩精神教育基地,实现教育常态化 |
| 4.4.3 发展红色旅游,扩大教育受众面 |
| 4.5 构建传承红岩精神的长效机制 |
| 4.5.1 建立领导机制 |
| 4.5.2 制定保障机制 |
| 4.5.3 创建激励机制 |
| 5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依据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文献评析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重点、难点 |
| 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新思考 |
| 2.1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时代使命 |
| 2.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点、基本遵循和落脚点 |
| 2.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 |
| 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提出的理论基础 |
| 3.1 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 传统文化渊薮及对提出“两化”原则的启示 |
| 4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1 “化理论为方法”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2 “化理论为德性”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3 “两化”的基本环节和运行机制公式解析 |
| 4.4 “两化”的辩证性、普适性和艰巨性辨正 |
| 5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 |
| 5.1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学理证成 |
| 5.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实践证成 |
| 6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 |
| 6.1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八个统一”要求 |
| 6.2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六要”要求 |
| 6.3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实践性”要求 |
| 7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 |
| 7.1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深化研究 |
| 7.2 “两化”原则运用于“灌输论”理论的深化研究 |
| 7.3 “两化”原则运用于“生命线”理论的深化研究 |
| 7.4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的深化研究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五)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二 红岩精神的历史背景与形成条件 |
| (一)历史背景 |
| 1.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
| 2.国民党消极抗日 |
| (二)红岩精神的形成条件 |
| 1.南方局的成立提供了组织保障 |
| 2.优良作风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 |
| 3.特殊工作环境促进了思想进步 |
| 4.复杂革命斗争创造了实践经历 |
| 三 红岩精神的内涵与特点 |
| (一)红岩精神的内涵 |
| 1.崇高思想境界 |
| 2.坚定理想信念 |
| 3.巨大人格力量 |
| 4.浩然革命正气 |
| (二)红岩精神的特点 |
| 1.灵活谨慎的政治智慧 |
| 2.真诚团结的宽广胸怀 |
| 3.涅而不缁的政治品格 |
| 4.坚贞不苟的英雄气概 |
| 四 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
| 1.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展现 |
| 2.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凝结 |
| 3.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延伸 |
| (二)红岩精神的当代价值 |
| 1.推动“四个伟大”进程 |
| 2.厚植文化自信源泉 |
| 3.匡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 |
| 五 当下弘扬红岩精神面临的困境与应对措施 |
| (一)当下弘扬红岩精神面临的困境 |
| 1.群众误读红岩精神 |
| 2.群众质疑红岩精神的当代价值 |
| 3.红岩精神“走不出”重庆 |
| (二)弘扬红岩精神面临困境的原因 |
| 1.理论层面系统性研究不足 |
| 2.实际应用价值挖掘力度小 |
| 3.宣传方面存在漏洞 |
| (三)走出当下弘扬红岩精神困境的应对措施 |
| 1.加大红岩精神的系统性研究 |
| 2.深挖红岩精神的实际应用价值 |
| 3.增强红岩精神的广泛宣传 |
| 六 结语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核心概念 |
| 一、十八大以来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动因 |
| (一)强调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观点 |
| 1.共产党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为理论基础 |
| 2.“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 |
| 3.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作为党的全部建设的基础 |
| (二)注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
|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 3.改革开放以来 |
| (三)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要求 |
| 1.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文化支撑 |
| 2.促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
| (四)纠正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存在的多种偏向 |
| 1.“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 |
| 2.“拥权自傲”的特权文化 |
| 3.“玩弄权术”的厚黑文化 |
| 4.“暗箱操作”的潜规则文化 |
| 二、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新进展 |
| (一)理论创新 |
| 1.阐明了党内政治文化、政治生活、政治生态的逻辑关系 |
| 2.明确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 |
| 3.确立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目标 |
| (二)实践进展 |
| 1.强化全党理想信念教育扭紧了“总开关” |
| 2.面向不同群体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改进了不同层次党员的作用 |
| 3.反腐败斗争呈现压倒性态势纯净了政治生态 |
| 4.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了制度笼子 |
| 三、当下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封建文化残余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影响 |
| 1.受“官本位”思想影响的官僚化危险 |
| 2.受宗法意识影响的庸俗化危险 |
| 3.受中庸官场哲学影响的潜规则化危险 |
| (二)市场经济环境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冲击 |
| 1.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特征容易消解党员理想信念 |
| 2.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原则可能挑战党性原则 |
| (三)西方异质政治文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挑战 |
| 1.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消解党员宗旨意识和集体主义价值观 |
| 2.消费主义催生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错误观念 |
| 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 |
| (一)培育壮大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体 |
| 1.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作用的发挥及其选拔 |
| 2.广大普通党员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和路径 |
| (二)拓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载体 |
| 1.利用活动载体增强感染力 |
| 2.拓宽传播载体提升辐射力 |
| 3.建设制度载体形成内聚力 |
| (三)净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环境 |
| 1.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巩固共同思想基础 |
| 2.纯洁党内关系,营造良好从政环境 |
| 3.坚决排除商品交换原则负面侵蚀,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理论解析 |
| 2.1 新时代的内涵与特点 |
| 2.1.1 新时代的内涵 |
| 2.1.2 新时代的特点 |
| 2.2 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界定 |
| 2.2.1 政治生态 |
| 2.2.2 党内政治生态 |
| 2.3 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与功能 |
| 2.3.1 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 |
| 2.3.2 党内政治生态的功能 |
| 2.4 党内政治生态的特征与评价标准 |
| 2.4.1 党内政治生态的特征 |
| 2.4.2 党内政治生态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
| 3.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 |
| 3.1.1 新时代与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关联 |
| 3.1.2 党内政治生态面临风险挑战 |
| 3.1.3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3.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意义 |
| 3.2.1 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前提 |
| 3.2.2 实现新时代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 |
| 3.2.3 加强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的现实呼唤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基础 |
| 4.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2 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3 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1 毛泽东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2 邓小平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3 江泽民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4 胡锦涛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5 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 5.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成就 |
| 5.1.1 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 |
| 5.1.2 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 |
| 5.1.3 选人用人风气明显好转 |
| 5.1.4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
| 5.1.5 党群关系更加和谐 |
| 5.1.6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常态化发展 |
| 5.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坚强领导 |
| 5.2.2 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 |
| 5.2.3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5.2.4 注重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统一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6.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问题 |
| 6.1.1 党内政治文化系统运行不够通畅 |
| 6.1.2 党内行为系统运行存在隐患 |
| 6.1.3 党内制度系统运行效能不高 |
| 6.1.4 党的环境系统运行存在风险 |
| 6.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2.1 不良文化的侵蚀 |
| 6.2.2 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不够协调 |
| 6.2.3 监督评价机制不够完善 |
| 6.2.4 党内协同性原则及治理机制衔接性不足 |
| 6.2.5 国家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问题的影响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策略 |
| 7.1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7.1.1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7.1.2 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 |
| 7.1.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7.1.4 培育和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 |
| 7.2 规范党内行为 |
| 7.2.1 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 |
| 7.2.2 规范选人用人行为 |
| 7.2.3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
| 7.2.4 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 |
| 7.3 推进制度治党 |
| 7.3.1 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 |
| 7.3.2 健全党内政治制度体系 |
| 7.3.3 推进制度治党的“三个结合” |
| 7.4 注重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 |
| 7.4.1 加强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协调运行 |
| 7.4.2 强化党内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协调运行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六、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理论依据 |
| 三、历史传统 |
| 四、现实要求 |
| 第二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 一、活动主要任务与内容侧重 |
| 二、活动的动员与发起方式 |
| 三、活动的组织与领导策略 |
| 四、活动的原则与方法步骤 |
| 五、“活动模式”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三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评估 |
| 一、活动实效性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 |
| 三、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突出成效 |
| 四、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及其表现 |
| 五、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 |
| 第四章 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几点思考 |
| 一、优化主题、拓展内容、创新载体 |
| 二、针对党内问题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 |
| 三、构建与完善活动的实效性评价体系 |
| 四、建立与健全活动开展的长效机制 |
| 五、服从服务于党建总体布局和“三化”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1.5 本文重点和难点 |
| 第2章 家风与干部家风 |
| 2.1 家风的起源和发展 |
| 2.1.1 家风的起源 |
| 2.1.2 家风的发展 |
| 2.2 领导干部家风追溯 |
| 2.3 领导干部家风与党风、政风和民风 |
| 第3章 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思想形成的现实条件 |
| 3.1 习近平干部家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1.1 共产党不断完善自身建设的历程 |
| 3.1.2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 3.2 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家庭观 |
| 3.2.2 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庭观 |
| 3.2.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 |
| 3.3 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3.3.1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传承与发展 |
| 3.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奋斗目标 |
| 3.3.3 习近平的家庭背景和个人阅历 |
| 第4章 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1 以德修身 |
| 4.1.1 立德为本,修身正己 |
| 4.1.2 好学向上,志存高远 |
| 4.1.3 勤勉务实,无私奉献 |
| 4.2 睦亲齐家 |
| 4.2.1 夫妻恩爱,互敬平等 |
| 4.2.2 父慈子孝,尊老爱幼 |
| 4.2.3 躬行节俭,低调朴实 |
| 4.2.4 重情有义,乐于助人 |
| 4.3 执政为民 |
| 4.3.1 坚定信仰,对党忠诚 |
| 4.3.2 清正廉洁,励精图治 |
| 4.3.3 人民至上,亲民爱民 |
| 第5章 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思想的特点 |
| 5.1 时代性 |
| 5.2 政治性 |
| 5.3 批判性 |
| 5.4 实践性 |
| 5.5 创新性 |
| 第6章 习近平干部家风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 6.1 理论价值 |
| 6.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家庭伦理思想 |
| 6.1.2 发展了共产党人家庭伦理思想 |
| 6.1.3 繁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6.2 实践价值 |
| 6.2.1 倡导当代中国家庭美德 |
| 6.2.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6.2.3 引领促进党风、政风和民风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概念解析 |
| 一、廉洁文化 |
| 二、廉洁文化“发展”与“建设”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 |
| 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观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鲜明特点 |
|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人民性 |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民族性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先进性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 |
| 一、政党文化结构的理论分析 |
| 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规范层 |
| 四、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精神层 |
| 五、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干部廉洁文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功能 |
| 一、教育引导功能 |
| 二、优化创新功能 |
| 三、批判矫正功能 |
| 四、调控维护功能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
| 二、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 |
| 三、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 |
| 四、强调制度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 |
| 五、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
| 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 |
| 二、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信仰迷失 |
| 三、部分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 |
| 四、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观念落后 |
| 五、部分党员干部人生观价值观扭曲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的成因 |
| 一、落后观念消极影响 |
| 二、反腐败制度不完善 |
| 三、政治权力运行失调 |
| 四、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 第四章 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 |
|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教训 |
| 一、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表现 |
| 二、中国国民党廉洁文化建设教训 |
| 第二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 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
| 第三节 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 一、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 二、香港地区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
| 第四节 最清廉国家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 |
| 一、丹麦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 二、芬兰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 三、瑞典廉洁文化建设经验 |
| 四、最清廉国家廉洁文化建设启示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廉洁教育 |
| 一、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 |
| 二、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 |
| 三、丰富廉洁教育内容 |
| 四、创新廉洁教育方式 |
| 五、优化廉洁教育环境 |
| 六、实现廉洁教育制度化 |
| 第二节 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 |
| 一、建立科学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
| 二、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体系 |
| 三、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 |
| 一、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
| 二、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 |
| 三、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 |
| 一、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 |
| 二、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 |
| 三、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