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紧迫的任务是突破概念壁垒

一、当务之急是突破观念障碍（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张晨瑶^[2]（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孟翊洁^[3]（2020）在《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历史学经历了转型。在新的史学语境下,记忆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受到很大关注,记忆本身以及有关各种历史事件和经历的记忆,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由此出现了“记忆的繁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叙事、创伤、集体记忆、个体记忆等概念相互交织。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大屠杀的研究对于推动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发展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大屠杀记忆作为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是考察历史编纂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视域下记忆话语的兴起、现状及走向的绝佳视角。本文旨在透过对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流变、时代特性、叙事突破及理论反思,揭示大屠杀记忆研究对于历史学在理论发展和叙事实践方面的启示与价值。本文按照首先分别考察一般意义上与历史学相关的记忆研究和已成熟的纳粹大屠杀研究,再以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关联与相互渗透作为反思的切入点进行,并依照此思路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对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总体考察,并按以下三步进行。第一步考察历史学的当代转型,重点梳理后现代思潮挑战下历史学在研究旨趣、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及其与记忆研究兴起的关系。第二步是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再梳理。整个20世纪,在记忆兴起之前及之后的语境下,历史学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研究旨趣也经历了从强调区分对立到更关注二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历史与记忆在方向和目的两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大屠杀记忆史学考察的重要基础,笔者还就此作了重点梳理和分析。第三步笔者提出,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对记忆的关注中,大屠杀是焦点事件,大屠杀记忆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与创伤记忆这两重属性,然后分别对集体记忆、创伤记忆作了概念梳理,进而对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分析。其次是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和特性的分阶段考察。笔者分别以1961年艾希曼审判和1986年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为节点,将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演进分为战后初期、“黄金时代”和后大屠杀时代三个阶段,以此对时代变化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背景、关键事件、社会氛围及学术观念等方面展现的特性进行总结。为了区分不同主体的立场,每一阶段的考察都以德国和犹太世界为不同阵地进行。总体来说,战后初期以沉默与外属化为特征,“黄金时代”以神圣化与道德化为特征,后大屠杀时代则以历史化与多元化为特征,呈现出较鲜明的阶段特性。随后,本文以后大屠杀时代为背景,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屠杀记忆走向多元化和私有化的背景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境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表现上的困境与理论突破。笔者以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召开的探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极限的学术会议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参会并在之后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海登·怀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三位史家。他们各自的理论阐述和相互交锋,分别涉及大屠杀在历史表现问题上与文学理论、史学实践、创伤理论的交融。本文基于三位史家的不同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历史记忆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最后,笔者就大屠杀记忆在当下史学理论领域中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极限事件,难以对其作出充分准确的历史解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笔者梳理和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主义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认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反犹主义是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反映了其冷战式思维惯性,这也是过往在西方学界未被真正重视但值得批判和警惕的方面。同时,笔者也对大屠杀记忆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反思。首先通过选取时间性与历史性为例,揭示大屠杀记忆的各种因素在当前及未来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道德张力问题。之后,利用玛格利特的理论模型对大屠杀记忆道德属性的复杂性进行反思。最后,通过批判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惯习,尝试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即以道德性为核心的“魔方式”多面体来考察和定位大屠杀中各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此外,本文还以“记忆、正义与纪念”为主题进行了延伸性思考。笔者结合当前西方记忆研究的前沿关注点,对与记忆相关的历史正义、纪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旨在强调职业历史学应注重大屠杀记忆的复杂性,并以更清醒的视角、更开放的态度为保持记忆的理论活力和社会功能而持续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陈晨^[4]（2020）在《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理论研究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研究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要求,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新变化,结合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灌输和教化工作实际,将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的意识形态思想作为研究内容,以期在理论梳理归纳中,得到启示和借鉴意义。研究考察了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及阶段特征,深入到哈维资本积累理论、解放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思辨等理论,找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等理论视角,提炼了其中蕴含的以空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主要观点,特别是厘清了空间与传统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明晰了空间具有的意识形态性,作出了空间性通用矩阵的意识形态分析。基于对哈维意识形态思想的总体把握,研究尝试将其意识形态思想与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展开比较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肯定了哈维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创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拓新、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思想内涵丰富等方面的学术贡献,也指认其存在对唯物史观历史本质解读偏差、对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体判断缺失、对城市空间意识形态祛魅构设简化等方面的理论局限。总体来看,哈维从空间出发对新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为我们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更加隐蔽和复杂的斗争提供了启示,而其对空间意识形态属性的界定、对时空体验与意识形态转变关系的判断、对争取空间正义的构思等观点,对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具有借鉴价值。因此,本研究特别选取贯穿哈维理论思想始终的“空间”作为视角,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出新的思考,提出:其一,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空间转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空间生产中国化实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观,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础;其二,发挥空间作为社会力量的能动性,强化对空间的政治文化形塑宣教和意识形态释义赋义,促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空间生产的引领作用,在“三生空间”规划和发展的广泛领域贯彻党的正确主张和国家意志,有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认同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三,在空间演变趋势中须始终保持斗争精神,积极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借助景观社会、时空压缩、流动空间发起的更加隐蔽、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挑战,开展更具艺术性、更为策略性的意识形态安全防御工作,维护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三权”,把握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时度效,布局好党引领舆论导向的点线面,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

姚科敏^[5]（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何江^[6]（2019）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继入法,辅之以传统的环境刑事公诉和新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使环境公益的司法保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由于同一环境侵害行为往往具备多重违法属性,而环境规制路径之间亦存在功能交叉或重叠,由此导致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艰巨的程序协调难题。具体表现在:其一,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环境行政规制与环境司法规制的关系;其二,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各环境公益司法保护手段之间的关系;其三,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与传统的环境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既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多及于特定类型诉讼程序的构建与完善,而未顾及环境公益司法保护之整体性构造,亟待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角度探讨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协同配合机制。由于对“环境公益”这一基石性概念的研究阙如,直接造成环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不清、模式选择混乱等现实难题。在解释论视角下,环境公益应当作“环境实体公益”和“环境制度公益”的二元界分,前者旨在恢复实体层面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并构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诉求;后者旨在救济因侵害行为而对环境秩序造成的冲击,并构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基石诉求。加之环境刑事公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均满足公益诉讼的基本构成要件,所以亦可纳入广义的公益诉讼范畴。鉴此,本文将环境刑事公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间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内部程序整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际上赋予了行政机关一个公法性质上、私法操作上的请求权,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民事性质诉讼的观点有违其公法内核,犯了“手段凌驾于目的”的归因错误,将其界定为在环境行政规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执法程序更为妥当。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类独立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诉讼类型。加上传统的环境民事/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有别,但程序上有所勾连。所以本文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外部程序衔接”。同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异质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外部程序衔接的手段主要表现为“附带审理”与“合并审理”,二者在本质上均属于“诉的合并”的范畴,因此“诉的合并”理论就构成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外部程序衔接的基础理论。本文以“3.0版本”的“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为基础,构造出一种广义的诉的合并理论,认为应当通过赋予法院以诉的合并自由裁量权保障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并通过对举证规则、管辖规则和既判力规则等的改造,使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程序协调能够在契合诉讼法理的前提下实现对环境法益的整全性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构造出一种“法院——责任人”的直接规制路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则构造出一种“法院——政府——责任人”的间接规制路径,二者在维护环境公益这一核心取向上是殊途同归的,由此引发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竞合。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可以通过设计不同情形下的诉讼模式选择方案、完善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来具体展开。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与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功能重叠、过罪化倾向和检察机关“双重代位”引发的主体不适格质疑,可以通过构建以“先民后刑”模式为原则,以“刑民分离”模式为补充的审理策略,并同时通过附带诉讼时的公告豁免、管辖级别冲突时的“就低”策略等手段来应对程序整合面临的问题。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紧密式衔接”和“松散式衔接”两条路径,鉴于前者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语境下面临着较大的“转轨成本”,“松散式衔接”模式则具有成本低廉而成效显着的优势,因此选择“松散式衔接”模式破解“双轨制环境诉讼”附带的弊端更具可行性。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争点分隔和中间裁判的方式实现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效率提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衔接也面临两条路径,即基于解释论的视角通过受案范围、诉前程序、起诉顺位、诉讼请求和证据融通等方面的制度改造实现程序衔接,以及基于建构论的视角赋予行政机关以责令修复、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权力,以契合行政和司法相协同的“环境共治”理念。

魏华^[7]（2019）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在40年来的实践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引入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生产力的活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它对传统的管理体制也形成了严峻的倒逼改革的态势。在经济学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从更广的视野和更深的层次看,养成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法是必由之路。历史证明,规范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一个法治经济,没有法治,市场经济不能得到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法治建设的推进每每促进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而经济领域中目前尚存的若干问题,都和法治不够完善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经济发展的道路,成为改革决策者和相关学科理论工作者长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法治经济的实践探索和法治经济的思想演进是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而后者对前者的推进又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显然,对当代中国法治经济作一个思想史的回顾和分析,是有特定学术价值和现实需求的。本文分三个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为导论,即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现实意义;“法治经济”的概念与定义;研究的过程与综述;研究方法;论文构架;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等几个方面。第二部分为正文,包括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章: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先行思想资料。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虽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逐渐形成和丰富的,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它作为一种中国经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思想和理论成果,本质上是对中外相关先行资料的继承、反思和创新。本章所分析的先行思想资料主要有两类:其一、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建以来的相关理论阐述;其二、中国古代思想遗产和现代学者的反思。第三章: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思想引领。本章以时间为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关于法治经济问题的论述进行系统归纳,通过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相关论述,突出其对中国法治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贡献,结合40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的梳理,凸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促进中国法治经济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和历史功绩。第四章: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理论探索。本章主要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法治经济方面的理论成果,重点分析评价具有代表性的杜润生、吴敬琏、江平、钱颖一等人的理论创见。他们的研究涉及法治经济的基本内涵、实现法治经济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如何推进法治经济的建设,如何解决法治经济推进过程中的问题,等等,他们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法治经济理论研究的探索进程和学术水平。第五章: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实践及思考。本章从实践的角度对市场化中国法治经济的推进进行考察,并作出若干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分析。这些考察包括经济方面和法律方面的,前者如行政干预对经济运行的困扰、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市场价格机制的失灵、财税体制改革的迟缓、政府职能转变的减速等,后者如物权法的实施、民众对自身权益的诉求等。在此基础上,对学术界相关的对策研究进行梳理,并提出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和形成的几点看法。第三部分为结论,即第六章。对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法治经济思想进行总结,概括其主要内容和特点,得出若干研究结论,并展望其理论发展的路径和前景。本文所研究的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内容丰富,主要包括:（1）通过对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和市场经济发展优势的比较,作为一种取代政府集权的制度形式,逐渐形成和初步构建了由现行资料、思想引领、理论探索和对策思路组成的可供研究的基本框架;（2）当代中国法治经济的推进具有具体的国情特点和体制转型的阶段特征,因此,如何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规范结合起来,如何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用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构成了决策层和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点;（3）作为一个经济学和法学互相交叉的研究对象,如何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进程结合起来,如何把立法和执法结合起来,也是人们讨论较多的问题;（4）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治理模式及其观念进行了深刻反思,使人们认识到树立全民法治经济意识和推进法治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等等。本文认为,就推进当代中国法治经济思想的探索和实践而言,科技进步、扩大开放和观念转型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基础理论问题上的创新突破尤为关键。例如,怎样认识和处理好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法律对经济运行的规范之间的关系?怎样阐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等。对此,本文选择《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房地产调控等个案展开分析,意在解剖麻雀,以小见大。显然,只有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进展,法治经济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才能更顺利地推动。此外,在着力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方面,在切实加强执法力度方面,也都需要提出新的思路,出台新的举措。但尽管任重道远,推进法治经济是中国未来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在其中,法治经济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

周波^[8]（2019）在《基于未来智慧城市愿景的城市家具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世纪以来,信息化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促使城市进入智慧城市发展阶段,我国城市也迎来转型提升的重大机遇。在历史挑战面前,城市家具智能化不足、文化匮乏、人性化缺失等发展现状已难以适应智慧城市建设发展以及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户外活动需求,城市家具已经到了急需变革的发展阶段。未来城市是怎么样的形态?未来城市家具又是什么样?我们如何面对当下城市家具的境遇?面对严峻的现实,传统设计理念与思路已难以应对今天城市发生的变化,也无法应答明天城市家具发展的诉求,更无法响应未来城市家具变化的趋势。本文以未来城市愿景与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城市家具设计为研究主题,通过对5G、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发展的状况及其对城市的影响;西方以及国内未来城市理论的总结;国内外智慧城市实践的归纳;中国城市2035年总体规划蓝图的研究综合分析并建构我国未来城市发展愿景。同时结合我国城市家具现状与发展趋势剖析,总结出未来城市家具分阶段的发展愿景,即到2050年,高级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家具和2035年的智能城市家具两个发展阶段。在城市家具愿景构建的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当下的城市家具智能化、智慧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智慧城市家具的概念并建构了智慧城市家具设计研究体系和理论模型,并论述其要素构成、内涵意义等内容。本文基于城市现代化的愿景,提出了城市家具现代化的概念,并指出城市家具现代化就是城市家具的智慧化。在设计理论体系的应用方面,本文主张在“人、事、物、技、文、场、境”等研究要素的系统框架内,以人车出行系统为限定条件,以未来城市街道空间为场所界面,研究城市家具与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以此形成智慧城市家具应用体系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型。针对近阶段和远期城市家具发展,分别提出了“智慧家具带”和“智慧微枢纽”的设计策略:近期“智慧街道”的营造须以共享单车为核心模块的“智慧家具带”建设为核心内容,远期通过“智慧微枢纽”这样的新型机器人城市家具来扮演“智慧街道”以及“智慧社区”的公共服务微型中心的角色。最后,本文分别以“技术智能”和“设计智慧”两个角度的实践案例来验证智慧城市家具设计体系应用的可行性。目前,此类智慧城市家具研究文献稀少,本文希望为该领域的研究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骆增翼^[9]（2017）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 ——以G初中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对以教师为核心的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日益强烈,立足于学校层面的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尤为突出,通过学校组织变革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素养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围绕这一课题,在反思以往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组织变革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聚焦研究问题。选择典型的G初中作为分析样本,以管理学、教育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和理论,运用文献法、行动研究法等方法,全面、深入、持续考察G初中成立以来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而进行的组织变革真实运行图景。通过分析真实图景,进一步挖掘组织变革背后的影响因素,借鉴约翰·科特“领导变革八步法”,反思与探寻同类型或类似学校组织变革中可能具有的一般逻辑和实践方法。本文主体部分包括六章（除绪论和结语外）。第一章,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组织的关系,教师专业发展出现从注重个体到关注全体、从学科知识到综合知识、从外在培训到校本研修的变化,但学校组织存在的行政化组织关系、工具化教育取向、分割式学科划分等问题却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为适应这些变化,学校组织必须以“专业”、“成人”、“发展”为取向,在组织结构、组织技术和组织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第二章,G初中成立时学校组织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制约,在调整组织结构、更新核心技术、创设合作文化方面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挑战:多部门交叉管理导致教师专业发展缺乏系统性支持;强迫式的技术改造不易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驱力;分数为取向的评价文化难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整体提升。第三章,G初中在组织结构改造中,将明确的分工协作体系、规范灵活的工作标准、柔性化的运行机制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学校组织结构的要素,坚持稳定性与创新性相结合、集权与分权相配合、正式性与非正式性相结合的学校组织结构改造原则,进一步评估学校变革环境,实行轮岗制、整合职能部门、优化管理人员、修订完善组织运行制度、积极培育非正式组织。第四章,在“互联网+”背景下,G初中一方面积极推进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技术融合改变教师传统的教学行为,增强教师教学实施、评价与科研能力和教师信息化素养;另一方面,为建构通畅及时的信息管理平台和培育类型多样的网络学习共同体提供信息化管理技术支持。第五章,G初中在秉持彰显人的价值、注重顶层设计、持续稳步推进的文化理念指引下,确定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由精神到制度再到器物的文化改善路径,以营造学术型的学习氛围、支持反思性的教学常态、提供多元化的展示平台、建构人性化的评价体系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文化改善着力点。第六章,以全景式的视角来回顾和反思G初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所实施的组织变革,分析变革中的经验与不足,尝试建构学校组织变革的一般逻辑与实践方法,明确学校组织变革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厘清变革中的几对关系、秉持几种变革意识以及采取变革的环节与步骤。

冯传禄^[10]（2016）在《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探讨当代中国为何以及如何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战略性议题。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本文首先厘清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和崛起进程中的世界大国,其“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背景、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政治运作以及印度洋安全架构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尝试在地缘战略研究框架下给出相关学术回应。中国地处亚太,背靠亚欧大陆腹地而东接西太平洋边缘海域,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就其地缘战略或海洋战略而言,过去印度洋方向并不构成中国重要战略方向。鉴于周边安全态势、地理限制以及自身力量局限,中国地缘战略向来以亚太为重心,而以往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战略关注相对集中于邻近自身的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客观现实以及相应的战略资源分配状况,本身有其内在必然性,更也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在继续重视西太平洋的同时,中国也将印度洋地区纳入视野,并初步勾画出一个海陆相撑共进的战略大轮廓。以巴基斯坦为例,2015年中巴正式确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然而,锐意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以及西印度洋上经（?）瓜德尔港,这都不过只是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积极进取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新姿态已体现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不过这却也已经将自身置于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别有用心者,对所谓中国“珍珠链”战略、所谓“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正在进行力量投射、资源掠夺、经济殖民等进行大肆炒作。这一类言论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恶化了中国在印度洋的生存环境。在美、印一些战略家看来,所谓“国强必霸”便是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所谓“珍珠链”战略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对相关国家的港口援建以及民事应用就是中国向西扩展以及围堵印度的战略构件。更殊为严峻的是,近年里“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地区同亚太地区已渐被作为一个整体战略空间,纳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战略视野和前沿部署。尤其是美国“再平衡”战略已向印度洋方向扩展,而美印关系出现明显的战略接近,使印度洋方向的美中印战略三角已形成一种并不利于中国的扁平化趋势。此外,印度洋相关海域以及环印度洋的诸多地区本身交织着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素来被世人普遍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相当危险”的区域。可见,对中国而言,印度洋地区绝非可以轻松自如存在的等闲之地,更不是世外桃源。事实上,中国并非印度洋国家,而从中国沿海出发西进印度洋的最近航线也有数千公里,中国想要在印度洋地区有效存在,显然无法像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存在那般便利（无论如何还可以依靠自身强大的陆权）。与此同时,考察当代印度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玩家,中国显然是后到者——作为后来者和外来者,中国拓展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不可避免对区域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会产生相关影响,无论在现实层面以及心理层面势必都会造成一定冲击。故而,至少从表面看来,中国“西进”印度洋,面对着复杂的战略环境、立场各异的行为主体,而自身又处于相对地理劣势,势必会为自己再增加一个比较棘手的“印度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会使自身在应对西太平洋方向相关挑战时面临双线受压的风险。鉴于以上这些“不利”因素,按理中国应继续对印度洋敬而远之。然而,如今中国在印度洋却是日益积极进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中国会出于怎样的战略谋划和政策考量,要把以往并不构成自身重要战略方向的印度洋,纳入国家大战略的视野,甚至作为中国海洋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个生长点呢?这实际上就是本文聚焦的第一个问题。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设计,已体现出中国决策层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而“西进”堪称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精髓。于中国“西进”视野之下,南亚和印度洋无疑正是“一带一路”沿陆、海西向进发首当其冲的重要战略地区和主要海洋公域。厘清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根本动因和战略逻辑,不仅是中国谋划自身印度洋战略的前提,更也是破除“珍珠链”之说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外部环境的需要。在综合分析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第一章）,以及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第二章）后,本文认为,在21世纪里,鉴于印度洋的地理联通性、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发展潜力以及的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复杂局势等因素,今日印度洋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能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乃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和平崛起都有了密切而特殊的战略关联。无论就外部压力或内在动力,当代中国已经不可忽视印度洋战略方向而单从东亚或太平洋视角来探讨现在的发展及未来的命运。中国“西进”印度洋有其必要性、可能性、正当性、机遇性和战略性。本文第三章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对的风险和所迎来的机遇之后,指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新姿态或者说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印度洋之危险又或者因为所谓的印度洋的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地位,事实上反倒是中国当前“西进”印度洋具有了相关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并迎来历史性机遇,因此在战略成本和战略收益视角下,“西进”印度洋可望以较小的战略成本带来巨大战略利益——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的根本性动因,又或者说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知与行的核心逻辑。因此,“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印度洋风险,更不是为了争夺印度洋霸权,而是一种顺势而为、把握历史机遇的地缘战略布局。本文的第三章同时还指出,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进”印度洋构成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国海洋战略的“生长点”以及中国探索和平崛起路径、体现自身大国作为的“试验田”。现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存在已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拥有了一些有利主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可盲目乐观。机遇性与战略意义,都并不能成为盲目乐观的理由。事实上,要把握历史机遇和实现“西进”潜在的战略意义,需要尽可能地减小战略阻力和尽可能地化解潜在风险因素,换言之,需要通过巧妙的地缘政治运作来实现恰当的战略目标。客观而言,现在,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或者说怎样“经略”印度洋的相关问题,已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及区域战略的重要关切,构成了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的新注目点,进而也构成了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大而新兴的战略性议题,并不断促进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奋发有为和学界研究的学术自觉。然而,今日印度洋,在许多国外战略学者和相关国家战略决策者眼中,已然被视为21世纪大国战略角逐的新兴舞台,而中国因素已然被视为一个对印度洋地区政治格局和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变量。不容否认,鉴于中国强劲的崛起势头,现在中国和外界之间,除了有合作共赢、相互依存的一面之外,一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势已悄然形成。对体系霸权国和地区大国而言,防止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洋方向扩散,也是与中国博弈和竞争的重要环节。此外,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在中国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崛起以及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心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无疑成为大家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无正式成文的印度洋战略；迄今为止,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尤其在军事力量前沿存在方面,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依然还殊为有限。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形成“西进”印度洋稳健而恰当的战略谋划,以维持和拓展自身的有效存在。这已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当务之急。固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是不可否认,经济手段始终有相关局限性。在经济上分享由中国因素带来的红利,并不妨碍一些国家在政治、安全上对华保持适当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诋毁中国、“要挟”中国。鉴于此前中国在印度洋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存在,为把握机会和化解风险,当代中国当需要慎重而深入地考虑在印度洋如何应对大国博弈和参与地区事务这一类地缘政治运作的问题,更也需要密切关注印度洋安全动态,主动参与和塑造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为此,本文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以较大精力分析了“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和相关战略挑战（第四章）,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第五章）,巴基斯坦战略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因素（第六章）,并在第七章提出了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的相关主张。本文所主张的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构成了本文关于中国“西进”印度洋在地缘政治和海洋安全层面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支柱,更也是本文对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问题,或者说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问题,所给出的一个框架性的研究回应。

二、当务之急是突破观念障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务之急是突破观念障碍（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论文提纲范文）

（7）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未来智慧城市愿景的城市家具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 ——以G初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务之急是突破观念障碍（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3]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D]. 孟翊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D]. 陈晨.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5]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6]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D]. 何江. 重庆大学, 2019(05)
• [7]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研究[D]. 魏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1)
• [8]基于未来智慧城市愿景的城市家具设计研究[D]. 周波. 中国美术学院, 2019(01)
• [9]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 ——以G初中为例[D]. 骆增翼.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5)
• [10]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D]. 冯传禄. 武汉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