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金的基本现状

一、中国年金的基本现状（论文文献综述）

刘雪^[1]（2021）在《信号博弈视角下企业年金参保的人力资源收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永虹^[2]（2021）在《长寿风险对商业养老年金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

胡诗文^[3]（2021）在《泰康养老山东分公司团险市场营销策略研究》文中指出

朱昕颜^[4]（2021）在《专业养老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截止2019年底,我国保险行业在保费规模、赔付效率等方面再创新高,取得优异的成绩。在整个保险行业内部,产寿分工明确,产险业务发展相对成熟,寿险业务仍处于持续发展的阶段,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随着社会需求的转变,“养老”、“健康”等问题逐步成为居民关注的焦点,这种现象激发了寿险公司对产品的创新性。寿险公司产品种类虽多,但其经营的业务板块区分明显,故寿险公司将业务量较大板块独立出来成立专业经营型的保险公司。2004—2010年间先后有5家专业养老险公司成立,2014—2017年间我国银保监会又批复了3家专业养老险公司成立,说明我国专业养老险公司被市场所看好,处于不断发展和丰富的阶段,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因此本文选择专业养老险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通过梳理保险公司经营效率测度方法、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专业养老险公司的相关研究等国内外文献,发现DEA-Tobit对专业养老险公司经营效率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适用性较强。首先对专业养老险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分析,旨在找到其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其存在的问题本文更深入的剖析其经营状况,也即是量化专业养老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并找出影响其经营效率的主要因素。故实证部分分为两个板块进行研究,以各学者所使用的指标体系为参考选取员工薪酬、固定资产、经营费用作为投入指标,承保净收入与年金管理费用之和、营业利润作为产出指标,通过DEA测算出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值。再将三个效率值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结合专业养老险公司的经营状况选取投资收益、保险业务收入占比、规模、基本养老险缴费额、老龄化人口比例5项可能影响专业养老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进行Tobit面板回归。通过DEA对经营效率的测度发现,专业养老险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有效值,其中代表公司管理与技术水平的纯技术效率值较高,导致综合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偏低。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投资收益、保险业务收入占比、老龄化人口比例三个变量对经营效率有正向影响,规模、基本养老险缴费数额对经营效率有负向影响。最后基于对DEA-Tobit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平衡经营费用,优化人力结构,找准市场定位等提升专业养老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建议。

孙小雁^[5]（2021）在《中国城乡老年人收入：个人、家庭和政府的作用》文中提出中国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达2.64亿,占人口总量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1.9亿,占13.5%。121世纪中叶以后,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可高达30%-50%。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代际赡养关系和老年人的养老带来空前严峻的挑战。老年人由于生理机理衰退,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收入将逐步减少乃至丧失,另一方面他们的基本医疗与长期护理需要将显着增加,如果家庭转移支付与公共转移支付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基本收入,他们极易陷入贫困。论文将重点研究个人、家庭和政府三大主体对城乡老年人收入来源、收入差距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和作用。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镇户籍之上附加了各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与劳动就业政策,使得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在收入结构、社会保障和养老模式等方面呈现出非常显着的差异。伴随着子女数量减少和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代际赡养关系受到极大挑战,农村以家庭供养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冲击。城市化进程导致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向经济更发达的城镇聚集,农村老龄化程度和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城镇,家庭成员将难以向农村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的照料。虽然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已经从主要面向城镇居民提升为覆盖全民,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等正在向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但是,城乡老人的收入差距和养老保障水平差距仍然相当悬殊。为进一步研究近十年城乡老年人收入变化和收入差距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城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收入开展研究,重点考察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两个群体的收入水平、来源和决定因素。第一,论文根据老年人收入来源的三个不同主体,将总收入划分为来源于个人的收入、来源于家庭的收入和来源于政府的转移收入。对近年来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收入来源的变化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按城乡、区域等不同维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间,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在城乡、区域、年龄段、性别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最大,收入结构差异也非常显着。第二,论文分析了城乡老年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及相关因素对不平等的贡献度。本文采用各类不平等指数分别测算全体老年人、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老年人的收入差距,并从两个维度对收入差距进行分解。一是用泰尔指数对老年人的收入差距进行组间组内分解,二是按收入来源对基尼系数按不同收入来源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农村内部差距趋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显着缩小,结果总体差距缩小。在各类收入来源中,社会保险转移净收入对总收入的基尼系数综合贡献率最高。第三,论文对老年人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城乡总体老年人、城镇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的个体收入影响因素及变化趋势,包括个人自然禀赋和人力资本积累等个人相关因素,家庭相关因素,以及社会支持政策等方面的因素。结果发现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影响因素有显着差异,城镇老年人收入受社会保障制度影响较大,农村老年人则受家庭转移支付的影响较大。第四,论文进一步研究了近年来社会保障在缩小老年人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所起的作用,发现社会保障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对于维护社会公平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藩篱仍然存在,社会保障受益水平差距悬殊,城乡老年人来自社会保障的收入差距远高于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第五,论文对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老年人收入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比较研究。虽然各国国情有所不同,但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以及国民基本养老金的财政压力,在为老年人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收入保障方面做了很多制度改革,主要包括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维持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满足不同收入阶层的需求;基本养老金更加注重公平,实现收入再分配功能保证低收入者的经济来源;完善收入最低保障制度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贫困和患病的老年人提供托底保障等。最后,论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包括实施积极老龄化,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继续发挥家庭的支持作用,提升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平性与效率;加大对未来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投入;以及提升中国人口生育率,减缓人口少子老龄化进程等。

周芸^[6]（2021）在《基于感知价值视角的个人年金保险购买行为研究》文中认为个人商业年金属于世界银行提出的养老保障“三支柱”的支柱之一,国内外均把个人年金保险纳入到养老保障体系中,使得个人年金保险在各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但由于商业年金保险在我国的发展较晚,个人年金保险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仍然不足。投保人在购买个人年金保险时,会感知其所获得的收益及所付出的成本,并对此进行比较和权衡,从而产生一个主观评价,这个评价的高低优劣与投保人购买决策紧密相关。通常,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感知价值越高,其购买行为也会相应越强。基于此点,本文尝试从感知价值角度出发,通过构建感知价值模型,研究消费者感知价值对个人年金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本文将感知价值分解为情感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功能性价值和产品特征四个一阶维度,通过对一阶维度的分解组成的二阶感知模型,用以分析感知价值对个人年金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本文运用SPSS19.0软件对问卷调查获得的4949份有效问卷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在其他学者提出的概念和开展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感知价值分析模型。该模型基于三个自变量维度和一个调节维度,分别为情感性价值维度、社会性价值维度、功能性价值维度和产品特征维度。结果表明,以上四维度构成的模型可以有效的区分消费者在购买个人年金保险时的感知程度,通过该模型有助于保险公司遵循消费者期望推出或改进产品。2.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从个人年金保险产品投保人及意向客户中获得了调查收集的原始数据。利用该数据对感知价值模型的一维性、可靠性、有效性进行模型拟合与统计评估,除了描述性分析和主观判断之外,通过EFA和CFA的检验,证明本文提出的感知价值模型是有效的、可量测的。此外,CFA检验结果与EFA检验一致,情感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功能性价值和产品特征四个维度均表现出对感知价值具有显着影响,即与社会性和情感性价值相比,产品特征和功能性价值对感知价值的影响更大。3.本文得出的基于感知价值的认知可以更有效地理解消费者对个人年金保险产品购买决策的过程。

龚晓涵^[7]（2021）在《职业福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目前急需完成的目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447元。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有了新的要求,职业福利的社会化改革使得职业福利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功能,使其在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层次和多元化的。虽然满足多元化需要的途径多种多样,然而企业提供的职业福利成为满足人们高水平、多层次、多元化福利需要的重要途径。西方国家的改革实践证明国家福利的完善需要职业福利的有效补充,在员工保障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职业福利是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福利又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深化职业福利发展能够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在企业之间的各项竞争中,“人才竞争”的重要性和激烈程度日益提升,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要想获得核心竞争优势,知识型员工必不可少。许多企业管理者纷纷开始寻找留住和激励员工的方法,他们试图通过提高固定工资、发放年终奖金或改善工作环境等方式吸引员工,激励他们提升个人工作努力程度,进而提高企业绩效。但实践证明这些方式产生的激励效应并不长久,并不能对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西方发达企业和国内一些优秀企业的实践研究证明,职业福利在保证员工队伍稳定,引进优秀人才,保持员工忠诚度,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绩效和促进企业发展方面有显着效果,并且职业福利激励具有长效激励机制的特点。我国经济目前正从高速扩张期向高质量发展期过渡,企业间竞争逐渐加剧,但现阶段企业间竞争以经济形式逐步向人力资本形式发展,各企业为吸引和留住人才而实施一系列举措,职业福利就此走进管理者的视野。本文首先对职业福利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其次对职业福利、企业绩效的概念以及人力资本理论、需要层次理论、期望理论和双因素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结合相关理论以及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结果分析职业福利对企业绩效存在何种影响机制,提出对应的研究假设;考虑到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以2014年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中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STATA15.1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职业福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职业福利具有正向激励效果,实施职业福利能够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最后,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结合高新技术企业福利发展现状,对本研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任美如^[8]（2021）在《基于养老金收入视角的城乡老年人就业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养老保险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作为人们年老后获得收入的重要渠道,在提供收入保障、促进社会公平、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其也存在待遇水平低、多支柱养老金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我国老年人负担仍然较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处于正在建设的阶段,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决定了老年收入保障体制的城乡二元结构。从目前我国老年人就业的情况来看,年老后选择继续就业老年人并不在少数,这种现象固然有老年人为充实老年生活、实现人生价值而主动就业的情况,但其中也存在很多老年人由于养老金收入少、缺乏家庭支持等各种原因而被迫参与就业以获得收入上的弥补。而养老金收入是公民年老时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渠道,很有可能在老年人就业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对于相关政策制定以及缓解老年人养老压力都具有积极意义。在对我国城乡老年人就业现状进行了简单介绍后,文章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的数据来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就业率高的现状,并进一步分析在个人特征因素、地区分布、养老金因素下城乡老年人就业的差异状况。随后,文章通过建立probit模型研究各支柱老金收入与老年人就业的关系,结果发现,养老金收入的增加会显着降低城镇老年人的就业,但对农村老年人就业影响并不显着,其中,增加基本养老金收入会使得城镇老年人的就业率降低,而对农村年人就业的影响则不显着,此外,无论对城镇老年人还是农村老年人,其他养老金收入的增加均不会对其就业造成影响。因此,需要对国外相关经验进行分析,探讨讨国外在老龄化和老年人就业的背景下采取的收入保障和就业保障措施。在分析国外经验、结合实证结果的基础上,从完善多支柱老年人收入保障体系和配套制度建设方面提供相关建议,以期从多方面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实现积极、健康的老龄化社会,同时也期望养老保险的政策调整提供一些建议。

李黎明^[9]（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说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张维^[10]（2021）在《我国企业年金发展问题及路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社会进程的不断发展,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增加,新生儿出生率呈下降趋势,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全球老龄化危机的加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进入养老金体系改革浪潮中,在此背景下,世界银行提出了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理论模型。目前在我国,对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中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依赖较多,其占比远超第二支柱补充性养老金（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我国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逐渐加大,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养老金,提高替代率,以此来减轻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的承压。我国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金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首先分析研究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概况,从法律框架、缴存方式、税收政策以及资金监管角度来分析总结我国在企业年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包括企业年金覆盖率低、资产规模低、收益率稳定性低、替代率低以及社会认知度低等;并经分析研究得出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为企业参与性不足、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投资管理不规范、监管存在缺陷以及法律法规基础薄弱等;同时针对我国企业年金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对瑞典、美国及日本企业年金发展进行对比分析,如企业年金计划类型和税收政策、法律框架、监管情况等,总结其成功经验与需要注意的问题。通过对以上极具代表性的国家发展经验的借鉴,可以从企业的参与性、税收优惠制度、法律框架体系的建设、资金监管要求等方面给我国的企业年金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基于对以上国家企业年金发展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对我国未来企业年金发展路径进行优化:加强企业参与程度,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完善税收政策,提高企业建立年金意愿;优化企业年金资产配置,扩大投资范围;建立监管体系,强化企业年金资产监管;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促进企业年金发展。

二、中国年金的基本现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年金的基本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4）专业养老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城乡老年人收入：个人、家庭和政府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感知价值视角的个人年金保险购买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职业福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养老金收入视角的城乡老年人就业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企业年金发展问题及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年金的基本现状（论文参考文献）

• [1]信号博弈视角下企业年金参保的人力资源收益研究[D]. 刘雪. 湖南工业大学, 2021
• [2]长寿风险对商业养老年金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D]. 李永虹. 昆明理工大学, 2021
• [3]泰康养老山东分公司团险市场营销策略研究[D]. 胡诗文. 青岛科技大学, 2021
• [4]专业养老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朱昕颜.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5]中国城乡老年人收入：个人、家庭和政府的作用[D]. 孙小雁.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6]基于感知价值视角的个人年金保险购买行为研究[D]. 周芸. 浙江大学, 2021(10)
• [7]职业福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D]. 龚晓涵.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8]基于养老金收入视角的城乡老年人就业实证研究[D]. 任美如.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9]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10]我国企业年金发展问题及路径优化研究[D]. 张维. 西北大学, 2021