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援外资金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管理

一、争取外援资金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骆明婷^[2]（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李欣^[3]（2020）在《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绿色发展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涵之一。长久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耕地问题,因为其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资源。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耕地和水资源的保护压力日趋增大,传统的过量投入化肥农药来追求高产量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日益脆弱。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台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在宏观层面上首次提出了耕地休耕这个概念,开展耕地轮作、休耕等相关探索。自此,我国在部分省份逐步开始实施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黑龙江省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全国最大优质粳稻主产区。近年来,土地硬化、酸化以及土地肥力的退化日益严重,导致黑龙江省部分水稻种植地区的土壤质量逐渐下降,为耕地资源的永续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要求,2018年在现有休耕试点区域基础上新增黑龙江省作为水稻休耕试点。因此,黑龙江省实施水稻休耕制度势在必行。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休耕制度生成生态溢价已经是不争的客观现实。休耕生态溢价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制度红利,通过政府实行休耕行动计划,整合政策资源形成集中的休耕活动投入,其生态溢价成果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能够转化为经济剩余。本文运用农业可持续发展、供求均衡发展等理论,阐述了生态溢价决定因素、生成条件以及机理,指出生态溢价是一个生态系统平衡（均衡）状态溢出的生态价值,提出了休耕生态溢价需要设计核算体系以及核算方法,确保生态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匹配关系。其次,水稻休耕制度生态溢价不仅是人与大自然之间冲突缓解的有效途径,也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将休耕生态溢价作为一种博弈结果,显示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户和市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水稻休耕生态溢价实现路径的影响与作用。引入贯序均衡分析框架,展现了水稻休耕制度生态溢价可能出现的完美均衡、适度均衡和持久均衡三种情形。正视水稻休耕生态溢价是一种不确定性结果的利益博弈,进入充分的博弈策略空间,考察政府休耕政策激励的公平性与休耕者可靠忠诚的策略博弈行为选择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角度,讨论水稻休耕生态溢价激励结构的制度设计以及路径实现、选择和优化。引导利益主体充分博弈是促进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生成的有效路径。再次,为进一步了解休耕现状,采用调查问卷方式,针对土地肥力、农户经济收益、休耕意愿的收购价格等五个方面,构建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对样本进行休耕政策效果实证分析。用归纳总结和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国内外国家和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实现休耕生态溢价路径的经验和做法,提出了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黑龙江省依靠市场化实行水稻休耕的五常市北大仓水稻科技有限公司,估算了其水稻休耕生态溢价以及分析了市场化实现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最后,提出了深化休耕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生态溢价的对策与建议,即水稻休耕制度实施要注意差异化、政策经济补偿要公开透明化、让农民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博弈主体,把休耕产生生态溢价活动转化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等等。土地休耕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土壤产能的有效安排,积极稳妥地推进水稻休耕制度为推动我国粮食安全和使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加速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强化农民增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邴波^[4]（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新疆的独特地缘及多元文化所塑造的新疆形象对建构国家形象的意义重大。而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参与建构新疆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重塑了人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多维性,从文化维度来看,建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家理想与现实中“和谐中国”建设目标相融合的产物。建构与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确立文化共同体,又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相一致。本文主要以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生产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田野调查、史论结合等方法,结合文艺学、电影学、文化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影视传播学等理论,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的生产、传播、影像化变迁相结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挖掘电影译制、发行、放映、“走出去”、获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重点探究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如何建构理想化的国家形象,思考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表现规律,为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表达、策略,重点在于生产、传播及表达。绪论部分是全文的引言,阐释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概述本文的研究中心,界定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建构部分。通过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与“和谐中国”国家形象、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构新疆形象对国家形象的意义,为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是文章的历史回顾部分。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影像变迁。依据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的时代烙印,将国家形象的影像生产与传播分为“新中国”（1949—1966）奠基期、“新时期”（1977—1999）拓展期及“新世纪”（2000年以来）繁荣期三个阶段,探讨各阶段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家形象塑造与各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其建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追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重点展开部分。采取文本分析法,定位不同变量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借鉴媒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生态人类学的“空间”理论挖掘地理空间、地理景观及生态空间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空间表达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向度方式展示了国家形象,使观众可以通过空间认同获得国家归属感。第四章借鉴性别理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分析,展示性别与国家形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性别话语系统中透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第五章借鉴身份理论,探讨文化传统及民族身份多元化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如何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文化互动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作品中导演的家国情怀及融化于叙事中的家国同构模式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坚守者的导演形象塑造,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倾向。第六章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影视民俗学相关理论,将影视民俗表达的多元一体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多元化”侧重于各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发展与同一少数民族电影中不同类型（物质、社会、精神）民俗文化的多层展演,而挖掘民俗和谐文化因素及以集体记忆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则成为实现民俗文化“一体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第七章针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构及传播国家形象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新疆的特殊地缘性决定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要考虑如何将“战场”与“市场”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回归电影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针对电影在影像化建构及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从创作者来说要提升内容质量,书写真实新疆故事,汇聚新疆正能量;从传播者来说,架设好电影桥梁,传播和谐国家形象。结论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全文作出总结,展望未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且对实现国家形象的理想化表达提出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赵美艳^[5]（2020）在《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及其完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都将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努力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一直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增强了受援国自主发展的能力,丰富和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对外援助,巩固发展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外,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援助理念的对外援助实践,丰富了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推动南南合作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过去近70年的历程里,中国对外援助的内容、形式、规模和制度几经变化,配合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工作,为维护国家利益、拓展外交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对外援助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乃至整个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正日益增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也登上了国际发展合作的舞台,提供的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国际发展援助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然而对外援助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和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切入点,还有一些亟需改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对外援助目前尚没有一套专门的法律,仅有零散的部门规章。作为政府的一种对外交往行为,对外援助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对外援助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要有法律依据。有了对外援助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对外援助行为才会更加透明,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才能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有更多的了解,避免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和指责。二是对外援助决策、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碎片化,援外部际协调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与对外援助的现实需要差距还较大。三是监督评价制度不完善。目前对援外项目的监管只有对外援助管理机构自身（2018年3月之前为商务部,2018年3月之后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织的监督和评估以及财政部对援外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缺乏外部监督评价机制。从国际法的视角来看,对外援助有可以适用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条约以及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1）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都制定了对外援助的基本法。（2）这些为中国的对外援助立法提供了借鉴。此外,传统援助国较为成熟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评价体系也可以充分借鉴,以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随着中国对外援助各领域制度的完善,中国的对外援助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从而能够更好地主动设置国际发展议程,引领国际发展援助规范,在国际发展援助机制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等方法,从制度的视角对对外援助做出不同阶段的划分,结合具体的对外援助案例分析在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欠缺之处以及其他国家在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做法,为中国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建议。同时,将对外援助制度的完善提升至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高度。本文除绪论外共分四章。绪论部分主要是提出研究问题,对国内外学术界在对外援助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文献综述,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对对外援助、制度、机制、治理结构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引入了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并提出了适用于中国对外援助制度演变的分析框架。第二章从对外援助阶段划分、规制的演变和管理机制演变的维度介绍对外援助制度的演变,并根据提出的对外援助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其背后的演变逻辑。第三章分析对外援助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欠缺,并以具体案例分析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组织管理。为对外援助立法提供国际规制依据,并对比发达国家在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做法为中国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借鉴。第四章提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和原则,分析中国对外援助制度的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外援助制度在法律体系、机制建设和保障制度方面的完善建议。制度完善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治理能力,参与全球治理。这也是当前中国一系列改革推进的目标。对外援助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突破口。因此,本章还在分析全球发展治理新格局的基础上,论述中国如何以对外援助为抓手更好地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发展治理中。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完善对外援助制度势在必行。中国应该进一步深化对外援助改革,完善对外援助的法律体系,完善对外援助的管理体制和监督评估机制,从而更好地应对国际发展援助格局的变化、更好地服务于参与全球发展治理。

王一言^[6]（2020）在《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影响因素研究 ——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新中国建设的初期,中国就与非洲国家结下了深厚友谊,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继续深化中非关系是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中非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分量更重,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已成为中国对非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实现了资源互补和彼此获益,这是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基础和前提。具体来说,非洲大陆土地广袤、土壤肥沃,但非洲国家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而中国拥有丰富、先进的农业技术,中国对非援助将快速提高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加速非洲大陆的土地开发,从而实现中非之间的资源互补,最终让双方在农业援助中受益。建国以来中国对非洲大陆提供了大量农业方面的援助,促进了当地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自上世纪50年代末至今,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管理模式的演化经历了从国家统一配置资源模式,改革开放下的承包管理模式到现如今大部制改革下多部门共同合作参与模式。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模式的变迁与中国自身经济制度改革及国家战略变化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多部门共同合作参与模式促进了援助模式的创新,大大提高了援助效率。本文研究的焦点在于何种因素影响了对非农业援助中政府高效率跨部门合作的形成。通过系统地梳理援助效果的影响因素,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框架。首先,本文从对非援助及跨部门合作这两个定义入手,在梳理各类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中国援非农业的历史进程与发展现状,并通过研究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模式的发展历程,归纳出政府跨部门合作在对非援助中立足并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通过对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跨部门合作实践的研究分析,总结归纳出影响跨部门合作成效的三点因素,分别是文化因素、市场因素和政治诉求,并得出一套相对应的效果影响机制的假设。接着,分析三个影响因素在具体案例中对援助效果的影响情况,从而得出相应的理论框架。最后,运用理论框架对正反案例进行演示。结合实际情况及案例分析,最终总结出可在今后援非工作中进行推广的经验,并通过借鉴国外对外援助中跨部门合作经验进而提出对策和建议。总而言之,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是期望在中国对非农业跨部门合作援助经验中,探究出影响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对跨部门合作机制的理论框架进行梳理,并且探明跨部门合作机制的运行过程,以期为我国今后的对外援助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在新时代下,我国不断打开胸怀、融入世界,并且积极地传播中国模式和经验,但只有系统地建立起相关的理论框架,才能助力于中国模式的发展,更好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昝瑞语^[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为南南合作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连心”,在加强政府间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外民间交流合作。社会组织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对外友好合作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整合社会资源、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贡献颇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通过社会组织从事对外援助,既是提高援助效果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其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取得较大成效。201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如何引导社会组织在民间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中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组织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鉴于中国社会组织已经具有较长时间援助非洲的基本经验,通过梳理总结其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援助领域、实践模式以及面对的现实考验等问题,可以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民间交往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参考借鉴。论文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理论资源,回顾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介绍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及影响,揭示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论文的框架结构由6个章节构成。第1章为绪论。这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这一章首先对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然后阐述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即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转型、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最后,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第3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国际合作理论、社会共同体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国特色慈善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例如参与式发展理论、西方现代慈善理论、第三部门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本选题研究的理论资源。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工作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为参考借鉴。第4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人道主义类援助、医疗卫生类援助、教育类援助与能力培养类援助等4种主要援助类型和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程虽然不长,但对非洲的援助涉及多个领域,并取得了显着成绩,这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第5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影响。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主要有4种,即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与中资企业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独立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等。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深化了中非间合作、提高了中国国际形象、改善了被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第6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社会组织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暴露出的自身问题,主要是公信力整体不高和海外行动能力不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也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即对外援助相关法律政策缺失,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被援助国家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差等。对此,必须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社会组织国际化的能力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资助网络,加强对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综上所述,论文的学术观点创新是:（1）论文强调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转型发展、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在此基础之上,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2）论文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援助、教育援助、能力培养,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与中国政府合作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模式、与海外中资企业合作模式、独立运作模式,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模式;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助非洲的能力、深化了中非间的合作内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了受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3）论文强调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海外行动能力不强,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时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还存在着国内外环境的约束,即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舆论环境不佳、资金渠道有限、受援助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等。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的法律法规,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资助网络,加强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从而,从整体上做到了学术观点的创新。

白瑞^[8]（2020）在《日本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发援助研究（1958—1997）》文中研究表明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开发援助源于日本战后赔偿。自1958年日本与印尼建交,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对印尼的援助历经从“赔偿支付”到“经济合作”、从“援助者”到“心心相印”的伙伴关系、从经援外交到经济援助政治化的变化过程。通过日本对印尼援助的阶段性分析可知,日本对印尼援助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在国内外环境相互作用下,日本的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及实施路径会发生相应的调整。日本的援助主要以日元贷款为主、无偿赠与及技术合作为辅。为更好地分析日本对印尼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及成效,文中特以日本对印尼援建的大型基础设施雷农发电厂为例,进行详细论述。事实证明,援助对于日印尼双方来说皆收益颇丰。日本的各项援助不仅为印尼未来30年的“新秩序”奠定基础,也改善了日本在印尼的国家形象,为日本谋求“正常化”国家诉求赢得支持。日本对印尼的援助受日本、印尼及美国因素的影响,且从注重日本自身经济利益,转向促进印尼社会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双方逐步从传统的援助国——受援国关系向平等、互惠的发展伙伴关系范式转变。日本对印尼的援助以利己优先,本质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李宁^[9]（2020）在《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对外促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对内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同时,我国则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外交领域应充分重视国际援助工作,贯彻落实好中央统一部署、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国际援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自二战以后开始兴起。随着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战略需要,国际援助成为各国重要的外交政策手段。在此背景下,国际援助不断发展,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也不断丰富。国际援助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构成,折射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态和未来趋势,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一直关注这一领域,其中尤以发展经济学对国际援助现象的解读最多。发展经济学从受援国发展需求角度出发,研究国际援助如何有效地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国际援助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我国当前国际援助的指导思想相契合。在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国际援助正在发生显着的变化,进入重要的转型期,因此我国的国际援助政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际援助政策的效果评估体现国际援助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国际援助工作的指引,将国际援助政策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以直接衡量生产要素的经济性投入产出、成本收益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注重局部短期的要素投入产出的经济效果;第二层级,以衡量不同制度、发展模式的要素合成的综合效应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中长期效果作为取向;第三层级,以不同国情下趋同价值观的综合视角的权衡和决策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趋同的价值取向进行整体战略方向布局。“新时代”要求我国的国际援助工作实现综合的长期效果,为防止片面和短视,当前我国国际援助政策的效果评估必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考量。借鉴生物学领域的共生效应理论,将生物之间共存发展的互动生态关系,引申到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互动国际关系,有助于深刻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蕴,有助于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共生视角下的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可以使国际援助的利益动因和发展机制得到凸显与认定,可以使资源利用价值在共生关系中得到全新的拼合与扩展,可以全面衡量国际援助的综合成果,从而为我国国际援助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本研究首先梳理国际援助的主要理论思想,揭示思想演进对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深刻影响,提出共生效应在评估援助政策效果方面的理论价值;然后比对总结国内外国际援助实践的政策效果,说明不同价值观视角是国际援助政策的根本动因,也是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决定因素;进而以共生效应视角,展示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双向互动利益效果,开展我国国际援助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研究;最后给出了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的体系建设方案,及其在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方面的应用价值。本研究提出:在援助双方具备共生效应条件的情况下的效果最佳,故应以共生效应作为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评估视角,选择恰当的共生层级,运用量化的评价。在受援国获得实际利益的同时,援助国通过对受援国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上的价值观引领作用,可以取得相对长期可预测的战略效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期外交理念即是共生效应理论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国际援助有别于其他援助国独具特色的价值观视角和政策取向。本文的创新在于:一是在共生效应的视角下构建了三个层次的援助主导思想理论逻辑分析框架,完成了援助的思想理论层次与实践类型的对应;二是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理论梳理、历史经验比对和面板模型分析等三合一的综合研究方法,理论推导和量化分析相互衬托,从而证明研究结论的合理性;三是提出符合共生效应条件的援助更加有效的政策效果评估结论,并在共生关系基础上构建了国际援助的治理体系和政策效果评估体系框架,为国际援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本研究坚持科学化和系统化的研究原则,从国际援助的历史出发,结合中国发展援助的历史与现实,通过与西方主要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总结国际援助领域的中国理念和路径,进而探究中国国际援助的新优势,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唐庆华^[10]（2020）在《杨凌示范区农业援外人力资源培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援外人力资源培训项目是中国政府开展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援外培训在服务服从国家对外交往整体布局、促进经济贸易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挖掘发展内生动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国最早设立的国家级农业高新区,杨凌示范区从2005年开始承担由国家商务部、科技部等部委主办的涉农援外人力资源培训项目,2011年,国家商务部正式在杨凌挂牌成立中国旱作农业技术援外培训基地,该基地主要承担对发展中国国家的农业援外人力资源培训项目。经过15年的发展杨凌农业援外培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培训资源统筹、品牌建设、后期反馈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杨凌农业援外培训高质量发展。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愿在陕西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的倡议,为杨凌的农业援外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通过对杨凌农业援外培训现状的总结分析,提出对应的提升措施,最终促进杨凌农业援外高质量发展。本文在详细梳理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来援外培训特点与发展趋势,分析了杨凌示范区农业援外培训发展现状,并对杨凌示范区农业援外培训发展现状、管理模式、培训成效等培训相关环节进行了对比研究,提出了制约杨凌示范区农业援外培训高质量展的因素。通过实地调研福建、上海等地援外项目承办单位的管理经验,并在借鉴日本、德国在援外培训项目管理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杨凌农业援外培训质量提升的相关措施。通过研究发现杨凌农业援外培训在项目执行、资源统筹、课程体系建设、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不足,为充分发挥基地作用,助力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设,杨凌示范区需要突出农业培训特色,加强队伍建设、资源统筹、课程研发、项目实施等环节,紧紧围绕突出地方特色,聚焦培训品牌建设,打造一批现代农业精品课程,提升杨凌农业援外国际影响力和综合效益。

二、争取外援资金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争取外援资金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及其完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影响因素研究 ——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日本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发援助研究（1958—1997）（论文提纲范文）

（9）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杨凌示范区农业援外人力资源培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争取外援资金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D]. 李欣.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4]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邴波. 山东大学, 2020(09)
• [5]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及其完善问题研究[D]. 赵美艳. 外交学院, 2020(08)
• [6]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影响因素研究 ——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D]. 王一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D]. 昝瑞语. 吉林大学, 2020(08)
• [8]日本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发援助研究（1958—1997）[D]. 白瑞. 河北大学, 2020(08)
• [9]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D]. 李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杨凌示范区农业援外人力资源培训发展研究[D]. 唐庆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