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学报（工学版）2004年总目录（卷完）

一、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4年总目录(卷终)（论文文献综述）

徐长生^[1]（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莫琼^[2]（2019）在《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着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谷《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魏宁楠^[3]（2019）在《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以“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蜚声遐迩,是福州府重要的科举与文学家族。该家族兴起于明永乐年间,经林元美、林瀚、林庭?、林庭机、林燫、林烃等,家族声望达到鼎盛。入清之后,林氏科第香火不绝,只是在仕宦上早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本文以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勾勒还原明代林氏家族的历史地位以及探讨明代林氏家族成员的诗文创作成就。明代林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是林瀚,其奠定了林氏经史传家的文化传统,经其子孙世代相继,形成较为稳定的家族文化传统。林瀚治《春秋》,林氏子孙也大多治《春秋》经。林瀚入翰林院编修国史,其子孙林庭机、林燫踵武其后,也相继进入翰林院。在子孙婚配问题上,林瀚拒绝豪贵之家,以科举门第作为首要因素,确立了林氏选择姻亲的标准。在诗文创作上,林瀚温柔敦厚的文学观以及清新自然的诗学风尚也对林氏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文学家族,有明一代,林氏代不乏人,能诗文者甚众。林瀚是林氏第一位走向全国的作家。成、弘年间,他与李东阳、吴宽、程敏政等翰林院作家往来密切。林瀚的诗文台阁特征明显,其诗歌风格雍容典雅,平正纡徐,其古文崇理尚雅,尊经重道。拨开林瀚馆阁词臣的身份,林瀚也是一位性格豪放洒脱的诗人。林瀚推崇李白的诗歌,擅长七律,其诗歌“豪壮”与“清新”并存。除此之外,林瀚也是制义文大家,他的制义文注意谋篇布局,文章波澜曲折。在句式上喜用长句、整句,风格沉稳庄重。正、嘉之际,郑善夫在闽中执牛耳,林瀚之孙林炫追随其后,是福州府重要的作家。隆、万之交,林庭机、林燫是福州府作家的代表人物。林庭机的诗歌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艺术风格大抵从清幽秀雅转向清新高远,又从清新高远转向悠远淡泊。庭机的古文关注军政要事,不仅内容富有史料价值,而且叙事有条不紊,论述谨严。林燫崇尚复古,诗歌取材范围上溯汉魏六朝,下至盛唐。其诗歌关注时政,针砭时弊,有诗史之称。林燫的山水田园诗以清新淡远见长。在句式上,林燫受到翰林宗陶之风的影响,多效法陶诗朴拙的句法,风格平易自然。其七古学习李白歌行的句法和气势,风格豪迈雄壮。林燫的古文创作尤为突出,大多谈论国家财政与军务边防,文章气魄与格局比较大。从艺术层面看,林燫延续了翰林作家学习欧文的传统,其古文学习欧文委婉纡徐的特点,风格典雅温婉,雍容不迫。万历中期,林烃与胡应麟、叶向高等名流频繁往来。林氏诗歌传至林烃也达到极盛,其诗博采众长,诸体皆备,艺术特色最为多元。四库馆臣认为林烃的诗集《覆瓿草》步趋后七子,旧调居多,新意殊少。结合胡应麟、叶向高、曹学佺三人对林烃诗歌的评价,以及林烃诗论中的闽地特色,可以发现,四库馆臣的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大体说来,林烃的五古情思细腻,七古豪宕纵横,五言排律富丽舂容,五律含蓄隽永,七律温厚和平,绝句清新俊逸。古文方面,主要论述与矿税弊政紧密相关的奏疏文,这些奏疏文体现了林烃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担当与家国情怀。闽县林氏之盛在明代屡屡为人所称道,不仅见正史之《明史》,也见之笔记《万历野获编》。纵是文坛巨擘,也不忘为林氏添上一笔。王世贞《皇明盛事述》将林浦林氏选入“门宗仕宦”,与灵宝许氏、鄞县镜川杨氏等家族相并列。晚明邵捷春辑《闽省贤书》,更是将林浦林氏列为闽省第一世家,相比其它夸大的记载,这种评价是比较客观和恰当的。

王丹^[4]（2019）在《顾光旭年谱》文中研究说明顾光旭,字华阳,号晴沙,又号响泉,江苏常州府金匮县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九月七日,卒于嘉庆二年（1797）六月二十六日申刻。乾隆十七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浙江道监察御史,宁夏、平凉知府,甘肃甘凉道,署四川按察使等职。归乡主讲东林书院十余年。工诗词,创作《响泉集》三十卷,《清溪乐府》词两卷。搜辑自汉以来梁溪历代各家诗,辑纂《梁溪诗钞》五十八卷。书法亦工,当时江南有家藏顾光旭书法不会招致火灾的传说。顾光旭可以说是清代乾隆年间诗、书兼擅的文人代表。而目前学界对顾光旭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对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关注甚少,对生平事迹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进而影响了对顾光旭的进一步研究。顾光旭晚年自编《响泉年谱》,是研究顾光旭的重要史料。但因是其晚年所编,部分史实存在讹误,且过于口语化,缺乏年谱所必备的真实性和简洁性。本文在顾光旭自编《响泉年谱》的基础上,以年谱形式对顾光旭一生的仕宦生涯、交游唱和、文学活动加以梳理考证,以期能援引详实资料,展现其生平事迹和人生道路。本谱共分为三卷,卷一为里居读书与仕宦京师（雍正九年至乾隆三十二年）,主要考述顾光旭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和青年时期的仕宦经历。卷二为出守甘省与远宦蜀中（乾隆三十三年至乾隆四十一年）,注重对其身为地方官的政绩和作为进行考察。卷三为主讲东林与编纂诗钞（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年）,重点考查了作为地方乡绅的顾光旭对家乡无锡的贡献。年谱旨在全面展现顾光旭的生命轨迹和精神生活,凡有具体史实可考的事迹,不论大小,一律囊括在内。在年谱之外,对顾光旭所着《响泉集》进行了版本考辨,探讨了顾光旭所编《梁溪诗钞》文献价值,并辑补了顾光旭所佚诗文,辑录了与“诗冢”相关的题咏诗文,以期有补于顾光旭研究。

冷雪梅^[5]（2018）在《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对中国善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宋、明、清的探讨,对于清代以后善书的关注较少。对大理地方善书的研究,更未见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对诸多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士绅撰着善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基础篇、特色篇和个案篇三大部分。上篇为基础研究,主要介绍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基本概况及成书原因,按照大理善书的实际应用及蕴含的意义,大致将其分为道德教化、应缘、修炼、精神需求等四类。就大理善书的分类而言,善书并非只是“通俗读物”。从创作来看,大理善书在承袭传统善书创作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游记类鸾书《洞冥宝记》和《蟠桃宴记》,开创了鸾书“对话式”和“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并对此后鸾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其他善书一样,道德教化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救劫”思想则体现了“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宗教救度。大理地方士绅撰着和刊印善书,开建善坛,宣讲圣谕,是其重要表现。与宋、明、清经典善书明显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有不少内容是地方士绅对当地民众进行的西学启蒙,介绍了不少的科学知识。本文中篇对这一特色进行了研究。从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来看,当科学传到中国边陲大理时,地方士绅对之既非推崇,也不是排斥。他们认可和尊重科学,敬重闻名于世的西方科学家,鼓励国人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但也并没有对科学顶礼膜拜。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意识到科技的异化问题,认为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源于近代西方军事武器的发明和制造,有悖于“仁”道,“道”高于“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科学之上,故主张尊“道”鄙“技”。大理士绅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源于农耕文明的影响、儒家“天下归仁”的文化传统、及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三方面的因素。大理善书中大量介绍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女性启蒙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多数为基础知识,涉及多个学科,信息量较大,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在女性启蒙方面,科学话语与社会性别话语交织,融合中西文化的话语体系,着重进行生育和教育的知识启蒙,试图塑造德才兼备的“新贤妻良母”之形象,希望女性为家庭建设能做出重要的贡献。除善书本身外,大理善书中的科学知识主要通过善坛、学校、家庭的教育进行传播。无论哪种途径,主要都是强调道德教化。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知识,则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通过善坛向当地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在大理地区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观念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观念、“四民”观念、婚育观念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上,不再过度强调“重农抑商”,而是倡导“以工商立国”,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工、商业,促进了大理集市的繁荣。其次是“四民”观念上,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错动。最后在婚育观念上,大理士绅反对白族过去盛行的姑舅表优先婚,稳婆在生育分娩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其原始的接生方法受到质疑。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表现,一是关注健康,二是崇尚俭朴,三是出现新的娱乐方式。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尤其“预防医学”等观念使当地民众的健康意识有所增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有了提高。他们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又因机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高效,人们的休闲时间因此而增多,出现了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玩洋牌、跳舞、唱歌、演戏、歌剧、打麻将等这些娱乐方式越来越兴盛,并且已从城市传到乡村。文章下篇主要以民国时期大理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为个案,对地方士绅如何进行劝善,如何处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成善宗坛自民国初年（1912）建坛,至1950年停办,历时39年。期间,善坛主职人员举办大小法会数十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向我们真实和立体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大理村民的信仰世界。他们的道德教化既以圣谕宣讲为主,也有在其他宗教仪式中偶尔穿插进行的。他们既接受学校教育,也推广善坛教育。尽管他们对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全村遭受瘟疫时,他们还是虔诚地举行供奉地藏像祛瘟的法会活动,诵《地藏菩萨救劫宝法》,并相信有奇效,以实例证明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及医疗的现代化,并未使“神药两解”的民间医疗走向消亡,而是继续留存并在民间产生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洱源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较好地反映了近代宗教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成善宗坛为地方学校的竣工举办庆祝大会,并到学校进行圣谕宣讲,反映了宗教与科学并非只有对立和排斥,它们之间还有融摄。大理士绅在西风浩荡的形势下,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假借神圣仙佛降乩,结合旧有传统文化编撰善书,在宣教的同时,也向民众进行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科学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宗教对科学并非只有阻碍作用,也有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与其他多数宗教团体不一样的是,当地士绅在对民众进行以道德为核心之宗教救度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科学启蒙。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乐于吸纳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复古,游刃有余的协调继承与扬弃之间的关系,是为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绵延永续,灿烂辉煌。其三,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以己为体,以人为用。在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西方先进的科技及价值理念,但也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

邹虎^[6]（2018）在《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碑刻文献的断代整理,目前已取得不少成果。从涉及的具体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五代以前,而以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最爲注目。五代以後,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基本无人问津,是碑刻文献整理的阙环。本文以元代碑刻爲主题,力图补充碑刻文献整理的缺失,并带动近代碑刻文献整理及相关研究。元朝之於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地位。其疆域之大、民族之多、国家制度之特殊、社会动荡之剧烈、阶级矛盾之尖锐、宗教形式之复杂、海陆交通之发展、中外交流之频繁,历代绝无仅有。由於历史的原因,元代传世文献多已不存,或散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元史的研究。元代碑刻以其丰富的数量和种类,堪称元史研究最爲重要的材料之一。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以碑刻拓本或原石爲依据,对元代传世碑刻文献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校勘订正;无传世释文文本的,则另行释读,力求爲学界提供一份详实可靠的元代碑刻文献参考材料,爲元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相关研究提供材料保障。元代碑刻文字和词汇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尤具研究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字,特别是俗字进行全面整理,反映新产生俗字的基本面貌。集中精力,以例释的形式,分析历史汉字的形变轨迹和变异规律,揭示元代碑刻俗字的根本特征,即简化。通过字形勾连,贯通字形发展演进的古今序列,填补汉字在近代时期的关键字形空缺,爲汉字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字形参照。同时,综合分析元代碑刻俗字来源,探讨元代碑刻文字研究的重要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献词汇进行分类梳理,并作专题探论。在研究类目上,着力於探讨元代碑刻两大类别,即法律碑刻和宗教碑刻中的的专有词语,凸显其时代特色,爲近代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

陈艳君^[7]（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研究说明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龚建培^[8]（2018）在《近代江浙沪旗袍织物设计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本文以近代中后期（1912-1937）的江浙沪为研究的主要时间和区域,以传世实物、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分析、梳理为基础,从多学科的视域将微观的设计物像、设计事件进行勾连,还原它们所承载的“设计观念”,并放置于宏观的历史叙事、宽泛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阐释,从设计、技术、品种、风格、消费的关系研究探讨中,揭示近代织旗袍物设计演变的时代特征以及对现代染织设计的影响。全文共6章,21余万字,插图1000余张。旗袍是近代中国女性的第一款时装,而其使用的面料、里料和辅料集中反映了当时国内外织物设计、生产、消费的最新时尚和成果,是近代女性服饰织物发展的典型缩影。本文首先从社会变迁、消费方式、文化形态、时尚传播方式等角度,概述了近代旗袍织物设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演变过程。并以500余件近代传世的旗袍织物和众多历史文献为考证、分析基础,从材料、技术、品种的被动接受和主动发展两个方面,研究探讨了土布、丝绸、印染、刺绣、蕾丝、花边等织物在中西熔铸发展历程中的创新设计成果,以及江浙沪区域多家企业的产品设计案例;其次以月份牌广告中大量的旗袍织物图像为依据,对部分经典织物纹样进行了四方连续形式的复制、还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西风美雨”、海派文化对旗袍织物在纹样题材、色彩观念、表现程式嬗变过程中的影响;最后再以报刊杂志中呈现的社会各阶层女性与旗袍织物的生活影像为依据,通过文献、影像叙事和服饰纹样的交叉、比较研究,探讨了近代传播媒介和时尚女性对旗袍织物设计发展的横向引导作用,并对江浙沪不同阶层女性在旗袍织物消费过程中所体现的风格特征,进行了图像学的整理、分析、阐释,填补了此研究领域的部分缺失。本文的研究在整体上舍弃了传统美术史、工艺史以时间发展为线索的研究方式,以游离于传统设计史研究视线之外的传世旗袍织物、老上海月份牌图像、历史影像文献为三个主要版块,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技术革命、新型原料与生产方式;文化、观念的裂变与消费需求;日常生活、阶层时尚传播对织物设计演变的影响之上,以期获得轮廓可辨析、意义可以解读的近代织物设计发展线索。在构建近代旗袍织物设计数据库的同时,着重探讨了近代旗袍织物设计在表现为丰富多样、融汇东西的同时,又显露出肤浅、粗糙、暧昧、杂糅以及没有完整体系的深层社会原因;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融合,在旗袍织物设计上表现出的观念、语境上共性、个性特征和存疑问题,以及不同区域间存在的差异及互动关系。从历史的视野和民众史述话语权的角度,揭示了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大众消费的更迭,如何参与和影响近代旗袍织物发展的历史现实。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考据学、设计学、类型学、图像学、叙事学等为理论框架,在纵向层面——以近代江浙沪生活方式与近代文化转型的关系为视角,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进程为人文背景,揭示了旗袍织物设计发展、演变过程中显现和蕴藏的各种文化现象、消费价值变更,以及对现代设计的影响。在横向层面上——通过收藏的近代旗袍织物与月份牌图像、报刊杂志影像以及历史文献的交叉解读,在重视个案历史形态的同时,从整体社会文化背景的构成中,还原了近代旗袍织物设计的历史语境、传播途径,多维度的探讨了旗袍织物的设计特征和人文、美学价值。从社会文化学、大众消费学角度对近代旗袍织物设计的反思性、探索性研究,不但是对近代织物设计贡献和时代局限的再认识,也对近代染织设计史、近代设计史研究的一种推进,对正处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断冲突、融合中的中国现代染织设计发展,亦能起到借鉴与促进作用。

张晶晶^[9]（2017）在《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文中提出明代,是继先秦以後两湖之地文学发展的又一高峰,主要表现为大家、流派林立,作家作品繁富。从明初的易代老臣刘三吾、“台阁体”代表杨溥,到以宰相主持文柄的李东阳和“茶陵派”、再到“後七子”的吴国伦以及复古派後期殿军李维桢,以至公安三袁、竟陵锺、谭,还有明末的陶汝鼐、杜濬等等,均是明代文学史中举足轻重甚至引领一时文学潮流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明代湖广作家传世作品丰富,是浙江、南直以外又一作家作品高产地之一。论文首次对湖广明代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罗与研究,并揭示出其鲜明的地域特徵和时代风貌。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搜罗,包括通志、地方志、诗文集等,共收集到有诗文集或文学作品存世的明代湖广作家768人,并访查其存世着述与文集290余种。并以地域为区划,作家为单位,对768位作家的生平、着述和文学创作情况一一提要叙录。进而,在这些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有完整文学着述传世的153位作家中,遴选出近约80位既具有典型时代共性又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为主要叙述依据和研究对象,对明代湖广文坛的历时与地域发展面貌进行综合论述,追求尽可能客观展现明代湖广作家文学创作实践原貌。纵观明代湖广文坛,历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阶梯势的递增繁荣,且每阶段均有在其时声望、影响较大的作家。正统以前的湖广文坛是其发展中最薄弱的阶段,相较於江浙、闽粤的繁盛,此时湖广作家作品数量均较少,文坛发展的主导力多以政治因素为主。正统至正德是湖广文坛的发展期,也是有明一代唯一一个湖南文学成就高於湖北的阶段,此时湖广籍的作家与文坛发展多以李东阳为轴心。正德以後直至明末,是湖广作家作品质与量、文坛地位均迅速提升的繁荣期,尤其是万、启祯期间,家族作家繁盛,且有吴国伦、李维桢、“三袁”、锺、谭诸位具有主柄文坛实力的文学大家相继崛起,一时形成“诗教以楚人为政”的盛势;与此同时,湖广地域内作家间的相交交游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典型如启祯间盛极一时的“竟陵”思潮,单与谭元春相交相善的湖广名士就几遍两湖之地。进入崇祯年间,两湖之地较早就被卷入明末的战乱硝烟中,这样的历史背景基本决定了明末湖广文坛的发展面貌——作家组成多为抗节义士,文学作品多为爱国悲歌;另一方面,与明末仍持续发展的作家人数不相协的是,此时期存世作品文集数量急速回落,此点亦与明末湖广之地长达约40年的战乱有直接关系。明代湖广作家及文学的地域特徵也尤为显着:一是大家林立、流派与群体作家异常繁盛,且引领时代文学潮流。二是明代湖广作家为官者居多,达530余位,且多武将名臣,为官四品以上达250余人,约占作家总数1/3。三是明代湖广作家传世文集中多以诗文为主,鲜少有小说、戏曲;讲学传道、公文疏牍的数量倒尤为可观,此点与湖广作家的政治身份有直接关系。四是亢直义士、狂狷志士颇多,气节尤盛,楚人风采彰着。五是文化家族繁盛,尤其是正德以後,成为明代湖广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一切从作家传世作品入手,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全面考查和研究,综合展现有明一代三百年湖广文坛的文学面貌和地域特色,是本文追求的目标。

梁帅^[10]（2017）在《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戏曲活动研究,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戏曲活动的梳理与讨论。得益于旗人在北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戏曲活动介于北京市井梨园戏曲活动与宫廷戏曲活动之间。旗人对戏曲的喜爱由来已久,早在入关之时,他们便表现出对戏曲的酷爱。顺康雍三朝是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孕育期,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诸形态,皆在此时形成。道咸时期,受到宫廷戏剧变革的深刻影响,旗人戏曲活动重心集中到北京的王公贵族府邸及市井梨园。在旗人捧角之风的影响下,清末伶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旗人沉迷戏曲的行为,引起了当朝者的诸多不满。为了阻拦旗人观剧,政府遂颁布了许多禁戏条例。这些举措虽对旗人的观剧活动带来了许多不便,但是它最终还是淹没在旗人高涨的嗜戏热潮中。晚清民国北京旗人对近现代戏曲发展的贡献集中在三点:演剧、研究、创作。演剧方面,乾隆朝的《燕兰小谱》所记白二、八达子,是第一代技艺卓群的旗籍伶人。晚清旗人登台唱曲者更多,并在清末民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票房”与“票友”是旗人对中国戏曲文化的特殊贡献,亦真实反映出旗人演剧水准的上乘。戏曲研究作为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重要方面,展现了旗人对戏曲的深层认知。昭梿的《啸亭杂录》、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笔记,描绘了许多京师戏曲活动场景,反映出此期旗人戏曲关注视角的变化。旗人真正意义上的戏曲研究,肇始于清末民国的庄清逸、溥侗等人。穆儒丐、景孤血、华粹深、傅惜华、郑骞、吴晓铃等人在民国时期的戏曲研究,更是近代戏曲研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此外,北京旗籍戏曲研究者的曲艺研究也颇具特色。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戏曲创作收获颇丰。绵恺、顾太清等旗人的戏曲创作,标志着旗人古典戏曲创作的终结。而以载阔亭、庄清逸为代表的皮黄戏剧作家,又助力了清末民国皮黄艺术的发展。在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中,王公贵族是尤为特殊的一个群体。长期居住北京的八旗王公贵族有机会参与紫禁城内的戏曲活动,并对宫廷演剧产生实质性影响。各王公贵族府邸内的戏曲活动也十分精彩,往往家族内几代成员都表现出对戏曲的极大热情。昆弋戏在晚清北京八旗王公贵族府邸的戏曲观演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与皮黄戏早已风靡北京市井梨园全然不同。清代的“王府戏班”是戏班史上一个响亮名字,自乾隆朝允禄府上的大成班始,王府戏班延续数百年。清末奕诉、奕譞和善耆府内的戏班,不仅繁荣了当时京师剧坛,更是对近代北方昆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深远影响。为了真实呈现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演进过程,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大量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案》、《内务府来文》等档案,以及晚清民国的报刊杂志、日记等。又为了使研究成果更加可信,笔者还进行了诸多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工作。同时,笔者也十分注重对戏曲文物、戏曲图像的探讨。

二、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4年总目录(卷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4年总目录(卷终)（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顾光旭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江浙沪旗袍织物设计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4年总目录(卷终)（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2]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D]. 莫琼. 西北大学, 2019(01)
• [3]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D]. 魏宁楠.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4]顾光旭年谱[D]. 王丹. 江南大学, 2019(12)
• [5]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D]. 冷雪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6]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D]. 邹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 [8]近代江浙沪旗袍织物设计研究（1912-1937）[D]. 龚建培.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9]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D]. 张晶晶.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9)
• [10]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D]. 梁帅.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