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版《西游记》的艺术形象创新——以孙悟空与朱八戒的艺术演变为例

一、论百回本《西游记》的艺术形象创新——以孙悟空与猪八戒形象的艺术演进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冯宇婷^[1]（2019）在《《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游记》是我国古典神魔小说的典范,书中塑造的经典形象众多,猪八戒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产生与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猪八戒这一形象并不是作者原创的,是由文学作品中的猪形精怪逐渐演变而来的,猪形精怪在神话传说、唐传奇中都有迹可循。《西游记》平话残文中的“朱八戒”仅留下只言片语。猪八戒形象首次出现在《西游记》杂剧中,具有好色性淫、法力高强的特点。《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是一个“三性合一”的形象,“三性”即动物性、人性、神性。猪八戒的动物性主要通过口大贪吃、懒惰嗜睡、颟顸任性这三个方面来展现;人性主要通过色心未泯、自私贪财、机智憨厚、勤劳肯干四个方面来展现;神性主要通过佛教文化中的色欲凡胎与道教文化中的天蓬元帅这两个宗教形象来展现。猪八戒是一个充满喜剧性的角色,这也是他深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通过入微的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侧面衬托等方面刻画了猪八戒形象,使其更加丰满生动。文学作品的创作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猪八戒形象受到了明朝心学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其身上有许多人性特点值得研究。猪八戒形象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仍具有一定意义。

李贝贝^[2]（2019）在《西游故事的空间叙事及其文化意蕴》文中认为《大唐西域记》以地理空间为线索,记述了玄奘西天取经的沿途见闻。《大唐西域记》从对志怪的叙事、文本空间与想象、基本的叙事结构方面对后世小说《西游记》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通过空间来塑造形象,其中的叙事依靠着场景的转换,故事因空间特点而展开。《西游记杂剧》对师徒的生存空间作了介绍,地理空间进一步被虚化,更偏向于佛教中的空间,有关女儿国和火焰山空间特点的描写也为《西游记》的成书沿用。宋元西游戏中所写的空间大致包括以江流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中的空间、以观音、哪吒为题材的戏曲中的空间、以二郎神为题材的戏曲中的空间这三类。《西游记》是整个西游故事群中最重要的作品。书中的空间也更为复杂,充满艺术色彩,大致可分为现实空间和超现实空间。地域内容、景物内容、社会内容是《西游记》中空间的构成要素。书中对西行国度中的空间进行建构,每个小国中的空间特点各有不同。作者以空间的变化来组织情节,将三次借芭蕉扇的场景安排得松弛有度,其中对于空间的转移,衔接得十分巧妙。《西游记》中的超现实空间分为天宫和地府,这些概念化的空间缘起于人们对于长生的追求和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西游记》成书之后出现了一些续书及清代的传奇戏曲。《续西游记》描述了东归途中的空间,书中的空间在是在机心设置下的空间,大多具有象征意义,途中所写的诸多山林兼具自然与象征意味。《后西游记》中的空间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作者以佛教的莲花坐台为意象,自造了寄托着作者理想的神圣之地莲花村,重点描写了云渡山。《西游补》为续书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其塑造了梦幻、镜幻、情幻的鲭鱼世界。清传奇中《钓鱼船》《江流记》中对地府进行了描写。《升平宝筏》与《西游记》中的空间描写并无太大差异。《后西游记》戏曲中主要写了阴阳二气山,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投入到对空间的描写之中。西游故事中的空间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是对《山海经》中的写作模式和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传承与突破,更加浪漫地表现了人们对于异域的幻想。西游故事中对于地府的描写,体现了人们用观念化的空间来对道德进行约束。西游续书还将心学的思想进行了延伸,实体的西行之路变为了虚幻的修心之路,增强了小说的哲理意味。西游记及其续书之中的空间叙事也十分具有重要的隐喻价值,指引人们对于所写空间进行道德上的思索。西游故事的空间叙事既有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传承与突破,也带有西方现代叙事作品的色彩。取经路线从东到西不仅体现了一种地理上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也体现了文化交流时中心和边缘的对立。《西游记》中对于所写的空间既有认同又有批判,书中对于空间的描述具有一些民族特质。西游故事中的某些空间具有互文性,历代故事流传与演变之中,对于空间进行了重述。书中部分空间具有超现实意义,作者以梦境来言不可说之语,以空间历程来展现英雄人物的成长,最终构建了一个可以反映社会的神魔世界。

范萌^[3]（2018）在《浅论猪八戒形象艺术演进——以杂剧《西游记》与小说《西游记》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小说《西游记》使一个贪吃好色,世俗又不失可爱的猪八戒形象深入人心。这一形象的美学意义是在对此前形象的改造过程中逐步获得的,其中重要的一部即杂剧《西游记》,是"妖化"到"人化"的过程。

张珞珈^[4]（2018）在《当代影视剧对《西游记》人物形象复杂性的消解与继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游”作为所谓超级IP具备完整而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当代视觉传播中被改写和重构的重要对象。《西游记》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力,是我国传统文化和神话传说的魅力赋予了这部小说以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使之成为能够持续输出价值的文化宝库。近些年来多次改编开发为文学、影视、游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被视为获得票房保证和消费力保证的同时,也深化了原着自身的影响力,扩展了其传播范围。本文选取西游改编作品中最受关注和流行度最广的影视剧部分,从它们对于《西游记》人物形象性格复杂性的继承与消解这一角度,探索其原因及影响。全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选取了能够体现《西游记》中正面人物的反面性格和反面人物的正面性格的相关情节,通过论述和归纳,体现出《西游记》人物的塑造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本章中以主要正面人物唐僧和孙悟空的反面性格因素和一部分妖怪性格中的积极因素为重点,细致分析了其中“正”、“反”的具体表现,深入探究了这些因素产生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以我国当代西游改编影视剧中对人物复杂性的消解与继承为中心,选择86版电视剧《西游记》和电影《大圣归来》为典型案例,分析了这两部改编作品在处理人物的正、反面性格因素时,对原着人物形象复杂性的处理。有些改编作品片面地删除了人物的某些性格特征,造成了角色性格的简单化、标签化;有些保留了对某些人物形象复杂性的刻画,或者依循原着提供的线索,使人物形象呈现出多面性。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使得新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第三部分分析了西游改编者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同时在改编过程中也有一些盲区。如果一味地“现代化”,迎合所谓的潮流,将会把西游影视改编拉到一个失控方向。为了在大众审美和名着内核之间寻求一个较好的平衡,优秀《西游记》影视剧对社会心理的表达和对媒介生态的整合方面都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同时也需注意不要跌入改编作品粗制滥造、肆意歪曲以及市场定位不清晰等误区。从“西游”故事刚刚被搬上影视荧幕开始,到如今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名着改编作品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时代,已有近百部西游题材的影视剧陆续传播开来。希望西游改编作品能够在全新的媒介生态和对西游题材接受度较高的广大受众群体的期待中焕发出新的艺术活力。

何舒洁^[5]（2016）在《1980年代以来我国《西游记》题材影视剧中的孙悟空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游记》自成书以来就广为流传,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从未衰减或停止。随着现代影视传媒的发展,根据《西游记》改编或与其相关的影视作品可谓层出不穷。影视剧中的孙悟空这一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广为人知,甚至在海外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在《西游记》题材影视剧的不断改编与解读中,孙悟空的形象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现代传统审美、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中,这一经典形象出现了巨大的审美变化。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孙悟空形象因不同时间、层面的演绎带来的审美多样性、可能性,也能从中捕捉到不同时期的文化信息,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痕迹。本文以1980年代以来我国《西游记》题材影视剧中的孙悟空形象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分别阐释不同时期《西游记》题材影视剧中的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第一章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评述并分析孙悟空形象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西游记》原着中的形象特征,以及从文学到影视作品的改编;第二章研究不同阶段影视剧中孙悟空的形象塑造及其经典人物代表。其中1980年代六小龄童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代表了一种传统审美的构建,1990年代周星驰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代表了后现代主义对《西游记》的解构。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影视剧中孙悟空的形象又呈现出了新的特征;第三章对孙悟空这一形象在未来影视剧中的塑造进行了展望,着重从文本因素、社会因素、受众心理因素三个方面探讨孙悟空形象变化的持续性,以及未来影视剧中孙悟空形象塑造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赵敏^[6]（2015）在《《西游记》改编的文化创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游记》从1592年刊行至今四百余年,以各种文艺形式传播流布,绵延不衰,风靡海内外,改编形式与数量居文学经典之首。本文以文化创意视角切入《西游记》改编问题的研究,将《西游记》改编创意问题置于文化产业开发的宏观视域中进行考察。本文首先界定了文化创意的价值标准,以此标准来筛选研究对象；紧扣《西游记》原着与改编、改编与前改编文本的关系,系统考察这些研究对象；从原着资源特性与改编关系,改编创意范式,改编创意生成的动态过程,跨媒介改编的规制以及改编创意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层层递推；最后归纳出经典名着改编的文化创意的一般路径和机制。

李惠惠^[7]（2014）在《当代视觉传播语境下《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研究》文中认为《西游记》是当代视觉传播语境中被传播媒体改写、重构的重要对象,由影视动漫、网络、广告所组成视觉传播序列建构了《西游记》小说中人物形象持久动态的存在状态,扩展了其影响范围及接受状况,促进了《西游记》人物形象对大众文化的双向渗透与重构。但是学界缺乏以视觉传播为切入点全景式的考察古代经典小说人物形象重构,因此,本文选取视觉传播效果影响繁盛的《西游记》为个案,以传播学和文学研究相结合的视点,综合性分析视觉传播语境下《西游记》人物形象及其不断重构的内在原因,以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寻找到经典小说人物形象的重构与当代视觉传播之间的联系,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全文共分为三部分:首先从“移位”、“重塑”、“异化”三个不同艺术视角深入分析当代视觉传播语境下《西游记》人物的多维形象。其次分五点分析当代视觉传播对《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的推动:数字化技术革命拓展《西游记》人物形象的重构发展空间;传播主体、接受受体的变更推进了《西游记》人物形象大众化进程;后现代文化的图解刺激了《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的多元化;视觉传播时代促使文本批评场所由真实的物理世界转向虚拟空间;视觉传播心理催生了创作者的价值尺度由社会认同向个人会心转换。最后从《西游记》人物形象的审美情趣庸俗化、直观《西游记》人物形象而失去审美体悟、《西游记》改编传统批评的缺失、短期内《西游记》人物经典形象的消解四个方面探讨当代视觉传播过程中《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存在的问题。同时从传统批评的在场、视觉技术的适度使用、媒介自律提出古代经典小说人物形象重构与视觉传播结合的应对思路。

赵毓龙^[8]（2013）在《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文中指出“西游故事”是产生于上世纪初,近年愈来愈受到学人青睐的“准术语”,但学界至今未有以之为对象,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本文拟以之为对象,以跨文本为视角,对其生成、演化历史作一相对完整而纵深的描述与分析。所谓“西游故事”,笔者以为,指以玄奘取经为本事生成、聚合而成的故事群落。它由猴王故事、游冥故事、进瓜故事、取经故事四大单元衔接而成。其中,首尾两单元为主体（尤以取经故事为主干）,中间两单元为“车钩”,每大单元内部又包含若干小故事。该故事群落的生成、演化与强势传播,是多种文本形态对其反复重述、再现的综合结果,而以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影响最为深巨,故以之最主要的历史参照系。但以往研究倾向以百回本为本位,或在横向上忽略、遮蔽其他文本形态的作用与贡献,或在纵向上将研说区间截至百回本以前,基本属于“切片”式研究。本文试图克服这种研说倾向的消极影响,故选取小说、戏曲、说唱三种文本形态为代表（尤以后两者为主）,考察其在对故事“互文性阐释”活动中的共性规律及个性特征,从而尝试重建故事演化历史的真实生态。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四章为历史描述,后两章为个案考察。第一章“发轫期”,笔者以“释徒传记”与“文人笔记”为中心,描述故事在唐五代从本事到故事,进而实现传奇化、世俗化、小说化的过程。在以“史笔”自律的僧侣作者笔下,基于朴素的历史构造思维,原来以空间地域为线索的“记录”碎片,被编译进以时间为序的事件流程,成为故事。而在富于宗教幻想的僧侣作者笔下,在“伟其事而详其迹”的文学构造活动中,故事得到“神异化”与“戏剧化”加工,开始由历史传记向传奇故事蜕变。文人阶层是故事由寺院流向市廛的重要中介,文人笔记更是使故事由宗教历史故事转型为“小说家言”的主要媒介。它具有“公共文化底色”,在滤去大量宗教氤氲和历史尘霾的同时,大胆想象,尽意点染,形成不少小说兴味浓重的文本,并为后来故事群落贡献了若干经典桥段。第二章“聚合期”,笔者以宋金元时期的队戏、杂剧、南戏、平话、图册等文本为主要数据源,描述故事群落化、神魔化、通俗化的过程。从故事形态看,一方面取经故事内部逐渐衍生、裂变出更多“自源故事”,开始由“单细胞形态”向“多细胞形态”进化,另一方面许多于本事前后出现的“他源故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独立发育后,也开始与取经故事发生关联,并向后者聚合,由非西游故事、准西游故事蜕变成为西游故事。在这内外两种“生化反应”的作用下,取经故事最终得以从简单低级的“故事链条”,进化成为-个自成系统的大型“故事群落”；从故事类型看,故事逐渐摆脱了“神怪故事”那种以主人公为中心点,向四围吸纳、黏着各种怪力乱神元素的原始结构模式,伴随着以神魔冲突引发者、维持者、解决者为角色功能项的神魔人物的介入,以神魔斗法为主体或焦点的神魔情节的比例加重与品位提升,以及以三教混融为文化底色的神魔意蕴的形成,最终摆脱了宗教神话与文人志怪的茧蛹,蜕变成为典型的“神魔故事”。而从文化品位看,在通俗媒介文本的“互文性”重述、再现过程中,故事最终蜕变为通俗文艺作品。第三章“定型期",笔者以戏曲与说唱两大文本系统为中心,以百回本为主要参考系,考察明代西游戏与西游说唱重述、再现故事的情况,主要分为三个层面：明代西游戏对故事的多元化呈现；明代西游宝卷与故事的递进性关联；明代西游神书与对故事的地域化重述。通过对这三种文本（系统）的考察,可以看到故事在趋于定型的大趋势下,内部依旧复杂活跃的演化生态。第四章“赓续期",笔者以戏曲与说唱两大文本系统为中心,考察故事在后百回本时代的持续演化态势。以往学界对此区间不甚关注,而笔者通过文本考察发现：尽管大都受到百回本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基于媒介本身不同的艺术目的、表述习惯以及构造、传播者差异性的文化教养和艺术经验,不同文本对故事的重述、再现活动仍是各具特色的,如在“宫廷—民间”与“连套—单元”双重体式维度下的西游戏、以“加、减、置换”为构造方法的鼓词小段、以“描红、细镂、嫁接"为艺术手段的鼓词大段,以“戏谑”与“风情”为叙事兴奋点的西游子弟书等文本中,我们可见西游故事是怎样在特定艺术体式与民间构造思维中迤逦演化的。第五、六章,笔者分别以“江流和尚故事”与“刘全进瓜故事”为个案,将镜头推进至具体的单元故事上,对围绕其产生的戏曲、说唱文本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地梳理、比较。一方面发掘不同时代、体式文本之间的逻辑勾联,描述故事源流轨迹,嬗变过程；另一方面以其为典型,讨论不同文本系统“互文阐释”的差异性及其对故事形态的影响。

崔来福^[9]（2012）在《明清“游记体”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游记体”小说是游记文学体系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文体。中国的游记文学源远流长，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先人的征旅以及壮游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的先贤在出外壮游时把旅途的山川地形以及自己的所思所感用文字记录下来，便形成游记文学。“游记体”小说是游记散文和小说相结合的产物。与游记散文强调实录不同，“游记体”小说不避讳虚构,不但游览经历是虚构的，而且时间和人物有时候也是虚构的。它在情节的构思方面，用传奇性代替了纪实性。明清时期“游记体”小说按其主题思想和文化内涵大体上可以分为宣教历难模式、游历征服模式、文人旅游模式以及旅途苦思模式四大类型，其代表作分别是《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游记》、《镜花缘》和《老残游记》。和其它小说种类相比，“游记体”小说有着鲜明的文体特征，大致有三：文本中绝大部分的情节内容都发生在旅途之中；对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大量描绘；主人公的游历行踪带动情节的发展推进。与游记散文关注山水不同，“游记体”小说更关注的是人世，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游记体”小说，在文本中融入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层体验，加大了对社会世俗的批判力度。明清时期的“游记体”小说在叙事方面一般是限制视角和全知视角的穿插使用，其叙事模式和叙事风格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审美趋向，一种是矛盾对抗型的，另一种则是近距离观察审视型的。

于硕^[10]（2011）在《唐僧取经图像研究 ——以寺窟图像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西游记》小说以宗教为背景,叙述三位徒弟保护唐僧不畏艰难西天取经的故事。小说问世之前,有玄奘、辩机着《大唐西域记》,记录法师西行求法,又有玄奘弟子所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更加生动地记述了了法师西行的种种经历,南宋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将神魔成分大量加入故事内容,此后又有《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等作品陆续问世。与此同时,唐僧取经图像也出现在寺观壁画、彩塑、石窟艺术中,从现存最早的“唐僧取经图”到清代寺院中的绘有《西游记》故事情节的唐僧取经壁画,图像与故事内容演变相呼应。本文拟从现存图像出发,从西夏“唐僧取经图”入手,逐一分析、考证已发现的唐僧取经图像,试图勾勒出一条唐僧取经图像自身的演变轨迹,并通过对取经图像的对比分析,探讨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传播路线。第一章研究对象为西夏敦煌石窟内的“唐僧取经图”,分析图像本身的特征,并作横向比较,讨论“唐僧取经图”出现在西夏《水月观音》壁画中的原因。第二章重点分析元代至元末明初这一时期的唐僧取经图像,包括杭州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山西稷山青龙寺大雄宝殿唐僧取经拱眼壁画及甘谷华盖寺三眼窟释迦洞唐僧取经图及唐僧取经归来图等作品。对飞来峰的第47龛人物身份进行推证,推测其雕凿时间,分析青龙寺、华盖寺唐僧取经壁画人物特征,求证其绘制时间,结合前辈学者对《唐僧取经图册》内容的研究,从整体上对元代至元末明初时期唐僧取经图像内容的演变进行分析,并将之与西夏“唐僧取经图”相比较,分析其变化与发展,力图揭示取经图像从西北到中原、江南地区的传播及相互联系。第三章分析讨论河西地区三座寺窟中的唐僧取经壁画,笔者发现其内容与明末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板刻插图极为相似。在具体分析三座寺窟唐僧取经壁画内容的同时,进一步推测其绘制时间,其中民乐童子寺与天祝东大寺的唐僧取经壁画尚无人研究,论文将这三座寺窟视为江南地区唐僧取经图像传入西北的证据,推测其存在自东南向西北逆向传播的路线。第四章讨论清代晚期的唐僧取经图像,包括甘肃庄浪红崖寺、红城感恩寺、敦煌市西云观和敦煌莫高窟上寺内的唐僧取经壁画、彩塑。这四处寺窟的唐僧取经图像尚无前人分析考证,笔者对其内容进行简要分析,并从其绘制的《西游记》情节认为清代晚期唐僧取经图像注重对情节内容的表现,继续受到小说影响,同时佛教目的与意义逐渐被世俗化和大众化了。笔者在分析、论述现存于寺窟中的唐僧取经图像内容的基础上,从总体上观察其图像演变规律。综合比较各个时期不同唐僧取经图像,笔者认为西夏至元代时期存在西北至中原、江南的唐僧取经图像传播路线,并在经历了明朝中期及晚期小说《西游记》的酝酿与成书后,于明清时期呈现出由江南向西北反向传播的路线。

二、论百回本《西游记》的艺术形象创新——以孙悟空与猪八戒形象的艺术演进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百回本《西游记》的艺术形象创新——以孙悟空与猪八戒形象的艺术演进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游故事的空间叙事及其文化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3）浅论猪八戒形象艺术演进——以杂剧《西游记》与小说《西游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影视剧对《西游记》人物形象复杂性的消解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5）1980年代以来我国《西游记》题材影视剧中的孙悟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西游记》改编的文化创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视觉传播语境下《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清“游记体”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唐僧取经图像研究 ——以寺窟图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百回本《西游记》的艺术形象创新——以孙悟空与猪八戒形象的艺术演进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研究[D]. 冯宇婷. 渤海大学, 2019(12)
• [2]西游故事的空间叙事及其文化意蕴[D]. 李贝贝. 陕西理工大学, 2019(09)
• [3]浅论猪八戒形象艺术演进——以杂剧《西游记》与小说《西游记》为例[J]. 范萌. 名作欣赏, 2018(20)
• [4]当代影视剧对《西游记》人物形象复杂性的消解与继承[D]. 张珞珈. 天津师范大学, 2018(12)
• [5]1980年代以来我国《西游记》题材影视剧中的孙悟空形象研究[D]. 何舒洁. 贵州师范大学, 2016(11)
• [6]《西游记》改编的文化创意研究[D]. 赵敏.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4)
• [7]当代视觉传播语境下《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研究[D]. 李惠惠. 东华理工大学, 2014(07)
• [8]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D]. 赵毓龙.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5)
• [9]明清“游记体”小说研究[D]. 崔来福. 陕西理工学院, 2012(05)
• [10]唐僧取经图像研究 ——以寺窟图像为中心[D]. 于硕. 首都师范大学,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