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赔偿项目有哪些？

一、费医疗事故赔偿项目有哪些（论文文献综述）

徐恋^[1]（2021）在《论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文中提出所谓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问题,实质包含“质”和“量”两个维度:“质”的维度是指何种财产上不利益可以成为损害,可以并且应该得到赔偿;“量”的维度是指在已经确定应予赔偿的基础上,如何计算并确定最终的赔偿额。如是,财产损害赔偿范围可以依照“损害认定——可赔偿损害界定——损害赔偿确定——损害赔偿计算——损害赔偿减免”的逻辑展开。有损害,斯有赔偿;有赔偿,斯有范围。所以,损害是整个赔偿范围确定问题的逻辑起点,确定赔偿范围时首先需要认定损害是否存在。损害差额说以财产差额之有无作为损害认定之标准。然而,差额说只能表征损害在计算上的大小,未能揭示损害的本质。为契合日益凸显的权利宣示功能之需要,组织说似乎更有优势。无损害,必然无赔偿;但是,有损害未必一定有赔偿。赔偿的对象,必须是法律所认可的,可以得到救济的损害,即可赔偿损害。在比较法上,可赔偿损害的界定模式有三:一是法国的“损害特征界定型”,二是德国的“权益范围界定型”,三是英美法系的“义务射程界定型”。在立法论上,我国可赔偿损害的界定模式应当属于德国法模式,即以被侵害权益的可保护性认定损害的可救济性,以受法律保护的权益范围认定可救济损害的范围。但是,由于缺乏可供解释成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和826条之“三个小的一般条款”的规范基础,在解释论上必须寻找其他方案,“负面排除+弹性制度”即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可赔偿损害仅表征受害人遭受的某种损害事实具有救济的可能性,并不代表其一定能获得赔偿。故在损害的可赔偿性得到肯定之后,需要认定其应赔偿性,以划定赔偿的范围。在完全赔偿原则中,因果关系是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唯一要素;反之,在限制赔偿原则中,除因果关系外,过错程度对损害赔偿的范围也有影响。基于损害赔偿的目的、民法典第1165条的侵权构成模式、理论学说的传承和司法实践的做法,解释论上应当认为我国采用了完全赔偿原则。因此,运用因果关系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即可。传统的因果关系学说,无论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法规目的说,还是义务射程说、法律上最近原因说,其归责要素与过错纠缠不清,归责结构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在运用因果关系确定赔偿范围时,需要对其加以辨正和澄清。在“赔什么”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需要进一步明确“赔偿多少”。因此,损害赔偿的计算至关重要。我国民法典第1184条确立了“以损害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和“其他合理方法”两类方法。其中,前者的适用范围应当限缩适用于市场价格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的直接财产损害,若价格变动不居,则应当以裁判时的市场价格计算;间接财产损害（可得利益损失）应当以受害人原本可取得该利益之时的价格计算。根据司法实践,“其他合理方式”包括无市场价格时的鉴定评估法、投保价值确定法、酌定法和民事特别法规定的其他法定方法。最后,在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时,应该考虑是否有适用损益相抵、过失相抵以及生计酌减等责任减免规则的可能,对已经计算出来之损害赔偿数额加以调整。损益相抵和过失相抵规则非完全赔偿原则之背离,只有基于维护赔偿义务人生存权益考量之生计酌减规则才是完全赔偿原则之例外。基于其例外性格,在立法上对酌减规则的适用条件加以规定,更有利于其妥善适用;在民法典规定阙如的现状下,民法典第132条之禁止权利滥用规则或许可以充当生计酌减的法规范依据。

王慧^[2]（2020）在《错误出生的损害赔偿责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人们科学生育、优生优育观念的提升,产前检查成为妇女生育中普遍采纳的技术服务,由此可以避免产下具有先天性缺陷的胎儿。但是伴随产前检查服务的广泛适用,以及服务人群的增多,服务中出现医疗机构的过失行为,包括胎儿的身体发育情况检查不准确或者没有将胎儿真实发育情况告知夫妻双方。如果医疗机构在检查过程中出现失误行为,孕妇由于初为父母缺乏生产方面的经验并且出于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在进行医疗检查时依据医疗机构给出的相关报告以及医生的主观判断而做出继续妊娠的决定,结果产下缺陷儿。由于缺陷儿的出生带来的财产以及精神损害,父母通过诉讼方式请求医疗机构赔偿损害,对于此种诉讼称为错误出生诉讼。对于错误出生诉讼,最早发生在美国司法裁判中,之后在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相继出现。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态度不一致,处理结果也不一致。在我国目前错误出生损害赔偿案件司法实践中,通过检索裁判文书网发现数据呈现增长趋势,且具体案件文书中出现裁判标准不一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既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针对错误出生的损害赔偿,本文分析司法裁判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同时介绍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裁判实践,并结合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研究此类案件争议的焦点问题,分析得出本文的观点,以期有利于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介绍错误出生损害赔偿的概述,一方面阐述错误出生的概念,另一方面针对错误出生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之后,第二部分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进行具体研究,通过列举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对于各个案例中不同之处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争议点主要存在于原告资格、损害赔偿范围、侵权构成等方面。由于我国针对错误出生损害赔偿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所以在第三部分中主要介绍其他国家关于错误出生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重点对此类案件研究较早的美国、德国等国家进行介绍,分析其处理方法的利弊。最后,在论文的第四部分提出完善我国错误出生损害赔偿责任的建议,针对目前存在的争议,提出确定错误出生损害赔偿责任、医疗机构的免责、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以及损害赔偿范围。

殷云^[3]（2020）在《过度医疗损害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过度医疗行为严重违反了医疗卫生服务的人权标准,因过度医疗引起的医患纠纷正在逐年增加,医患间的信任危机再度升级。《侵权责任法》仅对过度检查略作规制,未涉及过度医疗行为的其他表现形式。理论界对过度医疗行为的法律性质以及过度医疗损害责任认定中的归责原则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司法实践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模式致使患者举证责任过重。医疗损害二元化鉴定模式不仅影响了鉴定结论的公正性,还衍生出过度医疗损害赔偿责任认定困难等问题。基于对患者合法利益的保护以及对医药行业长远发展的担忧,本文以过度医疗损害责任为切入点,针对我国过度医疗理论、实践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论文主体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对过度医疗的成因进行剖析,确定了过度医疗行为在法律上的含义,阐述了过度医疗的影响与危害,总结了过度医疗行为的表现形式。第二部分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重点分析过度医疗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以及法律构成要件。过度医疗行为在法律性质上有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之争论。从本文研究的目的来看,受害人诉诸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具有合理性。过度医疗损害责任的认定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有利于防范防御性医疗行为,平衡医患双方利益,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过度医疗损害责任需具备以下构成要件:行为主体存在过度医疗行为;存在实际的损害结果;过度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主体的主观过错。第三部分明确了过度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为医疗机构。过度医疗损害责任的赔偿原则是全面赔偿原则、限额赔偿原则以及过失相抵原则。过度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除了损害赔偿之外,还应包括赔礼道歉、消除危险以便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第四部分指出了现阶段对过度医疗损害责任规制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应当在立法层面明确过度医疗的范围,将避免过度医疗纳入医方注意义务的内容。此外,还应当引入举证责任缓和制度以减轻患者的举证负担,采用一元化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模式,确定过错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模式的法律地位。

杨静轩^[4]（2020）在《基于价值链的M医院成本管理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民营医院的兴起和“控费”、“降价”医保改革的形成,使得医疗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从宏观政策方面来讲,《医院会计制度》等政策没有完善的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规范,这导致公立医院无法建立标准化的成本核算会计账户。从公立医院自身来说,更加重视医疗服务,忽略成本核算。公立医院特有的公益性质和政策改革使得医院在药品价格方面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以药养医”的局面已经过去,这就需要公立医院寻求新的发展方向,适应日益严峻的市场环境。价值链成本管理是一种以战略为导向的成本管理模式,通过各部门协调配合,从整体的角度度量经营成果,使企业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本文引入价值链成本管理相关理论,从M医院的成本管理现状入手,通过分析M医院存在的问题,得出M医院实行价值链成本管理的必要性。依据外部价值链成本管理理论,从纵向和横向两部分分析M医院的成本,并针对分析结果给予针对性的建议。纵向价值链通过对上游供应商和下游患者分析,得出上游供应商针对高值耗材实行代销库制,针对低值耗材实行“以耗定支”以及通过整合供应商来降低成本的方法,下游患者需对医护工作者的服务态度和等候时间较长两方面进行改进。横向价值链通过对同类医院比较,得出M医院应当加强妇女和儿童这两部分优势,提高人员的学历水平和进修渠道,进行人才引进计划,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来弥补存在的不足。依据作业成本法并结合作业链剖析内部价值链,首先梳理医院的基本流程,识别核心流程,之后找出M医院整体处于不盈利的原因,提出四个方面的成本管理建议,一是把作业成本法与内部价值链有机结合,运用到医院的成本管理中,删减非增值作业,加强银医战略合作。二是针对护理作业,提高治疗效果减少人均住院天数。三是将无法改善的低效作业资源转移来降低成本。四是进行劳务外包,降低人员成本。为确保M医院可以有效实行价值链成本管理,提出完善科室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价值链成本管理的组织机制、价值链成本管理的信息化制度建设三项保障措施。

李宗明^[5]（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医疗服务市场化效率大大提升,而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各种“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繁上演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2009年实行新医改以后,医患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的状况并没改善,依然存在医患矛盾。我国当前多元复杂的医患矛盾,已成为各地政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研究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主体在医患关系制度模式选择中的行为特征和制度困境,从而提出破解制度困境的对策建议,最终目标是完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促进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本文的医患关系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契约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医患双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在一定制度约束和社会道德约束下保持的一种医患风险分担关系;医患关系模式是指政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过程中的制度安排,用以规范医患双方医疗服务行为的一套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规范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管理制度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公益性减弱,虽然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但医疗资源配置却不公平,导致医患矛盾频发,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安全隐患。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承担相应的制度责任、法律责任、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建国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三类医患关系模式:（1）计划经济时期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单一,医患关系制度安排稳定,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稳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浪费严重,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提上了日程。（2）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医疗服务效率提升,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渐突显,导致医患之间利益冲突加剧。中央政府在200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3）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注重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增加公立医院公益性,试图改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形成了如浙江宁波的“宁波解法”、福建三明的“三医联动”以及广东省第三方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联合机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医患矛盾有所缓和,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当前,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过程中,存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地方政府、医疗群体、患者群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制度困境。针对以上困境,制定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的优化路径:一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二是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三是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四是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丰富了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2）理论运用具有创新性。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历史演进,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演进的困境及其原因,深化了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研究,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对经济学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可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其政策建议可为政府制定和谐医患关系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秦雅楠^[6]（2021）在《中小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构建策略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中小学校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学生人身受到伤害,一些学校处置应对不专业、不到位,导致家校纠纷日益增多,部分学生家长采取围堵校门、拉挂条幅、故意伤害他人及损毁公私财物等非法方式和行为,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传统的协商和解、行政调解以及司法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难以满足学校及学生家庭的需要,亟需建立一个中立、权威、有效的第三方调解组织,即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此来化解学校与学生家庭之间的纠纷,构建和谐的家校关系,促进教育法治的发展。本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访谈调查法以及比较研究法,对中小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构建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构建策略。本研究以公共组织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损害赔偿理论为基础,密切结合我国中小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解决的相关规定及实践情况,对构建中小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进行了阐析,并依据中小学校安全事故纠纷案例以及对中小学校长、教师、家长、学生访谈调查结果,结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对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解决的现状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存在的组织建立规定不具体、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力度不强、人民调解程序中的专业性欠缺以及相关配套保障措施不足等困境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调解模式的借鉴,得出我国构建中小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发挥第三方调解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加大政府的推动力度、加强法律的保障作用、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以及促进与保险公司的合作等启示。本研究在立足本国国情,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中小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构建策略,一是通过加强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以及加大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宣传推广来提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信力。二是强调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构建必须遵循独立、专业、便民的基本原则。三是提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构建路径,包括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机构,明确建立主体、部门分工及工作任务;建设人民调解员队伍,严格调解员的选聘制度,开展对调解员的业务培训,使人民调解员具备专业的纠纷处理能力;设置人民调解程序,使调解过程有章可循。四是构建配套保障措施,从法律、物质、机制保障等方面支持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立与运行。

陈智^[7]（2020）在《四川省A医院医患纠纷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医患纠纷是一种人际关系,主要是医生与患者,医患纠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近年来医患矛盾激化,医疗纠纷案件频繁发生。医患纠纷恶化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探讨。医患纠纷不仅体现在医疗行业,也反映了当今社会特殊的行为与心理的冲突。因此,探讨医患纠纷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我们更详细地把握当前的社会关系。医患纠纷的复杂性和变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某些制度的缺陷和社会中的一些不良心理行为的问题。因此,对医患纠纷的研究应该从客观问题入手,把握医患纠纷的现状,探索影响医患纠纷发展的因素。这样有助于找出问题的根源,提出相应的可行建议和方案,使理论研究更具实践性。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本研究梳理和总结了医患纠纷的相关文献,研究和分析了医患纠纷的相关理论,特别是显示了当前医患纠纷的问题和特点在三个方面:不断上升的医疗纠纷,经济关系限制的医患纠纷,医生和患者之间缺乏可信度。然而,医患之间认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患者和医护人员在治疗过程中的观点和认知上的差异。例如,对健康的看法,对疾病的理解,对医疗不确定性的理解,以及对医疗结果的期望都存在差异。研究表明,影响医患纠纷的因素包括:医务人员方面影响因素;患者方面影响因素;第三方影响因素。然后提出研究模型,并对照影响因素提出了理论假设。理论假设结果由第四章调查结果中影响因素分析阐述完成。本研究通过对四川省A医院的访谈,了解相关的医患纠纷问卷调查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访谈和问卷填写,我们可以了解当前医患纠纷的现状和具体事件,从而了解医患纠纷双方存在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医患责任的划分、医疗结果是否令人满意、是否采取正式合法的方式解决医患纠纷等方面。本研究分别对四川省A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的具体内容是基于医患纠纷、医患之间的理解差异、医患之间的信任。采用假设验证方法,分别从医方、患方、第三方角度出发论证。同时对调查的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结果论证。并得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本研究对潜在的医疗纠纷进行了实证研究,包括风险监测、识别、分析、评价和干预,建立了医疗风险报告系统,将其整合到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奠定了基础。采用第三方调解机制,提出了建立健全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对策合理建议,制定并实施安全、稳健的处置策略。本研究主要是在对医患纠纷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对这两类人群的调查,了解医护人员和患者对当前医患纠纷的看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医务人员和患者的角度,对医患纠纷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影响医患纠纷忠诚的因素有哪些,旨在为当前医患纠纷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研究视角,并提出了一些改善当前紧张医患纠纷的对策,希望对医患纠纷的和谐发展有所帮助。

曹光芬^[8]（2020）在《论损益相抵规则之适用》文中研究指明损益相抵是损害赔偿法的重要应用规则,是指赔偿权利人因损害事故的发生而获有利益,赔偿义务人可以主张其获得的利益在损害赔偿数额中加以扣除的规则。损益相抵规则适用的理论依据主要存在三种学说,一是差额说,该说着眼于损害事故发生前后受害人之整体财产状况的差额,即受害人的实际损失额。二是禁止得利说,由于该说强调受害人禁止得到额外的利益,遵循填平原则,被广泛接受。三是目的论依据,但由于其片面性,可能无存在之必要,比较而言,前述两种学说更为妥当。目前,我国基本的法律对损益相抵规则并无相关规定,仅有两个司法解释对在合同法领域内的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明确了适用损益相抵规则,从研究的方法论上说,应当对赔偿权利人所获得的利益进行类型化分析,即可大致分为因第三人的给付而获有利益、因受害人的行为而获有利益、因损害事件而获有利益以及因客观原因而获有利益,从而有助于规范司法适用。在依据过失相抵和损益相抵分别计算存在冲突时,损益相抵规则理应优先于过失相抵规则适用,先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再讨论受害人和加害人各自承担损失份额的问题,最终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即根据“必先有损害,而后始能分配”的原理,符合基本逻辑的同时,也能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关于损益相抵规则适用的其中两项前提条件,一是赔偿权利人获有利益的判定,具有可扣减性的利益应当具备确定性、可交易性、可接受性以及特殊性的特征,强调受有损害与获得利益的主体应属同一个人。二是损害与利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是适用的关键要件,主要存在三种判定标准:损益同源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和法规目的说。损益同源说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比较严格,导致损益相抵规则在实践中的适用受到限制,因此该说具有局限性。相当因果关系说强调损害事实的发生与利益获得之间的客观可能性,可弥补损益同源说导致规则适用过于狭窄的弊端。但因“相当”的标准难以明确,故相当因果关系说并无适用的统一性。法规目的说着眼于法律规范的目的,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相当因果关系说本身内容模糊性的不足。然而由于其过于强调法规目的,容易忽略客观层面的因果关系,因而也完全取代任何一种学说。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过程中还需要结合弹性因素考量,即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法律政策。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损益相抵规则的正当性也正是由于其符合公平原则的基本法理。原则上不得违背受害人意愿判定其获有利益,但若受害人获得了其本期望获得的实质利益时,可在损失中予以扣除,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损益相抵规则适用中的体现。将法律政策作为损益相抵规则适用的价值考量因素,在实现具体个案公平正义的同时,也能保证法的价值安定性。

刘源璞^[9]（2020）在《我国老年体育伤害事故案件司法诉讼现状、特征及启示 ——基于54份民事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降低会加重家庭与社会在经济和心理上的负担,对国家的整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体育锻炼不仅是有效改善老年人健康现状重要手段,更是关乎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但随着老年人对体育锻炼需求和参与度的猛增,由此引发的侵权案件数量也在逐年攀升。2019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将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环境,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司法诉讼不仅是解决此类争议的有效方式之一,更是维护合法权益的最终途径。但相对于老年人体育锻炼状况与影响因素、老年体育公共服务以及老年体育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对老年体育伤害事故案件司法诉讼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皆不相称,对此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老年体育伤害事故的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更是关系到全民健身目标的实现与健康中国的全面建设。由此,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案例研究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数据来源,依据《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所提判决文书构成要素,对所收录的54份老年体育伤害事故民事判决文书展开案例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我国老年体育伤害事故的现状及其司法诉讼现状,重点探究了老年体育伤害事故案件司法诉讼特征、责任划分的法律原则适用及法律归责,并由此探索了老年体育伤害事故司法诉讼的启示。主要结论如下:1.老年体育伤害事故发生时间多为早上,且在参与运动健身型活动时更易发生伤害,发生的伤害部位以股骨为主,伤害类型多是骨折;法院在处理老年体育伤害事故案件时,更多采取简易程序处理案件,但上诉率相对较高,案件原告主要以受害人及其家属为主,被告相对多样,主要以场地管理者、行为人等为主。2.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实际支持案例数与原告诉讼请求案例数差异相对较大,判决理由多以争议焦点展开,其中是否尽到相应义务是判决的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三部法律是判决结果中的重要参照;实际责任承担方式以损失赔偿为主,在承担责任范围上,法院基本按照对应证据予以满足原告诉讼请求,但在精神损失费的赔偿上出入较大。3.老年体育伤害事故绝大多数是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老年人体育活动场地对老年人需履行维护公共安全、管理、预见告诫、通知救助等具体职责,自冒风险可成为老年体育伤害事故案件的有效抗辩。4.老年体育运动伤害事故责任划分的法律原则主要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以及公平原则为补充;体育运动自身风险因素、场馆因素、老年人因素是导致伤害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

柳婷婷^[10]（2020）在《中德两国精神损害赔偿衡量标准差异及其背景分析》文中提出对于精神损害,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只是模糊地承认其存在。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精神损害、如何衡量损害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赔偿,并没有细致的研究。得益于在德国进修的机会,笔者研究了德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惊叹其损害衡量标准之细致,故欲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相比较,以作思考和启迪。在文章引言部分,笔者发现两个问题:其一,我国除了一个单纯的精神损害赔偿之外,在有些情形下,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也属于精神损害赔偿,但这两项赔偿金额却按照物质标准计算（收入水平）;而在德国法中,死亡情形下,家属只有三项赔偿请求权:丧葬费、抚养费和精神抚慰金,并不对死者的收入逸失进行赔偿。其二,我国在对单纯的精神损害赔偿项目（即以“精神损害赔偿金”或“精神抚慰金”为名义的赔偿金）进行赔偿时,一般只以受害者的伤残等级为标准;相对的,德国法则从受害者的忍受折磨的时间、对生活造成的不便以及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等因素全面考量受害者的损害。在本文第一部分,比较了两国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认知,发现德国法已经对什么是精神损害有经历了从主观到客观的认知过程,从认为精神损害是受害者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到认为其是对个人的自我决定、自我发展造成的破坏。而我国对此还处于一个混沌状态,精神损害赔偿金和物质损害赔偿金的界限都还不明晰。本文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比较了两国的衡量标准,发现在衡量精神损害时,德国法院会从受害者的治疗情况、生活状况、职业生涯、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进行衡量,以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为主,例外情况则会衡量加害者的过错和获利情况。但我国则不同,除了衡量标准单一、论证过程模糊之外,还特别以物质水平为衡量标准。为了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笔者以两国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两国的社会和制度差异为角度,试图寻找答案。本文第三部分是功能背景的分析,德国一直非常重视发展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定位,主要发展出三种功能:填补功能、抚慰功能和预防功能。而依据具体案情不同,所适用的功能也不同。在个案中,常常是同时几个功能在起到作用,或是其中一个功能在起着主导作用,都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进行分析。这也是为何德国历年来每年都大费周章地对新出的精神损害的案件进行统计分类的原因。这是德国的衡量因素全面细致的直接原因。而我国单纯的精神损害赔偿还是以“弱化”的抚慰和宣示权利为定位,故法官在衡量时就显得随意,也没有发展出全面的衡量标准。本文第四部分探讨了两国的制度和社会背景:发现受损害概念、社会福利制度、个体意识以及我国独有的赔礼道歉制度等所影响,德国在衡量损害时,以个体为落脚点,但是我国更注重人对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的联系。德国《民法典》的债法总则部分已经明确区分了物质损害和非物质损害,精神损害赔偿已经逐渐成长为与财产损害同等重要的损害赔偿制度。但我国并未在制度上区分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各项法规只是对赔偿金的项目进行列举,机械地套用往往会造成赔偿效果的重复或混乱。进而,本文在结语部分提出建议,认为我国首先应当对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进行明确的区分,真正认识什么是精神损害以达到更好地赔偿精神损害的目的。此外,笔者还建议我国可以仿照德国的痛苦抚慰金指引表（Schmerzensgeldtabellen）,对精神损害的案件进行搜集,把每个案件中的主要衡量因素进行罗列,以达到不断完善精神损害衡量标准以及为司法实践者作出更好的指引的效果。

二、费医疗事故赔偿项目有哪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费医疗事故赔偿项目有哪些（论文提纲范文）

（1）论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论文提纲范文）

（2）错误出生的损害赔偿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过度医疗损害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价值链的M医院成本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小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构建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四川省A医院医患纠纷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损益相抵规则之适用（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老年体育伤害事故案件司法诉讼现状、特征及启示 ——基于54份民事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德两国精神损害赔偿衡量标准差异及其背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费医疗事故赔偿项目有哪些（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D]. 徐恋. 吉林大学, 2021(01)
• [2]错误出生的损害赔偿责任研究[D]. 王慧. 北方工业大学, 2020(02)
• [3]过度医疗损害责任研究[D]. 殷云. 扬州大学, 2020(05)
• [4]基于价值链的M医院成本管理研究[D]. 杨静轩.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0(09)
• [5]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D]. 李宗明. 深圳大学, 2020(11)
• [6]中小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构建策略研究[D]. 秦雅楠.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7]四川省A医院医患纠纷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D]. 陈智.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7)
• [8]论损益相抵规则之适用[D]. 曹光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我国老年体育伤害事故案件司法诉讼现状、特征及启示 ——基于54份民事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D]. 刘源璞.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10]中德两国精神损害赔偿衡量标准差异及其背景分析[D]. 柳婷婷. 南京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