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观”本质的新解读——科林伍德历史哲学的两个选题

一、《历史的观念》要义新诠——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二题（论文文献综述）

黄涛^[1]（2021）在《现代自由理论的路径歧异 ——马克思与伯林自由观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自由是现代哲学的最高问题,也是现代政治的最高原则。无论其作为哲学问题还是作为政治理念,自由在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都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和嬗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所谓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自由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性中的实现路径和目标选择。围绕这一问题有两种最着名的理论立场,那就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和作为批判及超越资本主义之解放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其自由理论有广泛影响,并与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在哲学基础和社会政治目标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政治立场出发,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与伯林的自由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期待以此深化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精神的理解,同时深化对现代性视域下的自由问题的理解和阐释。“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是马克思全部革命批判理论的最后旨归,因此自由观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重大主题。马克思自由观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主张是把人的自由看作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目标和动力,并将人的自由具体规定为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的统一,始终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强调只有在超越了资本主义异化之后实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上,人的自由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其表现形式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在多元主义价值观和和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为核心的自由观,以此成为当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最有代表性的学说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伯林对马克思自由观进行了系统的批评,这些批评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本论文从马克思哲学基础和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和伯林自由观的理论来源、理论内涵和理论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来回应以伯林为代表的主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马克思学说的挑战,探讨马克思自由观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并以此深化我们对马克思革命批判理论的整体理解。本论文的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追溯了西方近代思想史中马克思和伯林自由理论各自的三个理论来源。关于马克思自由观方面的理论来源,这一部分研究了卢梭开创性的自由概念和公意理论,深入讨论了康德从知识、实践、审美三个角度建构的先验自由概念,追述了黑格尔的自由理论。关于伯林自由观的理论来源,这一部分分析了贡斯当、密尔和赫尔德的思想在自由观方面对于伯林的深刻影响。哲学理论来源的不同,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和伯林对自由概念本身和自由具体实现路径的不同理解。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马克思和伯林在自由概念及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三个方面的差异。从自由概念的内涵本身看,这一部分侧重于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与人的自由的关系理论和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关系理论进行了对比,指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这一理论背后有对于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的实践思考。而伯林的积极自由则容易出现独裁主义和集权社会,正如其消极自由的提倡容易导致放任主义;相对于导致独裁主义和集权社会的积极自由,伯林更喜欢导致放任主义的消极自由,在他看来积极自由取消了人的类本质,而消极自由肯定了人的类本质。关于自由问题的历史维度,这一部分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伯林的多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比较研究;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理论来研究自由问题就形成了历史自由观,在马克思的历史自由观看来,自由与历史是同步发展的,人类自由与人类历史也是同步前进的;伯林多元主义历史观强调历史解释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才能保证多样性、差异性和具体性的可行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由选择。关于自由问题的价值维度,这一部分围绕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学说和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与选择自由进行了对比分析;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部自由,其实质就是一种历史自由思想,表现为实现以人为本这个原则;伯林价值多元论强调多样性,认为在客观存在的不同的价值之间,不仅这些价值是互相不可通约的,而且它们是完全不相容的,这也就决定了人们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原则中,都不能拥有全部的价值,只能在多元的价值中进行选择,根据自己所受教育和经历,甚至自己接受的信念进行选择。于是乎就产生了选择自由。第三部分研究了马克思和伯林自由观中的人性观和公共领域理论的不同,指出马克思强调自由个性,伯林则朝强调多元人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之来源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劳动是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解决,劳动过程中,人本身的各项能力和创造性的发展,就形成了人的自由个性;伯林建立在价值多元基础上的人性论则突出了人性的多元性这一特性。在关于自由在公共领域内的实现路径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强调社会自由,伯林偏重个人自由;马克思认为人只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所发现的规律,在实现社会自由的基础上,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就一定能实现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实现;伯林认为个人所能做到的只是遵循自己个人理性的召唤,根据个人理性在多元的价值之中选择最符合个人需要的价值,以实现个人的自由。这一部分还探讨了马克思自由观与历史决定论关系,以及伯林自由观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并对两者进行简单比较分析,指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物辩证法因素,使得历史决定论具备了科学性和现实性,而伯林把浪漫主义理论引入到自由主义理论之中,则实现了自由主义的新发展。

姚志鹏^[2]（2021）在《荷兰历史HAVO中央考试材料分析题（2015-19年）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日益频繁。在教育方面,我国为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已经开始面向世界,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荷兰,作为坐落于欧洲大陆西端的发达国家,经济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样,荷兰的受教育程度、教育质量和水平在世界上也都是遥遥领先。荷兰也有“高考”,名为国家考试（Het Eindexamen）,它的成绩主要由学校成绩（Het Schoolexamen）和中央考试成绩（Het Centraalexamen）两者相结合。在每年的五月份举行的中央考试中都会有历史考试。荷兰的历史中央考试主要有VWO和HAVO两种。材料分析题是考查学生历史认知能力的重要题型。对于高考试题的研究一直是历史教育界研究中的重点,而在高考试题中占有极高比例的材料分析题,更是因其综合性而受到广泛关注。荷兰历史HAVO中央考试的材料分析题极具特色。本文希望通过对荷兰2015至19年的历史HAVO中央考试材料分析题的研究,对材料分析题的命制和历史教学提供一些启示。

王佩^[3]（2020）在《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历史观的冲击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重视历史,以史为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世纪以来,习近平就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和国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了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当前由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深和扩大,加之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社会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重新泛起,它以“反思历史”为由,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道路等秉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潮,干扰了大学生对于历史史实、历史认知和历史方法的正确把握,冲击了大学生对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发展道路的自信,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科学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为了帮助大学生形成科学的历史观,构建和巩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本文将历史虚无主义与大学生历史观相结合进行了研究。论文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法和比较法梳理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来源发展、基本内涵及当代的表现形式,通过与唯物史观的对比揭露其唯心史观的实质,同时对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概念进行了解读,强调了树立科学历史观的重要作用,随之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观之间的逻辑传导机制,为方法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当前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网络新媒体的迅速传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大学生在历史虚无主义方面的引导不足和大学生个人的认知及心理发展水平有限,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在历史本体、历史认识、历史方法、历史情感和历史自觉等维度造成了冲击。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历史观造成的冲击,通过其原因的分析论文提出要在宏观社会背景下加强主流意识宣传教育,规范思潮传播机制;在网络空间中要加强网络媒体的监管治理,掌握网络的主动权与话语权;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历史观教育实效;大学生自身方面要提升自己的素养水平,自觉抵制不良影响等具有可操性的措施,力求实现从社会、网络、学校和大学生自身上说明应对这种冲击的现实可能性,将主动消解措施转化到现实的实践当中去。

李四川^[4]（2020）在《《道德经》“法”内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哲学的性格是向上、开放与思辨的,它起点始于人的思维而终于无垠的宇宙;法律的实践是形而下、具象与理性的,起于暂被认同的价值,而面向纷繁复杂的社会。法律秩序形成过程中,哲学的功能在于诠释而非创造。如果要探寻中国法理论的历史之维,很显然不能止步于先秦法家及其对法概念的阐释,这是因为法家“法、术、势”等理论框架的建构,更多是基于服务于世俗世界而提出的一种相对“形而下”的政治统治手段,在此之上,“法”的形成还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思想史整合过程。真正对中国法理这一概念标定“最高思想坐标”的是包括黄老学派在内的道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老子开创了“道”独有的哲学本体论。“道”（及其相关或同体异名概念）的发现,阐明了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最高境界,同时也为讨论法的内涵、理解法的起源与形成提供了哲理支撑,成为中国法理的独有表达。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已经开始把“道”和现代意义上的规律、法则、道理等联系起来。有关于中国古代道德法则的绝对性与普遍性,在先秦及两汉时期被演绎为“道”,这一概念被浓缩为一切规则的源头,人类的礼法生活正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道”就是从一般的规律中抽象出普遍的、绝对的、最高的规律,以此作为还原宇宙本原、规范世俗政治的真相。但是在“道”之外,老子还创造了一系列复杂的概念来证明“道”的形而上学,我们把老子阐释“道、德、仁、义、礼”的法哲学及其“一/极”“上德/下德”“有/无”“然/自然”等概念的做法统称之为“道”思想中的“法”内涵,它满足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道”与“法”关系的想象——“道”可能是中国古代法之理抽象的、独有的表达。正是老子这一形成观念的“法”的提出,成就了战国时代稷下黄老“道法”学派（形成体系的“法”）,黄老“道法”学派与韩非法家在老子道德学说的基础上“援法入道”,进一步深化了“道法”的价值体系以及“道”与“法”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法家“中国法”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形成工具的“法”）。本文除“引言”与“结语”之外,按上述思路将正文部分设为四章:第一章,阐明《道德经》“道”的逻辑与内涵。老子将“道”的本体抽象地建构于“一”和“无”中,把这些概念合在一起加以讨论,开创了“一”“无”的哲学体系并将之作为万物和世界的根本,它类似于“道”,是同于“道”的最高真谛。“以无为本”或者“有无相生”的“道”是绝对存在的,它居于最核心的本体状态,它虽然被建构为虚无的“无”,但其本质却是绝对存在的“有”。其目的是为了说明“道”是理解自然的最高准则,它超越春秋时期僵化的宗法政治体制,转而寻找强调无为、自然、变动的“善法”体系,所以“道”还具有“孔德之容”的最高价值规范——赋予“道”以“德”的价值属性——一种超越世俗功利性的“利”、规范属性的“礼/刑”、自然意志的“天命”的超验性存在,圣人对“道”的效法并非简单的模仿,其中深蕴了圣人如何涵持“德”而体认“道”的内在前提,由此“道德”在老子思想中首次出现了紧密关联。“道”既具有探寻理则之道的哲学本体论抽象思维,即认为法是由道所建构起来以遵循事物内在本性的规范与准则,又将礼乐杀伐等具体的政治国家治理手段同抽象的自然无为学说相结合,在本源之道与理则之法间建构起治国理政的路径。第二章,阐明老子“无极太极”思想的“法”内涵。《道德经》“法”的内涵本质上反映了老子用其完整的道学体系与论着来论证“道”（“极”）作为最高的“法”（援道入法）以及人定法由“道”（“极”）所生（由道生法）的一种学说。老子认为“道”与“太极”同体而异名,它们都是万物的根源与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道体的极叫做“太极”,“太极”的流行即为“道”。“太极”是用来统一阴阳、五行观念的最高范畴,它既是自然秩序的本体,又是万物生成的逻辑。作为混沌与有序的统一体,“太极”既是自然本体混沌的样式,也是自然秩序的样式,由此而为“法”的形成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经》以“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的哲学命题证成所谓“太极”（“道”）是宇宙世界的本体,并明确人在道德秩序原则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宋代理学家在《道德经》“大一”和《易》“太极”思想的基础上,创制《太极图说》及其解说,将“太极”与“二气五行”归纳为“体用”的关系,沿着“体用一源”且“体立而后用行”的逻辑顺序,不难发现“太极”既是自然秩序的源头,又是“二气五行”所推衍出的万物的各自法则。世界万物既蕴含着“太极”之“道体”,也蕴含了“二气五行”之“用”,是中国传统朴素的“自然法”思想。第三章,阐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法”内涵。“道”的指向是自然的,因而人类法的滥觞也是自然的。老子认为,自然先天地生,不学而能,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正因为自然的绝对存在与不可证,唯一的方式就是顺从其本性,“人不违地,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自然本身由阴阳相合,周而复始,无为无造。“自然”作为命、数、理、道等,它是事物的不同秩序、法则与规律;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它表现为事物的本性;作为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它具有自主性活动和自我造就。从“自然法”这个角度来看,它蕴含了相对于人类活动的的标准、准则、规范以及境界等的意义。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地——天——道”的秩序推演模式,可能“道”是自然秩序中占据位阶最高的礼法。将道、天、地、人这“域中四大”的关系通过“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的法理串联起来,把自然界的辩证关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本体论与实践论相互串联起来,形成一个逻辑缜密的自然世界的哲学体系。第四章,从黄老与法家对法理的具体阐释看老子“道”思想与早期法律制度的内在关联,阐释中国法的来源与根据,从而进一步明晰中国法的思想史渊源。先秦时期“法”观念的形成大致有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即“礼法”,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宗法伦理。第二条路径即“刑法”,战国时的法家将“法”从“礼法”中剥离,强调“以法治国”“以力假仁”,建构一套以“齐一”为原理,以“刑赏”为核心的兵刑合一制度。第三条路径即“道法”,“道法”源自老子“无极太极”与“道法自然”学说,后经黄老学派援法入道,为道法家建构出一个“王霸杂之”的社会治理模式。春秋战国时期时代的社会转型需求呼唤既有统治理论高度又有符合社会实际切实可行的思想,因此,先秦的黄老学派和法家学派一方面吸收了老子思想中的虚静无为理论,另一方面阐扬了自身对于形而上的“道治”与形而下的“法治”的主张。道法家则在赓续老子思想之外,吸收和改造了法家的一些政治主张,重新在“法治”的语境下解释《道德经》的“法”内涵。黄老“法”理论的呈现,重在解决西周以来社会秩序、社会规则理论方面的缺失,通过“援法入道”推衍出社会应当遵循的法则。法家学派较为关注社会现实,在韩非时代,法家思想兼该“法、术、势”,因道而全法,把老子“法”内涵视为其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形成了“法体道用”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两派思想可以说是相互交错、互为补充,并与老子“道”思想的“法”内涵构成一体两翼的关系。总之,老子《道德经》作为“法”意义上的“道”,既回答了作为自然意义上的“道”与作为规范意义上的“法”的体用关系,也为追问中国法的渊源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答案。与此同时,老子在“道”之外对于“太极”“一”“自然”等其他概念的提出,也为明确中国传统法的价值属性以及编织中国法理的精神网络提供了哲学依据。

林宏^[5]（2020）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时空观念培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首次提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其中作为历史学科本质体现的“时空观念”,从过去教学的约定俗成正式走向台前。作为历史事件基本构成要素,“时空观念”在学生系统学习历史事件、人物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查阅相关理论着作、文献并结合笔者实习期间所获经验,对“时空观念”概念从哲学、历史学等角度进行了科学、系统界定,明确了中学历史“时空观念”含义,详细总结了时空观念对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意义。为有效了解一线高中历史教学中“时空观念”素养落实情况,本文以调查问卷方式,对当下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时空观念培养现状进行初步了解,从中发现实际教学中存在师生“时空观念”素养认识不足、教学设计固守传统和师生课后交流缺少等方面问题,并从历史教师、学生、教材和学校管理四方面进行了原因剖析。依据问卷调查所发现的问题及产生原因,本文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活动为中心,并结合自身教育实习经验,依照“课前-课中-课后”的流程,从加强师生素养建设、注重“时空观念”教学活动设计、完善师生课堂活动评价三个方面探索培养高中生历史时空观念的具体措施。其中,为充分说明“时空观念”教学活动设计,本文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板书设计、作业设计等具体落实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为高中历史教学提供参考。

许振江^[6]（2019）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学界兴起了对改革开放及其历史的研究热潮。开展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应当在阐述“改革开放史”的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明确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多种范式共存与争鸣条件下,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互鉴融通,乃至构建适合改革开放研究的新的研究范式,促进改革开放研究框架体系的搭建和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当下深化改革开放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存史、资政、育人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价值同样体现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后来居上,实现了由“后卫”到“排头兵”的飞跃。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也经历了萌生与初生、规范与兴盛、全面发展的阶段。新时代,上海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承担和肩负起越来越多的改革试点工作,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鉴于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现实及其未来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就研究领域而言,从最初的政治、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契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践主题的历史定位。就研究现状而言,相较于生态领域改革的研究而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是成果较多的领域,其中尤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为甚,这与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并实现突破有着密切联系;社会领域的改革建设,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因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旨在发挥“上海经验”的借鉴参考价值;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起,上海在城市生态建设和体制建设方面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相较于其他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就国内研究而言,学界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与分期、浦东开发开放、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与医疗改革,城市综合治理和党的建设等主要问题。对上海改革开放,海外学者和机构也予以相当的关注,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与全球化关联,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体现为对外资投资、产业转型升级、政府与市场等问题的关注;其二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诉求,表现为对上海建设全球中心城市路径、挑战和机遇的研究;除此之外,对上海的移民、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整体而言,这些研究问题背后是学界对“怎样发展上海、发展什么样的上海”问题的关怀,是对新时代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怎样研究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就研究方法而言,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学界综合各类研究方法的特点,实现了文献研究法、社会史学、口述史学、定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等各类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各类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应当客观公正看待,坚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切忌过分夸大或贬低,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在研究成果方面,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图书、报纸文章的形式的呈现,其中论文成果数量是其中占比最大的,其次是图书成果。除此之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报告、资政报告、视频影像成果,成果类型呈现形式多样化。就学术影响力而言,以成果的被引量和载体影响因子而言,不同类型的成果在被引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被引量要多于图书的被引量。刊载研究成果的主要期刊的影响因子总体偏低。因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在影响力方面还有待加强。就研究力量而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国内高等院校、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力量。除此之外,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及部分档案馆、纪念馆、区县史志部门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力量。在海外研究中,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构成了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尤以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为主。尽管当下的改革开放研究比较热门,但是研究面临的问题仍不可忽视,比如研究史料中官方史料档案封闭性问题,民间史料的发掘运用问题,研究人员不足、结构不合理且科研能力有待加强的问题,研究成果的资政育人效果转化,以及党史学科定位和归属不清晰导致的学科体系建设迟滞问题,等等。就未来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发展而言,本文认为要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研究人员和史料问题。在研究内容上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研究,注重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教训、实践模式的总结,真正发挥改革开放史研究资政育人功效的发挥,同时借鉴海外上海研究相关成果、经验和方法,全面深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未来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体现和注重对“人”的发现与关怀,加强对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中的争论等议题的研究探讨,以及通过在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定位和探究中建构改革开放话语,乃至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促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阐述和传播。本文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研究恰逢其时,正值当下。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改革开放予以“里程碑”和“历史性事件”的极高评价和定位,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顺应了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发展的趋势,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需求,其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巨变和飞跃;另一方面,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面临着“啃硬骨头”、“趟深水区”的困境,亟需打破体制机制和思想领域的桎梏和藩篱,因而总结研究改革开放历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理论支撑尤为重要。鉴于总结历史、服务现实和引领未来的多重需求,本文认为应该以当下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契机,将党史国史研究重心的后移,以深化当代中国研究。

周兴^[7]（2019）在《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以前,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较为落后的地区,儒学的传播也较为薄弱。然而,从明代开始,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思想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儒家学者群体。明代广东儒学的兴盛与广东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儒学以“仁道”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实现“仁道”的主要途径是礼的践履。宋明儒学尤其如此,其表现在道学成为宋明儒学的主流,它延续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仅从延续时间之长,就可看到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与宋明全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明代广东儒学也以道学为主流、实学为支流。本文重点考察广东各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理论及其格君、泽民的经世实践,探讨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第一章简述明代之前广东内部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两汉、六朝时期,粤西和粤北因地处岭南联系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成为广东经济的重心;隋唐时期,由于主要交通线转移到粤北,粤西衰落;宋元时期,粤中、粤东和海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广东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内地山区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广东内部文化中心的变迁亦大体同步,两汉时期粤西成为儒学中心,六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兴盛于粤中、粤北。两宋时期儒学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传播,为明代儒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叙述明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及明代前期广东儒学的初步兴起。明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广东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为广东儒家学者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虽然明初逐步确立起朱学的统治地位,但明初思想家注重在心上做工夫,潜藏着心学的发展方向。明代前期,广东学者丘濬和陈献章突破了朱学,其中丘濬不再做“明道”的理论工作而着力于“行道”实践,丘濬格君及推行礼教的实践表明他实际上转向了实学。陈献章则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学术宗旨,着重体悟“仁”的内涵,其弟子林光和张诩进一步发展了白沙心学的内在一面,但两人之学都很快沉寂。白沙学派对出处的态度表明,白沙心学难以将仁道落实于经世实践。第三章阐述甘泉学派如何将心学的理念落实于经世实践。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改造程朱的“敬”作为其修养工夫,并通过“心事合一”的理论将“敬”落实于“事”,从而将仁道落实到经世实践。湛若水通过格君和宗族建设的实践,要求将“敬”的工夫贯彻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湛若水弟子庞嵩和唐伯元都企图克服王学的空虚,庞嵩以甘泉心学兼融王学,而唐伯元则以甘泉心学批判王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心学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第四章叙述广东王学的理论及礼教实践。王阳明先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宗旨,其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明道与行道的合一,对仁道的理论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广东的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和杨起元最为显着。方献夫提出“知本”作为学术宗旨,然而在其理论结构中不重视“事”的一面。在嘉靖初,方献夫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以礼制合于人情作为理论根据。薛侃以“格物”为其学的核心,但强化了王学本体中的虚的一面,晚年的“格物”更走向了空虚。薛侃发展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作为落实仁道的主要途径。杨起元着重阐述“赤子之心”的内涵,并以“赤子之心”来落实孝弟慈等道德价值,但在理论上消解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工夫。第五章论述明代广东朱子学者的思想及其推进朱熹礼教的主要途径。其中,霍韬以“居处恭”发挥朱学持敬修养的工夫,并通过礼落实于“事”。他在“大礼议”中坚持宗法秩序作为礼的根本,同时致力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黄佐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其推行礼教的方式主要是乡约的制度设计。霍韬、黄佐分别将朱熹《家礼》、《增补吕氏乡约》的原则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这是他们对朱熹礼教的推进。第六章叙述明代中后期广东实学的理论及经世实践。陈建维护朱学而驳斥心学,但放弃探讨本体问题而偏向于研究国家的现实问题,转向了实学的经世方案。海瑞以心学为根基而以实学为归宿,其“养气”论塑造出其刚毅的道德人格,“万物一体”之说培养了他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心,其“行道”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改革。叶春及虽然继承了甘泉心学,但其学术的重点转向了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并且以推行乡约的形式落实仁道。总体上看,实学与道学有着紧密联系,在“明道”的层面接受道学的解释而不再作理论上的探讨,而将学术重心转向“行道”,但不以推行道德价值的礼教为主,而致力于探讨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末清初,广东儒者基本坚持以文经世的实学路线。第七章讨论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附带述及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就明代广东的儒家学者群体而论,道学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的成就更突出,而实学则在格君的政治实践中更成功。道学以推行礼教作为“行道”的主要方式,其礼教以心性修养工夫为根基,以宗族和乡约为主要形式,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生活,为民众奠定安身立命之基,塑造民众的人格,在提高民众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这在粤中、粤东表现得很突出。实学也重视社会建设,但侧重以礼仪制度来管理社会,礼教难以深入推行,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在海南可见到这一点。同时,礼教的推行不仅实现了广东与全国在社会风俗上的统一,而且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主导着社会生活。广东学者与外省学者共同缔造了明代的心学思潮,从而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融入中央王朝。明代广东儒学的成就在清代仍发挥着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康有为对心学的继承。康有为将心学的理念推向制度化,晚年以孔子之教为“国魂”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作为救国的根本途径。本文的结论是,明代广东儒学在改造广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礼教起着关键的作用。礼教是儒学的精华,礼教构建的文化价值系统为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儒家仁道落实于社会的结果。道学充分地发挥了儒家礼教的精蕴。道学以礼教落实儒家的道德价值,塑造了民众的人格,重建了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和社会的改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创新不可或缺,如何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加以解释,以适应文化各异的各地民众的需要,这就需要学者吸取本地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道学显然具有优势。明代前期,陈献章过于吸收佛教、道家的理论,在开创心学的同时,又使儒学的道德价值出现偏颇。明代中期,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对白沙心学进行了纠偏,将儒学的道德价值贯彻于经世实践之中,其表现是在礼教中将“敬”的工夫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外来的王学与甘泉心学的作用是相同的。以霍韬、黄佐为代表的广东理学家则将道德价值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明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实学逐渐兴起,儒学逐步向近代转型。从明代广东儒学的总体情况看,道学在以礼教改造社会、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能力,这既是明代广东儒学兴盛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原因,也是道学作为宋明儒学主流的原因。

黄英博^[8]（2019）在《历史解释在高中课堂施教策略的研究》文中认为历史解释作为历史核心素养关键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经提出,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与关注。而这与历史解释自身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首先,历史解释素养是历史核心素养中的核心内容,在历史核心素养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历史解释素养也是学生成功掌握历史知识,提升自身综合素养的一个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此外,成功学习历史解释素养可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思维和价值观,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提供诸多益处。其次,详细的剖析了历史解释素养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主要是从其在高考中考查范围变广,试题开放程度变大,考查综合性成分增多等几个方面体现出现的,从中可以看出历史解释素养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观念,有利于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次,为了更好的了解学生当前历史解释素养的培育现状,选取了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中高一高二的部分同学为例,进行了研究调查。通过研究表明,当前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培养情况不容乐观。其具体表现为,教师与学生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中,就学生层面而言主要问题为:基础史实记忆差、主动探究兴致差、迁移应用思维差、历史表述能力差等方面的问题。此外,就教师层面的问题来说,主要包括教师专业不高以及教师考核方式错误等问题。最后,根据调查问卷的内容,针对具体的问题提供如下的解决方案:首先是教师积极创设情境,培育自主探究;其次是合理运用史料,培育迁移能力;再次是精准解读史料,关注古今联系,最后是运用多种史观,关注学业水平。通过这些方法与内容的合理运用,可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可以为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合理培养创造条件。通过综合分析当前高中生历史解释素养的培养现状及施教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解释素养的培养方向和施教策略提出了有参考价值和可供借鉴的意见。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这在后期的研究中会进一步改进。

侯莲梅^[9]（2018）在《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提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撑。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是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这一精神无疑是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时代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承继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坚力量,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中国精神情怀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课题。为此,需要清晰把握其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估当前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的现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和系统阐释其内涵、价值、目标、内容、原则、方法、过程、结构和机制,建构系统的培育理论;在理论认知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探究出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的优化策略。第一,本文梳理总结了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中国传统社会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墨家“兼爱相利”、道家“道法自然”、法家“尚法变法,重力务实”精神培育思想,是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的思想资源;西方社会古希腊时期“整体主义”城邦精神培育思想、中世纪“信仰上帝”国家精神培育思想、近现代“理性主义”国家精神培育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是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的思想借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精神培育思想,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精神培育思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培育思想,习近平的中国精神培育思想,是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的理论指导。第二,本文客观分析了当前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的现状、问题及原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大学生对中国精神理论有基本认知但呈现不系统、浅度和不平衡特征,对中国精神有较深的情感、较强的趋向意愿与行动毅力、较为坚定的信心但不平衡性显着,普遍能践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但有知行不一、失衡等现象。当前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整体构架的关联作用及其薄弱之处是:“大学生中国精神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与“大学生中国精神自我教育”相互加强;“大学生中国精神认知”对“大学生中国精神践行”有作用但比较微弱,而“大学生中国精神情感、意志和信心”对于“大学生中国精神践行”具有较大的正向作用;“大学生中国精神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对“大学生中国精神认知”和“大学生中国精神情感、意志和信念”具有较大的正向作用,但对“大学生中国精神践行”作用不大;“大学生中国精神自我教育”对“大学生中国精神情感、意志和信念”和“大学生中国精神践行”发挥着较大的正向作用,对“大学生中国精神认知”表现出乏力的状态。当前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是大学生中国精神素养发展不平衡、培育内容系统性和现实性不强、求实原则和层次性原则贯彻不到位、培育方法针对性和创新性不强、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乏力,原因在于教育工作者综合素质良莠不齐、培育途径完备性和合力性不够、培育机制不健全、社会环境复杂和大学生个性发展不完善。第三,本文系统构筑了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的理论体系。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是遵循中国精神的生成发展逻辑和大学生中国精神品质的形成发展规律、以培养能够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根本目的、塑造大学生“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的精神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指引大学生成长成才、构筑大学生精神家园、增强大学生精神动力的个体价值以及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的社会价值。在目标上,旨在使新时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中国精神认知、产生高度的中国精神认同、树立牢固的中国精神信念、生成自觉的中国精神实践;在内容上,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国家意识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中国精神本体理论与实践教育、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家精神比较教育;在原则上,要坚持政治性与文化性相统一、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统一、民族性与开放性相统一;在方法上,除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教育引导和自我教育、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相结合的一般方法之外,还有必要采用“中国故事”讲述法、“中国经典”化育法、“中国精神”体验法、“中国榜样”示范法、“中国精神”养成法以及比较教育法;在过程方面,包含培育方案的制订、方案的具体实施、大学生对中国精神培育的接受、培育效果的评估四个循序渐进的环节;在结构上,具有中国精神本体型、主体复合联动型和双向互动型的基本结构,主导型和向心型的形态结构,由“低年级大学生中国精神的心理和理论知识构筑”到“中年级大学生中国精神的思维方式、道德品性和价值观构筑”再到“高年级大学生中国精神实践教育”的层次结构;在机制上,包含由主体引导力、大学生内在驱动力、介体传递力、环境支撑力构成的动力机制,由“四位一体”培育格局和“六维一体”培育路径构成的整合机制以及由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构成的功能机制。最后,综合理论分析以及现存问题和原因,从提升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完善培育途径、健全培育机制、优化培育的外部环境、加强大学生中国精神自知自觉自省教育五个方面提出了优化对策。

师爽^[10]（2018）在《民国时期中西美术比较中的话语模式》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的中西美术比较采用了本质主义的比较模式。该模式存在着相异知识不能出现、言说过程忽略前提、双方话语比较的非历史化等问题,此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各方争论的焦点并非在中国现代美术知识的构建上,而是在民族身份的建构层面,他们用实用的需求和文化建构的需要来架构中国现代美术,而不是用审美的现代性诉求来含蕴社会需要和文化建设。这使得争论各方作为了中国国族建构和文化建构过程中相互竞争的声音和彼此共存的叙事而存在,而在知识层面的拓进不足,进而使得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进程步履维艰。

二、《历史的观念》要义新诠——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二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历史的观念》要义新诠——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二题（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自由理论的路径歧异 ——马克思与伯林自由观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荷兰历史HAVO中央考试材料分析题（2015-19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历史观的冲击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道德经》“法”内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中历史教学中时空观念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历史解释在高中课堂施教策略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中西美术比较中的话语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四、《历史的观念》要义新诠——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二题（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自由理论的路径歧异 ——马克思与伯林自由观比较研究[D]. 黄涛. 吉林大学, 2021
• [2]荷兰历史HAVO中央考试材料分析题（2015-19年）研究[D]. 姚志鹏.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历史观的冲击及对策研究[D]. 王佩.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道德经》“法”内涵研究[D]. 李四川. 西南政法大学, 2020
• [5]高中历史教学中时空观念培养研究[D]. 林宏.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6)
• [6]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D]. 许振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D]. 周兴. 西南大学, 2019(01)
• [8]历史解释在高中课堂施教策略的研究[D]. 黄英博. 辽宁师范大学, 2019(12)
• [9]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精神培育研究[D]. 侯莲梅. 电子科技大学, 2018(03)
• [10]民国时期中西美术比较中的话语模式[J]. 师爽. 中国美术研究,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