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政府5号楼火灾预警

一、贵州省府5号楼大火的警示（论文文献综述）

张炳旭^[1]（2021）在《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任白涛幼名洪涛,曾用笔名冷公、一碧,河南南阳人士,辛亥时期开始投身新闻事业,随后致力于新闻学术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实用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的着述者,也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论文以“新闻人”任白涛为中心,系统探讨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以及抗日新闻宣传等内容,力求客观、全面地将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同时,希冀这番探索能够对民国新闻史尤其是新闻人物史研究有所补益。论文按照总-分-总的逻辑顺序,内容主要涵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论文第一章,主要探讨任白涛的人生历程与社会环境。本章结合特定时代背景,以时间为轴线对“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生历程进行了总体概括。呈现了任白涛在南阳、开封、上海、东京、重庆、恩施等地的人生经历,着重揭示了任白涛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人生追求、理想信念以及促使他选择不同道路的内在动因。认为是在时代环境、家世背景、教育经历和个人性格特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任白涛才始终坚守着他的新闻人之路。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第二、三、四、五章,是从横向上对新闻人任白涛展开的研究,分别对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观念以及抗日新闻宣传四个方面作出考察。其中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历程。本章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划分为“在《民立报》时期”和“在《新湖北日报》时期”两个阶段。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任白涛受到个人兴趣的驱使、民主自由社会风气的熏染及对军阀政府统治的不满,毅然投身新闻事业,期望通过“新闻”这一媒介来施展个人抱负并对社会进步有所助益。抗日战争期间,任白涛作为《新湖北日报》总编辑,在民族危亡时刻再次走上新闻职业工作,把担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作为践履其“新闻救国”理想的一种途径,这解释了他为何会以短暂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姿态出现在新闻界。第三章着重研究任白涛的新闻学术活动。本章从任白涛“在日本”和“在国内”两个层面对他的新闻学术活动进行展开,重点探究了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创办中国新闻学社等重要活动,认为任白涛在力图构建一种体系化的新闻学,任白涛的新闻学术研究活动对中国早期新闻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第四章主要研究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本章主要从新闻业务思想、新闻教育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四个方面对任白涛新闻思想展开重点考察,认为任白涛的新闻思想体现出了如下特征:一、中外结合,以本土化为追求;二、吸纳为起点,以立足体系创建为目标;三、强调记者责任,以服务公众为宗旨。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既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熏染,又对西方新闻学理论和思想进行了借鉴和吸收,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体西用”色彩。第五章是对任白涛抗日新闻宣传的研究。任白涛的抗日新闻宣传研究是作为“新闻人任白涛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本章首先考察了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历史背景。其次,对任白涛进行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内在动因作出探析,认为根本动因是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直接动因是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再次,重点研究了任白涛关于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抗战期间,任白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新闻宣传政策及行为尤为关注,并进行了细致研究,在日本对华施加的新闻宣传政策、战时国际通讯社的机构及其作用、抗战期间的对日新闻宣传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并以此作为他在抗战期间从事新闻活动的基本准绳。第三部分即论文第六章,在前五章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评价展开探讨,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和升华。任白涛一生钟情于新闻事业,既从事新闻学术研究,又投身于新闻实践活动。其中,从事新闻学术研究是任白涛人生当中的主要工作,在中国新闻学的一些领域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是民国时期追求新闻理想的典型新闻人之一。本章从政治与学术的视角出发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贡献与地位作出阐述。与此同时,指出由于时代条件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与限制,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以及新闻思想等也暴露出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以新闻人任白涛为镜,将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可为当前中国新闻理论建设与新闻学科发展提供镜鉴。

王秀美^[2]（2020）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西洋史译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史译着数量颇丰。这些西洋史译着涵纳了通史、国别史、专门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通俗读物、历史人物传记等多个类别。编译所时期,商务印书馆侧重引介了“新史学”、实证史学与通俗史学译着;后编译所时期,由于“万有文库”的发行与“大学丛书”的刊印,除却“新史学”与实证史学译着进一步引介外,大学教本类译着成为出版之亮点。以大学教员为主体的译者多数接受过国内新式高等教育,且部分译者有过留学欧美之经历,西洋史着之翻译多由译者独立译自西文原着。译者试图通过引介西洋史译着藉以增补本国学术问题之阙遗,并为本国发展提供外国经验之借镜。在西洋史译介方面,何炳松是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史学”译着的重要推动者,该系列译着出版后获得了专业读者的不同阅读声音。通俗史学译着主要集中于“少年史地丛书”与“儿童史地丛书”两套丛书进行发行,商务印书馆利用各地分馆的设置为通俗史学译着匹配了一套流通网络。《申报》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西洋史译着出版后投放广告的重要阵地。作为西史知识的载体,商务印书馆各类别西洋史译着的翻译出版,丰富了中国学界的“思想资源”,助力了历史知识的通俗化。

赵金娥^[3]（2019）在《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史论:中国有海防,自明代始。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朱元璋时期就完成了我国沿海一万三千余里的全国海防建设。广东海防是最后完成的一段,占五千里。广东海防的建设,吸纳了全国海防建设的经验,结合了广东沿海的斗争经验和地域环境特点,满足了保卫辽阔南海及岛屿、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的海防任务,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广东海防卫所体系。本文在发展“一带一路”与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对其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是形成对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持,丰富广东海防卫所的学术研究,同时对海防卫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从建筑学的角度,结合历史学、军事学、地理学、社会学、人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梳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自然条件、社会状况、海防制度、建置概况的基础上,对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进行系统性研究,由宏观至微观从省域、区块、卫所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着眼于明代广东全省域的海防,对其整体防御架构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沿海地方社会形势、军事地理环境、受侵扰程度和各海防卫所设置情况,从宏观角度归纳出广东沿海8卫28所总体呈现出的四种防御形态:在整个广东沿海选择战略要点设防的“沿海珠链型防御”;确保省府广州安全,沿珠江两岸梯次纵深设防的“向心拱卫型防御”;针对海南岛与南澳岛等沿海大型岛屿的“海岛型防御”;以环绕北部湾的雷、廉、琼联防为基础,维护南中国海区域稳定,形成对海上丝绸之路严密控扼的“南洋海路控扼型防御”。通过对四种防御形态的分析,揭示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选点精准、结构性布局合理对整体海防功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关注各海防卫所的防区控制,归纳出了海防卫所在自身防区范围内形成的主要功能空间。在实现生存功能时,通过海防卫所的合理选址及建设,甚至迁址,使海防卫所处于一个与地形相契合,与气候相适应,能战斗、宜生活的自然环境空间中。在实现军事功能时,海防卫所构筑了巡守的水军基地,预警、通信的烽堠,分守的墩台,及所城自身的多重防御空间。在实现被赋予的行政功能时,海防卫所城承担着保卫地方政权、与巡检司配合维护社会治安,与驿路配合完成物资转运等职责,形成了其社会功能空间。通过以上分析,揭示了各海防卫所在防区范围内,是如何立足并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区块控制的。再次,聚焦于海防卫所城,展开城池内部构成要素的分析。借鉴中西方研究理论与方法,形成了更针对于海防卫所城空间形态的“城—布局组织—建筑”的多层次要素解析法。以实际调研和历史文献为基础,研究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池的存在模式、规模大小、轮廓形状、街巷布局、防御组织的形态特征及设计思想;探讨了防御建筑、衙署建筑、居住建筑、祭祀建筑、学宫建筑、商业建筑的形制及其文化内涵。在分析时,同时呈现了海防卫所城由军事堡垒向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各个要素表现出的时空特征;揭示了古代军事防御型城池的布局理念;探寻了军事建筑对防御及生活的物质保障、文化建筑对海防卫所将士的思想文化教育和战斗精神激励作用。最后,针对空间形态的根基,即:保障空间形态完整及合理的营建技术与建筑艺术等方面,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阐述了主体结构营造的可靠性;总结了在卫所制度与军事文化影响和地域环境条件与资源限制下,海防卫所建筑的防御智慧与宜居要求;呈现了卫所装饰由简入繁的表现特征及深层原因;探讨了建筑技术的传承稳定且一致,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海防卫所城的坚固。正是由于这些落到实处的建筑细节,才保证了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由宏观到微观的完美。

王胜坤^[4]（2019）在《立法前评估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立法前评估不同于立法中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制度,它与立法中评估、立法后评估一样对立法质量的改进发挥着重要的制度价值。学界对立法中和立法后评估制度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立法前评估研究却相当薄弱。本研究以党的十九大会议为契机,探析党的十八大期间和十八大以前立法前评估制度实践运行概况。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法治建设的重心已由“数量型”立法转变为“质量型”立法,立法质量问题已变为法治建设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的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尚需完善,治理能力有待加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但现实的立法情况则表明:为数众多的法规草案经过表决通过,实施后的效果并不理想,呈现出立法成本较大、实施成本过高或实施效果不理想的情形。而立法评估作为了解法规实施效果、提高立法质量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其制度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最近几年,国内立法后评估理论研究相对成熟,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但与相对成熟的立法后评估制度相比,立法前评估制度理论研究还相当滞后。因此,立法前评估制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研究试图从七个方面对立法前评估制度进行阐述: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研究价值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等。第一章研究立法前评估的理论基础。从立法前评估的概念界定、理论内涵、基本原则等内容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立法前评估的核心要素。对立法前评估的主体、对象、内容等进行评析。第三章探讨立法前评估的基本标准。核心是对立法前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行科学设计。第四章探讨立法前评估的运作程序。具体论述立法前评估程序的构成要件、价值、启动、运行、回应等问题。第五章对域外的立法前评估制度进行考察。主要是对美国、英国、德国和欧盟的立法前评估制度进行考察,并对其进行评价,阐述其优点和缺点。第六章研究立法前评估的实践应用。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贵州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为研究对象,并对立法前评估与基层治理的互动进行分析与探索。本研究落脚点在于尝试构建内容全面、体系完整的立法前评估制度,弥补立法前评估制度在理论研究领域的不足。在制度价值层面,可为《立法法》第三十九条评估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国家层面制定全国性的立法前评估法规体系,以及地方的立法前评估细则的出台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

田万宾^[5]（2019）在《清代贡院建筑形制及空间特性研究 ——以定州贡院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贡院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选才机制---科举制度---的产物,不仅是古代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古代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见证。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快速发展,贡院所具有的独特建筑价值和文化内涵更加突显。本文通过对贡院建筑的功能需求进行分析,明确在规划布局、建筑形制、空间特性等方面的要求。在实地调研和查阅文献的基础上,以我国科举制度的发展历史为依托,梳理贡院建筑的形成过程以及体系特征。选取北方现存最完整的定州贡院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论述,解读其在建筑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设计和表达。本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对于贡院建筑研究的现状等。正文部分,首先梳理贡院建筑作为独特建筑类型的发展历史,并结合建筑学相关知识,分析清代贡院的基本构成元素及其体系;其次,详细梳理定州贡院的历史沿革;再次,深入分析定州贡院的建筑形制和空间特性,对其设计特点以及精神性营造进行论述;最后,以贡院建筑在科举制中的作用为出发点,对典型教育建筑案例的规划设计及空间氛围营造进行分析,并结合实践方案设计过程进行介绍。结语部分根据全文的论述进行整体性的概括。相较于一般建筑的研究不同,对贡院建筑的研究,事实上也是探究教育对人的教化作用如何在建筑空间中呈现,从新的角度对教育建筑的空间处理进行思考。希望对于建筑设计与使用者实际感受之间的关系处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黎帅^[6]（2018）在《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研究（1644—1840年）》文中认为黔东北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是我国内地平原地区通往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受地理环境和民族关系影响,明清以前中央王朝往往委任土司代理以达到维持区域稳定的政治诉求。宋元时期,田氏土司逐渐成为中央王朝在黔东北地区的行政代理,主导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故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史谚。由元转明,田氏土司因争夺“砂坑”而遭改土归流。随后,明廷一方面按照内地行政体制,推行府州县制度,一方面通过移民屯垦,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清代是黔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时期,并在农业、手工业、矿业等经济层面都有显着提高。在农业方面,随着黔东北地区人口的增长,大抵改变了明代“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平坦之地渐为良田,山间瘠田亦随玉米、番薯等作物的推广得以开辟,田土利用已颇具规模。随着与内地联系的紧密,农耕技术有了显着提高,粮食产量逐渐增加,水利、农具等方面显着提升。清代黔东北地区经济作物得到较为广泛的种植,一方面提高了土地利用的效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农业生产与区域市场的紧密联系。与此同时,手工业、矿业亦较明代颇有改善。在地方官府的推广下,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纺织业逐渐兴起。其他手工业也随着内地移民的涌入得到开发,带动了区域山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矿业的开采和冶炼技术得到提高,尤其是黔东北的汞矿成为稀缺物资,价值颇巨。铜仁府、思南府汞矿资源丰富,场局颇多,受到国家重视,对区域经济开发具有带动作用。随着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展开,黔东北地区周边之苗疆相继得以开辟,改变了明代土司环列、动乱频仍之窘境,促进了黔东北商贸网络的形成和发展。黔东北商贸以思南府城、铜仁府城为区域中心,以城镇乡场为节点,辐射范围不断拓展。物资贸易以“川之盐”、“楚之布”为大宗进境商品,本地土特产品如棉花、蜡、漆、桐油、药材等经商贾转销内地。众商贾之中,外省客商主导着境内大宗商品贸易,本地商贩虽有所发展,然其经济实力、商业规模仍处于初级阶段。外省客商于重要城镇市场设立会馆,建立祠庙,带动了黔东北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因此,清代黔东北商品贸易具有鲜明的外控性。在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进程中,中央王朝的推动始终是众多因素中的关键所在。明初改土归流后,黔东北地区转为流官统辖,表征国家权威在该区域的延伸。明末清初,黔东北地区久经战乱困扰,社会经济凋敝。步入清代,国家一方面通过轻徭薄赋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另一方面强化国家权力在黔东北区域的延伸。通过调整建置、完善地方官府职能,国家成为区域经济开发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地方官府着力修缮城池、疏通驿路,加强了黔东北地区与内地的交通联系。自明代改土归流,贵州地区财赋收入长期不足,面临巨大财政压力。清代赋役大抵仍延明制,并针对前明财政弊端进行革新,故清代黔东北地区虽曰财赋不足,然尚可维持,加之国家财政“协济”之策,财政大抵满足地方事务所需。财赋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清代国家设立了较为有效的灾荒应对措施和社会救济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缓冲了黔东北经济开发进程中的经济不平等,对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社会稳定不仅是国家在场的重要宗旨,亦是区域经济开发的重要保障。清王朝对黔东北的经济开发是武陵山区开发的历史缩影,不仅体现出区域性,更带有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普遍性。总结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的历史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国家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完善南方山区经济开发措施、调整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等方面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郭雷庆^[7]（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陈栋^[8]（2017）在《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俐侏人”是世居于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彝族支系。在其长期对外封闭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族群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通过对相关历史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俐侏本土文化研究人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俐侏本土文物进行的归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俐侏人的族群渊源、地域分布和人口流动等社会情况,以及俐侎人的民间信仰、节庆礼仪、生活方式、族群语言等文化特征。由于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俐侏社会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并进入急剧变化期,因此很多社会矛盾如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等开始凸显。俐侎地区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变迁和族群存续困境的大背景下,得以大力推进和整体变革的。通过对俐侏地区的十余所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对相关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俐侎地区学校复刻了国家教育的普遍模式并鲜有区域和民族特色,具有维稳和支边的地方性意义。而俐侎地方教育中的本土课程和地方知识等本土化努力均行动迟缓且权力微弱。俐侎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形式通过俐侏学生和学校教师为载体,向俐侏人的社会生活渗透;同时俐侏社会中的组织型和个体型力量,又对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俐侏地区学校的整体发展产生支持和制约作用。镶嵌于俐侎社会场域中的教育场域自在且自为地与周遭社会环境进行规则和资源的互换与对流。俐侎族群的早恋早婚、懒散宽松的文化习性和害羞腼腆、实用实际等心理习性,与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本匮乏等知识因素、打工潮和精准扶贫等时代因素、外向型和去民族化等教育体制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在俐侎族群文化场域与惯习的作用下,绝大多数俐侎学生得到了家庭、社会对他们教育成就获得方面的纵容与护佑,而这种文化机制恰恰形成了一个社会闭环,维持了俐侏族群的人口和文化的再生产。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上都已深埋入俐侎族群生活场域的国家教育体制,通过在这个民族、边疆、农村三重边缘化的区域社会中,传播和制造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等意识形态共识,从而达成维稳和接轨的功能。少数俐侏学生在结构化的教育及社会环境中,通过身份、行为和观念三个维度上的微权力运作,利用和转化了家庭、学校的各种规则与资本,达成了对族群传统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抵制与反哺,迎合了主流价值观和教育成就体系的偏好,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就,并与其他学生一起推动了区域社会变迁。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并对研究者在田野和书斋中的双向建构过程进行反思,可以尝试构建一种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区域教育社会学。

杜运威^[9]（2017）在《抗战词坛研究 ——以晚清词史相关现象为背景》文中提出本文以1931至1945年的抗战词坛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该时期的词学理论、题材内容、词艺风格、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其研究范围主要是:第一,1931至1936年间,与“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相关或表达抗日救国情绪的作品。风格方面批判梦窗、倡导苏辛者也应重点关注。第二,1937至1945年间所有词作皆应纳入考察范畴,不管任何题材,也不论多么偏离“抗日”中心,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战争的历史烙印。第三,1946年后,指那些庆祝抗战胜利,追忆抗战历程,回顾个人身世之词,此类作品暂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抗战词坛是亟待深入开发的学术富矿。首先,它是抗战文学的重要成员之一。作为“边缘”文体,词体创作受政治牵绊较小,情感抒发十分自由,文学独立性很强,且其历史经验丰富,有着悠久的“诗词史”传统。至于音律和谐、雅俗共赏、交游娱乐等范式及功能更是新文学不具备的品质,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其次,它是百年词史的精彩一页。大批作家于抗战中脱胎换骨、破茧成蝶,创作水平逐步走向成熟。彼时梦窗风已经不能适应战争环境下的群体诉求,豪放词风成为各界拍手欢迎的新宠,词坛陡然兴起一场席卷南北的词风转变。第三,“十四年”时间创作力量十分强大,粗略统计有300余词人,近8000首作品。然目前相关研究仍徘徊于个案多、群体少,专题较深、宏观缺失的基本现状,还有很多值得拓展的空间。为便于清晰地反映词坛创作情况,本文采取“文史互证”和“微观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有利于对主流文学风貌的强化,后者则可加强非主流文学关注,还原词坛纷繁复杂的多元化面目。自列强入侵中国以来,词坛格局和词史发展已经悄然改变,尤其稼轩接受群体及其所作“战争词”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从“鸦片战争时期的薄弱跳动”,至“太平天国间的集体性吟唱”,再至“中法战争的停滞徘徊及庚子事变的转型”,俨然构成一条独立于浙、常二派之外的发展脉络。庚子之后仍有前进,但影响不大。直至抗战的爆发,才真正开启续写词体“御敌抗侮”的新史程。彼时整个文坛亦迎来全面复兴的契机。抗战词坛是一个风云激荡、裂变新生的时代。文学生态十分复杂,有的词人不畏艰险,投笔从戎;有的“躲进小楼成一统”,以隐士自居;还有的投奔日伪政府,成为推进“和平文学”的帮凶。各角色之间多有交叉,甚至集于一身。战乱中不同处世心态及生存方式创造出题材各异的作品,进一步拓宽了词体叙述广度和深度。另外,传播与接受方式的改变,对文学思想、群体意识、内容风格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以期刊为中心形成的文学流派最值得关注。三十年代,龙榆生提出“别建一宗”的理论主张,矛头直指词坛“四声竞巧”怪状,发起反对梦窗,倡导苏辛的变革运动。并以《词学季刊》为平台,聚集起有着共同审美倾向的百余名词人,正式宣告抗战词派成立。他们反对过于专注声律技巧,倡导苏辛词风,恢复韵文抒情本质,并抬高词体言志批判功能,力求有益于现实社会。全面抗战后期刊的停办及1940年龙榆生的“入伪”阻断了词派正常发展历程,但并未就此消失。“别建一宗”理念被卢前主编的《民族诗坛》选择性的接纳继承,他们提出建立“民族诗歌”的新口号,其秉承的“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的创作宗旨与中国面临的战争处境及人民大众内心的期望达到高度契合。于是,以卢前为新领袖,以“诗坛”为新平台,再次聚集起一批更偏向于“稼轩风”的新词群,抗战词派由此进入后期发展阶段。这是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第一个严格意义的“期刊型”文学流派,它的发掘将改变当今百年诗词史的基本格局。基于以上宏观生态及词学理论的考察,结合“词史”意义、艺术水平、词坛影响三大维度,我推出此期成就突出的三位词人,分别是卢前、刘永济、吴眉孙。卢前《中兴鼓吹》将前线英雄事迹辍为长歌,声调铿锵,振奋人心,成为战区难得的畅销词集,影响深远。学人词代表刘永济和“词人之词”典范吴眉孙,分别引领词坛两大群体的创作方向。前者驱使学识入词,典博厚重,言语老辣,坚守声律本色,艺术成就颇高;后者较为浅近,然亦强调音韵谐和,注重一己情怀的宣泄,个性十足,评论时政犀利大胆,又不似“以诗为词”者那般粗率。三人各自占据不同领域的制高点,成就卓着,堪誉为词坛“三驾马车”。此外,还有20位名家共同撑起词坛璀璨星空,他们是张尔田、夏承焘、詹安泰、汪东、仇埰、唐圭璋、陈匪石、吴白匋、龙榆生、王陆一、苏鹏、杜兰亭、顾衍泽、汪曾武、廖恩焘、郭则沄、章士钊、林思进、沈祖棻、丁宁等。据作家分布及“十四年词史”时间短、地域广的现实情况,本文选择以词人群体为中心,并引入期刊、社团、地域、性别等多元视角,以期对词坛形成立体化观照。当然,各“视角”之间多有穿插、互利互补。因此,以上所述坐标个案根据需要分别打入相关视角之下。比如汪东、陈匪石、唐圭璋、吴白匋、仇埰等置于第五章“雍园词群与午社”;龙榆生、张尔田、汪曾武、廖恩焘等于第六章“沦陷区生存策略与复杂心声”集中讨论;而沈祖棻、丁宁等则以“女性词人群”独立成章。雍园词群和午社是抗战词坛成就突出的两大团体。前者是一批远离故乡、避居西南的伤心词客,生活经历的相似使其作品蕴含共同的抗战血泪、家国情怀和忧虑彷徨,而词学观的共性则锻造出“温柔敦厚”、沉郁顿挫的整体风格,稳稳占据抗战词坛的艺术高地。后者是一群既不受国统区承认又被沦陷区严格监控的孤岛词人,国破家亡之痛与身世的压抑处境非偏重技巧声律的“清真、梦窗”能够疏解,对情感内容、比兴寄托的强烈要求本能的促使他们改革民初以来的“梦窗风”,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作为词体美学的优秀继承者,两大团体分别代表了战争影响下不同区域的风格取向和文学成就。沦陷区的特殊处境孕育出与国统区不同的艺术风貌。作家一方面要承受来自日伪政权的生命安全压力,以“复古倒退”的典雅诗词配合伪政府“和平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又要扛住伦理道德压力,于典故比兴之间寄寓批判抵制。这与国统区词人的“慷慨”表达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抗战词坛另一番别开生面的文体特色。《同声月刊》和《雅言》两大诗词刊物是认识南京、北京一带词人生存状态及其作品风格的独特窗口。《同声月刊》通过倡导“诗教”,实现了“在朝”与“在野”文人的统一,成为沦陷区影响最大,聚集作家最多,作品成就亦最高的旧体文学刊物。《雅言》则通过文体“雅化”策略,成功斡旋于政权压制和个人反抗的博弈之间。无论是诗教理念,还是文体雅化,都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特殊地域空间的生存策略,同时又是生存与反抗的统一表现。从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二者都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

徐鹏辉^[10]（2017）在《抗战时期日军对昆明轰炸之研究》文中指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昆明作为支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城市之一,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骤然上升,因此,日军对昆明进行了长达6年的无差别战略大轰炸,给昆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面对日军的无差别战略大轰炸,云南省政府和昆明市政府等有关机构,领导昆明军民积极应对,采取了一系列反轰炸斗争措施。加之中美空军的联合作战,最终赢得了反轰炸斗争的胜利。全文分四章来论述这一史实:第一章从抗战期间昆明的地位、无差别战略轰炸的出台及实施过程、日军对西南地区的轰炸三个方面来阐述日军对昆明大轰炸的背景。第二章论述了日军轰炸昆明的概况,讨论了日军试探性轰炸、大规模频繁性轰炸、退缩性轰炸的不同及其特点。第三章分析了昆明的防空建设和反轰炸斗争。主要对昆明防空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中美反轰炸斗争概况及意义进行了阐述。第四章论述了日军轰炸对昆明造成的后果及影响。后果指人口资源、财产资源、文化教育资源方面的损失。影响指对昆明城镇发展、昆明市民社会生活、昆明民众社会心理等三个方面造成的影响。

二、贵州省府5号楼大火的警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省府5号楼大火的警示（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西洋史译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立法前评估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贡院建筑形制及空间特性研究 ——以定州贡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研究（1644—1840年）（论文提纲范文）

（7）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抗战词坛研究 ——以晚清词史相关现象为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10）抗战时期日军对昆明轰炸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贵州省府5号楼大火的警示（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D]. 张炳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西洋史译着研究[D]. 王秀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3]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D]. 赵金娥.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4]立法前评估制度研究[D]. 王胜坤.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5]清代贡院建筑形制及空间特性研究 ——以定州贡院为例[D]. 田万宾.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2019(03)
• [6]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研究（1644—1840年）[D]. 黎帅.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7]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8]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D]. 陈栋.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9]抗战词坛研究 ——以晚清词史相关现象为背景[D]. 杜运威. 吉林大学, 2017(09)
• [10]抗战时期日军对昆明轰炸之研究[D]. 徐鹏辉. 云南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