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教育工作

一、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教育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郑天祥^[1]（2021）在《县委书记“三不腐”机制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郡县治,天下安。自秦实行县制以来,县一级政权就成为了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自2012年以来,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之下,无数官员腐败被查,这其中不仅有省部级高官,许多县委书记也纷纷落马。这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大量损失,还破坏了党内良好的政治氛围,特别是县委书记腐败,影响更加恶劣。县委书记作为县一级政权的负责人,代表了党和政府,县委书记发生腐败,直接影响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印象。因此,完善和优化县委书记腐败治理机制,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防线,对于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县委书记队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县委书记腐败问题出发,搜集了国内外关于县委书记腐败、腐败治理和“三不腐”机制的相关资料进行研究,主要围绕县委书记腐败的表现、原因、“三不腐”机制的关系和实现路径进行研究。其次,通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县委书记的案例和相关文献的分析,归纳出十八大来县委书记腐败的具体表现、腐败特点和腐败原因,并重点对县委书记腐败的原因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构建县委书记“三不腐”机制的实现路径:通过提高县委书记腐败行为的发现率、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加大县委书记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来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通过科学设置县委书记权力和运行机制、净化县委书记工作生活环境、完善县委书记保障机制建设来构建“不能腐”的防范机制;通过提高县委书记的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和法治修养来构建“不想腐”的自律机制。三个机制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治理县委书记腐败问题。

孟复^[2]（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反腐从来不是新鲜的话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自建立开始,腐败问题就如影随形。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有着名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进入21世纪,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多元价值观和不同文化潮流也带来了腐朽文化的侵蚀,加上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凸显,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始终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内重要工作持续推进。然而我们发现,当前腐败问题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年轻化、高学历化、形式多样化,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大学生作为非公共权力掌握者,也表现出了一些“微腐败”行为,腐败问题不再是“成年人”或“官员”的“专有”之事。进入新时代,中国到达新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在年轻一代身上。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然将逐步走向社会,走向职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成为各级各类的领导者。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升他们的廉洁意识,帮助他们系好从业的“第一粒扣子”,意义重大。大学生廉洁教育作为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延伸、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极具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根据“理论阐释——历史考察——现实审视——境外借鉴——总体思路——具体路径”的脉络,分六章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诠释廉洁、廉政的含义入手,进而阐述了廉洁教育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涵和特点:大学生廉洁教育是指主要由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的廉洁意识和廉洁技能,增强拒腐防变的理念和能力,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等。大学生廉洁教育具有“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与大学生自身发展和需求密切相关、教育方法更加多元化、教育效果可量化”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洁教育的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为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是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基础。1949年到1976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的逐步确立给大学生廉洁教育带来机遇,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给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土壤,重视社会劳动、实践活动的开展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实验场地;1976年到200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高校主要通过思想品德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着作活动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2005年至2012年为第三个阶段,该时期以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标志,明确要求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该时期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为标志,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课程思政的开展等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总结四个阶段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三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四是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就大学生廉洁教育相关问题对不同高校师生的调研是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重要环节。基于对东中西部10所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1030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及35份访谈记录整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廉洁教育认同度有所加强、廉洁意识有了一定提升、整体上初见成效。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廉洁教育还存在队伍建设不到位、教育内容不完善、教育方法不丰富、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等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以及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大学生廉洁教育可以借鉴国外和我国香港特区开展廉洁教育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形式。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政府和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提供条件、营造环境:政府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实践基地,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培育土壤。国外和香港对我国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最突出启示是:“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扎实开展、推进。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本文提出了“增强廉洁认知、提升廉洁认同、树立廉洁观念、践行廉洁行为”的教育目标;“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并试从主体构建、组织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四个层面论述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机制的构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以提升教育实效性为最终目的。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从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和优化廉洁教育环境三个维度推进。从马恩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新理论中汲取营养,逐步完善廉洁教育的内容;从课堂廉洁教育、实践廉洁教育、网络廉洁教育等方面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从社会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和家庭环境四个方面优化廉洁教育环境,最终形成育人合力。

吕永祥^[3]（2019）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当前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监察委员会面临着在腐败存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前沿性和实践重要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为目标的政党,她在使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同时,还必须同公权力腐败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作长期和坚决的斗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对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和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腐败在我国反腐败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预防腐败是比惩治腐败具有更高复杂性和前瞻性的反腐败战略,对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分散的预防腐败机构及其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预防公权力腐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结合自己的机构属性和职能设置来有效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预防腐败战略,仍旧是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成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也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预防公权力腐败是其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消除公权力腐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来切断公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厘清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等国内外廉政理论资源,从“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行为”这一解释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的主流范式出发,结合我国反腐败政策文件对预防腐败战略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尝试性地构建“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这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采取政策试点的改革方法,其政策运行过程先后经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国家监察机关乃至两种预防腐败体系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我国更加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预防腐败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兼具预防腐败职能和惩治腐败职能的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机构,是我国预防腐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随着预防腐败局、行政监察机关等原预防腐败机构被整合至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贯彻执行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战略的同时,结合《监察法》赋予的对公职人员开展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形成了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预防腐败模式。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和外派机构作为支撑,意在通过开展预防性监督和发现性监督防范公共权力滥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机会,从而释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治理效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承认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实践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还应客观地看到,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预防公权力腐败时还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调研材料、相关统计数据等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来看,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预防腐败职能的过程中亟需解决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和运用监察建议推动被监督单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问题。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将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的效能,就需要在借鉴中国香港等高度廉洁地区的预防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三大目标,从多措并举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和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和积极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升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虽然公权力腐败行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战略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党和人大的领导之下,加强与其他预防腐败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监察建议三项预防腐败职能的有效性,综合运用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之间的互补效应,就能够在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行动之间的长期博弈中不断取得胜利。

陈震^[4]（2019）在《当前我国“苍蝇式”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会议上提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到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再度强调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苍蝇式”腐败这一概念从第一次为人们所知悉,到现在有关其表现、危害、治理措施和效果等方面不断吸引着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相比“老虎”,“苍蝇”的职级低、权力小、贪污金额较少,但由于其数量多、分布广、直接涉及基层群众利益,因此危害依然不可小觑,一项扶贫资金的贪污、一个确定低保名额过程中的舞弊,都会严重影响基层群众的基本生活。与“老虎”的腐败相比,基层群众对“苍蝇式”腐败的感受更加深刻,也更深恶痛绝。从纪检机关通报的有关“苍蝇式”腐败数据和案例来看,蝇贪广泛发生在各行业各领域,如惠农补贴、扶贫低保、拆迁、人事、税务、行政执法等。涉及领域广必然导致治理难度较大,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完整的“苍蝇式”腐败治理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苍蝇式”腐败的现实案例,明确定义其具体概念,并归纳出当前“苍蝇式”腐败的表现特征,包括腐败事件易发多发、发生情形广且农村是“重灾区”,以权谋私和作风问题是重点,村霸现象也比较突出。同时分析蝇贪产生的原因包含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三个方面,而在危害上,具体表现为扰乱社会正常秩序、损害群众利益、恶化干群关系以及阻碍乡村振兴。研究建立完善的“苍蝇式”腐败治理机制,需要对有关“苍蝇式”腐败治理的历程进行梳理,因此本文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前夕和党的十八大以后三个历史阶段回顾了有关“苍蝇式”腐败治理机制建设的历程,并分析了当前治理机制建设存在的不足。随后本文在借鉴境外反腐机制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预防机制、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来探讨建立完善的“苍蝇式”腐败治理机制。预防机制包括基层干部管理机制和大数据技术两个方面,监督机制包括健全基层党政监督体系、拓宽基层社会监督渠道以及完善农村监督体系,在惩戒机制上主要针对优化相关法治理念、加强惩治蝇贪力度以及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即大数据治理“苍蝇式”腐败。通过以上三个层面建立起科学完善的我国“苍蝇式”腐败治理机制。

王卫兵^[5]（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党组织内部形成的且应该具备的关于廉洁的理论、作风、制度以及党员关于廉洁的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总和,归属于党内优秀政治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廉洁风尚。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社会价值文化,更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它是对全体党员的道德要求、价值规范和政治约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引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廉洁价值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廉洁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一直以来是古今中外所探讨的社会命题。古希腊哲学家将廉洁看作是一种“善德”或者“正义”的价值理念,赋予其理性意义。古罗马思想家们从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确保掌权者的廉洁品行,并从“性恶论”“自私论”的人性假设出发,逐渐开辟出一条依靠法律、制度、分权制衡来约束人们腐败行为的文化路径。中国传统廉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中蕴含着“以德养廉”、“以法促廉”、“勤政为民”、“崇俭戒贪”等丰富的廉洁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基因”。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主要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廉洁思想当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又一思想渊源。实现“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就是要以这两个源头为依据,不断挖掘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廉洁观念,以彰显传统廉洁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当代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两个理论源头和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不断开拓出新的理论和实践境界,形成了一些新的廉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思想理论内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取得了显着效果,勾画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框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取得了显着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种种诱惑,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背弃了党的宗旨,逐渐沉浸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中不能自拔,一步一步滑向贪污腐化的深渊,沦为党和国家的“蛀虫”和人民的公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因此,本文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以铲除腐败为导向,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为目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一、导论;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五、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七、结语。本文的导论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和国外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探讨了廉洁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社会文化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其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第三,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即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第四,阐释了中国共产廉洁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包括人民性、民族性和先进性。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本章首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根据政党文化结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分为“三层次”“两类型”。“三层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次、规范层次和精神层次,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经”。“两类型”指的是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文化,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纬”。经纬结合,构成了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基本轮廓。其次,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在党和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教育引导、优化创新、批判矫正和调控维护。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状况。按照“经验总结-问题归纳-原因分析”的研究路径,本章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包括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重视制度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其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第三,按照思想观念、反腐制度、权力运行和经济利益的分析视角,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所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选取世界上具有典型特征的政党、国家和地区,从正反两反面总结了这些地方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首先总结了中国国民党（反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及教训。其次阐释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同属儒家文化圈）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分析了世界上最清廉国家丹麦、芬兰、瑞典（正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围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目标,从教育、制度、监督、利益四个维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方略。本章第一部分提出要加强党员廉洁教育。包括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丰富廉洁教育内容;创新廉洁教育方式;优化廉洁教育环境;实现廉洁教育的制度化。本章第二部分提出要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本章第三部分提出要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包括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本章第四部分提出要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包括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况总结,归纳了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相关展望。

廖冲绪^[6]（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追求和政治目标。反腐倡廉作为世界性难题,是国际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为研究对象,从反腐倡廉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即一些人甚至包括少数党员干部,不仅对反腐倡廉成效不自信、理论不自信、制度不自信、道路不自信,而且对反腐倡廉文化不自信、前途不自信,以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理论和系统论为分析工具,运用政治学、管理学、制度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教育、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以及权力制约监督和惩治腐败等四个层面展开全方位深入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提炼,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力图证实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已经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中国反腐倡廉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既是对世界腐败治理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以期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自信,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增强人们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自信。第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教育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反腐倡廉教育是思想建党的筑基工程,必须要以党员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为重点,特别是抓好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教育和培训;反腐倡廉教育必须经常抓、长期抓、常态抓;反腐倡廉教育必须大众化、时代化、科学化;反腐倡廉教育必须与制度建设、权力制约监督和腐败的惩治有机结合;反腐倡廉教育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必须相结合”等重要启示。第二,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法治理念;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系统理念;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创新理念;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协同理念”等重要启示。第三,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始终以人为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建立长效机制”等重要启示。第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依法依规;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等重要启示。反腐倡廉教育、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权力制约与监督、惩治腐败“四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复杂系统和科学体系。论文以多学科视角和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四位一体”的复杂系统进行研究,认为教育特别是廉洁教育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保障,权力制约和监督是预防腐败的关键,惩治腐败是必须的治标之举,具有震慑和教育警示作用;初步发掘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和厘清了其理论体系与制度机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取得初步成功的秘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为指导;坚持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坚持依靠民主法治;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反腐倡廉方式方法;坚持推进反腐倡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反腐倡廉可以说是人类的长征,永远在路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域展开,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显着成效,形成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反腐倡廉,既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廉洁国家、廉洁社会和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必须继续加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之路,才能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并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才能把中国共产党建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赵宏^[7]（2017）在《新形势下我国腐败犯罪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腐败犯罪问题历来受到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它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反腐败和治理腐败犯罪是我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多年来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切实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反腐败工作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不断完善腐败犯罪治理机制,以高压态势和零容忍态度治理腐败犯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犯罪现象上升趋势。腐败犯罪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本论文基于新形势下我国腐败犯罪现象,并结合我国腐败犯罪治理的实践,运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对我国腐败犯罪治理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新形势下建构我国腐败犯罪治理体系有所裨益。本论文除导论外,正文分为五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对腐败犯罪及其治理机制相关的概念进行了阐释。首先界定腐败犯罪概念的内涵,分析了腐败犯罪呈现出的范围蔓延、程度加深、领域扩展、犯罪手段复杂化、国际化等特征,阐述了腐败犯罪对社会经济发展、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社会道德建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概括提出了腐败犯罪治理的三大原则,即惩防并举、以防为主的原则;德治与法治并重的原则;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最后,对腐败犯罪治理机制的内容以及预防机制、惩治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等概念的内涵和做出了明确阐释,奠定了本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部分,论述了我国腐败犯罪的生成机制。腐败犯罪是由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以及个体因素综合引起的。腐败犯罪的政治原因表现为权力异化和监督机制弱化;经济原因表现为经济体制未完全理顺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文化原因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弊端和主流价值观的缺失;法治原因表现为法治观念落后、反腐立法机制建设滞后和执法机制失灵;腐败犯罪产生的个体原因表现为不良的群体意识、个体意识和思想的动摇弱化。第三部分,论述了我国腐败犯罪治理的预防机制。治理腐败犯罪重在预防,预防机制是治本之策,建立和健全预防机制能够有效预防腐败犯罪。首先,阐释了腐败犯罪治理的基本方针: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坚持法治原则、依法反腐;坚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其次,对建立权力规范机制、落实道德治理机制、完善宣传教育机制、确立合理的利益导向机制、强化监督机制等预防机制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第四部分,论述了腐败犯罪治理的惩治机制。腐败犯罪的惩治在腐败犯罪治理体系中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也是遏制和治理腐败犯罪的必要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一系列腐败犯罪治理的惩治政策,分析了包括纪律惩治和刑法惩治在内的惩治机制,取得一定成效。在新形势下要加大腐败犯罪治理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加强反腐败立法,强化监察委员会的职能,惩治理念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不断完善腐败犯罪治理的惩治机制。第五部分,论述了我国腐败犯罪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腐败犯罪呈现出跨国化发展的趋势,单靠各国单方面的努力将难以应付腐败犯罪,加强腐败犯罪治理的国际合作,并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十分必要。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在腐败犯罪治理领域内的合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制度建设及相关条约的内容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在腐败犯罪治理的国际合作方面,应该强化正当法律程序和人权保障,严格控制死刑,修改与完善引渡制度和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构建完善的腐败资产追回机制。

陈博盈^[8]（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研究》文中认为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存在这一问题。200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报告认为,腐败在未来将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反腐败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程始终贯穿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始终,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不断推进反腐败建设的开展。预防腐败工作是反腐败建设的重要环节,本文聚焦改革开放以来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结合预防腐败制度体制的建设过程,分析我党在预防腐败制度建设上的成就和不足,为进一步完善预防腐败制度建设提出自己的想法。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分析了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分析,从概念阐述、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的思想来源和必要性方面进行阐述。第二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的进程,将改革开放以来的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分为三个阶段,从成就和问题等方面分别阐述。第三章分析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的不足及原因,从法律法规、监督、教育等方面进行分析。第四章为关于完善预防腐败制度建设方面的思考,借鉴了新加坡、印度、美国的预防腐败法律,结合我国实际,提出自己的思考。

刘雪莲^[9]（2016）在《内蒙古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仅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还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一直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推进惩防体系建设,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惩治和预防腐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腐败现象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在一些领域和部门内还呈现出多发易发的状态,这给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因此,加强对内蒙古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现状的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即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想教育工作不到位,实效性不强；制度建设不健全,防范性不强；监督机制不完善,保障性不强。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健全内蒙古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完善教育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完善监督机制。此外,在加强预防的同时,还要鸣响警钟,加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有效地遏制腐败的发生。

王雅慧^[10]（2016）在《香港廉政公署制度对我国内地反腐倡廉机制建设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贪污腐败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及政府各机构中,面对这个长期困扰各国（地区）政府的难题,当政者只有不断探索治理腐败的方法才能求得政权的稳定与发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目前正朝着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方向大踏步前进。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所面临的世情、党情及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腐败行为也随之出现新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尤其是近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发展不断趋向多元化,腐败行为也以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形式出现,并且愈演愈烈,逐渐蔓延到非公职人员及普通民众当中,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反观我国目前的反腐倡廉建设,由于新时期腐败手段花样叠出,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我国的反腐廉政建设仍然举步维艰,并存在诸多缺陷。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之一,素有“廉洁之都”的美誉,其享誉世界的“清廉”之名与其特有的反腐倡廉机构——廉政公署密不可分。尽管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其反腐运行模式中超然的独立性、“三管齐下”的反腐模式及“里应外合”的监督制约机制广受认可,对我国内地反腐倡廉建设有大有裨益。本文旨在对香港廉政公署的制度规范、运作机制和组织架构等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而从四个方面为完善我国反腐廉政建设提出建议:完善内地反腐廉政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廉政公署;以廉政机构工作为目标,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突出教育预防地位,坚持惩治与预防并重;号召民众广泛参与,共建“清廉社会”;力求为我国内地的反腐倡廉建设建言献策、添砖加瓦。

二、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教育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教育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县委书记“三不腐”机制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前我国“苍蝇式”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形势下我国腐败犯罪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内蒙古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香港廉政公署制度对我国内地反腐倡廉机制建设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教育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县委书记“三不腐”机制实现路径研究[D]. 郑天祥.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D]. 孟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D]. 吕永祥. 吉林大学, 2019(10)
• [4]当前我国“苍蝇式”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陈震.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D]. 王卫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研究[D]. 廖冲绪. 西南交通大学, 2017(10)
• [7]新形势下我国腐败犯罪治理机制研究[D]. 赵宏. 河北大学, 2017(08)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研究[D]. 陈博盈. 苏州大学, 2017(05)
• [9]内蒙古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研究[D]. 刘雪莲. 内蒙古大学, 2016(12)
• [10]香港廉政公署制度对我国内地反腐倡廉机制建设的启示[D]. 王雅慧. 安庆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