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1]（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葛晶[2]（2019）在《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元经济转型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需要面对的重要战略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都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得这种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发挥,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迁移到城市,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人口转变所形成的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可以为二元经济转型提供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均是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的是,日本人口转变与跨过商业化点同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则是发生在商业化点以后,人口转变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进入人口转变第三阶段,迅速发生和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使我国在短期内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进了劳动力市场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完成,现阶段人口红利的递减使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抚养负担加重,投资、储蓄下降等困境。一旦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我国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就可能使二元经济转型陷于停滞,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国内外学者从人口转变影响劳动力供给,人口老龄化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等方面对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缺少对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的系统的、深入的理论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但人口的增长及其演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本文依据这一基本原理,以人口转变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总结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人口转变特征;考察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与现状,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了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在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发人口红利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中国的经验实证、境外经验借鉴和对策建议四个部分来分析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梳理归纳出主要学术观点。以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为切入点,概括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和三个发展阶段,着重从影响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探讨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概括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为中国的经验实证。通过对我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进行计量检验。选取二元对比系数、人口抚养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投资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用机械总动力增长率等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采用1990—2017年数据,分析得出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推进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但是,持续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带来的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使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劳动人口减少、养老负担加重、人口红利递减等困难,二元经济转型面临严峻挑战。第三部分为境外经验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都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但由于转型速度的不同,人口转变的作用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二元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变阶段入手,根据其阶段性发展特征,总结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即利用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调整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等,这些经验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目前,我国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少儿抚养比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面对人口红利的递减,要促进二元经济转型,就要协调好人口内部再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关系,从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等方面入手,降低二元经济转型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克服日益提高的抚养比给经济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
张子峻[3]（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徐丹华[4]（2019）在《小农现代转型背景下的“韧性乡村”认知框架和营建策略研究》文中指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农村被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基于大国小农的现实,乡村营建出现了小农现代转型的迫切需求与乡村社会经济环境格局不断变动的新趋势,亟需相关理论研究的支持。“韧性”科学是复杂系统应对环境变化的重要理论工具。因此,本研究从韧性视角出发,选取应对变化能力较为脆弱、小农问题最为突出的农业型乡村作为研究对象,提出研究问题“基于小农现代转型背景,如何认知、如何营建应对复杂动态风险的韧性乡村”,按照“理论逻辑搭建-关联机制解析-认知框架诠释-营建策略建构”的研究路径,以复杂适应系统为认识论基础,基于韧性理论的分析工具,识别影响乡村系统韧性的关键要素与作用机制,建构“韧性乡村”的认知框架,据此提出“韧性乡村”的营建策略和方法,并以浙江遂昌县古坪村为实证研究载体,为农业型乡村的“韧性乡村”营建提供借鉴。主要研究内容为:（1）乡村营建要素特征与系统韧性的关联机制解析。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层面分别选择我国乡村演化的四个时期与当前乡村的三种主要类型,在微观上从空间营建“主体-产业-空间”向度进行解析,在宏观上利用“社会-经济-环境”维度的“韧性乡村”评估方法进行韧性状态判定,建立两者的关联机制,并厘清当下乡村产业分异中农业型乡村韧性发展面临的路径困境。（2）“韧性乡村”的认知框架诠释。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的认识论基础和韧性理论的分析工具,在乡村演化过程中,识别系统开放性、村民组织化、主体话语权、产业与空间的复杂性等要素对系统韧性的作用机制,归纳出先决条件、决定要素和表观特征等“韧性乡村”的认知框架。（3）“韧性乡村”的营建策略建构。提出融合内部与外部动力的乡建共同体、小农话语赋权的主体营建策略,旨在深化与延长多元复合产业链的产业营建策略,通过生态基底建构、乡村性保存与社区认同设计等实现综合韧性目标的空间营建策略,以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提升系统综合韧性。并确立“韧性乡村”的情景规划方法与实施原则。（4）“韧性乡村”营建的实证研究。以农业型乡村浙江古坪村为研究对象,基于“韧性乡村”的认知框架,提出“团结大乡建”共同体、产业情景策划与适应性更新等营建策略,对小农现代转型背景下的“韧性乡村”营建实践提供前期策划、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等过程具有实证与借鉴价值。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基于现代转型小农的主体适应性,通过乡村营建要素特征与系统的韧性状态关联,提出了“韧性乡村”的认知框架;在方法层面,从韧性的视角建构乡村人居环境在主体、产业与空间维度的营建策略与方法,对乡村应对各类不确定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袁龙[5]（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郑墩[6]（2019）在《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文中提出宪法的正确解释取决于正确的宪法观,正确的宪法观取决于正确的国家观。宪法归根结底处理的是整体与个人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形成了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国家观,二者都是建立在超验预设基础上的国家意识形态。为了解决二律背反,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应当对国家进行批判,这是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解决先验宇宙论二律背反给我们的启示。国家批判的首要环节是国家意识形态批判,在各种国家意识形态中,形而上学国家观最具代表性,首当其冲地应受到批判。国家批判的理论前提是国家概念的界定,出于有利于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国家的核心要素应当界定为政治统治关系,那么国家就是政治统治的现象总和。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前提是哲学基础批判,这些哲学基础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具有片面性,却借用普遍性的名义以偏概全,从而成为为政治统治辩护的工具。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的理论前提是古典形而上学批判,古典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哲学是同义语,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出现了诸多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为相应的形而上学国家观奠定了哲学基础,二者具有逻辑上的密切联系。形而上学国家观具备三种形态。首先,它可以区分成目的论的、理想主义的国家观和非目的论的、非理想主义的两种形态,后者只是本体论哲学的不自觉运用,将共同体的公意、传统、同质性等事物在本体论上预设起来,因此是纯粹的共同体主义国家观。其次,理想主义国家观又包含着极端与温和两种立场,极端理想主义国家观除理想之外毫不妥协,不承认其它事物的合理性,而温和理想主义国家观则将理想转化为理想层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调和。于是,极端理想主义、温和理想主义、共同体主义就成为形而上学国家观的三种形态,极端理想主义国家观以柏拉图、奥古斯丁、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代表,温和理想主义国家观以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为代表,共同体主义国家观则以卢梭、柏克、施米特为代表。形而上学国家观具备许多共同的本质特性,它们都具备意识形态性,都秉持整体主义立场,并且以自己的逻辑将部分人视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使他们获得统治他人的正当权力。形而上学国家观是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对它进行批判并未完成全部的批判工作。此外,还应当对其它国家意识形态,如社会契约论、科学主义国家观展开批判,最后还要从正面对国家进行分析。批判工作只有同时具备批评意义和分析意义才能完整,从正反两面对国家展开批判,最终才能建构正确的国家观。以上工作应当分步骤进行,完成对国家的批判工作,具备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将有助于宪法的正确实施。从哲学史的视角出发,分析各种国家观的哲学基础,对它们展开深入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宪法学元理论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宪法学的基础研究,一般侧重于在政治哲学的学科范围内,对国家与宪法的元概念和元问题展开探讨,并将结论作为宪法学的理论基础。然而,世界观决定国家观,政治哲学的一般观念并非具有绝对的独立性,而是取决于具有总体性的哲学观念,国家观归根结底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故此,在哲学层面上进行研究,将更有利于准确理解各种国家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以产生的根源,而且,哲学基础批判能够加强批判错误国家观的现实效果,产生更强的说服力。所以,这种宪法学基础研究的新思路,不仅有创新性,而且能够抛砖引玉,以期对宪法学的发展做出绵薄的贡献。
王强[7]（2019）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技术进步偏向性影响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4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表明我国劳动力要素开始出现短缺,而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传统的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在竞争中获取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在新常态下,要维持我国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必须提高我国劳动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技术进步要偏向劳动要素。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技术进步正偏向于资本要素,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会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我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经济机构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加快了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另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加剧了我国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因此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的影响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在细致梳理技术进步偏向的理论与研究基础之上,以不变弹性CES生产函数作为总量生产函数,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中国各省份在1978-2016年期间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介于0.73-2.583之间。我国除了天津、吉林和贵州三个地区之外的其他省份要素替代弹性都是小于1的,表明这些地区资本与劳动要素总之间呈互补的关系。进一步,本文借鉴徐现祥（2010）的方法定义了技术进步偏向指数来定量的衡量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并计算了各省份样本区间内的劳动效率增长率与资本效率增长率,从而得到了技术进步偏向指数。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技术进步在大多数年份稳步偏向资本,尤其是在1992年、2004年和2010年时表现的最为明显,但在2008年由于全球爆发了次贷危机,该年的技术进步明显的表现为劳动偏向。最后,本文通过二元对比系数定量的衡量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并通过相应的回归模型探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城乡二元对比系数与技术进步偏向指数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即城乡二元对系数越小,城乡二元结构强度越强,技术进步偏向指数越大,技术进步越有偏向资本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将样本区间按照技术进步偏向指数波动的情况分成4段时期,分别研究了每段时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情况,并得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2005-2010年这段时期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偏向影响最大。为此,本文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尽快缓解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杨雪芬[8]（2019）在《二元经济结构演化中的农业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着国民生计的本质性问题,必须始终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本文在此现实背景下,研究我国的农业发展问题。文章简要的阐述了国外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国内学者关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概况。探究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并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同时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系统的分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运用2003-2017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AR模型,通过协整检验和方差分解等,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运用2003-2016年全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分东中西部地区,建立PVAR模型,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检验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动态互动效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二元经济结构对农业发展有显着的负效应;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有显着的正效应;（2）在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贡献较大,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对农业物质资本深化贡献较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人力资本深化贡献较大;（3）在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物质资本深化贡献更大;（4）在西部地区,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贡献更大,而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东中西部的贡献都很大。因此针对文章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淡化历史原因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需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推动县域经济一体化;（2）坚定不移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3）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实行有差异的农业发展政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东部地区应侧重加大农业从业者教育和技能等人力资本以及农业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中部地区则应该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农业技术进步方面加大投资;而西部地区则需要加大农业物质资本投入,提高农业劳动者接础素质、职业技能,重视农业技术进步,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
游澜[9]（2018）在《疾病书写与现代主体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个体与现代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将现代临床解剖医学的出现归因于一种将死亡纳入科学技术体系的启蒙精神。透过死亡之镜,人得以将自我的身体客体化,用科学话语捕捉自己,将自身建构为客观知识的源头。同样地,十九世纪人文艺术领域以疾病与死亡为中心的抒情风格也源自于这种以语言将自我意识客体化的思潮。由此,我们得以推断出西方现代文明在建构有关自我知识时的某个逻辑起点:承认“人”之必死性与有限性,而这也正是现代主体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引入,这股同时蔓延实证医学与人文艺术领域的“疾病-死亡”哲学思潮同样席卷了现代性萌发期的中国。西方现代医学改变了传统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对“人”的认知:从整体性的思维模式向主客二元对立的启蒙思维转型,使个体“人”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天人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角色化的伦理关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现代主体自我建构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疾病书写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爆发性的增长,并且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地嬗变,其嬗变的轨迹与个人主义的发展线索几近重合:发轫于“五四”后期,盛行于三四十年代,沉潜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复苏于“新时期文学”,继而在后新时期得到多元化的发展。疾病书写隐喻的不仅是“亡国灭种”的民族-国家主体性危机,更有个人主体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困境,对现代性的追求与反思。因此,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书写的解读,将会是我们解锁二十世纪个人主体与现代性历史的一把钥匙。主体并非固化的整体性概念,其内涵在不同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为了更好地描述现代个人主体的多维面相,我们将其放置在不同的空间语境中,透过疾病书写的隐喻分析对其内涵进行情境化的阐释。在情爱与性别关系的情境中,现代个人主体在晚清民初才子佳人叙事、“五四”末期情爱叙事以及“后新时期”情爱与精神疾病叙事中,依次呈现出以个体情感诉求、理性中心主义以及非理性自我为内涵的主体类型,而相关的疾病书写则分别隐喻了个体情感诉求的挫败、理性自我的灵肉分裂以及非理性自我对工业社会工具理性同质化进程的逃遁;在欲望都市的情境中,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的神经症隐喻了企图以参与西方都市现代性的方式建构自我身份的欲望主体的失落,而后新时期都市小说中欲望化的疾病则隐喻了都市化进程中由乡村向都市迁徙的欲望主体自我身份的迷失;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新写实小说中个体的沉沦与主体性的失却,源自其对疾病引发的死亡恐惧的遮蔽,尽管在部分新写实小说中,个体确立了以“工作”超越死亡恐惧的职业主体设计,但具有超越性的个人主体仍然难免物欲社会价值观念的侵袭,而疾病书写恰好隐喻了对特性的日常生活的沉沦与超越的两难处境。最后,在阎连科“耙耧系列”的疾病书写中,个体被塑造为以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反抗死亡的存在主义主体,隐喻了人类普遍境遇中文明与自然、生与死的永恒对抗。现代主体的文化设计来源于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认知以及对这种有限性的想象性超越。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现代个人主体的历时嬗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有限性的想象性超越不可能带来一劳永逸的价值确证,无论在何种社会历史语境与关系情境中,现代个人主体总会面临各种解体性的威胁,但是,这些解体性的力量恰恰印证了现代性与生俱来的使命: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现代主体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
邱晓丹[10]（2018）在《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1950-70年代的文学为了服务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的规训和自己的主动谋合下,产生了将文学人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形象,塑造为符合该时期一定道德、精神、才能、阶级等标准的“英雄”的书写倾向。本文将具有这种书写倾向的文学文本称之为“英雄书写”。英雄书写作为一种既描写了英雄人物、又描写了非英雄人物的立体的文学表达,一方面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展现了该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在非英雄人物形象在塑造中隐藏下诸多与之相去甚远的异质成分。这使得英雄书写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该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是分析当时社会整体思想形态的理想文本。关于1950-70年代的社会思想状况,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该时期社会运行中振聋发聩的一统性地位,学界长期忽略了潜藏在其笼罩之下的其他思想学说的影响。建国后,中国社会进一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它依然受着儒家传统多方面的影响。1950-70年代英雄书写所竭力塑造的、作为该时期国家话语重要内容的“人民英雄”形象,以集体主义为其核心价值取向,其重要社会功能是提供一种道德规训。道德规训是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的重要联结点。“人民英雄”概念中包含着诸多复杂矛盾的内涵特质,这其中隐藏着对儒家思想的变异性继承。英雄书写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对儒家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社会、宗法制度和社会理想等方面都有所衔接和继承。这表明1950-70年代社会在其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训之下,仍隐藏着一幅儒家传统社会图景。儒家传统在1950-70年代社会的命运,虽然主要表现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坏和压制,但也有因其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而得以加强的一面。儒家学说是一种具有整体观框架的学说,它得以形成,并与社会兼容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的一种天然独立的整体性社会形态。1950-70年代社会人为的封闭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时期社会整体性形态的回归。改革开放以后,全球化的融合使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性形态再次打破,再次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部分型社会。这与具有整体观性质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不兼容的。进入新时期以后,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具有道德规训特质的英雄书写式微,文学书写朝着彰显个体欲望、去道德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文学承担的道德规训功能式微,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文学本身。而社会在全面经济转向的冲击下,呈现出人文精神危机和道德困局。1990年代的儒学“复兴”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中大陆新儒家的一支表达了如同传统社会时期的用儒家思想干预社会运行的“政治儒学”的构想。中国当代社会这一思想脉络的流变,在文学的英雄书写中得到了完美的映照和见证。此后的文学,还将继续承担这一作用和功能。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人口转变理论 |
| 2.1.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 2.1.3 二元经典模型关于人口因素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探讨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对中国人口转变问题的研究 |
| 2.2.2 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研究 |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述评 |
| 第3章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理论研究 |
| 3.1 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 |
| 3.1.1 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 |
| 3.1.2 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 |
| 3.2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 |
| 3.2.1 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2.2 通过资本积累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2.3 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3 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 |
| 第4章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经验实证 |
| 4.1 中国人口转变及特征的统计描述 |
| 4.1.1 我国人口转变总体情况 |
| 4.1.2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
| 4.1.3 人口老龄化 |
| 4.1.4 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国际比较 |
| 4.2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统计描述 |
| 4.2.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2.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2.3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 4.3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检验 |
| 4.3.1 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3 经济变量的多元回归 |
| 4.4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
| 第5章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借鉴 |
| 5.1 日本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1.1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1.2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2 韩国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2.1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2.2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3 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3.1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3.2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4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 |
| 5.4.1 利用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4.2 增加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总量 |
| 5.4.3 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 |
| 5.4.4 减轻养老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 |
| 第6章 开发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
| 6.1 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 |
| 6.1.1 鼓励就业创业,挖掘未兑现人口红利 |
| 6.1.2 提高劳动参与率,拓展人口红利空间 |
| 6.1.3 促进劳动力转移,开发结构型人口红利 |
| 6.2 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
| 6.2.1 重视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普遍提升 |
| 6.2.2 坚持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
| 6.3 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 |
| 6.3.1 适度扩大生育自主权 |
| 6.3.2 完善生育制度安排 |
| 6.4 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 |
| 6.4.1 提高劳动生产率 |
| 6.4.2 延长老龄人口红利 |
| 6.4.3 加速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
| 6.4.4 推动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发展 |
| 6.4.5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 2.5 本章结语 |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 致谢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背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建设新趋势 |
| 1.1.1 “大国小农”格局的现实背景 |
| 1.1.2 小农现代转型的迫切需求 |
| 1.1.3 乡村不断受到动态风险的挑战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定位: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2 研究目的 |
| 1.3.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论述框架 |
| 1.5 研究特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解析 |
| 2.1 响应危机、以问题为导向的乡村人居环境理论演进 |
| 2.1.1 国外乡村理论研究动态 |
| 2.1.2 国内乡村研究发展趋势 |
| 2.2 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与实践评析 |
| 2.2.1 国外相关政策与实践启示 |
| 2.2.2 国内乡村政策与营建实践 |
| 2.3 本章小结 |
| 3 “韧性乡村”的理论基础 |
| 3.1 乡村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基础认知 |
| 3.1.1 传统概念下的系统论 |
| 3.1.2 复杂适应系统 |
| 3.1.3 乡村作为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基础认知 |
| 3.2 韧性城市和韧性乡村 |
| 3.2.1 韧性城市:从防灾到应对多元化风险 |
| 3.2.2 韧性乡村:从突变扰动到渐变扰动 |
| 3.3 分析工具与研究逻辑搭建 |
| 3.3.1 “韧性乡村”评估方法 |
| 3.3.2 乡村营建的三向度:空间、产业、主体 |
| 3.3.3 “路径、构成、维度”的研究逻辑 |
| 3.4 本章小结 |
| 4 外部扰动下乡村营建要素特征的动态演化与韧性状态评估 |
| 4.1 传统自洽时期:重农思想下的乡村自组织(-1949): |
| 4.1.1 土地、赋役与基层管理的制度演进 |
| 4.1.2 重农思想下的人口自组织活力 |
| 4.1.3 家庭组织化、兼业化的生产行为 |
| 4.1.4 乡里共同体下的村落建设 |
| 4.1.5 乡村主体不断适应的韧性系统 |
| 4.2 二元限制时期:国家意志下的乡村他组织(1949-1978) |
| 4.2.1 乡村开放性的制度限制 |
| 4.2.2 他组织压力下的逆城镇化 |
| 4.2.3 集体化的农工分化 |
| 4.2.4 节俭单一化的空间建设模式 |
| 4.2.5 半开放系统的韧性僵化 |
| 4.3 快速变革时期:市场导向下的乡村原子化(1978-2002) |
| 4.3.1 转型期下的村庄自治 |
| 4.3.2 单向流入城市的乡村人口 |
| 4.3.3 城镇化中的产业发展起落 |
| 4.3.4 设计初步介入下的自主建设浪潮 |
| 4.3.5 主体原子化的韧性危机 |
| 4.4 重构转型时期:乡村产业分异下的韧性异化(2003-2017) |
| 4.4.1 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制度新阶段 |
| 4.4.2 农业型乡村:弱势化与空废化 |
| 4.4.3 工贸型乡村:大小共同体下的就地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 |
| 4.4.4 旅游型乡村:外源式与内生式的分异 |
| 4.5 “乡村振兴”战略(2017—):何为农业型乡村的韧性发展路径 |
| 4.6 本章小结 |
| 5 “韧性乡村”认知框架的要素识别与机制解析 |
| 5.1 系统韧性建构的先决条件:开放性 |
| 5.1.1 开放性的衡量指标和影响因素 |
| 5.1.2 当前时期的乡村系统开放性 |
| 5.2 韧性演化的决定要素:主体组织化与话语权 |
| 5.2.1 主体组织化 |
| 5.2.2 主体话语权 |
| 5.3 韧性演化的表观特征:产业与空间的复杂性 |
| 5.3.1 主体适应力作用下产业与空间的演化机制 |
| 5.3.2 产业与空间复杂性对系统韧性的反馈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韧性乡村”的营建策略与方法 |
| 6.1 主体:赋权转型小农的乡建共同体建构 |
| 6.1.1 融合内外部动力的乡建共同体 |
| 6.1.2 转型小农的主体话语权赋权 |
| 6.2 产业:多元复合产业链的深化与延长 |
| 6.2.1 产业链内涵 |
| 6.2.2 深化:组织化和品质化的农业生产 |
| 6.2.3 延长:灵活多元的产业格局 |
| 6.3 空间:综合韧性目标下的适应更新 |
| 6.3.1 作为生态基底的空间营建 |
| 6.3.2 协同产业发展、村民交往的“乡村性”支撑 |
| 6.3.3 利于社区认同的空间设计 |
| 6.4 基于情景规划的“韧性乡村”营建方法 |
| 6.4.1 应对不确定性的情景规划内涵 |
| 6.4.2 “韧性乡村”的情景规划营建方法 |
| 6.4.3 营建策略实施的原则 |
| 6.5 本章小结 |
| 7 实证研究:遂昌古坪村的“韧性乡村”实证营建 |
| 7.1 案例选取与研究视角 |
| 7.1.1 案例选取背景 |
| 7.1.2 研究目标 |
| 7.2 要素特征提取与发展定位 |
| 7.2.1 古坪村要素特征的田野调查 |
| 7.2.2 发展风险与定位 |
| 7.3 “团结大乡建”共同体的主体动力 |
| 7.3.1 共同体建构 |
| 7.3.2 政治话语赋权:公共参与机制 |
| 7.3.3 资本话语赋权:法人乡建模式 |
| 7.3.4 知识话语赋权:“小美”公益助农平台 |
| 7.4 多情景的产业策划 |
| 7.4.1 产业链复合化:产业多元联动 |
| 7.4.2 两种发展情景界定 |
| 7.4.3 时间动态性:时节适应补足 |
| 7.5 适应性更新的空间韧性营建 |
| 7.5.1 生态安全格局:环境保护与宜居生活的协调 |
| 7.5.2 画里浙南乡村:景观与文化的多重乡村性体验 |
| 7.5.3 主客共享空间:日常生活空间的激活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语 |
| 8.1 总结与启示 |
| 8.1.1 研究总结 |
| 8.1.2 研究启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论(上) |
| 第一节 白话新诗与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 |
| 一、“诗界革命”的影响 |
| 二、意象派的影响 |
| 三、新诗运动倡导者的选择 |
|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和深化 |
| 一、闻一多“幻象”论对胡适“影像”论的深化 |
| 二、象征派意象诗学的勃兴 |
| 三、意象美学研究的自觉 |
| 第二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论(下)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生活意象论的崛起 |
| 一、艾青的“生活感觉”意象论 |
| 二、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 |
| 第二节 九叶诗派的意象论 |
| 一、唐湜的“诗质”意象论 |
| 二、袁可嘉的“类型意象”论 |
| 第三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贵意”倾向 |
| 第一节 意象的“贵意”传统与“意” |
| 一、意象的“贵意”传统：言意之辩 |
| 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 |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贵意”性 |
| 一、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贵意”之“意” |
| 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贵意”的原因 |
| 第四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尚象”倾向 |
| 第一节 中西“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 一、中国古代“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 二、西方“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尚象”性 |
| 一、“尚象”之“象”的形象性 |
| 二、“尚象”之“象”的象征性 |
| 三、“尚象”之“象”的变动性 |
| 四、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尚象”的原因 |
| 第五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与批评论 |
| 第一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 |
| 一、“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 |
| 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 |
| 三、营造意境：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创构的审美追求 |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批评论 |
| 一、意象批评的过程及心理活动 |
| 二、意象批评需具备的个人能力 |
| 三、20世纪前期意象批评兴起的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
| 五、本文的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争论迭起：中国宪法学的难题 |
| 一、宪法释义学的局限性 |
| 二、立场分歧：宪法实现的困惑 |
| 三、宪法哲学：多元立场的理论基础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国家观的困惑：整体性与个人权利的二律背反 |
| 一、二律背反之正题 |
| 二、二律背反之反题 |
| 三、正题之证明 |
| 四、反题之证明 |
| 五、结论：国家观的困惑 |
| 第三节 康德的启示：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 |
| 一、康德的启示：纯粹理性批判 |
| 二、国家批判的必要性 |
| 三、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 |
| 第四节 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的必要性 |
| 第二章 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的理论前提 |
| 第一节 国家：实施统治的政治体 |
| 一、“国家”概念的四种主张 |
| 二、国家批判中“国家”概念的确定 |
| 三、结论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批判 |
| 一、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
| 二、意识形态分析：含义、功能与阶段 |
| 三、意识形态批评：政治统治的工具 |
| 第三节 古典形而上学批判 |
| 一、古典形而上学在哲学史发展逻辑中的地位 |
| 二、古典形而上学的内涵 |
| 三、古典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 |
| 第三章 形而上学国家观的三种形态及其批判 |
| 第一节 极端理想主义国家观批判 |
|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批判 |
| 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批判 |
| 三、教皇专制主义批判 |
| 第二节 温和理想主义国家观批判 |
| 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批判 |
| 二、阿奎那政治学说批判 |
| 三、黑格尔伦理国家观批判 |
| 第三节 共同体主义国家观批判 |
| 一、卢梭共和国理论批判 |
| 二、柏克保守主义批判 |
| 三、施米特政治共同体理论批判 |
| 结论 |
| 一、形而上学国家观的谬误 |
| 二、对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展望 |
| 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框架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技术进步偏向性文献综述 |
| 2.1.1 技术进步偏向理论的发展 |
| 2.1.2 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定 |
| 2.1.3 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原因 |
| 2.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文献综述 |
| 2.2.1 城乡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 |
| 2.2.2 国内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研究 |
| 2.2.3 “刘易斯第一拐点”的争论 |
| 2.3 文献总结 |
| 3.城乡二元结构对技术进步偏向性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实证模型的设定与相关变量的测度方法 |
| 4.1 实证模型的设定 |
| 4.2 相关变量的测算方法 |
| 4.2.1 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测度方法 |
| 4.2.2 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方法 |
| 4.2.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方法 |
| 5.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技术进步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数据来源 |
| 5.2 技术进步偏向指数测度与分析 |
| 5.2.1 平均技术进步偏向指数 |
| 5.2.2 各年份技术进步偏向指数 |
| 5.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与分析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回归结果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分时段回归 |
| 6.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1.1 国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1.2 国内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概述 |
| 2.2 实现中国农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2.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 |
| 2.2.2 物质资本深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人力资本深化的相关研究 |
| 2.2.4 农业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论 |
| 第3章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 |
| 3.1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
| 3.1.1 经济政策的影响 |
| 3.1.2 建立城乡户籍制度 |
| 3.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
| 3.2.1 二元经济结构的统计测度指标 |
| 3.2.2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 |
| 3.3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3.3.1 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 |
| 3.3.2 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落后 |
| 3.3.3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发展理论分析 |
| 4.1 农业发展路径的内涵概括 |
| 4.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 4.3 物质资本深化 |
| 4.4 人力资本深化 |
| 4.5 农业技术进步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发展实证研究 |
| 5.1 计量模型、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2 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
| 5.3 全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点 |
| 第一章 自我的疾病:疾病、情爱与个人主体 |
| 第一节 引论 |
| 第二节 才子佳人叙事中的疾病书写、个体诉求及其现代嬗变 |
| 一. 元明才子佳人叙事中的相思病 |
| 二. 晚清民初才子佳人叙事中的疾病书写与现代特征 |
| 第三节 启蒙的病症:“五四”情爱叙事中的疾病与现代主体 |
| 一. “时代病”:灵肉分裂与主体困境 |
| 二. 疾病、性别与自白制度 |
| 第四节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情爱与精神疾病 |
| 一. 非理性的诱惑：从启蒙到反启蒙 |
| 二. 非理性自我与退隐的主体 |
| 第二章 欲望的疾病:疾病书写与都市现代性反思 |
| 第一节 引论 |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幻灭: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的疾病与反思现代性 |
| 一. 从都市到乡村:神经症、“无家感”与主体危机 |
| 二. 摩登女与浪荡子:疾病话语、主客关系与商品逻辑 |
| 第三节 欲望的辩证法:后新时期都市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
| 一. 欲望都市:瘾症、革命伦理与主体迷失 |
| 二. 从乡村到都市:欲望冒险、疾病反思与田园怀1旧 |
| 第三章 日常生活的疾病:疾病、沉沦在世与反抗死亡 |
| 第一节 引论 |
| 第二节 新写实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主体困境 |
| 一.疾病事件与主体沉沦 |
| 二.职业主体:日常生活的类本质超越 |
| 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主体化:阎连科“耙耧系列”中的疾病书写与反抗死亡 |
| 一. 接受死亡与生本能的悖论 |
| 二. 反抗死亡与日常生活的主体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摘要 Abstract 0.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 |
| 0.1.1 文学的“英雄”主题 |
| 0.1.2 建国后的“英雄”书写 |
| 0.1.3 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 |
| 0.1.4 英雄书写的80年代转向 |
| 0.2 研究意义 |
| 0.2.1 社会思想史意义 |
| 0.2.2 文学意义 |
| 0.3 研究方法 |
| 0.4 文献与研究综述 |
| 0.4.1 50-70年代的英雄研究 |
| 0.4.2 新时期的英雄研究 |
| 0.4.3 现当代文学中的儒家传统研究 |
| 0.5 论文大纲 1. 文学英雄书写的形成 |
| 1.1 当代文学的权力受封 |
| 1.1.1 “一体化”研究范式之外 |
| 1.1.2 文学的主动性 |
| 1.2 社会建设事业与文学部门 |
| 1.2.1 建国初社会的理想氛围 |
| 1.2.2 胡风的诚挚理想 |
| 1.2.3 文学内部的竞争与格局确立 |
| 1.3 革命思维与文学真理标准 |
| 1.3.1 社会建设的革命思维 |
| 1.3.2 革命的文学标准 |
| 1.4 文学的英雄书写时代 |
| 1.4.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 |
| 1.4.2 “谁当主角”? |
| 1.4.3 英雄的“工农兵”出身 |
| 1.4.4 说不尽的“知识分子”与《青春之歌》 |
| 1.4.5 文学的选择与浩然的崛起 2. 道德:英雄特质与儒家伦理 |
| 2.1 成长型英雄与神化型英雄 |
| 2.1.1 集体的“人民”与个体的“英雄” |
| 2.1.2 成长型英雄书写 |
| 2.1.3 神化型英雄书写 |
| 2.2 英雄与儒家的道德联结 |
| 2.2.1 儒学的道德教化历程 |
| 2.2.2 英雄书写的道德规训:正己与正人 |
| 2.2.3 儒家方法的运用:“致广大,尽精微” |
| 2.3 文本英雄的儒家道德特质 |
| 2.3.1 “公私”观念向宋学传统的回归 |
| 2.3.2 “人人英雄”与“满街皆圣人”? |
| 2.3.3 从积极入世到“人定胜天” |
| 2.3.4 圣人“三不朽”与英雄“立功” 3. 英雄书写中的儒家传统社会图景 |
| 3.1 小农社会特质的遗存 |
| 3.1.1 向土地回归的“人民” |
| 3.1.2 《武训传》与扫盲运动 |
| 3.1.3 《不能走那条路》与农地欲望 |
| 3.2 宗法:“女英雄”书写中的男权机制 |
| 3.2.1 女性事业心:最合乎理想的嫁妆 |
| 3.2.2 《李双双小传》与孙庄 |
| 3.2.3 《春暖时节》:启蒙人丈夫对妻子的改造 |
| 3.3 宗法:“改造”不了的家庭与血缘 |
| 3.3.1 “落后”人物集锦 |
| 3.3.2 《山乡巨变》与家庭价值认同 |
| 3.3.3 《艳阳天》与“阶级”概念的儒化 |
| 3.4 “大同社会”还是“共产主义”? |
| 3.4.1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礼运篇》 |
| 3.4.2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答顾东桥书》 |
| 3.4.3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大同书》 |
| 3.4.4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共产主义 |
| 3.4.5 两种乌托邦理想的融合 4. 历史转型与英雄书写的没落 |
| 4.1 整体中国与儒学基础 |
| 4.1.1 “完整的历史世界” |
| 4.1.2 儒家的自然整体观 |
| 4.1.3 近代历史的转型 |
| 4.2 50-70年代的回归与终结 |
| 4.2.1 《叶里藏金》与一元价值 |
| 4.2.2 《千重浪》与自力更生 |
| 4.2.3 《铁军的步伐》与路线斗争 |
| 4.3 整体观与英雄书写 |
| 4.3.1 天地万物非一体下之“仁” |
| 4.3.2 50-70年代的整体观与集体主义 |
| 4.3.3 加入全球化 5. 美丽新世界 |
| 5.1 英雄书写的余韵 |
| 5.1.1 “伤痕”文学与英雄的“思想解放” |
| 5.1.2 新时期的社会共同理想 |
| 5.1.3 社会经济转向与理想书写转型 |
| 5.2 现实主义文学的拐点:从路遥到王朔 |
| 5.2.1 路遥理想中的集体性取向 |
| 5.2.2 王朔反叛的个体性倾向 |
| 5.2.3 文学显学地位与80年代文学 |
| 5.3 成为“文学”的文学 |
| 5.3.1 “人文精神大讨论” |
| 5.3.2 《我爱美元》与去道德化的90年代文学 |
| 5.3.3 纯文学的失落 结语:道德困局与儒学“复兴”?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