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总目录

一、《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妙^[1]（2021）在《明宣大总督王崇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崇古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名臣,历任陕西三边总督、宣大总督、兵部尚书等职,对明代后期朝政有重要影响。明清时期编修完成的《明史》《山西通志》等传世文献或列有王崇古专传,或有关于王崇古生平、任职经历等方面的记载。王崇古个人着述《王督抚集》《少保鉴川王公督抚奏议》《王鉴川文集》《公余漫稿》的搜集及近年出土的墓志等文献,为王崇古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研究视角。论文通过使用诗文集、奏议、书信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王崇古家族人员谱系、任职经历、婚配状况等进行了考证,编制了王崇古家族世系图。出土文献的使用,不仅弥补了传世文献关于王崇古记载之不足,还为梳理王崇古抗击倭寇、巡抚宁夏、加强边防建设等经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不仅如此,以上资料的综合运用,为研究王崇古边务思想及其担任宣大山西总督期间与方逢时、高拱、张居正等人促成“隆庆和议”的背景、经过、影响等提供了材料。“隆庆和议”的达成,维护了明朝与蒙古部的和平,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民族间的友好交往。论文以《公余漫稿》五卷本为研究对象,以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所收录隆庆年间冯惟讷、栗永禄刻本为底本,以俞宪《盛明百家诗后编》所辑《王督抚集》一卷本为参校本,以正史、明清时期地方志、明清文人文集、存世碑记等文献为参校材料,对《公余漫稿》进行了整理和注释。通过王崇古与张居正、高拱、张四维、杨博、李春芳等人的诗文唱和及书信往来可以看出,王崇古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姻亲、同年、同僚、交游等关系,这些关系在“隆庆和议”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顾王乐^[2]（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胡炜^[3]（2020）在《《三宝感应要略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三宝感应要略录》为研究对象,分为五章。第一章,对《要略录》编撰者及成书体例进行介绍。其编撰者释非浊博学多识,并举多宗,深受敬重。《要略录》一书亡佚于国内而存于日本,盖成书于辽道宗清宁末季,常见版本有《大正藏》本与《续藏经》本两种。全书分为三卷,共一百六十四则感应故事,引用古籍文献七十余种,极具文献价值与史料价值。第二章,对《要略录》所引之书进行征引形式和内容上的具体分析。征引的特点进行形式与内容上的具体考察。其中,征引的形式特点可分为标注书名方式和征引故事特征两种。征引内容上的特点则表现为释非浊对于所引故事内容进行概述、删减、杂糅等形式的“创作”。第三章,将《要略录》征引故事与其原文对比后找出异文,首先按照致异原因将异文分为形近、音近致异和多字、少字致异,接着总结异文具有校理《要略录》、丰富古汉语、体现编者的编撰方法和编纂意图等价值。第四章,因第二章、第三章已对《要略录》中所引用的存世文献进行了征引特点和征引故事异文的具体分析,本章内容补前文之不足,对《要略录》所引亡佚书目分类叙录,借此考察中古亡佚文献的基本情况,丰富中国文献史。第五章,《要略录》的叙事研究。从叙事类型、叙事特征、叙事内涵三个角度具体分析《要略录》的文学叙事特征,层层递进,从而看出《要略录》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以佛教思想教化民众、进行社会统治的重要表现,还彰显出女性平等意识,体现出儒释思想融合的社会思潮。

李东梅^[4]（2020）在《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历史建筑确定标准是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实践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国家住建部部署的2016年至2020年的历史建筑“五年划定工作”基本结束之际,总结我国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1）国家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较为笼统,在实践工作中指导性不足。（2）地方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未进一步细化,在实践工作中指导性不足。（3）年代界定不清晰是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的问题之一。（4）“自下而上”的申报机制造成部分历史建筑潜在对象被忽视。本文的研究针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增强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在实践工作中的指导性,促进历史建筑确定工作高效、高质推进展开讨论。为提出这些问题的应对之策,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比较的研究方法及资料调查与归纳的方法展开研究。首先,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厘清历史建筑概念的提出背景及其确定工作历程,然后对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及其申报体系进行分析,再总结了国外历史建筑登录机制（评价体系）的经验及从《山东省历史建筑确定专项工作第三方评估》项目中获得的启示,最终提出细化地方标准是加强历史建筑确定标准指导性的重要手段。并基于此,提出了地方细化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的三个工作思路:（1）梳理本地的历史文化脉络,总结其历史文化特点。（2）对照国家标准,细化地方标准的各项价值。（3）结合各项价值包含的历史时期,分项确定年代界定标准。结合以上研究,本文以西安为例,借鉴住建部《中华文明历史文化脉络及其城乡载体研究》及陕西省住建厅《陕西文明历史文化脉络及其城乡载体研究》两个课题研究历史脉络的方法,将西安市的近现代历史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四大主题类别,以见证国家凝成、工业、商业贸易等9个价值主题对其近现代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将其历史文化发展特点总结为5条。综合以上研究,参照国家住建部公布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将西安市的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为20条,其中历史文化价值标准13条、艺术价值标准5条、科学技术价值2条,针对各价值项分别确定了年代标准,并选取案例对相应的标准进行说明,以期增强西安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在实践工作中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余明辉^[5]（2020）在《西周都邑考疑》文中指出西周都邑在中国古代都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且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选取其中的郑地史地问题、（?）京地望问题、周地地望问题、丰邑相关问题、镐京称谓问题等五大关联性极强的疑难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全面吸收先哲时贤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史源学理论、同铭排斥法、出土地考察法、三重证据法、多学科交叉结合研究法等理论和方法,对以上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理顺相关纠葛的同时,对各大疑谜作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本文主要观点如下:公亶父迁岐并非“仁政”之举,而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王季宅程”为历史事实,程之地望或在渭北安陵。文王亦曾久居程地,后徙都丰邑。丰、（?）、（?）是三个不同的字。“丰”为周人后创之字,作地名时专指文王丰邑。“（?）”是在“丰”的基础上造的新字,专用于“（?）”一词。丰京遗址是文王丰邑的核心区。鄠县灵台就是文王灵台。灵台及其附近的西周遗存具有苑囿性质,虽地处丰邑之郊,但仍是丰邑的重要组成部分。武王都镐后,丰邑逐渐由丰侯封地转变为不同族姓贵族的共同居邑。“丰京”一词源于清代,“丰京”的滥用极易引发我们对西周丰邑性质的误读。镐京本作蒿京,本义为郊区高地,即丰邑之郊区高地。成王亲政第五年,蒿京始称宗周。“京”为周人方言,是故武王之都虽获“宗周”新称,但并未废弃“蒿京”旧名。宗周为镐京专名,他邑不得称宗周。“丰镐相去二十五里”实际上指的是镐池与灵台间相距二十五里。西周金文中的“周”地位于岐周,“周”地拥有西周王室最为重要的宗庙建筑群,即“康宫建筑群”。以吴虎鼎铭为据,可以推断“（?）”地亦位于岐周。西周之郑（奠）位于凤翔雍城一带,拥有与丰邑、“周”地相似的城市结构;桓公始封之郑就位于此。京兆之郑县、汉中之南郑皆因两周之际郑人迁徙而得名,《穆天子传》中的“南郑”则属于虚构的地名。《竹书纪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郑”是魏国史官对穆王在郑地活动的客观总结,与穆王以下西周诸王无关。

李爽^[6]（2020）在《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石刻文献研究的日益深入,造像记作为石刻文献的一部分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北魏时期的造像记以其自身的独特风格在各时期的造像记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学界对於北魏造像记的研究还比较分散,基本上处於初始阶段,尤其是在基础史料整理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为目前可见的北魏造像记史料编纂了简明目录,以填充北魏造像记目录的空白,同时也便於日後对北魏造像记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以北魏造像记为研究对象,主要从目录、图录、文本、研究、地理位置等五个方向,对其在各类着作中的着录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总结。以时间为序,标明年号,无纪年的造像记附载文末,以供考订。所涉及到的书籍和期刊一律使用简称,以便检索。截止二〇二〇年,本文共收录北魏造像记1488篇,其中有纪年造像记为1242篇,无纪年造像记为246篇。

刘奕^[7]（2020）在《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到移动网络,新的服务与应用层出不穷,对移动网络的容量、传输速率、延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G技术的出现,使得满足这些要求成为了可能。而在5G全面实施之前,提高现有网络的性能及用户感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5G应用场景及目标入手,介绍了现网改善网络性能的处理办法,并针对当前5G关键技术 Massive MIMO 技术、MEC 技术、超密集组网、极简载波技术等作用开展探讨,为5G技术对4G 网络质量提升给以了有效参考。

邓新航^[8]（2019）在《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文中指出观音图像的演变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演变时期是唐宋,此间是观音图像体系系统化、规范化和多变化的重要阶段。唐宋正值巴蜀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繁荣期,在佛、菩萨、罗汉等诸多造像题材中,尤以观音造像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突出价值体现在:造像遗存数量巨大、造像题材种类繁多、造像谱系流变有序、造像组合丰富多变。唐宋巴蜀观音图像体系庞杂,可分为四个大类,且不同观音类别在题材种类、信仰形态、兴衰时间、区域分布、组合形式、造型样式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表现。其一,巴蜀圣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称名救难型”为主。此类观音造像在巴蜀遗存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其形象以一手持杨柳、一手持净瓶且头戴化佛冠的样式为主。除了最为常见的单尊观音外,还有在此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双观音和多观音,以及观音与地藏、阿弥陀佛、药师佛、文殊菩萨等不同尊像的多种组合,包括观音救难图像等。就单尊圣观音造像而言,其造型风格演变可大致分为六期七段,且不同时期在区域分布、造型样式等方面各具特点。双观音与多观音主要在唐代流行,是民众希冀观音救助速度加快、救助范围扩大的直接体现。观音与其他尊像的组合集中流行于盛唐至五代,尤以观音与地藏组合最受欢迎。这些组合在正统经典中找不到相应来源,不仅体现出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性、功利性、现实性,同时也体现出观音信仰与其他信仰相互吸收与融合的包容性。观音救难图像仅在晚唐、五代时有少量发现,可见其在蜀地并不流行。其二,巴蜀密教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为“密仪持咒型”。巴蜀是除敦煌以外的唐宋密教观音造像的重要流布区域,目前发现了千手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等多种题材。巴蜀密教观音造像的渊源在两京地区,故其出现时间要普遍晚于中原。从构图内容看,除千手观音造像外,巴蜀其他密教观音造像并没有发展出敦煌那样的经变或曼荼罗形式,这与蜀地民众的信仰选择和信仰目的有关。从造型样式看,巴蜀密教观音造像在相对严格遵循造像仪轨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石窟艺匠自己的理解与创造。从时间发展看,蜀地密教观音造像初兴于武周、盛唐,繁荣于中唐至五代,宋代也有延续,但在时间上有缺环。具体来看,不同观音题材在蜀地的时空分布有别:千手观音造像流传最广,盛唐在川北出现,中唐集中在川西,晚唐集中在川南和川中,五代则集中在川东,宋代迅速衰落;如意轮观音造像大致于盛唐后期出现,在五大区域均有分布,但整体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中晚唐和南宋早期这两个时间段;十一面观音造像遗存较少,但出现了其化现圣僧的造像,为它处鲜见;不空羂索观音造像于晚唐出现,主要在川中资中和川东大足地区流行,且时代有先后,前者集中于晚唐至五代初,后者集中于五代至两宋;马头观音造像于南宋才开始出现,主要在明王系统中流行。其三,巴蜀本土观音图像类,其突出特征是民间性。本土观音是唐代以来在中国新出现的一大观音类型,是古代艺匠和民间信徒的共同创造,最具本土特色。目前在巴蜀出现了白衣观音、水月观音、数珠手观音,以及观音群像窟中以各种手姿持物所命名的不同观音题材。唐代白衣观音造像在蜀地的最新发现,对探讨其形象起源有重要意义。白衣观音形象可能在盛唐前期或更早就已在两京地区产生,吴道子应当绘制了此类画像,并将其传播到蜀地。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演变可分三期:中唐在眉山、安岳等地零星出现,流行一手托钵、一手持柳于胸且站立的造型;唐末、五代大量出现,集中分布在川西眉山、川中内江和川东安岳、大足等地,立姿、坐姿均有,流行双手持莲的造型;宋代在川东局部繁荣,造型各异,并与其他观音形象发生融合。水月观音形象的首创者并不是中唐周昉,可能也与吴道子有关。大约在中唐后期,成都地区就有水月观音壁画的绘制,目前蜀地石窟中现存有多尊晚唐水月观音造像;蜀地水月观音造像构图突出表现的是主尊、背光和岩座,而竹子、流水等背景元素则较少塑造;水月观音造像在蜀地分布较广,集中流行于唐末至五代、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两个时段,且不同时期造型姿态还有丰富变化。观音群像窟独具时代性和地域性,时间上集中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地域上局限在大足,是当时活跃于川东一带文氏家族石窟艺匠的创造。此类洞窟中一般对称塑造十尊手姿持物均不相同的等身观音像,营造意图大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现世利益,其文本依据虽与千手观音经轨有关,但它们大都脱离了密教属性。至于数珠手观音造像,由于其具有特殊的信仰功能,因此才能从观音群像窟中独立出来。其四,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净土往生型”为主。观音在此类造像中是以胁侍菩萨的身份存在,最为常见的就是表现西方净土信仰的相关造像。此外,在释迦三尊像或药师三尊像中,观音也可作为其胁侍。此类观音造像也属于观音图像体系的一部分,在蜀地各个时期都比较流行,但由于其形象特征不很突出,加之蜀地造像残损严重,因此目前要准确辨识出此类观音造像还相当困难。总之,唐宋时期的巴蜀观音图像是观音艺术中国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王鑫^[9]（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指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袁晓光^[10]（2019）在《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是《说文解字》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说文解字》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说文解字》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有利于全面了解和掌握这一段时期《说文解字》研究的水平和进程,认识这一段时间《说文解字》研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此外,对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成果的梳理也可为《说文解字》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文献和研究信息,有助于拓展研究思路与视野,从而推动今后《说文》学更加自觉、深入的发展,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地搜集了四十年来《说文解字》有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地梳理《说文解字》的研究成果,并归纳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的特点及不足。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十三个章节。第一部分包括一至三章,第一章说明四十年来对许慎其人的生平经历、哲学思想、学术思想及《说文·叙》的研究成果;第二章梳理四十年来对《说文解字》版本、校勘及注本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三章对四十年来从整体上研究《说文解字》的成果进行介绍。第二部分四至七章是对《说文解字》本体的研究成果。第四章“《说文解字》体例研究”主要是梳理《说文解字》的编排条例、说解条例、引证条例以及其他条例的研究成果。第五章“《说文解字》六书研究”主要是梳理总体上研究六书的成果及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分别研究的成果。第六章“《说文解字》部首研究”是关于部首注释、部首性质、立部归部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七章“《说文解字》形体研究”主要是梳理对《说文解字》中的字体,即篆文、古文、籀文、或体、俗字及整体上对《说文解字》重文进行研究的成果。第三部分八至十一章是从语言学角度对《说文解字》进行研究的成果。第八章“《说文解字》古文字研究”梳理了研究《说文解字》与古文字关系的成果及运用古文字考证《说文解字》说解的成果;第九章“《说文解字》语音研究”整理了《说文解字》上古语音系统研究、《说文解字》中古音反切研究及《说文解字》注音的研究成果;第十章“《说文解字》训诂与词汇研究”主要是梳理揭示《说文解字》训诂学价值、《说文解字》词义研究、《说文解字》训诂方式研究及《说文解字》词汇研究的成果。第四部分是十一章和十二章,相比于传统《说文》学,是关于新兴领域的《说文》学研究成果。第十一章“《说文解字》文化研究”回顾了全面揭示《说文解字》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成果及对《说文解字》中所蕴含的社会状况、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分别研究的成果。第十二章“《说文解字》其他方面研究”梳理了《说文解字》相关文献整理、《说文解字》检索及《说文解字》应用的研究成果。第五部分是最后一章,总结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的特点及不足。此外,本文的参考文献部分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的成果,可看做是上起1978年,下迄2018年的《说文解字》研究论着索引,为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文献。

二、《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明宣大总督王崇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三宝感应要略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西周都邑考疑（论文提纲范文）

（6）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10）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明宣大总督王崇古研究[D]. 王妙.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2]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三宝感应要略录》研究[D]. 胡炜.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4]历史建筑确定标准细化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D]. 李东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西周都邑考疑[D]. 余明辉. 河南大学, 2020(02)
• [6]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D]. 李爽. 吉林大学, 2020(08)
• [7]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J]. 刘奕. 数码世界, 2020(04)
• [8]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D]. 邓新航. 东南大学, 2019(01)
• [9]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综述[D]. 袁晓光.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