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观，思索千年——读完《康有为论》

一、寂然凝虑 思接千载——《康有为评传》读后（论文文献综述）

邹广胜^[1]（2021）在《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的关系为研究课题,当然,有些问题文论中讨论得多些,有些问题书论中讨论得更为深入,但都以文论书论中共同关注、共同存在的问题为轴心与线索展开讨论与论述,同时也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在中国文论史与中国书论史上产生的影响。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作为开篇,讨论本选题的价值及意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并阐明各章节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魏晋文论与书论之关联”,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包括文学家、文论家、书法家、书论家他们共同面临的人生际遇,共通的审美趣味,艺术家的多才多能,艺术的觉醒与人的觉醒,艺术的独立性与人的独立性等问题,以及艺成而下、德成而上的儒家观念对文学、文学家与书法、书法家之地位的影响。第二章为“文论与书论之差异”,探讨图像与语言作为不同的媒介对书法与文学审美特质的不同意义,如陆机的《文赋》与《平复帖》,曹植的《洛神赋》与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兰亭》的文学性与书法性等所表现出的不同之美等问题。第三章为“魏晋风度与魏晋书韵”,讨论魏晋文论与书论中的不同审美风格及文风与书风中共同存在的风格与个性问题等,如错彩镂金与出水芙蓉,妍媚与质朴,它们都是魏晋文学书法追求个性的具体表现,如《典论·论文》中所说虽父兄不能移子弟。至于二王妍媚的风格与钟繇质朴的风格、儒家刚健质朴与道家自然飘逸的审美原则等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都同样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批评之中。第四章为“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观物取象”,主要讨论文学与书法的道法自然,模拟自然,以自然物象及人体之美来说明文学及书法之美的问题,特别是人体中的骨、肉、筋、肤、神气等。第五章为“魏晋南北朝人品及文品与书品的同一性及矛盾性”,也就是文如其人与书如其人的问题,文品与人品之争、艺术与人格及道德之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论与书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及书论发展史上,古典风格与浪漫风格、儒家的美善合一与中庸原则,鉴赏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都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评论与鉴赏之中,坚持经典与变易的结合正是《文心雕龙·通变》中的基本原则,也是贯穿中国古代书论、文论始终的核心问题。

苏静^[2]（2018）在《诗教视域下高师生人文素质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教授在谈到人文素质的实质时认为其是一种超越性思考:“实际上,Humanity,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类的角度来思考人,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会有下述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所以我们说它的思考是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葛红兵对人文思考的哲学阐释中,可以体现出人文素质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性意义。人文素质的培养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所在。大学只有具备了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自觉关照,以及对社会道德责任的高度认知,才能够真正意义上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与其他专业的本科生相比,高师生的存在方式尤为特殊。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未来教师,高师生无疑首先是一个知识人,是作为一种知性的存在。同时,高师生更是一种德性的存在,因为其担负着教书育人,教育强国的重大使命,其人文素质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一代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品质。而当下高师生人文素质存在缺失已是不争事实,具体表现在人文知识匮乏,人文精神欠缺,专业素质与人文素质发展失衡等方面。因此,对高师生人文素质现状进行审理归因,并在此基础上以诗教作为突破现实困境的可能视角,通过对诗教名师G老师的生命叙事研究,从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需求和高师生精神成人的个体需求两个层面,进一步探究诗教视域下高师生人文素质培养的现实需求,最终提出高师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合理路径,是本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路。首先,对高师生人文素质缺失的现实困境进行审理。究其原因,可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进行阐析。内在生命的指向性与外在职业的感受性构成了高师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内部原因,高师人文教育实施的社会背景、目的诉求和方法路径构成高师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外部原因。作为突破这一困境的可能视角,诗教体现出独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无论是诗教的历史、内容还是功能,都与人文教育息息相关:诗教的历史体现了人文教育的滥觞,诗教的内容体现了人文教育的精髓,诗教的功能体现了人文教育的功用。理论层面,“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与“内圣外王”的辩证人格两大中国传统哲学要义,为诗教培养人文素质提供了理论之源。实践层面,诗教对高师生人文素质培养的价值定位、内容选择和方法运用,都提供了直接的参考与借鉴。如何定位诗教视域下高师生人文素质培养的现实需求?通过对诗教名师G老师的生命叙事研究,从动因阐析和要素解析两个方面,探寻基础教育实践中,诗教对提升人文素质与教师专业发展产生的可能影响;通过对G老师生命叙事的反思,构建诗教视域下高师生人文素质培养的理想样态,即以诗为教的心理诉求和以诗化育的人文课程,以适应其人文素质发展的个体需求,为未来职业发展提供可行的理论和实践依据。针对现实需要,诗教视域下高师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基本路径可由构建诗教人文课程、开展诗教人文活动两部分构成。其中构建诗教人文课程是重点,包含了设计依据、设计原则、内容选择和组织形式四个方面:诗、礼、乐关系之辨和诗教美育分别构成了诗教人文课程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民族性、辩证性、系统性和超越性为课程设计的四大基本原则;课程内容在选择时应以诗教为导向,同时必须依据高师人文教育的目标和基本内容,具体表现为渗入式课程、融入式课程与专门性课程;诗教人文课程的组织形式分为学科课程形式、核心课程形式和拓展实践形式,三种组织形式相辅相成,取长补短,以此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高师生诗教人文课程体系。除课程构建外,开展高师生诗教人文活动也是一条基本路径。挖掘活动中的诗教美育因素、注重活动过程中的诗性体验、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构成了诗教人文活动的开展过程中的三大基本理念。在建构“诵读省”为特色的诗教人文活动时,要引导高师生通过吟诵感受经典诗词的艺术之美,通过阅读体悟经典文化的意蕴之丰,通过自省书写精神成人的生命之思,以提升高师生的人文素质,更好地适应未来教师的职业角色。

贺电^[3]（2017）在《清代书法与政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选题以清代书法与政治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有清一代书法的发展演变以及与书法相关的政治背景、政治制度、政治举措两条线索为主线,着重从政治的角度深入研讨清代书法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七个部分:一、对中国古代书法的政治功能进行概括性研究。文字书法在其形成之初即具有了政治实用性和政治教化功能,并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得以深化。书法在各朝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相关政治因素对时代书风形成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二、研究明末清初“雄强”书风的崛起及其“政治反叛”倾向。“雄强”书风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性因素,主要代表书家傅山、朱耷、王铎等人的书风与当时的主流书风相比具有鲜明的“反叛”倾向。三、研究康熙皇帝书法的政治功能。康熙书学思想及书法风格的形成具有政治性的动机和丰富的政治功能;御制刻帖、颁赐御书,及南书房的设立等与书法相关的举措具有不同的政治功能;书法在文官铨选制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四、研究清代馆阁体的政治功能。政治因素对馆阁体在朝野上下的盛行具有特殊的历史推动作用,其代表书家在朝廷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地位;馆阁体的艺术特征本身即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我们应辩证地看待馆阁体的政治作用。五、研究“扬州八怪”民本思想及其“反动”书风的政治意义。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将可贵的民本思想与对黑暗统治的反抗与鞭挞完美融入书法艺术创作之中,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反动”的书风,对当时的社会改革、民族觉醒起到了深刻的启蒙作用。六、研究清代碑学的勃兴及其政治反抗性。廓清“碑学”与“帖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挖掘碑学勃兴以及碑学书论的“政治反抗”性质。七、研究清代翰林官、中书、笔帖式等善书职官群体的书法职掌与政治功能。这些善书职官群体是清政府书法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有力推广者,所承担的职责是极庄重严肃的政治行为,文字书法与皇权意志融于一体,最大限度地实现朝廷文化理念和国家统治意志。

何薇^[4]（2017）在《欧阳询书史形象建构论》文中研究说明欧阳询的书史形象,是欧阳询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建构的整体的艺术形象。他通过自己的书法专论,阐释了这种形象;通过自己传世的书法作品,展示了这种形象。对这种书史形象,后世的书论史和书法美学史仅介绍其某些书论观点,书史着作和专题论文仅介绍其某些艺术特点和一般成就。本篇学位论文则结合其书论与书艺,总结和概括其书史形象的整体特点,分析其书史形象整体特点的形成原因和展现层面。作为一位活跃在隋唐之际的书法家,欧阳询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是承前启后的。他植根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家族文化和师道文化,立足于自南北朝经历隋代而至初唐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趋向,承续了隋代南北兼容的书法意趣,通过自己的书法创作实践和书论研究,对于书法艺术的美学特质、创作规律、艺术风格及鉴赏标准,都做了深入的阐释,并在其创作实践中具体体现了南北兼容的美学追求,从而开启了唐代尚意重法的一代新风,并对此后中国书法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欧阳询书史形象的这种建构,绝不仅是后人所直接概括和平面介绍的那些零碎的几个点和面,而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与南北朝以后中国书史演变的大背景和自隋代开启的书风流变,与书家独特的人生经历都息息相关,而集中展现在书家的创作实践和书论研究的诸多层面。这些层面,都紧紧围绕着“重法尚意”这一美学核心,从而建构起他的书史形象。本篇学位论文对欧阳询书史形象建构的研究,既汲取中国古代哲学偏重于实践理性的特点,宏观把握自南北朝至隋唐之际文化和书法演进的大背景,微观分析欧阳询历仕三朝的人生经历,以纵向分析“为什么”,即其书史形象建构的主客观原因;又在考释其存世书作和书论的基础上,从本体论、文本论、建构论、比较论、风格论五个方面,横向分析其“是什么”,即其书史形象在具体展现时,所紧紧围绕的兼容南北和尚意重法这个核心;再从影响论层面纵向探讨“怎么样”,即其书史形象的历史价值及对后世的影响。这种纵与横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兼顾,更有利于揭示出欧阳询书史形象中美学思想的独特性。兼容南北、重法尚意,既是对欧阳询植根于时代书法文化走向和基于个人艺术实践、艺术思想精髓所建构的书史形象的科学揭示,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美”的审美情趣的另一种表述。

徐艳兰^[5]（2016）在《中学语文非篇章写作教学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的语文教学面临着一个深刻的转型,从真语文的讨论到语文教材中关于鲁迅文章的取舍问题的讨论再到语文教材版本问题的讨论,都把语文教育改革摆到了世人的面前。写作教学作为语文教学的重镇,受到的非议也颇多。许多人认为传统的篇章写作已经不能适应学生多样化的写作需求了,尤其是在数据化、网络化的时代,人们表达自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人人随时都可能成为网络写手,整个时代快要进入到一个全民作家时代。中学语文非篇章写作教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出来的一种新型的写作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的提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智力理论、兴趣学习理论、新课程改革理念以及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的。本文主要围绕非篇章写作教学问题的提出、非篇章写作教学的理论探索、四种基本类型的划分、以楹联为个案的实证效果检验、教学模式的评价,以及结论六部分展开。重点论述了非篇章写作教学的概念及其四种基本类型:文本之花、言语之实、文化之根、现实之叶。并且将中学语文非篇章写作教学的理论构思付之于教学实践中,在教学实践中验证理论,以学生的实际作品和写作成绩的提升为参照。因而本文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经过实践检验,我们发现非篇章写作教学与传统的篇章写作教学方式互补的同时,又具有其自身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作为一种独立的写作教学方式,在未来的写作教学领域中必将开拓一片沃土。

冉祥华^[6]（2015）在《丰子恺美学与艺术思想的佛学意蕴研究》文中认为丰子恺作为佛教居士,其人其艺其文综合地体现着佛家文化的影响,他用佛学特有的“清静心”、“同情心”等来论述美学和艺术问题,表现出强烈的提挈中国佛学的学术诉求,成为中国艺术史、美学史上的奇葩。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丰子恺“具有佛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有学者“为贤者讳”,强调“佛家思想在丰子恺思想中并不占主流地位”,“认为丰子恺受佛教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根本上是方向性的错误”。那么,丰子恺究竟从佛学中接受了什么?佛学影响之于丰子恺必然是消极的吗?佛学经过怎样的认同、消化、吸收和改造才“镜花雪月”般融入其美学与艺术思想的呢?丰子恺皈依佛教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近代以降,中国佛学由出世向入世转向,对丰子恺的精神生活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丰子恺皈依佛教成为在家居士,是其在新旧文化冲突和双重人格纠缠中作出的最合乎情理的选择。丰子恺皈依佛教最直接的心理动因,是其对无常之恸的深刻体悟与慧解。如果说丰子恺认为“宗教是对人的终极关怀”,那么,毋宁说他是由“终极关怀”而走向宗教的。他的生活方式是隐逸性的,其内心深处与世不谐的疏离感,也驱使他逃避世俗,亲近佛学。青年时期的人文环境以及师友间的交往,对其佛教心理的展开起着重要的暗示作用,弘一法师、夏丐尊、马一浮的影响尤甚。丰子恺推重佛学,是受弘一法师的影响,但他的佛学思想比较驳杂,净土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等,在他的身上都有所体现。与弘一法师“直下信入”不同,丰子恺是智信而非迷信,他信佛目的不是为了成佛而是为了修心,“以精神生活代替物质生活”。在他眼里,佛只是一种最高的人格境界。佛学讲“空”、讲“无我”,“无我”首先要抛弃“我私我欲”的贪念,正是在这一基点上,丰子恺毕生笃守着佛家信念,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着个人的品性修炼。丰子恺始终对佛教中的迷信部分是否定的,他强调直接用心灵与佛陀精神进行对话,去理解佛陀物我一体的慈悲心和四大皆空的基本义,这无疑与“五四”时期对待宗教的态度是一致的。从1927年皈依佛教至1937年抗战爆发,丰子恺的人生旅途由而立之年迈入不惑之年。恰恰这关键的十年,佛学走进了他的精神生活并成为他自我对话的重要话外音。正是佛学这一系统而完整的思想体系,滋润了丰子恺的心灵,伴随他走过了这段人格整合、人生观确立的关键期。在佛学思想的滋润下,丰子恺深刻地咀嚼、体悟人生,形成了他随缘自适的处世方式、生死豁达的生命感悟和超然入世的人生态度。丰子恺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的特殊经历,使其美学与艺术思想涌动着浓重的佛学思想潮汐。作为传统的中国现代文人,丰子恺在会通中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了以“绝缘”为径、“同情”为要、“童心”为本、“趣味”为旨的人生艺术化美学思想。人们发现,丰子恺的佛学情愫像血脉一样贯穿于他的四大美学与艺术思想板块中。虽然丰子恺在论述美学与艺术思想时,很少提到佛说,但是,从他对一些核心范畴的使用和布排,特别是从深层理路上看,运用的却是典型的佛学思维方式,绝非老氏和孟氏所能涵盖。他用佛儒混杂、通俗化的美学语言,诉说着“人生的苦闷”和“艺术的生活”的审美理想。丰子恺的“绝缘说”要义有三：一是“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二是“看见的是孤独的、纯粹的事物的本体的‘相’”；三是“远尘离垢”、“剪断世网”,以绝缘的即艺术的眼光看世界,实现生活的艺术化。此三义皆有深厚的佛学背景。从佛家禅定、真如、慧眼等切入,可见“绝缘说”实乃丰子恺基于中西合璧的学术理念,而为中国佛学寻找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可行路径,其中颇有将西方美学佛学化、生活化的用心在焉。丰子恺对“艺术同情”的理解,深受立普斯“移情说”的影响；但从根本意义上讲,其核心精神实乃大乘空宗的“不二法门”。在阐释“气韵生动”即充分的“艺术同情”这一最高的心境时,丰子恺始终围绕“心”与“境”的关系而展开,这正是佛学中“心识”对“境相”的充注性和能动性。丰子恺对“绝对精神”作出的泛神论阐释,其文化渊源不是西方神学而是中国佛学。魏晋南北朝中国僧人本体论哲学意义上的形神之辩,对其艺术理论和创作有着源头性的影响。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对“仁”的阐发,实乃文字上取资于儒、内涵上则指向于佛。仁者,佛家“觉悟境界”之谓。丰子恺对“童心”的理解,既包含老庄的“自然之性”、孟子的“先验道德本心”,更包含佛家的“真如本性”。《大乘起信论》对“真心”的理解与阐释,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丰子恺对童心丧失与复得的考察,运用的是典型的佛学思维方式,同时也留下了心学前辈援佛入儒的痕迹。丰氏论童心较接近王阳明,而与激烈反抗旧儒的李贽有明显不同。丰子恺信奉净土宗而非禅宗,但与晚明文人类似,他亦在会通儒释基础上取禅学之旨,追求“适性自乐”的审美情趣,推崇“率真自然”的审美品格,所以他以“返本还源、回归自然”为核心的“童心说”的美学意味也彰显出来。丰子恺对“趣味”的理解,受康德“审美无利害关系”的影响；但其核心精神则是与禅境、禅趣相通的。禅宗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不仅铸造了丰子恺“艺术的生活”的人生态度,而且还内化为比较稳定的审美心理结构。禅学如同“集体无意识”的文化酵素,以濡化、醇化的方式浸润、弥漫在丰子恺“趣味”范畴和“艺术的生活”命题之中。他结合佛家“苦谛”诉说“人生的苦闷”,由厨川“苦闷的象征”推出艺术的“无用之用”和“艺术的生活”的审美理想。在他那里,“人生的苦闷”的艺术解脱与“人生的苦闷”的宗教解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之所以大谈“人生的苦闷”的艺术解脱而不谈“人生的苦闷”的宗教解脱,实乃“曲径觉人”。丰子恺作为佛家居士,确有浓重的佛教文化情结,他倾半生精力创作六册《护生画集》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护生画集》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其中倡导的“慈悲为本,泛爱万物”、“因果报应,力修善业”、“素食惜福,乐善布施”、“极乐净土,心行俱净”等佛家思想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对当前的自然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由于《护生画集》护生观立论基础固有的缺陷,使其面临不可回避的理论困境,因此也遭到柔石、曹聚仁等人的尖锐批评。丰子恺从马一浮对理事关系的认识出发,从“护生即护心”的角度予以辩护。他将护生视为人格修养的一种方式,试图通过审美涵养人的慈悲心、同情心,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他为《护生画集》所作的学理辩护启示我们：当前的生态美学研究应当把自然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结合起来,倡导“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生态人文主义”；生态美学是人学而不是科学的生态学,它的根本旨趣在于人的精神层面：进一步说,生态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存在论美学,“存在”比“生态”更适合成为它的本体。

汪文学^[7]（2015）在《扬雄论—兼论扬雄学术和文学对六朝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扬雄论——兼论扬雄学术和文学对六朝的影响”为题,其论域有二:一是关于扬雄学术和文学及其影响研究,二是关于六朝学术与文学之渊源研究。通过对扬雄学术、文学与六朝之间的渊源影响关系的研究,尝试提出“六朝学术和文学始于扬雄”的观点,具体分七章若干节,其要旨如下:六朝学术和文学起始于东汉末年,抑或是西汉末年,这是本文讨论的关键问题。近代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六朝学术和文学始于东汉末年,或以其时之马融为转变时代风气之关键人物。亦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两汉之际的学术文化风尚之变化,及其对六朝学术和文学的影响,关注到扬雄在其中的引领作用。本文第一章“六朝学术与文学之起始:东汉末年抑或是西汉末年”,列举并评述近代以来学者关于六朝学术和文学之渊源的若干观点,提出“六朝学术和文学始于扬雄”的“假说”,以为六朝学术和文学之渊源有远源和近源之分,其近源在东汉末年,其远源在西汉末年,在扬雄。本文第二章“汉晋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之大势和扬雄影响六朝学术、文学的个人可能性”,从士风、学风、文风三个方面概述汉晋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之大势,讨论扬雄在此发展大趋势中的引领作用。侧重探讨扬雄影响六朝学术和文学的个人可能性。认为其独特的家族背景和家庭生活养成了他的寂寞清静和深沉之思,具有“异端”特质的师友网络培植了他思想中的“异端”特色,富于“边缘活力”的地域环境涵育了他的创新精神。此三个因素决定了他具有引领和影响六朝学术、文学的个人可能性。六朝士人新风尚主要体现在通悦、雅远、旷达诸方面,此与汉代崇尚经明行修、讲求砥砺名节之士风甚为不同。在汉晋士风之变迁过程中,扬雄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本文第三章“企慕玄远:扬雄与六朝名士风范”,讨论扬雄之人生行事、性情好尚、人生哲学、处世理念、人生理想,及其对六朝名士风范之形成的影响。以为扬雄在人生行事上的简易佚荡,性情好尚上之一往情深,人生哲学上之明哲保身,处世理念上之俟时而动,人生理想上之安贫乐道,是对个体自由生命和生命真实情感的珍爱与重视,此与汉人之精神风貌大有区别,而与六朝名士风范有诸多相似之处。并以陶渊明为例,通过陶渊明与扬雄之间的知音相赏关系之个案研究,呈显扬雄与六朝名士风流之间的渊源影响关系。本文第四章讨论“扬雄的学术渊源与方法创新”。在概述扬雄学术研究的大背景和小环境之基础上,探讨扬雄学术思想之远源和近源,重点讨论他在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上的创新。认为扬雄以圣人姿态从事着述,提出“因革”、“损益”、“新敝”诸论,其儒道兼综的学术取资和出入今古的学术取径,皆有明显的“异端”特色。以“不述而作”为核心的创新意识,以“约卓简要”为核心的博通取径,以“玄思大义”为内容的思辨精神,使他成为汉代章句之学的掘墓人和六朝学术、文学的开创者。扬雄于六朝学术、文学的引领是多方面的,本文第五章“扬雄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六朝学术的影响”,选取扬雄学术思想中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如尚智论、太玄论、品藻论、乡土意识与地域观念等等,研究其与六朝学术的渊源影响关系。以为扬雄的尚智论,直接启发了六朝文人的理性精神;扬雄的太玄论,特别是其玄思方法,对六朝玄学有重要影响;扬雄的品藻论,于六朝时期影响深远的人物品鉴活动,特别是对刘劭《人物志》,有直接影响;扬雄浓厚的乡土意识和地域观念,对六朝时期自觉地域意识之形成,有重要启示;他的《蜀都赋》、《蜀王本纪》、《扬氏家谱》,于六朝地记、郡书和谱牒的创作,亦有较大影响。本文第六章“扬雄文学创作与六朝文学之新变”,以为扬雄是“文儒”传统的开创者,他在两汉文学史上之转折意义和在中古文学史上的起点意义,在于他对文的偏好,对文的重视,有意为文的态度,以及其文士与儒士合二为一的“文儒”身份。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从“语言”到“文言”至“古文”之演进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法言》为例,阐释扬雄文学简涩深雅之文体特征,归纳其有意为文的几种形式,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的“陌生化”理论,阐释其有意为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本文第七章“扬雄文论与六朝文学理论新观念”,重点研究扬雄的“明道”论、“玄思”论和“赋神”论对以刘勰为代表的六朝文论家之影响。以为扬雄的“明道”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承上启下之意义,对《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说,有重要影响。以为扬雄的“赋神”论和“玄思”说,对刘勰《文心雕龙》之“神思”论,有直接影响。本文从士人风范、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等方面,研究扬雄与六朝学术、文学的渊源影响关系,论定扬雄学术思想之影响,彰显六朝学术和文学的渊源,证实“六朝学术和文学始于扬雄”这个学术“假说”。

柳伟^[8]（2012）在《康有为欧洲游记研究》文中认为康有为是一位历史名人。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世人正是通过这场运动才知道他。历来人们评价他，都喜欢以维新变法运动为分界线，认为维新变法和维新变法之前的康有为是进步的，对历史的发展起这积极的作用，大部分人都肯定这时的康有为。但是人们对他流亡海外的所作所为都持批判态度，认为他是保皇派，在开历史倒车。其实流亡海外后，特别是到欧洲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写下了许多游记，提出了许多救国救民的新主张。他提出了经济救国的方法，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基础雄厚了，这个国家才能摆脱别国的侵略，才能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此外他还认为欧洲那些些国家也没什么了不起，有许多地方不如中国，大大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当然他也有一些保守，或者说是落后的地方，比如他坚持保皇。康有为的欧洲游记对我们研究当时的欧洲和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并且还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本论文分三部分：首先介绍了康有为出游欧洲的原因以及他出游的一些基本情况。其次阐述了康有为的欧洲游记体现他思想上的哪些变化。第三分析了康有为欧洲游记的价值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张清河^[9]（2012）在《晚明江南诗学研究》文中认为晚明清初是中国诗学鼎盛的时期。本文以江南诗学为研究对象,对晚明诗学现象、诗学进程作尽可能深入的解读和阐述,以期将明清诗学还原为一个生命整体。明代文学发展的重心由北向南转移,至晚明,江南文士完全成为文坛的主体。他们尽管不如王世贞才富学赡,不如袁宏道穷新极变,亦不如钟、谭矫异抉幽,但秉承世家“隐读”传统,以才艺相尚,客观上形成了金陵、杭嘉湖、苏松常三个较大的区域诗学群体,并在日常交往中,与“后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相游处而不失主见,相讨论而不瘟不激,相砥砺而清雅自况,以其独立的诗学品格,铺垫了一条从摹古通向融今、从格调通向神韵、从全面宗唐通向合理祧宋的稳健途径,为清诗的全面发展及理论成熟作出了巨大贡献。全文共分导论、七章主体部分与结语：导论介绍研究缘起、研究对象界定、研究现状及创新之处。主体部分内容如下：第一章回顾“文学江南”与“江南文学”传统,通过回溯“江南”空间意象沿革的历史,说明晚明江南发展为以金陵、苏州、杭州为城市中心的三大区域具有必然性。通过梳理江南文学发展史,考察“江南文学”经过六朝、南唐、南宋、元末明初阶段持续沿“诗缘情”文学特征发展、最终才得以形成以“绮靡”为主流的诗学格局。第二章探讨晚明江南诗学背景。晚明政治、经济、科举、书籍行业以及家庭教育等都呈现出与明代前中期不同的面貌,构成了江南诗学的生成背景,促成了晚明诗学的高度繁荣。第三、四章,按照文学“四要素”的理论,概括介绍晚明江南诗学的世家主体论以及“尚博、崇艺、主情”的作品特征论；选择社会或文化“风气”作为考察视角,探讨晚明江南诗学的品评风气；这种热衷于品评的风气,也是江南诗学容易结成群体的重要原因。第五至七章是本文的重点,分别论证“金陵诗学群”、“杭嘉湖诗学群”、“苏松常诗学群”的群体诗学活动、诗学特征以及主要代表的诗学思想。第五章以《金陵雅游集》的作者、三位魁元诗人为代表,分别探讨焦竑、顾起元、朱之蕃的诗学活动和诗学思想。焦竑主张博雅,在晚明多元的诗学格局中自成一家；顾起元主张神理,将变雅变声导入中和雅正之途；朱之蕃通过其诗学编辑活动,初步改变了“诗以初盛唐为宗”的格局,将中晚唐诗人纳入理论畛域。第六章探讨浙西杭嘉湖诗学具有更典型的世家结社、鉴藏、参禅、着述等群聚特性,形成了“古雅”、“侧艳”的群体诗风。冯梦祯疏朗通脱的诗学观念、黄汝亨清妙醇雅的诗学理想、周履靖情景事意的诗学法则、李日华平淡恬雅的诗学风格、朱国桢清丽雍容的诗学品格以及董斯张而绮丽自成的“吴下体”诗学实践,扩大了江南诗学的影响。第七章从两个传统解释苏松常诗学群体的整体面貌,一个是“吴派”浪漫主义艺术传统,一个是“东林复社”古典主义诗学传统,这两派成员其实同出一地,有交叉重叠处,但他们不同的生存形态决定了其诗学理论的整体性差异。“吴派”以王穉登、赵宦光、董其昌、冯时可、陈继儒为代表。游吟诗人王穉登,以“清嘉蕴藉”为宗尚；斋居诗人赵宦光,以“情性格调”为主张；董其昌追求真实平淡、“元神”丰融的艺术境界；冯时可重拾“后七子”风雅诗教学说；陈继儒反对后七子以“粗悍拗硬”之语压倒一世的作派,强调以真性情抒写“便娟轻俊”的“古今粹言”。“东林复社”以顾宪成、高攀龙、顾大章、魏大中、黄尊素、李应升、张溥、陈子龙等为代表。其中,顾宪成、高攀龙强调文以致用、学思结合；顾大章、魏大中强调自然化工、文道合一；黄尊素、李应升强调兴观以群、养气致静；张溥、陈子龙强调兴复古学,经世复雅。第八章为结论,晚明江南文士在北方诗学（“齐风”）与公安竟陵派诗学（“楚风”）的“裹挟”下,形成了其独特的清丽婉雅的诗学（“吴歈”）。晚明多元化的诗歌风气,使吴中士子先后笼罩在“后七子”、“公安竟陵”以及“云间派”的氛围中,其诗学是保持现状,还是寻求突变,种种矛盾困扰着他们。立场上“复古与创新”的矛盾、观念上“格调与神韵”的矛盾、对象上“宗唐与宗宋”的矛盾是三组主要矛盾。晚明江南文士主张各种“调和论”化解上述矛盾,他们以博学调和古今,以艺术调和韵调,以情致调和唐宋,在诗学互动、人才储备、思想酝酿等各个方面,为清初诗学的殿堂搭建了高水准的平台。

宋立林^[10]（2011）在《“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出版了他有名的《十批判书》,其中《儒家八派的批判》一篇是首次就《韩非子·显学》所谓孔子以后“儒分为八”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影响很大。对所谓“儒家八派”进行研究,实际就是对战国时期儒学传承的学术史进行探讨。不言而喻,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继郭沫若先生之后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再批判”,对早期儒学传承进行系统研究、理性反思,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条件完全成熟。一部儒学思想发展史就是孔子思想在不同时代被阐释、诠释的历史,而以“儒家八派”为代表的先秦早期儒家正是这一阐释、诠释历程的开端,也是孔子思想得到第一次深化的阶段。早期儒学乃儒学之根与源,因之早期儒学之研究,自古迄今,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儒学研究者自然不能不涉猎或研究早期儒学。也许正因如此,早期儒学研究才最为纷杂、繁复。然而,追溯根源,观点之对立实际源于材料之缺乏与问题之重要的张力。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回顾了“儒家八派”的研究历史,指出该问题研究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待发之覆,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就出土文献与“重写学术史”的关系,“疑古”与“走出疑古”之争,“二重证据法”与所谓“顾颉刚难题”等进行了分析,并就学派研究的陷阱和可能阐述一己之见。第二章对“儒家八派”的出现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究。欲探求孔门后学之分化原因,必须将之放在儒学发展史的宏观视野和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我们不仅要弄清楚战国时期儒家分化的内因,也要考察其不得不分化的外缘。所谓内因是指孔子思想之发展性、丰富性、多歧性与孔子教学之开放性和包容性；所谓外缘是指儒学思想的传布与地域文化的渗透；先秦社会的转型与思想学术的变迁和诸子百家对儒学的思想挑战。第三章对“儒家八派”的以往旧说予以辨疑与考证,对韩非“儒分为八”说的问题予以揭示,指出该说并非对孔子之后儒家分化情况的“事实陈述”和“系统总结”,其目的在于批评儒家内部之分裂,借以鼓吹其思想专制之主张,因此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其说不存在一个“标准”,不具有严格的“顺序”,有一定的随意性,这“八儒”可能只是众多儒门学派中的一部分。所谓“某派”,乃是后人之划分,并非当事人之自称。他们皆自谓“真孔”,主观目的在于传承和弘扬师说,而非组建新的学派。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因各有门徒而组成不同“学派”,思想主张容有不同,但其问之关系,却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有影响,互相融摄。本章对“儒家八派”中的子张的里籍及其与曾子、子游等之关系问题进行了新探；对思孟学派的问题进行分疏,对子思之生卒、师承问题进行了考辨；对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的相关问题予以考论；对孙氏之儒与公孙尼子,乐正氏之儒与乐正子春的关系进行了新证。第四章利用《孔子家语》与大小戴《礼记》对“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往有关“儒家八派”的研究,往往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对许多古代文献视之为“伪书”,弃而不用,至为可惜。如《孔子家语》和大、小戴《礼记》等保存儒家八派的文献最为丰赡,价值最大。不过,由于这些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如果利用来进行儒家八派的研究,必须经过认真考辨。我们利用这些文献,分别考察《礼记》之“子思四篇”与子思之儒；《孔子家语·颜回》与颜氏之儒；《孔子家语·入官》和《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与子张之儒；《孔子家语·儒行》、《礼记·儒行》与漆雕氏之儒；《礼记·祭义》、《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与曾子、乐正氏之儒等,有助于推动诸多疑难问题的解决。第五章利用新出土简帛文献对“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竹简、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等一大批新出土的简帛佚籍提供了关于儒家八派的丰富信息。我们主要就简帛文献与思孟学派的关系,《君子为礼》与颜氏之儒,《忠信之道》、《从政》等与子张之儒；《仲弓》与仲弓；简帛文献中的子贡,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子易学传承问题等予以讨论,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春法。第六章是结语部分。纵观整个早期儒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儒学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的多元嬗变历程。第一个“合”,是指孔子思想作为一个整合的“体系”,其后便经历了其弟子的不同方向的分化；第二个“合”,是指子思对于孔子弟子思想的综合取向。而子思作为孔子的裔孙,地位特殊,思想创造力巨大,他与孔子弟子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他是曾子的弟子,还可能与子张、子游、子弓、有子、子夏等有密切关系,甚至是师承关系。在子思那里,儒学实现了第一次分化后的综合。子思对孟子的影响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而他又可能与世子、公孙尼子以及战国后期的荀子等存在密‘切关系。子思在战国早期占据了儒家群体的中心位置,是当之无愧的儒家领袖。

二、寂然凝虑 思接千载——《康有为评传》读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寂然凝虑 思接千载——《康有为评传》读后（论文提纲范文）

（1）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诗教视域下高师生人文素质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书法与政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欧阳询书史形象建构论（论文提纲范文）

（5）中学语文非篇章写作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丰子恺美学与艺术思想的佛学意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扬雄论—兼论扬雄学术和文学对六朝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康有为欧洲游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晚明江南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寂然凝虑 思接千载——《康有为评传》读后（论文参考文献）

• [1]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D]. 邹广胜.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诗教视域下高师生人文素质培养研究[D]. 苏静.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3]清代书法与政治研究[D]. 贺电. 吉林大学, 2017(03)
• [4]欧阳询书史形象建构论[D]. 何薇. 西安美术学院, 2017(10)
• [5]中学语文非篇章写作教学研究[D]. 徐艳兰.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16(07)
• [6]丰子恺美学与艺术思想的佛学意蕴研究[D]. 冉祥华. 山东大学, 2015(12)
• [7]扬雄论—兼论扬雄学术和文学对六朝的影响[D]. 汪文学.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4)
• [8]康有为欧洲游记研究[D]. 柳伟. 江西师范大学, 2012(03)
• [9]晚明江南诗学研究[D]. 张清河. 武汉大学, 2012(06)
• [10]“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D]. 宋立林. 曲阜师范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