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1](2010)在《水资源利用的权力、道德与秩序 ——对晋南农村一个扬水站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晋南农村一个扬水站区域社会为例,结合社区研究与文献研究的方法,探讨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道德互动所形成的水资源利用秩序及其变迁。权力在文中指国家凌驾于地方之上实行其意愿的能力;道德为某一社区所共享的行为准则,该社区的成员可以面对面的互动,人们依据这些准则衡量他人和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秩序则专指由国家权力与地方道德互动形成的水资源利用的状态。从19世纪末到2007年,根据政治体制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前集体化时代(1949年之前)、集体化时代(1950年代-1970年代)、后集体化时代(1980年代至今)。笔者认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经济社会控制自19世纪末开始加强,在集体化时代达到极致,后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则慢慢退出地方社会。晋南扬水站地方社会与水资源利用有关的社会单位包括个人、家户、宗族、村庄、社队、村组、扬水站、县政府、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等。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因国家权力进入地方社会的方式及程度不同,各个不同社会单位扮演了不同角色,以扬水站为中心的晋南农村水资源利用也依次呈现出不同的秩序:差序秩序、条块秩序、原子秩序。本文第一章为是导论部分,笔者通过对国家与地方在水资源利用中的文献回顾提出了研究问题,并结合文章题目选择了社区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本文主体部分由三章构成。在第二章中,笔者描述了1949年之前的扬水站区域社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国家与地方在国家加强对地方经济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呈现的关系,通过地方社会水井和求雨两个案例的分析指出这一阶段的水资源利用秩序是以“生存伦理”和“差序原则”结合的差序秩序。在第三章中,笔者论述了国家如何通过把日常生活问题化和向自然开战实现对当地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改造。国家依循血缘和地缘形成的自然聚落边界、以社队组织深入到当地农村社会,村民的血缘和地缘身份被整合进入正式的社员身份中。扬水站建成后很快陷入水源匮乏的困境中,它在集体时代的运营表现为“条条联系、块块团结”和“人情例外”为特点的“条块秩序”。第四章介绍后集体化时代国家在渐渐退出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当地水资源利用呈现“横向联系薄弱,在横向关系外取得额外水资源的”原子秩序。通过对农村灌溉工程和饮水工程的现状分析,笔者指出,灌溉用户的流失,既是农村中农业衰败的表现,也是村组干部作为国家盈利型代理得不到用水户信任的结果;国家对灌溉水资源垄断供应和经营的条件下,国家权力的退出却以地方社会道德的破碎为结果;对国家人畜饮水解困工程的竞赛性承包过程中,地方精英将各种横向社会关系工具化,成为双面盈利型代理,当地农村得到了有形的国家工程,却进一步丧失了无形的社区团聚力;灌溉和饮水工程的技术一体化已经使提水工程陷入了“生产传动机制”中的“经济增长的合题”而难以自拔。本文最后一章为总结与反思。通过对前文的总结,本文认为,水资源利用秩序的变迁,是以民族主义、工业主义、科学主义为特点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对以社群主义、保守主义、自然主义为特点的地方社会道德进行改造的结果。在地方水资源卷入到国家资源体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以地方道德体系为媒介深入地方,地方社会的道德被压抑和扭曲;国家在退出地方社会水资源利用的直接控制后,地方社会的道德重建支离破碎、困难重重。以扬水站和农村饮水工程为代表的农村水利工程,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延伸的表征。农村灌溉用水和饮用水因提水技术的使用也彼此合成一体,连为一片。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都发生了从人力为动力向以电力为动力的转变,越来越呈现资本密集化、能源密集化的趋势。农村提水工程已经陷入生产的传动机制,造成当地社会的生态破坏,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设下了障碍。
田锡全[2](2004)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唐河县的运作(1953—1957)》文中研究表明笔者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各种报刊资料,以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基层的实际运作为研究对象,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1953—1957年期间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考察。论文中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影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决策的各种因素的分析、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地方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基层的实际运作、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动等。 从第一章对影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决策的各种因素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52—1953年的粮价波动和粮食危机为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时机。这次粮食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国家调整粮食商业公私关系使私商活跃起来导致粮价波动,到1953年秋农民因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卖给国家,导致本已降低的粮食商品率进一步下降,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更加恶化。另外,粮食危机主要出现在受灾地区、粮食脱销地区及小城镇,大、中城市大体上是平静的。从河南的情况来看,私营粮商在1953年夏粮收购中就已被挤跨,他们在1953年秋的粮食购销危机中没有兴风作浪的空间。为了彻底解决1952年下半年即已出现的粮食购少销多的问题,中央政府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5年春粮食危机的出现,一定意义上促使中央政府加快出台了使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走上制度化的三定制度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度。这次粮食危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城乡粮食统销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以及国家主要在成立合作社的地区、尤其是对这些地区的中农征购“过头粮”而引发的。三定制度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的出台,大大强化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农产品计划配置制度,这是促成统购统销政策制定的深层次原因。在基本上接受了苏联的以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中心的过渡时期理论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在统购统销政策酝酿出台之际就将其纳入对农业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措施之一。日伪的“粮谷出荷”和配售、国民政府的粮食征购制、苏俄的余粮征集制、斯大林时期的粮食收购制度等国内外相关的粮食购销制度的一些作法曾或多或少影响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同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也主要是中共中央结合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上述作法进行改进和调整的结果。 通过第二章对粮食统购统销在河南制度化与演变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1953年10月出台到1955年三定制度和市镇定量供应制度的制定,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1953—1957年期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断的调整和演变,到1957年基本上形成了在农村和城镇分别以三定制度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度为主体,包括粮食市场管理制度、票证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虽然后来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也有所调整,但是这一制度的一些根本原则在1953一1957年期间就已确立下来。另外,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河南在三定办法的调整、农业社“以人定量”粮食分配办法的实行、粮食票证的发行和管理等方面出现了超前的现象。其中,河南农民首创的的农业社“以人定量”粮食分配办法后来被中央政府加以推广并纳入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中,粮食票证发行和管理上与中央政府有关规定的差异在1956年中期基本上消除了,而粮食三定制度方面的差异直到1957年后半年还依然存在,这也为粮食三定政策在农村实行时出现问题留下了隐患。 论文的第三章以唐河县为中心,从推行方式和推行系统两方面考察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基层的具体运作情况。从总体上看,1953一1957年期间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基层的运作是以“全党动员,全力以赴”的方式得以推行的。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开展“运动”是其得以推行的重要形式。同时,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方式又决定了其推行系统必然是以党政系统为主导。为此,从上到下各级党政部门成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征、购、销机构。另外,既有的农业合作组织和粮食机构也成了推行政策的重要组织形式。从1955年起统购统销逐渐制度化后,粮食部门开始在党政系统的领导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统购统销的业务工作,粮食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数量也日益膨胀起来。而统购统销的实行,一方面加快和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粮食系统的机构设置越来越多地侧重于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服务。 论文的第四章以唐河县为中心,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的具体而微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其实行的初期,即给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动。农民的日常生活从农业生产、粮食流通、日常消费到人际关系都受到统购统销的巨大影响。市镇定量供应制度对于市镇居民的消费方式来说,也不含于一次重大变革,尽管市镇定量供应制度为市镇居民的粮食消费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他们的粮食消费是被压在很低的水平之上,粮食定量标准的不停调整和变动,也给市镇居民的生活带来了紧张和不安。 统购统销的实行,对于缓解当时粮食购销紧张的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保障国家粮食供给、稳定物价、支持工业化建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还促进了对农业、手工业和
王长江,杨志民[3](2000)在《挖出来卖不如做出来卖——红薯加工市场广阔》文中提出 红薯在我国各地都有较大的种植面积,每年的产量都非常可观,而且因其含有人体所需的大量多糖、粘液蛋白,深受人们喜爱。但生活中人们常常将红薯直接拿到市场上去卖,既不便运输又价格低廉。如果将红薯加工成食品出售,则可大大增加其附加值,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1 红薯片 以鲜红薯片为原料,经防褐护色、上蛋衣、涂油膜、微波加热,便可得到色、香、味俱佳,且无油腻感的红薯片。2 红薯脯 将红薯洗净、去皮、切条,然后浸入水或糖液中进行护色,用氯化钙硬化处理。为使糖液充分渗透到红薯脯内,采用三次糖煮工艺,沥干、烘干即
王长江,杨志民[4](1999)在《挖出来卖不如做出来卖——红薯加工市场广阔》文中指出 红薯在我国各地都有较大的种植面积,每年的产量都非常可观.而且因其含有人体所需的大量多糖、粘液蛋白,可提高人体免疫力,预防动脉硬化,治疗糖尿病等。但生活中人们常常将红薯直接拿到市场上去卖,既不便运输又价格低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水资源利用中的国家与社会 |
| 一、水资源利用中的国家 |
| 二、水资源利用中的地方社会 |
| 三、水资源利用中的国家与社会 |
| 四、跨越边界的"水利共同体"和"地域水利社会" |
| 五、现代大水利工程研究 |
| 六、水的复合产权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与研究问题 |
| 一、关键概念 |
| 二、研究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文章结构安排 |
| 一、社区研究的方法论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文章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1949年之前的地方社会及其水秩序 |
| 第一节 生态、生计与村落社会形态 |
| 一、生态环境 |
| 二、生计与村落社会形态 |
| 第二节 村落与外部世界 |
| 一、国家、市场与村庄 |
| 二、趋向封闭的村庄 |
| 第三节 地方道德规训的水秩序 |
| 一、饮水井:生存伦理 |
| 二、求雨:差序秩序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权力覆盖与道德底色:扬水站的建立和初期运营(1950年代——1970年代) |
| 第一节 国家权力的扎根与乡村社会的卷入 |
| 一、国家权力的扎根 |
| 二、村落的纵向敞开与横向封闭 |
| 第二节 会战:扬水站的建设 |
| 一、向自然开战:自然、科技与人类社会 |
| 二、国家领导与地方跟从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指导下的水资源条块秩序 |
| 一、灌溉秩序中的条块秩序 |
| 二、灌溉秩序中的人情例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权力退场与道德变迁:后集体时代扬水站区域社会水资源利用(1980年代——2007年) |
| 第一节 权力退场与村落开放 |
| 一、权力退场 |
| 二、村庄:寻求正义的开放 |
| 第二节 市场化导向中的农村水利工程 |
| 一、扬水站:卖水的苦衷 |
| 二、扬水站:买水的尴尬 |
| 三、饮水工程 |
| 四、提水工程的生产传动机制 |
| 第三节 国家资源与地方实践 |
| 一、水权争议中的国家与社会 |
| 二、权力退场与道德变迁:水资源利用的原子秩序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总结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范壁扬水站简介 |
| 附录2. 范壁扬水站规章制度——灌溉配水试行办法 |
| 附录3. 访谈个案 |
| 附录4. 一个串连青年对范壁的回忆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影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决策的诸因素分析 |
| 一、 两次粮食危机及其对策 |
| 1952 秋-1953年秋的粮价波动和粮食危机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 |
| 1955 年春的粮食危机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强化 |
| 二、 过渡时期理论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 |
| 过渡时期国营经济“一翼”的提出 |
| 过渡时期理论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 |
| 三、 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 |
|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
| 统购统销与中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资金积累 |
| 四、 国内外相关粮食购销制度 |
| 日伪在沦陷区的“粮谷出荷”、配售政策 |
| 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和战后的粮食征购制 |
| 苏俄余粮征集制及斯大林时期的粮食收购制度 |
| 小结 |
| 第二章 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化及其演变 |
| 一、 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 |
| 1955 年之前的粮食统购政策 |
| 三定制度的实行及其调整 |
| 农业社以人定量粮食分配办法的实行 |
| 二、 城镇粮食统销制度的形成 |
| 1955 年8月之前的粮食统销办法 |
|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的制定与调整 |
| 三、 粮食市场管理制度的演变 |
| 粮食市场管理基本原则的确立 |
| 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关闭 |
| 四、 粮食票证制度的建立 |
| 缘起 |
| 粮食票证制度的形成 |
| 军用粮食票证制度的演变(1954-1957年) |
| 小结 |
| 第三章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基层的运作 |
| 一、 “全党动员,全力以赴”的推行方式 |
| 中国共产党人的粮食观 |
| “全党动员,全力以赴” |
| 二、 以党政为主导的推行系统 |
| 党政系统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的粮食征、购、销机构 |
| 党政系统推行市镇定量供应办法的组织机构 |
| 统购统销中的农业合作组织 |
| 粮食系统组织机构的调整与演变 |
| 小结 |
| 第四章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与民众日常生活 |
| 一、 不安的乡村: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与农民日常生活 |
| 农业生产 |
| 粮食流通 |
| 消费 |
| 乡村中的人际关系 |
| 二、 变动不居的定量标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与市镇居民日常生活 |
| 初期的反应 |
| 变动不居的定量标准 |
| 节约粮食成了政治任务 |
| 小结 |
| 结语 |
| 表格索引 |
| 文献目录 |
|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