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一、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胡婷^[1]（2021）在《贵州安顺天龙屯堡陈氏家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毕芳^[2]（2021）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伊儒之“德”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伊儒会通的学术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对伊儒之“德”的理解,源于对儒家“明明德”的理解。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界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译着家,他们从宋明理学的相关概念和思想架构出发,系统阐述伊斯兰教理、礼法和习俗,这种路径被称为以儒诠经、伊儒会通等。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坚持伊斯兰教本身教义教理,以中国语境下的易于人们理解的语言去解释伊斯兰教文本,与儒家文化的会通经历了“碰撞”、“附会”、“融合”的阶段,是文化对话的典范。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后,国内伊斯兰教学者结合儒家文化,对“德”展开不同层面、不同意义上的论述。本文旨在通过对儒家之“德”与伊斯兰教之“德”的概念和涵义进行历史溯源,并以中国伊斯兰教四位汉文译着学者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德新对“德”的论述为例,考察“德”或“明德”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丰富内涵。文章主要内容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对本文的研究意义和当前学者们对伊儒之“德”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和总结,并说明本文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首先从伊斯兰哲学和宗教的层面对传统伊斯兰教中的“德”进行解释。在哲学层面,分别通过逍遥学派、苏非神秘主义中安萨里、照明学派和神智学派不同的阐释来简要解读“德”。在宗教的层面,阐述经训学、教义学和教法学的层面对“德”的规定;其次是梳理和分析儒家文化中“德”的涵义演变及其特点,总结儒家之“德”的内容。从先秦至宋明,儒家学者论“德”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对当代学者如陈来、杜维明等学者对儒家之“德”的论述进行总结和分析。第三部分以四位伊斯兰教汉文译着学者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德新对“德”的讨论为例,结合先秦儒家与宋明理学文献,分析其对中国儒家学说的会通融合和改造,以此来解释中国伊斯兰教中的“明德之源”、“明德之功夫”和“明德之途径”。第四部分通过对伊儒之“德”的来源、内心之功夫、修持方式、修养目的和归宿进行比较总结。通过对两种文化中的“德”进行比较论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发挥伊斯兰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积极作用。

剧丽婵^[3]（2021）在《《折狱新语》判词风格及其现代意义》文中研究表明经过多年的完善,我国裁判文书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完整的固定模式,然而这种统一的公式化模式并未做到尽善尽美。随着我国社会群众的法治意识的逐渐觉醒和强化,以及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受到广泛关注,因此社会大众对裁判文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早就有裁判文书的存在,裁判文书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其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每个朝代的判决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劣之处,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若如今裁判文书的书写方式存在争议,改革之路遇到阻塞,参详古代裁判文书应当不无裨益。文章所研究的判词专集《折狱新语》成书于清初,记录的是作者李清于明末崇祯时,任宁波府推官期间所判的民刑案件,如实记录了李清任职时亲自审判案件的纪实情况。这本专集内容丰富,断案公正,是自成一家之作,也是时至今日我国少有的保存完整的明朝判词专集。文章通过研究《折狱新语》中记录的判词的风格,与现代裁判文书进行比较,引发对当代裁判文书改革的思考。文章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方法,援引《折狱新语》原着判词进行深入研究。文章主要从《折狱新语》的判词的写作风格、论证风格、与当代裁判文书的比较及启示这四个部分进行详细阐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折狱新语》的成文背景,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入手,详细阐述该书记录案件发生的背景,将当时晚明黑暗的政治、发达的经济以及相当成熟的文化背景一一分析,阐明《折狱新语》判词风格形成的原因。接下来这一部分重点着墨于《折狱新语》判词的写作风格,该书判词的写作风格凸显在于文采斐然,骈散结合,并擅长利用修辞手法,这些特点使得判词更容易深入人心,达到教化息讼,定分止争的社会功效。第三部分阐述《折狱新语》判词的论证风格,这一部分从司法三段论的角度入手,分别论证判词中构建小前提、构建大前提以及审判风格的风格特点。判词中小前提的构成要件主要在于法律事实清楚,要求案件能够具备证据充足、逻辑合理的要点。其次,判词中大前提的构建——即司法审判的依据能做到情理法兼备,明代法律的并没有发达到可以涵摄所有社会关系,因此李清在审判时采用了“情贵推原,理当依据,法宜按定”的论证标准,使大前提的构建做到了情理法兼备。在审判风格这一部分,总结了判词的审判风格,李清断案的体现出的法理思想包括恤刑慎杀、教化息讼这两点。第四部分将《折狱新语》的判词风格与当代裁判文书进行对比,从写作特点与审判风格这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并且从中得出当代裁判文书具有文笔枯燥晦涩、说理不明确以及法律中心主义等问题,从而为提出改进裁判文书写作方式、加强法官的写作能力,提高专业素养;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过程,让裁判文书更加“接地气”;以及杜绝法律中心主义,以法律为基础,适当融入“情理”等方法,为当代裁判文书改革提供思路。

方璇^[4]（2021）在《良好家风融入大学生品格塑造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良好家风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环节,在大学生的品格塑造过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第一章为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做了具体的论述,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路。第二章为理论概述,阐明品格和大学生品格的核心概念内涵,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家庭道德的论述、中国共产党领袖关于红色家风论述为理论基础,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良好家风基因传承中汲取力量,理性借鉴国外关于家庭教育理论等。第三章为良好家风融入大学生品格塑造的现状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找准良好家风融入大学生品格塑造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章为原因分析,通过深入分析良好家风融入大学生品格塑造的问题成因,提高大学生品格塑造实效。第五章是路径分析,探究良好家风融入大学生品格塑造的路径研究旨在通过承接家庭品格教育,发挥良好家风的教育作用,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从社会、学校家庭和大学生自身等多元主体上开展教育和自我教育,将家庭良好家风教育、学校大学生品格教育和社会公共道德教育有效衔接,有目的、有计划的塑造大学生品格。

赵盛梅^[5]（2020）在《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想风貌及行为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和伦理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宝藏。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完备的道德教育体系。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有助于解决当今社会人们遭遇的某些精神困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结合时代要求继承、转化和创新,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有利于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是当前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资源之一,以其深厚的儒学积淀、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拓进取的精神、直面现实的品格以及躬行践履的工夫进入我们的视野,教育人如何通过主观践履冲破内外障蔽,化德性为德行,实现从理念伦理到实践伦理的转换。其思想体系中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等精华,有助于强化道德观念,提高主体意识,通过事上磨炼提高实践能力,塑造道德品格,坚守良知初心,对我国当下开展道德教育,推进道德建设有较高的借鉴意义。要想充分发挥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目前关于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本论文所论的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王阳明道德教育的目标、理念、内容、原则和方法等。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发掘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含有当代价值的精神内核,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研究,具体分为“以何转”、“何以解”、“何以转”三部分。第一部分,“以何转”,即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以何价值内涵转化成为新时代道德教育体系构建的思想资源。第一章,通过详细阐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明朝中期的历史背景,认真梳理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展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思想脉络。第二章,呈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全面深入地阐释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以及清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框架构成和完整面貌。第二部分,“何以解”,即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对新时代道德教育建设的启发。第三章,通过考察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综合评析,分析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反思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深入探究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中的精华,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道德教育现状,提炼和彰显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对新时代道德教育思想体系构建的当代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第三部分,“何以转”,针对当前道德领域和道德教育出现的问题,利用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精髓给予启发和价值借鉴,进而开展创造性转化探索研究。这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第四章,从现实论域探索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包含当代道德教育境遇和转化何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第五章,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研究和创新性实践探索,包含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和实践。以期经创造性转化后的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能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新时代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智慧借鉴。

孟凡昊^[6]（2020）在《儒家官德思想评析》文中指出儒家思想作为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古典文化,不仅有效指导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实践,更是传统中国人意识形态的集合。因此,对儒家官德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以史为镜,以明民族之得失,更可以深度挖掘文化资源以资今用。儒家官德思想主要来源于自西周开始确立的德治思想,以及后世形成的儒家修身思想,同时儒家又通过道义性的入仕筹划将修身与德治政治相连接,将个人之修养与家国之命运相关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官德思想是随着中央集权国家和文官官僚体系的发展而逐渐趋于系统,形成了以“仁民、忠信、中庸、奉公、勤政、慎廉”为主要内容的官德纲要。而官德思想养成方面,儒家高度个人道德修养和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立志于道、学思行并重,克己正心,内省自讼,知行合一,仕学相济”的官德修养方式。同时也对官德思想践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德才、义利”等问题进行了辩证阐述。在官德外在养成方面,儒家主要依靠科举制度、官箴文化以及凸显儒家道德精神的官德管理办法来进行推动。而对儒家官德思想的内容、历史流变以及养成方式进行分析,揭示传统官德修养的普遍规律有助于我国当代官德文化建设获得历史性启示。

林余恩^[7]（2020）在《《论语》的情论研究》文中指出儒家情论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的发展过程是贯通整个中国哲学史进程的,而《论语》的情论思想则可谓其重要源头。要研究《论语》的情论,应先了解“情”是什么。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先秦前,“情”这个概念含义较为复杂,不仅有情感的含义,还有代指实情的意思,除此以外还通常以“志”、“气”等指代人们情感的表达。在中国哲学史上,各学派都有其独特的情论主张。在先秦时,除了儒家伦理化的情论以外,还有道家的自然化情论、墨家的功利化情论、法家的工具化情论,等等。《论语》中的“情”,其基本属性可以分为道德情感、自然情感两类。道德情感属性主要是从“敬”、“爱”两个方面来阐述的,通过梳理“敬”、“爱”等与个体情感表达的关系,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个从“敬天”到“敬人”的情感价值主体的转变,以及以“仁”“礼”为核心的“爱人”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自然情感主要是从人生来就具有的本真情感体验,如喜怒、忧惧、怒、悲、哀等内容来阐述。在《论语》中的“乐”（读作lè）,则兼具了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双重内涵,而道德之“乐”,甚至可以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情论的终极归宿。根据《论语》论“乐”的内容,可以将“乐”分为个体之乐、孔颜乐处、人伦关系之乐以及“与民同乐”四个部分来讨论。“乐”不仅是个体的一种自然情感体验,更是一种德性智慧的精神境界的体现,它体现的是情感价值主体内在的精神享受和精神追求。通过这些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进而关注到,孔子对自然情感的态度是强调情与礼的相辅相成。通过分析《论语》中对“礼”“乐”（读作yuè）在人之情感中发挥的作用的讨论,可知孔子是主张“礼主敬,乐主和”的。在他看来,“礼”作为一种礼制礼仪而使人有所敬畏,进而能够对人情有所约束节制;“乐”作为情感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充分的感染力以及调动人心的作用,能够使人达到共情、同化。所以《论语》情论思想的内容与“礼”、“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论语》情论思想影响十分深远,贯穿了整个儒家情感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论语》情论的充分关注,有助于人们调适身心,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保障社会的和谐安宁。总体来看,《论语》情论就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哲学,它可以被视为儒家情感哲学思想的源头。它以人的生命体验为中心,关注到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从情感与道德的结合、情感与理性的结合的维度,为每一个体寻找到安身立命之道。

李淑敏^[8]（2020）在《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训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家庭教育形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家训围绕“修身、齐家、处世”这条主线逐渐发展为理论化、系统化的文化形式,它的内容之广泛、思想之深刻、历史之悠久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尽管传统家训文化产生于古代社会,但其字里行间的爱子之情、殷切期盼与谆谆教诲极大地拉近了与现代人的距离。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遗产,是悠悠华夏五千年文明的一张独特名片,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如何对其进行转化、发展,使其在新的时代熠熠生辉。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性,2017年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问题,并明确提到挖掘和整理传统家训、家书文化,培育优良家风,这为我们开展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问题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本文以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为主题,以“基本概述——理论基础——体系架构——困境透析——实践指向”为主线,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立场,对传统家训文化及实现其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具体而言,全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绪论。在这部分中,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通过这四个小节的概括实现对全文的整体把握。第二章,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相关概述。在这一章节中,笔者首先对家训、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定义做出解释和说明,然后总结了传统家训文化的思想特质,梳理了传统家训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并提炼了传统家训文化的重要价值。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阐述,以期客观地、全面地展示传统家训文化。第三章,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是开展研究的逻辑前提和基本依据,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以及其他学科相关理论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第四章,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的体系架构。体系架构是对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的几个基本方面的交代,包括原则、目标、要素三个板块。本章首先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的目标进行定位,其次对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说明,最后以主体、客体、载体、环境、机制五个要素初步架构起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体系。这一章作为本文的重点章节,为下文作了铺垫。第五章,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的困境透析。这一章以三个小节对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不力的现状进行剖析,一是传统家训文化原生根基的消解与断裂,二是社会转型对传统家训文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三是传统家训文化在传承发展中面临的现实桎梏。第六章,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指向。本章是全文的最后一章,也是全文的重点、创新点和落脚点。这一章从发挥主体力量、深化内容建设、丰富传承发展方式、优化传承发展环境和健全传承发展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路径。从而紧扣前文构建的基本体系,回应面临的现实困境,使文章各部分实现有机联系和结构完整。

王园园^[9]（2020）在《明代恤刑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恤刑制度是中国古代基本的法律制度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西周时期便已经出现,经过汉代的奠基,到唐代已经趋于完善。恤刑制度并非一项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由多项恤刑政策组合而成。因时代的需求不同,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明代统治者在前代的基础之上,对其加以继承发展,由此形成明代独有的制度特色。明代的恤刑制度主要立足于法律制定、司法审判和执行三个方面。在法律制定中,明太祖延续唐宋律法中的惯例,在“明刑弼教”理念的指导下,将对老幼废疾、妇女等特殊群体的优恤以及存留养亲、亲属犯罪相容隐等恤刑政策写入《大明律》之中。此后明朝历代皇帝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对其进行调整完善,但也有一些政策因种种原因无法贯彻落实。在司法审判中,明代有着完善的案件审理程序,且在常规司法程序之外,还设有形式多样的会审制度,如对重大案件进行审理的三司会审,对狱囚二次翻供进行审理的九卿圆审,为了避免狱囚淹滞而死的热审、寒审,每年霜降之后对死刑进行复审的朝审,以及为清理冤狱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大审。此外,针对地方刑狱壅蔽的状况,明代统治者还派遣大理寺、刑部官员作为恤刑使者巡视地方,成化七年（1471）以后,每五年派遣恤刑官审录地方狱案成为定例。明代恤刑制度最典型的成果便是会审制度,严格的司法程序以及完善的会审形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刑狱公正、刑罚得当。在司法执行的过程中,每当案件审理完毕,明代统治者还会实施一些恤刑政策,以减轻刑罚,减少死刑。首先是国家遇有大庆典,如皇帝登基、皇子诞生等,或者发生灾荒时,皇帝会通过大赦的方式,减轻罪囚的处刑。其次是赎刑的实施,明代的赎法比历代更为详细、宽宥,其实施过程中不限身份,广泛适用于社会各阶层,且笞、杖、徒、流、死罪皆可赎,不仅能通过钱财赎罪,财力不及者也可以通过服劳役赎罪。明代主要以严刑峻法治国,赎刑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济法之太重”的效果,是明代统治者恤刑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明代统治者以孝治国,在执刑过程中,对于子孙愿以身代刑的行为,往往会屈法以扬孝道,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恤刑的效果。总而言之,明代恤刑制度是明代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宽猛相济”之说在明代法制上的典型运用。明代统治者通过恤刑制度达到笼络人心,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减轻罪囚的刑罚,保障狱囚的生命安全以及减少死刑的积极作用。

王宁^[10]（2020）在《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立场的“民主仁学”理论评析》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视野下,探究儒学在当下发展的新形态或许能够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重塑提供鉴戒意义。儒学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自近现代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而其发展几经波折。时至今日,在中、西、马三大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背景下,学界提出的“民主仁学”是不同于上一辈儒者“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维模式,而是在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下,尝试将民主与儒家仁爱一同糅合为道体来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进行新的可能性探讨。全文藉由吴光先生提出的“民主仁学”为切入点,首先,从纵向的历史分期与演进轨迹的角度,引出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现代价值的探索,然后从横向的文化学术背景出发,探究当代新儒家对儒学与现代民主融通问题的探索,由此探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与“民主仁学”的形成背景。其次,从体用论、文化观以及价值观三大方面对“民主仁学”的内在逻辑体系进行分析。通过对其逻辑架构的深入剖析,探究其可能有的贡献与局限。最后,探讨了“民主仁学”这一理论形态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互动关系的思考。毋庸置疑,在新时代对于儒学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工作仍在路上。“民主仁学”仅是儒学在当代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尽管对于其提法还存有诸多疑问,但无疑在学理上仍值得进一步探讨。总之,在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被确定为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全社会共同进行的自觉构建的过程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应是在明明白白的自觉反思中,拣择适应中国现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优秀精华部分,并对其重新加以阐释与转化,推动当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伊斯兰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伊儒之“德”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折狱新语》判词风格及其现代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4）良好家风融入大学生品格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儒家官德思想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7）《论语》的情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恤刑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立场的“民主仁学”理论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贵州安顺天龙屯堡陈氏家训研究[D]. 胡婷. 贵州民族大学, 2021
• [2]伊斯兰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伊儒之“德”比较研究[D]. 毕芳. 中央民族大学, 2021(02)
• [3]《折狱新语》判词风格及其现代意义[D]. 剧丽婵.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4]良好家风融入大学生品格塑造研究[D]. 方璇.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D]. 赵盛梅.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6]儒家官德思想评析[D]. 孟凡昊.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7]《论语》的情论研究[D]. 林余恩. 华侨大学, 2020(01)
• [8]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传承发展研究[D]. 李淑敏. 吉林大学, 2020(08)
• [9]明代恤刑制度研究[D]. 王园园. 河南大学, 2020(02)
• [10]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立场的“民主仁学”理论评析[D]. 王宁. 郑州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