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辉[1]（2021）在《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轨迹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了解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整体水平及影响因素,验证现有理论对理解我国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适用性,探索理论驱动下的癌症复发恐惧与影响因素间的路径关系;探寻乳腺癌患者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轨迹,以及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因果预测关系,根据现有研究发现制定对策与建议,为制定此方面的预防策略和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方法:研究一: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设计,以某省四所三级甲等医院的乳腺癌术后5年内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945位患者进行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857份（有效回收率为90.7%）。采用的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癌症复发恐惧量表简表、简明疲劳量表、疾病感知问卷简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社会限制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和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单因素分析,采用R软件4.1.0版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分析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研究二: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设计,以研究一的有效样本为研究对象。分别以疲劳、社会支持和社会限制为自变量,以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为中介变量,以癌症复发恐惧为因变量,采用SPSS-PROCESS 3.3宏程序和基于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疾病感知和非适应认知策略在每个自变量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上的链式中介效应,采用AMOS 24.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多个自变量同时存在的整体路径作用。研究三: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发展轨迹及其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本研究为纵向研究设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研究一的有效样本中选取300名术后第3个月的患者进行了三次追踪调查,最终有267人完成全部调查（失访率为11.0%）。采用Mplus 8.3软件,构建潜变量增长模型以描述乳腺癌患者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构建交叉滞后模型分别验证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跨时间因果预测关系。研究四: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方法,结合增加样本多样性原则和饱和原则,对857名有效样本中的17人进行了质性访谈。采用现象学研究法和半结构式访谈,应用Nvivo 12.0软件对资料进行逐层整理、编码和分析。结果:研究一: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1）857位乳腺癌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量表总分平均为（14.95±7.22）分;其中523人报告了高水平的癌症复发恐惧,占样本总人数的61.0%。（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个人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手术方式、化疗史和放疗史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总分的分布具有显着性差异（P<0.05）;癌症复发恐惧与疲劳、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社会限制、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和经济困境呈显着正相关（r=0.255～0.572）,与社会支持呈显着负相关（r=-0.511）。（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因素根据贡献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限制、疲劳、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年龄、焦虑症状、社会支持、疾病感知、化疗史和放疗史,上述变量总共可以解释癌症复发恐惧61.5%的变异,社会、认知、心理因素分别可以解释癌症复发恐惧19.8%、18.2%和11.6%的变异;在随机森林回归分析中,按重要性评分对影响因素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疾病感知、社会限制、社会支持、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年龄、经济困境、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疲劳、受教育程度、个人每月可支配收入、职业、放疗史、化疗史和手术方式。随机森林模型发现,不同年龄段乳腺癌患者对影响因素重要性评分结果不同。研究二: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链式中介分析结果显示: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疲劳和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389,占总效应的28.81%;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社会支持和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153,占总效应的48.88%;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社会限制和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88,占总效应的28.58%。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发现,疲劳、社会限制和社会支持相互关联的情况下,疾病感知与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同样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癌症复发恐惧被上述变量共同解释的变异量为60.0%。研究三: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发展轨迹及其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潜变量增长模型发现,乳腺癌患者在术后3～9个月期间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呈线性下降,且初始水平与后期的发展趋势存在显着关联。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分别对癌症复发恐惧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四: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经过半结构化访谈和主题分析,最终确定了三个主题:癌症复发恐惧的感受、癌症复发恐惧的态度以及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其中,影响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媒体的报道、复查、认识人的复发或死亡消息）,个人因素（躯体症状和疾病特点）、家庭因素（家庭支持和家庭情感负担）和医疗因素（医生支持和医疗体验）。结论:（1）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整体平均水平较高,高水平癌症复发恐惧检出率也较高,现状不容乐观。（2）年龄<39岁的患者其癌症复发恐惧水平显着高于其他年龄组,且不同年龄段患者对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评价不同,提示我们应根据各年龄段患者的特点采取适龄的、灵活的干预措施,有的放矢地开展个体化的支持服务。虽然化疗史和放疗史对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能力较低,但也为寻找最佳干预时机和重点干预人群提供了科学指导。（3）社会、认知和心理因素对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能力明显超过人口、疾病与治疗因素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提示我们应重点关注上述这些可通过干预进行改善的影响因素,从而促进相关防控措施的开展和扶持政策的改进。其中,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和社会限制在两种模型中都表现出最强的对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能力,提示我们应重点关注患者的认知应对方式和社会环境因素。尽管疾病感知与社会支持在多元线性回归中预测能力较低,却出现在随机森林模型重要性排序的前三位,这可能与随机森林模型能考虑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有关,提示我们应结合多种统计方法的优缺点综合分析影响因素的预测能力,并深入探索重要因素间的路径关系。在多元线性回归中没有显着意义的经济困境,在随机森林中却比较重要,为今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弥补了从癌症的经济副作用角度探索癌症复发恐惧的研究空白。（4）疲劳、社会限制、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均受到了疾病感知与非适应性认知策略的链式中介影响,验证了疾病自我调节模型和社会认知加工模型对理解我国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强化了认知与应对在癌症复发恐惧发生机制中的关键作用。此外,疲劳、社会限制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提示当内部和社会因素同时作为触发因素时,也可以通过激活认知与应对过程,对癌症复发恐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提示我们应从生理、社会与认知多个角度综合理解癌症复发恐惧的发生机制,从而采取更有效的干预措施与社会支持服务。（5）在术后3～9个月期间,乳腺癌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下降,且初始水平低者其后期下降速度较快,提示我们术后尽早开展干预措施将有助于控制后期癌症复发恐惧的进展。（6）焦虑水平和抑郁水平的升高可以引起癌症复发恐惧水平的升高,为明晰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并提示我们从改善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的角度寻找控制癌症复发恐惧的突破口将会大有裨益。（7）乳腺癌患者对癌症复发恐惧有着积极和消极的感受,并采取着乐观、寻找意义或逃避的态度,合理运用其积极态度,为其寻找正向意义,可能有利于促进患者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减轻癌症复发恐惧。影响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医疗因素。分析结果提示我们,为乳腺癌患者增强支持网络,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干预措施,将是缓解癌症复发恐惧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同时,临床医生对患者的态度及其能提供的支持,可以帮助患者减少对癌症复发的恐惧。
刘娜[2]（2021）在《增进幸福发展与预防抑郁发作：核心素养调节效应研究 ——以陕西大学生实证分析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起点等待我们去开启,大学生当磨砺心性,成长为国家的顶梁柱。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复杂严峻局势下应运而生,作为人才培养的方针策略,竭力在高校搭建完善的体系,解决学生心理问题与成长冲突,培养学生卓越的素养能力,呼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积极心理学和社会哲学等理论的指导下,以时代背景为出发点,以立德树人、三全育人为基础,对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生活应激源、幸福发展和抑郁问题等文献进行研究,阐述国内外学术界所获取的研究成果,探讨生活应激诱发理论下三类高校的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对幸福抑郁的中介调节效应。本文以“陕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大数据调查问卷”做抽样调查,随机抽查1733人,本文采取学生核心素养量表、学生生活应激量表,SPSS21预测分析软件线性统计、AMOS18.0结构方程模型软件结构建模来处理频数分析、均值比较、多元回归和结构建模等,最后提出学生与学校层次的建议对策,进而推动当代大学生健康幸福生活。研究在大学生生活应激情境下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介于幸福与抑郁之间的中介干预效应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其三大内涵,顺应我国的“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其特有的双向调节效应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调节应激压力,追求幸福生活,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境界;幸福PERMA展示了幸福的优势内驱力,大学生认识幸福,并追求幸福,在核心素养内在激发下,防御、干预应激和抑郁的负性效应,克服心理危机,从而达到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中的劳动幸福观;大学生生活应激诱发抑郁发作,降低幸福指数,在核心素养变量与内在幸福因子干预效应下,战胜外界的压迫,具备积极的自我力量,回归正常生活;生活应激源涵盖了大学生在现代社会面对日益激增的挫折挑战,使得部分素质能力薄弱匮乏的大学生深陷其中,心理危机频发,诱发抑郁发作,降低幸福水平,阻挡正常的社会适应发展。基于大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理念,提出压力管理与幸福促进的工作策略:压力管理与心身健康的育心策略;幸福促进与全面发展的育德策略;心理育人与思政育人的协同策略。
刘卓洋[3]（2021）在《校园欺凌与初中生自杀意念的关系 ——反刍思维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文中提出校园欺凌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小学校园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过往研究发现,校园欺凌严重阻碍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与抑郁、焦虑、反刍思维、低自尊等负性情绪显着正相关,严重的还会导致个体自杀意念的产生。同时,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是成长中的疾风骤雨时期,心理发展尚不成熟,具有冲动性,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容易产生过激反应。因此,对初中生的校园欺凌状况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了某地区530名在校初中生,运用《特拉华欺负受害量表》、《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及《罗森伯格自尊量表中文版》进行问卷调查,最终有效问卷为500份。调查了初中生校园欺凌状况、反刍思维、自尊和自杀意念的现状,并考察四者间的具体关系,构建这四个因素之间的路径模型,为促进初中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参考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初中生群体中,发生率最高的是言语欺负,其次是身体欺负和社会/关系欺负;（2）初中生校园欺凌、反刍思维、自尊和自杀意念在年级、性别、生源地和是否担任班干部这四个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着差异;（3）初中生校园欺凌、反刍思维、自尊以及自杀意念之间两两相关显着;（4）校园欺凌显着正向预测初中生自杀意念,遭遇到的校园欺凌越严重,个体的自杀意念越强;（5）反刍思维在初中生校园欺凌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6）自尊在初中生校园欺凌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7）反刍思维和自尊在初中生校园欺凌与自杀意念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本研究认为,一方面初中生的校园欺凌状况对其自杀意念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反刍思维和自尊具有间接的预测作用。在对初中生自杀意念的干预工作中,除了要对他们的校园欺凌状况进行干预之外,还要注意反刍思维和自尊的作用。
陈沼桦[4]（2021）在《童年创伤与成年抑郁：动态预测及基于慈心冥想的心理干预》文中认为目的抑郁症是一种严重限制个体社会功能、降低生活质量的常见心理疾病,其主要特征是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其核心特征是情感症状（情绪低落、兴趣下降、愉悦感缺失）,伴随不同严重程度的躯体表现、认知和行为改变,可能会导致个体出现自残、自杀等行为。抑郁症主要发生在青春期晚期至成年早期,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个体出现抑郁症状是其后发生抑郁症的重要危险因素。多种因素会导致抑郁症发生,其中童年创伤与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增加有关,但童年创伤对抑郁的预测作用及中介机制尚不明确,进一步研究其机制对于优化抗抑郁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心理治疗作为抑郁症治疗的方法广受关注,研究表明慈心冥想（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LKM）作为新兴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帮助练习者更好地识别、体验积极情绪,进而增加多种个体积极资源,以减少童年创伤经历对个体带来的影响。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个体自我批评水平高,LKM也可以降低个体的自我批评水平,或可更好地降低其抑郁水平,但缺乏实证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在一般人群和抑郁症患者群体中开展调查,基于易感性-应激模型探讨童年创伤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以及可能的中介作用机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童年创伤经历个体和抑郁症患者临床实际特点构建基于慈心冥想的心理干预方案,并将其应用于抑郁症患者观察其临床效果,为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开展心理护理提供新的方向和依据。方法1.童年创伤对抑郁情绪的预测采用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BDI-Ⅱ）、儿童期创伤问卷（CTQ-SF）、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自我描述任务（SDT）、应付方式问卷（CSQ）、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对某大学51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T1,2016年）。首次施测后每次间隔一年采用BDI-Ⅱ、ASLEC、SSRS、CD-RISC对其中433名研究对象进行3次追踪调查（T2-T4,2017-2019年）。构建并检验童年创伤对抑郁情绪的预测模型,探讨上述心理变量在童年创伤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2.童年创伤对临床抑郁症的预测采用BDI-Ⅱ、CTQ-SF、EPQ、CD-RISC对115名抑郁症患者进行调查,构建并验证童年创伤对抑郁的预测模型,探讨人格、心理弹性在童年创伤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3.基于慈心冥想的心理干预对临床抑郁症的作用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61例抑郁症患者,依据CTQ-SF结果及访谈判断受试者是否存在童年创伤经历,将其分为童年创伤阳性组、童年创伤阴性组,随机将患者分至LKM组（30例,CTQ阳性/阴性:25/5）,对照组（31例,CTQ阳性/阴性:26/5）。LKM组给予8周基于慈心冥想的心理干预,对照组接受疾病健康宣教。干预前后使用BDI-Ⅱ对两组患者的抑郁水平进行测量,评估干预的效果。4.基于慈心冥想的心理干预影响临床抑郁症潜在的心理、生理机制干预前后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量表评定:SDT、CD-RISC、主观幸福感量表;免疫指标测定（干预组n=24,对照组n=5）:血清白介素-6,C反应蛋白,补体（C3和C4）,免疫球蛋白（Ig A、Ig G、Ig M、Ig E）,探讨LKM对临床抑郁症患者作用的可能的心理和免疫功能作用机制。结果1.在一般人群中,抑郁情绪与童年创伤、精神质人格、神经质人格、消极自我描述、生活事件和应付方式的幻想、自责、合理化及退避呈正相关;与内外向人格、积极自我描述、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应付方式的解决问题、求助呈负相关。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抑郁与童年创伤及其分维度、神经质人格、精神质人格呈正相关;与内外向人格、心理弹性呈负相关。2.童年创伤对抑郁情绪预测的综合中介作用模型显示,童年创伤与抑郁间的总效应值为0.32（P<0.01）,间接效应为0.25（P<0.01）,对应的95%CI（0.18～0.32）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着,占总效应的78.12%,其中神经质、消极自我描述、幻想、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起部分中介作用。T1-T4即时模型显示,童年创伤对T1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09,且通过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影响T1抑郁,效应值为0.13（P<0.01）。童年创伤对T2-T4抑郁无直接作用,仅通过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影响T2-T4抑郁,效应值分别为:0.13、0.07、0.12（P<0.05）。延时模型显示,童年创伤通过T1、T4的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T1抑郁间接预测T4抑郁,效应值为0.09。3.童年创伤对临床抑郁症预测的中介作用模型显示,童年创伤对抑郁的总效应为0.30（P<0.01）,间接效应为0.16（P<0.05）,占总效应的53.33%,神经质、心理弹性在童年创伤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4.干预研究对各心理变量进行2（干预组、对照组）*2（童年创伤阳性、阴性）*2（前测、后测）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心理弹性、消极自我描述、积极自我描述的分组（干预组、对照组）*时间（前测、后测）交互效应显着[F（1,57）=7.63,P=0.008,ηp2=0.12;F（1,57）=5.24,P=0.026,ηp2=0.08;F（1,57）=9.00,P=0.004,ηp2=0.14;F（1,57）=4.59,P=0.036,ηp2=0.08],幸福感的交互效应不显着。简单效应分析显示,抑郁、心理弹性、消极自我描述、积极自我描述的分组效应在后测时显着,即干预后CTQ阳性与CTQ阴性的干预组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消极自我描述得分显着低于对照组,而心理弹性、积极自我描述显着高于对照组。5.干预前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在白介素-6,C反应蛋白,补体C3、C4,免疫球蛋白Ig A、Ig G、Ig M、Ig E水平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在一般人群中,抑郁情绪与童年创伤、精神质、神经质、消极自我描述、生活事件及幻想、自责、合理化、退避应付方式呈正相关;与内外向、积极自我描述、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及求助、解决问题应付方式呈负相关。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抑郁与童年创伤及其分维度、神经质、精神质呈正相关;与内外向、心理弹性呈负相关。2.在一般人群中,童年创伤对抑郁情绪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且通过神经质、消极自我描述、幻想应付方式、生活事件和心理弹性的综合中介作用对抑郁情绪产生稳定的影响。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在童年创伤与抑郁情绪之间起即时、延时的动态中介作用。3.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童年创伤对抑郁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且通过神经质与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抑郁。4.基于慈心冥想的心理干预可以降低伴童年创伤经历的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水平,提高心理弹性,降低消极自我描述,提升积极自我描述。但对于不伴有童年创伤经历的抑郁症患者的效果还需要增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目前尚不能得出该干预对伴有童年创伤经历的抑郁症患者效果更好的结论。
雷婷[5]（2021）在《症状负担对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作用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明确癌症患者失志综合征的影响因素,分析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与症状负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认知评价之间的关系,探讨症状负担对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作用路径,旨在为提高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心理健康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通过对文献进行系统性评价,明确影响癌症患者失志综合征的主要因素。基于姜乾金的心理应激过程理论模型,结合文献研究结果,构建症状负担作用于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路径模型。通过横断面研究,以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316例老年癌症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以一般资料调查表、安德森症状评估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医学应对问卷,简易版疾病认知问卷和中文版失志量表为研究工具,验证症状负担作用于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路径模型。运用SPSS 26.0、AMOS 2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包含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介效果分析。结果（1）通过检索9个电子数据库:Pub Med（Ovid）,EMBASE（Ovid）,Web of Science（Ovid）,CINAHL（EBSCO）,SCOPUS,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等,对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文中提取的30个因素中,报告次数较多的影响因素有文化程度、社会支持、屈服应对方式、月收入、癌症分期、症状负担、抑郁、有无造口、术后时长、工作状况等,排除一般资料以及存在争议的癌症患者失志综合征影响因素,因此,最终确定癌症患者失志综合征证据级别高、报告次数多的影响因素为症状负担、屈服应对、社会支持。基于姜乾金的心理应激过程理论,结合文献研究结果,初步构建症状负担对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作用的路径模型。（2）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得分为（36.7±11.5）分,有78.3%的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存在高失志。失志综合征与屈服应对方式（r=0.507）、癌症症状（r=0.387）、症状负担（r=0.385）、症状干扰（r=0.298）、认知评价（r=0.283）、回避应对方式（r=0.178）呈显着正相关（P<0.01）;失志综合征与面对应对方式（r=-0.137）（P<0.05）、社会支持（r=-0.344）、客观支持（r=-0.158）、主观支持（r=-0.326）、对支持的利用度（r=-0.237）呈显着负相关（P<0.01）。（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患者的失志综合征有显着影响（p<0.01）;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癌症症状、认知评价、屈服应对、社会支持最终进入回归方程,可解释失志综合征总变异的38.2%。（4）路径模型显示,癌症症状可直接影响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直接效应量为0.145（P<0.01）,占总效果的66.8%;屈服应对在癌症症状和患者失志综合征之间起到显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40（P<0.01）,占总中介效应的55.6%;屈服应对和社会支持在癌症症状与患者失志综合征之间起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09（P<0.01）,占总中介效应12.5%;认知评价在癌症症状与患者失志综合征之间起显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24（P<0.01）,占总中介效应的11.1%。结论（1）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发生率高,癌症症状、社会支持、认知评价、屈服应对是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独立影响因素。（2）屈服应对、社会支持、认知评价在癌症症状影响患者失志综合征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癌症症状不仅可直接作用于患者失志综合征,且直接效应量最为突出,癌症症状还可通过屈服应对、社会支持、认知评价间接作用于患者失志综合征,其中,屈服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癌症症状作用于患者失志综合征的路径中起多重链式中介作用,社会支持与认知评价在癌症症状作用于患者失志综合征的路径中起中介作用。因此,护理人员可通过减轻患者症状负担,引导患者树立正确的疾病观,为患者提供与疾病发展、治疗相匹配的疾病知识,提供团体心理辅导,引导患者采取恰当方式应对应激事件,从而降低失志综合征的发生率。
刘文艳[6]（2021）在《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分析》文中认为目的:（1）筛选影响社区睡眠障碍老人衰弱的心理社会因素。（2）构建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模型。（3）验证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模型,分析探讨心理社会因素在路径模型中的作用,为构建社区睡眠障碍老人衰弱干预方案提供实证依据。方法:（1）文献研究:通过系统评价查找社区老年人衰弱的影响因素。制定中英文检索词和检索策略,计算机检索8个电子数据库。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后,进行资料的提取及文献质量的评价。明确影响社区老年人衰弱的心理社会因素。（2）理论研究:基于应激作用过程模型,结合压力应对理论、压力认知交互作用理论、社会支持缓冲模型、人格功能理论等理论指导,结合系统评价结果构建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模型。（3）实证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验证所构建的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模型。选取福州市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585例社区老年人作为硏究对象,运用自制问卷对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进行调查,使用蒂尔堡衰弱指数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中文版大五人格量表中的神经质部分对老年人的衰弱、睡眠质量、自我效能、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神经质人格特征进行测量。通过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描述、t检验、F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以及线性回归分析,使用AMOS26.0软件对变量间的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并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结果:（1）文献研究结果:在文献检索阶段,共检索出21364篇文献,经过初筛和复筛,最终纳入97篇文献。定性分析结果提示,社区老年人衰弱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n=10）、躯体因素（n=43）、心理因素（n=7）、社会因素（n=6）、生物因素（n=20）、生活方式因素（n=10）、饮食模式因素（n=19）及其他健康相关因素（n=8）。通过文献证据级别筛选得出重点关注的心理社会因素有认知功能、抑郁、孤独、自我效能及社会支持。（2）理论研究结果:初步构建出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概念框架;结合文献研究结果,筛选出纳入路径研究的影响社区睡眠障碍老人衰弱的心理社会因素为自我效能、消极应对、社会支持、神经质。最终,构建出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模型。（3）实证研究结果:（1）本研究共调查了585例社区老年人,平均年龄为（71.14±7.00）岁,55.9%为女性,衰弱发生率为62.74%,睡眠障碍者占58.46%,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得分总均分为（2.65±0.04）分,消极应对得分均分为（8.53±4.63）分,50.60%的社区老年人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总均分为（35.04±0.32）分,神经质得分总均分为（17.50±0.40）分;（2）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研究变量间两两相关,其中睡眠障碍与衰弱呈正相关（r=0.513,P<0.01）,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与衰弱间呈负相关关系（r=-0.539,P<0.01;r=-0.428,P<0.01）,消极应对、神经质与衰弱间呈正相关关系（r=0.517,P<0.01;r=0.559,P<0.01）;（3）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睡眠障碍、自我效能、消极应对、社会支持、神经质与衰弱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睡眠障碍可直接正向预测社区老年人衰弱,也可以通过三条路径间接预测衰弱:a.通过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b.通过消极应对的中介作用;c.通过自我效能和消极应对的链式中介作用。社会支持、神经质在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模型中起调节作用。结论:（1）影响社区老年人衰弱的因素众多,自我效能、消极应对、社会支持及神经质为影响社区睡眠障碍老人衰弱的重要心理社会因素。（2）睡眠障碍、自我效能、消极应对和衰弱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社会支持、神经质在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具有调节作用。
李雪霏[7]（2021）在《基于压力与应对模式脑卒中患者病耻感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问卷调查,旨在了解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现状,探讨病耻感的影响因素及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及作用效应,明确脑卒中患者病耻感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为有针对性地对脑卒中患者进行健康指导提供依据。方法:于2020年4月20日-2020年10月30日,在保定市某综合性三甲医院,采用定点连续抽样的方法,按照纳排标准抽取324例住院的脑卒中患者。应用脑卒中患者病耻感量表（SSS）、健康认知评价量表（CAHS）、心理弹性量表简化版（CD-RISC-10）、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对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应用SPSS 22.0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现状采用频数、百分比、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性分析;脑卒中患者病耻感一般资料单因素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或t检验分析;脑卒中患者病耻感与认知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压力与应对模式为理论基础,应用AMOS24.0软件,构建脑卒中患者病耻感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采取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采取MI指标对模型进行修正,采取整体适配度及内在结构适配度指标对模型进行适配度检验,明确脑卒中患者病耻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采取路径系数分析脑卒中患者病耻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结果:1.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现状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总分为45.36±11.76分,其中躯体障碍、社会交往、受歧视经历、自我感受四个维度得分分别为12.28±3.71分、9.99±3.13分、7.45±2.52分和15.64±5.14分。2.脑卒中患者病耻感的影响因素（1）一般资料单因素分析: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在经济负担、卒中次数、躯体功能障碍、自理能力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脑卒中患者病耻感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脑卒中患者病耻感与负性认知评价呈显着正相关（r=0.755,P<0.01）;与心理弹性呈显着负相关（r=-0.733,P<0.01）;与社会支持呈显着负相关（r=-0.507,P<0.01）;与面对应对方式呈显着负相关（r=-0.389,P<0.01）、与屈服应对方式（r=0.546,P<0.01）、回避应对方式（r=0.462,P<0.01）呈显着正相关。（3）脑卒中患者病耻感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脑卒中患者对卒中事件的负性认知评价对病耻感具有间接的正向影响,间接效应值为0.023,总效应值为0.023;心理弹性对病耻感具有直接负向影响和间接负向影响,直接效应值为0.550,通过回避应对方式对病耻感的间接效应值为-0.036,通过负性认知评价、回避应对方式对病耻感的间接效应值为-0.015,总效应值为-0.601;社会支持对病耻感具有直接负向影响和间接负向影响,直接效应值为-0.230,通过负性认知评价、回避应对方式对病耻感的间接效应为-0.004,总效应值为-0.234;回避应对方式对病耻感具有直接正向影响,效应值为0.110。结论:1.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现状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自我感受维度得分最高。病耻感状况不容乐观,医务工作者应予以重视。2.脑卒中患者病耻感的影响因素（1）经济负担、卒中次数、躯体功能障碍、自理能力影响脑卒中患者病耻感水平。（2）脑卒中患者对卒中事件的负性认知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面对应对方式、屈服应对方式和回避应对方式与病耻感密切相关。（3）脑卒中患者病耻感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脑卒中患者对卒中事件的负性认知评价通过回避应对方式间接正向影响病耻感;心理弹性既可直接负向影响病耻感,又可通过负性认知评价及回避应对方式间接负向影响病耻感,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社会支持既可直接负向影响病耻感,又可通过负性认知评价及回避应对方式间接负向影响病耻感,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回避应对方式对病耻感有直接正向影响。
刘玉莲[8]（2021）在《童年创伤经历者的创伤后反应 ——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文中认为本研究旨在考察有童年创伤经历大学生个人成长主动性、反刍思维和创伤后反应（PTG和PTSD）之间的关系,探讨反刍思维在个人成长主动性对创伤后反应的影响中的作用,以及有童年创伤经历大学生的创伤后反应的潜在类别。选取黑龙江省多所高校的1200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施测儿童期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ACEQ-R）、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Ⅱ中文版（CPGIS–II）、事件相关反刍性沉思问卷（ERRI）、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TGI）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大众版（PCL-C）等问卷。最终选取至少有一次童年创伤经历的大学生为本研究的被试,除去无效问卷,共有533名大学生为本研究的被试。使用SPSS25.0、Amos22.0和Mplus8.3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1）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性别和年级上具有显着差异,反刍思维具有显着的性别差异,创伤后成长在独生与否上具有显着差异,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性别和恋爱状态上有显着差异;（2）个人成长主动性、主动反刍和创伤后成长两两之间呈显着正相关关系,主动反刍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呈显着正相关关系;（3）有童年创伤经历大学生的个人成长主动性可以显着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而不能显着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4）主动反刍在个人成长主动性对创伤后反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5）有童年创伤经历大学生的创伤后反应具有以下三种潜在类别:高PTG低PTSD（成长组）、低PTG低PTSD（抗拒组）和高PTG高PTSD（抗争组）。结论:本研究从个体为中心和变量为中心的两个视角验证了有童年创伤经历中国大学生其创伤后反应既有消极结果也有积极反应。在童年创伤经历者大学生中,其个人成长主动性可以促进个体的创伤后成长的产生,有利于大学生从创伤经历获得积极变化,且个人成长主动性可以通过促进个体的主动反刍能力进而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出现。此外,童年创伤经历者的创伤后反应模式存在异质性,即存在成长组、抗拒组和抗争组三种创伤后反应潜在类别。研究结果为临床心理干预不同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揭示了高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工作人员对不同创伤后反应类别的有童年创伤经历者提供针对性心理辅导的必要性。
宋伟[9]（2021）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居民典型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COVID-19疫情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2020年初至今,对我国和全球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便是COVID-19疫情的爆发。本次疫情的爆发不仅给我国居民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对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在疫情的影响下,居民呈现出了很多典型的消费行为,这其中既包括居民在疫情爆发期所表现出的诸如从众性消费和稀缺性消费等非理性的消费行为,也包括居民受疫情影响而产生的对诸如健康消费和体验消费等项目长期消费意愿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时序性”和“消费行为的社会属性与个人属性”两个维度,选取从众性消费、稀缺性消费、健康消费和体验消费四种疫情中居民的典型的消费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四个实证研究探究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这四种典型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采取问卷调查与公开数据相匹配的方法展开分析,并且采用了跟踪调查的方法,分别获取了居民在疫情爆发期和疫情平稳期心理与消费行为的相关数据,并基于这两个数据展开对比研究。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在疫情的爆发期（2020年2月）通过问卷调查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97个地级市1548名居民的心理与消费行为的相关数据,然后在半年后的疫情平稳期（2020年8月）在以上被调查者中随机抽取了500个被试再次通过问卷展开了跟踪调查,共收回466份问卷。在数据的匹配上,我们根据被调查者回答问卷的时间和地点查询该被调查者所在地当天卫健委公布的疫情实时数据,将这两份数据进行匹配后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在实证研究一中,我们主要分析了疫情对居民从众性消费的影响机制。基于理论的推演我们提出了3条研究假设和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然后通过回归分析、Bootstrap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假设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疫情促进了居民的从众消费行为,具体表现为疫情越严重,居民越有可能进行信息性从众消费和规范性从众消费;（2）疫情对居民从众消费行为的影响是短期的,只有在疫情爆发期居民的从众消费行为才会受到疫情严重程度的影响,在疫情平稳期这种影响会消失;（3）在疫情对居民从众消费行为的影响过程中,控制感在疫情严重程度对从众消费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即疫情会降低居民的控制感,而居民会通过从众消费对缺失的控制感进行补偿;（4）群体规模在疫情严重程度对从众消费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当居民共同居住人数较多时,疫情对他们从众消费的影响要大于共同居住人数较少时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二中,我们主要分析了疫情对居民稀缺性消费的影响机制。基于理论的推演我们提出了3条研究假设和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然后通过回归分析、Bootstrap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假设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疫情促进了居民的稀缺性消费行为,具体表现为疫情越严重,居民越有可能进行稀缺性消费;（2）疫情对居民稀缺性消费行为的影响是短期的,只有在疫情爆发期居民的稀缺性消费行为才会受到疫情严重程度的影响,在疫情平稳期这种影响会消失;（3）在疫情对居民稀缺性消费行为的影响过程中,物质主义在疫情严重程度对稀缺性消费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即疫情会提升居民的物质主义倾向,进而促进他们的稀缺性消费行为;（4）领悟社会支持在疫情严重程度对稀缺性消费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当居民感受到的领悟社会支持较多时,疫情对他们稀缺性消费的影响要小于他们感受到的领悟社会支持较少时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三中,我们主要分析了疫情对居民健康消费的影响机制。基于理论的推演我们提出了3条研究假设和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然后通过回归分析、Bootstrap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假设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疫情促进了居民的健康消费意愿,具体表现为疫情越严重,居民未来健康消费的意愿越强;（2）疫情对居民健康消费意愿的影响是长期的,不仅疫情爆发期居民的健康消费意愿受到疫情严重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到疫情平稳期;（3）在疫情对居民健康消费意愿的影响过程中,对疫情的恐惧感在疫情严重程度对健康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即疫情会提升居民对疫情的恐惧感,进而促进他们的健康消费意愿;（4）自尊在对疫情的恐惧感对健康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相比高自尊的个体,疫情对低自尊个体的健康消费意愿的影响要更大。在实证研究四中,我们主要分析了疫情对居民体验消费的影响机制。基于理论的推演我们提出了4条研究假设和一个双路径的中介效应模型,然后通过回归分析、Bootstrap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假设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疫情严重程度对居民体验消费意愿的影响是双重路径的,并且在疫情爆发期和疫情平稳期,这种双路径的作用模式会呈现出差异;（2）在疫情爆发期,疫情严重程度一方面促进了居民的归属需求,进而增强他们的体验消费意愿,另一方面提升了居民的风险感知,进而降低了他们的体验消费意愿,在这两个路径的作用下疫情对居民体验消费的影响会呈现出遮掩效应;（3）疫情平稳期,居民风险感知路径的作用会消失,进而疫情严重程度对居民体验消费的影响会呈现出正向的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章我们对以上研究的结论进行了综合性的讨论,并且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相关领域研究的方向。
谢颖[10]（2021）在《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及其干预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1.了解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孤独感、社会隔离及生活质量现状,分析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并采用路径分析模型深入分析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2.探讨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对孤独感的认知体验,分析老年人产生孤独感后的心理变化历程。3.初步构建老年人孤独感干预模式,为制定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方案提供理论参考。方法:1.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及生活质量现状进行调查,运用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结合文献研究及相关理论基础构建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与生活质量间的关系模型,通过构建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路径差异,做出分析讨论。2.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对孤独感认知的质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不同养老模式下的老年人进行面对面访谈,探析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对孤独感的认知体验,为下一步构建老年人孤独感干预模式提供理论基础。3.老年人孤独感干预模式的初步构建采用系统评价法对孤独感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提取文献中研究时间、作者、干预模式、内容、时间、干预者等信息,结合研究内容1和研究内容2的研究结果,初步构建老年人孤独感干预模式。结果:1.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孤独感、社会隔离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1）老年人的孤独感、社会隔离及生活质量得分在不同养老模式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通过孤独感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儿女数量、居住方式、疾病种类、日常生活能力、听力是孤独感的影响因素（P<0.05）,而机构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儿女数量、听力、视力是孤独感的影响因素（P<0.05）。社会隔离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年龄、婚姻状况是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P<0.05）,而机构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收入、吸烟情况、听力是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P<0.05）。生活质量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年龄、婚姻状况、收入、疾病种类、日常生活能力、孤独感与社会隔离是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P<0.05）,而机构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儿女数量、日常生活能力、听力、视力、孤独感与社会隔离是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P<0.05）。（2）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孤独感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主要有5条路径存在差异,“孤独感→社会隔离”,居家与机构养老模式分别为-0.849、-0.686,t=6.793,P<0.05;“孤独感→健康促进行为”,居家及机构养老模式分别为0.031、-0.321,t=2.096,P<0.05;“孤独感→生活质量总分”,居家及机构养老模式分别为-0.309、-0.062,t=3.360,P<0.05;“社会隔离→健康促进行为”,居家及机构养老模式分别为0.905、0.622,t=2.849,P<0.05;“健康促进行为→生活质量”,居家及机构养老模式分别为0.552、0.796,t=4.484,P<0.05。2.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对孤独感认知的质性研究提炼出老年人孤独感的风险因素、内心体验及应对策略3个主题。具体内容如下:（1）风险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及环境因素3方面。（2）内心体验:表现为情绪低落、缺乏动力、情感依赖3方面。（3）应对策略:包括维持或主动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促进机构老年人的家庭参与、面对应激事件做好心理调适3方面。3.老年人孤独感干预模式的初步构建结合量性研究及质性研究结果,总结系统评价中干预目标、干预者及干预方式等,发现老年人孤独感干预模式的构建主要包括预防期（风险因素识别）、干预期（内心体验）、重建期（应对策略）,主要内容涉及老年人的心理调适、行为改变及社交重建三个方面。干预模式的初步构建为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孤独感及社会隔离的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促进健康老龄化、开展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计划实施,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政策建议。结论:1.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密切相关,且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孤独感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对于机构养老模式医疗卫生人员不仅要针对老年人的孤独感问题提供精神慰藉及人文关怀服务,还应定期评估老年人的社会隔离风险,保持老年人积极的社会参与,建立更多老年人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机会以及与家庭之间的稳固联系,同时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使老年人意识到合理膳食、规律运动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对于居家养老模式社区卫生工作者需针对老年人的孤独感提供情感支持及功能支持,尽可能削弱家庭养老支持资源少及家庭社会资本较弱的老年人因孤独感对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2.孤独感是老年人的不良情绪体验,机构及社区层面应早期识别老年人孤独感风险,定期评估孤独感情况,同时老年人在遭受孤独感时承担较大的心理压力,应建立家庭参与的社会支持网络;老年人个体层面应引导老年人塑造积极的生命价值观,提升在应激事件中的心理调适水平。3.老年人孤独感干预模式的初步构建初步构建包括老年人的心理调适、行为改变及社交重建三方面内容的孤独感干预模式,旨在为开展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干预计划实施,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调查方法 |
| 2.3 研究工具 |
| 2.4 统计分析与方法学基础 |
| 2.5 质量控制 |
| 2.6 伦理准则 |
| 2.7 技术路线 |
| 第3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3.2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3.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分析 |
| 3.4 基于随机森林回归的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
| 4.1 条件检验 |
| 4.2 疲劳、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路径 |
| 4.3 社会支持、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路径 |
| 4.4 社会限制、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路径 |
| 4.5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整体模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轨迹及其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 |
| 5.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5.2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轨迹 |
| 5.3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的关系 |
| 5.4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
| 6.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
| 6.2 信效度检验 |
| 6.3 主题分析框架 |
| 6.4 质性资料分析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讨论与对策建议 |
| 7.1 讨论 |
| 7.2 对策建议 |
| 第8章 结论与创新点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3.1 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相关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发展PERMA幸福理论研究现状 |
| 1.3.4 国内外干预抑郁发作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
| 1.3.5 核心素养、幸福、抑郁的关系研究现状 |
| 1.4 研究述评和研究展开 |
| 1.4.1 研究述评 |
| 1.4.2 研究展开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概念界定 |
| 2.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 2.1.1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2.1.2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2.2 积极心理学PERMA幸福发展相关理论 |
| 2.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抑郁干预的理论 |
| 2.3.1 心理健康与心理障碍 |
| 2.3.2 自我调节与积极干预 |
| 2.3.3 预防抑郁发作的理论 |
| 2.4 中国大学生三类六维发展核心素养概念 |
| 2.4.1 文化基础:人文底蕴与科学精神 |
| 2.4.2 自主发展:学会学习与健康生活 |
| 2.4.3 社会参与:责任担当与实践创新 |
| 第三章 对象和方法 |
| 3.1 资料来源与研究对象 |
| 3.1.1 资料来源 |
| 3.1.2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与调研工具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调研工具 |
| 3.3 理论假设与实证验证 |
| 3.3.1 理论假设 |
| 3.3.2 实证检验 |
| 第四章 结果与分析 |
| 4.1 基本资料与信度效度检验 |
| 4.1.1 问卷信度与答卷效度检验分析 |
| 4.1.2 人口学和社会学资料频数分析 |
| 4.2 生活应激源及应激反应均值比较分析 |
| 4.2.1 男女生应激源及反应均值比较 |
| 4.2.2 三类学校应激源及反应均值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 |
| 4.3 核心素养、幸福与抑郁均值比较分析 |
| 4.3.1 男女生发展核心素养均值比较 |
| 4.3.2 三类学校发展核心素养均值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 |
| 4.3.3 男女生幸福发展指标均值比较 |
| 4.3.4 三类学校学生幸福发展均值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 |
| 4.3.5 男女生抑郁发作指标均值比较 |
| 4.3.6 三类学校学生抑郁发作均值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 |
| 4.4 大学生核心素养、应激、抑郁、幸福因素相关分析 |
| 4.4.1 大学生应激源及其反应8 项相关分析 |
| 4.4.2 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6 维度相关分析 |
| 4.4.3 大学生积极幸福发展5 要素相关分析 |
| 4.4.4 大学生消极抑郁发作9 症状相关分析 |
| 4.4.5 核心素养、应激、抑郁与幸福的分析 |
| 4.5 大学生生活应激及抑郁、核心素养及幸福的回归预测 |
| 4.5.1 总样大学生生活应激诱发抑郁发作的回归预测 |
| 4.5.2 男女生生活应激分别诱发抑郁发作的回归预测 |
| 4.5.3 总样大学生9/18 项核心素养预防抑郁回归预测 |
| 4.5.4 大学生男生与女生核心素养预防抑郁回归预测 |
| 4.5.5 总样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增加幸福的回归预测 |
| 4.5.6 大学生男生与女生核心素养增加幸福回归预测 |
| 4.6 大学生核心素养4*2 性别对预防抑郁的调节交互效应方差分析 |
| 4.7 大学生核心素养4*2 性别对增加幸福的调节交互效应方差分析 |
| 4.8 大学生“S生活应激—O核心素养—R增幸福与防抑郁”结构方程模型 |
| 第五章 讨论与建议 |
| 5.1 大学生应激诱发抑郁发作、核心素养激励幸福发展的工作原理 |
| 5.1.1 大学生生活应激及抑郁、核心素养及幸福具有群组差异特点 |
| 5.1.2 大学生生活应激及抑郁、核心素养及幸福受其性别分组调节 |
| 5.1.3 大学生生活应激及抑郁、核心素养及幸福亦受学校分类调节 |
| 5.2 大学生生活应激本质是其生活应激源诱发应激反应的加工过程 |
| 5.3 大学生核心素养具有增进幸福与预防抑郁的双重调节作用 |
| 5.3.1 培育大学生核心素养六维度能够提升其幸福发展五要素 |
| 5.3.2 培育大学生核心素养六维度能够舒缓其抑郁发作九指标 |
| 5.4 大学生核心素养激励所获得的幸福反过来对抑郁具有疗愈作用 |
| 5.5 建议:基于大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压力管理与幸福促进的策略 |
| 5.5.1 压力管理与心身健康的育心策略 |
| 5.5.2 幸福促进与全面发展的育德策略 |
| 5.5.3 心理育人与思政育人的协同策略 |
| 第六章 结论、不足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6.3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学生生活应激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文献综述 |
| 2.1 校园欺凌 |
| 2.1.1 校园欺凌的概念 |
| 2.1.2 校园欺凌的测量工具 |
| 2.1.3 校园欺凌的相关研究 |
| 2.2 自杀意念 |
| 2.2.1 自杀意念的概念 |
| 2.2.2 自杀意念的研究工具 |
| 2.2.3 自杀的相关理论 |
| 2.2.4 自杀的相关研究 |
| 2.3 反刍思维 |
| 2.3.1 反刍思维的概念 |
| 2.3.2 反刍思维的测量工具 |
| 2.3.3 反刍思维的相关研究 |
| 2.4 自尊 |
| 2.4.1 自尊的概念 |
| 2.4.2 自尊的测量工具 |
| 2.4.3 自尊的相关理论 |
| 2.4.4 自尊的相关研究 |
| 2.5 各变量间的关系 |
| 2.5.1 校园欺凌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
| 2.5.2 校园欺凌与反刍思维的关系 |
| 2.5.3 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
| 2.5.4 校园欺凌与自尊的关系 |
| 2.5.5 反刍思维与自尊的关系 |
| 2.5.6 自尊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
| 3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
| 3.1 过往研究不足 |
| 3.2 问题提出 |
| 3.3 研究假设与模型 |
| 3.3.1 研究假设 |
| 3.3.2 研究模型 |
| 3.4 研究意义 |
| 3.4.1 理论意义 |
| 3.4.2 实践意义 |
| 4 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
| 4.1 研究对象 |
| 4.2 研究工具 |
| 4.2.1 特拉华欺负受害量表(学生卷)(DBVS-S) |
| 4.2.2 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PANSI) |
| 4.2.3 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RRS-CV) |
| 4.2.4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中文版(SES) |
| 4.3 研究方法及程序 |
| 4.4 数据处理 |
| 5 研究结果 |
| 5.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2 初中生校园欺凌现状分析 |
| 5.3 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检验 |
| 5.3.1 各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 |
| 5.3.2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
| 5.3.3 各变量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检验 |
| 5.3.4 各变量在生源地上的差异检验 |
| 5.3.5 各变量在是否班干部上的差异检验 |
| 5.4 各变量间偏相关分析 |
| 5.5 反刍思维和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5.1 分层回归分析 |
| 5.5.2 Process中介效应检验 |
| 6 讨论 |
| 6.1 初中生校园欺凌的现状分析 |
| 6.1.1 初中生校园欺凌的总体特征及分析 |
| 6.1.2 初中生校园欺凌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
| 6.2 初中生自杀意念的现状分析 |
| 6.2.1 初中生自杀意念的总体特征及分析 |
| 6.2.2 初中生自杀意念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
| 6.3 初中生反刍思维的现状分析 |
| 6.3.1 初中生反刍思维的总体特征及分析 |
| 6.3.2 初中生反刍思维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
| 6.4 初中生自尊的现状分析 |
| 6.4.1 初中生自尊的总体特征及分析 |
| 6.4.2 初中生自尊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
| 6.5 初中生校园欺凌、反刍思维、自尊、自杀意念的关系分析 |
| 6.5.1 初中生校园欺凌、反刍思维、自尊、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 |
| 6.5.2 中介效应分析 |
| 6.6 研究结果对实践的启示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英文缩写一览表 |
| abstract |
| 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既往研究的不足 |
| 1.4 研究假设 |
| 1.5 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童年创伤对成年抑郁的动态预测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3 研究结果 |
| 2.4 讨论 |
| 2.5 结论 |
| 第三章 基于慈心冥想的心理干预对临床抑郁症的作用 |
| 3.1 研究目的 |
| 3.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3 研究结果 |
| 3.4 讨论 |
| 3.5 结论 |
| 第四章 基于慈心冥想的心理干预影响临床抑郁症的潜在心理、生理机制 |
| 4.1 研究目的 |
| 4.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4.3 研究结果 |
| 4.4 讨论 |
| 4.5 结论 |
| 全文总结 |
| 本研究的创新性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慈心冥想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与立题依据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意义 |
| 2 研究理论框架 |
| 第一部分 构建症状负担作用于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路径模型 |
| 1 研究目的 |
| 2 文献研究 |
| 2.1 研究方法 |
| 2.2 文献研究结果 |
| 3 构建症状负担作用于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路径模型 |
| 3.1 构建症状负担作用于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初始路径模型 |
| 3.2 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 |
| 第二部分 症状负担作用于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路径模型的实证研究 |
| 1 研究目的 |
| 2 操作性定义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设计 |
| 3.2 研究对象 |
| 3.3 研究工具 |
| 3.4 资料收集方法 |
| 3.5 资料分析方法 |
| 3.6 科研质量控制 |
| 3.7 科研伦理 |
| 3.8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4.研究结果 |
| 4.1 老年癌症化疗患者的基本情况 |
| 4.2 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及症状负担、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认知评价得分情况 |
| 4.3 不同人口社会学资料及疾病特征的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症状负担、社会支持、医学应对方式、认知评价得分的比较 |
| 4.4 失志综合征、症状负担、社会支持、医学应对方式、认知评价的相关性分析 |
| 4.5 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多因素分析 |
| 4.6 老年癌症化疗患者癌症症状影响失志综合征得分的路径分析 |
| 5.讨论 |
| 5.1 老年癌症化疗患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
| 5.2 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及症状负担、社会支持、医学应对方式、认知评价的现状分析 |
| 5.3 不同人口社会学资料的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得分的差异性分析 |
| 5.4 不同疾病特征的老年癌症化疗患者失志综合征的差异性分析 |
| 5.5 老年癌症化疗患者症状负担、社会支持、屈服应对方式、认知评价、失志综合征的关系分析 |
| 5.6 癌症症状、屈服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认知评价、失志综合征的路径分析 |
| 5.7 本研究对护理工作的启发 |
| 6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癌症患者失志综合征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与立题依据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意义 |
| 2 研究框架 |
| 2.1 研究理论框架 |
| 2.2 操作性定义 |
| 2.3 研究设计框架 |
| 第一部分 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模型构建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方法 |
| 2.1 文献研究:社区老年人衰弱影响因素的系统评价 |
| 2.2 理论研究: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模型的初步构建 |
| 3 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模型的完善 |
| 第二部分 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作用路径模型的临床实证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设计 |
| 2.2 研究场所 |
| 2.3 研究对象 |
| 2.4 研究工具 |
| 2.5 资料收集 |
| 2.6 资料分析方法 |
| 2.7 科研质量控制 |
| 2.8 科研伦理 |
| 3 结果 |
| 3.1 资料的一般情况 |
| 3.2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
| 3.3 社区老年人衰弱现状 |
| 3.4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影响 |
| 3.5 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现状 |
| 3.6 社区老年人自我效能、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神经质现状 |
| 3.7 社区老年人睡眠障碍与衰弱的相关分析 |
| 3.8 社区老年人睡眠障碍、自我效能、消极应对、神经质、社会支持与衰弱的相关分析 |
| 3.9 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分析 |
| 4 讨论 |
| 4.1 社区老年人衰弱现状分析 |
| 4.2 社会人口学因素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影响分析 |
| 4.3 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现状分析 |
| 4.4 社区老年人自我效能、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神经质现状分析 |
| 4.5 社区老年人睡眠障碍与衰弱的相关性分析 |
| 4.6 睡眠障碍对社区老年人衰弱的作用路径分析 |
| 总结 |
| 1 本研究对临床实践与未来研究的启发 |
| 1.1 本研究的主要成果 |
| 1.2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发展方向 |
| 2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老年睡眠障碍与衰弱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脑卒中疾病流行特点 |
| 1.1.2 脑卒中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
| 1.1.3 脑卒中患者病耻感普遍存在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病耻感的概念 |
| 1.2.2 病耻感的测量工具 |
| 1.2.3 病耻感的研究现状 |
| 1.2.4 病耻感的影响因素 |
| 1.3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1.3.1 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普遍存在 |
| 1.3.2 脑卒中患者的认知评价及应对对病耻感的影响有待探讨 |
| 1.3.3 脑卒中患者病耻感影响因素作用机制问题有待研究 |
| 1.4 操作性定义 |
| 1.4.1 病耻感 |
| 1.4.2 认知评价 |
| 1.4.3 心理弹性 |
| 1.4.4 社会支持 |
| 1.4.5 应对方式 |
| 1.5 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
| 1.5.1 理论依据 |
| 1.5.2 研究假设 |
| 1.6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6.1 研究目的 |
| 1.6.2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类型 |
| 2.2 研究对象 |
| 2.2.1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2.2.2 抽样方法 |
| 2.2.3 样本量计算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研究工具 |
| 2.3.2 资料收集 |
| 2.4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2.5 质量控制 |
| 2.6 伦理原则 |
| 2.7 技术路线图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脑卒中患者的一般资料 |
| 3.2 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现状 |
| 3.3 脑卒中患者病耻感的影响因素 |
| 3.3.1 脑卒中患者病耻感一般资料单因素分析 |
| 3.3.2 脑卒中患者病耻感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3.3.3 脑卒中患者病耻感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现状 |
| 4.2 脑卒中患者病耻感的影响因素 |
| 4.2.1 一般资料对脑卒中患者病耻感的影响 |
| 4.2.2 脑卒中患者病耻感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脑卒中患者的病耻感现状 |
| 5.1.2 脑卒中患者病耻感的影响因素 |
| 5.2 研究的创新点及局限性 |
| 5.2.1 创新点 |
| 5.2.2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脑卒中患者病耻感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假设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童年创伤 |
| 2.1.1 概念 |
| 2.1.2 测量 |
| 2.2 创伤后反应 |
| 2.2.1 概念 |
| 2.2.2 测量 |
| 2.2.3 PTG与 PTSD之间的关系 |
| 2.2.4 理论模型 |
| 2.2.5 童年创伤与创伤后反应 |
| 2.2.6 潜在剖面分析——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
| 2.2.6.1 潜在剖面分析 |
| 2.2.6.2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创伤后反应 |
| 2.3 个人成长主动性 |
| 2.3.1 概念 |
| 2.3.2 测量 |
| 2.4 反刍思维(Rumination) |
| 2.4.1 概念、分类 |
| 2.4.2 测量 |
| 2.5 个人成长主动性、反刍思维和创伤后反应(PTG、PTSD)的研究 |
| 2.5.1 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创伤后反应 |
| 2.5.2 反刍思维与创伤后反应 |
| 2.5.3 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反刍思维 |
| 2.6 童年创伤经历者的创伤后反应的存在模式 |
| 第3章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工具 |
| 3.3 统计方法 |
| 第4章 研究结果 |
|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4.2 各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 |
| 4.2.1 个人成长主动性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
| 4.2.2 反刍思维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
| 4.2.3 创伤后成长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
| 4.2.4 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
| 4.3 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
| 4.4 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分析 |
| 4.4.1 个人成长主动性对创伤后成长和应激障碍的总效应检验 |
| 4.4.2 反刍思维在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创伤后反应间的中介作用 |
| 4.5 童年创伤经历者的创伤后反应的潜在剖面分析 |
| 4.5.1 潜在剖面分析的拟合指数 |
| 4.5.2 检验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
| 第5章 讨论 |
| 5.1 大学生个人成长主动性在人口学变量的差异讨论 |
| 5.2 大学生反刍思维在人口学变量的差异讨论 |
| 5.3 大学生创伤后成长在人口学变量的差异讨论 |
| 5.4 大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人口学变量的差异讨论 |
| 5.5 中介效应讨论 |
| 5.6 潜在剖面分析结果讨论 |
| 5.7 教育实践启示 |
| 5.8 不足与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流程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与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综述 |
| 2.2 从众消费的文献综述 |
| 2.3 稀缺性消费的文献综述 |
| 2.4 健康消费的文献综述 |
| 2.5 体验消费的文献综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恐惧管理理论 |
| 3.2 补偿控制理论 |
| 3.3 风险感知理论 |
| 3.4 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关系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4.1 研究设计 |
| 4.2 问卷调查程序 |
| 4.3 公开数据的获取与匹配 |
| 4.4 问卷调查变量的测量 |
| 4.5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4.6 整体问卷的结构效度分析 |
| 4.7 各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分析 |
| 4.8 同源性偏差检验 |
| 4.9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统计方法 |
| 第5章 典型消费行为研究一疫情对居民从众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1 研究背景 |
| 5.2 理论推演与假设提出 |
| 5.3 统计分析流程与数据处理方法 |
| 5.4 统计分析结果 |
| 5.5 研究小结与讨论 |
| 第6章 典型消费行为研究二疫情对居民稀缺性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
| 6.1 研究背景 |
| 6.2 理论推演与假设提出 |
| 6.3 统计分析流程与数据处理方法 |
| 6.4 统计分析结果 |
| 6.5 研究小结与讨论 |
| 第7章 典型消费行为研究三疫情对居民健康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
| 7.1 研究背景 |
| 7.2 理论推演与假设提出 |
| 7.3 统计分析流程与数据处理方法 |
| 7.4 统计分析结果 |
| 7.5 研究小结与讨论 |
| 第8章 典型消费行为研究四疫情对居民体验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
| 8.1 研究背景 |
| 8.2 理论推演与假设提出 |
| 8.3 统计分析流程与数据处理方法 |
| 8.4 统计分析结果 |
| 8.5 研究小结与讨论 |
| 第9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总结 |
| 9.2 研究局限 |
| 9.3 相关领域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相关概念 |
| 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4 研究假设 |
| 5 理论基础 |
| 6 研究内容 |
| 7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方法 |
| 3 评价工具 |
| 4 数据分析 |
| 5 质量控制 |
| 6 研究结果 |
| 7 讨论 |
| 8 结论 |
| 第二部分 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对孤独感认知的质性研究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 |
| 3 研究方法 |
| 4 研究结果 |
| 5 讨论 |
| 6 结论 |
| 第三部分 老年人孤独感干预模式的初步构建 |
| 1 研究目的 |
| 2 干预模式构建依据 |
| 3 干预模式构建 |
| 4 干预模式实施 |
| 第四部分 全文总结 |
| 1 主要研究成果 |
| 2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文献综述: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