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短缺与盈余下的国际投资博弈分析

一、资本缺乏与盈余下国际投资的博弈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高云峰^[1]（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合作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自2015年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以来,合作成果卓着。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国情各异,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差异明显。同时,中国企业技术要素输出带来的专利海外保护等问题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伴生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内在需求。随着合作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转型发展以及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移出催生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一体化需求,然而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缺失、差异化明显,各国规则合作意愿不强严重制约合作的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已成当务之急。由此,存在两个需要考量的问题:第一,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缺失和差异性可能导致的各国收益差异或一定程度的利益失衡是否与当下以TRIPS协定为核心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困境具有同质性;第二,一定程度的利益失衡能否成为阻却“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实施及规则建构的重要因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巨大差异并且缺乏美欧发达国家权力作用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建构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以及如何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依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写作。首先,在提出问题阶段,提出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建构不足、差异较大可能引发一定程度利益失衡的现实。其次,本文在分析问题部分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建构“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话语权;第二,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基本矛盾研判;第三,在收益差异的客观情势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依据理性选择仍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最后,本文在解决问题阶段探讨一带一路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建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实施进路及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利益的保护。本文除绪论外,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区域和双边条约的实证分析,进而梳理总结出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复杂性、差异性及可能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这是本文逻辑展开的起点。首先,本部分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款、中国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条款进行了分析梳理、归纳总结。其次,在前述归纳总结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一带一路沿线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不足的背后是利益失衡的实质;并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态势已经不能满足各国转型发展和平衡发展需求,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中也可能存在的收益差异,即利益失衡的问题。第二部分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利益失衡的理论分析,为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的建构和实施提供理论指引。首先,本部分从话语权理论出发,揭示当今国际知识产权话语权由美欧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且服务于其利益的实质,进而提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话语权建构的问题。其次,本部分运用辩证分析及动态利益平衡理论对一带一路沿线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基本矛盾进行了分析,指出现有基本矛盾是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各国转型发展需求,保护和培养创新能力以及维系创新与传播的相对动态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重要功能。最后,本部分运用国家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指出即使存在收益差异的客观现实,各国也能基于获得绝对收益而积极参与合作;同时,亦强调不应混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差异与当今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不公平不合理造成的人为差异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提出基于客观差异性现实不应追求绝对的发展平衡。第三部分探讨了如何建构“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规则。首先,本部分在反思现有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足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差异性和规则合作缺失的基础上,立足法律内部视角,指出规则建构应当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相对动态利益平衡的正当性基准。其次,就法律规则构建的外部动态视角,应当遵循的路径为,不断挖掘和完善符合沿线国家共同的规则,对于超TRIPS条款可以先设置为任择性规则或概括性规则,再逐渐向强制性规则和具体规则过渡。最后,本部分提出未来我国有可能会遵循高低两个标准的文本路径拓展知识产权协定,但无论哪个版本都应在坚持原有的稳定条款基础上突出核心利益条款和中国知识产权条款文本的建设重点,包括稳定范式、核心条款遴选、最惠国待遇及国民待遇条款的设置、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款与投资协定知识产权条款的协调以及商号、商誉和原产地名称若干术语的界定和澄清问题。最后一个部分探讨了在规则建构基础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实施路径。首先,本部分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坐标系的方法将知识产权保护逻辑的各个要素予以呈现,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阐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其次,阐释了中国政府层面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实施路径,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提出柔性合作模式。最后,阐述中国企业在实施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中海外知识产权利益的保护问题。

崔莉^[2]（2019）在《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理空间区域内的产业转移是促进要素流动和深化分工的重要方式。自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从产业发展角度最早提出雁阵理论来探讨利用产业转移实现区域产业升级之后,整个东亚地区产业升级的实践都离不开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的推动。这些实践的成果促使我们思考我国区域内的产业转移是否也可以成为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产业升级的力量,从而弥合区域发展差距,带动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转型升级阶段,多年高速发展中所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将逐步显现出来,其中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日益扩大是无法被忽略的突出难题。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以资源依赖型产业为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下面临着转型和升级,同时也存在发展高附加值先进产业的强烈需求,从而逐步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产业差距,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反观东中部地区,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增加,制度改革成本的上升,其产业发展的供求矛盾与日俱增。可以说,通过实施区际产业转移和承接来探索中国雁阵模式的发展,从而推动各区域产业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新时期各区域在产业发展中的共同需要。尤其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经济粗放式发展令其产业发展水平常年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同时也给生态环境提出了重要的挑战。那么区际产业转移的承接究竟对产业的优化升级有什么理论和实际的影响?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现实进展是什么状况?在承接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如何规避风险?并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放大产业转移的正面效应从而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的优化升级,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相关参考文献进行梳理和研读过程中发现关于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现有研究虽然视角多样化,研究体系较为完整,研究内容丰富。但反映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承接与承接地产业优化升级之间机理的理论研究仍相对欠缺,同时针对这一主题以西部地区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仍有可完善的空间。因此本文研究重点就是阐明区际产业转移承接对产业优化升级影响的理论机理并利用西部各省区的数据对理论研究中阐明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验证与分析。整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工作包括:首先对产业转移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概念进行界定,重点是从空间区域的角度划分和界定两类产业转移并对它们的差异性进行解析。并对贸易角度、产业发展角度和微观创新角度的产业转移相关理论和产业优化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构成本文研究的理论来源。然后以雁阵理论为基础构建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产业优化升级影响的理论研究框架,并从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影响承接地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价值链的嵌入和攀升以及产业集群式转移影响本地生产网络发展水平四个方面来阐明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同时在对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2010年至2016年27个行业绝对产值及相对份额的发展演变情况,对我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整体规模、行业特征、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实证研究方面分别对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机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计量回归模型的GMM估计方法和动态演化博弈及赋值仿真的方法依据西部各省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其中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而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产业嵌入并沿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由于回归方程数量多且数据样本量大则采用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对于西部地区承接产业集群式转移与承接地生产网络的协同效应则采用动态演化博弈及赋值仿真的实证分析方法。最后在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指导原则和具体的对策建议。针对论文主题进行系统化研究后,本文获得了以下结论:.从空间区域角度产业转移可以划分为基于地理空间进行的产业转移与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的产业转移,两者的概念内涵和发展特征均有所差异。基于地理空间的产业转移是区域产业转移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在互联网经济深刻改变当前产业发展内容的情况下,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的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我国区际间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过程适用雁型发展理论的一般规律,理论上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可以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嵌入到区际产业价值链中并在技术创新等因素的推动下沿价值链攀升;区际间产业集群式转移对于西部地区本地生产网络的深化发展有推动作用。而因为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产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本地产业集群和生产网络的发展程度都是影响承接地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因而从理论上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可以推动其产业的优化升级。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区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可以促进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且各省区的承接行为不仅影响自身的技术创新而且还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但是该正面促进作用较为有限。第二,目前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区际产业转移来带动产业结构优化从而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未发挥出来,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影响仍需要用更长期的实践来进行检验。第三,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区际产业转移会影响其产业发生与价值链的关联作用,但该作用的强度在西部各省区间并不平衡,同时整体而言当前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于西部地区产业沿价值链攀升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第四,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及仿真结果显示产业集群式转移在承接地与本地生产网络企业进行协同过程中只有博弈系统各方成员获得的协同净收益高于协同的净成本,才能激励集群式移入企业和本地生产网络企业留在产业集群式转移后在承接地构建的新生产网络中来共同发展并最终推动承接地产业网络的深化和产业的优化升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突破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只围绕地理空间展开产业转移研究的限制,引入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产业转移的新概念,并对从空间区域角度划分的这两类产业转移进行了对比研究,一方面明确了本文所研究的区际产业转移承接是属于传统地理空间上产业转移的范畴,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产业转移概念内涵体系。然后针对目前关于西部地区通过区际产业转移承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内在机理的研究相对欠缺这一局限性,深入并系统的开展了包括产业价值链、产业集群式转移等新鲜内容在内的机理研究。也在实证研究中涉及到了区际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层面。但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理论研究模型和实证分析模型中只涉及到了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产业优化升级的单向作用机理,未能构建起既阐明单向作用机理又反映机理间相互联系的全面模型。同时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定量研究的解释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为在本文基础上开展后续研究留下了空间。

刘亚琪^[3]（2019）在《国际社会资本视角下国际产能合作机理及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迫切需要优质产能输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为此,2015年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指明方向。学界对国际产能合作的模式研究成果缺乏,业界需要复制国际产能合作的成熟模式以降低试错成本,国际产能合作模式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通过界定国际产能合作的内涵和外延,梳理相关文献,回顾基础理论,总结国际产能合作现状与问题,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构建了国际产能合作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交易成本理论重点分析了国际产能合作的交易成本问题,分析了国际社会资本影响国际产能合作交易成本的机理,并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了国际产能合作双方提升国际社会资本的机理。在对国际社会资本缺乏的模式联合开发、产业园区、产城融合、全产业链的分析基础上发现这类模式对国际社会资本关注不足、第三部门缺位引发了交易成本较高和社会风险较大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从血缘、文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政治整体合作等视角,利用政治构建论、社会构建论、交通建构论、文化构建论等理论,针对东南亚、中东、中东欧、拉美四个国际产能合作重点地域的情况构建关系型国际社会资本、结构型国际社会资本、认知型国际社会资本,提出血缘、文缘、路缘、政缘四种国际社会资本积累的模式,降低国际产能合作交易成本,提高国际产能合作绩效。最后得出结论,提出建议,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马靖华^[4]（2019）在《矿区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机制与PPP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煤炭资源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约占一次能源结构的60%以上,我国目前国有重点煤矿“三下压煤”压煤总量高达138亿吨,对于压覆的煤炭资源开采将成为释放煤炭潜力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村民房屋及村办企业建筑占地面积逐年扩大,村庄下压煤现象更加突出。村庄压煤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矿井的正常生产,造成服务年限缩短,而且严重制约着矿井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压煤村庄搬迁直接关系到煤炭企业和村民的正常生产,关系到村民生活和工农关系,关系到社会、煤矿的利益和稳定。现有压煤村庄的搬迁模式研究主要是基于煤炭企业的角度,对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达到推动压煤村庄搬迁,释放煤炭产能的目的,因此模式设计具有一定局限性;同时,原有的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机制研究方法主要是传统的定性分析,缺乏相应的定量分析指标和方法。因此,深入研究压煤村庄搬迁过程的动力机制,找到一种科学合理的压煤村庄搬迁模式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和成果如下:（1）通过对压煤村庄传统搬迁模式、集中搬迁模式和基于动态复垦的“先补后占”模式三种既有搬迁模式的概况、优缺点和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总结,并结合对压煤村庄搬迁过程中三个主要利益主体政府、村民和企业的分析,归纳得出既有搬迁模式下压煤村庄搬迁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煤炭企业的资金保障、政府的整体规划和配套措施制定、新村建设用地的解决、新村址占地面积和耕地复垦技术。（2）在对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来源和动力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压煤矿区系统特征,总结提炼出矿区建设发展的相互作用影响的四个主要系统因素,据此建立了四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资源子系统、环境子系统、人口子系统,每个子系统用一系列发展水平指标和协调指标来衡量。通过对比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四个子系统的衡量指标进行进一步分析、筛选,最终得到影响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机制的十个主要影响指标,包括:压煤村庄搬迁总投资、GDP、土地复垦率、搬迁释放煤炭资源总量、搬迁新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人口总数、城镇化率等。（3）运用博弈论方法将压煤村庄搬迁过程简化为地方政府、煤炭企业、村民三方依次参与选择的动态博弈过程,并划分为搬迁方案制定阶段和搬迁方案实施阶段两个子博弈进行求解分析,通过对各子博弈的战略均衡分析得出参与各方在不同阶段的选择规律及影响因素:压煤村庄搬迁方案制定过程中存在“耐心优势”和“先动优势”,因此参与各方应积极、尽早启动方案制定,加快协商速度;同时应做好压煤村庄搬迁过程与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机结合,从而有利于满足各方需求,尽快就搬迁方案达成一致;为保证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应在努力提高实施方案的整体收益的同时,保证收益在参与各方之间的合理均衡分配。（4）在动态博弈分析的基础上,从区域整体角度出发,在充分考虑压煤村庄搬迁相关各方利益基础上,建立了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机制模型,并运用经济价值评价法对模型中搬迁前后区域整体经济价值、搬迁总成本等主要参数进行了量化计算。通过对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机制模型的分析,提出了定量化的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区域经济价值总增长率、区域经济价值净增长率、压煤村庄搬迁成本率三项指标。（5）运用新的压煤村庄搬迁分析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对陈蛮庄矿压煤村庄搬迁参与各方动力机制进行了定量化分析,建立了陈蛮庄矿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机制模型,计算得出模型各主要参数和各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通过指标分析,可以得出搬迁方案可行,煤炭企业所获得利润与煤炭价格关系密切,村民投入不大但收益也较为有限,地方政府可以收获税收和政绩,有动力在压煤村庄搬迁过程中推动城镇化发展、实现区域农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对影响压煤村庄搬迁动力的吨煤利润、城镇化建设等主要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压煤村庄搬迁与城镇化建设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的巨大优势。因此得出压煤村庄搬迁方案的优化方向和建议:传统压煤村庄搬迁模式中,煤炭企业是唯一的经济动力来源,但煤炭企业动力严重依赖于释放煤炭利润的高低,因此,需要在压煤村庄搬迁过程中找到新的动力来源,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和当地村民城镇化的实现是较好的途径。（6）在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机制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矿区压煤村庄搬迁PPP模式。以陈蛮庄矿压煤村庄搬迁为例,设计了 PPP模式搬迁方案,研究了 PPP模式下的管理机制,并通过对该模式动力机制分析,得到了压煤村庄搬迁PPP模式的各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通过与现有搬迁模式对比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得出压煤村庄搬迁PPP模式可行且效果良好,并具有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可以更好地解决压煤矿区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对新的经济形势下压煤村庄的搬迁和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万亮^[5]（2018）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 ——以中美两国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以中美两国为例,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历史和现状如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潜在收益有多大?哪些因素阻碍了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采取那些机制设计和制度改革,可以有效地促进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首先,本文系统性地回顾了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文献,分析了两代货币政策协调理论框架的发展脉络和优缺点,研究了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协调的历史和现状。尽管现有文献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收益的大小,仍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近年来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越来越倾向于证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非常显着,这与世界各国在宏观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实情形相一致。但在实践中,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并不多见,最为成功的例子往往发生在世界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之时。其次,本文以NOEM模型框架,在垄断竞争和名义价格粘性的假设上,建立了两国一般均衡模型,分别分析了在PCP定价方式和LCP定价方式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潜在福利。模型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贸易品的定价方式和本国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相关性。在LCP定价方式下,消费者面临的相对价格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不存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因此,不存在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在PCP定价方式下,消费者面临的国内外商品的相对价格随着汇率的波动而变化,本国的货币政策通过出口价格影响外国福利,而本国的货币政策只考虑本国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冲击,因此货币政策协调有收益。具体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冲击的相关性,且相关性越小,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越大。经过参数校准后,可以认为货币政策协调的福利改进,大约与各国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收益相当。再次,本文使用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和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两国的产出、价格水平和货币政策,主要受到本国冲击的影响,但源于外国的冲击也不容忽视。而且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虽然两国对同一种冲击的反应是含混甚至相反的,但论文确实发现了两国在货币政策方向上的同向性:当美国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时,中国也倾向于增加货币供给;反之,当中国增加货币供给时,美国也倾向于降低利率。最后,本文分析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障碍和解决方案。虽然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均表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存在显着的收益。但搭便车和违约问题,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的非经济动机和第三国问题等,阻碍了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形成。因此,有效的协调往往发生在危机期间。为了克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障碍,各国必须加强货币政策信息的交流,完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机制设计,充分发挥超主权国际机构的作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加强区域货币政策协调,改革IMF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对于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协调,在加强两国央行危机管理和联合行动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中立的货币政策协调评估机构,加强两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规模和结构管理,进一步建立长效的协调机制。

李秀珍^[6]（2017）在《环境规制、贸易效应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本、技术、就业、人力资本等多方面的支持,但是外贸快速增长也消耗了我国大量资源和能源,排放了大量污染,严重影响我国生态环境。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和迫切的环保要求,我国政府提出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也提出了明确要求。新时期不断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合理评估环境规制贸易效应,转变原有经济贸易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共识。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是当今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主流趋势,同时也是自然环境承受巨大压力、贸易与环境问题步入人们视野的真实写照。虽然各国在经济和政治利益需求下,环境合作充满了博弈和斗争,但是世界各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在路上”,在保护环境和绿色发展要求下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以及竞争首要考虑的问题。如何评判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对本国外贸发展影响,以及如何合理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面临的必然选择。本文尝试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框架展开研究。提出问题部分主要是阐述研究背景和意义,基于相关文献归纳环境规制三类贸易效应的实证观点和理论基础,针对问题设计研究改进计划。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分析国内加强环境保护、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成为共识,国际上经贸和环境的合作与竞争并存,从理论和应用两个角度阐述研究意义;第二章进行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发展相关文献综述,总结已有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和观点,归纳和分析环境规制负面贸易效应、正面贸易效应和不定贸易效应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并立足于三类贸易效应及影响设计本文研究改进思路。分析问题部分主要是针对环境规制三类贸易效应,遵循理论解析—统计描述—实证检验（或模拟分析）—政策启示的研究路径,分别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综合不同贸易效应构建环境规制下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评估指标体系测度分析。具体内容为:第三章基于环境规制负面贸易效应,分析要素禀赋理论下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包括理论解析纳入环境要素的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理论,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国贸易比较优势,实证检验细分行业以及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与贸易比较优势之间关系。第四章基于环境规制正面贸易效应,分析技术创新影响下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包括构建理论模型来推导分析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激发企业科技创新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技术创新和出口结构优化趋势,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与出口结构关系。第五章基于环境规制不定贸易效应,分析要素流动视角下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包括构建理论模型来推导分析环境税变动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与要素产出弹性系数存在密切联系,模拟分析环境税通过要素回报率变动影响总成本构成和产品竞争力,计算分析我国碳税敏感行业及其碳税实施意义。第六章以环境规制三类贸易效应为基础,结合外贸发展影响环境规制,构建包括4个一级指标体系、15个二级指标和35个三级指标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评估指标体系,基于主成分分析法（PCA）进行测度与分析。解决问题部分主要是总结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从转变意识、战略规划、具体措施三个维度提出政策建议。第七章总结研究结论,提出从需求和供给角度深刻认识环境规制要求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合理设计环境规制下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规划,科学选择环境规制下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措施。本文尝试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比较分析法、数学模型推导法、数值模拟、投入产出法等方法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可能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环境规制分类贸易效应系统研究与综合效应评估相结合,先系统研究环境规制影响外贸发展的三类效应,然后综合环境规制贸易效应,构建环境规制下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评估指标体系并测量分析;二是引入要素流动新视角,通过数学模型逻辑推导和模拟分析环境规制贸易影响效应,突破已有研究从政府主导收入再分配或技术创新角度论证环境规制正面影响竞争力的研究框架,从环境规制影响要素的静态效应延展至分析环境规制影响要素分配动态效应;三是通过细分行业检验与不同指标对比研究提高研究结论可靠性和政策建议有效性,充分考虑中国行业齐全且结构性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采用对比性指标和细分化行业进行多维对比研究,针对高碳行业等污染密集型行业进行专门研究。

王颢^[7]（2017）在《中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选题缘起于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出现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三大特点。“脱实就虚”、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长期困扰和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亟待着力解决,保险资金夹层投资因其资本特性和运作模式能有效地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并很好地匹配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对于保险机构而言,夹层投资为其资金运用开辟了新的渠道并提供了新的投资收益。因而,保险资金夹层投资不啻为国家、市场、企业三方多赢的战略选择。论文通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等理论,保险资金运用、夹层投资等知识体系,遵循“保险姓保”、“稳健投资”等价值理念,从我国现实出发,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监管创新,致力于科学前沿,服务于保险主业,贡献于社会发展。在研究目标的引领之下,论文从构建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基础入手,选择典型国家展开国际视野,剖析制约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现实因素,在相关政策支持和监管规定之下开展博弈分析和定价研究,进而提出完善路径和改进措施。全文共七章。除第一章绪论之外,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分别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找寻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支撑。第三章是国际视野,选择了美国、欧洲和日本作为借鉴对象,从中发现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第四章是我国的运作实践,从运作依据、运作现状、典型案例和制约因素进行考察。第五章是对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博弈分析,通过博弈模型的构建进行了参数检验和数值模拟。第六章是对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产品的定价分析,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对偏债型和偏股型夹层产品开展了定价研究。第七章是完善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对策建议,分别从法律、政策、监管、市场和企业等层面提出,并勾画了后续研究设想。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其一,夹层投资缘起于企业的融资需求,该类投资与保险资金具有多重的匹配性:夹层投资的长期特征与保险资金的长期性资产配置需求相匹配;夹层投资的股债双性与保险资金的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相匹配;夹层投资的交易特征与保险资金的灵活性资产配置需求相匹配。在经济新常态之下,夹层投资为保险资金运用描绘了新的美好愿景,但实现这一愿景尚需克服重重障碍。其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保险资金夹层投资已有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主要特征体现在:其一,低利率环境和监管政策变化推动了夹层投资的发展;其二,夹层投资一般通过专业化平台来开展;其三,夹层投资一般采取间接投资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模式和资本市场成熟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国外模式不能照搬照抄,需找寻到可复制的经验和可推广的做法。其三,我国夹层投资市场从2005年开始萌芽,2014年以来投融资市场的环境变化促使夹层投资增长加速,但保险资金运用于夹层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外部环境来看,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监管规定等领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内部运作来看,夹层投资的运作模式、博弈决策、定价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的优化。同时运作过程中的市场风险、政策风险、违约风险、协议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需要审慎防范。其四,保险资金夹层投资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投资策略受制于博弈参与人的理性程度和学习能力。博弈模型发现了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若干发展规律,如保险机构投资的资金额与夹层投资的成交额成正比;银行存款利率、有价证券收益率与夹层投资的成交额成反比;等等。本文依托博弈模型所做出的理论推导基本符合目前夹层投资发展情况,也说明保险机构开展夹层投资需综合考量各利益方的博弈结果以及各经济变量的制约程度。其五,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模型丰富而多彩,为夹层投资产品的定价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从偏债型工具来看,以白云可转债和中信银行次级债为例测算的两种产品定价,结果表明无论是西方经典模型还是我国学者的优化模型,实际价值与理论价值都被低估,原因可能是模型所需的利率市场化、市场卖空机制等前置条件的缺失。从偏股型工具来看,以优先股为案例的定价分析表明,作为优先股股东,并不能一味地追求清算优先股的最大化,而是要综合考虑,做到双方达成的交易条款清单符合自己投资所希望的风险收益特征。其六,我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应采取“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相结合、法律法规与政策措施相配套、监管机构与保险机构相配合的方式,多管齐下多方发力。而保险机构的夹层投资决策不仅来自盈利模式多元化的内在驱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练好内功,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谢罗奇^[8]（2016）在《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剧烈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化成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次贷危机过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游资对新兴市场的信心逐渐减弱而迅速撤离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2011年下半年巴西、泰国、韩国等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2013年5月,美联储主席暗示QE即将退出,使印度、南非等经济最脆弱的国家率先倒下,金融危机向第三波层层递进。其后,在美联储QE退出及加息与加息预期的影响下,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先是2014年底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随后是2015年的人民币“811”贬值风波,然后是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风波,再后是阿根廷比索与阿塞拜疆马纳特的一夜大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历史表明: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国际金融动荡之直接原因,而主要推动力就是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可以说,没有国际游资的国际化流动,也就没有当今让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之色变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发生。国际游资是一种典型的投机性资本,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迅速膨胀,电子信息技术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快速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牟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大部分是由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而直接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激发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们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的极大兴趣,不少学者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发生的原因、冲击的时间、数量等进行了颇受瞩目的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我们也可以利用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对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的机理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步提高,国际游资流动对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的提高,各国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政策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溢出效应加速了危机的传染与扩散。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用阿瑞西亚和玛奎斯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来研究发现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是必要性,而且经济联系越紧密,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可以分为国内监管、国际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国际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及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其中,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而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最基本、最常见、最有效的监管方式,而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一种次优选择,但就长期来说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就国内监管而言,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国际游资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一国经济产生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明显,而且也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因此,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该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用周小川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互相补充,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统一协调”国际游资国内监管体系;只要协调与合作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较高经济交往与交易频率、经济具有同质性或互补性、双方对对方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就能很好的进行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双边协调与合作,目前很多双边协调与合作是通过司法互助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国际游资投机冲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也有区域性和扩散性。因此,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越来越重视,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防御和阻止金融危机的区域传播;虽然,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因为美国是国际游资的主要供给国,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美国作为金融霸权的霸主国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国际金融重要机构,因此导致目前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困难重重,但从长期来说,协调与合作仍将是今后国际游资全球监管的主要趋势。当下正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将面临重大调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在这场大国金融利益的博弈中准确定位和积极应对,通过G20这一平台更多的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中国可以重新审视本国优势和外国劣势,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在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议题设立、标准制定、执行原则等方面积累经验,争取成为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国际游资流进流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持续攀升,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及其投机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忧,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通过测算,我们得知2005-2011年,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中国,而2012年、2014年、2015年国际游资则大规模撤离中国,尤其是2015年国际游资的撤离使中国外汇储备减少4500亿美元以上,也助推了中国股市和汇市的双双下跌,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赌”和“套利”的主要场所。但中国目前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监管乏力,监管系统不完善。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完善国际游资流动风险监控体系,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措施来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马学礼^[9]（2016）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文中指出东亚经济合作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进程,本文仅是对这一进程的技术性解释。区域经济合作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但由于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难以刻画其全貌。事实上,各国在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时不仅要权衡经济得失,也要权衡政治得失,不仅遵循市场逻辑,也遵循权力逻辑,可见,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而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视点。依循这一思路,本文首先从供给的角度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而鉴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危机驱动型”特点,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历程分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起步期（19972009年）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化期（2009年以来）两大阶段,分阶段地考察了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区内外博弈约束下区域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供给的条件;第二,思考两次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同结果及其成因;第三,思考地区实力格局转换背景下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及其影响因素。全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对本文的选题立意、已有研究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创新及不足进行了概括性介绍。第2章“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解释”,对全文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本文中的“东亚经济合作”并非泛指东亚地区内任何时期、任何形态的合作,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式启动、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理想目标的经济外交实践。其次,论文对区域经济合作已有的理论解释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明显强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区域层次的拓展和应用。最后,论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渊源、脉络和局限性进行了简单介绍。第3章“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贯穿全文的理论主线。首先,论文阐述了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关系,通过剖析“区域公共产品”的逻辑内涵界定了产品的供给模式、扩展了产品公共性的判断标准、明确了产品的形态和内容,进而将上述概念操作化,使其适用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实践。其次,论文用“预期收益”、“供给成本”和“外部性”三个要素刻画出单个国家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决策变量,并赋予它们新的理论含义。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国家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为切入点,强调非平等的成本分担、非均衡的收益分配和域外大国介入的阶段性,从根本动力、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方面尽可能地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论证了各国实现合作供给的条件,即:在厘清不同国家收益敏感性和成本敏感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供给机制重塑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承认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相关性,妥善应对其介入。第4章“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展及成效”,是对1997年后十余年间东亚经济合作历史的理论解读。首先,论文分析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起因,指出这是区域公共产品需求不断“发酵”的必然结果。其次,考察了本阶段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和特点,即: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是供给重点,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是其“副产品”,两者都呈现出明显的“质次价廉”特征。随后,论文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本阶段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效,结果表明:尽管存在较为严重的“面条碗效应”,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确实较大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因而是相对成功的。最后,论文分析了实现相对成功供给的三条原因:各供给方都以绝对收益为主要关注点;供给的总体成本较低,且大国的选择性激励降低了小国的个体成本;外部性较小,且“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美国的有限介入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性的内在化。第5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突破”,是对2008年后东亚经济合作困境的理论解释。首先,论文考察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经济一体化趋势,以及该趋势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而区分了东亚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一般需求和重点需求。然而,现实问题是,东亚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优质化”进程都陷入了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成因有三个方面:各国对相对收益的竞争削弱了供给的根本动力,高昂的供给成本强化了供给的内部约束,美国的全面介入强化了供给的外部约束。最后,论文考察了东亚各国为突破“优质化”困境所采取的策略:RCEP已经成为东盟主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尝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中国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二者都对突破困境有一定帮助,但相比之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更为积极。第6章“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对未来东亚经济合作趋势的理论预测。论文首先明确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确定性,即:供给主体的范围已不可避免地泛化到东亚之外,实现“纯粹东亚”供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类区域公共产品将形成多层次共存且无法相互替代的局面;供给机制将更加多元化且长期并进。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东盟能否继续充当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心,中日之间的供给竞争将走向何方,美国主导的“亚太化”供给发展前景如何。最后,要实现区域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就必须将已然分化的预期收益再整合,促使主要大国承担更多的供给成本,在TPP、RCEP和“海上丝路”三大供给平台的竞争与互融中将外部性内在化。第7章“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是对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理论思考。在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下,我国能否有效提升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取决于三个方面,即:是否有着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以解决供给意图和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能否选择合乎实际的供给策略以协调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化解现实中的具体风险。但无论如何,“大周边”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从而为我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最后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何砚^[10]（2015）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流动性冲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以流动性冲击为切入点,研究中国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理论研究价值来看,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理论为依托,研究流动性冲击视角下,中国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影响,有助于加深理解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探索流动性冲击形成的原因,发掘超额货币供给量在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之间所起的作用和机制,有助于推动在全球流动性泛滥背景下货币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从现实意义来看:第一,数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主要经济体先后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向经济体系注大规模流动性为各国的金融市场“补血”,由此造成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因此,分析流动性问题,有助于理解流动性对中国经济产生作用的机制及其影响,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发生。第二,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不断参与国际分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模式——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和国际投资所带来的技术、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国际收支双顺差,进而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占款。中国央行因对冲外汇占款,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造成了中国流动性冲击。因此,分析外部失衡与流动性问题,有助于理解中国外部失衡是如何影响中国内部经济的平稳运行,有助于治理中国经济外部失衡,更好的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第三,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既无法为超量的货币提供金融产品予以容纳,也无法将其转化为有效投资。这样,外部失衡带来的超量货币形成了中国经济体内的流动性冲击。在流动性冲击下,中国出现了以房地产价格快速增长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同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即依靠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作用日益下降。因此,研究流动性冲击与中国经济内部失衡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机制,有助于治理中国经济内部失衡,有助于加深理解建立、健全中国金融市场,对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殊意义。就研究内容和思路而言,本文首先通过研究外部失衡与流动性冲击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形成流动性的根源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的金融行业和技术创新能力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接下来本文以央行资产负债表为分析起点,对流动性冲击的直接来源——各期广义货币（M2）增量进行考察,在此研究过程中,也证明了以发行央票为主要手段,对冲流动性冲击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有效缓解流动性冲击。随后对中国流动性冲击的具体程度进行了度量,由于存在较多因素与流动性冲击产生关联,所以采用本文提供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必然存在误差,故此,本文选取非国有企业融资困难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微分方程理论模型,揭示出非国有企业融资困难能够加剧流动性冲击,从而对误差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经过以上研究,能够对中国流动性冲击产生的根源、波动规律、直接来源和货币政策调控失效,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为下一步分析流动性冲击和内部失衡之间的相互关系作铺垫。那么,流动性冲击是如何对中国内部失衡产生影响的呢?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阐释了流动性冲击通过资产价格渠道,对内部失衡产生作用。至此,本完成了流动性冲击、中国经济内外失衡之间相互影响、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最后本文以演化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对流动性危机进行了理论意义上的研究,分析爆发流动性危机后,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的有限理性行为选择,为政府缓解流动性危机提供可参考的理论研究。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拓展了流动性冲击问题的研究范畴。区别于常见的,仅分析过剩型流动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本文对流动性问题的研究不仅包括过剩型流动性冲击,也涵盖不足型流动性冲击和流动性危机。并利用包含过剩和不足两类型流动性冲击分析其对中国内外失衡的影响机理。本文亦从理论上对内外失衡冲突在流动性问题的集中体现——流动性危机的形成机制和治理进行了分析。这样本文对流动性冲击的分析涵盖了,从一般性冲击（包括过剩型和不足型）到极端情况的危机。第二,研究视角比较新颖。本文并未完全依靠is—lm—bp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经内外失衡,而是从形成流动性冲击的原因入手,再到解释央行发行货币量超过中国经济体实际需求这种行为的原因,然后研究流动性对中国内外失衡的影响。这样,从微观金融理论为研究的起点,随着研究的推进分析宏观货币理论和内外失衡,在研究过程中打通微观金融理论与宏观货币理论的联系渠道,从而揭示出中国流动性冲击形成的机制及其与内外失衡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三,本文在分析形成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研究过程中,理论分析过程中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较为详细的论述了金融发展差异和技术差距在形成国际垂直分工的作用及其过程。在实证研究中,构建包含全球六十八个国家大样本面板数据,再按收入水平再细分为四类国家,不同类型国家进行组合,展开实证研究,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属于一个较新的创新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第一,中国流动性冲击包括过剩冲击和不足冲击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冲击均是货币投放量与实际货币需求量不同方向、数量的偏离,并且两种类型冲击先后续连。第二,一国金融行业相对制造越具有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并且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金融市场越完善,经常账户出现逆差的可能越大;同时,人口抚养比越低,政府收支盈余越多,人均GDP越低,上市公司总资本越少,越容易出现经常账户顺差。第三,非国有企业融资困难会诱发中国流动性冲击的形成,而当非国有企业融资环境得到改善、融资比例上升,能够缓解中国流动性的冲击。第四,流动性冲击可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影响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影响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抑制了消费,刺激了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第五,现代金融市场存在将流动性逆转放大至流动性危机的机制,一旦发生流动性危机,由于流动性危机的爆发具有金额市场系统内生性的特征,所以政府的介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是较为可行的政策选择。在此过程对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设立救助税,有助于使政府救助政策惠及全体市场投资者。

二、资本缺乏与盈余下国际投资的博弈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本缺乏与盈余下国际投资的博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际社会资本视角下国际产能合作机理及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矿区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机制与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 ——以中美两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环境规制、贸易效应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流动性冲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资本缺乏与盈余下国际投资的博弈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合作研究[D]. 高云峰. 吉林大学, 2020(03)
• [2]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D]. 崔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3]国际社会资本视角下国际产能合作机理及模式研究[D]. 刘亚琪.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9(02)
• [4]矿区压煤村庄搬迁动力机制与PPP模式研究[D]. 马靖华.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9)
• [5]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 ——以中美两国为例[D]. 万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03)
• [6]环境规制、贸易效应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D]. 李秀珍.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4)
• [7]中国保险资金夹层投资的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D]. 王颢. 武汉大学, 2017(06)
• [8]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D]. 谢罗奇. 湘潭大学, 2016(06)
• [9]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D]. 马学礼. 吉林大学, 2016(08)
• [10]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流动性冲击问题研究[D]. 何砚. 中央财经大学,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