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启示

一、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及其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王鹏^[1]（2019）在《论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文中研究说明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西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与哈贝马斯和詹姆逊并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巨头。迄今为止已出版三十余部专着,在文学批评、美学理论、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批判等领域均有建树,就学术界而言,伊格尔顿是被引用最多的批评理论家之一。在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过程中,他“策略性”地将后现代主义起因归结为激进政治运动的失败,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对后现代主义展开激烈批判,这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具有直接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论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紧紧围绕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结合他的整个批判理论体系和相关着作,展开如下研究:首先,论文阐述了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社会的现实状况与政治运动受挫是其批判思想发端的时代背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英国新左派解放理论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是其理论渊源,二者共同构成了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想的场域。其次,论文重点对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现代为了掩饰自己政治上的失利,策略性地将政治议题转向历史、文化、哲学,文化上是一种多元文化论;历史观上是“小写的历史”观;哲学上是解构的思想风格。然后,在前文的基础上对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的价值取向进行阐发和论述,进一步得出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想的理论旨归,即重估“总体性”、走向革命批评和回归社会主义宏大叙事。最后,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对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想的进行评价,厘清其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想的积极方面和局限性。论文认为,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想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伊格尔顿风格”思维方式,坚持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现实问题。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带有宗教乌托邦色彩,过于重视后现代主义政治因素,缺乏理论的明晰性。

范小娟^[2]（2019）在《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提出在西方文论界,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具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在中国“旅行”的30年间,国内的译介呈现了由隐到显的动态过程。从最初被“遮蔽”到经典地位的确立,多个维度的考评都映证了其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国内对布鲁姆的身份归属问题存在多重阐释。本文并不试图将其划入某一特定学派,而主张将其理论界定为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从布鲁姆理论在中国文论界影响最大的三个观点,即他的大文学观、误读理论和经典观入手,考察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布鲁姆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其在国内遭遇困境,但仍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误读理论在国内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同,产生了变异的诸种形式,形成“中国化”的误读理论;以审美和精英主义为立场的经典观在国内形成了顺向阐释与逆向思考的双向并行,实现了中国文论的扩充,并对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延伸性影响。以上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境遇源于深层次的文化动因。一方面,这是接受者根据中国本土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环境使学界回避或排斥布鲁姆以宗教、理论、文学的同质互渗为基础的大文学观,而误读理论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契合、经典观背后的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相通则是促成两者经久不衰的深层动因。另外,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也主导着接受的程度。误读理论、经典观与国内学者“前理解”中传统文论与批评的积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沟通,理论的相通或趋同促成了视域的融合。而大文学观的跨学科性与其中渗透的宗教背景远远超越了学界的“期待视野”,大文学观的“受阻”势所必然。统观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可以检视整个西方文论接受中的“得”与“失”。从根本上说,对布鲁姆的接受是以建设中国文论为宗旨的,这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阶段和诉求相关。在这一语境下,国内接受布鲁姆的全过程都显现了本土意识的在场:接受中的多元化阐释是对文本“召唤结构”的填补,也是对布鲁姆“本土化”的建构,体现了接受者与文本积极的交互作用。因此,现有的大部分接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布鲁姆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存在着某种错位。表现为研究趋于定型化简单化、普遍主义倾向、现实针对性的缺乏等。针对诸种错位,应当通过强化批判意识、西方文论的“还原与语境化”等现实策略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重构,引导接受者以理性平等的姿态、以对话沟通为目的进行接受和研究,形成良性并有益于中国文论的接受活动。

崔柯,兰善兴,杨娟,祝东力^[3]（2017）在《2016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文中研究说明2016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特点是规模不大,论题分散,缺少热点,处于渐进积累的量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要实现从量变积累到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提出引人瞩目的核心命题,引发学科内部的思考、讨论、争辩,进而吸引相关学科的学者关注和参与。

李隽^[4]（2017）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转向研究》文中提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英国的社会现实,并有机整合包括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内的诸多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解释模式。这一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并展现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全文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的形成和演变逻辑进行了总体把握和批判性分析,说明了它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持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它的理论贡献和独特的实践价值,并结合文化批判理论范式转变的逻辑脉络对其整体主义方法论给予了辩证分析。文章以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对实践与文化关系的不同阐释方式为逻辑起点,进而揭示其以文化实践为基础赋予了主体一种积极能动的存在方式。接着以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向一方面深化对主体存在方式转向的理解,另一方面引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在社会变革方式上的转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变革方式的设计在更深层面上体现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转向。绪论首先从总体上勾勒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的缘起及发展历程。接着分析了国内外学界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的研究状况,梳理了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以及提出的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分析了研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第一章主要着眼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关于实践与文化关系阐释方式的转向展开分析。借助马克思关于“实践”和“精神生产”的相关论述分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的文化观。卢卡奇和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凸显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主体性维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视域,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一种基于文化的实践观。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实践观,但欧陆马克思主义者（文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多致力于从精神层面定义文化,从而将其与现实的文化实践相对立,并以此为依据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各种实践形式展开全方位批判。与此不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借鉴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拓展了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系统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展现了一种基于“生产”的文化实践观。这一思想坚持并丰富了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第二章主要分析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在主体存在方式上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主要是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来透视和把握人的存在方式的。一方面,他们在理论上以技术实践或工业为中介,既关注现实的人本身,又以此为条件来透视未来社会中人的存在,揭示并展现了人的本质发展的动态性;另一方面,他们在实践中基于现实的、具体的生产方式来分析具体的社会主体的分化和不同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理解的创新体现在它将关于主体的思想与现实统一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对人的本质与社会本质的内在统一性的认识。葛兰西基于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和阐释转变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物质生产实践角度来把握人的存在方式的做法,开始明确地把主体置于意识形态和启蒙文化的双重视域中来考察,将主体理解成了文化的主体。此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大都秉承了这一视角。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理想主义的文化观将现实主体的存在状态理解为绝对的异化,将大众文化或者文化生产描绘成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统治,将文化生产与人民主体意识对立起来。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在葛兰西开辟的文化视域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自觉遵循,批判了本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将文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联系起来,力图把大众文化引到文化的内涵中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各种不同形式文化的研究中,始终致力于揭示现实文化生产的内在机制,努力为我们呈现了主体能动的多样化存在状态。第三章主要就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向进行分析。对意识形态批判转向的考察,既是对前一个主题的拓展,因为它可以深化我们对主体存在方式转向的理解,毕竟人的社会存在须臾不能离开意识形态;又是对展开下一个主题的提示和铺垫,因为对意识形态的不同定位和理解正是社会变革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国内外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解上,意见并不统一。本文认为,马克思更多的时候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从一种批判的意义上来阐述其意识形态思想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可以说葛兰西在“历史集团”（“阶级”概念的替代语）的意义上将意识形态转变成了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欧陆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的强调,并未延续葛兰西的这一观点,他们大都从一种否定的意义上来看待意识形态,乃至他们的理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称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观。他们试图从对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中,努力寻找一种建设新文化和新的社会生活的全新途径。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对意识形态,特别是审美意识形态复杂运行机制的分析,但与欧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模式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一种建构性模式,并进一步淡化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第四章主要探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关于社会变革方式的转向。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出发,阐释了解放物质生产主体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性和必然性。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不再仅仅体现为物质生产过程中具有物质需求的主体,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展现了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异化状态。于是,葛兰西提出了蕴含政治、经济等维度的文化革命来应对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丧失与恢复问题,并分析了文化革命的主体、内在机制以及基本方式等诸多问题。与欧陆马克思主义者将葛兰西的这一丰富革命理论稀释为一种单纯的文化批判和虚无缥缈的美学救赎不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则始终基于科学社会主义,致力于挖掘并展现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中通过文化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可能性及途径。早期,他们聚焦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地位及其解放潜能。后来在借鉴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为代表的诸多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揭示和论证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和反抗潜能,集中探讨文化领导权形成的内在机制。同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甚至还超越文化层面,逐渐过渡到社会政治层面探讨了大众文化抵抗的现实途径。第五章聚焦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中的主体价值选择转向。文化作为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既可以用来说明现实,又可以作为对理想的预示。马克思一方面基于人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来阐释文化的本质,另一方面又基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来定位文化的进步方向与价值追求,从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双重维度来揭示和说明文化的地位与作用,从而立足于实践实现了人的自由、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葛兰西秉承了马克思的基本精神,认为文化进步本质上是人的发展和进步。之后的欧陆马克思主义则将对文化的批判拓展为一种现代性批判。他们的现代性批判体现了两种不同的选择模式,即价值预设和自主选择。前者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基于人类的永恒价值,并以此为依据反思现实人的生存困境,对现实社会中一切压迫、束缚和统治人的物化结构和异化力量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尝试通过这种批判实现主体从个人价值向人类价值的回归。后者以本雅明为典型代表,他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以自己独特的意象阐释开启了解释人文价值生发的选择模式,为时代的发展注入了一个趋向合理的价值选择。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暗合了本雅明的解释模式,都反对漠视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创造作用。他们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社会主体对意义和价值的选择、修正以及建构过程。他们或寄希望于共同文化的建构、或致力于挖掘大众文化的解放潜能,抑或通过新文化建设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结语尝试实现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的总体审视和把握。首先,通过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它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坚持与拓展。其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域中分析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贡献,并指出它独特的实践价值。最后,通过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置于文化批判理论范式转变的逻辑脉络中指出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局限。本文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打破了国内外学界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基于前后阶段的划分来探讨其思想的内在断裂和代际之间差异的研究思路和个案研究模式,尝试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切入,沿着主体重塑的线索从整体上考察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批判方面实现的五大转向。其次,全面分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对欧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扬弃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持与拓展,揭示了它的理论实质,明确了它对文化哲学发展的理论贡献。同时,初步探讨了它对提升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实践能力和发挥文化及文化生产为人民服务功能的合理切入点。最后,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给予了辩证的分析和探讨。

蔡正丽^[5]（2017）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了世界性文化研究的先河,取得了丰硕的文化理论成果,对文化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众多,思想深刻而丰富,本文无法面面俱到探讨这些思想家及其理论成果,而是选取在文化研究领域贡献突出、影响力大,且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代表性思想家及其文化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主要包括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特瑞·伊格尔顿四位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进行相对集中研究。研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需要在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进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再展开细化研究。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考察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理论背景和政治实践背景,审视其理论定位,梳理其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早期传播,并没有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辩证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且造成理论落后于现实的局面。加之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危机,这促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再考察,从而开辟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研究的新视角与新空间,拓展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新路径,探索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策略。其次,在宏观把握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理论定位、理论视域的基础上,过渡到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上。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汲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思想,英国本土精英文化传统思想,特别是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结合英国的现实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而逐渐生成。它经历了以"经验"为中心的文化主义阶段、以"意识形态问题"为核心的结构主义阶段、以"阶级谈判与抵抗"为主题的霸权理论文化研究范式、以强调"政治偶然性"为重心的接合理论文化研究范式等过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核心部分集中在对文化本质与各种文化形式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上。威廉斯和汤普森从唯物主义立场理解文化的意义,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文化被视为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或斗争方式。霍尔在汲取语言学和结构学的理论资源基础上,从符号学视角理解文化内涵与价值,认为文化既是符号表征也是意指实践。伊格尔顿则进一步深化研究了文化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价值。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还创造性地阐发了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亚文化及其生活功能、革命功能和政治功能,并认为这些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所蕴具的重要启发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文化在全球流通与交流也相应地变得日益广泛和深化,这使得世界各国文化建设往往面对一些类似的现象和问题,诸如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亚文化等所造成的伦理道德问题、审美问题、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文化现象与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卓有成效地研究,特别是对文化主体性的阐发,为我们思考如何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质量提升结合起来,在具体文化建设过程中深入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文化战略提供了有益借鉴,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泛文化观、过分强调文化的能动性、日常性、生产性,则容易忽视对文化的经济基础以及理想性文化的关注,这则是需要我们加以批判与反思的。

周思钊^[6]（2016）在《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批判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向现代主义提出挑战,也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将后现代主义起因归结为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激进政治运动的失败,进而从政治角度对后现代主义展开激烈批判,从后现代主义激进姿态中看到其本质上的保守性。作为个案,伊格尔顿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娴熟的论证策略值得我们借鉴,虽然目前国内对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比较多,但是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因此需要继续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分为三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视角。这章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伊格尔顿为什么介入后现代主义论争,为什么否定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具有激进锋芒,反叛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伊格尔顿应该赞扬后现代主义,为什么去否定后现代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后现代主义大谈反本质主义、反总体性、反等级主义等等,然而这种做法不仅瓦解了对手的基础,也瓦解了自己的基础,最终使自己丧失了反抗现实的力量。第二个问题：伊格尔顿心目中的对手是哪些人?国内研究主要关注伊格尔顿视角中的“后现代主义”概念,本文认为只有弄清伊格尔顿心目中的对手是哪些人,才能真正把握伊格尔顿的主旨。伊格尔顿文本暗仅指各种后现代主义者,更指向一些左派阵营里的人士。第三个问题：伊格尔顿为什么武断地将后现代主义起因归结为六十年代激进政治运动的失败?伊格尔顿是一个明确反对简化论的人,但是却直接将后现代主义起因简化成一场激进政治运动的失败,陷入典型的述行矛盾之中,这是为什么?对后现代主义起因进行简化处理,伊格尔顿是有策略性考虑的,通过将后现代主义的起因归结为左派政治运动的失利,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将政治批判视角楔入问题当中,为他政治批判提供策略性方便。第二章探讨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内容。这章主要包含两方面,即研究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思想风格和文化观念的批判。国内学者常常将视野集中在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思想风格的批判上,本文根据伊格尔顿借“后现代主义”一词涵括人们常说的“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两个词的做法,将视野扩大到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这样才能全面把握伊格尔顿用意。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重点批判了后现代主义思想风格,而在《文化的观念》中重点批判了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因此此章以这两本书为研究重点。第三章探讨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政治取向问题。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全面批判之后,伊格尔顿认清后现代主义保守本质,认为后现代主义无法提出一个有前途的政治方案。那么伊格尔顿的整断良方是什么?伊格尔顿认为“穿过”（work through）后现代主义的良方是回归社会主义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者坏的方面的结合,而社会主义则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者好的方面的结合,因此社会主义才是大有前途的方案,而如何走向社会主义?伊格尔顿认为应该回归一种将认识、伦理、政治、美学、实践等结合在一起的宏大叙事。结语部分一方面简洁总结了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也探讨了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独特之处,其做法主要是通过将伊格尔顿的理论分别与利奥塔、哈贝马斯、詹姆逊等三人的后现代理论进行比较。最后,文章也反思了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的不足之处。

孟君^[7]（2016）在《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与现代自我认同》文中指出《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2003）一书主要阐述了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也是对他以往政治文化理论的一次全面运用,体现了他从悲剧角度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他的悲剧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角度理解现代悲剧的冲突,是对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在这本书中,伊格尔顿强调这不是对悲剧的历史研究,而是对悲剧的政治研究。他以全新视角解构了一些传统的悲剧要素,并以此批判了现代性的诸多问题,表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论文并非对其悲剧理论的全面研究,而是主要从现代自我认同的角度解读其悲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为研究现代自我认同问题提供一些借鉴。伊格尔顿认为最着名的悲剧目的论是黑格尔的悲剧目的论。由于不断增加的社会复杂性和日益深化的分工,社会已经变得不能用激发美感的形象加以表现,而只能用概念来把握。在黑格尔那里,悲剧才最先得到‘本质性的阐述’,被具体化为一种绝对精神,无感情的凌驾于退化的日常生活之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抗现代性生活的无意义。而克尔凯郭尔的“伦理悬置”是信仰宗教者,而不是悲剧人物的特征。相比之下,典型的悲剧英雄存在于伦理学范畴。尼采的悲剧性断言并不完全异于黑格尔,如果黑格尔用日神的确信认为悲剧加固理性的主权,那么尼采则用酒神的愉悦将其看作生命的不可毁灭性而欢欣鼓舞,这种生命乃是由个体的牺牲真正加强的。伊格尔顿认为尼采的悲剧是对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批判,这也是主体在一个不以其实际的悲剧艺术而着名的时代显得如此突出的一个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是一种社会性的悲剧,是新旧两种社会力量对抗的结果。是进步的历史人物所代表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些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问题。伊格尔顿通过对悲剧概念的解构,倡导以“悲剧的观念”取代“悲剧的定义”,建立了悲剧与现代生活的联系,大大拓展丰富了悲剧的内涵,将悲剧引入了现实生活、导向了现代革命。通过打破悲剧英雄的贵族身份限制,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具有了成为悲剧英雄的可能性。现代人悲剧的现实性在于：首先,由于绝对价值的丧失,现代人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自由,但同时又感到了空前的束缚和异化；其次,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大规模的灾难和无法克服的人的异化分裂,现代性既是进步的,又有矛盾、僵局以及自取灭亡,这代表着现代性的阴暗面；另外,大屠杀等灾难作为现代社会恶魔般罪恶的最好例证产生于现代性本身而非外部,邪恶既是毁灭也包含着创造性的因子：同时,现代性的社会存在诸多分裂和矛盾,如文明的分裂、自我的分裂和理想主义的矛盾等等。这都加重了现代社会的悲剧；最后,悲剧为自由的二律背反问题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方式,悲剧中的“替罪羊”模式在古代社会起到缓和社会矛盾和阻拦革命的作用,但在现代社会它还具有了形成阶级、召唤革命的作用。革命作为对社会秩序的彻底推翻和重建,具有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和创造新社会的作用。通过对悲剧理论的层层论述,伊格尔顿最终成功地将理论问题转化为革命的实践问题,将理论与实践、思想与革命充分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的认同观也是从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虽然他不能认同启蒙主义者将自我理解为封闭抽象的自我,但是他十分赞同马克思和黑格尔对“总体性”范畴的论述。而由于“总体性”和“主体”的相互依存,维护“总体性”必然要维护“主体”。因此,他批判后现代将主体拆除的做法,认为如果通过身体可以使人认识理性的霸权,那么后现代的身体还是理性主义的工具,又站到了笛卡尔的身边。并且,后现代彻底解构了自我,失去了稳定的自我,也就失去了革命创造的基础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后现代实际上的认识论上的片面化、简单化,是政治上的无作为。伊格尔顿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认同问题的。他倡导主客观统一的主体、文化与自然相统一的身体、伦理与政治的联合、建立共同的文化来对抗现代性和后现代导致的二元对立及认同危机。而克服认同危机的根本办法就在于革命。认同问题本质上是实践的问题而非理论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人才能理解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他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恢复主体的能动性,认为劳动本质上是人的力量的释放和体现。然而现代的人类历史却是劳动异化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实践与理论是脱离的,实践是不自由的。因而只有在彻底改变现有制度后,人才能在新的实践活动中克服异化,达到自我实现,实现自我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伊格尔顿对政治上的懦弱和无作为的批判。他有意恢复文化与政治、道德与政治的联系,又在他的悲剧理论中建立了悲剧与政治的联系。由此可见,伊格尔顿理想中的人乃是社会主义的新人,他认为的自由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他的悲剧理论有极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他的认同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和革命主义的。这些论述从不同的角度启发了人们对现代自我认同问题的研究。总之,通过对伊格尔顿关于人的概念的分析以及对自由、现代性、邪恶、革命等问题的梳理,可以促进对导致人的现代自我认同危机产生的社会环境的理解,揭示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寻找解决认同危机的部分方法。对伊格尔顿悲剧的研究也可以促进对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和认同观的研究。

文苑仲^[8]（2016）在《人类解放的审美之维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追求自由解放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朴质、最真实的梦想。古往今来,为这个梦想探索、奋斗、抗争的仁人志士不可胜数,但梦想仍然遥不可及。直到马克思主义的横空出世,才打开了梦想转化为现实的通道。马克思打开的这条解放之路通往的理想社会不仅意味着通过发展生产力而实现的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也不仅意味着由于阶级的取消而实现的公平正义,而且意味着审美的实现,因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审美绝不仅仅是闲情逸致的玩赏,而是人的自由本质和创造能力的体现,它的一端连着物质现实的感性生活和感性实践,另一端则指向人类解放的极境。因此,美学与追求人类解放的政治理想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人类解放必然包含着审美之维。正是沿着这一思路,20世纪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美学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美和艺术被赋予了救赎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美学就是政治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美学传统在当代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以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安东尼奥·奈格里和雅克·朗西埃为代表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和艺术的重视,发掘审美的政治意义和解放功能,同时直面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和文化的后现代转向,深入思考当代的社会、文化和艺术现象,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论挑战,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美学话语。詹姆逊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认为后现代的艺术、文化被商品逻辑所统辖,无法“再现”资本和后现代空间的全貌,导致认知的困境。他的“认知测绘”通过对当代艺术和文化现象的深入解读,力图超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呼唤新的美学形式去“测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再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整体结构,进而重塑后现代破碎的主体,唤醒一度沉寂的乌托邦冲动,重燃对未来的希望,探寻建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的可能,从而打通人类的解放之路。伊格尔顿将审美、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交织,审美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与政治批评融为一体,坚持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阐发美学或审美的政治作用。通过文学意识形态理论,他批驳了艺术无功利性的观点,在艺术与政治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把文艺作品和文艺批评纳入政治实践之中；通过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他阐明了审美发挥政治作用的特定方式,指出审美乃是塑造身体（感性）的政治行动；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他张扬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为超越晚期资本主义现实、实现审美化的生活指明了方向。奈格里把对艺术问题的思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劳动形式的转变相结合,在生命政治语境中重新思考审美和艺术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在生命政治语境中,审美与资本之间是“在其中并与之对抗”的关系。艺术和美内在于社会生产之中,受生命权力的制约并与之对抗,是反抗资本主义生产的“事件”,也是重塑劳动主体的生命政治行为,推动着劳动者的转变和诸众的形成,并把诸众的反抗聚合为持久的革命,从而导向对资本统治权力的解构。朗西埃的政治美学思想与其说是政治与美学的交叉,不如说是二者的融通。在他看来,政治之中存在着感知经验构建的美学,美学之中存在着对感知经验进行划分的政治。作为解放的实践,政治可以视为对感知经验的重构,相应地,作为无利害的快感,审美可以视为对感知经验划分的超脱。政治与美学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话语之间的关系,而是两种感知共同体的关系,是政治的美学与美学的政治的关系。政治的美学和美学的政治共同致力于对世界的重新布局,打造可见、可说、可想、可做的新天地,实现社会成员位置、身份、能力分配的重构,推动人类自由解放的事业。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随着社会历史变迁和思想潮流涌动而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从审美的角度对人类现实的存在境遇和可能的解放进行的深沉思考。它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滋养,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则构成其理论思考的具体历史背景和特殊问题视域。本文着重讨论的四位理论家的政治美学思想既有共同的理论起点又各具特色,涵盖了政治美学的政治基础、斗争领域和斗争方式。在理论方法上,他们在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将其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结合,并运用微观政治的理论视角。他们的理论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美学切入政治,构建政治哲学的审美之维,把美学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美学融入政治,拓展了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从政治切入美学,彰显美学的政治价值,立足于政治阐释审美的当代境遇并思考审美在人类解放中可能发挥的功能,使政治融入美学,深化了美学研究的理论深度。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理论的局限性,并思考他们在理论探索和现实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上所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总之,在政治美学的理论视域内,政治与美学紧密地交织,甚至走向统一。政治和美学的统一,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理想,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的根本追求。人类解放不能缺少它的审美之维!

王奕骅^[9]（2015）在《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认为伊格尔顿是当代着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与文学理论家,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其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他始终秉持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经典论述,这不仅有力地回击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同时也通过自身理论的完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本文将从政治哲学的层面对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爬梳,以期对其理论框架进行概述,进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运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与启示。作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学者,伊格尔顿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汲取了前人研究的精髓,以文学为研究载体,加以综合和进一步深化。其理论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研究不断地深入,从文学理论层面逐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但始终不变的是其政治批判立场。在这个动态的理论建构过程中,伊格尔顿在对学界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定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六大特征。功能性始终是其研究的关注点,并在讨论了非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加深了对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解。他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生产的论断,并指出文学生产中的六大范畴,以及文本是在这六大范畴共同作用下的产品。进而,伊格尔顿着重考察了六大范畴中审美意识形态,他将意识形态视为连接政治与美学的核心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美学,矛盾性是其核心属性。伊格尔顿尤为看重身体的价值,将其看作是意识形态和审美活动的基础,意识形态和审美活动对身体具有构建作用,而审美观念构建的同时又对意识形态产生消解和冲击。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但缺少对科学的探讨,也没有指出其理论的实践途径。伊格尔顿终其一生的研究,将意识形态的批判视为其理论的核心,在批判中进行革命,这不但体现了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信仰的坚守,更看出其追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执着,这份关乎现实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张鸿鹭^[10]（2014）在《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伊格尔顿是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其广博的知识、充满智慧的思想以及独具一格的论战风格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以及伊格尔顿的着作，本论文对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是建立在文化理论家威廉斯的文化思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文学评论家本雅明的生产理论之上的，使自己的文化理论独具特色。伊格尔顿在研究文化理论之前是先研究的文学理论的，又从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后，提出自己的文化理论，认为我们应该走向一种和谐，共享大众文化。伴随着文化理论的终结论，伊格尔顿给予回应，认为宏大的理论没有结束，即使至今没有学者提出过类似于伟大先哲们的理论，但是不代表文化理论已经结束，而是我们应该努力让文化回归那个纯理论时代。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也许不是最精彩的，但是他的理论在与别的理论家进行比对时可以看出其文化理论的创新性与超越性。当然每个哲学家的理论都不是完全正确的，伊格尔顿也不例外，他的文化理论有优点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度，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方面可以看出其理论观点的局限性。

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及其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论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2）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2016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4）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与现代自我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8）人类解放的审美之维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及其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D]. 王鹏.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2)
• [2]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范小娟. 浙江大学, 2019(07)
• [3]2016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J]. 崔柯,兰善兴,杨娟,祝东力.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7(03)
• [4]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转向研究[D]. 李隽. 山西大学, 2017(02)
• [5]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蔡正丽. 安徽大学, 2017(08)
• [6]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批判理论研究[D]. 周思钊. 山东大学, 2016(02)
• [7]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与现代自我认同[D]. 孟君. 山东大学, 2016(02)
• [8]人类解放的审美之维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思想研究[D]. 文苑仲. 东南大学, 2016(12)
• [9]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王奕骅. 燕山大学, 2015(12)
• [10]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研究[D]. 张鸿鹭. 黑龙江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