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文史春秋》杂志越南风情巡演活动

一、2003年《文史春秋》杂志越南风情游活动（论文文献综述）

周浒^[1]（2021）在《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文中提出

张晨瑶^[2]（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认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邱志军^[3]（2019）在《清中期至民国福州脱胎漆器研究》文中认为福州漆器工艺的出现可上溯至北宋,至明代,福州漆器大为盛行,及至清乾隆年间,福州已成为全国漆器重镇之一。福州三坊七巷的文人阶层群落的形成、台江码头商业文化的繁荣和仓山外国领事馆的聚集,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促进了福州脱胎漆器的工艺技巧开拓与产业发展。从工艺沿革来看,清中期起,福州脱胎漆器吸收了传统漆器工艺的特色,并与日本漆器工艺有交互影响,这是对传统漆器工艺技法的传承和发展。清末民国时期,福州涌现出众多具有开拓精神的脱胎漆器工艺名匠,革新了近百种工艺技法,形成材精工巧的艺术风格,使福州脱胎漆器散发出无穷的魅力。福州脱胎漆器的变化受时代历史等文化成因的影响,也受区域文化的熏陶。在商品经济萌芽与文化因素、时代变迁等多种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福州脱胎漆器艺术呈现出千文万华的精彩。本文把清中期、晚清、民国三个时期的福州脱胎漆器置入文化场域中进行阐释,对传承体系和手工业教育的转变进行研究,解析政府政策的支持在漆艺工艺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以沈绍安家族为例,深入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福州脱胎漆器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及存在的结构性隐忧,为当代漆器工艺的教育、传承、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和宝贵的经验。福州脱胎漆器艺术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之一,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一种东方精神的表达。研究福州脱胎漆器的文化成因与工艺特色的变化,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并能促进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论文一方面研究清中期至民国时期福州脱胎漆器文化成因与工艺及产业的发展脉络,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探寻它的工艺变革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试图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运用艺术文化学、图像分析等方法深入阐释福州脱胎漆器的艺术魅力,由此总结其艺术特色及产业变迁,为推动当代漆器工艺特色及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这些经验与历史,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漆器产业如何面对时代变化和机械复制带来的挑战。

黄婷婷^[4]（2019）在《文化旅游视角下广西百色市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研究》文中提出广西百色市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和红色档案资源。通过对百色市文化旅游中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的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了解百色市红色档案在文化旅游中的开发利用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有利于百色市文化旅游的发展和红色档案的价值开发利用,促进百色文化旅游发展。目前百色市红色档案在文化旅游中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红色档案资源开发深度不够,红色档案精神内涵挖掘不充分,红色纪念品开发缺乏民族特色,红色档案开发缺乏主动性,档案意识薄弱等。百色市文化旅游的发展建设应通过加强对红色档案的开发力度、提高对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的认知、丰富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形式、提高对红色档案的利用效率、联合各部门科学整合红色档案资源等方式开发利用百色市红色档案。红色档案在人类文明继承历史、保存社会记忆的长河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百色作为红色革命圣地,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应在充分发掘红色档案历史、文化、文艺、政治价值的基础上,开发红色档案资源,红色档案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互助共赢,形成红色产业链,保障百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

陈丹蕾^[5]（2018）在《黎锦明小说创作论》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湘籍作家黎锦明一生紧随时代前进,笔耕不辍六十载,着述颇丰,在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创作历程既与整个社会的运动取着同一步调,又与现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作为都市“侨寓者”,他与“五四”时期许多青年作家相似,都有着乡土情结与都市体验,既是乡土文学流派中的重要参与者,而独立于流派之外,也是具有研究意义的独特个体。他自称是一个“生活与人性的描绘家”,以赤诚之心面对乡土与都市民众的生存状态,用文学之笔为人们描绘着对故乡的眷恋与哀悯、对都市的隔膜与冷观,笔触始终隐含着楚文化的情致。他坚持“艺术是不能中断的努力”,保持着自由独立的思考态度及求新求异的艺术个性,开拓运用多种艺术表达手法,与书写题材形成多维度的呼应。然而,他的生平与名字罕为一般读者所知,并且长时期未能完整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实属一大遗憾。鉴于此,本文将在详细搜寻黎锦明的全部作品的前提下,充分吸纳和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释和解读黎锦明及其小说世界,试图展现黎锦明小说的创作面貌,力求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学史意义上的黎锦明形象。

裴国玲（BUI QUOC LINH）^[6]（2018）在《中越京族传统文化节日哈节交流研究》文中指出京族又称越族,是越中两国的跨境民族之一。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防城港区的江平镇的安南人（京族）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之一,根据中国200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调查的数据显示,该市的京族总人口共有25000人。他们的文化背景特殊,历史上与越南沿海居民,尤其是广宁芒街茶古地区人民具有血统关系,彼此经常互相交流。由于历史背景——1887年法-清协定签署之后,两地京族同胞开设分居在两国。实际上,该社区的京族人仍然与越南沿海地区的人民来来往往,直到越中边界冲突事件（1979年）发生之后,两地京族人之间才停止交流。经过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和越中边界冲突事件（1979-1991年）这两大时期,江平镇的京族人似乎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断绝。1991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之后,在中国政府兴边富民政策的带动下,江平镇京族人开始想要恢复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开始与越南毗邻的京族同胞密切交往,成为找回自己传统习俗的最佳途径。中国京族人已经接受越南沿海地带的传统文化并将其为自己社区重建传统习俗,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当中树立自己的独特特色。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防城港区江平镇京族的民族传统节日——哈节。哈节（又称亭席或亭节）是越中两国京族人最重要的民间信仰活动。该活动已经成为京族人社区的一种具有代表性文化特色。正是因为中国京族人把越南京族人视为具有共同归属,供奉同样的哈亭神灵的兄弟,所以两国关系恢复正常以后,他们已经开始交流、学习并重建哈节。本论文将在四章里分别论述中国京族文化之子分子求知越南哈节各项文化活动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社区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已经导致一种文化折射现象,就是许多京族人以为是传统的文化因素但实际上只是在近几十年来才得以恢复的文化活动。传统并不是呆板模仿的行为而是被继承与创造出来的。从结构理论,文化适应,传统的创造,民族象征理论等文化人类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将尝试将中国京族的哈节里传统文化活动和新建文化活动弄清楚,并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对京族文化发展政策规划管理者提供帮助。

许珍^[7]（2018）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电影交流史研究（1896-19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电影交流史放置在历史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下,在电影史、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共同建构的框架内,追溯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早期电影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对话和发展之路。首先,考虑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以1896年至1953年为界梳理一条线性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之上,分析、考察、论证两地电影人、电影作品、电影思潮、电影类型在当时语境下相遇的情况和特征,并将这一时段内的电影交流细化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二,结合每个阶段电影生态的状貌,在横向上延伸每段电影交流历史的独特之处,挖掘其成功或失败的缘由,探讨电影交流形成的过程与电影人的身份、创作风格与形式以及整个电影行业生产链之间的关系,力图使这段跨区域早期电影交流史呈现出一个不同以往的、丰富而立体的文化图景。第三,尝试在电影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历史批评、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方法的支撑下,探寻1953年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电影交流得以形成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因素,利用某些具有共性或个性的案例,以期对于当下中朝、中韩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在电影交流方面遇到的障碍或问题,给予一些历史性的参照或可能性的回答。按照上述思路,本文将主要分为以下五个章节论述。第一章,电影交流的准备期（1896-1925）。根据电影交流的存在所必须的场域、人物、作品、时机等要素,本文认为电影交流诞生的前提是电影本体的存在。电影最早传入中国和朝鲜半岛均是以电影的放映活动为标志。但是在电影抵达的时间与方式、外资主导下的电影放映和多重压力下初步实践的民族制片等问题上,两地在电影艺术传入初期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和对比。在此基础之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半岛脱离清朝藩属关系,成为日本殖民地,使中国与朝鲜半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对话身份、语境发生了转向。一方面,朝鲜半岛内部民族矛盾激烈、独立运动高涨;另一方面,国际都市上海的地域优势与电影文化氛围的营造,对于朝鲜半岛的电影人来说形成了某种“东方好莱坞”式的向往。正是在多方面因素的诱导下,两地在电影层面进行某种活动才有了一丝形成的可能性。第二章,中国与朝鲜半岛电影界的初步合作（1926-1929）。相比上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电影人的流动首次打破了两地的地理界域,朝鲜裔的电影导演、编剧、演员、摄影师首次踏入中国境内,并和中国电影人携手合作拍摄了第一部合拍片——抗日电影《爱国魂》。之后形成了深受中国电影创作风格影响、拍摄了大量欧化片和武侠神怪片的朝鲜裔电影人群体“上海派”。同时,朝鲜半岛对中国电影界单方面的报道和批评也始见于历史文献。可以说,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得益于两地为电影交流所作的前期准备,也由于中国电影在1920年代末蓬勃发展的势头,朝鲜裔电影人初涉上海电影界,.成绩不俗。而中国电影在最初登场朝鲜半岛报刊媒介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则难免存在一些延时和误读。第三章,中国与朝鲜半岛电影交流的两种原型（1930-1936）。承接上一阶段电影交往的良好开端,进入1930年代以后,两地电影界的合作在形式和层次上都有所创新、拓宽和深入。上海影坛诞生了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帝”——朝鲜半岛民族独立运动世家出身的演员金焰。他扮演的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青年形象,使其成为孙瑜、田汉、卜万苍等知名电影导演的御用演员,并且和阮玲玉组成了广受欢迎的跨国“银幕情侣”。银屏外,金焰与当红演员王人美组成第一对中朝“联姻”明星夫妇,他被影迷求爱的事迹还成为电影《三个摩登女性》中的故事原型。受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感染和影响,金焰的演员形象也经历了转型与蜕变,在左翼电影中,他被“形构”为代表广大工农阶级的光荣劳动者。在金焰逐步与中国电影文化密切贴近、融合的过程中,其演员形象的去朝鲜化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另一边,“上海派”电影人在中国的发展虽没有金焰的成就那么“光彩夺目”,却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电影交流史中留下了价值极高的标志性作品。其一,制作了双方电影界首次大规模合作的影片《扬子江》,这部影片的拍摄还获得中、朝两地新闻媒体的同时报道,在双方电影交流史上尚属第一次。其二,朝鲜裔电影人制作的中国电影《出路》初次经历审查风波,被迫改名为《光明之路》。其三,郑基铎自编自导的电影《再会吧,上海》成为“上海派”在中国影坛的最后一部作品,后来这部影片成为1953年以前在朝鲜半岛上映次数最多的中国电影。最后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复杂的异质空间营造的文化场域下,以在华留学生为主的非专业影评群体,成为朝鲜半岛对中国电影进行批评和主导认知接受的重要媒介人物。第四章,战争语境下电影交流的特殊形态（1937-1945）。这一时期,抗日战争作为最重要的时代语素和字眼影响了中国电影的生产格局与跨国电影交流的性质。其直接结果就是在中国的不同区域内,分别出现了承担与朝鲜半岛进行电影传播和互动的电影平台和机构,比如“满映”“中联”“华影”等中日合资性质的电影公司。在日本势力的威胁和战时语境下,朝鲜裔电影人或选择南下至香港、泰国等地寻求生存空间,或回到祖国接受日殖系统的电影监管和亲日政策。与之相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内,朝鲜义勇队则与中国文艺界人士合作,排演了大量反映朝鲜半岛人民生活和民族独立的话剧、歌剧,丰富了这一时期电影艺术交往的内容。除此之外,在“五族共和”“鲜满合一”的宣传政策与“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指导下,以“满映”明星李香兰为符号的中国电影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影响力甚广,使殖民地之间的银幕内外充溢着差异性及他国想象,跨国电影批评中的语汇也将“中国”转称为充满戏谑和歧视意味的“支那”。第五章,中国与朝鲜半岛电影交流的“冷战”色彩（1946-1953）。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后,中国与朝鲜半岛在民族独立的喜悦中,又同时面临着新的政治选择与电影道路的分岔。国内形势的动乱,使这一期间内,在中国的朝鲜裔电影人流动地更为频繁、波折。新中国成立后,金焰成为新政府认可的“中国的驸马”,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着名演员。而曾在中国电影界活动的“上海派”电影人回归朝鲜半岛后,则被赋予了振兴光复后的电影艺术的重任。不过很快,朝鲜战争的爆发再次扭转了电影交流的方向和前进的节奏。对于中国和朝鲜来说,“抗美援朝”纪录片成为反映这一时期双方电影交流最重要的标志象征;而对于韩国来说,同样的战争记录,却因拍摄视角和所处立场的不同而有了新的注解。由此,中国与朝鲜半岛电影交流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在战火和“冷战”的干预下走向分裂和转向。此外,对于当下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认知和接受,以及外来电影人在中国的电影创作、跨文化交际来说,本文也尝试着提供了一个思考角度,补充了一些文献史料。

何林龙^[8]（2017）在《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史研究》文中提出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充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对亚洲地区的国家、地方在近代以前所形成的关系影响深刻。作为英国在亚洲争夺霸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云南,在英国势力在云南不断渗透的情况下,两地关系在近代的变化值得深入具体的研究。第一章,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的背景。在回顾近代以前云南与南亚印度关系的基础上,分析近代英国政府对英属印度、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对云南所进行的边疆开发与治理,充分认识两地在近代中英两国边疆治理下的地位。第三、四两节,主要对英法等国在云南地区的博弈与竞争,以及引起的中国边疆危机的发生与深化进行分析,理解关系发展的整体环境变化;最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因素对两地关系发展的影响。第二、三、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交通关系三个方面,探究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的关系。具体来说,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的缅甸边界勘定,以及云南人民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三章以传统云南与印度交通为基础,讨论两地之间具体交通线的发展,以及对云南近代交通发展的意义;第四章,通过对商人、商帮和商贸交流的分析,讨论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的经济关系。第五章,讨论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的影响及特征,先后探究两者关系对近代中印关系的发展、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定、近代云南社会发展和南亚印度地区及英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对论文的第二、三、四章对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的政治关系、交通关系、经济关系的具体分析,认为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具有动因国际性、主体双重性、内容多样性、结果全局性、影响深远性的五大特征。综上所论,在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多种历史研究方法,讨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发展情况,为研究云南与周边国家及地区近代关系发展奠定一定基础。

阮青生^[9]（2017）在《跨界民族视角下的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京族发展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跨界民族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与民族学领域的问题之一。广西省东兴市江平镇的京族人是较具吸引力的研究对象,因为他们不仅是中国西南跨界民族之一,而且其演变过程还能够反映中越两国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以及双边关系等特征。本文以广西东兴市江平镇的京族人为研究对象,从跨界民族的视角研究其在经济、文化、宗教、节日、劳务输出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本文分为5章,每一章将从宏观到细节、从历史到当代等脉络去分析研究问题。本文将着力于分析历史、民族文化、政策、市场经济、全球化之影响,从而凸显影响民族发展与变化之因素。本文以江平镇京族人的发展与变化过程为切入点,从而全面分析中国广西省东兴市江平镇京族人在跨界背景下的发展与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京族人通过选择和适应在中国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发展过程中保持民族特色的情况。本文以历史研究资料以及民族学、人类学之田野调查等资料为基础来展开这研究项目。笔者从跨界民族角度去调研江平镇京族人,从而提出关于亲族关系和跨界民族新的看法,并在更广大的背景之下、以多维度、跨空间、注重背景与关系的方法探讨现阶段跨界因素对于广西京族人意识、文化发展与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跨界民族、文化变迁理论基础上,本文尽力分析广西京族人文化生活中的变化与核心特点。另外,本文也努力对当代广西京族人在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为达到可持续发展而产生复杂多变的动态做出详细的解释。

梁初阳^[10]（2015）在《岑毓英治滇研究》文中指出岑毓英在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经营近卅载,中间经历了马嘉理事件、中法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云南乃至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对岑毓英治滇历史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发展变化历程。然而由于曾经受到一些观点的影响,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的探讨不够深入,致此研究领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本论文采取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民族包容为新的评判标准,通过创新理论、改进研究范式和拓展研究领域等手段,对这段历史深入探讨。咸同军兴时期,云南地方矛盾尖锐,各地民变不断,加之主政大臣畏缩逃避,地方武装割据纷争,乡勇团练残暴横行,地方统治秩序混乱,民众生活痛苦。岑毓英经过苦心经营,重新统一地方政局,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并在这一过程中奠定其西南主政者的政治地位。岑毓英主政西南期间,努力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他通过恢复学校、开科取士、增加中举名额以激励士子;他还尽已所能将战乱中被毁坏的文化设施如文庙、书院、祠宇、寺观、牌坊等一一修复。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战乱之余的民众团结起来,凝聚人心,重新竖立云南地方精神,为其治滇的一大特色。岑毓英在云南民生的恢复和发展上,始终坚持“与民休息,培植元气”的方针,他顶住压力,不顾政绩,数次上奏清廷请求减免云南地方田赋和盐课,直至其病逝于云贵总督任上,云南全省每年的田赋没有征足咸丰以前的数额,盐课中的杂捐也没有恢复征收,使战后云南残破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在主持恢复云南铜业开采过程中,他坚持随行定价,拒绝执行清廷制定的官价征收政策,避免铜贱伤民;他还力主裁革夫马弊政,减轻滇省民众负担。这些措施对云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有深远影响。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殖民浪潮,其中英、法殖民主义者在南亚东南亚积极扩张势力,越南和缅甸逐步沦为其殖民地。岑毓英领导云南地方军民积极经营,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通过抚绥土司达到用固藩篱的目的。“马嘉理案”使岑毓英含恨去职,他在中国西南边疆的经营被迫中断,此事件更坚定其抵御西方列强势力入侵的决心。再督云贵后,岑毓英更为沉着老练,在处理“浪穹教案”的过程中,他采取特别措施,保护了一大批反抗外国传教士暴行的地方民众。岑毓英在迤南调解纳楼土司内斗,设四土舍分而治之,有效化解民族内部矛盾,恢复地方生产生活秩序,使百姓安居乐业,赢得地方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由于云南地方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相关问题上处置得当,赢得了民心,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转化为对外来侵略者的仇恨,中法战争及滇越划界期间,云南边疆地区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不仅阻止了法国侵略者的进一步入侵,还力图通过武装斗争力图收复清政府划界中的失地。当西南边疆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岑毓英慨然请兵,入越抗法,最终力挫强敌,扬威域外,达到其个人事业的巅峰。滇军在越南战场上与强大的法军对垒,通过更新武器装备,采用新的战略战术,应用电报获取战场情报,锻炼了以丁槐为代表的一批将士,使滇军战力大幅提升,最终力挫强敌,扬威域外,滇军也在战争中初步完成近代化转变。此时期岑毓英还在云南兴办近代工商业,架设电报线,开启了云南地方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中法战后,英国紧接着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将缅甸完全吞并,其侵略势力直逼滇西边境。随着越、缅的沦亡,中国西南地区藩篱尽失,堂奥洞开,云南也成为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内陆的滩头阵地。为应对滇边潜在的国防危机,岑毓英积极经营,他在滇边战略要地十洲三猛、都竜及三蓬等处积极经营,或勘界立碑,或驻军防守,用实际行动支持地方民众回归祖国的正义要求。在中法勘定滇越边界过程中,岑毓英事先搜集边境地区的情报资料,在谈判中赢得主动,迫使法国方面按图定界,其构筑滇南国防优势的目的得到部分实现。岑毓英建设国防主张在滇越划界中的实践,与今天滇越边界走向的形成有重要关联。岑毓英还通过设置临安开广道,加强滇南边境地区的管控。岑毓英在裸黑山地区积极经营,进行改土设流,通过镇边直隶厅的设置,强化了中国在此地区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存在,使英国殖民者借口此地曾经两属而企图出兵侵占的阴谋破灭,对后来滇缅边界南段的划定产生重要影响。岑毓英在晚清云南地方的经营,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建设巩固的西南边疆有重大贡献。

二、2003年《文史春秋》杂志越南风情游活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文史春秋》杂志越南风情游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中期至民国福州脱胎漆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文化旅游视角下广西百色市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黎锦明小说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6）中越京族传统文化节日哈节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与朝鲜半岛电影交流史研究（1896-1953）（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跨界民族视角下的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京族发展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岑毓英治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3年《文史春秋》杂志越南风情游活动（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D]. 周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3]清中期至民国福州脱胎漆器研究[D]. 邱志军.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4]文化旅游视角下广西百色市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研究[D]. 黄婷婷.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2)
• [5]黎锦明小说创作论[D]. 陈丹蕾.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6]中越京族传统文化节日哈节交流研究[D]. 裴国玲（BUI QUOC LINH）. 云南大学, 2018(01)
• [7]中国与朝鲜半岛电影交流史研究（1896-1953）[D]. 许珍.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0)
• [8]近代中国云南与英属印度关系史研究[D]. 何林龙. 云南师范大学, 2017(11)
• [9]跨界民族视角下的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京族发展变迁研究[D]. 阮青生. 云南大学,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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