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领导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关系

一、党的领导与公民政治参与关系刍议（论文文献综述）

李春憬^[1]（2020）在《我国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公平参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我国践行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民主形式之一。公民公平参与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动力。在我国的协商民主中,公民的公平参与是“短板”。从协商渠道而言,在我国的七大协商民主渠道中,与公民主体直接相关的是基层协商,在其他六渠道中,公民的参与感较低。从协商民主的运行过程来看,公民在发起协商、参与协商过程、影响协商结果等方面,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从协商能力来看,公民主体之间,公民与其他主体之间,协商能力差异明显,协商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这就使得公民在协商民主中的参与,成为一种“在场的缺席”。相对于政党、政府、政协、人大、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主体而言,公民如何公平地参与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我国的协商民主是有根、有源、有生命力的,马恩列关于协商及公民公平参与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中公民参与的理论、我国传统的协商及民众参与思想、西方学者关于协商民主中公民公平参与的理论,为我国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公平参与提供了理论资源。马恩列关于协商及公民公平参与的思想,奠定了我国协商民主中公民公平参与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中公民参与的理论、我国传统的协商及民众参与思想,为我国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公平参与提供了价值遵循和实践指向;西方学者关于协商民主中公民公平参与的理论,为我国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公平参与实践提供了借鉴。我国的协商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协商民主的渠道、形式、制度不断完善,基本上满足了现代社会公民参与的诉求,保障了人民民主。公民主体的协商意识不断增强,协商能力不断提升,在协商民主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参与效能感越来越强。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过程中,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公民主体在协商民主中的不公平参与问题越来越凸显。公民参与渠道的有限性、参与机会的不公平、参与资源的不均等、参与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制约着我国协商民主中公民的公平参与。我国协商民主中公民参与的不公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复杂性下的共识困境,协商民主制度供给的不足,公民理性协商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缺失,公民协商能力不足,造成了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参与存在不公平现象。对于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来说,实现公民的公平参与需要回归公民本身,从公民主体出发,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公民的参与意识是公民政治社会参与的基础,公民参与意识的养成,有助于激发公民公平参与协商民主的需求。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激发公民践行主人翁地位的需求;培养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激发公民主动参与协商民主的需求;培养公民的政治义务意识,激发公民理性参与协商民主的需求;培养公民的自我价值实现意识,促使公民公平参与协商民主成为一种自觉。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加强公民的协商能力建设,主要是提高公民的赋理协商能力、协商沟通能力、利益表达能力、偏好转换能力、组织联盟能力等。完善公民公平参与协商民主的渠道建设,健全公民公平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将公民纳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人大协商、政协协商中,支持和鼓励公民通过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实现公民参与的组织化;发展作为公民公平参与主场的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作为公民公平参与新场域的网络协商民主。增加公民公平参与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建立健全公共信息共享制度、公益代表人制度、协商监督制度、协商跟踪制度、协商回应制度、协商评估制度等。优化公民公平参与协商民主的环境建设,主要包括打造包容联动发展的经济环境、构建权威与民主平衡的政治环境、构建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环境、营造崇尚宽容妥协的文化环境、构建主体间性的交往关系环境。加强党对协商民主中公民公平参与的领导,发展政党依规协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协商水平。总之,我们要使公民公平参与协商民主成为一种常态,使之成为一种共识、一种模式、一种生活。

王艳卓^[2]（2020）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职宣誓是现代国家重要的政治仪式,体现着国家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纵观人类社会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就职宣誓是伴随着人类的精神生活所发展起来的政治现象,是就职宣誓主体对就职宣誓对象的承诺和担当,它体现了道德信仰、法律信仰和政治信仰的深度融合。近年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发展,中国国内很多地区和部门都在陆续举行公务员就职宣誓活动,各地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逐渐涌现出的就职宣誓实践活动已逐渐被人民群众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有177个国家的宪法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须宣誓效忠宪法。”由此可见,就职宣誓制度已然形成了国际惯例和政治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艰难的革命条件,尤其是在极端恶劣的白色恐怖下,很多党员迫于环境压力入党宣誓都是秘密进行的,更不可能公开的进行就职宣誓,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最初的就职宣誓是入党宣誓,入党宣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前身和基础。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需要以及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2018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第二十七条,增加“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就职宣誓并将就职宣誓上升到宪法层面,这不仅体现了宪法的权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激励和教育国家公职人员忠于宪法,增加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宪法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正如党中央所判断,中国能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决于“关键少数”,而“关键少数”就是指广大党员干部,加之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因此,国家工作人员的就职宣誓其实质就是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章》为基本遵循,不断制定和修订了近百部党内法律法规,极大的完善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结合,通过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更好的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成的法治治理体系,真正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及其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遍布国家党政机关、高校、企业等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因此,就职宣誓主体也涵盖从中央到基层各类群体、组织和机构。另外,在就职宣誓主体上相比较于西方就职宣誓而言具有广泛性,由于就职宣誓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可以说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因此,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还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客体及对象不明确、就职宣誓程序及仪式不规范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这样就需要构建完善的就职宣誓体系及其配套机制加以保障,进而使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以及具有可操作的推进路径,这将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论文主要依托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等相关知识,通过文献研读、历史比较、多学科交叉、实证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起源发展、基础理论、发展历程、必要性、现状分析及推进路径等内容做综合分析阐释。论文主要依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就职宣誓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和保障机制,有针对性地探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进而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长效机制。大体上论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研究现状、撰写论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撰写论文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创新之处等,第一部分内容为全篇论文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从宣誓的内涵及其起源出发,分别对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内涵进行界定,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理论、干部队伍建设理论、政治参与思想理论、法治建设思想理论以及通过对西方主权在民、宪政思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借鉴,深刻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必要性论述。这一部分主要是阐述中国实行就职宣誓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通过就职宣誓这一政治活动能够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就职宣誓能够全面提升党的各方面建设,即党的政治、纪律、作风、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进而将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并最终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梳理,就职宣誓呈现出从入党宣誓到宪法宣誓的发展脉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就职宣誓处于曲折发展阶段,随着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就职宣誓实践活动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宪法宣誓变成了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论文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特殊性。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现状分析。结合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就职宣誓、地方基层组织、高等学校以及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现状,发现目前党员干部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制度过于宏观、就职宣誓程序不规范、就职宣誓违誓机制缺失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具体分析其原因。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这一部分通过参考和借鉴国外就职宣誓制度对中国就职宣誓主体、就职宣誓对象、就职宣誓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和规范,并提出具体的就职宣誓推进路径。通过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宣传氛围、构建线上线下党员干部学习机制以及具体落实《党员干部培训工作条例》来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通过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和监察监督、基层组织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来完善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监督机制;通过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来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责任机制;依托“五大体系”和“四大机制”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配套机制。

姜郸^[3]（2020）在《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城市社区既是观察社会治理水平的微观窗口,也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家园;既是社会矛盾冲突交织与化解的缓冲带,也是一切治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落脚点。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性和基础性工作。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社区治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独特地位。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城乡社区治理”写进党的纲领性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区治理置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全局中进行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加强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合作互赢”、“民主协商”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目标的关键词。那么,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十字路口,究竟哪条道路可以帮助我们拉近与理想目标之距离?治理理论中的新范式——“互动式治理”理论,似乎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本土化的互动式治理理论在城市社区中的发育显得应时应需,其价值内核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显得尤为契合。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构建不仅是一种理念构建,更是作为一种工具的机制构建,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完美融合,也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现实需求的有力推手。本文考察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分析十八大以来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现状、困境。为破解当前治理困境,本文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本土化机制构建及其实现路径。通过以中国特色的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为研究主题,以“行动者-制度-行动”作为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行动者即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市场参与的互动性为线索;以梳理互动式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以观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进程为脉络;以田野调查方式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行案例分析;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创新的困境为问题意识。在以上分析的前提下,有利于能够深入理解互动式治理理论嵌入我国城市系统末梢——社区治理的契合性与可行性;同时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及构建路径,力图较为全面、系统、准确地回答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模式构建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理论来源,既有西方治理理论和中国本土化后的“善治”理论的继承,又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思想内涵,能够为新时期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构建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是在中国城镇社区区域范围内,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以“民主法治”、“责任理性”、“合作共治”为理念宗旨,以协调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为行动路线,促进国家-社会-市场行动者在公共事务中良性互动的治理过程。在宏观把握“国家-社会”互动分析范式、互动式治理分析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分析框架——“行动者-制度-行动”分析框架。一切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都是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的过程,是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相互推动、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变革、治理形态架构与转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不断地渐进、改进、调适、演化的结果。虽然社区治理真正推进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但中国城市社区的早期实际存在却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本文依照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特征、社区制度和政策变迁、社区主体行动的互动逻辑为划分标准,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是沿着“行政管理-全面建设-多元治理”的发展脉络前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社区治理置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战略高度,也为互动式治理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提供现实可能性。源于复杂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因素,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长期处于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治理状态,行政色彩浓郁。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为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及建设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助推。新时代下中国城市社区处于急剧变革的状态,虽在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重重治理困境。故此,选取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并研究该社区对不同问题的治理实践与创新。具体来看,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实践面临着行动者角色迷失、社区资源整合困境、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和互动渠道不畅通等众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更为科学化、现代化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破除社区治理困境。互动式治理机制则不失为一个符合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情境的合适选择。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包括行动者、制度、行动三要素。行动者层面,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利益偏好、资源权力的行动者——国家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市场行动者,三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互补与互嵌。制度层面则指对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制度化框架,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行动者的法律政策体系。行动层面则关注行动者的行动空间、行动的共同目标、精神内核、互动逻辑等。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互动网络架构、互动规则建设、互动精神塑造、互动平台打造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相互统一、协调互动的,网络是基础、规则是关键、精神是动力、平台是保障,共同组成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建构之路。互动网络架构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总出发点和构建之基。互动规则建设则是从法治化、制度化和监督角度助力社区互动式治理建设,为其提供合法性与规范性保障。互动精神塑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文化内推力,其对城市社区公共精神重塑和社区公共体回归具有重要意义。互动平台打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落实载体。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是对“治理重心下移”改革方向的积极回应;是处理好城市社区中多元矛盾冲突的优良方案;是冲破当前治理重重桎梏的探索力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创新之路。

陈祥^[4]（2020）在《“国家公民”视域下宪法教育的功能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总纲,预示着我国正加速走向社会主义法治新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宪法教育功能、推进宪法教育活动可谓正当其时,宪法教育有着推动我国宪法稳步实施、维护宪法与法治权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要意义。宪法教育即是向受教育者传播宪法知识和宪治观念,培育普通民众法治思维和法治实践参与能力的一类教育活动。全面梳理宪法教育功能意在厘清宪法教育活动的本体性内容框架和具体构成,通过阐述功能命题导出宪法教育的主旨内容,从而为实践层面的宪法教育活动提供操作指引。以“国家公民”作为视域,则强调宪法教育的价值导向和根本目标在于提升社会公众整体的公民品质与宪法素养、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民。在厘清“国家公民”具体内涵的基础上,充分阐明宪法教育活动的价值定位,宪法教育功能紧紧围绕宪法教育价值定位展开、从价值定位中获取方向指导。可从价值、规范、实践视角切入宪法教育功能研究,发现宪法教育具有提升国民宪法素质、改善国民宪法思维和强化国民宪法实践能力三大功能。则可依据“功能内涵-功能实践困境-功能指引方向”这一思维路径,依次探讨宪法教育三大功能的具体内容构成。其中,素质功能可归纳为自治素质、共同体素质和宪治素质三个方面;思维功能可归纳为宪法观念、法治思维和国家认同三个方面;能力功能可归纳为理性判断能力、规范把握能力、法律实践能力三个方面。文章在细致厘清宪法教育三大功能具体内涵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和现实案例深入讨论落实各项宪法教育功能所面临的实践困境,最终详实地论述了保障宪法教育功能切实发挥的因应方案。

杨政林^[5]（2020）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文中认为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工作的开展,社会的发展需要切合时代需求的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是源于其理论的科学性、时代性,在时代发展潮流中以鲜活的理论回应社会现实,符合人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转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现代转型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关注时代发展,既是一项理论性课题,也是一项现实性课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理性思考,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变化之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解决的不仅是理论层面的问题,更需要指向实践层面的问题。现代发展境遇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现代性突破,解决好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两张皮”的问题,即理论与现实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与实效性,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以社会转型为突破口,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以解决现实的诉求。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中面临的时代课题,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情况。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为题,围绕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相关问题而展开理论研究。利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在大量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基础,转型的原因,转型的时代课题以及转型的路径选择为研究的基本逻辑,形成了系统科学、逻辑缜密的理论研究体系。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辨析。对于概念界定和辨析是文章研究的切入点,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作为一个复合概念词,从不同的维度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对于深化理论基础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将价值选择作为研究的实质与内核,从价值实现的主要方面入手,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提供方向指导。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必要性分析。事物的前进与发展需要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既是理论寻求深化,也是现实发展诉求。在社会转型期,以社会发展为现实基础,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作为其中的发展事物,从社会环境变化的客观原因,自身发展与完善的内在原因,党治国理政的现实原因三个不同视角分析其转型。站在历史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的不同维度,考察现代转型的原因,从不同的角度回答社会之问,人民之问。作为理论研究,对于问题的来源的透彻分析,是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的关键一环。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时代课题。面对时代发展的挑战,分析问题的根源,是提出对策的前提。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价值观冲击,文化多元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时代的发难,本文从功能的提升、目标的强化、内容体系的优化、以及实践形态的拓展四个方面,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面临的时代课题。注重抓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对于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对于问题之间的差异进行对比,结合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形成了思维严密,科学合理的问题分析方法,为后续对策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以问题的解决为本文研究的落脚点,对于不同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现实困境的突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需要以其面临的时代课题为出发点,厘清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认识并把握其中的规律,遵循一定的原则,探索出符合现实与未来发展需要的基本路径。最终的目的是形成一套科学严谨、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案,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转型提供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研究是一项时代性课题,是对于时代发展作出的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是整体性、系统性转型,其转型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不是对过去工作的否定,而是对过去的继承与创新。以时代问题为研究逻辑,需要不断更新内容,创新方法,明确目标,提升功能以寻求社会的科学性认同,实现自身价值追求,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刘燕妮^[6]（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吴俊蓉^[7]（2019）在《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因工业化进程加快而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村因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转移劳动力的农民身份并未改变,却以其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农民与工人的“两栖性”特征而获得了“农民工”的称谓。新世纪以来,农民工以其庞大的人口规模、重要的社会成员地位、巨大的社会贡献和面临的多重生存困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研究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培育,一是基于对国家现代化要求与农民工公民素质之间存在张力的政治关切,回应国家和社会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之下,对农民工进行公民意识培育的实践要求。二是基于对农民工因文化场域转换而产生心理困扰的人文关切,回应农民工自身从传统农业文明中的村民到现代城市文明中的市民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心理再塑造的现实需要。本研究一共分为七部分。导论部分提出研究的缘由和价值,梳理相关论题的研究情况,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第一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背景及相关理论资源。本章追溯了农民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公民意识的演变情况,分析了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论述了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本章还介绍了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相关理论资源,即马克思主义公民意识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和国外公民教育相关理论。第二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解析及其考察维度。首先,本章从公民概念内涵入手,通过梳理公民意识在西方文化中的演变历程分析公民意识内涵基本要素,并根据中国学者对公民意识的阐释来界定本文所论及的公民意识内涵。其次,本章基本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重点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内涵、内容、特征和功能。再次,本章根据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介绍了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考察维度,即权利意识、公共责任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为后文的调查作了铺垫。第三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现状的调查分析。本研究通过对全国范围内的1180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总体较弱。在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四个考察维度中,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最强,公共责任意识最弱,民主法治意识较强,公共参与意识中等偏弱。在权利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权利意识最强,民事权利意识次之,政治权利意识再次之。在公共责任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爱国意识较强,宽容意识和合作意识居于中等偏弱,公益意识较弱,政治责任意识极弱。在民主法治意识方面,农民工对法律权威有高度的认同,守法意识较强,但他们的民主意识很弱,对契约精神和人本精神知之甚少,法律信仰还远未建立。在公共参与意识方面,农民工的经济参与意识最强,尤其表现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参与上,但其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公共活动的意识依次减弱。同时,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因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等的不同又有所差异。第四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薄弱的原因分析。从我国公民文化发育情况来看,中国传统臣民思想的固执性、中国启蒙思想的局限性和新中国公民观念发展的曲折性都是导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公民意识薄弱的思想根源。从农民工自身的公民实践来看,由于农民工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社会保护不足和自身综合素质的局限,他们的维权活动、政治参与活动、文化参与活动和社会公共参与活动等还存在诸多问题。从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况来看,相关政策虽涉及农民工城市文明教育和素质提升方面的要求,但缺少直接针对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任务。农民工培训内容总体上仍然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而以融合性与发展性的城市文化适应力的培训较少。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实践主要存在理论准备不足、主体责任不明和管理不完善等问题。第五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目标、原则与内容。基于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功能的考量,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目标在于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公民、维护稳定的国家政治秩序、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公共领域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基本原则有四,即思想基础上遵循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交往关系上遵循主体性与公共性的结合,内容选择上遵循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实施方法上遵循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结合。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主要内容包括丰富农民工的公民知识、强化农民工的国家认同、培育农民工的公共精神和提高农民工的公民能力。第六章,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本章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探讨了国家、网络媒体、社会组织和农民工自身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策略。国家层面的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就是国家通过可控制和调节的资源,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此提供良好的政策导向、制度支持和物质基础。同时,在宏观层面还要发挥基于互联网的媒体对公民文化氛围的营造作用,即借助主流媒体以明确公民文化导向、介入大众媒体以传播优良的公民文化信息、关注自媒体以校正不良的公民文化信息。社会层面的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是社会组织利用各种资源,丰富农民工的公民知识,并进行实践的训练与引导,造就合格公民的过程。农民工自我公民意识教育可以从自我学习、自我实践和自我反思三个方面进行。本研究试图在农民工研究叙事方式上有所创新。本文在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和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这两种农民工问题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力图建立农民工研究的“心理——文化”叙事方式,分析了农民工面临的文化场域转换问题。农民工在由农村走向城市或由同质文化圈进入异质文化圈过程中,他们不能较好地适应以公民文化为特征的现代城市文化,是其产生文化焦虑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培育是缓解这种文化焦虑、提高其文化适应力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所确立的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目标、原则、内容和实践路径,都主要围绕农民工文化心理市民化展开。

孙晓楠^[8]（2019）在《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主席强调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党的精神、意志和主张灌注于官兵的头脑和灵魂之中,从而牢牢掌握官兵思想,确保我军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当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各种类型的社交媒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它们一方面因为能够为广大官兵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极大便利而日益成为广大官兵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其传播的信息内容和其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独特的信息传播特性而对广大官兵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消极性的一面,因而会给我们党牢牢掌握官兵思想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显然,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大趋势面前,我军绝不能再视社交媒体如洪水猛兽而简单粗暴地对其一禁了之,相反,必须因势而为、随势而制,通过分析社交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并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使得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我军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还能在彰显时代性和感召力上有着更为卓越的表现。第一章,绪论。主要对本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进行了阐释,并对已有的且对与本论文紧密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思路和框架,最后再总结归纳了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本论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在对社交媒体、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和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这一组概念进行充分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分析讨论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此外,还明确了本论文开展研究的直接指导理论和相关理论借鉴。第三章,探讨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双重影响。在强调了将社交媒体引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既着重从丰富教育素材、改善教育方法、强化官兵的接受意愿以及提升了教育主体的主导能力这四个方面对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给予充分认可,又从增加了教育阻力、导致官兵价值判断异化、降低官兵的学习能力以及造成官兵的身心状态失调这四个方面分析了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客观上带来的消极影响。第四章,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现状进行分析。首先从社交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到重视、主流涉军社交媒体的矩阵规模初步显现、教育主体借助社交媒体施教更为主动、教育内容的呈现形式更加生动活动以及官兵参与的热情高涨这五个方面对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所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其次指出了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四大问题,即:教育主体对社交媒体的理解和运用仍浮于表面、官兵面对社交媒体中大量冗余信息时常陷入茫然、主流涉军社交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以及不同单位各自为战缺乏整体层面的有效统筹规划。最后,分析了导致上述四大问题的原因所在,即: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未能跟上媒体环境的变迁、具体教育内容的设置与社交媒体环境相适度低、教育方法的选用上囿于思维固化而创新力不足、相关平台建设运营上的思路理念不够清晰明确和缺乏一整套成体系的科学规范的教育运行机制。第五章,提出优化教育主体能力素质的相关建议举措。在明确了社交媒体环境下教育主体应具备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的能力素质、理解媒体技术变革教育理念的能力素质、掌握操作技能推动教育实施的能力素质以及“表里如一”彰显人格魅力的能力素质这四大能力素质的基础上,提出了院校培养培训奠定基础、社会力量参与辅助支援以及岗位实践锻炼彰显成效三条优化途径,并进一步论述了优化教育主体能力素质的配套保障措施,即:以岗位任职资格的形式明确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要求、将审视教育主体能力素质作为党组织议教的规定内容以及建立针对教育主体能力素质进行考核评价的实施细则。第六章,提出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相关建议举措。首先提出了对教育内容进行优化设置的三项基本原则,即:方向性原则、传承性原则和适应性原则。接着,明确了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具体指向,即:着重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着重强调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补充媒体素养教育内容以及优化教育内容呈现形式。最后,论述了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实施途径,即:军队专家团队主导、军地媒体机构合作和鼓励普通用户参与。第七章,提出优化教育方式方法的相关建议举措。首先从宏观层面明确了优化教育方式方法的三项要求,即:科学精准滴灌、多方力量参与和官兵喜闻乐见。接着,提出了优化教育方式的三条建议,即:共享式教育、互动式教育和内隐式教育。最后,针对优化教育方法提出四条建议,即:翻转传统课堂教育、改造升级在线教育、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和深化教育双方的交流互动。第八章,基于强军网和互联网两个空间提出优化教育载体平台的相关建议举措。一是要打造依托强军网固定设备的军用社交媒体,二是要强化互联网主流涉军社交媒体传播影响力,三是要净化基于互联网的各类社交媒体空间环境。第九章,提出优化教育运行机制的相关建议举措。一是要完善教育筹划,二是要开展教育协作,三是要健全教育评估总结。最后,全文总结和展望。第十章对全文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既提出了我军应当深入了解社交媒体、牢牢掌握社交媒体并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机融合,真正使社交媒体为我军所用、为我军服务这一结论,又明确指出了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需要把握的趋势和方向。

杨四海^[9]（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石立春^[10]（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二、党的领导与公民政治参与关系刍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党的领导与公民政治参与关系刍议（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公平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公民”视域下宪法教育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党的领导与公民政治参与关系刍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公平参与研究[D]. 李春憬. 山东大学, 2020(08)
• [2]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D]. 王艳卓. 吉林大学, 2020(01)
• [3]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D]. 姜郸. 吉林大学, 2020(08)
• [4]“国家公民”视域下宪法教育的功能研究[D]. 陈祥. 西南大学, 2020(12)
• [5]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D]. 杨政林.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7]农民工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培育研究[D]. 吴俊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D]. 孙晓楠.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1)
• [9]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10]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