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友好的叙利亚——访中东随笔之一

一、热情友好的叙利亚——访问中东散记之一（论文文献综述）

宋哲琦^[1]（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认为《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周建平^[2]（2020）在《丝路的回响，文明的交融——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珍宝展中国巡展散记》文中研究表明从2017年8月到2019年10月,一场吸引无数中国观众的文物巡展在中国7个省市相继展开。展览来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国阿富汗。展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国内多家省级博物馆和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中友国际艺术交流院和日本黄山美术株式会社、北京鉴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联合承办。

裴世东^[3]（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提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何蓉^[4]（2019）在《抗日战争时期回族爱国救亡活动的形式与特点》文中研究说明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全民族总动员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各族人民同心协力,荣辱与共,将本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运融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汇入中国人民反压迫与反侵略斗争的洪流,彰显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其中,回族人民一向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忠贞不渝,在关系到国家命运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回族儿女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一切分裂祖国的行为,给予坚决的打击。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爱国热情,充

王鑫^[5]（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指出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安然^[6]（2018）在《1912-1949年中国旅欧游记中的欧洲形象》文中研究说明游记在中国古已有之,但自晚清以后,中西交通的方式发生逆转,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之下,异域旅行和写作异军突起,取代传统的以模山范水为主要形式的游记,成为融合写实与写意手法的新文类。晚清时期的域外游记主要以出使大臣的域外记述为主。民国时期,各类政治家、实业家、军人、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纷纷赴欧考察、学习,旅欧留学生的人数也到达历史高峰。在人数上,留欧学生虽不及留美和留日学生人数之多,但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旅欧留学生也是中国留学生中重要的一支。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在欧洲工作、学习、考察、旅行,创作了数量庞大的旅欧游记,记录下当时中国人对欧洲的观察、认识和想象。伴随着现代出版行业的兴盛,这些游记在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大众中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的欧洲观念。重新梳理、研究、阐释这些游记文本,考察当时旅人们的旅欧经验,阐释他们的欧洲观念和欧洲想象,以及以欧洲为镜像,对中国的重新审视和叙述,对世界和中国未来图景的想象是本文的研究目的。论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对民国时期旅欧游记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从而对旅欧游记的整体状貌进行把握。以旅行的范围来分,这些游记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环球游记中的欧洲;第二类是西欧游记和苏联游记;第三类是国别游记。如果按照游记的类型来分,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考察游记;另一类是人文游记。第二至七章,以旅欧者的旅行时间为脉络,以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核心,勾勒20世纪初至二战后中国知识分子考察欧洲的历程,对游记中所涉及的欧洲形象、欧洲观念和未来中国想象等问题展开讨论。第二章考察梁启超的旅欧经验、旅欧后文明观的转变以及对欧洲三个主要国家英法德“国民性”的认识。1903年的美国之行使梁启超的政治观念从同情革命退归君主立宪。1919年梁启超退出政坛,自费前去欧洲考察。欧洲之行使他认识到科学文明的局限性,开始主张东西调和的文明观,并把西方的个人主义精神融入他的新民思想当中。梁氏也是最早关注欧洲各国国民性的人。他对英法德三国国民性的认识不仅来自旅行时的观察经验,也受到当时流行的“集体心理学”中有关国民性话语的影响。第三章以邹鲁为核心,分析民国时期旅欧游记中对欧洲教育的考察。身为中山大学的校长,邹鲁在环球旅行中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详加考察,结合自已的传统教育理念,提出了教育崇尚实用,增加教育经费等发展教育的主张。同时,作为国民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主张在政治和社会建设上学习西方,提倡发展公共设施等主张,确立了以欧美国家为榜样的国家建设理念。然而,在文明发展理念上,主张保留中国传统的儒家理想,结合西方国家的优长,这种文明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梁启超东西融合的文明观念有某种契合。第四章讨论储安平对英国人以及“英国性”的认识,以及他以此为参照对中国人、中国国民性的分析和重述。在《英国采风录》中,储安平对英国上至王权兴替、国会源流、自由传统史、地方自治史,下至英国人的种族、气质、习惯、性格、气候、生活方式和饮食的各个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他对英国历史的论述多采用英法启蒙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的评价,显示出对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认同。在书中储安平还对中英两国的差异进行多方面的文化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使他常常以历史或是想象中的英国对比中国的现实,进而将这种差异本质化为英国性和中国性的内涵。第五章以王礼锡为例,讨论以他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对西欧和苏联的观察。王礼锡在未出国之前就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他旅居国外期间,着重于对英法等国经济问题的观察,认为失业、贫困和妓女问题是最能表现资本主义走向末路的三个方面。他虽然欣赏英国的文化,并与英国与法国的作家团体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态度是偏左的,他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以及未来世界的出路。王礼锡的俄国游记,是30年代中国游历者和作家对苏联乌托邦形象建构的一部分。他从苏联建设的物质成就中认识苏维埃俄国,从文化出版事业、女性解放等方面看到苏联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希望。像30年代的许多“亲苏者”和“苏联迷”一样,带着先入为主的理论和理想去观察苏联,并不自觉地寻找证据以证明苏联道路的正确,他的旅苏游记显示了强烈的乌托邦色彩。第六章研究邹韬奋的北美、西欧和苏联游记。韬奋在《萍踪寄语》中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他考察了西方社会中华人的处境以及美国社会中黑人的境遇,认为美国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国家”。西方社会普遍的卖淫现象尤其使他震惊和愤怒,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经历则使他看到了法西斯的邪恶。韬奋在欧洲和美国的经历使他确信他应该拒绝资本主义道路。而苏联游记则成为正确中国道路的标杆,韬奋所到之处无不赞颂苏联人民的自我牺牲、大无畏以及热情的精神。苏联为他提供了理想国家的愿景,知识分子也能够参与其中,并成为普罗大众的一员。韬奋的游记反映了 30年代中国知识阶层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理想主义的诉求。从中也可以看出,异国的现实如何经过知识分子考察的过滤进入中国。第七章重点分析了萧乾在40年代写作的海外通讯。萧乾在国内时已经是一位知名的作家和成熟的记者。二战期间,他旅居英国,发回了大量战时通讯,记录了战争中英国军民合力奋战的情形。在战争后期,他还作为中国唯一的战地记者采访了战后的欧洲大陆。面对在战争中保持和平、富裕的小国瑞士,萧乾试图从民主制度、教育发达、经济独立等方面寻找原因,这种解释带有明显的理想化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显出了中国人对欧洲观看视角的转变以及理想国家观念的变化。民国时期的旅欧记述,可以被视为一个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域,不同身份背景、不同阶层派别、政治倾向、价值立场、思维视野、考察时间、访问路径的旅行者在异域文化之中,对相同或相似的对象进行观察、思考、抒写和讨论。其中种种的观念冲突、价值对立、意识形态分歧观看视角的差别呈现于目前。但也正是这些难以被整齐划一的游记文本,表现出了当时中国人对中国问题以及中国与欧洲、世界关系的多元化思考。

熊鹰^[7]（2018）在《连续与转折: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文中提出1958年,在塔什干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上,中国作家代表团提出了"反殖民主义",并为此进行了一场国际战线上的辩论。自此之后,反殖民主义一直贯穿于后续的亚非作家会议,成为五六十年代重要的政治话语。反殖民主义的提出有其战后国际关系层面的现实意义,体现了中国试图通过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思路。与此同时,反殖民主义也继承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在世界革命中解决自身问题的政治理念,使得中国可以从冷战的两级结构中走向广阔的第三世界,建构现代中国的政治主体身份。作为一种民间外交手段,亚非作家会议与战后国际政治相辅相成。

田丽^[8]（2016）在《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地位在国家层面对对外宣传进行规划和设计,进入新世纪,更是把对外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来重视。随着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需要党的对外宣传在国际舆论方面化解一部分压力。对外宣传的能力和水平本身就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加丰富的手段和途径,“讲故事、赢取人心的能力”已经被看作是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标准。在信息奔流的环境中,在民众素质不断提升的条件下,对外宣传的对内性就体现在通过影响国际舆论促进国家内部的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提升。党的对外宣传已经建立起基本框架,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还没有达到胜任战略任务的高度,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战略”：资源和手段很多,但是比较分散、各自为政,没有有效整合、形成合力。所以,本文主要是从战略层面上对中国的对外宣传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对进一步完善对外宣传理论、增强对外宣传实践的效果有所帮助。本文结合战略与对外宣传的特点,构建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平衡性等基本特征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框架,并以此为基准,研究中国对外宣传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符合或不符合战略之处,并分析现在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宣传面临的内外形势,由此提出今后战略安排的建议。经过分析和研究,本文构建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为：党的对外宣传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战略决定了党的外宣战略的目标和任务,国家力量和国际环境为确定党的外宣战略布局和话语类型提供现实依据,思想文化观念是党的外宣战略的底蕴和根基,但是控制在干预性变量的影响范围之内。战略机制能够有效整合与配置战略资源,利用信息传播和关系构建两种主要方式实施对外宣传活动。运用这个理论框架研究党的对外宣传历史发现,建国后党的对外宣传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外宣传始终定位准确——在国家总体战略下谋划与实施,当然也存在一些不符合战略要求的问题,如机构分散、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缺少稳定的核心话语、表达僵化没有针对性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开展对外宣传的有益做法,对未来党的对外宣传战略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建立目标体系、确定核心话语、合理安排布局、培育战略资源、提升战略能力、完善战略机制,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促进国家战略利益的实现。本文应用历史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试图在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和突破。第一,本文试图从大外宣的角度对“对外宣传”的内涵和外延做出界定,不同于以往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公共外交等概念。第二,本文以战略为逻辑起点,结合对外宣传的对象范畴,试图构建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平衡性等特征的党的外宣战略框架,作为梳理建国后党和国家对外宣传历史以及现实的理论基础。第三,以国家战略为线索、以党的外宣战略框架为参照系,本文试图用新的方式梳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外宣传的历史脉络并得出新的结论。

陈越洋^[9]（2014）在《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文中研究指明中阿友好合作源远流长，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领域建立的全方位合作关系，折射出中阿两大民族从汉武帝时期以来的两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友好交往史。这种合作从政治的层面看，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南南合作的表率，不仅惠及双方，更有利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提升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从文化的角度看，是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友好合作的典范。文化交流从深层意义上说，是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思想交流、智慧交流；是增进国家间、民族间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对中阿文化交流史的梳理，对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增加共识，加强合作，进而提升中阿文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具有现实意义；对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发展情况的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落实“走出去”、“引进来”政策，构筑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中阿间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对培养文化自觉意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有力践行，是对西方社会主导的文化霸权的有力回击。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与阿拉伯社会各自经历了深刻而又复杂的变革与转型，中阿文化交流也经历了一个由盛（古代）转衰（近代），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开始逐渐发展的过程。中阿两大民族在独立战争中建立起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古老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政府，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围绕宗教、文学、教育、艺术等文化的各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古代的表层物质交往过渡到文化核心层面的交往和沟通。本文是一项基础性研究，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运用历史学、史料学、外交学、传播学等学科门类的知识，以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以个案和整体研究相结合进行纵向、横向的研究，对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论文由绪论、正论五章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讲述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并对本论文所指的“文化”概念及论述的时间跨度做一说明；简述研究现状、论文主要的创新点与难点、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正论部分，第一章回顾二十世纪前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主要历史分期。唐宋时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初期繁荣期；元代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伊斯兰在中国普遍传播，阿拉伯文化真正在中国发生了显着的影响；明清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由传播进入了创造发展阶段，随着穆斯林数量的增加，中国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意识形态得以有机结合。第二章主要研究清末与中华民国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朝末期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并未使中阿间的交流完全停滞，民国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在宗教领域，主要论述回族地位的提高以及回教新文化运动；文学领域主要论述作品译介情况及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教育研究领域主要论述以成达师范学校为代表的伊斯兰新式教育、民国时期派出的留学生及其对于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传播所做的贡献、清民时期国人对阿拉伯文化的研究情况。第三章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万隆会议使得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见证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两次建交高潮。宗教领域主要论述伊斯兰教在新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及伊斯兰学术活动；文学领域主要论述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被译介的原因、译介情况及特点、中国作家创作的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文学作品；教育与研究领域主要论述阿拉伯语进入高等学府的教学情况、留学生互派工作及学术研究情况；艺术领域主要论述国际广播电台阿语频道的开播，电影、艺术团等方面的交流。第四章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至二十世纪末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中阿高层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日益丰富。宗教领域主要论述新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情况；文学领域主要论述作品的译介情况、文学及文学史的研究以及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教育与研究领域主要论述阿拉伯语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留学生互派情况、中阿教育合作、对阿拉伯文化的研究情况；艺术领域主要论述文化周与艺术团演出、电影、展览、体育等交流情况。第五章分析了中阿文化交往中的动力，即双方在历史、现实方面存在着悠久的传统与坚实的基础，在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着相似的内在人文精神与互补的文化差异；继而分析了阻力，即西方文化霸权的干扰和误导和中阿间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所产生的误会与矛盾；并对加强中阿文化交流提出三点建言，即文化交流机制化、文化交流途径多元化、文化交流主体队伍专业化。通过以上论述，本文最终得出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三大阶段所各具的鲜明特征，即民国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回族群体围绕宗教展开的；二十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末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政治为导向进行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以文化交流价值本身为出发点的。最后，重申了中阿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即有利于双方形成对人类文化的普世情怀，有益于双方运用不同文化的智慧来合力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难题，有助于双方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型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内涵。

马成鸣^[10]（2012）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近代回族报刊《月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结束中国社会发生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巨变。列强入侵和社会动荡,使得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图强御侮、挽救危亡成为了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族意识觉醒对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影响,将开启民智和救亡运动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企图通过创办白话报等方式来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办报高潮的中国,白话文逐渐成为了交流的主要文字表达方式,作为载体的传播媒介,其影响力也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着作《想象的共同体》中讲道,“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印刷科技的诞生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改变,印刷语言“在一群特定组合的读者同胞中创造了一个这些船舶、新娘、主教和价格都共同归属的、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以其特别强调印刷技术的重要作用而备受质疑。抛开质疑,这一理论认为共同体是基于想象而存在,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与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技术的交互作用和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是其决定因素。这一切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文化的转型,也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而言,培育现代民族意识是开启民智的目的,也是实现救亡的手段。各种白话报的兴起,民族、民族国家等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概念被广泛传播,构建民族共同体成了共识。回族知识分子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也肩负了同样的历史使命,大量的回族报刊应运而生,开始为构建回族这一民族共同体而努力。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到明清时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形成了回族这一特殊的民族。其思想、语言、文化、生活等处处体现了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的两种特点,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宗教观结合华夏文明的语言系统,成了回族不同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他少数民族的最明显特征。近代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回族社会的大变革,回族新文化运动也随着五四运动展开,包括伊斯兰世界的新思潮等各种新思想开始不断冲击回族形成过程中所保持的固有思想。经历了历朝历代被压迫的回族人逐渐形成了重商业轻政治、重宗教轻教育的整体民族性格。而面对近代巨变,觉醒的回族知识分子意识到宗教与国家、民族与国家的密切关系,发出了“爱国爱教”的强烈呼声,并积极参与到了唤起同胞觉醒的阵营中。回族报刊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成为回族知识分子传递新思想的平台。国家、伊斯兰教、民族、回族等概念成了回族报刊关注的议题核心,对其的探究目的就在于将回族这一松散的文化概念构建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共同体。其中《月华》最具代表性。本文将以《月华》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探讨其诞生背景、发展历程、内容分析等,来回答在其办刊过程中是如何展现其构建民族共同体企图的,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理论的决定性因素在《月华》中又是如何得以体现等问题。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回族报刊?回族报刊是回族学人创办并主持下的,以回族大众作为核心预期受众,面向大众社会发行,并以刊载、传播回族及伊斯兰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近代回族报刊从1906年第一份回族报刊创刊到新中国成立,先后共出版发行了270多种,呈现地域广、数量大和内容丰富等特点。回族报刊研究作为回族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相较于其他报刊的研究盛况,少数民族类报刊目前尚属于被冷落的状态。作为回族报刊的代表,《月华》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回教社会的变迁,对其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回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特点。但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仅处于初级阶段。笔者将以传播学为视野,以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为主线对《月华》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传播媒介的民族共同体构建功能。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主要分析了本课题研究的缘起和意义,近代回族报刊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月华》的时代评价、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及文本拟采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探讨的是回族报刊产生的时代语境和发展阶段、《月华》的创办和发展轨迹以及变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共同体因素三个部分。笔者认为,回族报刊的产生基于社会因素和思想因素等两方面的主要因素。社会因素方面,清末新政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统治,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起步和发展,这为报刊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动荡的时局迫使回族知识分子也开始思考回族社会乃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问题。思想因素包括了近代世界伊斯兰新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近代中国伊斯兰文化运动三个方面,构成了回族报刊发生的思想基础。其从产生到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及蹒跚学步时期、蓬勃发展时期和落败与转型时期。第二个问题主要探讨了《月华》的创办和发展以及回族知识分子对其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并且分析了《月华》在经历四次迁址的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包括办刊宗旨的调整、封面与栏目的设置、经营状况等。第三个问题探讨了《月华》在其历史变迁中表现出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因素。研究认为传播技术的发展促使回族人逐渐放弃了其他语言系统,而选择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语言体系作为了民族语言。同时,《月华》横跨国家南北的变迁彰显出了独特的“地图功能”,为历经艰难的回族人塑造了一个可以想象的虚拟空间,以此寻求心理慰藉和民族归属感。第二章探讨了《月华》是如何在议题设置中构建民族共同体的问题。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程的功能,其实现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途径。民国时期的回族社会首先觉醒的回族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创办报章杂志等方式奔走呼吁,期翼唤醒民众以抵抗外侮。所以在这些报刊的议题设置方面,更多的是选择了第一种途径,即“自上而下”的途径。本章主要通过梳理《月华》历任主编和核心作者所关注的议题分析当时《月华》所设置的议题类型,并探讨议题设置中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因素,认为国家、民族和个人是《月华》设置议题的出发点,是为回族大众设定的想象空间。第三至第五章是对《月华》关注的核心议题进行的内容分析。其核心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观念、社会调查和大国理想等三个方面。第三章探讨了《月华》同人的政治观念从浪漫到理性的演变过程,从四个部分展开分析。其中第一部分是对早期具有浪漫色彩的政治合作构想的整理分析；第二部分主要探析了其“以经释战”为核心思想的抗战理念。所谓“以儒释经”主要是指通过解读《古兰经》关于战争的“启示”和讲述穆罕默德的故事来宣传回教的国家观和世界观等,积极号召同胞积极参与抗战运动。第三部分探讨了《月华》同人为代表的回族知识分子基于民族平等争取回族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历程,深入解读回族人参政议政必要性,同时也提出了回族国大代表理性参政的主张。第四部分探讨了《月华》同人在其政治观念变迁中体现出的民族共同体构建因素,这种变化是一个想象的去抽象化过程。谋求合作、挽救危亡和争取政治权利是基于民族意识的觉醒,伊斯兰文化因素是回族想象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因素。第四章探讨了《月华》关于回族社会调查和教育倡导方面的问题。根据分析调查结果,认为教育落败是回族社会的困境之源,同样也是未来的解决之道。第一部分分析了《月华》开展回教社会调查的起源。第二部分总结整理了近十年中《月华》对回族社会以人口、教育、宗教、民生为主要内容的调查数据。第三部分根据调查数据总结了当时中国回族社会的发展困境,并对《月华》“教育才是解决回族社会问题的根本”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第四部分探析了社会调查中表现出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因素。概而言之,人口调查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虚拟界限,合理的教育体系是民族意识传承的必备条件。第五章探讨了回族学人的大国理想。其大国理想主要通过建言西北开发和开展国民外交两方面得以表现,是追求民族发展和国家振兴并行的追求。第一部分分析了《月华》关注西北开发特别是新疆建设的早期构想及其现实意义。第二部分首先梳理了《月华》同人多元化的国民外交实践及其关注的国际议题,其次探讨了《月华》同人参与国家观察的时代特征,并分析了他们开展国民外交的认知基础。最后分析了他们参与国际观察和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意义。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在追求大国理想过程中表现出民族共同体构建因素。大国追求是民族共同体去虚拟性的表现,目的在于将逐渐成形的具有想象特征和虚拟性的民族共同体现实化,通过谋求区域发展来促进民族的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紧密联系一是为正在遭受侵略的中华民族寻求国际援助和支持,二是通过与阿拉伯世界的“朝圣之旅”,基于宗教的共通性来寻求民族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结语部分分析了《月华》成为近代中国回族新闻史上办刊时间最长、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报刊的原因,包括其生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为大众所接受,顺应潮流的办刊宗旨符合时代需求等。最重要的是《月华》为回族人想象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平台,且处处体现了其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努力。需要强调的是,回族知识分子所构建的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华民族的范畴之内,是并行不悖的。回族与中华民族的同质性和平行性,让回族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找到永久的居住地,并且也永久地保留着自己的特色。

二、热情友好的叙利亚——访问中东散记之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热情友好的叙利亚——访问中东散记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1）《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2）丝路的回响，文明的交融——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珍宝展中国巡展散记（论文提纲范文）

（3）《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5）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6）1912-1949年中国旅欧游记中的欧洲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10）传播学视野下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近代回族报刊《月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热情友好的叙利亚——访问中东散记之一（论文参考文献）

• [1]《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2]丝路的回响，文明的交融——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珍宝展中国巡展散记[J]. 周建平. 友声, 2020(Z1)
• [3]《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4]抗日战争时期回族爱国救亡活动的形式与特点[J]. 何蓉. 中国穆斯林, 2019(04)
• [5]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1912-1949年中国旅欧游记中的欧洲形象[D]. 安然. 上海大学, 2018(02)
• [7]连续与转折: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J]. 熊鹰. 开放时代, 2018(01)
• [8]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研究[D]. 田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1)
• [9]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D]. 陈越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
• [10]传播学视野下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近代回族报刊《月华》研究[D]. 马成鸣.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