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禾[1]（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认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李波[3]（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金川[4]（2020）在《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历史上曾出现的五次并购浪潮,银行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仅为产业并购创造了条件,自身并购活动也在蓬勃发展,推动全球银行业不断壮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快速发展,各国政府采取较为宽松的金融管制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创新,银行间的资本逐步集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并购数量与并购规模屡创新高。目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发展尚显稚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并购的规模、数量、复杂程度等方面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跨国并购的全过程面临的风险无论从复杂性、多样性,还是对结果的影响程度都远甚于国内并购。因此,作为中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如何有效地评估、预警各种风险,如何提升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并购质效,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现有文献对银行并购,以及与并购相关的风险方面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大量研究的重点比较集中于银行并购动因、绩效水平、风险识别和量化、风险防控等方面,而且许多传统的理论研究更偏重于考察东道国的主权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等,无法覆盖影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全面风险因素。新形势下中资银行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的风险形势,随着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危机之后全球银行业的深刻调整,许多新问题的出现都需要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回应。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以及知名风险评估机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纳入影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特色因素——双边关系和行业风险,构建了一个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36个二级指标在内的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指标体系,进一步拓展了跨国并购风险理论的内涵。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的动态赋值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增加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解释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量化跨国并购风险,并对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采用BP神经网络构建风险预警模型,结合人工智能的算法,实现跨国并购风险的动态预警,较大程度减少人为主观判断的误差和局限性。研究的主要发现:（1）中外银行业在跨国并购的动机、战略、主体和支付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中资银行的跨国并购在政策支持和实践发展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离不开内外部动因的驱动。（2）双边关系和行业风险对跨国并购综合风险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是构成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的重要因素。五个子风险对综合风险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双边关系、行业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3）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其中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双边关系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而风险较低的国家则主要以欧洲、大洋洲、北美洲等发达经济体为主,但是行业风险的评估结果则相反,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业的整体风险要小于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综合风险从大到小依次是南美洲、非洲、亚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4）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维度来看,以高收入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风险较低,新兴经济体的风险较高,跨国并购的综合风险与国家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的关系。（5）从2017年的预警结果来看,政治格局变化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全球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地缘政治因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全球银行业的行业风险及竞争格局的改变等因素都对中资银行实施跨国并购产生了较大影响。
叶善青[5]（2020）在《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文中认为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020年我国即将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资源短缺约束加剧,我国的贫困和扶贫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传统的以制度改革、开发战略为主的扶贫成效开始放缓;过度的扶贫开发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获得资源相对困难;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疫病交织而导致的返贫现象增多;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与近年的“精准扶贫”在基层实践中逐步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对传统的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等。以上这些都亟需我们寻求一条新的扶贫途径。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和实证方法,将减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应走因地制宜、低碳循环、持久效率、包容发展的精准生态扶贫新路,力求为处于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当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我国如何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立足于我国传统开发扶贫实践和2020年脱贫攻坚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剖析了我国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现实动因及具备的条件;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了生态贫困类型、成因、辨识方法以及精准生态扶贫的作用机理,揭示了生态贫困存在“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等四种主要类型,从新的角度为精准化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靶向引导,也为精准生态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在分析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现有探索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借鉴国外开展针对性生态减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生态扶贫的理论框架,设计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开展针对性、差异化的生态扶贫措施建议,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开展减贫与生态保护服务。精准生态扶贫战略的提出,是现有精准扶贫实践和传统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其现实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贫困问题的存在,理论基础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价值取向在于创新包容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治贫发展,基本要求在于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要素保障,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消除生态贫困地区人与生态环境不良关系,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根本目标在于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生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享有美好生活。
李波[6]（2020）在《“精准扩中”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新千年时,我国已经宣布基本建成小康社会。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小康即是全体人民的小康,不让一人掉队的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为此做出新的战略安排:从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2035年——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的当下,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至关重要,而重点又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渐缩小城乡、地区及行业间差距,加快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精准扩中”相对于“粗放扩中”而言,改变以往粗略而漫灌的“扩中”方式,采取准确而涓滴的“扩中”方式。主要包含“精准识别”、“精准施策”两个层面。“精准识别”即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现代高新信息技术精准地识别各居民收入层次,尤其是识别“潜在中等收入者”,为收入分配调节提供依据;“精准施策”即对已经识别出的“潜在中等收入者”精确分析其收入低下原因,分类施策,如通过扶持优势产业、新型城镇化建设、社会保障兜底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精准扩中”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既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题中之意,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具体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及脱贫成效精准。“精准扶贫”是一种精细化的扶贫方式,重点在于帮助每一个贫困人口找出贫困的根源所在,并为其寻找破解之道,使得每一个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农村贫困人口是低收入群体的最底层。提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首要任务就是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全国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是“精准扩中”首要前提,符合“精准扩中”内在逻辑,进而成功实现“精准扩中”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中等收入群体通常具有稳定社会功能、推动社会改良、促进社会消费、引领社会风尚等积极作用。在经济层面上,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传统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通过消费来拉动内需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因而“精准扩中”有利于推动我国消费水平和质量迈上新台阶,进而推动我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政治层面上,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第三条道路”,目标是通过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逐步使得发展成果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精准扩中”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在社会层面上,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安定的强大保障。“精准扩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均衡配置、缓解人民内部矛盾,进而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文化层面上,中等收入群体通常具有保守温和的价值观念,构成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念。“精准扩中”有利于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意识形态,构建风清气爽的社会风气,避免各种社会矛盾引发极端行为的产生。“精准扩中”是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为民的内在体现。在新时代下,对“精准扩中”的路径研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架构分为以下几大部分:第一章,导论。本部分主要对论文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基本概念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研究思路及框架进行阐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构建了总体框架。第二章,“精准扩中”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本部分主要对于“精准扩中”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与总结,为全文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主要包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共同富裕论、公平效率论、社会阶级与分层论。第三章,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演变、测度及协整检验。首先,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下来考察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演变与由来,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制度变迁包括经济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其次,采用国家统计收入分组数据,借鉴统计模型对全国、甘肃、河南及浙江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数量进行全面的测度,进而揭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小和空间布局;最后,采用现代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存量的长期均衡及短期波动关系。第四章,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现状与“精准扩中”现实困境。首先,从构成来源、价值观念、消费观念、脆弱性四个方面来详细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基本特点;其次,概括出我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特征:比重偏低及增速放缓、城乡差距明显、区域差距突出;最后,分析了我国今后“精准扩中”面临的一些体制机制、思想及技术层面上的一些障碍。主要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挑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户思想观念落后及空心化现象凸显、“潜在中等收入者”识别障碍、社会阶层固化。第五章,“精准扩中”国际视野与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梳理美国、日本及瑞典在发展中产阶级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如中产阶级发展道路各具特色、建立精简高效现代型政府、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作用,进而更高效“精准扩中”。第六章,“精准扩中”阶段目标与实现路径。本部分通过灰色组合预测模型,设定我国“精准扩中”的阶段目标为在2030年左右,全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要突破60%,城乡比重差距缩小,比重增长速率逐渐稳定,“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初步达致。共享型收入分配为“精准扩中”提供制度保障。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精准扩中”提供技术支撑。具体实施路径为: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培育地区优势产业、完善社会保障建设、优化财政政策等。第七章,结论与展望。本部分主要高度概括了全文的基本结论:经济发展是“精准扩中”内生动力、制度创新是“精准扩中”有力推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区域差距突出及增长速率递减、“精准扩中”回旋空间重点在农村、“精准扩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期为后续学者做深化研究提供思考。“精准扩中”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等战略部署既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有其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一以贯之。
李国敏[7]（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认为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杜庆昊[8]（2019）在《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机器人、无人机等新产品不断升级,迭代速度原来越快;电子商务、网约车、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不断涌现,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共享经济、云制造、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生态,已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数字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诸如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产权保护、消费者维权、行业垄断等问题不断涌现和放大,现有监管方式已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治理,如何做到同步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维护数字经济发展秩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研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传统的监管理念以政府监管为主,监管手段也以监管人员的线下监管为主,已经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变化快、技术壁垒高、融合联通能力强的特点,政府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信息难题、成本难题和法治难题。而数字经济的创新性、虚拟性、跨界性、流动性和平台性等特征,亟待多元主体发挥各自治理优势和作用,共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从实践上看,首先,协同治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在对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治理,具备一定的经验积累;其次,一些发达国家互联网治理起步较早,在协同治理应用实践上取得了可借鉴的积极成效,而中国正在经历传统政府监管模式的转型,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最后,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的治理水平已发育到一定程度,具备参与协同治理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看,还是从国内和国外现状看,运用协同治理模式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是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国内外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尝试了构建协同治理分析模型,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析模型是“JM模型”,也有国内学者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理论分析模型必须要与治理对象的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理论的光芒。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既要考虑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也要考虑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仅政府内部就存在中央和地方、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因此本文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实际,对现有理论分析模型作了适应性修正,形成“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修正）”,重点增加了主体协同这一重要要素,以此为理论框架指导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一是关系协同,这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前提。要做到目标协同,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增进人的福祉为协同共治的目标;要做到理念协同,以人民性、法治性、科学性的共治理念推动协同;要明确协同原则,既鼓励创新、又审慎包容;既强调自律、又坚持底线。二是主体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关键。要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各自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自治作用和社会的共治作用;要重点做好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实现主体内部职责明确、关系融洽,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要做好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重点实现组织网络、工作制度和技术平台的协同。三是机制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保障。根据爱莫森的协同治理统一模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建立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国际合作治理机制等,以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实质参与、共同行动和高效协同。当然,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是个新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课题,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研究还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统计体系,明确数字经济的范畴和测算依据。此外,还要建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效果的评判提供重要参考。
黄九聆[9]（2015）在《减轻政府债务压力研究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政府债务压力与一个经济体的经济供给能力息息相关。研究经济增长,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经济供给能力是经济体长期经济产出能力的体现,取决于投入要素——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H）的增长速度,以及要素投入综合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速度。本文从我国的宏观经济供给面的视角,根据索罗模型以及内生增长理论,测算了我国自1978年以来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以及近年来我国的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趋势。通过分析我国“十三五”期间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推算在不同的GDP增速要求下,我国应当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同时,在对房地产、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较大的三大领域的分析基础上,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为了达到相应的GDP增速目标,政府及公共事业单位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数量以及可能承受的政府债务压力情况。其中,政府债务的口径主要包括显性直接债务和显性或有债务两类,政府债务压力以政府债务规模和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两个指标进行判断。从国际经验上看,以日本为例,1990年以来,长期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对日本的人力资本增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僵尸企业”问题、企业和政府债务率过高带来了长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困境,199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显着低于1980年代,严重影响了日本的经济供给能力,日本经历了长期的GDP规模增长乏力。近年来,因政府债务问题备受关注的“欧洲五国（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同样也面临着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困境,在社会福利负担沉重和税收增长乏力的双重夹击下,政府债务危机爆发。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1984年的农村承包经营制建立、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确立、2001年加入WTO等重大制度红利与我国强劲的人口红利相互叠加,全要素生产率在2007年以前平均增长水平较高,我国经历了三十年的超高速增长繁荣。然而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我国总和生育率偏低,人口红利消退,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人口的数量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2015年农民工数量首次接近0增长,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加上土地、环境等综合成本的迅速飙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下降,私人投资意愿大幅下降,经济增长潜力面临大幅下滑趋势。在“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指引下,为了保证GDP增长7%-8%,我国各级政府通过提升资本存量K的增速,即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加剧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政府债务规模上升过快等一系列结构性和长期性问题。2008年底到2010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2013年以来的系列刺激政策,我国政府债务规模上升较快。李扬、渣打银行、项怀诚等推算的政府债务数据均高于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本文测算我国2014年底政府债务约为41.826万亿,其中中央政府债务为13.19万亿（国债+铁路总公司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为28.636万亿（城投债、基建信托、平台贷款、BT垫资等）,略少于中国社科院李扬团队测算的30.28万亿。“十三五”期间,GDP潜在增长力下行和GDP增速目标偏高都将对我国政府债务压力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增速难以大幅改善,我国的经济增长仍过于倚重固定资产投资。重大科技革命的可能性很小,重大改革红利释放至少要等到“十三五”后期。二是投资回报率提升空间有限,对政府收入形成负面影响。从经济周期角度看,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的下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难以出现较大起色,税收增长和土地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仍受到不利影响。三是多数城市的房地产和制造业不景气,受到投资回报率偏低、投资回报期限长的影响,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入社会和私人投资者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加。政府和公共事业单位将继续成为保GDP增长的主力军。四是“十三五”期间若设置过高的GDP增速目标,将带来过大的政府债务压力,不利于控制债务风险和提高增长的质量。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十三五”期间的财政收支和人力资本增长情况,假设了全要素生产率较快、中等和较慢三种可能的增长情况,预估在四种不同的GDP增速目标路径下,政府必须承担的基础设施投资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债务压力。根据本文的测算,当经济增速目标设定较高,比如6.5%-7%,全要素生产率偏低时,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量增长较快,政府债务压力过大；当经济增速目标设定较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时,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量相对降低,政府债务压力偏小,甚至可以在“十三五”后期小幅提高GDP增速目标,实现GDP增长的“先低后高”及其增长品质的提高。简言之,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是经济供给面中两个重要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同时也是影响政府债务压力的最重要因素。未来五到十年,我国经济不应该设置过高的GDP增速目标,防止继续恶化经济供给能力,降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甚至引发政府债务的系统性风险爆发。相反,建议从优化经济供给面入手,着力解决政府“越位”和“缺位”问题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率的创业和投资环境,着力降低社会综合运行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推动投资回报率提升,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实现集约型和包容型增长。
孙琦峰[10]（2015）在《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路径研究 ——基于中等收入陷阱视角》文中指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4382美元,大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也意味着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文研究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贫富差距、社会稳定、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我国也可能出现类似于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僵局的情况。实际上,我国经济社会现状已经显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危险信号。本文根据中国国情,运用经济指标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选用了人均GDP、GDP增速、基尼系数、CPI和失业率五项经济指标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国际横向比较,我国社会稳定程度目前处于中等靠上的水平,主要得分在高速的GDP增长、较低的CPI和失业率；自身纵向比较,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近年呈加大趋势,主要失分在贫富差距扩大和通胀压力上升。本文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快,人口红利优势正在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大势所趋。未来五年将是我国能否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关键时期。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路径,应利用好改革红利,关键是要走好三部曲。一是要尽快制定并启动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建立与国家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国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提倡“橄榄型”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面释放内需增长潜能。二是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动力。三是要注重对民众预期心理的引导,理性看待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图61幅,表3个,参考文献110篇。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一、国际背景 |
| 二、国内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范围 |
| 一、关于银行跨国并购的概念界定 |
| 二、关于银行跨国并购类型的界定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框架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银行跨国并购的理论 |
| 一、国外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二节 银行跨国并购风险理论 |
| 一、跨国并购风险的构成 |
| 二、跨国并购风险的评估 |
| 三、跨国并购风险的预警 |
| 四、跨国并购风险的控制 |
| 五、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关于中外银行业跨国并购的比较 |
| 第一节 关于国际银行业跨国并购的分析 |
| 一、五次并购浪潮的产生 |
| 二、国际银行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和特点 |
| 三、典型跨国银行的案例研究:汇丰银行 |
| 第二节 关于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分析 |
| 一、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政策演进 |
| 二、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现状和特点 |
| 三、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动因分析 |
| 四、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案例研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
| 第三节 关于国内外银行跨国并购的比较 |
| 一、跨国并购的动机 |
| 二、跨国并购的战略 |
| 三、跨国并购的主体 |
| 四、跨国并购的支付方式 |
| 第四章 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跨国并购的主要风险因素:国内外机构视角 |
| 一、国际机构对风险因素的分析与评述 |
| 二、国内机构对风险因素的分析与评述 |
| 第二节 本文的拓展 |
| 一、新形势下跨国并购风险的新内涵 |
|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三、指标体系的构建框架 |
| 第五章 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 |
| 第一节 数据收集和处理 |
| 一、样本选取 |
| 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处理 |
| 第二节 子风险的风险评估 |
| 一、子风险得分的确定:基于因子分析方法 |
| 二、子风险的评估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综合风险的风险评估 |
| 一、综合风险得分的确定:基于熵值法 |
| 二、综合风险评估结果分析 |
| 三、综合风险预警指数的确定 |
| 第六章 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预警 |
| 第一节 跨国并购风险预警模型的设计 |
| 一、BP神经网络原理概述 |
| 二、BP神经网络模型的算法流程 |
| 三、建立跨国并购风险预警模型的基本假说 |
| 四、总体建模思路 |
| 第二节 BP神经网络在预警模型中的实际应用 |
| 一、相关参数及函数的设定 |
| 二、预警模型的训练与检验 |
| 三、预警结果的评价分析 |
| 第七章 关于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控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家层面的风险控制政策建议 |
| 一、构建政策协调机制,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
| 二、动态调整监管体系,完善国际监管协调机制 |
| 三、加强经济外交,改善双边关系 |
| 四、积极推进BIT谈判,降低投资风险 |
| 第二节 银行层面的风险控制政策建议 |
| 一、跟随国家战略,制定科学的并购战略目标 |
| 二、充分调查,熟悉国内外法律法规和政策 |
| 三、建立分层次的风险防控机制 |
| 四、合理选择并购目标和中介机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减贫 |
| 三、生态贫困 |
| 四、精准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 |
| 三、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第二章 精准生态扶贫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脱贫攻坚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 一、经济发展任务要求持续推进扶贫事业 |
| 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开发扶贫投入压力 |
|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求深度贫困区脱贫加劲 |
| 四、社会结构分化需加大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 |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传统开发扶贫方略的升级方向 |
| 一、弥补传统开发扶贫的不足 |
| 二、具备创新包容低碳发展新特质 |
| 三、优化现有扶贫模式和体系 |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 |
| 一、两者密切相关且具内在协同性 |
| 二、助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
| 四、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
| 第四节 精准生态扶贫已具备实施条件和机遇 |
| 一、生态扶贫战略理念日渐清晰 |
| 二、生态扶贫政策调整日趋到位 |
| 三、生态扶贫实施环境日臻完善 |
| 四、生态发展与生态减贫已成为国际共识 |
| 第三章 我国生态贫困的现实与理论考察 |
| 第一节 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条件 |
| 一、当前我国贫困状况 |
|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理论阐释 |
| 一、环境脆弱引发生态贫困论 |
| 二、生态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论 |
| 三、生态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影响论 |
| 第三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一、表现及特征比较 |
| 二、空间分布考察 |
| 三、耦合度评价 |
| 四、数据验证 |
| 第四节 生态贫困类型的划分 |
| 一、划分原则 |
| 二、划分依据 |
| 三、主要类型辨识 |
| 第五节 生态贫困主要类型的形成原因 |
| 一、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成因 |
| 二、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成因 |
| 三、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成因 |
| 四、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成因 |
| 第四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与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 |
| 一、生态环境内生变量化优化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目标 |
| 二、绿色投入产出动力机制的构建驱动了生态经济增长 |
| 三、扶贫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进程及成效 |
| 一、实践进展情况 |
| 二、典型实践案例 |
| 三、现有实践成效 |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障碍 |
|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矛盾 |
| 二、产业资本增值和产业项目选择不能满足需求 |
| 三、市场要素、社会及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作用不足 |
| 四、生态贫困基本情况不精准 |
| 五、生态扶贫资源配置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
| 第五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国际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相关国家针对性生态扶贫举措 |
| 一、针对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 |
| 二、针对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 |
| 三、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 |
| 四、针对制度缺失性致贫型 |
| 第二节 国际针对性生态扶贫的基本经验 |
| 一、高效利用生态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
| 二、保障生态贫困人口发展权益 |
| 三、注重市场减贫与社会减贫作用 |
| 四、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对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的启示 |
| 一、精准生态扶贫成效获得应立足资源禀赋选择适宜模式 |
| 二、精准生态扶贫动力激发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三、精准生态扶贫区域协调要有统一的资源配置管理机构 |
| 四、精准生态扶贫有序实施重在制度的健全与保障 |
| 第六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战略导向 |
| 第一节 坚持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
| 一、促进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 |
| 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布局 |
| 三、坚持生态扶贫与新农村建设相衔接 |
| 第二节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与因人施策相结合 |
| 一、基于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
| 二、因应家庭差异分类帮扶 |
| 三、区分贫困个体不同施策 |
| 第三节 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多方力量作用 |
| 一、突出发挥市场作用 |
| 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 |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 第四节 完善生态扶贫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建设 |
| 一、优化顶层制度设计 |
| 二、科学搭建治理体系 |
| 三、创新精准运行机制 |
| 第七章 推进精准生态扶贫的措施建议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坚持“三生融合”,厚植生态资本 |
| 二、发展科技新能源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 三、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四、推进劳动力转移,多举措提供就业机会 |
| 第二节 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
| 二、探索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渠道 |
| 三、优先发展生态服务业 |
| 四、深化发展现代化农业 |
| 五、积极发展特色禀赋产业 |
| 第三节 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全面推进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
| 二、发展资源互补或替代的产业 |
| 三、推进生态复建工程 |
| 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
| 五、加快新城镇、新农村建设 |
| 第四节 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
| 二、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 三、完善精准生态扶贫模式 |
| 四、健全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
| 五、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精准扩中”的研究背景与提出 |
| 第二节 “精准扩中”路径研究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精准扩中”相关概念 |
| 一、阶级、阶层、群体 |
| 二、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 |
| 三、“粗放扩中”、“精准扩中”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内涵与划分标准 |
| 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测算及影响因素 |
| 三、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功能 |
| 四、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对策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精准扩中”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 |
| 一、马克思研究分配问题根本原则 |
| 二、毛泽东关于分配领域思想 |
| 第二节 共同富裕论 |
|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
| 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共同富裕 |
| 三、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共同富裕 |
| 四、以中国梦引领共同富裕 |
| 第三节 公平效率论 |
| 一、效率优先论 |
| 二、公平优先论 |
| 三、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
| 第四节 社会阶级与分层论 |
|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 |
| 二、现代西方分层理论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群体分层思想 |
| 第三章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演变、测度及协整检验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轨迹及特点 |
|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轨迹 |
| 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特点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一、经济增长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二、产业结构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第三节 制度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一、所有制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第四节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度 |
| 一、数据来源、测算标准及方法 |
| 二、全国、城镇、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比重及变化 |
| 三、代表性地区浙豫甘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状况 |
| 第五节 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存量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协整检验 |
| 一、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三、协整关系分析 |
| 四、结论及建议 |
| 第四章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现状与“精准扩中”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中等收入群体基本特点 |
| 一、中等收入群体构成来源多样化 |
| 二、中等收入群体价值观念多元化 |
| 三、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观念现代化 |
| 四、中等收入群体的脆弱性 |
| 第二节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特征 |
| 一、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增速放缓 |
| 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城乡差距明显 |
| 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区域差距突出 |
| 第三节 “精准扩中”现实困境 |
|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 |
|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挑战 |
|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
| 四、农户思想观念落后、农村空心化现象凸显 |
| 五、“潜在中等收入者”识别障碍 |
| 六、社会阶层固化 |
| 第五章 “精准扩中”国际视野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中产阶层兴衰与收入调节 |
| 一、美国中产阶级形成原因及基本特点 |
| 二、美国收入调节与中产阶级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日本中产阶层与“M型社会”新趋势 |
| 一、日本中产兴起及影响 |
| 二、“M型社会”到来 |
| 第三节 瑞典福利社会与中产危机 |
| 一、瑞典中产阶层兴起 |
| 二、瑞典中产危机 |
| 第四节 国外中产阶层发展与收入调节对我国“精准扩中”的启示 |
| 一、中产阶层发展道路各具特色 |
| 二、建立精简高效现代型政府 |
| 三、加大教育体制改革 |
| 四、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作用 |
| 第六章 “精准扩中”阶段目标与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我国高、中及低收入群体比重及数量演变趋势分析 |
| 第二节 “精准扩中”阶段目标 |
| 一、模型说明 |
| 二、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精准扩中”制度保障 |
| 第四节 “精准识别”技术支持 |
| 第五节 “精准施策”具体路径 |
| 一、“精准扩中”实现路径之一——“提低” |
| 二、“精准扩中”实现路径之二——“稳中” |
| 三、“精准扩中”实现路径之三——“调高”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经济发展是“精准扩中”内生动力 |
| 二、制度创新是“精准扩中”有力推手 |
| 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区域差距突出、增长速率递减 |
| 四、“精准扩中”回旋空间重点在农村 |
| 五、“精准扩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
| 六、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文中相关计算matlab程序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演变到信息社会 |
| 二、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
| 三、数字经济发展挑战社会治理能力 |
| 四、数字经济治理研究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互联网治理的发展演变 |
| 二、协同治理的研究综述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应用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涵及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数字经济 |
| 二、数字经济治理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理论内涵 |
| 一、协同的内涵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的内涵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逻辑基础 |
| 一、逻辑起点:防范和化解数字经济风险 |
| 二、现实困境:传统政府监管已不适应数字经济特征 |
| 三、动力引擎:数字经济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 |
| 四、路径选择: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外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二、非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三、系统协同治理方面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注重战略制定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格局尚未形成 |
| 三、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亟待提高 |
| 第三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模式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关系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目标的协同 |
| 一、直接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二、根本目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
| 三、最终目标:增进人的福祉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治理理念的协同 |
| 一、坚持人民性的价值立场 |
| 二、遵循法治的治理理念 |
| 三、注重科学性的治理导向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原则 |
| 一、国际互联网治理原则 |
| 二、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原则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议题的协同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正当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边界性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权力主体 |
| 四、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国别特色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分析 |
| 二、企业主体分析 |
| 三、社会主体分析 |
| 第二节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分析 |
|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二、发挥政府主体的主导作用 |
| 三、加强企业主体的自我规制 |
| 四、发挥行业组织和公民的共治作用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一、政府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二、企业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三、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 |
| 一、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保障分析 |
| 二、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要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机制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一、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的要素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建设 |
| 一、共同行动保障: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 |
| 二、共享动机保障: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 |
| 三、实质参与保障: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 |
| 四、高效协同保障: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的机制建设 |
| 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
| 二、注重中国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协同 |
| 三、发挥新型国际组织的治理作用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目的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供给面要素文献综述 |
| 1.3.2 经济增速目标与政府债务压力关系的文献综述 |
| 1.3.3 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压力关系的文献综述 |
| 1.3.4 政府债务范围与压力的文献综述 |
| 1.3.5 已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 |
| 1.4 论文主要内容和逻辑体系 |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和不足 |
| 1.5.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经济供给面要素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 2.2.2 刘易斯拐点理论 |
| 2.2.3 人口红利理论 |
| 2.3 政府干预经济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国家干预理论 |
| 2.3.2 政府失灵理论 |
| 2.4 政府债务压力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政府债务理论 |
| 2.4.2 财政可持续性理论 |
| 3 基本逻辑、测算框架及国际经验验证 |
| 3.1 基本逻辑 |
| 3.1.1 基本分析思路 |
| 3.1.2 政府债务压力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分析 |
| 3.1.3 经济供给能力变化和“保增长”对我国政府债务压力的影响 |
| 3.2 我国“十三五”时期政府债务压力测算框架 |
| 3.2.1 总体测算框架 |
| 3.2.2 具体测算步骤 |
| 3.3 国际经验验证 |
| 3.3.1 日本债务压力情况研究 |
| 3.3.2 “欧洲五国”债务压力情况研究 |
| 4 我国经济供给面三要素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选取 |
| 4.2 资本存量的计算 |
| 4.2.1 资本存量计算公式 |
| 4.2.2 资本存量计算的相关数据 |
| 4.2.3 我国1978-2014年资本存量 |
| 4.3 人力资本的计算 |
| 4.4 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4.4.1 历年GDP增速情况 |
| 4.4.2 回归结果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4.4 我国历年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
| 5 我国经济供给面要素发展趋势及资本回报率情况 |
| 5.1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发展趋势 |
| 5.1.1 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 5.1.2 “十三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趋势预估 |
| 5.2 我国资本存量发展情况 |
| 5.2.1 资本存量上升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
| 5.2.2 2009年后经济增长愈发依赖固定资产投资 |
| 5.2.3 我国经济供给面变化降低了资本回报率 |
| 5.3 我国资本回报率的测算 |
| 5.3.1 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方法 |
| 5.3.2 资本回报率的数据选取 |
| 5.3.3 资本回报率计算结果 |
| 5.4 “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目标设定 |
| 6 “十三五”时期政府基建投资需求测算 |
| 6.1 “十三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发展趋势分析 |
| 6.1.1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重心现状分析 |
| 6.1.2 “十三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重心变化趋势 |
| 6.1.3 “十三五”时期非基建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量预测 |
| 6.2 “十三五”时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量测算 |
| 6.2.1 政府基建投资的范围 |
| 6.2.2 “十三五”时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测算 |
| 6.2.3 “十三五”时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测算 |
| 6.2.4 “十三五”时期我国政府基建投资额测算 |
| 7 “十三五”时期政府投资能力及债务压力测算 |
| 7.1 “十三五”时期政府投资能力分析与测算 |
| 7.1.1 “十三五”时期财政收入分析与测算 |
| 7.1.2 “十三五”时期财政支出分析与测算 |
| 7.1.3 “十三五”时期我国政府投资能力测算 |
| 7.1.4 公用事业单位的投资能力分析与测算 |
| 7.2 我国存量政府债务分析与测算 |
| 7.2.1 相关报告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判断 |
| 7.2.2 对政府债务存量规模的重新分析与测算 |
| 7.3 “十三五”时期政府债务增量测算 |
| 7.3.1 不考虑社会资金参与下的新增债务测算 |
| 7.3.2 社会资金参与基建情况研究 |
| 7.4 “十三五”时期我国政府债务压力分析 |
| 7.4.1 债务余额视角下的政府债务压力分析 |
| 7.4.2 负债率视角下的政府债务压力分析 |
| 8 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1 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对政府债务压力产生根本性影响 |
| 8.1.2 GDP增速目标是政府债务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
| 8.1.3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是政府债务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根据经济供给能力,合理设置GDP增速目标 |
| 8.2.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
| 8.2.3 注重人才培养,着力提升人力资本 |
| 8.3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和公式索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公式索引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1 导论 |
| 1.1 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划分标准 |
| 1.2 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面临的问题 |
| 1.2.1 增长的动力问题 |
| 1.2.2 创新和环境资源约束问题 |
| 1.2.3 社会的动荡问题 |
| 1.2.4 发展的不平衡、不公平问题 |
| 1.3 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
| 1.3.1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出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创新点和研究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综述和文献分析 |
| 2.1 中等收入陷阱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分析 |
| 2.1.1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成功经验 |
| 2.1.2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分析 |
| 2.1.3 经验教训的启示 |
| 2.2 中国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 |
| 2.3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和政策讨论 |
| 3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风险 |
| 3.1 风险的社会表现 |
| 3.1.1 贫富分化问题 |
| 3.1.2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 |
| 3.1.3 经济增长下台阶风险 |
| 3.1.4 社会矛盾趋于激化问题 |
| 3.2 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
| 3.2.1 后发优势缩小后经济转型失败 |
| 3.2.2 人们诉求提高而社会建设滞后 |
| 3.2.3 政治改革受利益集团阻碍 |
| 3.2.4 文化上存在明显区域差异 |
| 3.3 中等收入陷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3.3.1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内需增长不振 |
| 3.3.2 城市化和工业化脱节导致城市功能弱化 |
| 3.3.3 产业升级受阻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
| 3.3.4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易受外部冲击 |
| 3.3.5 公共服务滞后导致社会冲突不断 |
| 3.4 我国高度重视防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
| 3.4.1 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
| 3.4.2 伪城市化问题凸显 |
| 3.4.3 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
| 3.4.4 经济结构失衡 |
| 3.4.5 公共服务不均等 |
| 4 贫富分化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研究 |
| 4.1 中国贫富差距现状 |
| 4.1.1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平衡 |
| 4.1.2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
| 4.1.3 全国居民收入差距 |
| 4.2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
| 4.3 缩小贫富差距降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
| 4.3.1 收入分配改革与中等收入陷阱关系 |
| 4.3.2 建议在中等收入阶段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
| 5 劳动力要素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 |
| 5.1 我国劳动力要素市场面临供给拐点 |
| 5.1.1 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左右开始减少 |
| 5.1.2 劳动力素质提高但低端劳动力将首先枯竭 |
| 5.1.3 劳动力转移增量减少但存量空间巨大 |
| 5.2 来自日韩等国家的经验 |
| 5.2.1 刘易斯拐点后通胀水平有所上升 |
| 5.2.2 人口红利拐点后工资水平增长放缓 |
| 5.3 劳动力价格重估将产生结构性物价上涨压力 |
| 5.3.1 近年来我国工资呈加速增长态势 |
| 5.3.2 劳动力成本向通胀传导受劳动生产率、市场结构等制约 |
| 5.3.3 近年来通胀周期更多是由农产品价格推动 |
| 5.4 劳动报酬提升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 |
| 5.5 通过综合改革提高生产率应对工资膨胀 |
| 5.5.1 提高对农产品涨价的容忍程度但应坚决抑制投机炒作 |
| 5.5.2 坚决推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要素价格改革 |
| 5.5.3 注意处理产业升级中因技能不匹配而出现的失业问题 |
| 5.5.4 解决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生活保障问题释放劳动潜能 |
| 5.5.5 推动产业链转移释放“二次人口红利” |
| 6 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带来利益分化 |
| 6.1 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情况 |
| 6.1.1 测算中国近期经济变化情况 |
| 6.1.2 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 |
| 6.2 目前经济发展的面临新挑战 |
| 6.2.1 垄断资本势力膨胀引发民怨 |
| 6.2.2 低收入者大规模流动冲击传统社会管理模式 |
| 6.2.3 中等收入群体诉求趋于多元化 |
| 6.2.4 虚拟社会成为社会矛盾“放大器” |
| 6.3 典型事件面临的风险分析 |
| 6.3.1 暴力拆迁引发群体事件 |
| 6.3.2 劳资冲突埋隐患 |
| 6.3.3 物价上涨导火索 |
| 6.3.4 资产泡沫破灭危害大 |
| 6.3.5 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引不满 |
| 6.3.6 贪污腐败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
| 6.4 对策分析：坚持改革开放,构建“大维稳观” |
| 6.4.1 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 |
| 6.4.2 抓规律、防风险,防止恶性通货膨胀 |
| 6.4.3 坚持“富民优先”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
| 6.4.4 适应不稳定因素新特点,减少社会管理盲区与缺位 |
| 6.4.5 宜有顶层设计更有整体设计 |
| 6.4.6 加强管理利用新媒体释放群众压力 |
| 7 中等收入阶段社会风险评估和分析 |
| 7.1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
| 7.2 研究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模型综述 |
| 7.3 经济指标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 |
| 7.3.1 五项经济指标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 |
| 7.3.2 模型的建模和权重确定方法 |
| 7.3.4 分项指标对社会稳定的影响：GDP增速难“挂帅” |
| 7.4 我国社会稳定态势不容乐观 |
| 7.4.1 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呈上升趋势 |
| 7.4.2 房价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更甚于CPI |
| 7.4.3 贫富分化、分配不公或已成我国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 |
| 7.4.4 我国实际失业率远超城镇登记失业率 |
| 7.4.5 我国社会稳定高度依赖经济快速增长 |
| 7.4.6 人均GDP提高依然任重道远 |
| 7.5 我国社会稳定发展态势前瞻 |
| 7.5.1 GDP将进入中速增长期 |
| 7.5.2 CPI压力总体趋升 |
| 7.5.3 就业压力或将趋缓,但结构性压力依然严峻 |
| 7.5.4 缩小贫富差距应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主攻方向 |
| 7.5.5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多管齐下 |
| 8 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路径思考 |
| 8.1 改革是我国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 |
| 8.1.1 改革“决心比智慧更重要” |
| 8.1.2 政府的角色“有退有进” |
| 8.1.3 社会管理“以疏为主” |
| 8.1.4 追求更智慧的增长 |
| 8.2 改革进入核心攻坚阶段 |
| 8.3 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 |
| 8.3.1 从“国强”到“国强民富”的客观要求 |
| 8.3.2 确保消费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需要 |
| 8.3.3 实现“科学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
| 8.3.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 |
| 8.4 积极稳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
| 8.5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走好三部曲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