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国防动员建设亟待加强

一、21世纪: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国防动员建设亟待加强（论文文献综述）

石万里^[1]（2021）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文中指出

冯瑜^[2]（2020）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强国须强国防。国防教育作为国防的思想基石,事关国家存亡与民族兴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防教育既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青少年作为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则是国防教育的重点对象。通过对国内外学校国防教育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研究学者所关注的领域集中在高校国防教育问题的探讨,而有关初中国防教育方面的研究相对偏少。目前已有的关于初中国防教育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学校整体国防教育环境改善方面的探讨,相对忽视了学科课堂作为实施学校国防教育的最基础、最重要、最关键的作用。因此,本文将研究视野转向初级中学学科课堂中如何有效实施国防教育的探讨,并将拟解决的问题聚焦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的现实难点及其突破。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探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的核心概念及其价值取向。该部分对本文中的核心概念进行定义和解读,并论述了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当前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论文依据国防教育理念与内容,从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五个教学活动构成要素,设计针对初中学生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的调查问卷,并对重庆市、广东省、云南省、江西省等地区的三所初级中学的432名初中生、61名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展开调研。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处理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存在的若干关键问题,并剖析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三部分是针对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存在问题及其归因,探讨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的有效条件,提出了包含社会、学校、教师三方面因素的条件保障。第四部分则针对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的现实问题与难点,结合初中学生对国防教育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明确目标原则、优化内容、改进方法、完善评价四个方面提出若干实践对策。

翟磊^[3]（2020）在《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基层视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基层实践。基层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根基之所在,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活力源头之所在,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作为最基层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是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的地方代表,承担着落实国家意志,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重大责任。乡镇政府能否秉公用权、依法行政,直接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整体水平。本文以乡镇（街道）政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主要行动者,以基层政府权力为考察对象,立足于乡镇政府权力运行的过程,剖析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状与法治问题,旨在构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制度框架。本文以“山西洪洞封灶禁煤”“上海市违法群租治理”为例,提出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目标悖论和主体角色悖论。在价值目标层面,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存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价值冲突,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存在张力。在主体角色层面,基层政府既是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同时稍不注意,也往往成为破坏法治建设的关键主体。本文研究重点是聚焦规范约束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力争在理论上提出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统一的方案。在规范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权力存在执行性、非完整性和裁量性;在社会实证分析基础上,基层政府权力运行一定程度上存在滥作为、不作为与慢作为的异化现象。基层政府力异化现象背后,是权力配置失衡、权力行使公共性缺失、权力监督弱化的制度根源以及法律工具主义和行政特权观念的思想根源。聚焦以上问题,本文尝试构建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权力监督法治化的三维制度架构,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价值统一提供实现路径。权力配置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先决条件。为破解基层政府“职权与责任”“财权与事权”“人事权与工作任务”的权力配置失衡问题,“强镇扩权”改革试图回应基层政府的权力需求,提高乡镇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同时,“强镇扩权”改革也存在合法性质疑与有效性困境。本文认为,区县政府与乡镇基层政府权力关系重构应当着眼于结构性改革,为乡镇政府权力配置提供系统完整的法治化路径。乡镇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须遵循“功能适当原则”“职权法定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以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关键是探索制定专门《乡镇政府组织法》。以中央立法形式对乡镇法律地位、组织机构、职权范围、区县与乡镇分权原则、区县与乡镇行政关系、区县与乡镇财权关系、乡镇政府人员编制、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权等权力配置核心条款加以明确规定,最终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行使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行使具有非独立性、非常规性和责任主导性等现实特征,面临“运动式运行”“压力型运行”和“权责失调型运行”的法治困境。推进基层政府行政规范、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的制度建设是破解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困境,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化的关键。通过限定“红头文件”规范内容、加强程序规制、建构实施后评估机制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通过健全决策程序机制、建构跟踪评估机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推进基层政府行政决策行为的法治化;通过理顺行政执法体制、优化行政执法资源、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健全执法协调联动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运行存在违反法律规范的“硬腐败”,以及不作为、慢作为和懒政懈怠等“软腐败”现象。实现权力监督的法治化,重点是要将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与效能监督结合起来,构建权力运行协同监督制度体系。针对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廉洁性监督,通过实行“垂直管理制”“任期制”“交流制”“高配制”来完善基层纪检监察监督制度;通过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规范信息公开流程、打造信息公开平台来完善基层政府信息公开机制;通过权责清单制度、分工制约制度、任职限制制度、重大事项申报与公开制度以加强对基层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针对基层权力运行效能性监督,重点是要回应绩效考核指标内容科学性与考核基础信息失真问题,以及考核过程中基层政府博弈与投机问题,通过基层绩效考核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绩效考核的适度激励与适度问责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法治考核权重,完善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与效能监督制度。展望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前景,本文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立场,主张践行基层法治建设的渐进式改革与发展之路。基层法治建设需要正视法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推进基层法治过程中,既要旗帜鲜明批判“法治虚无主义”,也要警惕“法治浪漫主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基层法治建设势在必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进程等不得。同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层法治建设模式,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也急不得。本文认为,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基层法治建设之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

申达宏^[4]（2019）在《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幻,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亚太地区凭借飞快的发展速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北亚地区则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现实和自身利益需求决定了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东北亚政策。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是在中、美、日等世界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诉求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立足本国国情实际,既注重现实利益,又考虑长远发展,制定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方位策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策略方面,俄罗斯的政策主要强调自己是该地区的重要成员之一,并能为地区事务发挥作用,防止被排斥在地区事务之外。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凭借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经济优势,参与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保证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保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保证俄罗斯不被排斥在地区安全事务之外。虽然普京在其三个任期内对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进行过微调,但是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总体思想没有变,那就是在依托欧亚地缘优势,在实用灵活的平衡外交基础上,通过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国家事务中,最终达到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目的。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期内基本上秉持延续了普京的东北亚政策思想。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普京的东北亚政策颇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的合作关系愈加稳固;俄罗斯与日本构筑了建设性伙伴关系,这必将推动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对朝韩双方奉行平衡外交,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与蒙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保了俄罗斯南部的安全与稳定。虽然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实施,但随着俄罗斯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外交战略的适当调整,制约因素会逐渐好转,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的互利合作会不断加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东北亚政策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在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推动下,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使我国获得战略拓展新空间、能源进口新基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李佳^[5]（2019）在《建国以来大学生国防精神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要加强全民的国防教育,培育“全民国防观”。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树立全民国防观念、培育国防精神是应对国际国内风险和挑战的重要途径之一。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必须充分重视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国防精神。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法与理论联系实际法,总结出来了建国以来大学生国防精神演变的阶段内容,即以弘扬英雄主义精神为主题的抗美援朝精神;培育以积极参军服役为主题的国防担当精神;弘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国防战斗精神;普及性的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建国以来我国高校大学生国防精神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国防精神培育是巩固大学生投身国防的思想基础;是增强大学生民族价值认同的强心剂;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思想保障;建国以来我国高校大学生国防精神培育的内容包括爱国主义精神、爱军尚武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民族自强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教育内容,采取了理论教育、实践教育、宣传教育等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国防精神培育途径。通过对建国以来大学生国防精神培育意义、内容、途径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提出我国高校大学生国防精神培育的良好经验,即加强领导重视,健全组织机构;丰富课堂教学方式;充实师资队伍,推进课程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建立健全网络平台,加强网络宣传。本论文从建国以来国防精神培育历程为出发点,探究高校国防精神培育的意义,进而阐释高校国防精神培育的内容与途径以及取得的成效,总结高校国防精神的经验,以期为新时代高校国防精神培育提供有益借鉴。

张嘉凌^[6]（2019）在《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文中认为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造成乡村精英大量外流,也瓦解了乡村内生精英的能力。精英的缺失破坏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使得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治理有效”的要求。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而群众力量的激发关键在于培育新的乡村精英。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吸纳与塑造新的乡村精英,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亟需从既有的实践中汲取经验,破解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改造农村基层社会,成功吸纳并塑造了大批乡村精英替代传统乡绅,在组织和动员农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以西沟村为个案,以农村基层党建为演进脉络,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从政党、精英与群众的互动关系着手,分析普通农民如何被动员加入基层党组织,进而培育成乡村精英的?荒凉闭塞的山村又为什么能够涌现出精英群体并带动整个村庄发展的?挖掘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的内在机理,揭示政党、国家、群众与精英塑造之间的关联性,为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导论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重点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交待研究思路与结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的内容构成,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分析政党下乡、建设、巩固与发展中如何实现乡村精英的吸纳、培育、示范与塑造。第一章主要以政党下乡重建乡村社会秩序为背景,从政党下乡前群众在恶劣村落环境中的生存性集体行动出发,分析了群众普遍产生的精英需求和权威依赖。在政党下乡后,基层党组织吸纳了群众中的权威人物,这些人通过党组织吸纳替代了传统乡绅成为新的乡村精英,并进入乡村治理体系,其价值取向和职能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第二章主要从外部力量和内生动力两个角度,分三个主体论述了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培育。国家通过政策推行过程实现乡村精英组织化,驻村干部通过先进性教育培育乡村精英,乡村精英通过自我形塑在群众中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第三章主要从国家、村庄和群众三个层面分析了党组织巩固中的精英示范机制,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精英宣传、乡村层面自下而上的精英带动以及群众层面的精英依赖,三者共同增强了乡村精英的权威性和引领性。第四章主要从党组织、精英和群众互动的视角阐述了党组织发展中的精英塑造与群体效应。党组织、精英和群众的良性互动造就了令人惊叹的精英群体,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发展。第五章主要从近年来精英流失与权力化带来的乡村治理困境出发,剖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了适应新情况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增强整合能力的具体做法,提出了保护乡村精英的生长环境、夯实乡村精英的民意基础、促进乡村精英的自我提升的对策建议。在对西沟的个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精英产生是乡村内生与党组织吸纳共同作用的结果,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是精英塑造的关键,党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是发挥乡村精英示范引领功能的保证,精英塑造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促成了精英的群体式涌现。在本文研究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利益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吸纳方式,提升整合能力,使更多的精英在党的引领下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如何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背景下,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保护乡村社会土壤,有效培育和塑造乡村精英,进而更好地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朱玉超^[7]（2018）在《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贡献》文中指出艾思奇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一生辗转多地,从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着书立说、编辑报刊、任职文化部门、担任教员,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献给了党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正是这样的研究领域和工作岗位,使艾思奇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并有理论上的升华。本文以艾思奇生平为线索,以艾思奇着述为主要研究资料,以艾思奇在上海、延安、北京三个时期所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为考察对象,对艾思奇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作的贡献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以期为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宝贵经验和借鉴。全文包括绪论和五章正文。绪论部分主要从课题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及方法、创新之处几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章“艾思奇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章开宗明义,从总体上阐明了艾思奇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为下文分期展开研究艾思奇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之路作了铺垫。首先,从艾思奇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路的历史渊源谈起,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学传承、思想文化积淀、个人实践经历进行了相关考察。其次,从艾思奇一生主要经历的概括中,揭示出他与思想政治教育解不开的情缘: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功底、等身的专业着述、开拓性的专业贡献奠定了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作为党报党刊编辑及文化界代表、教育战线上的马列教员及教育家,他所从事的宣传教育工作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不论是作为哲学家、理论宣传家还是教育家,他首先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是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铸就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品格,成就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家的艾思奇。最后,从艾思奇有关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论述中,进一步证明他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第二章“上海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初步探索与贡献（1932-1937）”。本章聚焦艾思奇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个时期即上海时期。在分析当时国内形势、上海时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面临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基础上,对艾思奇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探索和贡献进行了总结:首先,他发表时政文章揭露社会现实、宣传爱国主义以及利用进步社团等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提高大众觉悟。其次,他通过哲学着述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科普文章普及科学知识,运用文艺文章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开启大众智慧。再次,他通过解答大众疑惑,服务大众日常生活:释惑现实疑难,帮助大众树立向上信念;批判错误观点,使人们拨开思想迷雾;为青年读书学习提供指导,帮助青年提高认识能力。特别是这一时期的着作《大众哲学》,奠定了他在理论界的地位,也凝结了他初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辉煌结晶。《大众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展示了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堪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经典之作。第三章“延安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继续探索与贡献（1937-1946）”。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艾思奇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首先,他通过与毛泽东的学术互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述、对国民党愚民哲学的揭露与批判等一系列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次,他重点从抗战信心的培育、历史事件的启示、模范人物及其精神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开展抗战教育,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再次,他通过对理论学习重要性的阐发、对思想方法的研究和宣传,以及对整风方法的探讨,助力延安整风运动,推动党的思想统一。最后,他适应形势发展要求,推进文艺工作;探讨文艺理论,推动文艺大众化。他发挥自己在学术、编辑、写作、文艺等各方面的才能,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第四章“北京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探索与贡献（1949-1966）”。本章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世情国情党情的前提下,从三个方面对艾思奇在北京时期所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探讨总结:首先,他在研究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哲学着作,以及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继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其次,他通过引导党员干部的思想改造、承担干部学员的理论教学任务、专注“秀才班”理论教学,开展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最后,他又在关注青年思想理论修养的提升、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推动工农群众学习哲学的高潮中,致力于各阶层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五章“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探索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这一章是在经过前面分期研究之后的系统总结。旨在对艾思奇探索之路的思想内涵、突出特色、宝贵经验及现实启示进行总结,以便为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鉴。艾思奇探索之路所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途径与方法都有涉及且有独到之处。而且,艾思奇时刻以党性原则勇担思想政治教育重任;以一心为民传承思想政治教育宗旨;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路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以人格魅力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探索之路,并形成了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必备素养;深入大众的实际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立足点;发挥语言魅力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社会各界齐抓共管是推进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措施。研究和总结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和贡献,目的是为了从大师思想中获得启示,以指导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为党的事业凝心聚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立志成为精通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努力构建全员参与全方位提升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推动机制。

魏娜娜^[8]（2018）在《文物的国防教育应用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文中提出国防教育事关一个国家的根基和前途,文物是进行国防教育的一种重要载体,我国文物资源丰富,然而却很少被有意识地系统应用于国防教育之中。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对文物的国防教育应用展开研究,以厦门作为研究个案,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调查文物在国防教育应用中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对文物的国防教育应用途径和策略进行探讨。本研究从理论层面对文物的国防教育功用进行了归纳和探讨,拓展了国防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有助于国防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在实践层面,研究成果对我国国防教育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使得国防教育开展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本研究认为,文物在国防教育方面应用较为薄弱,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层面的缺失,社会国防教育意识的薄弱,学校国防教育科研工作的不足以及相关文物工作单位的不重视。针对以上问题,以厦门为研究个案,本研究分别从国家、社会、学校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首先,国家及厦门市的总体统筹与调控。包括制定出台利用文物进行国防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建立专门的文物数据库等措施。其次,增加文物在厦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应用。包括依托文物资源以红色旅游形式进行国防教育,开展利用文物进行国防教育的主题活动等途径。再次,加强文物在厦门学校国防教育中的应用。包括编写适合不同学龄阶段学生的国防教育文物读本,定期组织学生到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参观瞻仰等方法。

梅学兵^[9]（2017）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性建构》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二者的实践主题吻合、发展道路吻合、发展方向基本一致。离开了现代性建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丧失了对最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沦为纯粹的思辨活动;离开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就会迷失方向。现代性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而言,现代性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是一场科学化和机器化的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商品化的市场化运动、是一场市民化的城市化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政治运动。现代性与现代化密不可分,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展开和实现,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指向。马克思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现代性便成了马克思批判、检讨的“此岸世界”,他的思想经历从现代性的追随者到批判者再到重建者的转变。从“资本”来透视现代性、从“异化”来诊断现代性是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重要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异化消费批判和生态危机批判等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后现代主义则对现代性进行了极端的解构性批判。当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时候,中华民族恰好在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入侵下被带入到世界现代性的浪潮之中。近代中国的现代性诉求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便遭遇到一起,实现现代化是民族救亡图存的必经道路,而民族救亡图存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而,近代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便是历史的契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获得了现代性的资格和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探索:“四个现代化”是现代性建构的目标、“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现代性建构的模式、“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现代性建构的手段和动力。党对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探索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确保了中国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性质,确立了“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明确了全面发展的方向。但同时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在于: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如何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和经验。以往革命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那种依靠群众的极大政治热情、依靠群众大搞突击运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建设并被认为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教条化、绝对化;另外,党是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对国际形势的过于严重的估计和过度的反应,使得党内容易接受当前国内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错误论点,容易接受国内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是同国际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错误论点;同时,党和国家体制存在弊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探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必须正确认识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在历史的十字关口,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开始了中国现代性的当代建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中国模式的现代性。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党的领导论是中国模式现代性的五个维度。中国模式的现代性建构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的建构过程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关联。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本,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开启了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新篇章。其中,民族复兴是现代性建构的宏伟蓝图;“四个自信”是现代性建构根本前提:道路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理论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力量、制度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障力量、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四个全面”是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抓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新篇章、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制度现代化的新篇章、全面依法治国开启了法治现代化的新篇章、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了领导力量现代化的新篇章;全球治理是现代性建构的国际视野。

张燮^[10]（2017）在《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政治信任是一个十分复杂、争议不断而又常探常新的论题。作为稀缺资源的政治信任,它的状况如何,关乎民心向背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关乎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情复杂,面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繁重,尤其在新改革时代,如何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绩效,持续获得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灵活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扩大政治合法性,是党和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论文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行政学、地方政府管理学、法学、文化学的理论因子,以信任理论为依据,以新改革时代为背景,对信任、政治信任的概念谱系进行多学科解读,对政治信任类型、基本功能,影响因素进行了学术聚焦和概括。本文认为新改革时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就是我们改革红利共享的时代。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任务是扫清影响政治信任的思想观念,破除削弱政治认同的制度樊篱,建立官民互动的信用体系。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任思想精髓,批判吸收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合理成分,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中的有益因素。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面临诸多挑战,其现实依据是政治信任程度趋于下降,政治信任资源有所流失,政治信任危机若隐若现。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必须坚持人民性原则,时代性原则,实践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政治信任建设的内容是人民群众对理想信念的信服,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对党政官员的信心,对政策的持续满意。目标是夯实政治信任的基础,增益政治信任总量,提高政治信任预期。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的基本路径是,加强政治信任的制度建设,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筑牢政治信任的法治根基,建设政治信任文化。

二、21世纪: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国防动员建设亟待加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国防动员建设亟待加强（论文提纲范文）

（2）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建国以来大学生国防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7）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8）文物的国防教育应用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性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1世纪: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国防动员建设亟待加强（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D]. 石万里. 吉首大学, 2021
• [2]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D]. 冯瑜. 西南大学, 2020(01)
• [3]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D]. 翟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D]. 申达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5]建国以来大学生国防精神培育研究[D]. 李佳. 南昌航空大学, 2019(05)
• [6]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D]. 张嘉凌. 山西大学, 2019(01)
• [7]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贡献[D]. 朱玉超.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文物的国防教育应用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D]. 魏娜娜. 厦门大学, 2018(07)
•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性建构[D]. 梅学兵. 南京大学, 2017(03)
• [10]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D]. 张燮.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