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债风险是否增加了——对中国当前外债负担的重新评估

一、中国外债风险加大了吗──对当前中国外债负担的重新评估（论文文献综述）

金川^[1]（2020）在《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历史上曾出现的五次并购浪潮,银行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仅为产业并购创造了条件,自身并购活动也在蓬勃发展,推动全球银行业不断壮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快速发展,各国政府采取较为宽松的金融管制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创新,银行间的资本逐步集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并购数量与并购规模屡创新高。目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发展尚显稚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并购的规模、数量、复杂程度等方面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跨国并购的全过程面临的风险无论从复杂性、多样性,还是对结果的影响程度都远甚于国内并购。因此,作为中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如何有效地评估、预警各种风险,如何提升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并购质效,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现有文献对银行并购,以及与并购相关的风险方面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大量研究的重点比较集中于银行并购动因、绩效水平、风险识别和量化、风险防控等方面,而且许多传统的理论研究更偏重于考察东道国的主权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等,无法覆盖影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全面风险因素。新形势下中资银行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的风险形势,随着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危机之后全球银行业的深刻调整,许多新问题的出现都需要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回应。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以及知名风险评估机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纳入影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特色因素——双边关系和行业风险,构建了一个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36个二级指标在内的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指标体系,进一步拓展了跨国并购风险理论的内涵。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的动态赋值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增加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解释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量化跨国并购风险,并对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采用BP神经网络构建风险预警模型,结合人工智能的算法,实现跨国并购风险的动态预警,较大程度减少人为主观判断的误差和局限性。研究的主要发现:（1）中外银行业在跨国并购的动机、战略、主体和支付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中资银行的跨国并购在政策支持和实践发展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离不开内外部动因的驱动。（2）双边关系和行业风险对跨国并购综合风险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是构成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的重要因素。五个子风险对综合风险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双边关系、行业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3）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其中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双边关系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而风险较低的国家则主要以欧洲、大洋洲、北美洲等发达经济体为主,但是行业风险的评估结果则相反,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业的整体风险要小于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综合风险从大到小依次是南美洲、非洲、亚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4）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维度来看,以高收入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风险较低,新兴经济体的风险较高,跨国并购的综合风险与国家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的关系。（5）从2017年的预警结果来看,政治格局变化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全球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地缘政治因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全球银行业的行业风险及竞争格局的改变等因素都对中资银行实施跨国并购产生了较大影响。

康文茹^[2]（2020）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汇率是经济基础指标,保持汇率稳定是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三期叠加”时期,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转型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增强。汇率大幅波动不仅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在金融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超出经济基本面。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机会,交易规模、交易速度、交易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离岸金融自由化和宽松的金融监管制度使国际金融风险通过离岸市场对人民币在岸市场影响增大。如何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关系着我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浮动和固定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同观点,浮动或固定汇率形成机制都不必然产生金融稳定或者不稳定,结果的产生都需要一定条件。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的升值趋势和低弹性浮动,使市场和央行对大幅贬值存在一定程度的“浮动恐惧症”。2015年“8.11”汇改后,市场在非理性预期自我强化下,人民币大幅单边贬值,外汇储备大幅下跌,资本大量外流,2017年5月贬值才真正被遏制;2018年6月开始,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人民币汇率再次陷入单边贬值。只有对汇率变动影响金融稳定进行系统评估,才能克服“浮动恐惧症”,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文首先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金融稳定理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并对论文的技术路线、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等进行总结。然后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历程和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并根据我国国情,度量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然后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影响金融稳定机制进行理论梳理,为实证提供理论基础。其次,测算出我国外汇市场失衡程度,并考察其影响因素,发现2015年汇改后,我国外汇市场失衡较严重,但总体可控。在影响因素中,中美利差在外汇市场压力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利率和汇率之间传导机制不畅,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外汇市场压力有反向拉动作用,离岸人民币汇率预期对外汇市场压力在中、长期作用并不明显,在短期有重要影响,GDP增长和EMP在短、中、长期保持一致关系,经济基本面是人民币汇率的重要支撑,美中通货膨胀差对外汇市场压力的作用并不明显,通货膨胀和外汇市场压力传导不畅。再次,考察“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外汇市场压力（EMP）以及人民币离岸预期和在岸即期汇率的“汇差”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显示,外汇市场压力虽然很大,但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可控范围之内,影响不显着;我国的三元政策组合变动对金融稳定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在岸和离岸预期“汇差”对金融稳定和外汇市场压力只在某个特殊时间段有一定影响,不具可持续性。因此,汇率变动对我国金融稳定影响整体不是很明显,这是因为,我国是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我国外债在安全范围内,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资产价格受影响程度有限,而且央行在管理人民币贬值风险时,没有采取提高利率方式,也降低了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然后,对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外汇风险暴露进行实证研究。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汇率对制造业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受股市状态影响,且行业差距比较大,竞争力大的行业风险暴露水平较小,国际贸易定价权低的行业外汇风险暴露水平较高。最后,考察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指数（CRI）对金融稳定在中短期有较大影响,但在长期,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不显着,表明人民币跨境交易和资本的流动在中短期对金融稳定有一定影响。人民币离岸指数（ORI）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且影响在逐渐降低。在2016年之前,在短期对金融稳定影响比较大,升值期间,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助于金融稳定,在贬值期间,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有负面冲击,但自2016年之后,人民币离岸指数（ORI）对金融稳定,不管短期,还是中长期,影响都不太显着。这表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跨境交易和资本流动上。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选择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稳定基础指标构建了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突出了有关金融开放的风险指标,如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率、短期外债、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其次,本文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现存的问题和特征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汇率影响金融稳定机制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从“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以及在岸即期汇率与离岸人民币预期“汇差”、实体经济外汇风险暴露、人民币国际化五个方面,考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动态影响。然后,本文选择了具有门限的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LT-TVP-VAR）作为实证研究模型。该模型不仅具有时变特征,而且门限设置适合我国不断转型的结构性变化,可以克服结构方程或者马尔科夫模型等的跳跃特征,且10000次蒙特卡罗模拟（MCMC）可以弥补样本量小的缺点。经过验证,本文中经济变量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因此该模型的选择有助于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罗茜^[3]（2020）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极端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自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如何有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何在“传染源国家”国内传染,进而对其他经济体如何蔓延等方面,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热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已有研究存在三点局限性:首先,如何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较多,但关于传染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研究大多数集中于资本市场层面,但反映国家宏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定量研究较少;最后,已有研究大多或单独研究国内传染,或单独研究跨境传染,但结合国内外两个层面传染机制的研究较少,且跨境传染的微观机制研究较少。风险蔓延和传染是由市场微观主体一系列决策行为而推动的,有鉴于此,本文注重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背后的微观基础。按照从1990年至2019年是否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国家为标准,将阿根廷、美国、德国、日本、泰国、希腊、中国七个开放经济国家,划分为两组,即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为传染源国家,德国、日本、中国为被传染国家,从新视角围绕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开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从累积、扩散、爆发的不同阶段出发,研究风险在不同阶段的微观决策行为表现,筛选出体现系统性风险高低的监测指标,完成有效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重要环节。进而,将识别出来的监测指标,纳入指标体系,从而构建综合指数,以反映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并对综合指数呈现出高低风险阶段的背后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二,综合运用VAR模型、DAG模型和SVAR模型,将本文构建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作为变量,从三个层次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首先,以德国、日本、中国三个被传染国家为研究对象,考察尾部风险压力下金融子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结合金融脆弱性假说等理论,研究金融子行业之间通过业务联动及资金联动而产生的传染效应。其次,以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为研究对象,度量处在尾部风险压力时期金融系统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并对不同国家体现出来的影响结果,探讨作用机制。最后,以上述七个国家为对象,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短期及长期不同期限的国际传染机制。第三,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阿根廷、美国、泰国和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开展预警研究。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及传染载体,筛选出与货币因素、信贷因素、主权债务因素三种风险爆发原因的金融指标,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并结合货币因素、银行因素、主权债务因素三种爆发原因,综合评价预警效果。第四,全面梳理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历史实践和经验。各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源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从传染源国家和被传染国家两个角度,研究阿根廷、美国、泰国、德国、日本、希腊六个国家在应对金融风险和危机所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及积累的经验教训。本文从传染源国家和被传染国家的全新视角开展研究,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综合指数。基于金融脆弱性、经济金融周期及安全边界说等理论,从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市场价格中选取能够反映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小的指标,本文将信贷比率缺口（Credit-to-GDP gap）、非金融部门的信贷规模（Credit to Private non-financial sector）、政府部门负债杠杆率（Credit to General government from All sectors at Nominal value-Percentage of GDP）等引入指标体系,这三个指标在以往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研究中运用较少,本文以此构建出新的综合指数,全面反映国家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低。第二,结合国内外两个层面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积极探索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和传染的微观机制。本文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既是风险不断增加的过程,又是风险逐渐蔓延的过程,金融危机是系统性金融高风险阶段,从“累积—扩散—爆发”的演化路径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和传染机制。在研究国内风险传染效应时,从金融行业的内部传染,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外部传染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引入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领先景气指数等指标,研究心理因素在风险传染过程中的作用。在研究国际传染效应时,从长、短期,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当月及6个月后,两个不同时间段的传染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第三,采用新指标实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发现,“本国货币资金利率与10年期本国国债收益率之差”的预警效果良好,视不同国家的经济情况,货币资金利率可以选择不同隔夜拆借利率率、1年期利率等短期利率。这项预警指标在以往文献中很少使用。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的有机结合,充分论证,主要得出四个结论:第一,从近三十年的国际金融发展历史来看,七个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低风险和高风险交错出现,相互之间可以转化,良好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能够有效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低的影响因素包括利率水平、信贷扩张程度、股票市场波动率、实际有效汇率、政府负债情况等。实体经济运行状态与综合指数动态变化相互印证,说明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较好地反映了宏观金融风险水平。第二,由于各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金融行业内部以及对宏观经济,这两个层面的传染机制,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对于德国、日本、中国三个被传染国家,处于风险传染核心地位的分别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及政府负债杠杆率,一旦受到外界波动,则风险将通过核心指标迅速蔓延到其他金融行业,最终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对于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物价水平、工业生产指数、经济景气指数、领先指数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传染途径和传染大小存在差异,但共同之处在于,在风险传染过程中,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形成羊群效应,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结果形成恶性循环,需求匮乏,投资下降,商品价格暴跌,经济加速衰退。第三,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心理因素三种渠道,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国之间实现跨境传染,股票市场风险的传染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心理因素对股票市场风险传染的作用显着;风险蔓延过程中物理空间小于经济制度空间的作用力,即两个相邻国家之间的风险跨境传染能力,弱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及经济结构相似、社会文化背景接近的两个国家。从同期传染效应来看,阿根廷、泰国和中国三个国家既受其他经济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期传染不显着,也对其他经济体不产生显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期传染影响;美国和日本两国之间,以及德国和希腊两国之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同期传染关系。从长期传染效应来看,美国、德国、日本三国在系统重要性排在前列,其中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最重要的传染源;中国不受其他经济体金融风险的同期传染,但美国、德国、日本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发生后的6个月内对中国产生传染,长期传染效应显着;阿根廷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根源在于自身政治经济问题,而非其他经济体传染所致。第四,Logistic模型对系统性金融高风险的预警效果良好。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向高位积累的因素包括货币因素、信贷因素和主权债务因素,高风险爆发往往是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预警指标的选择与预警准确率密切相关。实证结果表明,四个传染源国家的预测准确率高于80%,预测结果大致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吻合。基于充分的论证及结论,针对中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政策建议:第一,经济稳定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基础和关键。不论对于何种类型的国家,不论应对自身产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是跨境传染输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首要任务都是保障经济稳定。现阶段,中国要围绕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加依赖内需驱动经济发展,重视消费和技术创新,有效进行宏观调控,治理市场经济失灵,化解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严格防范国内自身系统性金融风险。持续去杠杆,深入开展结构性去杠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密切关注中小银行、影子银行及互联网银行等金融系统薄弱环节,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强化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优化金融统一监管的机制,统一行为、机构和功能的监管。第三,密切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境输入。目前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改革尚未完成,中国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及制度空间,有效管控跨境资本异常波动,努力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提升也有助于金融的稳定,合理处理国外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关系。

张昱^[4]（2019）在《西方政府债务理论的演进研究 ——兼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全球多个地区、国家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主权债务危机,从冰岛到迪拜,从欧元区到到美国,从俄罗斯、亚洲到拉美多国,不仅引发各国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动荡,同时还严重打击了市场信心,长期影响经济发展。有学者认为,中国虽然暂时不存在爆发系统性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仍存在爆发“中国式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危机。政府债务经济理论研究一直是西方经济学重要课题之一,纵观世界政府债务理论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学派。随着王权的扩大,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货币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负债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广泛的关注,政府的债务理论由此得以产生和发展。本文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那些经济学先贤们提出的政府债务理论,分析近三百年来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债务理论的发展演进历程,并尽力拓展这项研究的理论视野,对政府债务管理提供更宽的眼界和更深刻的理解,希望能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通过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西方政府债务理论的发展和变迁进行研究,整理政府债务理论的演变脉络,对一些政府债务理论和相关经济学说观点,进行分析、归纳和评价,探寻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相互指导的线索,并从中获得启示,从而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防范的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导。本文各篇章简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指出了本文主题、意义,综述了相关中外研究文献,并对西方政府债务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接下来对文中涉及的政府债务、预算赤字、预算盈余、政府支出、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政府债务理论等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篇章结构、主要创新与不足。第二章讨论了古典学派、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政府债务理论。内容包括古典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以及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卡尔·迪策尔、卡洛伦茨·冯·斯坦因、阿道夫·瓦格纳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以及马克思的政府债务观点,并简要分析了古典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理论观点的一些共通原则。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债务理论主流观点在19世纪的上半叶和下半叶大相径庭,19世纪上半叶,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和结论大行其道,其代表作是斯密的《国富论》,代表人物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等人对政府债务均持负面的观点,认为其阻碍了经济的增长,然而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政府债务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崩溃的预言与现实相矛盾:政府债务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近300%的英国,其制造业,贸易和金融业反而蓬勃发展,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世界经济领先国家。德国历史学派公共财政经济学家迪策尔、斯坦因、瓦格纳等人分别研究了政府债务执行效果差异化的问题后,认识到公共产品和服务对生产力的提高有较强的增强效应,是私营部门无法媲美的,典型的例子是债务资源提升了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安全,保障了教育系统和司法系统的良性运行,从而加强对财产权的执行和保护。在这种背景下,“非物质资本”一词被创造出来,他们提出,如果不创造和发展它（债务）,国民经济的部分生产潜力将被浪费,其政策建议被德国当局采纳,进而提高了德国债务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上述思想交替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凯恩斯时代以前各国制订债务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并为日后的政府债务理论提供了基础和营养,直至凯恩斯主义债务理论的出现。第三章讨论了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政府债务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很少关注政府债务理论,因为在这几十年中,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债务人（1815年后的英国,1865年后的美国）成功的处理了大量的战争债务,甚至将债务规模大幅度降低,所以没有引发重点关注和讨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转而关注边际效用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进步问题,其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瓦尔拉斯,威廉·杰文斯或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关于政府债务理论或历史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快速成为学界主流理论,其政府债务理论引发了长期和广泛的讨论。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永久性赤字支出和政府债务的积累而言,那些广为人知的最极端的论据并非来自凯恩斯,而是来自凯恩斯主义者。本章首先批判性地研究了那些试图诠释凯恩斯主义债务政策的文献,从而突出凯恩斯真实的政府债务思想与所谓“归因”于他的那些政策思想之间的不一致性;而后介绍了试图解释“凯恩斯主义”公共债务政策的流行观点;接下来回顾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根据“1942-1945年财政部备忘录”而重新评估和解释凯恩斯长期政府债务政策立场的文献发展;随后通过考察凯恩斯“1942-1945年财政部备忘录”等相关着作,试图重新确定凯恩斯核心政府债务和赤字政策立场及其相关特征,最后介绍了其他对债务思想和应用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凯恩斯主义者们（阿尔文·汉森,阿巴·勒纳,西摩·哈里斯）的债务理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凯恩斯的经济和政策产生了短暂的兴趣,凯恩斯的名字普遍被用来描述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宏观经济收缩而实施的政策特征。人们耳熟能详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特征是强调短期财政激进主义,所以大众普遍误认为凯恩斯本人也支持短期财政活动和预算赤字,但通过重新审视凯恩斯关于政府支出、公共债务和预算赤字的经济政策的建议,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凯恩斯本人的实际政策立场,相反,凯恩斯本人并不支持临时的、自由裁量的债务融资财政政策,相关文献表明凯恩斯主张通过扩大公共投资计划实现充分就业的长期政策,支持永久扩大公共部门以维持充分就业并防止宏观经济波动,凯恩斯在一定程度对待政府债务融资支出的态度是谨慎的,他反对普通预算赤字,对于凯恩斯来说,在经济衰退期间（依赖债务融资）的公共支出只是第二好的权宜之计。第四章讨论了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债务理论。首先介绍了几位公共选择学派的先驱的公债理论观点,而后着重介绍了布坎南的政府债务理论,并根据布坎南的着作中提到的关于债务的负担问题、债务的经济后果、李嘉图等价、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债务的持久性,债务的道德后果以及对平衡预算法案等观点主张展开;而后基于布坎南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进行了政府债务的宪政经济学分析以及政府间竞争框架下的政府债务理论分析;最后简要介绍了税收平滑理论、最优债务理论和盈余政策、政治预算周期理论等西方现代政府债务理论观点。第五章主要讨论了西方政府债务理论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启示。首先分析了中国政府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并归纳整理了部分涉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理论观点;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存在问题,并结合西方政府债务理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中国的债务问题与西方国家有着相同的背景,但又具有具有不同之处,是中国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相继实施了几轮刺激措施后,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及过剩产能的过度投资积累。根据前文分析,本文综合研究了三种西方政府债务理论的基础上,取其精华,试图找出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之道,提出了财政和债务重整已经刻不容缓,政府举债资金要投向高效率和高效益项目,要提高政府债务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等政策建议。

赵方华^[5]（2019）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一直是中国金融业改革重要议题。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的改革目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开始提上日程。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会和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前,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必然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因此,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围绕跨境资本流动,本文做了以下工作:一、本文以世界经济理论为基础,以资本项目开放为背景,以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为主线,阐述了资本项目开放中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的战略性和必要性。以资本项目开放相关理论为指导,综合概括了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现状,找出了产生风险的成因。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得到了中国当前存在一定的汇率高估风险、汇率市场化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跨境资本流入会存在宏观经济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信贷和债务风险,跨境资本流出会增加资本外逃风险;2005年汇改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震荡不断加剧,短暂的异常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等结论。二、为了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本文构建了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筛选出跨境资本流动预警指标体系并合成预警综合指数,对流入、流出风险做初步趋势预测,进而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模型。结果表明:预警指数能够较好预测风险点,监测风险效果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行性,预警模型对低中高风险均能准确、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三、跨境资本流动是全球范围内的运动形式。为此,本文对比分析国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资本项目开放中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经验教训,为中国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供相关启示和参考。结果表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重点是注重审慎管理和金融体系发展;加强预期管理、数据统计;强化风险预警并在必要时适时采用资本管制。四、为了在实践中形成一套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本文设计了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机制。从“宏观审慎+微观监管”双支柱框架出发,建立以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和逆周期调节为基础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以及打击违法保证市场公平为基础的微观监管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外部环境和开放顺序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措施。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归纳和综合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形成、传导及防化机制,从而为实现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两个政策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理论支撑。二是从汇率、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体系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角度规范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生成机理和传导路径,从而为理解和防化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供了清晰思路。三是提出了一个以“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为基础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机制,并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了一套风险预警体系,预警指数能够较好预测风险点,预警模型对低中高风险均能准确、及时发出预警信号。这对于推进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和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刘伟^[6]（2018）在《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且特别提出政治安全是根本、经济安全是基础的重要思想。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推向新的战略高度。而2014年俄罗斯在经历了乌克兰危机、欧美经济制裁、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各项经济指标急剧下滑,迄今为止欧美经济制裁尚未取消。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推进的顺利与否关乎着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又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加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研究迫在眉睫。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1）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实施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2）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及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和趋势预判;（3）中国的应对策略。本研究共涵盖六章,各部分内容布局如下:第一章,绪论,包括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图。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分别从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与特色。第三章,概述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将国家经济安全涵义拓展至“防御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进攻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抑或“他国经济安全对本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了验证。下文皆在此框架下逐一展开剖析。第四章,阐述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及维度,核心目标及保障措施。为后续分析及前景预判提供了指导思想。第五章,运用CRM模型和马尔可夫链预测模型分别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风险评估和趋势预测。针对风险评估,首先确定了模型的选择依据;其次,分析了风险评估模型的选择优势;再次,分别从经济结构、货币、主权债务、银行、政治五大领域构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最后,进行了实证剖析。趋势预测亦是从上述五大领域分别进行剖析。得出的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值为第六章的Stata回归提供了解释变量。其结论为:单一的经济结构致使俄罗斯经济极易受到外部不安全因素（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其货币安全、主权债务安全、银行业安全除了自身系统的不健全外,均掣肘于经济结构单一所致的经济增长乏力。而畸形的经济结构为欧美经济制裁埋下了“定时炸弹”,欧美经济制裁更使俄罗斯的经济“每况愈下”,恶劣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储备枯竭决定了未来5年内其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第六章,分别从中俄经贸合作、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及中美亚太地区博弈五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其中,前四节运用大量的数据及Stata回归模型进行剖析,最后一节采用有限多轮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了强国经济安全态势下一超双强数学博弈模型,并通过两个案例即“1998年俄罗斯主权债务危机+1998年科索沃危机”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2014年俄罗斯金融危机”进行验证剖析。其结论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是确保欧亚空间的稳定与发展的首要机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至关重要。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对中俄、中国与中亚五国、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均有负影响,但俄罗斯经济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项目给予了妥协和支持,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项目合作,故当前是中国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机遇期。但若俄罗斯国力一旦恢复元气,因担心中国对其传统势力范围影响力的扩大,势必会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的难度。故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必须拿捏有度,否则于我不利。最后,总结相关结论并提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应对策略。

蔡玉^[7]（2017）在《“金砖国家”政府债务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将多个国家推到了债务危机边缘,经济复苏更加堪忧。连续危机之中,各国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由此带来的财政赤字增加和债务规模扩大给各国埋下了更大的债务危机隐患。这种隐患不仅发生在社会福利高、经济增速缓慢的发达国家,而且在经济增速相对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比较严峻。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在2015年的政府负债总额达到7.9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平均值达45%,其中,巴西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高达73.7%,印度为69.1%,中国为43.6%。“金砖国家”的政府债务的发展轨迹、负债总额及其占比的高低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其规模受哪些因素影响?政府债务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作用?政府债务的风险又是如何决定的?只有解决这些问题,“金砖国家”才能够在有效规避政府债务风险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金砖国家”为样本,深入研究其政府债务的形成轨迹、规模影响因素、经济增长效应、债务风险形成机理等,并进行相应角度的比较分析,以期从理论上推动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并为新兴市场国家完善政府债务监管和风险防控,提供科学决策的理论依据与建议参考。本文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一是导论部分,在阐述本文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创新与不足等的同时,对政府债务现有文献进行了综述,为全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金砖国家”政府债务发展与现状比较分析,从政府债务起源演变、债务规模与结构现状、管理制度等方面,比较分析“金砖国家”政府债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所具有的特点与差异等。三是“金砖国家”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比较分析,通过对“金砖国家”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变化特征的比较分析,研究债务水平与经济环境变化趋势之间的关联,进而分析了财政收支和赤字情况的变动情况。在对比分析“金砖国家”政府债务的需求机理、政府职能调整和财政支出范围变化基础上,利用“金砖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金砖国家”政府债务规模动态变化的各种潜在影响因素。四是“金砖国家”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分析,通过构造面板数据模型,对“金砖国家”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验证了“金砖国家”政府债务阀值的存在及其动态性,并且发现在“金砖国家”政府债务阀值的动态变化过程中,通货膨胀、利率变化、汇率变化、金融发展状况等都会引起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非线性影响的波动。五是“金砖国家”政府债务风险比较分析,通过设计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方法,对“金砖国家”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评估,并从债务风险的一般性特征、与财政风险的关系和对金融风险的影响传导等角度,对“金砖国家”政府债务风险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实证分析了“金砖国家”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了五国政府债务风险影响因素的差异。六是结论与对策建议,在总结全文研究结论基础上,为中国提出了政府债务发展与监管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探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首次系统地梳理了“金砖国家”政府债务的发展脉络,利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五国在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增长效应、风险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特征与差别。二是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对影响“金砖国家”政府债务规模的因素与影响路径,进行了数理推演分析,丰富了关于政府债务规模决定机理的理论体系。三是验证了“金砖国家”政府债务阈值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动态性,并且发现通货膨胀、利率变化、汇率变化、金融发展状况等都会引起“金砖国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非线性影响的波动。四是为“金砖国家”政府债务风险设计了评估体系,并构建了五国政府债务风险数据库,为政府债务风险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奠定了数据支撑基础。当然,本文亦存在如下不足之处:一是“金砖国家”部分变量数据缺失,对相关实证分析过程造成了限制,并可能对相关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改进空间,特别是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非线性影响等方面,还需借助更前沿的计量工具和研究方法进行验证,以深入探讨其内部更为复杂的影响机理。对于这些不足,作者将在今后研究中不断跟踪、改进和完善。

张平^[8]（2016）在《化解当前中国各类金融债务风险的政策与措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结项时间:2016年6月项目简介中国"十二五"以来积累的各级政府以及企业债务相当庞大,成为"十三五"时期许多地方和企业的沉重负担,也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十三五"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降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管理活动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面临更大挑战。因此分析各类债务形成的机制以及债务的总量、结构,提出化解的路径和对策,对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李旭东^[9]（2013）在《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0年以来,欧美主权债务危机风波不断,以“小猪五国”（PIIGS）为代表的南欧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导致金融体系动荡,欧洲经济持续衰退。美国长期奉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导致债务规模屡破上限,世界最大债务人——美国其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凸显。另一方面,自2010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激增、潜在风险较大等问题也逐步暴露,其根本原因在于现有财税体制的弊端；现实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政府采用超强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虽然我国财政状况总体稳健,但不容忽视的是从债务总规模、债务率以及存量结构等方面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有较多潜在风险,如不及早治理、有效规范,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风险因素。因此,本文对南欧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这一“前车之鉴”从爆发和演进过程、历史与对比、自身与外部原因、救助与最终解决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目的是给我国公共债务管理等方面提出可操作、可借鉴的政策建议。2008年始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和引爆点,本文首先基于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对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似”与“不似”进行了解析,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演进及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和审视。以史为鉴，以期给我们更深刻、更宽阔的视角。本文随后对近几十年历史上较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基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研究,给出了一个对比分析框架。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及债务危机前景和结局是论文分析的重点。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一国公共财政的失衡,表现为公共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出现差额。南欧各国采取了超前、透支的高福利制度政策,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和产业结构失衡也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南欧各国自身经济、制度层面的缺陷是公共财政失衡、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除南欧国家自身原因以外,欧元区的成立开启了新的时代,在经历最初“蜜月期”的高增长后,欧元区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天然缺陷与内在痼疾凸显,货币联盟放大了南欧成员国的财政失衡,货币主权的丧失使其只能滥用财政政策手段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最终酿成债务危机的祸根。本文在分析南欧经济体制自身缺陷时,从财政赤字与税收和公共债务的关系角度,特别对南欧和北欧经济制度和福利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对比分析,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再思考,以探究同样作为欧盟成员国以及实行高福利制度的国家,为何南欧国家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而北欧国家却安然无恙,高福利制度到底是否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消亡、欧元区崩溃,甚至欧盟解体成为热议话题,欧元区这一带有“天然缺陷”的理想主义实验最终将走向哪里,这场旷日持久的主权债务危机结局如何,不仅关系着欧元的命运,更对未来全球区域经济、货币一体化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和警示作用。本文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稳定机制的长期有效性、财政联盟成立的可能性、财政紧缩政策的真正作用,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欧元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有较多潜在风险,且前景不容乐观,地方政府债务一旦出现资金链条断裂等问题将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持续蔓延提醒我们,必须从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有福利的增长、债务管理和金融改革等多方面设计一揽子方案,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甚至国家信用风险。

于娜^[10]（2011）在《中国外债风险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的规模迅速扩大,外债的使用对我国扩大资本积累,加快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外债规模的快速增长,国家的偿债压力也在加大,同时我国外债的结构也不甚合理,目前的短期外债余额占外债总余额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国际商业贷款占外债总额的比例也高达70%,外债风险逐渐显现。国际上由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引发的债务危机问题有很多,希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9年10月,希腊的新政府宣布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7%和113%,这一比值远远高于欧元区的规定,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连续下调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国际金融市场随之大幅动荡,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并拉开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序幕。这更加促使我们必需越来越重视自身主权外债风险控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外债风险进行防范和化解,从而保障国家财政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外债不仅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更是财政问题。它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以国家的财政作为担保的一种信用方式,它能够帮助国家的财政调整经济发展。我国所借用的外债包括主权外债和非主权外债两部分,这两部分中无论是统借统还、统借自还还是自借自还,如果债务到期不能偿还,最终都要由国家财政承担责任,增加我国的财政赤字,加大财政风险。因此,我们更应该完善现有的外债管理体制,借鉴国际经验,减少外债风险,进而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这也是本文研究外债风险这个重要课题的意义所在。本文具体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外债风险的相关理论,包括外债的基本概念和外债风险的经济学理论等;第二部分是从我们国家目前外债的规模和结构来分析我国外债存在的风险情况;第三部分着重分析我国外债风险产生的原因;第四部分从俄罗斯和希腊两个国家的控制外债风险进行借鉴;最后一部分提出了控制我国外债风险的对策。

二、中国外债风险加大了吗──对当前中国外债负担的重新评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外债风险加大了吗──对当前中国外债负担的重新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1）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方政府债务理论的演进研究 ——兼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7）“金砖国家”政府债务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外债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外债风险加大了吗──对当前中国外债负担的重新评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D]. 金川.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2]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D]. 康文茹.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3]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D]. 罗茜.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4]西方政府债务理论的演进研究 ——兼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D]. 张昱. 吉林大学, 2019(02)
• [5]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D]. 赵方华. 新疆大学, 2019(06)
• [6]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D]. 刘伟. 新疆财经大学, 2018(02)
• [7]“金砖国家”政府债务比较研究[D]. 蔡玉. 东北财经大学, 2017(06)
• [8]化解当前中国各类金融债务风险的政策与措施[A]. 张平.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2015年研究课题汇编, 2016
• [9]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研究[D]. 李旭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12)
• [10]中国外债风险研究[D]. 于娜. 辽宁大学, 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