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

一、德国武装力量现代化计划（论文文献综述）

潘何琴^[1]（2021）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文中指出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保持革命底色,发扬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并反过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末期以来,“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光荣使命,继续深挖革命观的时代内涵,发扬伟大革命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也是现实境遇的必然。要在新的时代特征中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优良革命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何以能形成及如何形成有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认识革命,如何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形成对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基于此,文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进轨迹,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归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作出总体评析。在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革命观的流传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争论中看到了革命是破解中国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初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初步探讨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意义、革命的主体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革命任务的确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革命工作的转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等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认清了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基于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而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初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基本辨别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复杂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等客观因素和来自共产国际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经历了曲折性、反复性和艰难性的过程。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初步思想成果,是在经历种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中集全党智慧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观,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总结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既是对党史观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

刘原媛^[2]（2021）在《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美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在假定德国统一是由两个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民族情感等内因决定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随德国统一而来的德国联盟归属、主权恢复和四大战胜国权利终结等问题的解决,来考察美国在德国统一外部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美国始终从国家利益和联盟战略出发看待德国统一问题,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作为管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抓手。美国支持德国1990年统一既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追随美西方联盟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对抗苏联的回报,又为美国在1990年代初欧洲局势突变之际维持对欧影响、延续北约在欧存在提供了机会。在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博弈中,美国通过稳住苏联、力挺德国、约束英法,推动了德国统一外部进程的发展,对德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恢复完全主权并继续留在北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绪论阐明了研究课题对理解美德关系、跨大西洋联盟和冷战终结的意义。第一章点出了国际政治中“德国问题”的内涵,梳理了二战后美国一手策划德国分裂的始末。第二章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即原则、口头支持统一,实则奉行实用主义。第三章到第五章分阶段考察布什政府围绕1990年德国统一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并通过分析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来评估美国的政策效果。第三章分析1989年初冷战氛围开始消解的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和“护持政策”,这一时期美国鼓励联邦德国政府扛起统一大旗,并护持科尔的“十点纲领”既契合西方联盟的战略需要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四章重点分析了1990年初美国实行的“推动政策”和统一谈判开启后的“配合政策”,这期间美国提出了解决统一外部问题的“2+4”谈判框架,领导北约进行战略转型,照顾了苏联的安全关切,为苏德谈判获得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五章论述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北约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部分实现了预期。第六章综述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作用,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德国问题”的解决。

王海涛^[3]（2021）在《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以建构力量理论为主线,以功能制度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分析德国安全政策最常见的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综合性分析。德国北约政策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支柱,决策过程首先受到相关国内行政主体的影响,包括政策决策机构,例如国防部、外交部、总理府、议会和宪法法院,以及各党派不同安全理念的影响。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过程还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从双边关系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德美和德俄关系,另外德国与法国、东南欧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力。在国际秩序格局层面上,德国北约政策以北约的战略变化为导向,而南斯拉夫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对北约的战略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约从冷战后的集体防御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又因乌克兰危机重新回归战略防御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外,作为德国安全政策的另一根支柱——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德国的北约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而且欧洲防务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会从根本上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本文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北约的建立和发展,随后将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政策以乌克兰危机为分水岭划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重新统一/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期间;最后是2017年到2020年。本文接下来介绍了欧盟独立外交与防务政策,重点是分析其与德国北约政策的关系,尤其是德国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文章最后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结构上分析了德国的北约政策随着北约战略转型而产生的变化。其中德国在北约第一次东扩和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达到德国北约政策的目标,同时德国逐渐突破宪法对国防军海外派兵的限制,为德国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其次分析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影响。随着英国脱欧,德法成为欧盟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中坚,由于经济压力,法国更多地依赖德国,但德国受到国内“军事克制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提高军费支出始终持怀疑态度,极大限制了德国建构意愿的施展;再次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前景。从德国国防军改革、德国外交策略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的转变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等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论文主要分析线索是德国随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北约框架下展现出越来越高的建构意愿,而其政策的制定、相关政治家的表述,尤其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实施过程成建构力量理论分析的主要范围。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功能制度主义提供的德国对北约资源、政策结果和联盟伙伴的影响力分析视角也是本文主要的分析角度。通过分析发现:1、德国随着统一后军事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在北约地位的逐步提高,尤其是为适应北约战略的调整,也对自己的北约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其核心出发点是在北约框架下不断提高政治地位并维护安全利益,其中涉及到对国防军的使用问题上,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者还受到党派利益以及民意的影响（文明力量）。德国北约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建构力量）;2、德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北约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开放上扮演了领导角色。欧安组织扩大、北约联系国概念以及欧盟和西欧联盟的接近和扩大战略都是这一方针的有效成果。其中在北约两轮东扩过程中德国的建构意愿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在第二轮东扩中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德国还是积极支持扩大进程,同时避免出现安全政治的“灰色地带”或与俄关系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3、德国的建构意愿随着军事参与度而逐步提升。随着宪法法院裁决允许域外派兵,德国在北约行动中的军事作用逐步提升,话语权随之提高,德国军官首次担任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施罗德也首次在北约军事行动中威胁使用否决权;4、德国在危机治理和危机后重建的政治维度上一如既往的表现出高度建构意愿,主动提出倡议,并对纯军事手段态度消极。同时,德国还根据不同的决策内容表现出差异化建构意愿,并主动对政治维度的贡献积极担当领导责任;5、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德国面临较大的内政压力,原因包括德国一直以来的防扩散政策和“军事保守文化”社会根基,这与美国的军事优先理论背道而驰。随着德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增加,其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德国尤其是在政治手段上积极建构,利用联盟资源提高德国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6、德国在乌克兰危机治理过程中创造的“诺曼底格式”通过德法合作代表欧盟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双重机制下的斡旋,激活了欧安组织的危机管理机制,利用其合法性和规范上的权威性为德国施展建构意愿夯实了基础,也尽可能的争取了政治谈判的空间,有利的建构了谈判进程。与伊核谈判和利比亚危机期不同的是德国此次的建构意愿得到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认同。总之,以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年发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为标志,德国形成了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新战略。其中体现出德国北约政策的核心特点是从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地缘位置（来自中间的领导）出发,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角色”（建构力量）,主动通过合作等和平方式发挥其建构力和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以贯彻其“嵌入式崛起”理念所奉行的奉行规范、规则和价值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建构主义）外交原则。德国积极利用北约框架施展其影响力,限制以美国为首“鹰派”的“强权政治”,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德国积极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建设,通过与盟友的联合行动平衡军事和民事手段。然而德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和建构意愿的施展受到了“克制文化”（文明力量）的深刻影响,导致德国很难具备与自身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军事能力,而疫情影响更让德国在军费支出方面所作的努力举步维艰。拜登上台使欧洲盟友看到“西方回归”的希望,因此德国防长提出增加军费开支以显示团结美国和维系北约的决心。特朗普不仅分裂了跨大西洋关系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将欧洲的国防一体化视为对美国的挑战。拜登初步的外交框架显示务实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美国回归西方并修复跨大西洋裂痕,加强北约存在以应对全球威胁。欧盟在2020年11月30日提交的与美国促进全球化边变革议程中提出了从全面共同利益出发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统在国防军成立65周年纪念日上也提到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德国防长认为应该克服疫情困难,维持乃至提高德国军费开支水平。而德国务实政策引发了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德国在拜登上台后搁置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担心。这也体现出德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这一身份,推行自己务实政策的意愿,与法国的“脱钩”的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德法之间的共识是欧洲团结的重要一环,而德国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拜登不会将战略重点从亚太转回欧洲,德国会继续推进务实的外交政策。同时,拜登还会继续向德国施加压力增加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执政党无关。虽然德国防长的表态只能反应德国北约政策的部分变化,但默克尔奠定的更加务实和“网络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础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

徐立特^[4]（2020）在《美国海军的崛起：思想、战略与行动（1882-1945）》文中提出从开启“新海军”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海军经历了从籍籍无名到世界第一的巨大转变。这一发展历程固然会受到美国优越的自然禀赋、经济实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国内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人才优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也离不开海军思想、海军战略、海军建设与海军行动四位一体的相互配合与推动。海军思想是美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智力资源与潜在动力;海军战略是海军思想在实践中的反映,作为美国海权推进的总体规划,是美国海军发展运筹帷幄的关键因素;海军建设和海军行动检验、强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海军思想与海军战略,体现了美国海军独霸全球的实践路径。第1章海军思想:从华盛顿到马汉海军思想是美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智力资源与潜在动力。尤其是马汉的海军思想,甫一出世便风靡全球,成为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强心剂。马汉海权思想的横空出世并不是偶然的,从华盛顿、亚当斯与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海军建设随着国家发展目标的转型而强化升级,海军思想也围绕着美国的军事扩张与海外商业发展战略演进而不断更新。到马汉时代,他成功地整合了海军历史与海上战争经验的特有规律——尽管这些规律有不少是片面的和不充分的,但依旧比较成功地在海权与大国实力增长之间建立起正向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与瓜分世界的进程中,体现了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时期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马汉的海权思想在空间-制海权-商业扩张-海外基地之间构建了话语体系,就海权思想而言,是比较完整的,并且存在着不断自我修补的余地,其影响力直至今日依然发挥着效力。第2章海军战略: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海军战略是海军思想在实践中的反映,作为美国海权推进的总体规划,是美国海军发展运筹帷幄的关键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海军战略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而不断演进。西奥多·罗斯福在其整个总统任期内,都以将美国海军建设成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强大海军作为重要战略目标。伍德罗·威尔逊的海军战略不似罗斯福那样明显和激进,他反复强调的是公海航行自由,为全球性自由贸易的推进提供必要条件。以海洋自由为口号,以商船和护航舰队为手段,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交战双方供应战争物资,提升美国经济实力。同时,受战争双方不断扩张海军的影响,威尔逊政府提出了建立“最强大海军”的目标。作为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迅速将海军战略由攻势制海战略转变为防御制海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岌岌可危的战争威胁面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实行中立战略,保存了美国海军实力。罗斯福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而要想取得胜利,必须采取“控制海洋”战略。参战后,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军事压力面前,出于对国家利益与战场态势的考虑,罗斯福采取了“大西洋优先”战略,把重心放在欧洲,进行跨大西洋航道护航,在太平洋战场采取灵活太平洋战略,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政策。同时,罗斯福继续坚持海权战略,拒绝了派遣远征军参加大陆作战的主张。这些战略的实施,对调配战争资源、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3章海军建设:从新海军到《两洋海军法案》在1882-1945年的这段时期内,美国历届政府的决策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对海军发展寄予厚望。19世纪80-90年代,新海军建设成为美国海军发展的显要标志,美国海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造舰高峰。西奥多·罗斯福是热忱的大海军主义者,他不仅为海军建设提出计划、建议并为之游说国会,还亲自在海军战争学院召开舰船设计会议,就建造新舰的设计方案出谋划策。在海军建设上,威尔逊不仅关注到美国可以从海军扩建计划中获取大量利益,还观察到包括日本、英国在内的列强正掀起不可抑制的海军扩建热潮,于是迅速确立起两洋战略,两洋战略配合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海军战略又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海军建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并没有阻止任何海军强国的扩军步伐。处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更是把壮大海军作为增加就业、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这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工业复兴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顺应海上作战形式的变化,大力推进航空母舰建设,成为美国海军夺取制海权的重要保障。第4章海军行动: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末以来,美国海军从一支孤立主义海军发展为全球性海军,并确立起在全球海域的支配地位,这一过程是伴随着美国海军行动展开的。美西战争是美国海军对外扩张的开端,战争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与殖民权益,激发了美国的扩张野心。此后,即便有时会变换形式,但美国本土之外的对外扩张之路就此开启。美国迟至1917年才决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在战争中,检验了美国海军的建设成果,验证了美国海军战略,也推动了美国海军的军事变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汉所倡导的美国海权优势得以尽显,美国彻底冲破了孤立主义的束缚,在大西洋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两线作战,在大西洋实行反潜战,在太平洋实行潜艇战,并顺应海军军事变革需要,建立快速航母战斗群。第二次世界大战充分体现了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对海军力量的支撑作用。美国的海军行动,实践并超越了马汉的海权理论,推动了海军作战战术的革新,通过对战争的参与,美国海军深刻体会到并践行了以航空母舰为作战核心取代以战列舰为作战核心的海军军事变革。这些海军行动为二战后美国海军独霸全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第5章海洋、海军与海权:历史与启示海洋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与大国竞争中,海洋的战略意义日渐凸显。在大国竞争过程中,海军的意义不言而喻,在影响海军建设的诸因素中,自然条件与经济禀赋、新兴技术与军事变革、国家战略与外部环境相对突出,大国海军的崛起通常离不开这些因素的支撑。自马汉创立现代海权理论以来,海权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瞩目的焦点问题,也上升为很多国家的国家战略。海权论固然符合其提出时期的时代需求,在西方强国崛起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海权论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的自身局限性及其霸权本质上。

关泠^[5]（2020）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文中认为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以“编纂”为核心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社会科学文化活动中的专业实践活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军事辞书编纂的重要领域。编纂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和辞书编纂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军事百科全书、辞典,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知识,全面总结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军事科学发展水平,在传播军事知识,推动军事科学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编纂实践,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探索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近10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谱系为框架,将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置于该框架中研究与考量。以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为主线,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成果的发展,总结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经验。通过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过程,编纂系统工程的运行方式,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编纂的政治性与客观性的科学考量,以及文献资料研究在编纂中的作用,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规律。以中国当代3部大型军事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其编纂内容、编纂实践、编纂现代化着手,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特色与创新。本文运用军事学、辞书学、史学、编辑出版学及传播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作了系统研究。从“学科论”出发,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及其与军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缔构的角度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在建立新的军事知识秩序,实现军事知识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辞书框架理论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首次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查阅了1980年至2016年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原始文件、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访谈了部分直接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和重要事件亲历者,厘清了编纂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及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国内外其他百科全书编纂进行比较,提炼并总结了编纂特点、作用和贡献。通过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进行系统探索,认为编纂活动为军事学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首次集中对编纂中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进行探究,通过文献梳理、档案整理、访谈记录等,重点研究了解放军军战史、重要人物若干问题的编纂原则、标准,以及表述、评价标准（准则）的形成,如长征“密电事件”、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等表述的形成及我军36位军事家的确定过程等,集中反映了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促进及其统一。本文拓展了军事百科全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林高松^[6]（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阎庆^[7]（2020）在《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野心,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了东北。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了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抗日教导旅等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在东北地区选择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从1932年末开始,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陆续在南满、东满、北满和吉东等四大游击区创建了一系列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时从政权、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建设。随着抗战历史由“八年”改为“十四年”,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作为一个重点的研究领域进入到人们研究的视野中,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在紧密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在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的从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阵地。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理论以及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东北抗日斗争史的构成要素之一。本文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为研究对象,与东北抗日游击斗争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努力从多种视角去探究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通过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过程揭示其基本特征,并且对其各个方面的建设和历史作用展开研究。与此同时,将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探究它的丧失、历史教训和当代启示。本文内容一共分为六章,具体情况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即绪论。首先深入系统地探究了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而对国内外关于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种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论述,介绍探究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详细阐明了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绪论是论文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的基础。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与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的历史基础。另外,东北地域文化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的文化基础。最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中国共产党号召并领导东北军民抗日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的现实基础。第三章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特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在紧密地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在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从1932年末开始,先后在南满等四大游击区创建了一系列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创建到基本丧失经历了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广泛性、复杂性、独立性和艰巨性等特征。第四章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和历史作用。这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各地党的组织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内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经验,根据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包括政权、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与此同时,东北抗日根据地经过各方面的建设也起到了突出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深远的影响,需要深入探究。第五章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比较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思想,进一步贯彻和执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等三大游击区域,创建了一系列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以此为战略基地,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作战方针,对反动势力予以坚决回击,团结和争取了一切抗战力量,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的关键。就整个抗日战争历史而言,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游击根据地既有一些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推动东北地方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六章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丧失、历史教训和当代启示。由于主客观等多种因素,分布在四大游击区的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密营陆续丧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有很多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从当代的角度来看,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也有很多启示值得深入研究。探究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丧失、历史教训及当代启示对于深化和拓展东北抗战史的研究以及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詹子懿^[8]（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穆春唤^[9]（2020）在《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也是美国建立和维持全球统治地位必然要涉足的重点区域。美国自冷战时起,就试图通过和中东地区各种类型政治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来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多年来,美国始终关注中东地区不同国家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并根据自己与这些库尔德武装组织所在国家的关系或局势,来制定针对这些库尔德武装组织的不同政策。本文主要是从威胁认知理论的视角,来分析美国在规避威胁、遏制威胁以及消灭威胁等动机的驱使下,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美国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是多元的。既有正向关系的支持、合作以及接触,也有反向关系的打压与制裁。在此基础上,政策实施的深度和广度也存在差异。而这些政策的形成与差异的产生,都和美国的威胁认知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首先,威胁认知是导致美国对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开展合作、支持和接触,或是打压、打击和制裁等基本政策的主要原因。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积极支持与合作政策,主要源于美国对冷战时期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对伊拉克的影响,还有伊拉克极权主义政权在海湾地区的扩张以及穆斯林什叶派势力在伊拉克的增长等一系列威胁认知。同样,美国积极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是感受到了叙利亚内战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崛起在中东地区对美国构成的巨大威胁。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而与伊朗库尔德武装组织进行了接触。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朗的威胁评估显着下降,同时对库尔德武装组织自由生活党的威胁认知相对上升,因此,将该组织列入了恐怖主义组织名单进行制裁。对于土耳其库尔德武装组织,美国主要是考虑到与土耳其的同盟关系,因而支持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尔德工人党,并将该组织列入恐怖主义名单予以制裁。其次,威胁认知对美国的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具有限制作用。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所追求的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民族分离主义目标,影响着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威胁认知,因此,美国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采取支持与合作政策时,谨慎把握对这些组织的支持限度,尽量降低库尔德民族主义对地区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威胁。最后,威胁认知也影响到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性质。就美国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合作而言,考虑到伊拉克的地缘重要性和伊拉克什叶派威胁的长期存在,因而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合作政策更具有战略性;而由于“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短期性和非关键性,因此美国基于反恐战争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形成的合作关系则侧重于战术性。本文通过威胁认知理论对美国针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所做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美国作为国家行为体对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所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制定政策时的威胁认知考量。并从中认识到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对待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并非是为了支持库尔德民族的自治与独立,而是从威胁认知出发来更加有效地维护美国自身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从论文研究的创新来说,这种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结果,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讨,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周子健^[10]（2020）在《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积贫积弱、战乱不断的国内、国际局势,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了一套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设模式,巩固了属于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政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境界。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在性质上与资产阶级政权建设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为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提供了基本立场和理论基础,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启发了列宁对俄国具体实际的有益思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对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举措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列宁逐步阐发了无产阶级的党建学说、苏维埃组织的政权构想、革命军队与革命战争理论、工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主张等等,为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建设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是包括党的领导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工会及合作社等群众组织的关系、苏维埃国家权力机构与行政机关、军事机构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的有机整体,贯穿着普遍与特殊、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及苏维埃的民主制度保障了无产阶级意志的双重上升渠道,构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关键核心。人民委员会的经济建设工作及工农红军的革命斗争任务维护了国内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双重架构。工会的生产联合职能及合作社的产品分配职能加强了国家与社会的密切联系,构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社会细胞。在关键核心、双重架构和社会细胞的协同作用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接近民主、发展与稳定的历史目标。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深刻地回答了处于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动态进程中的国家政权,应该如何消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异化现象,焕活社会机体中的僵死细胞,使国家、社会及群众组织逐渐统一于自由人联合体,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其能,按需分配”这一新型国家政权的未来发展趋势的重大问题。“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实践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建设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与历史反思。当前,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为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进行长期的社会生产力建设的重大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实践中借鉴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砥砺前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德国武装力量现代化计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国武装力量现代化计划（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海军的崛起：思想、战略与行动（1882-1945）（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德国武装力量现代化计划（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D].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D]. 刘原媛. 外交学院, 2021(10)
• [3]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D].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美国海军的崛起：思想、战略与行动（1882-1945）[D]. 徐立特. 吉林大学, 2020(03)
• [5]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D]. 关泠. 河北大学, 2020(02)
• [6]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7]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D]. 阎庆. 吉林大学, 2020(08)
• [8]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
• [9]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D]. 穆春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10]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研究[D]. 周子健. 武汉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