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辉峰[1]（2020）在《中国基层预防接种服务现状及趋势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了解我国预防接种单位和人员分布现状及变化情况,分析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及其影响因素,讨论我国基层预防接种单位和接种人员存在的问题,探讨适合新时代发展的预防接种单位配置模式,为免疫规划决策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择中国基层预防接种单位和接种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收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20年基层预防接种单位的服务人口数、服务周期、服务形式、服务半径,接种人员的年龄、学历、专业、职称、工作年限以及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剂次数等有关信息;通过历史资料纳入中国2004-2019年不同时期接种单位和人员的调查或报告数据。利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各指标不同分布进行描述和比较,并分析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的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开展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填报。利用Microsoft Excel 2016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利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中国基层预防接种单位共计84 063个。乡级集中接种单位、村级接种单位各占61.18%、38.82%;服务人口占比分别为95.14%、4.86%。服务形式为定点接种、定点与入户接种和入户接种的单位分别占82.93%、16.16%、0.91%,覆盖人口占比分别为93.07%、6.82%、0.1 1%;实施日接种、周/旬接种、月接种和月以上接种周期的单位构成比分别为40.76%、25.79%、33.28%、0.17%,覆盖人口数分别占68.07%、24.33%、7.58%、0.02%。乡级集中接种单位中,服务半径超过5km的城镇接种单位占比32.03%,乡接种门诊服务半径超过10km的占37.69%;城镇接种单位和乡接种门诊服务半径中位数分别为4.3km、10.0km。私立接种单位共计5 559个,占比为6.61%,乡级集中接种单位中该比例为4.99%,村级接种单位中该比例为9.18%。2.中国基层预防接种人员共计231 435人,其中乡级集中接种单位接种人员占81.04%,村级接种单位接种人员占18.96%。接种单位平均接种人员数量为2.75人,村级、乡级单位分别为1.34人、3.64人;平均每万服务人口接种人员配比为1.66人,其中村级接种单位为6.48人,乡级集中接种单位为1.41人。接种人员以女性为主,比例为74.73%;年龄多处于30-40岁之间,占比为33.42%,乡级接种人员年龄多处于30-40岁（34.77%）,村级接种人员年龄多分布在40-50岁（36.91%）;学历以大专和中专为主（77.55%）;护理专业人员最多（51.64%）,其次为临床医学专业占28.72%,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占6.34%,4698（2.03%）人无医学专业背景,其中乡级集中接种单位无医学专业背景的接种人员占0.44%,村级接种单位占8.82%;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接种人员比例为78.07%,乡级、村级单位分别为89.46%,29.40%。3.基层预防接种单位中,乡级单位信息化管理实施率为94.93%,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5.50%、98.72%、91.52%;实施信息化管理的单位,能接入互联网的占99.58%,打印机、计算机等设备的配置率分别为96.24%和100.00%,计算机使用年限>6年的单位占69.57%,打印机使用年限>5年的单位占69.65%。全国基层接种单位信息化管理人员共85 071人,不会操作计算机或操作不熟练的人员占28.04%。4.人均日工作量超过30剂次的接种单位占29.05%,是否实施信息化、服务人口数、接种人员配比、接种单位属性、地区、服务周期是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的影响因素。其中,服务人口数每增加1万人,人均日工作量平均增加11.07%（β=0.105,95%CI:0.101～0.109）;服务周期越长,人均日工作量越大（周/旬接种:β=0.753,95%CI:0.734～0.773;月接种:β=2.363,95%CI:2.332～2.393;月以上接种:β=2.949,95%CI:2.425～3.473）;接种人员配比低于1人/万人的单位人均日工作量更大（β=1.075,95%CI:1.057～1.093）。5.2004年、2013年、2017年、2020年中国接种单位分别为367 820个、203037个、141 310个、84 063个;2020年比2004年减少77.15%,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减少64.36%、88.25%、69.28%;2020年乡级集中接种、村级接种、入户接种的单位数比2004年分别下降14.29%、83.25%、99.35%。2006年、2013年、2017年、2020年全国接种人员分别为167 917人、173 777人、266968人、231 435人,东、中、西部地区接种人员构成分别从2006年的25.85%、33.62%、40.53%增加或减少至 2020 年的 31.08%、24.36%、44.56%;2020 年和 2006 年相比,乡级、村级接种单位的接种人员构成比分别增加49.73%、-49.73%。2006年、2013年、2017年、2020年全国平均每万服务人口接种人员配比分别为3.9人、3.8人、1.9人、1.7人,其中乡级人员数分别为2.7人、2.3人、1.3人、1.4人,村级人员数分别为4.9人、6.6人、6.3人、6.5人。结论:1.目前乡级集中接种单位占比为61.18%,东部、中部地区以乡级集中接种为主,西部地区村级接种仍占较大比重;32.03%的城镇接种单位和37.69%的乡接种门诊服务半径过大,10.80%的乡级集中接种单位和0.36%的村级接种单位服务周期过长,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2.接种人员配置存在较大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部分接种人员学历、职称偏低。3.接种单位信息化覆盖率存在地区差异,西部地区有待加强,信息化设备老化问题比较普遍;信息化管理人员整体素质水平逐渐提高但仍存在信息化工作能力不足情况。4.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存在较大差异,29.05%的接种单位人均日工作量超过30剂次,人员配比低、服务频次低导致部分接种单位人均日工作量较大。影响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的主要因素有服务人口数、接种人员数、服务周期。5.中国不同时期接种单位和人员发生了较大变化。村级接种单位大幅减少,乡级集中接种单位基本不变,村级接种人员构成大幅下降,乡级集中接种人员构成大幅上升;实施日接种和周/旬接种的单位占比逐渐增大,实施乡级集中接种服务的单位占比逐渐增大。
韩金慧[2]（2020）在《2018-2019年乌鲁木齐市15-69岁居民健康素养评价及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析2018-2019乌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探索健康素养与职业紧张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间的关系。方法:使用《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问卷》、《工作紧张量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率和满意度》问卷,对2018年10月-2019年10月乌市15-69岁居民进行横断面研究调查,使用epidata3.1录入数据,使用SPSS21.0进行数据描述与分析,采用ArcGIS10.2.2绘制专题地图。结果:（1）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点估计值为12.9%（95%CI=11.9%13.9%）;（2）健康素养水平最低的人群为年龄≥55岁、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年均收入1-5万元、职业为农民者;（3）三个维度素养水平最高的是基本知识和理念,六个模块素养水平最高的是安全与急救知识素养;（4）工作紧张情况与健康素养呈负相关;（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率最高的是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满意度最高是计划免疫,二者最低的项目均为重性精神病健康管理;健康素养水平与计划免疫及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两个项目知晓率相关性较强;健康素养水平与慢性病防治项目满意度具有相关性。结论:（1）乌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有待提高,需根据不同人群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大众健康教育方案;（2）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紧张程度与健康素养水平负相关,有效降低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紧张情绪,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相应健康素养水平;（3）居民对常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了解程度及满意度均较好,部分项目与健康素养正相关,普及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提高居民对该项目各内容知晓率及满意度,以提高健康素养水平。
赵飞[3]（2019）在《衡阳市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衡阳市2016-2018年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现况和5岁以下儿童健康状况,了解衡阳市7岁以下儿童家长对儿童保健服务的满意度与需求,为制定儿童保健管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用衡阳市2016-2018年妇幼卫生年报表数据和衡阳市疾控中心提供的儿童计划免疫数据,整理和分析不同年份、不同地区间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的5项指标（新生儿访视率、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0-6月婴儿母乳喂养情况及儿童常规预防接种率）和5岁以下儿童健康状况的8项指标（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低体重率、生长迟缓率、超重率、肥胖率和儿童贫血）。同时随机选取衡阳市区0-6岁的360名儿童家长对衡阳市的儿童保健服务的满意度与需求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儿童人口数2016-2018年,衡阳市7岁以下儿童逐年减少。2018年衡阳市有7岁以下儿童552517人;2、儿童健康管理2016-2018年,衡阳市新生儿访视率分别为95.03%、94.82%、96.02%;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逐年上升（90.55%、94.79%、95.55%）、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逐年上升（90.58%、92.32%、92.39%）,以上3项指标市区均低于县区;2016-2018年,衡阳市0-6月婴儿混合母乳喂养率分别为78.51%、76.71%、80.32%,纯母乳喂养率分别为52.22%、50.03%、53.45%,市区混合母乳喂养率低于县区,但纯母乳喂养率高于县区;2018年衡阳市11项儿童常规预防接种按规定按时接种率均在97%以上。3、儿童健康状况2016-2018年,衡阳市新生儿死亡率分别为1.98‰、1.51‰、1.83‰,婴儿死亡率分别为3.44‰、2.82‰、3.5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5.69‰、4.77‰、5.86‰,以上3率市区均明显高于县区;2016-2018年,衡阳市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分别为1.59%、1.08%、1.62%,生长迟缓发生率分别为0.62%、0.58%、0.43%,超重率分别为0.91%、0.74%、0.68%,肥胖率分别为0.46%、0.30%、0.25%,以上4项指标均逐年下降;儿童贫血率逐年上升（3.16%、3.45%、3.65%）。市区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生长迟缓率、超重率、肥胖率和贫血率均明显高于县区。4、儿童保健服务现状调查衡阳市0-6岁儿童保健建档率78.06%,计划免疫建卡率94.72%,体检率75.56%,家长保健知识知晓率78.61%。常住儿童保健4项指标依次为92.20%、99.02%、90.72%、93.66%,优于流动儿童的59.35%、89.03%、55.48%、58.7%,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家长对社区儿童保健服务满意率为76.39%。是否常住儿童和是否父母抚养的家长满意率不同（P<0.01）;不同居住形式的儿童家长对儿童保健服务的需求有所不同。结论1、衡阳市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规范有效:新生儿访视率、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0-6月婴儿母乳喂养情况和儿童常规预防接种率均已达到且超过《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湖南省儿童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目标要求;但0-6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低于湖南省的基本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升。2、衡阳市5岁以下儿童健康维持在较高水平: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低体重率、生长迟缓率、超重率、肥胖率和儿童贫血8项指标均已达到且超过儿童发展纲要（规划）的目标要求。但儿童贫血发生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儿童贫血防治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3、衡阳市儿童保健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于流动儿童保健管理有待于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儿童保健服务。
郭雨萌[4]（2018）在《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均衡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对政府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目前的公共卫生服务存在区域供给非均衡的问题。基于其公共物品属性,结合财政的内在要求,政府必须对公共卫生体系进行积极的管理与宏观调控,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国计民生。政府积极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其关键在于财政政策对公共卫生服务事业的有效支持。分析公共卫生服务事业相关地区推出的有关措施,能够更好的明确政府作用,帮助政府找到一个高效的切入点管理公共卫生事业;同时也有利于了解我国各区域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的规模与结构,理清目前公共卫生财政投入现状与缺陷,解读现阶段相关财政政策的实施效率与问题,进而找出问题的原因并形成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以供政府部门和学者参考;另外还有利于优化政府公共卫生财政支出的区域配置格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而促使政府更加充分、高质、均衡地供给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各区域居民健康水平,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不同的维度对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的区域均衡问题进行研究,其逻辑框架概括如下:首先,本文对学界相关文献观点进行了梳理,并界定了公共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概念,以及社会公平理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政府职能理论等理论依据;随后,描述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的现状,并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DEA分析等实证方法对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的区域均衡程度进行测度,得出了非均衡的结果;接着,本文对导致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非均衡的原因进行探析:第一,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职能缺位。第二,公共卫生财政投入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第三,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缺陷。第四,公共卫生体制不完善。第五,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并且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第一,要明晰政府职能,创新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机制。第二,要加大公共卫生财政投入力度,加强管理。第三,要完善财政体制,充实欠发达地区政府财力;第四,要全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第五,要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最后,本文得出研究结论,并对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均衡的前景进行展望: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我国各区域的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定会越来越均衡,人民的生活及健康水平将会越来越高!
谭吉宾[5]（2018）在《高血压对农村男性人群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疾病负担影响与防控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心血管疾病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慢性疾病。高血压作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对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死亡起了主要作用,特别在中国有超过半数的心血管疾病发病与高血压有关。当前,在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患病率高,知晓率低、服药率低、控制率低的现象严重。深入研究高血压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关系与疾病负担,分析农村地区高血压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对进一步完善当前的防控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河南省唐河与湖南省凤凰两个农村项目点40岁及以上男性队列人群25年跟踪随访研究,深入探讨高血压、吸烟、饮酒、BMI等相关因素与农村40岁及以上男性人群心血管疾病死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高血压导致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疾病负担,深入了解当前农村地区高血压防控现况,分析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并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建议,为今后评估、制定和完善高血压防控方案、相关卫生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对进一步提高我国人群健康水平有重要意义。方法:本研究主要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应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定性访谈进行现场调查、数据处理、资料分析,运用疾病负担的理论与方法对高血压引起CVD死亡的疾病负担进行评估,根据病因理论、阐释学理论、疾病三级预防理论提出防控高血压的对策与建议。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与牛津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的“影响中国成年男性行为与健康危险因素的前瞻性研究”项目队列为基础,从该项目的45个监测点中选取2个随访人口相对稳定、基线随访人口在10 000人以上的县,即河南省唐河县、湖南省凤凰县为研究地区,22 282名40岁及以上农村男性随访人群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基线调查及随访开始时间1990-1991年,随访截止时间2016年12月31日。使用EpiData 3.2软件建立数据库,运用IBM SPSS 24.0和SAS 9.4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合资料类型,选择χ2检验、t检验、F检验、Cox模型等分析方法来完成数据的分析处理,检验水准α=0.05,统计效力为90%。分类变量、构成比等资料的比较运用χ2检验;连续性变量及总体均数的比较运用t检验、F检验;随访结局变量分析,包括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均使用Cox模型。定性访谈资料的录入、整理、分析,运用NVivo 11.0软件。结果:队列人群随访截止2016年12月31日,有效随访22 282人,随访平均年限为19.1±8.7年。截止2016年12月31日,队列人群累计死亡10 828人,死亡率为48.6%,其中CVD死亡4 504例,占总死亡的41.6%。在CVD死亡中,IHD死亡1 279例,占28.4%;IS死亡1 201例,占26.7%;HS死亡1 317例,占29.2%;其它707例,占15.7%。基线调查显示,队列人群平均年龄为53.7±10.3岁,汉族人群占78.0%,农民占89.9%,在婚人群为79.1%,现在吸烟占73.5%,饮酒人群占30.3%;队列人群基线BMI值平均为21.4±2.2 kg/m2;平均每人食盐摄入量为12.6±6.4克/天,唐河人群人均14.4±6.8克/天,明显高于凤凰人群10.3±5.1克/天的水平（t=51.452,P<0.001）。队列人群基线收缩压124.2±19.4 mmHg,舒张压为78.7±11.4 mmHg;正常血压占29.6%,正常高值为43.4%,高血压为26.9%;在高血压人群中,1级高血压（轻度）18.9%;2级高血压（中度）5.6%;3级高血压（重度）2.5%。唐河人群高血压患病率33.5%,明显高于凤凰人群（18.5%）的水平（χ2=729.312,P<0.001）。队列人群CVD总死亡率为105.7/万人年,其中正常血压人群CVD死亡率为73.3/万人年,正常高值、高血压、ISH人群死亡率分别为91.6/万人年、173.9/万人年、163.5/万人年;1级、2级和3级高血压人群CVD死亡率分别为147.4/万人年、221.5/万人年和308.2/万人年,随着血压的升高,CVD死亡率呈逐步增高的趋势（P<0.05）。以正常血压为参照,正常高值、高血压、ISH人群CVD死亡风险的HR（95%CI）分别为1.26（1.16,1.36）、2.51（2.32,2.72）、2.37（2.12,2.6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级、2级和3级高血压人群CVD死亡的HR（95%CI）分别是2.10（1.93,2.29）、3.30（2.94,3.69）和4.82（4.18,5.55）。调整了其它影响因素后,与正常血压相比,正常高值、1级、2级和3级高血压引起CVD死亡的HR（95%CI）分别为1.11（1.03,1.20）、1.36（1.24,1.48）、1.63（1.45,1.84）和2.13（1.84,2.47）,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队列人群IHD总死亡率为30.0/万人年。其中,正常血压人群IHD死亡率21.6/万人年、正常高值人群25.7/万人年、高血压人群为49.0/万人年、ISH人群为47.8/万人年,均高于正常血压人群（P<0.05）。1级、2级和3级高血压人群的死亡率分别为45.9/万人年、56.9/万人年和59.1/万人年。以正常血压为参照,正常高值、高血压、ISH人群IHD死亡风险的HR（95%CI）分别为1.20（1.04,1.39）、2.47（2.14,2.86）、2.42（1.98,2.9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级、2级和3级高血压人群IHD死亡的HR（95%CI）分别为2.27（1.94,2.65）、3.00（2.41,3.73）和3.34（2.44,4.56）。调整了其它因素后,以正常血压为参照,正常高值人群IHD死亡风险的HR（95%CI）为1.03（0.89,1.20）,与正常血压人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79,P=0.673）;1级高血压人群HR（95%CI）为1.31（1.12,1.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809,P=0.001）;2级高血压人群的HR（95%CI）为1.28（1.02,1.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91,P=0.023）;3级高血压人群HR（95%CI）为1.30（0.95,1.8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35,P=0.105）。队列人群IS总死亡率为28.2/万人年。其中,正常血压人群死亡率为19.5/万人年,正常高值、高血压、ISH人群死亡率分别为23.4/万人年、48.4/万人年、41.5/万人年,均明显高于正常血压人群（P<0.05）。1级、2级和3级高血压人群的死亡率分别为39.3/万人年、66.0/万人年和91.2/万人年。以正常血压为参照,正常高值、高血压、ISH人群IS死亡的HR（95%CI）分别为1.21（1.04,1.41）、2.65（2.28,3.08）、2.27（1.83,2.8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级、2级和3级高血压人群IS死亡的HR（95%CI）分别为2.12（1.79,2.51）、3.74（3.03,4.62）和5.44（4.18,7.08）。调整了其它因素后,以正常血压为参照,正常高值人群IS死亡的HR（95%CI）为1.05（0.90,1.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08,P=0.523）;1级、2级和3级高血压人群的HR（95%CI）分别为1.29（1.09,1.54）、1.73（1.38,2.15）和2.21（1.68,2.91）,与正常血压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队列人群HS总死亡率为30.9/万人年。其中,正常血压人群的死亡率为20.9/万人年,正常高值、高血压、ISH人群死亡率分别为28.3/万人年、48.7/万人年、42.5/万人年,均明显高于正常血压人群（P<0.05）。1级、2级和3级高血压人群的HS死亡率分别为40.9/万人年、58.4/万人年和98.9/万人年,呈逐步增高趋势。以正常血压为参照,正常高值、高血压、ISH人群HS死亡的HR（95%CI）分别为1.36（1.17,1.57）、2.43（2.10,2.82）、2.13（1.72,2.6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级、2级和3级高血压人群的HR（95%CI）分别为2.02（1.72,2.38）、2.99（2.40,3.72）和5.26（4.09,6.78）。调整了其它因素后,以正常血压为参照,正常高值、1级、2级和3级高血压人群HS死亡的HR（95%CI）分别为1.27（1.10,1.47）、1.60（1.35,1.90）、1.94（1.55,2.43）和3.03（2.33,3.9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疾病负担分析,由血压导致队列人群IHD、IS、HS的累计死亡人数分别为596.8人、735.1人、748.8人,PIF分别为46.7%、55.8%、62.4%。血压对IHD、IS、HS死亡的影响,随着年龄的不同,存在差异。从45岁开始上升,60-64岁血压导致三种心血管疾病死亡达到高峰,65岁以后开始逐步下降,75岁以后血压对三种疾病死亡的影响呈明显下降趋势。由血压导致队列人群IHD、IS、HS因早死而造成的YLL分别是12 852.9年、16 383.4年、14 441.9年,IHD、IS在60-64年龄组寿命损失最大,分别占该疾病YLL的17.6%、21.6%;HS在65-69年龄组的寿命损失最大,占该疾病总YLL的22.1%。吸烟、饮酒、BMI对CVD死亡有一定的影响。从不吸烟人群CVD死亡率99.5/万人年,现在吸烟CVD死亡率105.8/万人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52,P=0.061）;曾经吸烟CVD死亡率177.4/万人年,明显高于从不吸烟人群（χ2=51.286,P<0.001）。以不吸烟人群为对照,曾经吸烟人群CVD死亡的风险是不吸烟人群的1.88倍,HR为1.88（95%CI,1.58,2.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1.286,P<0.001）;而现在吸烟人群的风险是不吸烟人群的1.07倍,HR为1.07（95%CI,0.997,1.1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520,P=0.061）;调整其它因素后,与不吸烟人群相比,曾经吸烟、现在吸烟人群死于CVD的风险HR（95%CI）分别为1.31（1.10,1.56）、1.08（1.00-1.1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饮酒人群CVD死亡率106.6/万人年;饮酒人群CVD死亡率103.4/人年,以不饮酒人群为参照,饮酒人群引起CVD死亡的风险与不饮酒人群基本一致（χ2=0.637,P=0.425）,HR（95%CI）为0.97（0.91,1.04）;调整其它因素后,与不饮酒人群相比,饮酒人群引起CVD死亡的风险增加5.6%,HR为1.07（95%CI,0.99,1.1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11,P=0.106）;饮酒人群导致HS死亡风险HR（95%CI）为1.17（1.04,1.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543,P=0.011）。BMI<18.5 kg/m2的偏瘦人群,CVD死亡率134.8/万人年;正常体重（18.5 kg/m2≤BMI<24 kg/m2）人群,CVD死亡率103.1/万人年,明显低于偏瘦人群（χ2=35.304,P<0.001）;超重或肥胖人群（BMI≥24 kg/m2）,CVD死亡率107.8/万人年,低于偏瘦人群死亡率（χ2=13.902,P<0.001）。以BMI<18.5 kg/m2为参照,18.5 kg/m2≤BMI<24 kg/m2人群CVD死亡风险最低,HR（95%CI）为0.73（0.66,0.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次是BMI≥24 kg/m2的人群,HR（95%CI）为0.77（0.67,0.89）,深入分析,BMI与CVD死亡曲线呈U型趋势;调整其它因素后,以BMI<18 kg/m2为参照,人群BMI在18-24 kg/m2之间患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最低,BMI≥26kg/m2的人群风险增加17.4%。但统计学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定性访谈发现,唐河、凤凰基本构建了县、乡、村三级慢性病防控组织框架;高血压防控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常规工作,推动多项慢病防控措施落地;常驻居民新农合参保率高,农民得到一定实惠;县乡村主动开展高血压防控,县卫生局将高血压防控纳入年终考核体系、乡镇卫生院建立医生接诊监测血压机制、村医定期随访患者,开展高血压防控宣传;两县基本建立高血压患病管理随访制度。农村地区高血压防控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一是工作经费投入不足,缺少有效的防控规划和目标任务;二是人力资源不足,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特别是村医工作量大,待遇低,老龄化严重;三是村民生活习惯难改变,高血压服药依从性不足10%;四是健康教育方式单一,效果不到位;五是村民流动性强,给随访和管理造成困难。要实现高血压防控的长远目标,需要以健康共治的理念实施综合性防控策略。本研究从政府支持、医疗卫生、科研机构、社团、家庭及个人等社会多方的共同努力的角度,提出当前我国高血压防控的对策与建议,为政策制定者完善高血压防控策略提供理论依据。结论:（1）高血压是影响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危险因素,随着血压的升高,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逐步增大。（2）控制高血压的发生,人群IHD、IS、HS的死亡率分别可以下降47%、56%、62%。（3）吸烟、饮酒增加人群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饮酒对出血性卒中影响明显。（4）队列人群中55-65岁之间的随访对象心血管疾病负担最重,是重点防控人群。（5）当前农村地区高血压防控存在经费不足、能力不足,村医待遇低、积极性不高,高血压患病率高、服药依从性低,农村人口流动性大等问题,防控工作任重道远。
宋琦[6]（2018）在《无锡市崇安区2008-2016年疑似预防接种副反应监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利用疑似预防接种副反应（AEFI）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个案管理,了解AEFI发生的分布特征,以减少疑似预防接种副反应对正常免疫规划产生的负面影响。方法:对2008-2016年无锡市崇安区上报至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管理系统的免疫规划疫苗相关的AEFI个案数据进行分析。纳入监测的疫苗主要包括卡介苗、乙肝酵母、脊灰二倍体、脊灰减毒猴肾、脊灰灭活、百白破无细胞、白破、麻疹、麻腮风、麻风、甲肝灭活、甲肝减毒、乙脑灭活、乙脑减毒、流脑A、流脑A+C、流脑A+C+Y+W135、流感、水痘、HIB、轮状病毒、七价肺炎、23肺炎和兰菌净共计24种疫苗。结果:（1）无锡市崇安区2008-2016年使用疫苗共计24种,累计接种475867剂次,平均52874.11剂次/年;AEFI报告数共计254例,平均28.22例/年;男性137例,占53.94%;女性117例,占46.06%;年龄最小者2个月,年龄最大者59岁,平均年龄（8.48±5.39）岁,儿童≤1周岁114例,占44.88%,居首位。（2）年均AEFI发生构成在12%以上,尤其在2012年报告数最多,达到15.75%。各月均有报告,1 月（3.15%）、2 月（4.73%）、10 月（3.54%）、12 月（4.33%）报告数较少,4月（17.32%）、6月（14.57%）、11月（11.81%）为最多,均超过10%,其余月份的报告数在17～22例。提示在4月、6月、11月应做好预防措施,减少AEFI发生。（3）AEFI发生分类主要为一般反应,共212例（83.46%）,异常反应41例（16.15%）,偶合症1例（0.39%）,报告发生率分布为44.55/10万、8.62/10万、0.21/10万。一般反应以发热/红肿/硬结等症状为主,共45例（17.71%）,41例（16.15%）异常反应是过敏性皮疹,1例（0.39%）偶合症为过敏性紫癜,AEFI发生分类结果构成比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445.051,P<0.05）。主要临床诊断有局部红肿107 例（42.12%）,发热 174 例（68.50%）,皮疹 11 例（4.33%）,AEFI 的临床诊断主要结果构成比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236.820,P<0.05）。（4）报告病例中皮下注射119例（46.85%）与肌肉注射118例（46.46%）、皮内注射1例（0.39%）,口服16例（6.30%）。注射具体位置为上臂三角肌214例（84.25%）,臀部共24例（9.45%）,口服16例（6.30%）,AEFI的接种疫苗途径结果构成比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135.905,P<0.05）。AEFI发生者痊愈32例（12.60%）,治愈共 171 例（67.32%）,好转 51 例（20.08%）。（5）无锡市崇安区2008-2016年接种的24种疫苗中,构成比较高的是百白破无细胞、流脑A和麻风,分别为22.05%、14.57%和12.20%,疫苗相关AEFI构成比结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9.844,P=0.007）。而报告发生率最高的是脊灰减毒猴肾、麻风和流感,分别为522.56、235.58和166.61/10万剂,疫苗相关AEFI报告发生率结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231.779,P=0.007）。结论:无锡市崇安区部分疫苗的报告率较高,各类接种机构应当进一步规范预防接种过程,减少疑似预防接种副反应的报告率。
田孟[7]（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蒋玲[8]（2017）在《长沙岳麓区0～3岁儿童预防接种现状及家长知识、态度、行为的调查研究》文中指出目的1.了解长沙岳麓区03岁儿童疫苗接种率现状;2.了解儿童家长预防接种知识、态度、行为;3.分析影响儿童家长预防接种知识、态度、行为的相关因素,为长沙市制定儿童预防接种方针和政策提供参考意见,并为后续干预研究提供思路。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研究对象为岳麓区03岁（2013年7月1日2016年6月30日出生的）儿童714名,儿童家长689名。抽样方法为分层随机抽样。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儿童免疫接种情况调查表、儿童监护人预防接种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应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 H检验,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1.儿童基础疫苗接种率高于95%;扩大免疫规划疫苗中甲肝疫苗接种率低于国家规定的90%;五苗基础全程及时接种率为44.6%。2.家长预防接种知识得分为5.29±1.572分。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职业、学历进入回归方程（F=54.973,P<0.001）。3.57.8%的家长认为接种疫苗对孩子重要,31.1%的家长认为一般重要,11.2%的家长认为不重要。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年龄、家长职业、家庭年收入、家长的预防接种知识得分进入回归方程:（F=691.710,P<0.001）。4.影响儿童及时接种的主要原因是生病或接种禁忌,其他因素用二元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居住类型、接种态度进入回归方程（F=858.392,P<0.001）。5.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家长预防接种知识得分与接种疫苗的态度正相关（r=0.074,p<0.001）,家长对接种疫苗的态度与儿童五苗基础全程及时率正相关（r=0.133,p<0.001）。结论1.儿童扩大免疫规划疫苗和加强疫苗接种率低于基础疫苗接种率,五苗及时接种率低。2.家长预防接种知识的知晓程度不高。3.家长对预防接种比较重视。4.家长预防接种知识得分越高,越认为预防接种重要,儿童疫苗接种及时率越高。
李映兰[9]（2010）在《湖南省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现状及实验性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安全注射是指对接受注射者无害,对实施注射操作的医疗卫生人员无害,使用过的废弃物不对社会和公众造成危害的注射。不安全注射是指任何对接受注射者、提供注射者或环境造成危害的注射相关行为,包括滥用注射。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注射滥用和不安全注射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据WHO报道,发展中国家儿童30%的免疫注射以及50%的非免疫注射是不安全的。不安全注射是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传播的主要途径,还可导致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脓肿、败血病、疟疾和病毒性出血热的传播,同时滥用注射可造成药物毒、副作用与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目前,安全注射问题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焦点。如何减少不安全注射现象,各国学者开展了很多研究,多认为注射提供者的关于注射的知识、态度与行为是造成目前不安全注射现状的重要原因。目前的研究多数集中于预防接种领域,关注注射提供者的知识、态度,且研究对象没有包括所有与注射有关的人群,评价指标局限于目标人群知识的改变。如何全面客观评价目前的安全注射现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不安全注射行为,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课题。目的从医护人员及医院管理两方面研究湖南省基层医疗机构的安全注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医护人员进行以安全注射知识讲座、发放安全注射指南以及现场指导等方式相结合的综合性实验性干预,评价干预后的近期效果及远期效果,降低不安全注射行为,为我国安全注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为改善不安全注射现状提供切实可行的措施。方法本课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安全注射现状的抽样调查；第二部分为安全注射的实验性干预研究。一安全注射现状的抽样调查1研究样本与抽样两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抽取基层医疗单位。首先按照人均GDP、人均能源消费、农村人口比重、人口预期寿命、新生婴儿死亡率、识字率等标准将湖南省所有市（州）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在每个等级中随机抽取一个市（州）,分别是长沙市、益阳市、衡阳市、湘西自治州；然后从抽取的市州中随机抽取两个县,共8个县；最后从每个县随机抽取1所县级医院,4所乡镇卫生院,共8个县级医院,32个乡镇卫生院,共40个基层医疗单位为研究单位样本。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从已抽取的基层医疗单位中抽取医生、护士和安全注射管理人员。通过预调查发现医护人员不安全注射行为发生率为29.3%,干预后拟降低10%,根据流行病学公式,结合干预研究过程中可能的失访等因素,本研究最后确定医护人员总样本量为664人。根据样本量的需要,确定从每个已抽取的县级医院中随机抽取医生17名,护士34名；每个已抽取的乡镇卫生院随机抽取医生4名,护士4名。另外从每个基层医疗单位抽取1名安全注射相关负责管理人员。合计共抽取执业医生264名,注册护士400名,医院管理人员40名（因问卷不同,管理人员不纳入医护人员样本量计算）。2研究内容（1）基层医护人员不安全注射行为的发生率及其分布；（2）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的知识和态度；（3）基层医疗机构的安全注射管理现状：与安全注射的相关规章制度、安全注射用具的供应情况、医疗用品的消毒流程及注射废弃物处理流程等；（4）分析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知识、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5）探索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的影响因素。3研究工具（1）医护人员安全注射问卷根据7位专家的意见,结合安徽王藩设计的问卷修订而成,重测信度为0.895（p<0.01）。包括四个部分：①一般资料；②安全注射知识,共13个条目,重测信度为0.811（P<0.01）；③安全注射态度,共8个条目,重测信度为0.692（P<0.01）；④安全注射行为,共13个条目,重测信度为0.925（P<0.01）。（2）安全注射现场观察调查问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注射现场观察问卷翻译,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修订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医疗机构的相关设备与供应情况,注射现场是否有锐器盒及锐器盒的使用与处理,医疗机构是否有随意丢弃的用过的锐器,处理大部分锐器垃圾的方式；注射场景观察：如注射环境,使用注射器的类型,注射流程是否规范,注射结束后医疗废弃物的处置情况等。（3）医院安全注射管理调查问卷包括注射器具及防护器具的供应情况,医疗废弃物处理等安全注射相关政策、制度等。4研究过程2008年11月,由8名调查员分为四组到各抽样医院发放问卷并进行现场调查与观察,在获得被调查人员口头知情同意后,共发放医护人员安全注射问卷664份,回收有效问卷610份（回收率为91.9%）；发放医院安全注射管理调查问卷40份,回收有效问卷36份（回收率为90.0%）。5统计方法应用SPSS统计软件包对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卡方检验、方差分析、直线相关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等。二安全注射的实验性干预研究1样本根据安全注射现状调查研究结果,为避免交叉影响,将基层医疗单位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有4家县级医院及16家乡镇卫生院。2干预方法干预分四个部分进行,包括安全注射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安全注射指南的发放、注射现场的实践指导以及与管理者的访谈。（1）安全注射培训①湖南省安全注射普及性培训：组织专家编写安全注射知识课件、聘请专家讲授医院感染、医疗废弃物的处理、滥用注射、如何处理针刺伤及预防因注射导致的血源性传染疾病及相关法律法规。于2008年10月份举办,为期3天,参加人员为湖南省内多家医院的医院感染负责人员,抽样医院的全部安全注射负责人及湖南省内其他部分非样本医院的负责人。②干预单位安全注射专题培训：委派经统一安全注射培训的8名调查员到实验组医院进行知识讲座,参加人员只有实验组样本人员。方式为多媒体课件集中授课,每次授课时间2小时,于2008年11月10日-17日进行。（2）安全注射指南根据湖南省安全注射培训班的授课内容编制成指南,在实验组医院的安全注射讲座后即发放,确保实验组医护人员每人一份。要求医院安全注射相关管理部门组织集中学习指南1次,然后再由实验组医护人员自行学习,并根据指南指导实践操作,工作中遇到安全注射的疑问时及时查看指南,研究人员在现场观察时予以提问考核。（3）注射现场实践指导集中授课后,调查员即到临床科室对注射现场及与注射有关的场所进行现场观察和现场指导,指导前采用单盲法对样本医护人员在值班期间进行的各项注射相关操作进行仔细观察,然后再对现场观察到的各种不安全注射行为予以及时纠正,并进行针对性的正确操作示范,确认对样本人员都进行过一次观察与指导后结束再离开医院,共到样本医院进行过3次观察与指导,每次指导时,均询问其对安全注射指南的学习情况,告知实践操作有疑问时及时查看指南或者电话咨询研究人员。（4）管理者访谈研究人员到达样本医院后,先与医院安全注射管理人员访谈,仔细询问了解该医院安全注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落实情况,是否组织过相关知识的培训,对安全注射的认知,对本院安全注射现状的评价,以及安全注射用具的供应与医疗废弃物的处置流程等,并就我国安全注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讨论。在注射现场及医疗废弃物现场观察后,将观察结果反馈至管理人员,并提出改进建议。3干预评估分别于干预后1个月和6个月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估。采取问卷调查、现场观察及访谈等方式综合评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评价：（1）医护人员安全注射问卷评价应用医护人员安全注射自填式问卷,由医护人员自行填写问卷,根据问卷结果分析评价医护人员的安全注射相关知识、态度及行为；（2）医护人员安全注射行为现场评价根据安全注射现场观察调查问卷,由调查员到医疗机构的注射现场进行观察评价；（3）医疗机构安全注射管理现场评价根据安全注射管理调查问卷,由调查员对医疗机构的安全注射用具供应情况、注射废物处置现场等情况进行现场观察评价,并查看医疗机构相关政策。4统计方法应用统计软件包SPSS对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实验组自身前后的安全注射知识与行为进行两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及非参数检验。结果1安全注射抽样调查现状1.1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现状1.1.1基层医护人员不安全注射行为率为26.94%。不同医院级别医护人员不安全注射行为率之间有差异（P<0.01）,县级医院医护人员（22.77%）不安全注射行为发生率低于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33.63%）,不同职业医护人员不安全注射行为率之间无差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行为得分为9.50±1.987分,不同医院级别的医护人员安全注射行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县级医院医护人员的安全注射行为得分（10.10±1.799）高于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得分（8.62±1.922）,不同职业医护人员间的安全注射行为得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不安全注射行为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58.2%的医护人员不能正确处理针头,57.7%的医护人员在静脉采血及输液时不能检查戴手套；46.9%的医护人员不能坚持在提供注射前检查注射用具的消毒灭菌情况；11.8%（现场观察为17.1%）的医护人员在提供注射时有共用注射器或共用针头现象。1.1.2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基本知识总正确率为73.62%,安全注射基本知识为9.57±1.63分,不同医院级别的医护人员其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县级医院医护人员的安全注射基本知识（9.89±1.57）知晓情况好于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9.24±1.66）。医护人员间的安全注射基本知识得分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1）,护士的安全注射基本知识（9.79±1.54）知晓情况优于医生（9.23±1.71）。安全注射知识正确率低于60%的依次是：安全注射的范围（21.0%）,能否双手分离注射器（36.6%）,不安全注射的后果（54.3%）,能否双手回套针帽（55.4%）。1.1.3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相关态度98.5%的医护人员认为安全注射对患者和医护人员都非常重要。医护人员的标准防护意识较差。16.4%的医护人员认为普通感冒需要打针或输液。1.1.4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知识、态度、行为相关分析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知识分别与态度及行为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00（P<0.01）及0.195（P<0.01）,但医护人员安全注射态度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1.1.5以医护人员注射行为安全性总分为因变量,以医护人员基本资料、知识总分、态度等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引入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终进入逐步回归模型的有统计意义影响因子有11个,分别是医院级别、经常开展培训、认为滥用注射少见、对艾滋病患者的注射防护态度、科室业务学习、工作类别、知识总分、培训班、五官科、感染病科及提供注射服务时,是否在意患者所患疾病。1.2基层医疗机构安全注射管理现状通过对36家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进行调查,一次性注射器使用率达100%。医院有安全注射指南和安全注射协议的占41.7%和19.4%。6家（16.7%）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反映所在医院出现过因安全注射问题引起纠纷,4家（11.1%）表示对该情况并不清楚,其余大部分（26家）医院未出现过。75.0%的医疗机构无库存耐刺锐器盒,19.4%医疗机构的注射现场有满溢的、被刺穿的或敞开的锐器盒；83.3%有放在塑料瓶或敞开容器的锐器；22.2%医疗机构有随意丢弃的使用过的锐器。80.6%的医疗机构将大部分锐器垃圾转运至集中处理处,但存在一次性注射器具焚烧不彻底或者掩埋深度不够的问题。2干预后结果2.1不安全注射行为干预后1个月实验组不安全注射行为率为21.7%,与干预前（26.94%）有明显下降（P<0.01）,低于对照组（27.9%）（P<0.01）。干预后6个月实验组不安全注射行为率为18.4%,低于干预后一个月（21.7%）（P<0.01）,也低于同期的对照组（22.4%）（P<0.01）。干预后1个月,实验组行为得分为10.17±1.66,与干预前（9.39±1.84）及对照组（9.37±2.13）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实验组得分高于干预前及对照组。实验组在处理使用后的注射器和针头、锐器盒的使用方面明显好于对照组。6个月后的调查结果表明,实验组的行为得分为10.61±1.80,与对照组（10.08±1.78）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实验组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在“处理使用后的注射器针头、锐器盒的使用、抽血带手套”等方面明显好于对照组。干预后现场观察仍发现各种不安全注射现象,较自我报告的不安全注射情况严重。2.2安全注射知识干预后1个月,实验组知识总分为（10.18±1.46）,与干预前（9.66±1.56）及对照组（9.26±1.80）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得分高于干预前及对照组；干预后6个月实验组知识得分为10.32±1.49,与干预前（9.66±1.56）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与对照组（10.09±1.42）无差异。2.3安全注射态度干预后1个月,实验组有99.3%的人认为安全注射对患者和医护人员都是非常重要的,当遇到艾滋病患者时,实验组有93.0%的人会选择继续提供注射服务,但会加强自我保护,这些与对照组（96.4%,85.1%）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对于普通感冒患者使用注射的态度,实验组明显好于对照组；干预后6个月,对于普通感冒患者使用注射的态度,实验组仍明显好于对照组。结论1.基层医护人员不安全注射行为率为26.94%,主要不安全注射行为表现为：不同患者共用注射器或针头、不能正确应用防护措施、职业暴露多、不正确处置注射废弃物等。2.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知识掌握不全面,掌握较差的条目表现为：安全注射的范围,能否徒手分离注射器,不安全注射的后果,能否双手回套针帽。3.基层医护人员普遍对安全注射表示重视,认为安全注射重要,但存在依赖注射的态度,表现为支持普通感冒进行注射治疗。4.基层医护人员的安全注射行为受以下因素的影响：医院级别、经常开展培训、认为滥用注射少见、对艾滋病患者的注射防护态度、科室业务学习、工作类别、知识总分、培训班、五官科、感染病科及提供注射服务时,是否在意患者所患疾病。5.基层医院安全注射管理存在较大缺陷,主要表现为：对注射废弃物等医疗垃圾的处置不规范、安全注射用具供应不足。6.干预后基层医院医护人员不安全注射行为率下降,其安全注射行为与知识得分均有显着提高。知识与技能培训、现场实践指导与管理者访谈相结合的综合干预模式对改变基层医护人员不安全注射的行为效果显着,对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安全注射知识也是有效的。
易新涛[10]（2009）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社会公共组组织和广大农民集体供给,农民都能公平、普遍享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之基本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人民公社时期,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和依托,国家必要投入和农民参与为补充,国家、集体、农民共同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它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和丰富,是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特色鲜明,又存有不足。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早已成为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首先从中外思想宝库中搜寻和分析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追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沿革；然后,横向展开,具体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最后,从宏观上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总结性思考,分析它的主要特点,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它的局限性,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并使之均等化的启示。本文分三大部分八个章。第一部分即第一到三章,主要是绪论、理论渊源和历史溯源；第二部分即第四到七章,分章论述主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第三部分即第八章和结束语,总体分析其主要特点、地位和作用、局限性和对当今的启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提出了选题的缘由,分析了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释了相关概念,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作了一些说明。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农村公社理论）、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和合作社理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第三章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概述。本文简要考察封建王朝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概述性地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围绕“农业八字宪法”,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即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农业气象服务,以及建设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等。本文最后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进行了总体评价。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扫盲和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逐一阐述了各自的体系、内容、形式,以及民办教师问题,并对农村文化教育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六章围绕“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主要服务内容等。最后,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分析。第七章着重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在回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思考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包括农村社会优抚、灾荒赈济、贫困救助、“五保户”供养、麻风病人医治、回乡精简职工救济、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等,并对此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八章从宏观上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作用和意义、局限性及其原因,以及对当今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启示。最后是结束语,在回顾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尚未研究的问题,并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研究背景 |
| 研究目的 |
| 对象和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内容 |
| 3 资料来源 |
| 4 相关定义 |
| 5 质量控制 |
| 6 数据分析 |
| 7 技术路线 |
| 研究结果 |
| 1 预防接种单位 |
| 1.1 接种单位数量 |
| 1.2 不同省份接种单位分布 |
| 1.3 乡镇接种单位分布 |
| 1.4 单位属性 |
| 1.5 服务形式 |
| 1.6 服务人口 |
| 1.7 服务周期 |
| 1.8 服务半径 |
| 2 预防接种人员情况 |
| 2.1 接种人员数量 |
| 2.2 接种人员基本情况 |
| 2.3 接种人员配比 |
| 2.4 平均接种人员数 |
| 3 乡级单位信息化 |
| 3.1 乡级单位信息化实施情况 |
| 3.2 信息化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
| 4 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单因素分析 |
| 4.2 多因素分析 |
| 5 不同时期接种单位和人员变化 |
| 5.1 预防接种单位 |
| 5.2 预防接种人员 |
| 讨论 |
| 结论和建议 |
| 创新性和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特殊情况下的预防接种服务研宄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对象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方法 |
| 2.1 文献分析法 |
| 2.2 问卷调查法 |
| 2.3 抽样方法 |
| 2.4 抽样结果 |
| 2.5 样本量计算 |
| 2.6 调查内容 |
| 2.7 名词解释和评分标准 |
| 3 质量控制 |
| 3.1 问卷效度、信度检验 |
| 3.2 问卷回收前的质量控制 |
| 3.3 问卷回收及录入数据的质量控制 |
| 3.4 控制信息偏倚 |
| 3.5 控制混杂偏倚 |
| 4 统计与分析 |
| 5 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1 乌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调查情况 |
| 1.1 一般情况 |
| 1.2 乌市居民健康素养总体水平 |
| 1.3 不同特征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单因素分析结果 |
| 1.4 不同人口学特征六个模块素养水平单因素分析 |
| 1.5 多因素健康素养水平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
| 2 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紧张情况调查 |
| 2.1 工作人员一般情况 |
| 2.2 不同性别、年龄工作紧张测量(JSS)量表得分比较 |
| 2.3 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紧张测量(JSS)量表得分比较 |
| 2.4 职业紧张与健康素养关联 |
| 3 某区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率及满意度调查 |
| 3.1 某区居民一般情况 |
| 3.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项目知晓率及满意度调查 |
| 3.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及满意度与健康素养相关性 |
| 讨论 |
| 1 乌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亟待提升 |
| 2 影响乌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的倾向性因素 |
| 3 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紧张情况与健康素养水平相互影响 |
| 4 强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可及性，满足居民对健康素养的需求 |
| 5 本次研究不足之处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导师评阅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2 研究目标 |
| 2.3 研究内容 |
| 2.3.1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现状 |
| 2.3.2 7岁以下儿童健康状况 |
| 2.3.3 7岁以下儿童保健服务满意度与需求调查 |
| 2.4 研究方法 |
| 2.5 质量控制 |
| 2.6 技术路线 |
| 2.7 统计学方法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衡阳市7岁以下儿童人口分布情况 |
| 3.2 衡阳市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现况 |
| 3.2.1 2016-2018 年新生儿访视率 |
| 3.2.2 2016-2018年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
| 3.2.3 2016-2018年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
| 3.2.4 2016-2018年6 个月内婴儿混合母乳喂养 |
| 3.2.5 2016-2018年6 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 |
| 3.2.6 儿童免疫接种现况 |
| 3.3 衡阳市5岁以下儿童健康现况 |
| 3.3.1 2016-2018 年新生儿死亡率 |
| 3.3.2 2016-2018 年婴儿死亡率 |
| 3.3.3 2016-2018年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 3.3.4 2016-2018年 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 |
| 3.3.5 2016-2018年 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 |
| 3.3.6 2016-2018年 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 |
| 3.3.7 2016-2018年 5岁以下儿童肥胖率 |
| 3.3.8 2016-2018年 5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情况 |
| 3.4 衡阳市儿童保健服务满意度与需求调查 |
| 3.4.1 调查儿童的基本情况 |
| 3.4.2 常住儿童和流动儿童保健现况比较 |
| 3.4.3 儿童家长对儿童保健服务的满意度 |
| 3.4.4 不同类型儿童家长对儿童保健服务的满意率 |
| 3.4.5 不同居住类型儿童的保健服务需求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衡阳市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现况 |
| 4.1.1 新生儿访视率、健康管理率和系统管理率 |
| 4.1.2 儿童常规预防接种率 |
| 4.1.3 0-6 月婴儿母乳喂养 |
| 4.2 衡阳市5岁以下儿童健康现况 |
| 4.2.1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 4.2.2 5岁以下儿童营养评价 |
| 4.3 衡阳市儿童保健服务满意度与需求调查 |
| 4.3.1 儿童保健服务现况分析 |
| 4.3.2 儿童家长对儿童保健服务的满意度 |
| 4.3.3 儿童保健服务内容需求分析 |
| 4.4 存在的问题 |
| 4.5 建议与对策 |
| 4.5.1 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引导 |
| 4.5.2 完善儿童发展纲要(规划)的监测统计体系 |
| 4.5.3 深化妇女儿童卫生保健管理 |
| 4.5.4 加强儿童健康知识宣传和教育,提高儿童保健能力 |
| 4.5.5 积极开展新生儿筛查,加强儿童常见病防治和保健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五、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均衡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 |
| 二、公共卫生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均衡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 |
| 一、社会公平理论与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均衡 |
| 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与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均衡 |
| 三、政府职能理论与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均衡 |
| 第三节 实现机制 |
| 一、起点均衡实现机制 |
| 二、过程均衡实现机制 |
| 三、结果均衡实现机制 |
| 第二章 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均衡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分析 |
| 一、政府卫生支出的绝对规模分析 |
| 二、政府卫生支出的相对规模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结构分析 |
| 一、政府卫生支出经费结构不均衡 |
| 二、卫生资源城乡配置不均衡 |
| 三、政府卫生支出使用结构不科学,但近年来得到改善 |
| 第三节 我国公共卫生资源区域供给分析 |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 二、起点均衡分析 |
| 三、过程均衡分析 |
| 四、结果均衡分析 |
| 第三章 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均衡程度分析 |
| 第一节 分析方法介绍 |
| 一、基尼系数分析法 |
| 二、泰尔指数分析法 |
| 三、DEA效率评价方法 |
| 第二节 衡量指标与判断标准 |
| 一、起点均衡程度衡量 |
| 二、过程均衡程度衡量 |
| 三、结果均衡程度衡量 |
| 四、供给效率区域差异衡量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起点均衡程度分析 |
| 二、过程均衡程度分析 |
| 三、结果均衡程度分析 |
| 四、供给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非均衡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起点非均衡的成因 |
| 一、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职能缺位 |
| 二、公共卫生财政投入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 |
| 第二节 过程非均衡的成因 |
| 一、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基层政府卫生财力薄弱 |
| 二、公共卫生体制不完善 |
| 第三节 结果非均衡的成因 |
|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
|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约束,区域间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
| 三、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公共卫生消费不均衡 |
| 第五章 促进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区域均衡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促进起点均衡的政策建议 |
| 一、明晰政府职能,创新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机制 |
| 二、加大公共卫生财政投入力度,加强管理 |
| 第二节 促进过程均衡的政策建议 |
| 一、完善财政体制,充实基层政府卫生财力 |
| 二、全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
| 第三节 促进结果均衡的政策建议 |
| 一、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高区域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
| 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合理配置区域间公共卫生资源 |
| 三、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促进公共卫生消费的均衡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abstract 英文略缩词（Abbreviation）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血压 |
| 1.1.2 高血压 |
| 1.1.3 心血管疾病的流行概况 |
| 1.1.4 高血压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
| 1.1.5 吸烟、BMI、饮酒与心血管疾病 |
| 1.1.6 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
| 1.2 研究应用的理论基础 |
| 1.2.1 疾病三级预防理论 |
| 1.2.2 病因推断理论 |
| 1.2.3 疾病负担理论 |
| 1.2.4 阐释学原理 |
| 1.2.5 扎根理论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第2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样本选择 |
| 2.1.2 随访开始截止时间 |
| 2.1.3 基线人群纳入队列的标准 |
| 2.1.4 样本数量估计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研究 |
| 2.2.2 基线资料收集 |
| 2.2.3 人群死亡信息的监测随访 |
| 2.2.4 本研究死因数据的收集 |
| 2.2.5 高血压引发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与疾病负担的研究方法 |
| 2.2.6 定性研究方法 |
| 2.3 诊断标准及主要指标定义 |
| 2.3.1 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诊断标准 |
| 2.3.2 主要指标分组标准 |
| 2.3.3 心血管疾病的定义 |
| 2.4 数据分析方法与统计软件 |
| 2.4.1 数据录入 |
| 2.4.2 统计分析 |
| 2.5 质量控制 |
| 2.5.1 基线调查的信息偏倚的控制 |
| 2.5.2 随访结果的信息偏倚的控制 |
| 2.5.3 数据录入 |
| 2.5.4 定性访谈 |
| 2.6 技术路线 第3章 队列人群基线特征分析 |
| 3.1 调查人群社会人口学特征 |
| 3.2 队列人群生理指标特征 |
| 3.3 队列人群生活习惯特征 |
| 3.3.1 吸烟情况 |
| 3.3.2 饮酒情况 |
| 3.4 基线血压特征分析 |
| 3.4.1 队列人群收缩压的年龄分布 |
| 3.4.2 血压与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
| 3.4.3 血压与队列人群BMI的关系 |
| 3.4.4 血压与队列人群吸烟、饮酒、饮食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第4章 血压与队列人群心血管疾病(CVD)死亡关系分析 |
| 4.1 一般情况分析 |
| 4.2 人群死因分析 |
| 4.3 CVD死亡分析 |
| 4.4 血压与队列人群总死亡的关系 |
| 4.5 血压与队列人群CVD死亡的关系 |
| 4.5.1 血压与队列人群CVD死亡率分析 |
| 4.5.2 血压与CVD死亡的单因素分析 |
| 4.6 血压与缺血性心脏病(IHD)死亡的关系 |
| 4.6.1 血压与队列人群IHD死亡率分析 |
| 4.6.2 血压与IHD死亡风险的单因素分析 |
| 4.7 血压对缺血性卒中(IS)死亡的影响 |
| 4.7.1 血压与IS死亡率的关系分析 |
| 4.7.2 血压与队列人群IS死亡风险的单因素分析 |
| 4.8 血压对出血性卒中(HS)死亡的影响 |
| 4.8.1 血压与HS死亡率的关系 |
| 4.8.2 血压与HS死亡风险的单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第5章 吸烟、饮酒、BMI与CVD死亡的关系 |
| 5.1 吸烟与CVD死亡的关系 |
| 5.2 饮酒与CVD死亡的关系 |
| 5.3 BMI与CVD死亡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第6章 影响人群CVD死亡的多因素分析 |
| 6.1 血压与队列人群CVD死亡的多因素分析 |
| 6.2 吸烟与队列人群CVD死亡的多因素分析 |
| 6.3 饮酒与队列人群CVD死亡的多因素分析 |
| 6.4 BMI与队列人群CVD死亡的多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第7章 血压与队列人群CVD死亡疾病负担分析 |
| 7.1 高血压相关疾病结局的人群归因分值(PIF) |
| 7.1.1 人群高血压PIF计算资料 |
| 7.1.2 队列人群高血压相关疾病结局的PIF |
| 7.1.3 唐河人群高血压相关疾病结局的PIF |
| 7.1.4 凤凰队列人群高血压相关疾病结局的PIF |
| 7.2 高血压相关疾病寿命损失(YLL)的年龄分布 |
| 7.2.1 队列人群高血压相关疾病YLL的年龄分布 |
| 7.2.2 唐河队列人群高血压相关疾病YLL的年龄分布 |
| 7.2.3 凤凰队列人群高血压相关疾病YLL的年龄分布 |
| 本章小结 第8章 项目县高血压防控现况 |
| 8.1 定性访谈基本情况 |
| 8.2 政府重视慢性病防控工作情况 |
| 8.2.1 基本构建了县、乡、村三级慢性病防控组织框架 |
| 8.2.2 高血压防控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
| 8.2.3 新农合参保率高,农民获益 |
| 8.3 慢性病防控技术措施 |
| 8.3.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推动多项慢病防控措施落地 |
| 8.3.2 县乡村主动开展高血压防控 |
| 8.4 高血压防控实施效果 |
| 8.4.1 建立高血压患病管理随访制度 |
| 8.4.2 居民逐步建立主动测量血压的意识 |
| 8.4.3 居民高血压知晓率有所提高 |
| 8.5 存在问题及困难 |
| 8.5.1 慢性病防控规划不健全,政府重视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 |
| 8.5.2 经费来源保障不足 |
| 8.5.3 人力资源不足,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 |
| 8.5.4 村民生活习惯难改变 |
| 8.5.5 高血压服药依从性不理想 |
| 8.5.6 健康教育方式单一,不良生活方式未改变 |
| 8.5.7 村民流动性强,随访和防控管理困难 |
| 本章小结 第9章 讨论 |
| 9.1 高血压发病率高,控制率低,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
| 9.1.1 全球高血压流行趋势严峻 |
| 9.1.2 我国高血压流行形式不容乐观 |
| 9.1.3 项目点之间高血压的患病率存在差异 |
| 9.1.4 正常高值血压流行率增高 |
| 9.1.5 单纯收缩压期高血压患病情况不容忽视 |
| 9.2 高血压导致CVD死亡的疾病负担严重 |
| 9.2.1 高血压加重CVD死亡风险 |
| 9.2.2 血压导致CVD死亡PIF与YLL |
| 9.3 BMI与CVD死亡的关系 |
| 9.4 吸烟与CVD死亡关系 |
| 9.5 饮酒与CVD死亡的关系 |
| 9.6 两项目点高血压控制的优势与存在问题分析 |
| 9.6.1 政府重视不够,经费投入不足 |
| 9.6.2 基层防控人力不足,积极性不高 |
| 9.6.3 农村医务室高血压防控能力不足 |
| 9.6.4 高血压防控教育宣传方式单一,未达到预期效果 |
| 9.6.5 农民的高血压服药依从性低,生活习惯很难改变 第10章 高血压防控的对策与建议 |
| 10.1 政府承诺,是控制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保障 |
| 10.2 加强高血压控制能力建设 |
| 10.3 技术措施 |
| 10.4 政府引导,降低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
| 10.5 预防正常高值血压,是控制高血压发生的关键 |
| 10.6 建立健全高血压监测评估系统 第11章 结论与创新点 |
| 11.1 结论 |
| 11.2 创新点 |
| 11.3 局限性 参考文献 附录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一般资料 |
| 2.2 监测方法 |
| 2.3 监测指标 |
| 2.4 数据分析 |
| 3 结果 |
| 3.1 无锡市崇安区2008-2016年报告病例性别、年龄分布情况 |
| 3.2 无锡市崇安区2008-2016年AEFI发生的年度与月份分布情况 |
| 3.3 无锡市崇安区2008-2016年疫苗相关AEFI发生分类和临床诊断 |
| 3.4 无锡市崇安区2008-2016年疫苗相关AEFI发生者接种途径与转归情况 |
| 3.5 无锡市崇安区2008-2016年疫苗相关AEFI发生率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2 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抽样方法 |
| 2.1.2 样本量计算 |
| 2.1.3 样本的纳入与排除标准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调查工具 |
| 2.2.2 调查方法 |
| 2.2.3 统计学分析方法 |
| 2.2.4 质量控制 |
| 2.2.5 伦理原则 |
| 3 结果 |
| 3.1 一般资料 |
| 3.1.1 儿童一般资料 |
| 3.1.2 儿童家长一般资料 |
| 3.2 儿童的疫苗接种情况 |
| 3.2.1 儿童基础疫苗接种情况 |
| 3.2.2 儿童扩大免疫规划疫苗和加强疫苗接种情况 |
| 3.3 家长预防接种知识知晓情况、来源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
| 3.3.2 家长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的来源 |
| 3.3.3 家长预防接种知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 家长预防接种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家长对预防接种的态度 |
| 3.4.2 家长对预防接种的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5 家长预防接种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5.1 家长预防接种的相关行为 |
| 3.5.2 家长预防接种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6 家长预防接种知识、态度、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
| 4 讨论 |
| 4.1 长沙岳麓区0-3岁儿童疫苗接种现状 |
| 4.2 儿童家长预防接种知晓情况及原因分析 |
| 4.2.1 家长预防接种知晓情况 |
| 4.2.2 家长预防接种知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 影响家长对预防接种态度的原因分析 |
| 4.3.1 儿童年龄对家长预防接种态度的影响 |
| 4.3.2 职业对家长预防接种态度的影响 |
| 4.3.3 家庭年收入对家长预防接种态度的影响 |
| 4.3.4 知识得分对家长接种态度的影响 |
| 4.4 影响家长及时接种行为的原因分析 |
| 4.4.1 生病或接种禁忌是影响及时接种的主要因素 |
| 4.4.2 儿童居住类型对家长预防接种行为的影响 |
| 4.4.3 接种态度对家长预防接种行为的影响 |
| 4.5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篇 湖南省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抽样调查现状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方法 |
| 2.1 研究对象与样本 |
| 2.1.1 被调查者的纳入标准 |
| 2.1.2 被调查者的排除标准 |
| 2.1.3 样本量的确定 |
| 2.1.4 抽样方法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工具 |
| 2.3.1 医护人员安全注射调查问卷 |
| 2.3.2 医院安全注射管理调查问卷 |
| 2.3.3 安全注射现场观察调查问卷 |
| 2.3.4 访谈问卷 |
| 2.4 研究过程 |
| 2.5 质量控制 |
| 2.6 本课题的相关伦理问题 |
| 2.7 统计学处理方法 |
| 2.7.1 数据的录入与整理 |
| 2.7.2 数据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样本的一般情况 |
| 3.1.1 医疗机构样本的基本情况 |
| 3.1.2 医护人员样本的一般情况 |
| 3.2 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现状 |
| 3.2.1 医护人员安全注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3.2.2 医护人员安全注射基本知识知晓现状 |
| 3.2.3 医护人员安全注射态度现状 |
| 3.2.4 医护人员注射行为安全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 医疗机构安全注射管理现状 |
| 3.3.1 医院安全注射管理者调查结果 |
| 3.3.2 医护人员对医院安全注射管理的了解情况 |
| 3.3.3 医院安全注射管理现场观察结果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行为现状 |
| 4.2 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行为的影响因素 |
| 4.2.1 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知识水平 |
| 4.2.2 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态度 |
| 4.2.3 医院级别 |
| 4.2.4 工作类别 |
| 4.2.5 安全注射相关培训 |
| 4.2.6 所在科室 |
| 4.2.7 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知识、态度、行为相关分析 |
| 4.3 基层医院安全注射管理现状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二篇 湖南省基层医院不安全注射的实验性干预研究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内容 |
| 2.3 随机分组 |
| 2.4 调查人员培训 |
| 2.4.1 应用多媒体授课技巧 |
| 2.4.2 安全注射相关知识与政策 |
| 2.5 实验性干预 |
| 2.5.1 干预设计 |
| 2.5.2 干预方法 |
| 2.5.3 干预评价 |
| 2.6 统计学处理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基线资料比较 |
| 3.2 实验性干预对基层医护人员安全注射行为的影响 |
| 3.2.1 基层医护人员不安全注射行为率干预效果 |
| 3.2.2 实验性干预对基层医护人员具体不安全注射行为的效果 |
| 3.3 实验性干预对基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安全注射知识的影响 |
| 3.3.1 不同干预时间点实验组与对照组安全注射知识的比较 |
| 3.3.2 实验组/对照组干预前、干预后1个月、干预后6个月间安全注射知识比较 |
| 3.4 实验性干预对基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安全注射态度的影响 |
| 3.4.1 不同干预时间点实验组与对照组安全注射态度的比较 |
| 3.4.2 实验组/对照组干预前、干预后1个月、干预后6个月间安全注射态度比较 |
| 3.5 干预后基层医疗机构安全注射用具供应与处理情况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安全注射行为的改变 |
| 4.1.1 不安全注射行为总体情况 |
| 4.1.2 主要不安全注射行为的改变 |
| 4.2 安全注射知识的改变 |
| 4.2.1 安全注射概念 |
| 4.2.2 对注射行为安全性的判断 |
| 4.2.3 不安全注射可能产生的后果 |
| 4.3 安全注射态度的改变 |
| 4.4 以理论培训为基础,结合现场观察、指导以及与管理者访谈的综合干预模式对改善基层医护人员的不安全注射行为效果显着 |
| 4.5 建议 |
| 4.6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1 人民公社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 |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 1.4.1 公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时期 |
| 1.4.2 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框架 |
| 1.6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重点 |
| 1.6.2 难点 |
| 1.6.3 创新点 |
| 第二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 |
| 2.1 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 |
| 2.2.1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
| 2.2.2 农村公社理论 |
| 2.3 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2.3.1 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合作社理论 |
| 2.3.2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
| 2.4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 |
| 2.4.1 民本思想 |
| 2.4.2 大同思想 |
| 2.4.3 均平思想 |
| 第三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主要内容 |
| 3.1 封建王权时代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1.1 建设农田水利 |
| 3.1.2 修筑道路、桥梁和渡口 |
| 3.1.3 救灾备荒,扶贫济困,养老抚幼 |
| 3.2 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1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2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2.3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3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3.1 农田水利建设的逐步展开 |
| 3.3.2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 |
| 3.3.3 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 |
| 3.3.4 由自我保障向集体保障的转变 |
| 3.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 |
| 3.4.1 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浪潮 |
| 3.4.2 农业的"大跃进"运动 |
| 3.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 |
| 4.1 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 |
| 4.1.1 治理江河,开沟挖渠 |
| 4.1.2 开挖机井,发展机电排灌 |
| 4.1.3 加固堤防,发展小型水利 |
| 4.2 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 |
| 4.2.1 治理盐碱地 |
| 4.2.2 排涝减渍 |
| 4.2.3 治理水土流失 |
| 4.3 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 |
| 4.3.1 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 |
| 4.3.2 兴办农村工业 |
| 4.3.3 扩大化肥、农药生产,发展农村小水电站 |
| 4.4 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农业科技和气象服务 |
| 4.4.1 发展农业技术研究 |
| 4.4.2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
| 4.4.3 开展农业气象服务 |
| 4.5 修筑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 |
| 4.5.1 修筑农村公路 |
| 4.5.2 发展邮电事业 |
| 4.6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总体评价 |
| 4.6.1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积极作用 |
| 4.6.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局限 |
| 第五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 |
| 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1.1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 5.1.2 农村文化教育的停滞与破坏 |
| 5.1.3 农村文化教育新局面的开始 |
| 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教育 |
| 5.2.1 农村基础教育的统一体系 |
| 5.2.2 农村基础教育的实施 |
| 5.2.3 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民办教师 |
| 5.3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 |
| 5.3.1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体系 |
| 5.3.2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
| 5.3.3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
| 5.4 农村职业教育 |
| 5.4.1 农业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
| 5.4.2 半工(农)半读职业学校的创办 |
| 5.4.3 职业中学的恢复和发展 |
| 5.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总体评价 |
| 5.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
| 5.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局限 |
| 第六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
| 6.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
| 6.1.1 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 |
| 6.1.2 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 |
| 6.1.3 合作医疗制度的式微 |
| 6.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 |
| 6.2.1 农村合作医疗的三级组织体系 |
| 6.2.2 医疗队伍的建设与形成 |
| 6.2.3 赤脚医生的出现与成长 |
| 6.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内容 |
| 6.3.1 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 |
| 6.3.2 实施医疗救治和预防接种 |
| 6.3.3 坚持"三土"、"四自",发展中医中药事业 |
| 6.3.4 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 |
| 6.4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 |
| 6.4.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 |
| 6.4.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局限 |
| 第七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 |
| 7.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沿革 |
| 7.1.1 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 |
| 7.1.2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7.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方式 |
| 7.2.1 农村社会优抚 |
| 7.2.2 灾荒赈济 |
| 7.2.3 农村社会贫困救助 |
| 7.2.4 "五保户"供养 |
| 7.2.5 麻风病人救治 |
| 7.2.6 回乡的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
| 7.2.7 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 7.3 对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评价 |
| 7.3.1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 |
| 7.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局限 |
| 第八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意义与作用、局限性及其对当代启示 |
| 8.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 |
| 8.1.1 供给主体的多元性 |
| 8.1.2 供给决策的单向性 |
| 8.1.3 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
| 8.1.4 筹资渠道的多重性 |
| 8.1.5 供给方式的计划性和强制性 |
| 8.1.6 价值理念的均等性 |
| 8.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意义与作用 |
| 8.2.1 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丰富和发展 |
| 8.2.2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次有益尝试 |
| 8.2.3 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支持"工业优先"战略的实施 |
| 8.2.4 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 8.2.5 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
| 8.2.6 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
| 8.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陷和不足及其原因 |
| 8.3.1 城乡失调严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低 |
| 8.3.2 各地之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
| 8.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 |
| 8.3.4 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
| 8.3.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8.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 8.4.1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 8.4.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 8.4.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确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供给主体 |
| 8.4.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形成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 |
| 8.4.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需要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