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汉语教科书集》——研究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中国基督教史的珍贵资料

一、《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论文文献综述）

薛晓涵^[1]（2021）在《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明清之际中欧文化交流这一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中,前辈学人们已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一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欧文化最初接触并频繁互动的地域,城市则是明清中国对外交往的出发点。研究明清之际发生在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实则是研究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交流的一个断面。本论文尝试将相关问题置于中欧文化交流的全局层面加以思考,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主线,对明清之际发生在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作一专题探讨。论文在大体上还暗含着一条逻辑线索: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双方对于彼此的认识不断获得提升。在研究方法上,对学术研究的多种理论、视角有所涉及,注重进行比较与互动的分析,并多借鉴历史学的考辨方法。在文献方面,大量应用中外文文献,特别是将若干葡文稀见文献作为史料突破的方式。本论文包括以下章节:绪论部分。主要包括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国内外研究现状。第1章讨论文化交流的缘起。首先考察欧洲人对于南京与杭州的城市书写,涉及若干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经典文本,几位作者有相类似的视角,但身份、经历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关注重点有所差异。而后对于耶稣会选择南京与杭州作为驻地进行一番考论,可发现士人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因而可以说,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间的互动,是文化交流生根发芽之时最初的支点。第2章讨论文化交流的空间。对于南京与杭州耶稣会主要驻地建筑的沿革,以及其他与耶稣会相关的地点分别进行一番考论。相关建筑与地点是中欧文化的相遇空间以及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空间。在本章节末,应用“接触地带”与空间理论进行相关论述。第3章讨论文化交流的媒介,即西学书籍。首先对书籍交流背后的两种学术传统加以讨论,其一是耶稣会的学术体系与“科英布拉评注”,其二是南京、杭州的耶稣会驻地藏书传统。西学书籍特别是西学汉籍作为中欧文化交流的媒介,是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加强互动的上佳选择。以相关学术传统为基础,在中国士人与耶稣会士两方合作之下,南京与杭州出现了活跃的西学译介、西学刊刻活动。中欧双方基于知识阶层的平等立场,借由书籍展开了有益的对话。第4章讨论文化交流的内容,即耶稣会士对南京与杭州的历史书写,其中留存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所涉及的相关文本,是对相关历史现场的记录与研究,可归于汉学研究历史学路径的脉络中。所选取的与西士、西教、西学相关联的三方面典型案例,展现出明清之际南京、杭州地方社会典型生活场景中的士人生活与士人精神。结论部分对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的意义予以总结。通过回顾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历程,可发现决定文化交流走向的,不是耶稣会士一方的作用,而是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间的深度互动,这在文化交流的几个位面上表现明显。由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互动而展开的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是异质文化间以相对平等的心态对话交流、互学互鉴的优良典范,是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论文后附六种附录。附录1至附录3对本论文主要参考的原始文献、所涉及问题的历史背景以及活跃于南京、杭州的耶稣会士的基本情况作出了说明,附录4至附录6是对几种相关材料具体处理的成果。

安娜（Tarasenko Anna）^[2]（2021）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针对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外销画这一独特的艺术现象,从清代外销画的出现的背景、中国南方口岸外销画的艺术特征、俄罗斯收藏的中国外销画出现的历史脉络、俄罗斯收藏的北京外销画的艺术特征、外销画在俄中艺术交流中的特别贡献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中国外销画作品首次在广东南部地区出现了。十九世纪外销画也在北京出现了。外销画包括油画、水粉画,水彩画,玻璃画等等。这些美术作品结合了欧洲和中国绘画的技法。其内容讲述中国风景与风情,以及中国异地的动植物。外销画的诞生不仅归功于中西贸易的迅速发展,这种艺术作品还起源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耶稣会代表是最初到达中国的。十八世纪,俄罗斯在北京也成立了东正教使团。传教士把欧洲书籍和各种西方艺术作品带到中国,其中包括绘画和铜版画。在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中出现了艺术家,其中有格拉蒂尼,郎世宁,马国贤,等。至于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活动,除了在中国传教之外,他们的任务还包括中国的全面研究。在本研究中,使团最重要的代表是N.Ya.比丘林和Z.F.列昂季耶夫斯基。除了写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面作品,他们把大量图片的资料带到俄罗斯,主要是由中国的画家们制造的。这些图纸不仅作为书面研究的补充,但同时也成为了关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重要信息来源。过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定期的贸易增加了俄罗斯贵族对东部邻国的兴趣。这些接触不能不给俄罗斯艺术留下明确的印记,因此中国的主题逐渐开始出现在俄罗斯艺术品中。由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代表从北京带来的画品包括中国风景,其人民和他们习俗的图像。这些收藏品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知识。这些幅画出现在俄罗斯的收藏中对随后的改变是一种巨大的冲动。此后不久,由俄罗斯皇帝的法令决定在东正教使团的成员中应该有一位专业艺术家。于是,从第十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中有专业画家:A.M.列加舍夫、K.I.科尔萨林、I.I.奇穆托夫、L.S.伊戈列夫。他们的职责包括绘制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画品。这项任务要求是最准确中国形象的传送。多亏了东正教使团的艺术家的作品,近世有机会从俄罗斯人的角度来了解那个时期的在中国生活。在世纪之交,外销画中呈现的中国生活的现实形象间接影响了在俄罗斯新艺术派和先锋派中的新潮流的形成。N.S.冈察洛娃、I.I.马什科夫和其他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艺术表现。此时,从中国风的异国情调和外销画的民族志性的展示过渡到艺术形象的象征深度,通过民间艺术的简化形式来传达。因此,在二十世纪初,艺术家们感受到了俄罗斯和中国艺术在艺术、文化和形而上层面上的深度互动。本探讨突出两点认识:一是通过史料文献挖掘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的传播与影响;二是注重俄中通过外销画实现的艺术交流路径与形成的影响力。这样的两点,共同着力于中外艺术比较研究,即比较外销画的传播与影响,从而揭示中俄艺术交流史的脉络演变。

周小渟^[3]（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指出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刘清华^[4]（2021）在《北堂善会考：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的平信徒组织》文中提出北京天主教北堂身处清代皇城禁地,亦是18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的核心。本文通过中西文献的比勘,探讨北堂平信徒善会组织的建立与变迁。北堂圣体仁爱会、圣心会及其附属善会不仅继承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善会遗产,亦将同时期流行于法国的天主教敬礼引入中国。传教士与本土传道员紧密协作,制定组织文本与仪式,是天主教得以持续发展的要素。对天主教善会及其宗教生活的考察,有助于更好理解鸦片战争前中国城乡天主教社区的日常形态。

丁斯甘^[5]（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指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陈佳琳^[6]（2020）在《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汉唐代以来,中国就积极吸收引纳外来文化,跟周围邻居建立了互通有无的良好关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走出去,也有人走进来。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基督教堂建筑。作为外来宗教文化的载体,教堂建筑更真切的体现了设计者在特定物质条件和精神理想引导下的不同选择及其建筑表达。它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建筑类型,而且见证了西方建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北京作为世界的文明古都,作为中国的首都,一直以来都以宽容的态度接受着外来文化。随着西方宗教的传入,教堂建筑也随之在北京得到发展,并在北京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极为特殊的地位。天主教作为基督教三大派系之一,它的传入促使天主教堂建筑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些教堂建筑不仅在自身的建筑风格上发生着演变,而且影响了北京的近代建筑。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天主教堂所呈现出的建筑形式也不同。本文所研究的几座具有代表性的天主教堂,位于北京的核心区内,历经政治动荡,至今屹立不倒。其中,宣武门天主堂、西什库天主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府井天主堂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教是16世纪通过宗教改革运动,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新教派。它伴随着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而产生,又随之侵略扩张而传播到中国。北京新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宗派的差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教教堂经历了百年动荡,每一座教堂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本文所研究的新教教堂,亲历各种历史事件,并由此折射出城市现代化与传统记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和卫理公会亚斯立堂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北京东正教的传入与其它两个宗派不同,它的传入是沙皇对中国侵略的一种手段。随着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东正教堂建筑也随之出现在北京这座东方古城当中,促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的交流。但由于多方面的政治因素,东正教在北京的发展并未像其它教派一样广泛,反之时至今日东正教已经在北京绝迹,但东正教在北京留下的这段传播历史,对北京近代建筑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本论文以北京的天主教堂和墓地、新教教堂、以及东正教堂和墓地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的梳理,将建筑个案研究置身于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讨教堂建设的历史沿革、设计理念及其建构手法。我们发现早期的教堂大都不是纯粹的西式建筑,是吸收中国养分之后的改良之作。教堂建筑传入北京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形式上拼贴中国元素,技术上采纳中国传统做法,最终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生态景观,有学者称之为“适应性建筑”（Adaptive Architecture）。研究北京近代教堂建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对中国建筑发展的影响;其次为更好的保护北京近代教堂建筑提供一份详细资料与依据。

沈思芹^[7]（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认为《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张浩宇^[8]（2020）在《西来信仰的足迹 ——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地理研究》文中认为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主要经历唐朝景教入华、元代也里可温教东传、明清耶稣会士再度传入以及以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各派传入的四个阶段。本文则以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地理研究为题,主要探讨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和发展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分布规律。本文结合教会资料和文献记载,将1840-1949基督宗教在华近百年传教史置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视野,选择1900年、1920年以及1949年三个时间节点划分研究时段,突显基督宗教在不同区域的横向发展。笔者主要以各个时期诸省份每万人中基督宗教教徒人数作为参照,辅之以教堂和传教士的记载进行基督宗教传教势力区域划分,宏观上复原基督宗教在华传教中心和传教势力分布情况。在正文部分主要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讨论。第一章简要回顾基督宗教入华传教的基本情况,主要着眼于明清时期天主教和1807年新教传入后在中国传教情况。在这一时期新教在华传教仅限制在广州和澳门地区,传教重点集中在马六甲等南洋地区的华侨中,但是天主教已然在全国各地开展传教事业。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以时期为纲,复原1840-1900年、1901-1920年、1921-1949年三个阶段基督宗教在华传教空间分布情况,按照各省每万人中教徒数量划分传教势力分区,并分析各个时期基督宗教传教空间格局特征。第五章则论述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及其形成原因。通过对不同时段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情况的复原梳理,笔者发现基督宗教在不同的时空下,呈现不同的发展形态。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基督宗教与中国政治力量互动发展以及宗教自身在华传教的不断调整适应,其在华传教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时空特征。1840年至1949年基督宗教在华传教百年中,虽然受到过冲击,但是整体发展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状态,从时间分期看,其主要经历了（1840-1900年）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发展时期;（1901-1920年）基督宗教在华传教黄金时期以及（1921-1949年）基督宗教在华传教转型时期三个阶段。而在空间分布上,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复杂性和不均衡性。从整体来看,基督宗教在华传教足迹整体呈现自东向西、自南向北,从沿海到内陆的渐进发展趋势。而伴随着基督宗教在华传教的深入,天主教和新教传布格局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天主教传教发达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直隶省、山西省、陕西省,其次才是沿海诸省,而新教教务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五省。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基督宗教传教中心也在变化,天主教的传教中心由以往澳门逐渐转移到河北省,新教的传教中心则呈现南洋-广州-上海的演变。同时,基督宗教格局分布明显受到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是在人文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侯贝^[9]（2019）在《16-18世纪西欧“中国热”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6世纪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通之后,东西间的往来变得方便并频繁起来。中国的瓷器、丝绸、家具等大量生活器物不断输入欧洲,期间传入的中国文化更是在欧洲备受推崇,甚至于掀起了一股长达百年的“中国热”风潮,这场中西文化间规模宏大、堪称空前的交流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即是以16—18世纪西欧“中国热”现象为主题展开的研究,对这一时段“中国热”现象产生条件、发展进程及消退原因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此次文化交流对欧洲社会发展的意义,特别是中国文化对当时西欧社会产生的影响,意图对当下中西文化交流的现况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作出正确的评价和预测。论文首先从中西交往的时代背景入手,介绍当时中国与西方各自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探索西欧“中国热”现象得以产生的条件,其次,分社会生活和政治思想两方面对“中国热”现象在西欧国家,尤其是英、法、德三国的表现进行介绍,论述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对西欧国家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则从现象关联方,即中国和西欧社会内部入手,梳理双方在此期间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发展,从而发现“中国热”现象最终在西欧退去的原因。

李强^[10]（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二、《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论文提纲范文）

（1）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北堂善会考：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的平信徒组织（论文提纲范文）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6）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西来信仰的足迹 ——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16-18世纪西欧“中国热”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四、《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论文参考文献）

• [1]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D]. 薛晓涵.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2]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D]. 安娜（Tarasenko Anna）.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北堂善会考：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的平信徒组织[J]. 刘清华. 世界宗教研究, 2021(02)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6]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D]. 陈佳琳. 北京建筑大学, 2020(01)
• [7]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8]西来信仰的足迹 ——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地理研究[D]. 张浩宇. 西南大学, 2020(07)
• [9]16-18世纪西欧“中国热”现象研究[D]. 侯贝. 云南大学, 2019(03)
• [10]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