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初级卫生保健》选题参考文献

一、《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杂志2004年选题参考（论文文献综述）

单翔翔^[1]（2021）在《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应用卫生策略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为促进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控合作提出合理的建议。方法:①文献研究。查询文献资料了解中国和老挝两国血吸虫病消除策略、防治措施、资金投入、政治经济、技术环境、社会人口、自然环境等现状。②系统分析法。将中国和老挝的血吸虫病消除策略都看作是一个系统,对涉及到的各个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发现中国和老挝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③比较研究法。比较中老两国消除血吸虫策略、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宏观环境等,明确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④STEEPLE分析法。分析中老两国社会/人口、技术、经济、环境/自然、政治、法律、道德等宏观环境对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有效实施的影响。⑤关键人物访谈法。通过访谈官员和专家,了解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相关政策、措施及实施效果等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结果:中老两国宏观环境的差异。在与血吸虫病传播相关的生活行为上,中国和老挝有不同的地方,中国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居民在水田劳作也是感染血吸虫的主要途径之一,而老挝不存在这种现象,这是由于湄公血吸虫中间螺宿主的分布特点所决定;中国卫生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已成为支撑医疗卫生业务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是深化医改的新引擎;老挝经济总量远低于中国,产业结构也不如中国完善,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低于中国。中国建立了近乎全人群覆盖的庞大医疗保障体系,老挝医疗保险覆盖率相对较低;老挝血吸虫病流行于湄公河流域的局部地区,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相对单一,消除策略上具有统一性。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地理生态环境差异较大,消除策略上具有多样性和针对性;中老两国在卫生立法方面都作出了努力,中国在有关血吸虫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相对更加完善,法律环境为消除血吸虫病策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宗教信仰对于老挝人民的精神、思想和道德观念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老挝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分析。湄公血吸虫病的传播是季节性的,流行时间为3-5月,我国湖区血吸虫感染在4-6月和10-11月出现两个高峰;湄公血吸虫中间宿主开放拟钉螺只有在湄公河及其部分支流的浅水地区才有发现,在湖泊、水库、沟渠、灌溉渠、鱼塘和稻田中都没有发现过。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是两栖动物,与开放拟钉螺有着不同的栖息地,如沟渠、排水沟、稻田、湿地、湖岸和人工池塘的边缘;在老挝,儿童青少年有更大的暴露和感染风险。在典型的中国湖区,大多数感染发生在18至49岁的男性中,大多数人感染血吸虫是由职业驱动的。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比较分析。老挝的消除策略中没有提到针对螺的控制,我国实施的农业、林业和环境改造工程等尚不适用于老挝。湄公血吸虫的动物宿主目前确认的仅有犬和猪,而猪因进入湄公河水域可能性低,感染并不常见。鉴于中老两国血吸虫动物宿主的差异,我国实施的人畜化疗、封洲禁牧、家畜圈养、以机代牛等措施不适用于老挝的实际情况。因此,在针对动物宿主的控制策略上,中老两国有很大差异。老挝血吸虫病防治措施主要是群体化疗（mass drug administration,MDA）、水-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干预（Community-Led water,sanitation and hygiene interventions,CL-SWASH）、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在这些领域,中老两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老挝经过多轮MDA的实施,血吸虫病患病率迅速降低,单独应用Kato-Katz法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血吸虫病监测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老挝血吸虫病防治经费主要来源于WHO及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本国政府财政投入非常有限。整体上,经费来源结构相对固定和单一。我国经费来源结构上相对多样化。结论: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包括:社区防病意识薄弱和不良生活行为方式的影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实用型新技术的研发及现场应用有待推广;政府资金投入有限;水利工程和气候变暖的影响;病媒控制困难等。中国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包括:钉螺控制困难;动物传染源控制困难;生产和生活行为难以控制等。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的建议包括:优化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环境;完善卫生筹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保障相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应用实用型新技术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和监测能力;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升社区人群防病意识。深化国际合作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进程。一是深化与WHO等机构及其他国家的合作。二是加强中老血吸虫病防治与研究机构间合作。基于两国的实际情况,中老两国在血吸虫病防治领域的深入合作和交流主要应着眼于MDA、健康教育和CL-SWASH等,具体包括绘制风险地图、提高化疗覆盖率、优化诊断工具、强化监测和应对等。同时实用型新技术（包括检测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等）的现场应用与推广也将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夏敬^[3]（2019）在《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指出人民健康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富强昌盛的重要标志,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体现,社会保障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健康权的保障,是各国政府重要的社会目标。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截至2017年,人口总量达13.93亿,其中,农村人口占比41.48%。医疗卫生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的民生事业,为广大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职能的体现。党的十七大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在改革基本原则中提出:向全民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将“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①,”确定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在中央部署与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随着新医改的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正在由理论到实践,由局部向整体全面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向城乡居民均等地提供是现代文明政府的重要职能,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城乡居民无论身份高低、收入水平如何,均能依据自身的需求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它是基于公平正义原则提出的一项公共性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城乡二元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由于政府投入、城乡医保制度、区域经济发展、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基本医疗卫生的服务在很多方面仍呈现出较大的城乡差异,无论是医疗卫生费用的筹资、医疗卫生资源的占有、医疗保障水平乃至健康消费等方面均表现为城乡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不仅影响着广大人民的健康水平的整体提高,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医改的当下,让城乡人民如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思考的问题。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均等化的内涵、发展逻辑、测量评价、原因分析等多方面,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做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围绕着所构建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及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践,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九个章节,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即1、2章,是论文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在阐述了论文的立题意义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均等化的内涵、属性、内容进行了界定,同时,阐述了公共品理论,公平正义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及共享发展理论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支撑理论。为本论文的主题研究提供经度与维度的基础。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即文中的第3、4、5章。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回顾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依据投入-产出-结果的视角,从卫生筹资,资源配置,服务利用,质量与效率、健康水平等多项指标综合考量,构建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据指标,利用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和各年度的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了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现状（均等化水平）。同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指标的可代表性（参照性）,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实现程度和发展趋势做了定量评价与相关分析。同时在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现状把握的基础上,探求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的成因。重点从国家发展战略、医疗卫生财政制度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等制度根源探究了造成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的原因。第三部分,即第6章。基于我国目前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尚不均等的现实,依据本人对我国某地区（D市）农村的实地调查,了解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诉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现实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对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在供给方面,侧重对新农合的覆盖范围与保障水平等制度目标实现程度,以及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能力的考察。在需求方面,则注重对农村居民的就医选择、新农合以及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相关满意度的调查。以点概面,为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尤其是满足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权益,提供有针对性建议的现实依据。第四部分,是对策和建议部分。即文中第7、8章。在借鉴国外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理顺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思路。立足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提出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理念,并重点从财政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角度探讨了均等化的实现路径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第五部分,为结论部分。提炼基本观点和建议,对全篇论文研究进行概括总结。本文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尝试和创新:一是强调公平公正的立场与原则,站在统筹城乡、共享、发展的视角,思考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实现。每个人都能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是促进卫生正义价值的创新理论支持和阐释。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人类的经济及一切活动都将面临着选择,人的需求是无限的,对保障健康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是无限的,而相对于人们无限的需求,医疗卫生资源无论是总量还是相对量都是有限的。如何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科学合理地配置和利用较为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是各个国家政府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研究人员都在努力追求的目标。众所周知,医疗行业素以供需矛盾突出饱受争议。在我国,医疗资源呈现出优质的医疗资源稀缺,而基层的医疗资源闲置的双重性。如何以共享经济发展的内核,促进医疗资源在不同机构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更好的优化配置,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无疑是对医疗供给侧改革,国家多点执业、分级诊疗等政策落地的有力推动,从而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二是基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结合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展,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进行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研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国家发展理念、总体规划与战略,医疗卫生事业的相关政策直接影响着均等化的实现。本文结合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进程,对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从动态的角度,予以认识与判断。试图从投入-产出-结果的视角设立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指标体系,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和发展趋势做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三是在文献综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农村地区做实地调研,从供需角度,对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现状有了更直观、更明确、更清醒的认识。调研结果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对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显着。但是,应该看到,现阶段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与城市尚有较大差距。为满足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权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尊重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的现实利益诉求,加强财政支持、医疗卫生等配套改革,合理优化配置农村的卫生医疗资源,进一步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和可及性。当然,由于“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涉及到人口学、社会学、健康经济学,卫生管理学、政治学乃至哲学等诸多学科,因此,尽管已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对相关主题的文献和理论梳理仍旧存在着不足,论文的理论广度与深度尚有待提升。同时,基于我国长期以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涉及的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医疗保险等边界不清、内容交叉,加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城乡边界问题,与此相关联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统一,尤其涉及到乡乡村村最基层的城乡对比基础数据更为缺乏,这对准确把握和测度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并予以评价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本人所构建的均等化指标体系,或许尚不能完全反映均等化的全貌。同时,基于我国地区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是地区间、城乡间、甚至人群间差异很大,同时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与我国目前进行的新医改密切相关,涉及到财政、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等多部门的配合联动,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各部门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本人也及时做了跟进,但是,围绕“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主题,提出因地制宜更加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的政策建议,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健康中国 2020、2030.......!

王佳^[4]（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郎杰燕^[5]（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认为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徐文姣^[6]（2019）在《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冷战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交流日益密切,利益融合,依赖加深,在产生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全球卫生带来新的挑战。艾滋病、疟疾、结核以及非传染性疾病等的长期威胁未除,以“非典”、“埃博拉”、“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寨卡”等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及可能的跨国传播威胁又不期而至。显然,公共卫生问题早已不是一国内部事务,而是利害相连的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这迫使各国必须开展跨境卫生合作,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最主要行为体。但过往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研究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大国行为体,对中小国家的作用关注较少。加拿大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发达的中等国家,尽管其人口、军事、与外交实力有限,却对全球卫生治理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一“中等国家扮演领导者角色”的现象值得探究。本研究以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研究对象,以加拿大中等国家理论——“自由国际主义”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重点探究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路径选择以及影响其理念行为转变的各种因素。通过对加拿大参与创立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发起《母婴儿童健康马斯科卡倡议》以及抗击“非典”和西非“埃博拉”疫情四个案例的深入分析,结果发现:加拿大不仅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全球卫生治理,而且在某些时期和特定领域内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体现在加拿大推动创立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参与制定全球卫生规范、投入全球卫生援助以及支持全球卫生行动四大方面。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加拿大主要交替扮演了参与者和领导者这两种角色,并展示出对多边或有限多边合作路径的偏好。本研究认为加拿大对外政策理论中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可为这两种角色定位及其路径选择提供较为可信的诠释,而加拿大在参与者和领导者之间的角色互换则是国内外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本研究表明,在全球卫生治理这个“低政治”领域,加拿大有意愿亦有能力担当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在中等国家整体实力与资源限制的条件下难以维持其系统性和持续性,但这并不影响加拿大阶段性、选择性地发挥领导作用,对解决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在困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沈曲^[7]（2018）在《大学护理教师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当下,高素质大学护理教师严重不足,整体教师队伍素质不高,教师培养缺少整体系统规划等等问题,教师的水平严重影响高等护理教育质量。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仅仅由某项护理教师培训制度不当所致,而是由我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缺乏整体性、系统化设置所引发。因此,要较好地解决我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激发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热情,有必要从大学护理教师工作满意度、教师发展入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此,本研究以大学护理教师为研究对象,以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教师发展为切入点,通过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运用问卷调查法对238名大学护理教师进行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教师发展的测评;其次,构建并验证了大学护理教师发展、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关系的作用机制理论逻辑模型;再次,通过对大学护理教师进行访谈来进一步探究我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存在的问题;又次,采用文献研究和对美国大学护理教师进行访谈来描绘美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的实践,为我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具体做法与经验;最后,综合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院校层面和教师自身四个层面提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的政策性建议和对策。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学护理教师工作满意度属于中等水平,管理政策、发展机会和人际关系是影响大学护理教师工作满意与否的重要因素。二是大学护理教师的离职倾向处于较低水平,相对较为稳定。管理政策和人际关系是影响大学护理教师离职倾向的重要因素。三是总体上大学护理教师们的参与教师发展项目还远远不够,且效果不太理想。培训是大学护理教师主要参与的教师发展模式,大部分大学护理教师发展还是自学为主。四是通过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验证该大学护理教师发展、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的作用机制模型的有效性。五是我国大学护理教师的整体水平有待提升。大学护理教师对“教师发展”没有清晰认识,主动发展能力不强。教学和科研发展方面,缺少护理实践取向的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整体系统规划。组织发展方面缺乏护理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平台和组织环境支持。六是美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主要包括准教师发展、新入职教师发展和职业中后期教师发展三部分。美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主要依托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卓越护理教育教学中心和专业护理教育学会等机构来实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具体项目主要包括激励项目、能力提升项目、支持项目。主要维度为教学和科研发展,在教学发展方面合作教学、同伴支持和教学指导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发展方式;学术发展方面强调通过组建研究团队,进行合作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最后以案例研究的形式系统介绍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护理教师导师制和美国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护士教育学者资助项目。七是从多个理论的视角进行反思,为大学护理教师发展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在综合已有调研发现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本研究的概念框架,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和对策:一是在国家层面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大学护理教师发展新体系和新机制;二是在社会层面建立院校（师范院校或教育学院/医疗机构/护理学院/系）合作、工学结合的大学教师发展新模式;三是在院校层面搭建教师发展平台,构建全程化的大学护理教师在职培训体系和发展内容,实现个人发展（态度）、教学发展（过程）、专业发展（过程）和组织发展（结构）四个维度的动态循环;四是教师层面要充分调动大学护理教师自我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通过国家支持、社会参与,搭建教师发展平台,全程、全面开展大学护理教师发展活动,高质量的教师发展项目势必会增加大学护理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幸福感,减少离职率。本研究所具有的可能创新之处包括:综合应用多种方法对大学护理教师发展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从而弥补了相关研究视角相对单一之不足。其次,尝试性地对大学护理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和教师发展的运行机制构建理论逻辑模型,并通过数理统计方法验证了该理论逻辑模型的有效性。再次,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结果、借鉴美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经验,构建了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院校层面和教师自身层面适合我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的逻辑体系。本研究成果将为我国大学护理教师发展方面的研究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吴小琼^[8]（2018）在《云南省青年学生性与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青少年高危性行为、非意愿怀孕、人流和性病高发,青年学生艾滋疫情严重,青少年SRH公共服务备受关注的背景下,研究云南省青年学生性与生殖健康（SRH）公共服务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法对897名青年学生、242名学校卫生人员和63名学生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对10名有流产经验、性病/生殖道感染的青年学生和3名校医院院长进行深入访谈。结果显示,97.1%赞同“无论性别/年龄/种族/结婚与否,人人享有性/生殖健康权利”的服务理念,49%的学校卫生工作人员和54%的学生工作人员自愿参与参与性教育/咨询/转介。2015-2018年的青年学生性与生殖健康公共服务的全球和云南省政策/战略分别为4条和8条,2011-2018年的全国政策/战略共12条。50%学校卫生工作人员和92.1%的学生工作人员表示所在学校开设了青年学生性教育课程,为青年学生提供SRH咨询、转介和HIV初检服务的学校卫生人员和学生工作人员分别为55.8%和31.7%、28.7%和23.8%、30.2%和4.8%。学校提供避孕药具自动售卖机、HIV尿液检测包售卖机、口腔黏膜试剂的比例分别为64.9%、24.8%和5.4%;47.5%和50.8%的学校卫生人员和学生工作人员表示学校有性与生殖健康公共服务经费,学校卫生人员和学生工作人员接受过性与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培训者分别为47.5%和82.5%。37.6%认为性/生殖健康公共服务超出校医的本职工作。云南省教育厅、卫计委和计生协公布的青年学生性与生殖健康公共服务信息分别为1条、10条和15条,学生工作人员表示学校有性教育工作的分管领导、有明确分工和明确的绩效考核标准的分别为36.5%、36.5%和28.6%。发现青年学生性与生殖健康公共服务提供者积极性不佳、歧视、不尊重青年学生;政策职责分工不清晰,执行部门单一,没明确资金来源和考核标准;开设公共选修课的学校少,卫生公共服务不足,性健康设备不完善,资金不到位,培训单一;政府信息公开幅度小,学生参与少,监督评估少等问题。介绍了英国、欧洲、南非、摩尔多瓦、爱沙尼亚、旧金山、津巴布韦和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及哥伦比亚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做法和经验。最后从公共服务理念、角色定位、职能转换和制约机制四个方面提出改善青年学生性与生殖健康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

唐尚锋^[9]（2018）在《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机制与系统绩效的循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旨在梳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迁移路径,构建乡村基本公共卫生协作系统绩效评估模型并对分别由公立卫生院和民营医院主导的主流和特殊公私协作模式进行绩效循证比较,明确项目绩效的内生规律和公私协作机制与绩效之间关系,提出以系统绩效改善为导向的公共卫生公私协作管理策略,为完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提供理论支持。【方法】（1）文献研究法。基于英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和中文数据库CNKI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变迁,分析系统动力学理论,并分别通过词频分析法和Citespace引文可视化图谱分析法界定公私伙伴关系内涵和探索公私合作研究前沿。（2）现场调查法。第一阶段于广东、湖北、河南和重庆进行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过程和项目绩效的基线调查;第二阶段于湖北、河南和贵州的12个农村公私协作系统收集最新的绩效数据;第三阶段于对河南某案例乡镇分别由民营医院和公立卫生院主导的公私协作模式绩效进行监测,为绩效循证提供数据支撑。（3）德尔菲法与熵值法。通过德尔菲法评价协作系统绩效评价指标框架,筛选绩效评价指标和确定权重,并运用熵值法优化部分客观绩效指标权重系数。（4）数理统计方法。在公私协作要素与项目工作绩效关系的研究中运用相关性分析。运用加权TOPSIS法综合比较主流和特殊公私协作模式绩效,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别分析慢性病患者积极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5）定性比较分析法。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验证培训、分工协作、督导考核、激励约束、沟通反馈等五大公私协作机制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假设。（6）系统基模分析与流位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彼德·圣吉系统基模诊断公共卫生绩效增长问题,并借助流位流率入树建模法规范构建公共卫生绩效系统动力结构流图。（1）农村地区存在分别由乡级公立卫生院和民营医院主导,私立村医参与,政府部门监管的主流和特殊类型的两种公私协作模式。为达到多方共赢目标,乡村主体间探索形成了包含业务培训、监督考核、沟通交流、激励约束等在内的公私协作机制。（2）公私协作系统公共卫生绩效概念框架结构、过程、结果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公共卫生项目绩效内生主线是通过扩大重点人群覆盖面、个体项目的服务内容以及群体项目绝对数量,增加服务相对数量和规范性等来获得服务对象的满意度、重点人群健康、群体项目效果等。源于外生变量对中间变量的作用以及中间变量、过程变量以及结果变量内外部相互影响,公私协作机制直接对中间变量和过程结果变量产生影响。（3）在排除干扰因素后,典型案例的公私协作系统综合绩效随着时间向后推移而呈现逐渐递增关系,主流模式绩效整体优于特殊协作模式,主要源于结构绩效上的绝对优势。然而,尽管特殊模式在结果绩效呈现下滑趋势,但仍然优于主流模式。两者在协作制度要素直接产生的绩效上差异不明显。（4）公私协作紧密程度、激励机制和督导考核影响项目绩效的根本因素,高绩效结果受监督考核机制的影响。在协作不紧密或监督考核强度较弱的情况下缺乏激励与约束机制导致低项目绩效,而高绩效结果与激励约束机制无关。服务能力影响绩效的前提是开展紧密协作,与经费激励挂钩的高强度督导考核和高强度技能培训是提高服务能力的重要方式。【结论】过程和结果绩效源于有效的公私协作机制,协作紧密度与督导考核机制影响较大。案例表明中卫生院主导的协作模式绩效优于社会资本主导的特殊模式,但其所在特殊地理位置、积极性不容忽视。时间是决策者采用社会资本主导提供公益性服务不得不面临的风险,同时决策者需要关注由于潜在重点人群基数的不确定可能导致出现牺牲重点人群筛查绩效来维持较高的管理水平,进而将新晋重点人群拒绝在免费项目之外的现象。为了提高协作绩效水平,本研究建议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加强关系治理,提高乡级协作管理水平,奖励和约束机制并重,加【主要结果】强人才内涵建设,准确把握重点人群对项目的合理需求。【创新与不足】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1）基于定量比较为主流公私协作模式绩效优于特殊型协作模式以及发现时间是社会办医疗机构公益行为的关键风险因素提供了证据支撑。（2）基于定性比较分析论证了公私协作机制与绩效的循证关系,并运用系统动力学结构流图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本研究的不足之处:（1）熵值法仅对部分客观指标权重进行了优化,部分主观性指标赋分值得进一步推敲。（2）受样本量限制而设计的公私协作机制解释变量有限,公私协作机制对绩效的作用难以完全避免受研究者主观影响。

张海涛^[10]（2018）在《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解决人民基本用药问题,满足人民基本用药需求,是推动落实“健康中国”战略规划和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步骤。自新世纪伊始,国家就“基本药物制度”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特别是2009年基本药物制度重建后。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基本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为基本药物供应,价格调整和合理用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8年3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重新调整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职责归属,将其全权归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责范围,为基本药物制度统筹推进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权利后盾,开创了基本药物制度管理的新纪元。现阶段,全国人大还在积极推进《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立法工作,积极推进基本药物制度的法制建设。然而,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的急剧转型和社会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人民用药需求与日俱增,药品供应环境不断变化,基本药物供应与人民基本用药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基本药物制度的发展与深入进入瓶颈期。这不但威胁到“健康中国”的持续推进,更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为此,通过优化顶层设计、提升制度效能和执行效力,从而规范基本药物市场、约束医疗机构行为、满足人民基本用药需求,就成为新时代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之义。基于此,本文以实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手段,以解决人民基本用药问题为目的,通过“明确目标——分析目标——实现目标”的研究思路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进行研究,探讨当前阶段基本药物制度的基本目标、基本药物供给定价与使用等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而基于此探索解决现存阻滞因素、实现基本要素制度目标的系统路径。在具体研究思路上,文章首先从基本药物制度的内涵,以及基本药物制度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入手,理清基本药物制度作为一项公共制度在解决人民用药问题方面的职能与作用,接着从人民用药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与矛盾出发,分析现阶段人民药品需求的主要矛盾,进而针对问题明确基本药物制度的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分析当前基本药物制度与现阶段人民所需的、能够解决药品需求问题的制度机制之间存在的差距。并以此作为基本药物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的着力点,寻找弥补这一差距的有效路径,从而解决基本药物供应与人民基本用药需求之间的矛盾,推进基本药物制度目标实现,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具体来说:一是明确目标,明确现阶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主要目标。本研究首先从现实问题出发,对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进行分析,文章通过参阅大量实证研究的文献和新闻报道,归纳总结了存在于药品供应领域、药品价格领域及药品使用领域等三大领域的问题,即供应总量不足下的药品短缺与供应结构失衡下的公平漏洞、利益驱动下的药价攀升与报销机制缺陷下的药品负担过重、质量缺陷下的用药安全问题与不当处方下的用药失范问题。进而针对问题明确现阶段基本药物制度的主要目标,即满足普通人群的疾病预防和疾病预防需求,同时有效利用国家有限的卫生资源和解决药品供应问题,提高药品供应水平;帮助药品价格合理回归,提高药品的可承受能力;消除质量缺陷,促进合理安全使用药物。只有实现了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才能彻底消解决人民用药领域的问题与矛盾,切实扞卫人民健康权益,促进健康中国建设。二是分析目标,分析现实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并指出基本药物制度的改革方向。通过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内在特性对比和深入剖析,本文认为当前基本药物机制设计与目标要求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基本药物系统协调机制的设计不健全。一方面,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利益相容机制,各相关利益集团间存在利益协调问题,个体目标与制度目标相违背,增加了基本药物制度目标的实现成本;另一方面,政府职责与市场职责协调不明,当前基本药物制度运行中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的问题并存,有限的制度管理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二是基本药物制度监督机制不健全。一方面,基本药物补偿资金运作缺乏有效监督,现阶段基本药物制度的资金投入和资金运作不仅缺乏客观的资金投入依据、资金运作效果的考核、监测指标,还缺乏资金使用信息公开机制和资金运作反馈优化机制;另一方面,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保障监督机制不健全,为药品流通、使用环节的趋利行为提供了契机,使制度的推行效果受到影响。三是基本药物制度的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基本药物生产供应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国家并未对各地的补偿机制的运作进行严格规范,部分补偿机制存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弊端,给基本药物制度的可持续运行带来威胁;另一方面,引导基本药物合理使用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当前政府虽然出台了基本药物推行的激励措施,为了完成绩效考核和经济激励措施,药品与医生收入之间的联系将得到解除,医生的行为将得到规范。但是,激励机制相对笼统,激励效果不理想,可操作性有待提高。最后是实现目标,探索基本药物制度目标实现的策略实施路径。为保障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目标实现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本文以卫生正义理论为价值导向,以利益相关理论为协调手段,以制度变迁理论为经验指导,为实现国家基本药物目标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放眼国际社会,通过学习和借鉴境外国家和地区基本药物制度在推行过程中的成熟经验,以及国内多个省份和地区基本药物探索的先进经验,总结完善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现实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本药物制度目标实现的可行路径和政策建议。具体包括:（1）供应目标实现路径: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到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的结构性配置;健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法律保障体系;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生产流通企业补偿机制;建立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信息检测机制;仿制品一致性评价体系;健全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补偿机制。（2）价格目标实现路径:从完善规划管理体制到加强监督培训过程。具体措施包括:净化基本药物流通环节;探索基本药物的免费供应;完善基本药物报销机制;改善医务人员收入结构。（3）用药目标实现路径:从完善规划管理体制到加强监督培训过程。具体措施包括:加强药品安全使用指导管理;提高基本药物遴选的合理性严谨性;强化医务人员处方行为监督机制;加强药学教育以及药师培训制度;构建基本药物合理使用长效机制。在文章的结构安排上,全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各部分逻辑结构和内容设置如下:首先是导论。介绍选题背景,回顾评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本文的基本药物制度及相关概念;继而引入卫生正义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搭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的理论框架。健康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是“起点公平”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选择卫生正义理论为基本药物制度的顶层设计明确方向。基本药物制度覆盖范围广,涉及群体多,现阶段存在的药品供应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个利益群体基于自身利益选择造成的,在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时,有必要协调基层药物制度下的不同作用,明确基本药物制度框架下各角色的作用。因此,本文引入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本药物制度目标实现指导方向。任何成功的制度都不是一次设计建成的,符合需求的制度体系都离不开后期制度推行过程中的适时调试,基本药物制度的演变亦是如此,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指引,准确把握现实需求,准确定位问题的根源,指导基本药物制度目标的实现。第一章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概述。本章分析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概念,特点,内涵和功能,构建了全方位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此外,回顾了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历史沿革,并将国家基本药物的发展划分为概念引入阶段、初步建立阶段和全面实施阶段,分别介绍了各个阶段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设情况,以及制度推进过程中取得的成就,通过回顾基本药物的变迁经历,明确健全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意义。第二章深入分析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和机制设计缺陷。本研究基于现实问题展开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分析,首先归纳总结了存在于药品供应领域、药品价格领域及药品使用领域等三大领域的问题,即供应总量不足下的药品短缺与供应结构失衡下的公平漏洞、利益驱动下的药价攀升与报销机制缺陷下的负担过重、质量缺陷下的用药安全问题与不当处方下的用药失范问题。进而针对问题明确现阶段基本药物制度的主要目标,即满足广大人民治病防病的需要同时优化卫生资源的分配,促进人人享有基本药物。解决药品供应问题、提高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帮助药价理性回归,提高基本药物的可支付性;消除质量缺陷问题、促进基本药物的合理使用。在明确基本药物制度运行目标的基础上,本文进而分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制度机制的设计缺陷。本文认为,在制度的运行机制设计方面,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利益相容机制,导致制度运行缺乏有效竞争;在制度运行的协调与监督方面,政府职责与市场职责的协调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健全、资金使用缺乏科学运作机制,致使制度运行缺乏效率;在制度运行激励机制方面,引导医务人员基本药物使用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尚不健全,造成制度运行缺乏内在推动力。最后,研究从协调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三个维度入手,系统阐述了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建构的问题取向,探讨了基本药物制度建构的方向和重点。第三章介绍在国际社会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方面的先进经验以及在全国各地成功试行的基本药物制度。一方面,国际上很多国家的基本药物制度都已经相对成熟,积累了大量先进经验,虽然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行业结构的差异,药物政策内容各有特点,但随着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进,国际上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趋势,这些成功做法和趋势都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另一方面,国内基本药物制度已实施多年,地方政府也在实践中探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一些有益经验。本节从基本药物供给,基本药物的价格和基本药物的合理使用三个方面考察了基本药物的实施情况。有针对性地寻找可行的完善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措施,为深化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提供了切实支撑。第四章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构建的应然取向分析。前述章节对现阶段目标、目标与现实的差距,以及目标实现的方法路径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剖析,本章则是基于前述三章的研究成果,从条件取向和路径取向两个方面,论述建构和完善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方向和方法,从而为进一步的操作性路径的提出奠定基础和条件。首先,对基本药物制度目标实现的条件取向进行论证,包括国家政治承诺与政治力量供给、法律法规体系保障、社会经济基础的夯实以及必要的政策环境等多个方面,从外部为建构基本药物制度创设了可能性;随后,研究基于理论的进路分析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路径取向展开探讨,借鉴卫生正义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别阐析了基本药物制度建构与完善的多元化路径、切入路径与系统性路径,确立了制度建构的模式选择和切入视角。第五章在前面几部分探究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我国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策略路径。文章从基本药物制度三大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问题产生的成因、解决成因的有效措施,最终实现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目标。通过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的结构性配置、健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法律保障体系、完善基本药物生产流通企业补偿机制、建立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信息检测机制等措施优化药品供应机制,实现基本药物供应保障子目标。通过净化基本药物流通环节、探索基本药物的免费供应、完善其报销机制、改善医务人员收入结构等措施优化药品价格机制,实现基本药物价格保障子目标。通过加强药品安全使用指导,落实仿制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合理调整基本药物目录结构、强化医务人员处方行为监督机制、加强药学教育以及药师培训制度、构建药物合理使用长效机制等措施优化药品使用机制,实现基本药物使用保障子目标。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深入推行与不断完善建立健全国家卫生健康体系紧密相连,与“健康中国”建设密不可分。随着国家对人民健康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将得到进一步认可,加快完善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维护和增进国民健康,做到美好愿望与现实要求的高度统一,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期盼。

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杂志2004年选题参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杂志2004年选题参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大学护理教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云南省青年学生性与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机制与系统绩效的循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杂志2004年选题参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D]. 单翔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D]. 夏敬.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4]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5]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6]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D]. 徐文姣.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7]大学护理教师发展研究[D]. 沈曲. 厦门大学, 2018(06)
• [8]云南省青年学生性与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实证研究[D]. 吴小琼. 云南大学, 2018(01)
• [9]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机制与系统绩效的循证研究[D]. 唐尚锋.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3)
• [10]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研究[D]. 张海涛. 苏州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