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猪肉产销与外贸战略

一、我国猪肉产销和外贸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黄道麟^[1]（2020）在《中国对美国进口大豆加征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大豆具备食用、榨油、制作饲料等多重功能,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对美国进口大豆加征关税,影响了进口美豆的价格和数量,同时期猪肉价格也连续走高,对国民生活消费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大背景,先简要说明我国大豆产销现状和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大豆市场的影响,说明传导机制,并在实证分析章节中,通过使用2017年1月-2019年12月的数据,使用VAR模型、VEC模型和最小二乘法等分析方法,先分析中国对美进口大豆加征关税前后大豆对豆油豆粕价格的影响,再分析豆粕及其生猪养殖情况对猪肉价格的影响,最后对比分析大豆及其主要关联产品（豆油、猪肉）对食品类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影响。经过分析后,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大豆与豆油豆粕之间存在稳定的价格传递关系,尤其是大豆与豆粕之间的价格传递关系较为明显。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市场影响不大,猪肉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受非洲猪瘟影响,导致生猪存栏数量和能繁母猪数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受豆粕价格变动的影响比较小。通过研究猪肉价格变动与食品类CPI的关系,发现猪肉价格的上涨对食品类CPI的变动存在正向影响,且在加征关税后此影响能力在变强。同时,在对分析结果进行总结后,对提高国产大豆单产,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大豆贸易合作关系,提高我国大豆进口体系稳定性,减少对单一国家进口大豆的依赖性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华清君^[2]（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吴盛杰^[3]（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认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毕玮^[4]（2016）在《生鲜猪肉质量安全风险评价及控制研究 ——以黑龙江省为例》文中提出生鲜猪肉质量安全管理需要产销各环节企业的通力合作。由于我国生鲜猪肉养殖加工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在管理、技术、设备上都存在着不足,质量安全水平也相对较低,再加上企业对生鲜猪肉质量安全的认识不足,为了追求利益人为添加兽药等添加剂,生鲜猪肉质量安全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鲜猪肉质量安全风险问题不仅会影响消费者的身心健康,还会严重的影响食品市场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竞争地位。在保障生鲜猪肉质量安全的过程中,如何识别风险,并对存在风险的因素进行管理和控制成为保障生鲜猪肉质量安全的关键。在分析国内外对生鲜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研究现状的前提下,结合生鲜猪肉的特性及质量安全现状,运用生鲜猪肉质量安全理论、风险评价相关理论,展开了对黑龙江省生鲜猪肉质量安全风险因素的分析。对生鲜猪肉质量安全按供销环节进行划分,确定了生猪养殖、生猪屠宰加工、生鲜猪肉运输及生鲜猪肉销售这四个环节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设备风险、环境风险。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识别出来的风险因素进行指标筛选,并对筛选出来的指标运用区间综合模糊评价法进行定量分析,构建生鲜猪肉质量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各环节的生鲜猪肉质量安全风险进行等级划分,并对各风险因素确定危害程度。通过指标分析得出生猪养殖环节的质量安全风险等级为中等,生鲜猪肉屠宰加工及运输环节质量安全风险等级为较高,生鲜猪肉销售环节质量安全风险等级为很高。生鲜猪肉质量安全各环节需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基于上述定性和定量分析针对影响各环节质量安全的风险因素提出控制策略。通过对生鲜猪肉质量安全进行风险评价及控制,能够清晰的分辨出生鲜猪肉供应各环节存在的风险因素,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控制,可以有效的防范生鲜猪肉质量安全问题,提高生鲜猪肉的市场竞争力。此外,还应该加强政府的管理,建立相关的政策法律机制,使生鲜猪肉的质量安全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肖小勇^[5]（2015）在《蔬菜价格形成及传递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民以食为天,蔬菜占半边。蔬菜在人们的饮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近30年来,我国蔬菜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蔬菜总面积由1978年的3371千公顷增长到2013年的20899千公顷,增长了 5倍。蔬菜产业在“保供、增收、创汇”等方面创造了巨大的效益。中国蔬菜产业在创造巨大效益、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牵涉面最广、关注度最高的是蔬菜的价格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蔬菜价格暴涨暴跌现象频发;二是蔬菜生产者难以分享价格上涨收益;三是蔬菜产销价差扩大。蔬菜价格问题关系着民生和三农,也是政府政策关注的重点,因而,研究蔬菜价格形成和传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一、本文总结了中国蔬菜价格特征,厘清了中国蔬菜价格面临的问题及原因我国蔬菜价格的季节性波动特征明显,蔬菜价格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且蔬菜生产价、批发价和零售价波动较为同步。我国蔬菜价格存在暴涨暴跌、蔬菜生产者获利较少以及蔬菜产销价差拉大等三个问题。异常气候、近郊菜地减少和信息不对称是蔬菜价格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蔬菜生产成本上升、蔬菜生产者缺少定价权和蔬菜产能过剩三个因素导致蔬菜生产者难以分享价格上涨收益。蔬菜产销分离、传统模式下中间流通环节过多等原因导致蔬菜流通成本上升,使得蔬菜产销价差拉大。二、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1.提出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该理论分析框架中,本文界定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概念、厘清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内涵、阐述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组成部分及其运行机理。本文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界定为:蔬菜价格形成机制是指蔬菜交易过程中确定蔬菜价格的各种关系的总和。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内涵为:短期内,蔬菜价格取决于蔬菜供求关系,长期内,蔬菜价格取决于行业平均成本,而且,短期均衡价格围绕行业长期平均成本波动。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包括动力系统、传导系统、工作系统和调控系统四部分,其运行机理为:在蔬菜供求关系的作用下,蔬菜市场充分竞争而形成蔬菜价格,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以保障蔬菜价格的合理性。2.构建了蔬菜价格形成的一般均衡系统。该系统中有蔬菜产量、中间投入量、蔬菜生产者价格、中间投入品价格、蔬菜消费量、蔬菜消费者价格6个内生变量,并纳入蔬菜生产中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本价格、中间投入品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本价格、消费市场上替代品价格、居民消费支出等外生变量。该系统刻画了蔬菜生产者价格和蔬菜消费者价格的形成机制,并刻画出外生冲击对蔬菜生产者价格和蔬菜消费者价格的作用机制。3.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和总结了蔬菜流通的三种模式,并分析了三种流通模式的价格形成机制。寿光本地菜外销的流通模式归纳为三种:一是大型批发市场流通模式;二是地头市场流通模式;三是“农超对接”模式。三种流通模式及其蔬菜价格形成机制具有共性和个性。金乡大蒜价格形成有5月中旬新蒜上市、7月初新蒜入库、8月底封库三个时间节点,三个时间节点将大蒜价格形成分为三个阶段。三、本文对我国蔬菜价格的传递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1.厘清了蔬菜价格传递机制的概念及模式。蔬菜价格传递是指某类蔬菜价格变化引起其他类蔬菜价格变化,其变动关系及变动过程称为蔬菜价格传递机制。按研究对象分类,将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分为蔬菜品种间价格传递机制、蔬菜产业链各环节间价格传递机制和蔬菜价格空间传递机制三类。2.从品种视角分析了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发现蔬菜各品种间存在价格传递关系。①蔬菜市场是一个内生系统。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大白菜、黄瓜、菜椒和西红柿四类蔬菜所构成的蔬菜市场是一个内生系统。②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表明系统内各蔬菜存在替代关系。除西红柿外,来自蔬菜价格的冲击对其他三类蔬菜价格的冲击绝大多数为正向影响,而且,其他三类蔬菜价格受到冲击后依靠自身消化外生冲击的贡献度均较大。来自菜椒价格的冲击对蔬菜市场内其他各类蔬菜价格的影响最大。西红柿对大白菜、菜椒和黄瓜等其他蔬菜的替代作用相对较弱。③VAR-BEKK-GARCH（1,1）模型表明各品种蔬菜价格间存在溢出效应。具体地,菜椒和黄瓜价格对大白菜和西红柿价格存在单向均值溢出效应,而大白菜和西红柿价格之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蔬菜价格间存在显着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3.从产业链视角分析了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发现蔬菜产业链各环节间价格传递存在非对称性。①无论蔬菜生产者价格还是零售价格,对正向冲击的调整速度大于负向冲击。②无论正向冲击还是负向冲击,蔬菜零售价格的调整幅度大于生产者价格。价格传递非对称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市场力量、调整成本和菜单成本、政府干预、信息不对称等。4.从空间视角分析了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发现我国蔬菜价格存在空间传递效应。①蔬菜价格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大白菜、茄子、西红柿和尖椒四种蔬菜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集中连片区域。总体来说,东部地区的蔬菜价格低于中西部地区。除西红柿价格外,大白菜、茄子、尖椒价格均有明显的“西高东低”特征。②我国蔬菜价格存在空间相关性。大白菜、黄瓜、西红柿和尖椒价格的Moran值分别为0.31、0.40、-0.11和0.27,这说明我国各地的蔬菜价格不是独立的,大白菜、黄瓜、尖椒价格存在空间正相关,而我国各地西红柿价格存在空间负相关。③我国蔬菜价格存在空间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突出表现在蔬菜价格存在高-高集聚、高-低集聚、低-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四种集聚类型。④空间杜宾模型表明我国蔬菜价格在各省之间存在显着的空间效应,而且,增加本地区蔬菜产量能够降低邻近地区蔬菜价格。⑤通过对“南菜北运”背景下国内蔬菜市场整合度的研究发现:“南菜北运”背景下北京与广西蔬菜市场整合度越来越高;南北蔬菜市场间的整合度低于北方蔬菜市场和南方蔬菜市场内部,而且北方蔬菜市场整合度高于南方。论文可能的创新点有:①提出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该理论分析框架中,界定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概念、厘清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内涵、阐述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的组成部分及其运行机理。②构建了我国蔬菜价格形成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刻画了蔬菜生产者价格和蔬菜消费者价格的内在形成机理,并刻画出外生冲击对蔬菜生产者价格和蔬菜消费者价格的作用机制。③从品种、产业链和空间三种视角研究我国蔬菜价格传递机制,研究视角较为新颖。以往研究侧重于从产业链视角研究价格传递机制,对从品种和空间视角研究蔬菜价格形成机制缺少关注。

徐杰^[6]（2012）在《基于“系统流”理论的中国玉米产业系统协调性研究》文中认为玉米产业系统是以玉米种植业为源头，玉米流通和玉米工业加工、消费等各种产业相互耦合形成的复杂产业系统。近年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玉米需求量越来越大，玉米产业系统中各种矛盾凸显，系统的协调运行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系统流”和系统协调理论，对玉米产业系统的协调性进行了研究。首先，论文在对产业系统理论和系统协调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流”理论和“系统流”视角的系统协调理论并对玉米产业系统构成及其演化、玉米产业系统流及其与玉米价格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论文从玉米产业物流角度对玉米产业的长期协调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测算玉米产业系统供需平衡的基础上，分析了玉米供需平衡与玉米长期价格表现之间的关系和国家解决玉米产业系统失调的政策，并对玉米生产投入要素贡献、技术贡献与生产效率进行了详细测算。第三，从玉米区域物流角度对玉米产业区域协调展开分析：主要测算了各省份（区域）玉米供需平衡状况、分析了我国玉米区域间流量、流向和流通方式等问题、研究了典型城市（区域）间市场整合问题并就国家当前的玉米物流相关政策进行分析。最后，从玉米价格波动的角度分析了玉米产业系统的运行协调问题。探讨了影响玉米价格变动的因素、对玉米购销和储备体制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国家调控玉米价格的临储玉米收购和拍卖政策效果。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对全国和各省（区域）玉米产量、养殖-饲料行业玉米消耗、工业加工玉米消耗、食用、种用和损耗等玉米消耗量的测算，对全国和各省（区域）玉米供需平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玉米产业存在长期供需失衡和区域供需失衡，这是玉米产业系统体系不协调的主要表现。（2）解决玉米产业体系失调的根本在于提高国内玉米产量。论文采用两因素分析法、要素贡献分析法、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分别对我国玉米生产中播种面积和单产对总产的贡献率、投入要素对单产的贡献、玉米生产效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0年，我国玉米产量的增长68%应该归功于播种面积的贡献，32%是单产的贡献。从物质投入与科技进步两个方面考察对单产增加的影响，发现化肥投入对玉米增产的贡献降低，机械投入对玉米增产的贡献增加。相比物质投入，科技进步对玉米单产增长影响更大。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玉米生产技术进步提高较快，但是，技术效率（包括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不高，而且很多省份年均技术效率在下降。所以，注重技术推广，提高技术应用能力是未来提高玉米产量的关键。（3）对玉米区域供需失衡和流通路径、流通数量和流通方式的考察发现，我国玉米主要存在四条流通通道：从东北产区到大连，然后经海运流入华东和华南是主要的流通路径，每年运输量在2100多万吨；从东北产区长春—四平—铁岭集散中心经铁路流入西南和华中地区，每年约1000万吨；另外，黄淮海地区通过铁路和公路每年流入长江中下游地区600多万吨；新疆、甘肃每年约有200万吨玉米经铁路流入西南地区。从流通成本上看，运输成本占流通成本的比例最高；从运输效率上看，海运方式优于铁路运输，铁路运输优于公路运输。影响玉米流通效率的主要问题是铁路运输瓶颈问题、粮食物流网络和物流中心建设问题与“四散化”运输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4）通过对20个典型城市玉米市场价格序列的协整分析发现，东北产区各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程度很高，南方销区各城市之间玉米市场的整合程度也很高，但是，东北市场整体上与销区市场之间整合关系不好，是相对独立的玉米市场，长春和大连两个玉米集散中心起到了连接东北市场与销区市场的作用；黄淮海玉米产区市场内部整合程度也较好，但是在与其他区域玉米市场关系上，南方城市与南方销区市场整合而北方城市则与东北产区市场整合度高。通过大区之间玉米价格协整关系分析，发现产区玉米价格收销区玉米价格影响较大，但销区玉米价格受产区玉米价格影响较小；玉米市场的基本贸易结构也可以从市场价格中得到反映。（5）玉米价格波动可以反映玉米产业系统运行协调状况。利用Cesus X12和H-P滤波法将玉米价格分解为长期变化趋势、周期性循环趋势、受季节影响的变化和不确定的随机性变化四类，分别对影响这些分量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玉米价格波动与经济周期关系不大，虽然玉米价格与CPI有协整关系，但是，玉米价格的波动更多是产业系统内部不协调带来。玉米价格循环与猪肉价格循环的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6）我国玉米价格调控政策主要是保护主产区农民利益的临储玉米收购政策和保护主销区玉米消费企业利益的临储玉米拍卖政策。采用变异系数分析法和DID模型对两种价格调控政策对区域市场的影响分析表明：价格调控政策对稳定各地玉米市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临储玉米收购政策在提高东北和黄淮海市场的平均玉米价格上作用比较明显。这说明，我国的玉米价格调控政策是比较有效的，应该继续加强并进一步完善。

檀云坤^[7]（2012）在《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在两岸经贸乃至两岸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两岸经贸合作,农业为先、农业为重。30多年来,两岸农业合作取得显着成效。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两岸经贸合作的密切发展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的全面实施,两岸农业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作为区域农业合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未来的路要怎么走?目前,理论界对海峡两岸农业合作、闽台农业合作的研究不少,而对ECFA背景下两岸农业合作问题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对海峡两岸农业领域的一体化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对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尚无明确定义;对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不少,但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来分析。笔者认为,海峡两岸农业区域合作是“一个中国之内的两个不同经济主体或两个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合作,鉴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不能简单运用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欧盟模式、东欧模式等国外经验或理论的推演,来寻找两岸农业区域合作问题的解决办法。为此,在论文前期研究中首创提出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观点,并对其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是在大陆和台湾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农业合作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以获取海峡两岸农业经济集聚效应、协调效应和互补效应、增进两岸农民福祉为宗旨,以降低两岸交易成本、促进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在两岸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目标,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加强政策协调,消除制度障碍,实现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农业经营管理一体化的过程或状态。30多年来,两岸农业合作沿着“分离→交流合作→携手→联手→整合→融合”的轨迹步步推进,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但是,两岸农业在功能性一体化和制度性一体化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两岸农产品贸易虽然呈现较快增长态势,但仍然存在着双向流动不畅、贸易总额偏小等问题;两岸农产品贸易仍存在障碍,贸易成本仍然偏高。两岸农业产业合作虽然表现为不断升级态势,但仍存在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受限、农业技术溢出效益低、“双赢”效果有待提升等问题;两岸农业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仍存在障碍,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两岸在农业经营管理、农民合作组织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了两岸农业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如何消除贸易障碍,降低两岸农产品贸易成本;消除要素流动障碍,提高两岸农业生产要素流动的有利效应;缩小经营管理水平差距,提升两岸农业一体化水平,是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本研究从海峡两岸的实际出发,结合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构建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基础与发展,实证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研究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生产要素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分析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目标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为推进两岸农业合作,乃至两岸经贸交往提供决策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一,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得出若干研究启示。第二,对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运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产业分工和竞争优势、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非博弈合作和博弈合作理论,结合两岸农业合作发展的实践,对两岸农业合作的机理进行探讨,并建立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分析两岸农业合作基础与发展,通过对两岸农业合作的基础、发展及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探讨两岸农业一体化的一般规律。第四,实证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通过对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天福集团、台湾农民创业园三种促进一体化类型的分析,验证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规律。第五,研究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重点分析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通过引力模型,以水果贸易为例,实证分析关税税率下降对两岸的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第六,研究两岸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运用双对数回归模型,从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影响和台商对福建农业直接投资对福建农业发展的影响两个维度,实证分析要素流动对两岸农业发展的影响;结合两岸农业合作的有关数据,分析两岸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流动情况和流动障碍。第七,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发展趋势;提出合作模式选择的4条原则,选择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基本合作模式。第八,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两岸农业协调机制、培育两岸农业物流产业、促进两岸要素双向流动、提升两岸农业合作实效、突出闽台区域先行先试等五方面推进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是必然趋势。从实践角度来看,两岸农业合作是“分离→交流合作→携手→联手→整合→融合”逐步深化的过程。当前,两岸经贸往来日益频繁、ECFA的签署和实施,以及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为进一步深化两岸农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两岸农业的比较优势,即两岸在农业发展阶段、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贸易、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生产成本等方面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是两岸农业合作的基础和动力;合理两岸农业分工、合作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是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潜力所在。虽然,两岸农业合作还存在政治、经济、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增加了合作的成本,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海峡两岸农业合作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制约因素将逐步得到消除,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必将迎来一个全新阶段,实现其终极目标——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即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农业经营管理一体化。（二）在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目标推进过程中,农产品贸易、农业生产要素流动、农业产业的分工往往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并依托一定的载体,或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两岸农产品物流推动、台资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和产业集群发展等合作类型,对加快两岸农业一体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主要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两岸的政策因素增加了农产品的贸易成本。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比较低,两岸贸易成本仍比较高。关税对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不显着,农产品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贸易有较大的影响;两岸直航有效地促进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但目前仍要绕经第三地转口进入大陆或台湾,导致运输成本仍然居高不下。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农产品流通不应有关税,应该是个物流的范畴。大陆方面可以在前期对台湾开放部分农产品的基础上,对台湾农产品全面开放,对台湾所有输入农产品在原产地的条件下实行“零关税”,促进两岸农产品的贸易,提高人民的福利指数。（四）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对台湾农业发展有利无害。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不但对台湾地区农业GDP、农产品出口、农产品进口、劳均农业产值均没有显着影响,台湾当局所担心的“替代出口效应”、“逆进口效应”等引起的“贸易抑制效应”、岛内农业“空心化”问题与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拓展了台湾农业发展空间和农民增收渠道。台湾当局对台商赴大陆农业直接投资设限,是基于“选举政治”等政治因素的考量。（五）两岸农业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台资农业企业的示范性、带动性还不够,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台商对福建农业直接投资对福建省的农业GDP、农产品出口、劳均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均没有显着影响,可能是由于投资规模小、引进层次低、技术溢出效益低、产品内销化趋势明显和辐射范围窄等因素而致。今后工作中,要对两岸农业合作的重点和方向重新定位,促进对台引进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更加注重推广、更加注重实效、更加注重“双赢”,让广大农民能够分享对台合作的成果。（六）两岸农业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仍不畅通,两岸农业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最主要的障碍来自台湾当局对大陆农业投资和技术输出的限制和陆资赴台投资农业的限制;同时,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中遇到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金融支持不够、产品市场销售不畅、土地获取困难等各种要素流动障碍。（七）两岸农业合作在不同的阶段其合作模式和特点不同,政府在政策选择上要有利于资源优配、互利双赢、通过有效的管理与服务,促进合作模式的多元化。

徐群^[8]（2012）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提出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三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三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李文伟^[9]（2009）在《农业产业链功能实现途径研究 ——兼论湖南省猪肉产业链功能效果评价》文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到国民收入的构成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益低、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弱等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单个农业企业或农户的力量来应对整个市场变化是不够的,必须将整个产业的上下游企业联合起来,形成战略联盟,才能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和运作效率。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农业产业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重要功能,提出有利于农业产业链功能实现的对策措施,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壮大。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进行说明。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农业产业链研究的动态,并对主要观点进行评述。指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对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及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简单说明。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主要阐述农业产业链所具有的主要功能,认为农业产业链具有价值提升、产业强化、资源整合、消费引导及社会贡献功能。在对农业产业链功能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本文写作的实际意义;第三章是农业产业链功能效果评价模型,构建了农业产业链功能效果指标体系的整体框架,指出如何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农业产业链功能发挥效果的现状进行评价。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中之重,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及第六章,主要阐述农业产业链功能实现的途径构建。第四章是内部路径构建,即产业链自身建设。作者认为需要从生产过程、市场营销、科技成果转化及农业信息管理四个方面着手,其中生产过程控制是基础,要注意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质量管理;企业市场营销是核心,应了解农产品需求的特点及市场预测方法,制定相应的农产品营销策略,并注意培养企业的现代经营意识;科技创新是关键,应选择合适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建设与完善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的运行机制,并健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的服务体系;农业信息管理是推进器,企业应建立农业产业链信息管理系统,并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第五章为功能实现的外部条件,即法律与政策环境优化。介绍了农业和农村的主要经济法律,对农产品市场交易的基本准则条件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关的法律及政策建议;第六章主要论述功能实现的风险防范,指出常见的农业产业链风险类型,并提出了农业产业链风险管理的程序和措施。第四部分为第七章和第八章。在介绍湖南猪肉产业链的相关背景的基础上,运用农业产业链效果评估模型对湖南省猪肉产业链功能的发挥情况进行分析,论述了如何从产业链自身、外部环境和风险防范方面来促进产业链功能的实现。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李铜山^[10]（2008）在《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天大的事”,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高度重视和急切解决的问题。就中国来说,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食品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的事实,政府相关政策措施成效不够明显的情况,以及笔者的调查都表明,目前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方面正面临着高关注度、高期望值与低发展水平、低满意度并存的不和谐状况,已经凸显出监督管理、信息披露、质量追踪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要解决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问题,绝对不能仅仅满足于个案治理,而需要从根本上分析和反思。通过分析和研究笔者发现,中国还没有实现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其症结之所在,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健全的长效机制和完善的支撑体系。也正是基于此,本论文借助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无缝隙组织理论等多种理论,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反馈相结合、案例分析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问题,全面拓宽相关理论分析和应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积极探寻中国推进和实现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路径取向和对策建议。本论文共分10章对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具体的结构安排和基本内容如下:第1章为导论。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了对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深度分析之不足,以及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研究之匮乏,点明了要在明确研究思路、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问题开展深度分析和专题研究。第2章为理论研究。主要诠释了与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相关的一些概念,介绍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无缝隙组织理论等理论基础,阐释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内在机理以及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中国推进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第3章为现状分析。主要阐述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缘起和发展,洞察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发展现状,剖析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障碍性因素和风险因素,论述了中国食用农产品非安全生产的集中体现及致因分析,找出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还缺少完善的支撑体系和健全的长效机制,进而说明必须将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作为推进中国开展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当务之急。第4章为市场失效分析。主要进行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分析、外部性问题分析和公共物品问题分析,在运用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解析和阐释的基础上,论述了这些问题的主要表现、不良后果和应对措施,阐明了这些问题同时存在且都能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进而揭示出中国要推进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必须引入非市场化的政府监管手段。第5章为博弈分析。主要进行了生产者与消费者行为、合法安全生产者与潜在非法不安全生产者行为、政府执法者与生产者行为的博弈分析,洞察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过程中各方利益的着眼点,阐明了各种参与者行为方式对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不同影响,还进行了一些理性化的思考、讨论和启迪,进而揭示出中国要推进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必须由政府出面强化监管。第6章为国外借鉴。主要阐述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主要做法、基本评价、理念和启示以及经验借鉴,查找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中的明显缺憾,以便洋为中用地学长补短。第7章为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主要阐释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中各种长效机制的涵义和设计要求,列举了国内试图形成这些长效机制的典型个案,解析了这些长效机制的设计目的或目前存在问题,阐述了这些长效机制的建设途径,力争形成一些隐性化、制度化了的方法,使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具有长久的生机和活力。第8章为支撑体系建设研究。主要阐释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中各种支撑体系的涵义和设计目的,分析了支撑体系构建与长效机制设计之间的照应关系,阐明了现实中存在的缺憾,提出了各种支撑体系的建设思路,力争形成一些显性化、系统化了的构架,使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具有支撑的强劲和坚实。第9章为案例分析。主要以河南猪肉食品安全生产综合示范区建设为例,介绍了示范区概况、建设路径选择、建设运行模式和建设成效,透视了示范区建设运作情况,说明了示范区建设运行模式正是在设计和建设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示范区建设路径选择正是在构架和建设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支撑体系,从而为本论文的主题观点提供佐证实例。第10章为结论和建议。主要归纳了本研究的重要结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运筹科学的建设规划,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促成明晰的协调体制,探索耦合的监管方式,寻求创新的发展思路,实施得力的配套措施等。最后,还进行了研究总结,指出了有待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本论文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研究宗旨,争取在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等方面都有新创意。归纳出来,本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有所创新:一是从新的研究视角为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架构了新的研究框架:二是全面构建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博弈分析体系;三是系统地提出和阐释了建设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的构想及方略。

二、我国猪肉产销和外贸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猪肉产销和外贸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对美国进口大豆加征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4）生鲜猪肉质量安全风险评价及控制研究 ——以黑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蔬菜价格形成及传递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系统流”理论的中国玉米产业系统协调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9）农业产业链功能实现途径研究 ——兼论湖南省猪肉产业链功能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10）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国猪肉产销和外贸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对美国进口大豆加征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研究[D]. 黄道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4]生鲜猪肉质量安全风险评价及控制研究 ——以黑龙江省为例[D]. 毕玮.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6(03)
• [5]蔬菜价格形成及传递机制研究[D]. 肖小勇. 华中农业大学, 2015(04)
• [6]基于“系统流”理论的中国玉米产业系统协调性研究[D]. 徐杰. 山东农业大学, 2012(01)
• [7]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D]. 檀云坤. 福建农林大学, 2012(01)
• [8]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D]. 徐群.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9]农业产业链功能实现途径研究 ——兼论湖南省猪肉产业链功能效果评价[D]. 李文伟. 湖南农业大学, 2009(10)
• [10]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研究[D]. 李铜山. 华中农业大学, 20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